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
康生
（1938年1月28日）
〔说明〕此文刊载于中共的机关报《解放》刊物第二十九、三十期，作者是康生。
一、托洛茨基匪徒是日寇侦探机关最得意的工具
从芦沟桥事变以来，日寇对中国开始了新的大规模的强盗战争，这种战争的进行，一方面依靠着陆海空军、机械化的部队、新式的武器，另一方面依靠着公开的暗藏的侦探间谍、汉奸、奸细来进行。
侦探奸细本来就是日寇侵略中国政策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是日寇武库中久经考验的工具，这种工具在战争中是最凶毒最便宜也是最难防备的武器。从甲午战役到芦沟桥事变，在任何哪一次的事变中，都可证明侦探奸细间谍汉奸是日寇侵略中国的尖兵，进行战争的先锋。
芦沟桥事变后，随着日寇的陆海空军，飞机大炮坦克的军事进攻，各地的日寇侦探奸细到处活动，帮助日寇的军事行动，侦探我国军事政治经济的秘密；捣乱后方，帮日寇轰炸我国的城市居民，进行挑拨离间，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些侦探的活动，常常比几军几师的军队收效还要大的。
日寇在中国进行侦探工作，是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公开的使馆武官室、驻屯军的间谍机关，各地特务机关，有的是半公开的商店、会社、药房、报馆、照相馆、考查团、“文化机关”、妓院、浪人的各种团体，有的是收买利用亲日派汉奸等少数的出卖祖国的败类，来进行侦探间谍的工作。这些无耻的败类，卖国的汉奸，扮演着各种角色：有的公开的组织傀儡机关，建立侦探组织，如北平的汉奸潘毓桂公开的说：“说我是汉奸，是卖国贼，我都不怕。”所以，《抗到底》杂志立刻送了潘汉奸一幅有趣的对联说：“无耻近乎勇，有奶便是娘”。这种公开无耻的汉奸的面目是很容易识破的。然而，另外有一种汉奸，在日寇侦探机关指挥之下，不仅不公开暴露他们的汉奸面目，相反的，用各种方法，把汉奸的面目掩盖着，明明为日寇的侦探机关效劳，而他们却假借着反日的招牌，这种汉奸是不容易识破的。而托洛茨基匪徒，在日寇所称赞的“高明”技术掩盖之下，便成为这种暗藏的日寇侦探最出色的工具。
每个中国的同胞不会忘记：一九三七年五月一号华北日军部第二课长和知召集了一个各地特务机关的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中决定了日寇侵略山西的纲领，这个纲领为《申报周刊》在六月六日全部登出，而其重要的一条便是：
“戊、收买投机党派——如失意之共党一派，（托洛茨基匪徒早已不是一个政派了——笔者）宜假援助彼等之成功，可使在各地作利于帝国之各种活动，因此辈思想之华人，专能麻醉一般知识分子，以破坏南京之统一，彼等之工作技术亦甚高明，尤可得随彼等以学习工作，推进工作。”
在这个侵略山西的侦探纲领下，日寇每月津贴托洛茨基匪徒张慕陶五万元，要他组织所谓“新党”，来对付共产党，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张慕陶、陈觉生等汉奸共同组织汉奸侦探团体——丁丑同志会。张自忠率领着张慕陶等匪徒，在日本的津贴和帮助之下，以赴日考查团的名义，到东京去听受日寇的指示，以实现托匪卖国的阴谋。每个中国同胞不会忘记在西安事件和平解决之后，张慕陶等托匪分子，用各种阴谋欺骗煽动东北军反对中央政府，以至用挑拨暗杀的手段将抗日的将领王以哲杀死。（以上见《巴黎救国时报》一〇三期，北平，上海，张灿和裕生的通讯）
这些事实，本来是举国公知的。我所以要重复的提起，是因为日寇托匪这样严重的阴谋，在当时还没有引起全民族的警惕，还没有引起全中国人民一致起来在各方面铲除托洛茨基匪徒。因此，使万恶的死有余辜的托匪黄公度、李血泪等民族叛徒，在芦沟桥事变全国抗战之际，利用广西的军队开赴前线抗日之时，在广西组织叛卖祖国、破坏抗战的阴谋叛逆的行动，公开的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在托匪黄公度叛逆之前，还有人认为托洛茨基匪徒只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敌人，那末在这次叛逆案之后，全中国有天良的同胞，就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匪徒不仅是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敌人，而且是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日寇破坏中华民族解放自卫战争的暗探走狗。可是这只日寇的探狗，常常蒙着一身羊皮，常常是挂着“反日”的牌子，它使用着日寇所称赞的”高明技术”、“麻醉的方法”，来为“有利于帝国的活动”，因此有少数人常常不易识破他们，受着他的蒙蔽，这样托洛茨基匪徒就成为日寇灭亡中国的得力工具。
二、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
为什么托洛茨基匪徒堕落到道德沦亡，人格扫地，天良丧尽，死有余辜的地步呢？
为什么托洛茨基匪徒堕落到叛卖祖国，甘作汉奸、日寇走狗、公敌的地步呢？
要答复这点，就必须知道：什么是托洛茨基主义？
托洛茨基主义的实质，远七八年以前，斯大林同志在其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的信中，早已很清楚的指出：“事实上，托洛茨基主义乃是反革命资产阶级在其进行反共产主义，反苏维埃政权，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斗争中的先锋队。”
