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戴雨农先生全集（1979） 叁、安内御侮
一、晋任处长，初膺重任（一）严重的内外局势当蒋主席于民国十九年次第敉平了全国各地反叛中央的动乱以后，他为了迅速结束军政时期，获致和平；开始训政，从事建设；以期早日过渡到宪政时期，还政于民，实施民主政治。特别宽大的采取特赦一再反覆的北方军政领袖和一般政客的立场，并且容纳若干国策意见；而提出一个五点计划：㈠完全根绝共产主义与共匪㈡整理全国财政㈢发展廉洁而有效的国家行政㈣发展全国经济㈤发展各省县地方自治；交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通过后，作为召开全国国民会议的准备。 召开全国性「国民会议」，本来是国父孙中山先生多年奋斗的首一愿望，在其遗嘱中，曾有「务期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的昭示；而实施训政，制定约法，也是当时必不可缓的大事。蒋主席此一举措，虽然被各方所接受，甚至主要的政敌冯玉祥，也以宣告下野的方式公开表示赞同的诚意。可是却为始终和蒋主席患难与共，立场一致的胡汉民所坚决反对，辞去立法院院长的职务。 在南方，汪精卫为求重行获取权力，乃以胡汉民事件为藉口，鼓动广东的统兵大员陈济棠，反叛中央。陈氏在「国民会议」结束之时，即不动声色的解除在广东境内效忠中央的军队的武装，又驱逐省主席陈铭枢，自兼省主席，成为广东的最有实力的统治者。于是，过去反中央的南方人士，又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且以广州为基地，成立名义上独立的南方政府，由汪精卫、唐绍仪、陈友仁等发出通电，要求蒋主席下野。陈济棠且已组织「北伐军」，公开准备战争。 另一方面，自民国十六年南京清党武汉分共以后，共产党徒，已无法再藉国民党的声势与掩护，从事颠覆政府，夺取政权的活动；而不得不自树旗帜，以赤裸面目与群众相见。于是乃依照国际共党的策略指示，改采武装暴动与建立「苏维埃」的路线，在赣南建立「中央苏区」，四出窜扰。中央因为应付中原大战，所以对围剿共匪的工作，时续时断。共匪乃得乘机坐大，到十九年冬天，武装活动已遍及湘、鄂、赣、粤、桂、闽、皖、豫八省，建立十五个游击区，形成了燎原的态势。 当此国内问题严重之时，民国廿年九月十八日，日军又以谍报员中村中尉在南满铁道失踪为藉口，出兵窃占我东北。蒋主席处此内忧外患之际，对外立即吁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对内则对南方呼吁和平，特派代表赴粤，促进团结。可是，南方却以蒋主席辞职下野为先决条件。蒋主席当然不愿以个人的去留，影响到整个的和谐团结，乃于十二月十五日辞去政府的一切职务，返回奉化。临行前，令戴先生将密查组改为联络组，付予团结黄埔学生革命力量，继续搜集情报的任务。政府改组的新人选，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孙科、陈铭枢为行政院正副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但由于蒋主席的离职，失去重心；基础极不稳固。 正当各方要求蒋主席迅速回京复职之际；民国廿一年一月廿八日，日军又在上海制造纠纷，向我闸北驻军进攻，并且焚毁我商务印书馆和若干工厂。我上海驻军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楷部奋起抵抗，由于日军火力强大，一再增援；十九路军情势相当危殆。 蒋主席被邀返京后，迅即调派拱卫首都最精锐的第五军和教导总队前往上海增援，当时由于不愿事态扩大，援军只能以十九路军名义赴援。 （二）「易水寒风」的志趣国事如此，时势如此，大家都知道非请蒋主席复膺政府大任，不足以言救国。（行政院正副院长孙科、陈铭枢、外交部长陈友仁均离职，改以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是年三月，蒋主席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随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议组织情报网，搜集调查资料，研究国内外情报，用作抵御外侮安定国家的参考。