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指示，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在今天看来，更是特别显而易见的。因为经过了苏联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暗杀总部案和一九三七年一月审判反苏联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已经将托洛茨基匪首和他各国的门徒为法西斯蒂效劳的罪恶活动作了一个总结，在这两次审判案中，将他们的纲领和手段完全揭露出来。
根据托洛茨基匪首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给托洛茨基平行总部的指示信和平行总部中的分子的自供，托匪的纲领和手段主要的是：
一、凭借德日法西斯蒂的外力，推翻苏维埃政府夺取政权，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恢复到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在他给托匪的平行总部的信中很清楚的说：
“须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取得政权后，如不使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相当范围内适合于资本主义列强制度，则无法维持此政权。”因此，“容许德日两国资本自由开发苏联”，“放弃工业化集体化政策”，“解散集体农场或容许自由退出集体农场”。
托洛茨基这种对法西斯蒂的投降，即使拉迪克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说：
我与皮达考夫读完这个指令后，认为这个指令已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之活动作了一总结，并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严重的指出：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之政权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权。（以上所引均见中苏文化协会出版之《托洛茨基匪徒危害苏联案》第二、三页，拉迪克供词。）
二、勾结外敌，割让苏联的领土——托洛茨基为了借助外国法西斯蒂的力量，以武装干涉的手段推翻苏维埃政府。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亲自告诉皮达考夫，他与德国国社党领导者希特勒的代理人格斯进行了谈判，订立了以下的条约：
（一）保证对于德国政府一般的友善关系，并保证在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与德国政府实行必要之合作。
（二）同意割让领土。
（三）准许德国企业主以租借形式（或以其他形式）经营各种企业，即德国经济所必须借以补充之各种企业（即铁矿、锰矿、石油、金矿、木材以及其他等等）。
（四）在苏联造成便利于德国私人企业活动之条件。
（五）在战争的时候，在军事企业中以及在前线上，开展积极的军事破坏工作，而且此种军事破坏工作应依照托洛茨基与德国总参谋部商妥之指示而进行之。
至于割让哪些苏联的领土给德日法西斯蒂呢？托洛茨基在其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给拉迪克指示信中已经明白的指出：
……一定要割让领土……必须将滨海省和黑龙江沿岸一带让与日本，将乌克兰让与德国。（以上见同上书五六页，皮达考夫供词。）
三、挑拨反苏联的战争，在战争时候使苏联失败——托洛茨基给他的平行总部的信中讲得十分明确：
应当承认，只有当苏联在战争中遭受失败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方有实际取得政权之可能，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应当努力准备……因为如果不能用暗杀手段达到目的，托洛茨基分子取得政权之主要条件，就只能是苏联在战争（中）失败。因此，应当竭尽可能去加速苏联与德国之冲突。（见同书六页拉迪克供词）
四、实行军事破坏工作——托洛茨基匪首和他的苏联的匪帮，为实现他在德日两国代表面前所承担之义务，曾在苏联许多工业铁路矿山中进行军事破坏工作，托匪皮达考夫自己说：
我曾嘱咐自己的人（而且我本人也正是这样做法）在进行暗害工作时，切不要分散自己的力量，而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主要的巨大的、具有国防及全国意义的企业。
在这一点上，我是依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行动的。
自然当托洛茨基匪首与德国订立条约时，对于这一项在第五条早已规定好的。（以上见同书十页皮达考夫供词）
五、叛卖祖国甘作敌探——托匪克尼亚节夫说，他与托匪的平行总部商定之后，接受日本侦探机关H先生之委托，要在大战爆发时：
实行烧军用库、军粮站，以及卫生处。……日本侦探机关，曾特别坚决要求在大战爆发时，采用毒菌之方法，将最易传染之毒菌施放在兵车军粮站以及卫生处。（以上见同书十四页克尼亚节夫自供）