于是联络组奉命自四月一日起即扩大改组为情报处（又称特务处，暂隶推展「民族复兴运动」的「力行社」，先积极部署工作；是年九月，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为第二处）戴先生奉派为处长。 此一情报组织，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尚属首创；不但无成规可循，而且责任艰巨。除了必需侦查日本侵略我国的一切阴谋活动以外，还要揭发汉奸分歧组织的卖国求荣，用以达成捍御外侮的目标；不但必需镇压背叛中央的颠覆行动，维护领袖安全，还要防止共匪的渗透分化，用以巩固革命政权，贯彻「安内攘外」的国策。戴先生自揣学资浅薄，不敢当此大任，乃晋见蒋委员长恳辞。 蒋委员长所以遴选戴先生担任处长，当然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因为此一处长，不是做官，所以不讲求学经历那一套；但必需切实而有效的做事，需要出类拔萃的英才。处长，只不过藉以加重其职权，使其能放手办事而已。见他以资浅力辞，乃勉励他：「只要你有决心，其余不必顾虑」。戴先生感奋之下，不能再辞；乃以「易水寒风」的志趣郑重而慷慨的回答：「从今天起，学生决以生命为革命而牺牲奋斗，失败则请委员长加罪，成功或竟为敌人所杀，决无后顾」。他的必死决心和忠义之气，益使蒋委员长为之颔首称许。 （三）最初的人事组训戴先生既膺任命，即在南京徐府巷成立处本部，下设两科（科下设股），以郑介民为侦查科长、邱开基为执行科长、唐纵为书记，（十二月，增设通讯科，以梁干乔为科长）。另在联络组原址鸡鹅巷成立处长个人的办公室，处理机要。并在全国各大都市和要冲地区，建立情报组织。依任务的大小与地区的性质，区分为区、站、组三种情报组织。（注一）另为维护蒋委员长安全，于民国廿二年七月，成立「随节警卫组」，后来继续发展为「特别警卫」工作。 由于机构扩建，需要较多的各级干部和情报工作人员；自非联络组时期秘密罗致黄埔同学所能应付，必需广为吸收。而时势艰难，任务重大，情报工作人员不但要具备忠勇奋发的工作精神，而且也应培养熟练灵巧的工作技术；此非社会上一般人士或怀有一技之微者所能胜任。于是戴先生决定设立训练班，经常训练工作人员。 可是，情报工作人员身份必需绝对机密，在当时的国家环境和社会风气里，不可能公开设班招生。乃于民国廿一年六月，在南京洪公祠开办特务警察训练班，名义上直属参谋本部；以王国磐（首都警察厅长）兼班主任（先为申听禅），戴先生兼事务课长，负全班实际责任，郑介民为教务课长，李士珍为训育课长兼学员队长，郑国琛为指导员。（九月，张炎元自香港调回，次年调任区队长）。 该班训练两期，技术与精神并重，共毕业六十人，大部分为黄埔军校同学；其中如第四期的廖宗泽、刘乙光；第五期的陈恭澍、喻耀离；第六期的唐光辉、杨英等；都是后来戴先生的高级干部。 是年十月，再在浙江省警官学校内附设特训班，吸收该校的优秀学生和沪杭的有志青年，参加受训。 戴先生以中央政治特派员的地位，组设办公室，筹办此事；并负责加强该校的情报、政治训练；以王孔安为书记长襄助之。 特训班以戴先生兼主任，余乐醒为副主任；谢力公、柯建安、毛宗亮分任教务、训育、事务课长；汪德龙为队长。分甲、乙、丙三种性质不同的班别施训。 甲班设在杭州雄镇楼，与警校隔离。比照南京班课程标准，训练情报工作干部，共办六期，毕业一百八十人。 乙、丙两班设在杭州警校之内。乙班训练行动、交通、警卫人员，毕业二百二十七人；丙班训练勤务工人，毕业十六人。 南京和杭州两地的特训班，训练出很多杰出人才，也成为戴先生此后辉煌事业的基本干部，同时也给他奠定一个观点基础：那就是，任何工作，必需先培养同志的工作精神和技能，决不派一个外行人去做内行事，也决不无谓的牺牲一个同志。这一点关系相当重大。 除了训练之外，人员方面，又因为另一处情报机构调整案；而获得大幅度的充实。 原来，自蒋委员长就职以后，为挽救国难，曾策订「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决定先剿共匪。当在南昌设立委员长行营，下设调查课，负责搜集共匪情报，由邓文仪任课长。民国廿三年七月，邓辞职；戴先生奉命兼任课长，廿四年二月，调查课合并于戴先生的第二处。戴先生乃将两机构的内外勤的工作，重加调整部署，人员也由第二处初期的一百四十五人，增加到一千七百廿二人。 正式的情报机构成立了，而且有了扩充；人员增多，责任加重；可是在经费方面，还是相当节约，不能与外国的情报机构相提并论。这一方面是我们国家太穷，另一方面戴先生也有他的见解，他曾经和赵茂高同志谈到特种工作的经费分配办法： 「我对于同志，不使其有余，也不使其不足。假如同志工作经费过多，容易使他堕落腐化；如果不足，顾虑他会贪污不法。我对每一位同志的家庭，都当做我自己的家庭，他们的实际需要，我都知道。我的原则，是使同志在可能范围内自力更生，庶几可以应变；而负责解决同志的急难痛苦，使其安心工作，无后顾之忧」。