六、实行暗杀——这种手段不仅是拉迪克亲自说托洛茨基曾经要求：“组织由可靠分子之小团体来实行暗杀苏联的共产党之领导者，首先是暗杀斯大林”。而且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他们曾经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暗杀总部将列宁格拉的书记基洛夫同志刺死。
托洛茨基匪徒不仅企图帮助德日法西斯蒂瓜分苏联，而且同样的帮助日寇瓜分中国。这一点，托洛茨基匪徒在他给平行总部的信中曾有明确的指示：
我们应将库页岛之煤油让与日本，并且保证在日本对苏联作战时供日方以煤油，我们也应当允许日本开金矿，我们应当同意德国要求，不去阻碍德国占领多瑙河流域诸国及巴尔干半岛，同时也绝对不去阻碍日本去侵略中国。
以上是现时托洛茨基匪徒的主要的纲领与手段。这种与德日侦探机关共同商妥的纲领与手段，还远在联共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斯大林已经指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特点，在于他们“在手段方面是无所不用，在政治方面是毫无原则”。
至于托洛茨基匪徒在中国如何去根据他们的纲领和手段，去进行叛卖自己的国家的罪恶行动，帮助日本法西斯蒂，我们将专门述及，这里首先要解答几个问题：
第一，有的人这样想，托洛茨基主义虽然现在是不好的，但是他过去好像曾经是“革命的”，甚至在中国，直到今天还散布着从外国翻译的一些无耻的为托洛茨基匪首宣传的书籍，将托洛茨基形容得好像他过去曾经是“列宁的朋友”一样的，但是稍为懂得一点俄国革命历史的人，就可以知道，托洛茨基主义自其最初产生以来，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反党、反列宁主义的。请看历史的事实，像铁一样的将这点加以证实。
一九〇三年七月，当联共党第二次大会时，关于党章的问题，以列宁为首的布尔塞维克，与马尔托夫为首的孟塞维克发生激烈的争论，当时，托洛茨基站在孟塞维克方面来反对列宁，他认为列宁所提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章，可以吓退单独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列宁集中组织的党，是“可惊的贫乏的思想”。这不是列宁的思想“贫乏”，相反的，列宁天才的思想使思想贫乏的孟塞维克的托洛茨基吃惊了。
一九〇四年，托洛茨基发表了一个最卑污的小册子名为《我们的政治任务》，来攻击列宁关于布尔塞维克胜利、劳动胜利、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学说，他在这本小册子中用最卑污的名词来污辱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侮蔑列宁“为工人运动中的反动派”，由此可见托洛茨基之卑污龌误和政治上之无耻已达到如何的地步。
一九〇五年，托洛茨基创造了反马克思列宁的“不断革命论”，主张无产阶级不仅不应联合农民，而且要与农民激烈的冲突，这种反列宁主义的谬论，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俄罗斯共产党人的策略》的小册子上曾给以无情的打击，指出托洛茨基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不仅对农民的革命性缺乏信心，而且对于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才能同样缺乏信心。
一九一一〜一二年，托洛茨基联合了一些资产阶级的走狗孟塞维克等人物，组织了“八月联盟”来破坏布尔塞维克，侮蔑列宁和布尔塞维克为“野蛮的教门式的狂暴的亚洲人”。列宁当时说：这个联盟是“以无原则性虚伪和空话为基础的”。斯大林关于这个联盟曾经写道：“大家都知道，这个由破布乱巾所缀成的‘党’所抱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布尔塞维克党。”虽然托洛茨基当时并没有达到破坏布尔塞维克党的目的，但是直至这个“联盟”失败以后，他也没有放弃反对列宁的布尔塞维克党的活动。
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极力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的学说。这可见托洛茨基远在二十余年前就已经完全投降了资本主义。
仅仅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才暂时的混入到布尔塞维克党内，这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托洛茨基抛弃了自己一箱糟货，藏在箱柜里”。不要听信一种谣言，好像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起过特殊作用，这种谣言真是无稽之谈，因为托洛茨基当时还仅仅是一个新入党的。十月革命在列宁领导之下的实际的领导暴动的中心是：斯威德诺夫，斯大林，谢任斯基，布伯诺夫和乌里次克。而托洛茨基呢？却认为十月革命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要听信这种谣言，好像说：托洛茨基在俄国国内战争中起了特殊的作用。相反的，在南方战线上如果不是布尔塞维克排斥了托洛茨基的计划，而采取了斯大林的计划，并且派斯大林亲自指挥南方战线，则可使德国波兰帝国主义的敌人，在南方占领很大的苏联领土而影响全局。特别是一九一八年当列宁提出布勒斯特条约时，托洛茨基坚决的反对列宁，这个自称“勇敢的战将”，到了最严重的关头，就将自己的糟货从箱子里露出。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在布勒斯特条约时，这些“勇敢”的战将都张惶失措起来，而德国帝国主义的进攻把他们都抛在绝望的网里，弄得神经错乱，这个，谁人不知呢？”（见斯大林《论反对派》中文版十五页）
十月革命以前，托洛茨基及其朋友就反对列宁和列宁的党。那末在十月革命以后这反党的活动更加明显了。一九二〇年，当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列宁又更具体地提出了在一个单独的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之可能，列宁特别指出“联合农民，使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建设”。但是托洛茨基在其一九二二年一月的《一九〇五年》一书的序文中却说：“在苏联联合农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简直是梦想。”他在一九二二年就说：“俄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真正发展，只有在欧洲各主要国家内无产阶级得到胜利才有可能。”“我们始终都要处在世界经济监督之下。”所以他认为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内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当斯大林揭穿了这种投降资本主义的阴谋，指出托洛茨基的资本主义监督就是政治监督，就是要把苏联适应于资本主义。并且在十四次党大会上（一九二五年）把托洛茨基那种反对列宁的“没有先进各国‘国家的帮助’，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谬论给了严重的打击。
但是到了一九二六-二七年时，托洛茨基反斯大林和列宁斯大林的党的行动，已走上公开的反苏维埃的应受刑事处分的道路，把反党反苏维埃的斗争公开搬到街上去，由反苏维埃的示威，由秘密的印刷所，堕落到反革命的立场与白党勾结，结果被苏联的人民驱逐出境，以至堕落到一九三二年到三七年作军事破坏工作，侦探工作，暗杀工作，卖国勾当，作德日法西斯走狗。这不是偶然的，这不过是托洛茨基历史发展之直接的结果。
至于托匪帮助日寇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提出“不要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纲领，这是不是偶然的呢？绝对不是的，远在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的门徒皮达考夫在关于民族自决问题上，便与布哈林一起反对列宁的主张，并且辱骂列宁为“民族自决权思想的迷信家”，那末当着托洛茨基正式做日寇走狗之时，他们帮助日寇侵略中国，这对于托匪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因此如果说托洛茨基主义好像过去还好的样子，这不是政治无知，便是有意为侦探作掩护。
第二个问题要回答的，就是在中国还有些人这样的认识，以为虽然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对列宁的反对共产党的，但它终究还是一个政治派别。是不是一个政治派别呢？不是的，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号在联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上说得很清楚：“当我们同志与托洛茨基匪徒侦探作斗争时……我们同志还未了解托洛茨基主义已不是工人阶级中一个政治派别了……现在已变成外国侦探机关所雇用的匪徒、侦探、破坏者、危害者和杀人犯的卑污的无原则的匪帮了。”
因为一个工人的政治派别，它不怕在群众面前暴露自己政治面目，相反还要在群众面前宣传自己的政纲。可是托匪的政治纲领是：“不妨碍日本侵略中国”。这种纲领，不但不敢在中国人面前宣布，而且还要在“抗日”招牌之下尽量的掩护，甚至中国公开的托洛茨基匪徒叶青，最近在一个刊物上连他自己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都不敢承认，好像是共产党冤枉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匪徒。可是，这正是托匪以两面派的方法掩盖他日寇侦探的面目来进行反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阴谋。只是从这一点也可以知道：
托洛茨基匪徒早已不是一个政派，而是一伙为日寇侦探机关所雇用的出卖祖国犯罪的匪帮而已。
三、中国托洛茨基匪徒为日寇侦探服务、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面目
如果托洛茨基匪徒仅仅是只有一个为法西斯蒂效劳的纲领，没有实际的去勾结敌探，出卖国家民族，没有实际的进行军事破坏和暗杀的罪恶，那他们还可以用侦探惯伎来加以否认。可是不幸得很，他们的实际的罪恶行动要比他们的纲领还要骇人听闻。
大家知道，托洛茨基匪首给他在中国的徒子徒孙们的指令是：帮助日本侵略中国。这些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们过去破坏红军，污蔑红军为“土匪”，反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种种的罪恶，罄竹难书。现在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几个主要的事件上，看看他们到底帮助日寇侵略中国作了些什么？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获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当时陈独秀等托匪说，日本占领东三省并不是为了侵略中国的领土，而是为了解决东三省悬案问题。这一方面掩护日寇灭亡中国的阴谍，而同时托洛茨基在欧洲于“九一八”事变后在其《日本的侵略中国与苏联》的一文上加紧挑拨日寇进攻苏联的战争，但同时又为日寇施放烟幕说：“从远东方面所加之苏联存在的危险，直接的或尖锐的威胁，无论如何是没有的。”（见托匪机关报《斗争》第六期）这另一方面，又为日寇准备进攻苏联的阴谋作掩护。同时，托洛茨基匪徒，当日寇开始了向中国人民进攻之时，不去破坏日本的进攻，而去破坏中国的各种反日的团体，不去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而去专门反对反日最坚决的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便是“九一八”后他们帮助日寇的铁的事实。
一九三二年——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事件是上海战争。十九路军和上海的工人、市民为了保卫上海英勇抗日。但是托洛茨基匪徒，无论是在中国的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无论是在苏联中国托洛茨基匪徒、日寇的奸细、陈独秀最好的干部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都异口同声的说：上海战争并不是民族革命战争，而是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当时托匪破坏上海战争，破坏反日罢工的事实，乃是尽人皆知的，每个上海和沪西的工友不会忘记托匪华文魁、龚麟书用一切方法破坏沪西的大罢工，甚至勾结侦探，要用绑票的手段来绑架领导罢工的杨善坤同志。
一九三三年——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事件是：冯玉祥先生和中国共产党党员吉鸿昌同志在张北抗日。可是托洛茨基匪徒张慕陶假借共产党的名义去破坏张北抗战，甚至无耻的提出“联日反蒋”的口号，以至勾结侦探，向侦探告密，将英勇抗日的共产党党员吉鸿昌同志逮捕枪毙。
一九三四年——当福建事变时，十九路军在福建树起了反日的旗帜，联合共产党红军一致抗日，但是日寇侦探张慕陶、杜畏之等匪徒急急的打入福建去，提出极左的口号，使福建政府与人民对立，挑拨十九路军内部的团结，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这些行动，都是受着日本侦探机关的指示。
一九三五、三六年——当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那时，中国有着两个统一战线，一个是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要求，提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抗日救国、挽救中国危亡的唯一出路；另一个是日寇提出的反共统一战线，这是日寇挑拨中国内战，以华制华使中国灭亡的死路。托洛茨基匪徒是站在哪一条战线上呢？它过去是、现在也是站在日寇的反共战线上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污蔑共产党主张是“出卖阶级”，造谣说共产党主张反日统一战线没有诚意。他们主张进行内战，“围剿”红军，散布国民党蒋介石先生死也不会抗日的谣言，挑拨离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并且日寇和托匪张慕陶派人到陕北来破坏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甘陕苏区。托洛茨基匪徒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下来掩护着日寇进攻中国，转移中国人民反日的目标。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中国人为人的道德，也无怪日本侦探机关称赞他们为最能“帮助有利帝国的活动”、“破坏南京的统一”、麻醉群众最“高明”的工具了。
一九三七年——这是全中国人民开始了和平团结、一致抗战的一年，也是托匪更加公开和无耻的出卖祖国、进行暗杀、叛逆、阴谋、叛变的一年。自西安事件和平解决之后，托洛茨基匪徒极力的挑拨内战，以实行日寇以华制华的政策，而张慕陶、徐维烈等托匪，更以挑拨煽动的阴谋、剑子手的手段，将抗日的王以哲先生杀死。托洛茨基匪徒之丧尽天良，以至如此。
几年来托洛茨基甘作日寇侦探奸细，破坏抗日运动，出卖民族国家，实行暗杀恐怖的罪恶，发展到黄公度、李血泪等民族叛徒在广西的阴谋叛逆，将中国托匪的罪恶作了一个总结。
但这并不是说明托匪的叛卖祖国的罪恶已经结束，相反的，这只是他们罪恶暴露的开始。这点不难明白，因为“破坏者时常不是在和平的时候进行主要的破坏工作，而是在战争的前夜和战争的中间进行主要的破坏工作。”（斯大林）所以当芦沟桥事变后，全国一致上下一体的英勇为民族生存抗战之际，稍有天良的人，谁都愿帮助抗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在托匪黄逆的叛变中证明，不仅他们甘心作日寇的走狗、汉奸，组织后方的叛逆来破坏前方的抗战；而且骇人听闻的是，在此案中发现了日寇关东军的印信和托匪与日寇破坏中国抗战的计划。这无怪广西当局对于托匪这种丧尽天良的叛逆处以极刑。这种处置，不仅是为全中国人民所拥护，而且也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蒂爱好和平的人士所赞许。因为托洛茨基匪徒不仅在苏联在中国帮助法西斯、出卖祖国，而且，在各国也是一样的。（关于托匪在苏联、西班牙、法国、美国等罪恶另文专述——笔者）因为托洛茨基匪徒的组织是一个国际侦探的组织，所谓“第四国际”不过是在世界侦探机关指挥之下的一个侦探暗杀的总部而已。
大家记得，去年六七月间《盛京时报》载：“上海旧俄白党及美国托洛茨基分子，以德日防共协定为契机，猛烈的合作。”同时上海日本报纸登载：“托洛茨基亲自派了一个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到上海来担任东方托洛茨基组织的指挥员。”这是不是真的呢？根据托匪的上海中央负责人、同时与这个美国托匪发生关系之程松生的自供，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只是日本的报纸因其与托匪的联系早晓得这件事实而已，那么，这个美国托匪是谁呢？那就是一个外国侦探，同时是托洛茨基匪徒。在上海：
任职英文上海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做事在广告部（Advertise Department）
家住法租界
名叫格拉斯（Glass，另一名为V.T.Rodertion）
美国的托匪格拉斯，利用报馆的名义，一方面和日寇的侦探机关发生联系，同时担负中国托洛茨基匪帮组织的总书记。格拉斯、他的老婆以及曾经在上海的《中国论坛》做事以后叛变投身托匪的美国人伊罗生等外国侦探托匪，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叶青、刘仁静、张慕陶、杜畏之、陈其昌等老的托洛茨基匪徒和收买诱惑的几个新的败类，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的组织。这些匪徒并没有几个人，而是极少数的败类所组成的。他们本身没有力量，但是他们背后是有日寇法西斯侦探机关的援助的，他们受着日寇的指示派人到各方面去进行侦探、欺骗、麻醉，破坏抗战的工作，特别是破坏八路军的抗战，破坏边区，成为他们最中心任务。
为了实施这个阴谋，日寇出了五万到十万元钱给了托洛茨基匪徒，经过张慕陶和北方的托匪，在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派了孙义海、郭蕴荆、黄佛海等匪徒混入八路军进行侦探的活动，在战斗员中煽动持枪逃跑；并企图暗杀八路军的最高领袖。但是，八路军坚决抗日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它的战斗员都是经过长期奋斗锻炼出来的，每个战斗员都具有抗日救国的决心，艰苦奋斗的精神，每个战斗员在政治上、纪律上、对群众的关系上都是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日寇托匪这一阴谋未能逞手，但是，这个阴谋案的凶毒无耻，当为全国人民、全国军队所必要警惕的。
据托匪孙义海等供称：他们到八路军的目的就是要实行破坏八路军抗战的阴谋。他们进行这个阴谋，主要的是：
（甲）瓦解八路军的部队，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当托洛茨基匪徒张慕陶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后要派黄佛海等到八路军来时，张匪曾清楚的告诉了他们以下的任务：
调查他们进行工作的方法与方式，如果调查清楚，我们还要在他们内部组织一部分青年来作破坏他们的工作……我们主要的目的，我们一方面要破坏他们的组织，一方面要刺杀他们的最高领袖。（见黄佛海供词，张黄第四次谈话）
混入到八路军的托匪领导人孙义海，在进行这工作时，首先是替日寇进行汉奸宣传，破坏抗日战争，说中国抗日战争不能成功。因为：
“就打退日本，欧美亦是要打我们呀！”
“不但不成功，而且还能灭亡。”
“中国贫弱不堪，没有力量抵抗日本英美。”（见孙义海的《宣传要旨》，郭蕴荆供词。）
在这种汉奸的宣传中，他们依据张慕陶匪徒的指示，利用共产党主张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国共合作，他们就造谣说共产党“出卖阶级”，煽动兵士对共产党怀疑：
“现在我们要认清楚，他们是不可靠的，只有自己把自己认清楚，这才自己负担起自己的责任来。”
同时“以生活之苦，煽动兵士拖枪逃跑”；并且“争取动摇落后的群众，以补习为名建立补习小组”；等到“组织好了以后，拖枪逃跑与土匪联络，在红军作战时扰乱苏区，以红军的名义来破坏红军的名誉。”（以上均见郭蕴荆供词）
托匪的小喽罗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依据托匪领导机关和张慕陶的指示，因为当张匪与黄佛海讲话时，曾坚决的要求他们瓦解英勇抗战的八路军。张匪的办法是：
在下级的干部中组织一部分势力，或宣传一部分干部，引起其回家的观念，并劝其拖枪逃走，又可卖钱作回家的路费。这是要瓦解一部分部队的办法。（见黄佛海供词）
（乙）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
托洛茨基匪徒在八路军中怎样实施他们破坏统一战线的贼伎呢？据孙义海和黄佛海说，对一般群众说：
“共产党恶化，国民党腐化。”
“国共合作，根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就是共产党所说的和平统一战线，国民党也承认了和平统一，然而都是互相欺骗的，都是不能成事实的。”
他们向国民党说：
“向国民党说共产党……它不是真心合作，如果他得着权力，国民党一定要吃亏。”
同时在八路里中说：
“中央一贯的‘剿匪’政策是不能变的，目前不过是缓和而已，国民党蒋介石只是投降日本，不会真正打日本。”
这些匪徒，在日寇指导之下用尽一切挑拨、离间、造谣、污蔑的方法来破坏反日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他们为日寇效劳叛卖祖国的罪恶的铁证，就是托匪分子黄佛海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托洛茨基匪和张慕陶是什么人？是出卖祖国的汉奸，是大众的罪人，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唯一阴谋之贼。（见黄佛海供词）
（丙）为日寇作汉奸侦探。
据黄佛海在他的供词中说，日寇托匪张慕陶指示他们：
要深刻的打入红军组织内部队内，甚至加入共产党组织内，以探得一切工作的进行方法及党内一切秘密的组织……加入学习机关和工作机关以得到深刻的情报。
而孙义海等托匪怎样来作情报工作的呢？孙义海自己承认：
泄露秘密：红军每有移动，即向外报告，使一般人注意，使红军受到无形中的损失。
至于如何向外报告，黄佛海也加以说明：
在附近作小营业，以作内外联系，便于输送消息。
（丁）进行暗杀。
进行暗杀，是托匪日探打入到八路军边区和共产党内主要目的之一，当张慕陶与黄佛海谈话时已经清楚指出：
“要刺杀他们的最高领袖。除非将他们消灭完尽，中国才有救的。因此，要“组织一部分部队来作别动工作并作将来刺杀或暴动的准备。”“与小职员发生联系，以作将来刺杀或暴动的工作。”
他们怎样实施这些暗杀的阴谋呢？托匪分子郭蕴荆自供他们暗杀的方法是：
“刺杀首长：用爱国会或用政治捣乱、举行示威大会、或单独面见首长时刺杀之，或多数游行示威，或大闹风潮首长解围时刺杀之。”
托匪进行以上工作，必须大量经费，这些经费的来源在哪里？郭蕴荆讲得很清楚：
“经济来源由日本津贴五万或十万，专供破坏红军之用，需少数钱由小团体维持，小团体维持不了时再由组织领取。”
上述的几点，就是日寇侦探、托洛茨基匪徒、张慕陶汉奸破坏八路军抗战的凶毒无耻的阴谋，幸赖八路军英勇抗日决心锄奸的将士与前方军民各界的警惕，揭穿了托匪的阴谋，一致起来锄而去之，粉碎了日寇托匪的鬼计，这是一件全国可幸的事。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安心下去，相反的要更加警惕。因为日寇托匪不仅在去年抗战开始时进行破坏八路军的活动，而且现在在坚持抗战时更要进行破坏八路军和全国军队的新的阴谋。因为中国的托洛茨基匪徒，在托洛茨基指挥下，在其本身罪恶的发展中，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已经完全走到：
破坏抗日战争，分裂统一战线，实行叛卖祖国，甘作日寇侦探，进行军事破坏，采取暗杀手段……等的死有余辜的罪恶地步！托洛茨基匪徒沿着这条道路，愈走愈远，愈远愈毒。
每个中国同胞，只要看一看托匪过去和现在的罪恶，看一看他们在广西及八路军中进行的阴谋，我想他就不难认清托匪之汉奸面目。可是很可惜，虽然张匪慕陶帮助了日寇侵略山西，然而直到今天他还可以在山西逍遥法外。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用“中国抗战是为了发展工业科学”的烟幕来掩盖日寇对中国的侵略。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因为铲除托匪汉奸是战胜日寇必要的条件，是每个不愿作亡国奴的同胞的天职。
四、铲除托洛茨基匪徒是战胜日寇必要的条件
既然日寇在进行进攻中国的战争中利用托匪来破坏我国的抗战，破坏我民族的统一，侦探我国军事、政治、经济的秘密，暗杀我国前线的抗日将士，那么肃清托匪叛徒就必然成为战胜日寇的必要条件之一。
怎样铲除这些败类呢？
第一，必须提高全国人民的警惕性。要达到此点，必须对托洛茨基匪徒有下列的认识：
（甲）托洛茨基组织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是一帮暗探匪徒；不是一个国家的内奸，而是为法西斯效劳的国际侦探组织。
为什么这种认识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认识了托洛茨基匪徒不是政派，你才能够认清他们的政治面目，才能将对他们的幻想除去，提高你的警惕性；因为只有认识其国际侦探的性质，你才能不会这样想，虽然他们在苏联、西班牙、法国，在广西、八路军等处进行了叛变的阴谋，也许在中国或者在我的地方不会发生的。要晓得：托洛茨基的侦探组织是不分国籍不分地域的，只要你抗日，他就破坏你。
（乙）托洛茨基匪徒不是一党一派的敌人，而是全中华民族的公敌。
为什么这种认识是必要的？因为直到今天还有人只认为他们是共产党的敌人，甚至有的人还想豢养他们作为反对共产党的工具。这种办法，不能不是托匪在广西叛逆之后还能继续活动的原因之一。这种办法是绝对错误的，不仅可使全国抗战遭受损害，而且是养瘾致患，自害自己。事实证明，托匪在广西的叛逆要推翻广西省政府，替日寇捣乱我们的后方，破坏上海的抗战。难道这只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吗？八路军是全国坚决抗战的军队之一部，共产党是与各反日的党派合作，为了抗日救国、为了全中国民族生存而奋斗的。破坏八路军的抗日战争，破坏共产党与各党各派合作抗日，难道这不是破坏全民抗战、对日寇进攻中国有利的事吗？托洛茨基匪徒十余年反对共产党，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每次的阴谋破坏都是被共产党击破的，共产党的警惕、团结、教育、坚决奋斗的布尔塞维克精神，既有信心战胜日寇，更不惧怕几个托匪败类。但是如果有人豢养着它们在自己的旁边，那末危害的结果首先是豢养人要受到的。暗探的利害，不在于他在外面反对你，最利害的是藏在你卧室里而且经常向你拍马屁。可是能不能因为它们不是藏在共产党里我们就不反对呢？不能的，因为这也是不合乎全民抗战的利益，共产党将他的同盟者的利益看作如自己的一样的。因此，在反对日寇所雇用的侦探、间谍、奸细、汉奸的斗争中，全中国人民应当将托洛茨基匪徒视为全中国人民的公敌，使他们不能有一点可乘的机会来进行叛卖祖国的罪恶。
（丙）必须认识两面派的手段是托洛茨基匪徒进行暗探工作的主要的武器。
为什么这种认识是必要的？因为托匪进行破坏抗战的罪恶活动，常常是打着“反日”的牌子，甚至为取得信任，在某些问题上它还作出点成绩来迷惑你的耳目。但是这种方法是侦探破坏者常用的惯技，因为一个侦探“如果不愿在短期内被揭破的话，那么任何的破坏者是不会经常进行破坏工作的。相反的，现在的破坏者，常常在工作中表现他的成绩，因为这是他们能够存在的唯一方法，这样来取得信任，以便继续其破坏工作。”（斯大林）
要晓得，日寇军事进攻的武器，不仅是在战场上，而且常常在你的身边，并且恭维你而咒骂着他自己。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暗杀总部破坏之后，托洛茨基平行总部的首脑皮达考夫、拉迪克等匪徒，玩弄着他们阴险狡诈欺骗撒谎的两面派手段，在报纸上发表大骂托洛茨基的文章。拉迪克曾这样写道：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之过去的头目们，既堕落到反革命的地步，于是便采用了武装干涉者的侦探、爆炸者和暗害分子所采用的一种方法。两面手段便成了他们向无产阶级大本营实行袭击的工具了。
至于皮达考夫，当时也在文章上假装痛骂托洛茨基匪徒，装着正人君子的样子，要求枪毙他们自己的同盟者。他这样写道：
我竟找不到字眼来把我的忿怒与憎恨完全形容出来。这些人连最后一点的人性都丧失无余了。他们应当被铲除，因为这种毒物能败坏苏维埃国家新鲜清洁的空气；因为这种危险毒物能伤害我们的领袖，而且已经伤害了我国最优秀人物之一、可爱的同志和领导者——基洛夫。
这些托洛茨基匪徒，痛骂托洛茨基匪徒是侦探、爆炸者、暗杀凶手，但是他们自己就是领导这些匪徒的头目，他们痛骂托洛茨基匪徒的“臭不可闻的两面手段”，但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文章，就是玩着这种卑鄙无耻、天良道德丧尽的两面派的把戏。对于托洛茨基匪徒，不能希望他们还有最后一点的人类道德。只有认识他们两面手段的方法才能晓得对于托洛茨基的方法，“不是旧的争论的方法，而是新的连根铲除。”（斯大林）
第二，铲除托洛茨基匪徒的第二个主要问题，就是要政府与人民、人民与政府一致动员铲而去之。达到这点就必须：
（甲）人民的反日锄奸运动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基础上拥护政府军队抗日。特别在现在抗日战争受到部分失利之际，不要因一时对日寇的忿恨，中了托匪的挑拨奸计而与政府对立。
（乙）政府不要惧怕民众起来抗日锄奸，相反的要积极帮助领导民众运动，不要为了防止汉奸来阻碍民众运动，不然可以使得托匪汉奸利用来挑拨民众与政府军队的关系，可以使汉奸乘机活动。
（丙）在上面条件下，上下一致团结，彼此相互信任，广大的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发挥民众的积极性，在前线后方从各种反日阵线上将托匪铲除。肃清托匪汉奸是全国人民的天职，而不是几个人的私事；肃清托匪日探是中国人向日寇侦探公开的斗争，而不是少数人的秘密行动；因此，全国人民一致动员起来，公开的锄奸，是肃清托匪第二个主要问题。
肃清托匪第三个重要问题，也是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巩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因为托匪经常是利用国共两党合作间的一些磨擦来进行挑拨离间的工作。托洛茨基之进行挑拨离间，对于共产党不是新的问题，这是他在十几年来反对共产党常用的武器，共产党不会中他的任何奸计；但是我们也希望国民党的同志与我们一样的，大家站在抗日高于一切的一条战线上，不受托匪的任何挑拨离间，精诚团结一致抗日。这是肃清托匪的根本问题，也是上面所说的一切问题的环子。只有这样，才能将托匪连根铲除。
警惕，一致动员，精诚团结，是肃清日探托匪必要的条件，肃清一切的日寇侦探汉奸托匪，我们才能彻底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每一个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都应当动员起来担负这种铲除托匪汉奸的任务。我们相信，以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强暴的日寇尚能战胜，而几个少数的民族叛徒，日寇走狗是不难铲除干净的。因此，托洛茨基匪徒的命运，正将如其主人日本帝国主义一样。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