因为如此，所以戴先生领导下的工作同志，大都生活俭朴正常的如同恂恂君子，标准军人；绝少狂嫖滥赌的成为亡命之徒。戴先生言出必行，对同志的照顾，决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以精诚道义相感应。当邱开基的母亲于民国廿一年夏天在云南景东病故的报丧函件寄到南京之时，正有一件最重要的任务，等待邱开基去承担开创。如果邱知道母亲病故，一定要请假回家奔丧，那么来去三个多月，为事实所不许。如果让邱知道而不能回去，邱的情绪要受影响。于是，戴先生用邱的名义寄了两千银元到云南，给老太太治丧，并且说明路远事忙，奉命移孝作忠的大义。邱家得此巨款治丧，相当妥善体面，亲友们对邱未能赶回也很谅解。 此事，戴先生并未向邱说明，等到两个月以后，邱接到家信，才知道详情。当然因为母死不能送葬而感到悲痛，但也为两千银元治丧费感到惊异。两千银元，相当于一年的薪水，是笔大数目；谁肯有此情谊，相助于万里之外？等他问明戴先生以后，不觉感激万分。因为即使让他自己知道，自行处理，也不能如此面面俱到。 由于工作范围日广，需要各种人才；所以戴先生也注意延揽人才。他找人用人，完全以工作需要为主，而不局限于学资经历，对于同乡亲友，不偏爱也不避讳。惟一考究的，是慎其始。每用一个人，必先有一段考验观察时期；往往先以较低待遇位置，较琐碎的工作，对待一个准备重用的同志，而静观他的志趣和耐力，同时也有种磨练的作用。后来担任军统局的秘书主任，成为戴先生得力助手的毛人凤，和乃弟毛万里；就是在这种旨趣之下，被他罗致的。 由于戴先生的热情洋溢，以忠义报国为倡；广罗慎用，历练培育，以手足之谊互勉；所以人才辈出，乐为所用，加以他能曲谅人之所短，不以瑕疵而有成见；能善用人之所长，达到人尽其才的地步。所以能够以较少的人力和经费，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注一）最初建立情报组织者：南京：方超、陈奠南、左曙萍、陈远湘。上海：翁光辉、张业。京沪路：徐亮。徐州：胡天秋。海州：岳烛远。杭州：胡国振。安徽：汪德龙。南昌：柯建安。赣州：喻耀离。抚州：谢镇南。武汉：周伟龙、刘培初、萧勃。长沙：蒋肇周。粤港：邢森洲。香港：吴乃宪、张炎元。厦门：连谋。郑州：刘艺舟。开封：刘暨。山东：李郁文。青岛：姚公凯。烟台：刘乙光。胶济路：郑兴周。津浦路：高振鹏。天津：王天木、靳汝民。北平：陈恭澍、杨英，齐庆斌、王云孙。太原：靳易夫、乔家才。归绥：王和众。西安：贾文郁。
二、周密灵通，建立无线电通讯网情报讲求时效与保密，特务处成立之前，尚无无线电通讯的人员与设备，外勤组织的重要情报，虽然奉命可交由中央党部调查科的电台代为拍发。但调查科电台与特务处情报组织的设置地方，并不一致。比如特务处太原组的情报，必需交由调查科的交通人员，带到石家庄的电台拍发，非常不便；所以必需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系统，才是长久之计。戴先生有鉴于此，乃积极从事此一方面的工作创设。 民国廿二年三月，胡宗南将军介绍一位擅长无线电通讯的魏大铭给戴先生，乃即着手从人才的吸收训练，电机的研究制造，与内外通讯网的建立各方面，迅谋发展。 人才吸收，主要在有计划的培训；乃在杭州雄镇楼成立电讯班（与特训甲班同在一处），由魏大铭负责主持，康宝煌、苏民、谢松元等为教官，罗毅（后为萧坚白）为队长。第一期十二人，大部分由杭州警校毕业生中挑选。 为了广大吸收社会上对无线电有志趣的青年，乃从第二期起，改变施训对象。先在上海设立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招训有志青年；然后再从中挑选优秀而适宜担任秘密工作的人才，送入杭州电讯班施训。 杭州电讯班自民国廿二年三月至廿六年五月，训练九期，毕业二百五十九人；十月，迁武昌，续办十、十一两期，毕业七十五人；总共三百三十四人。（抗战时的训练详后章） 布建在各外勤单位的情报电台，因需秘密潜伏；所以在架设掩护上，需要适应保密；通讯效率上，需要性能优越。外间一般无线电机，或者体积与重量较大，或者通讯距离与气候适应等效能方面，不如理想；均不适用。最好能设计一种体积小，效能高；更便于携带与伪装掩护的电机，自行制造，分发使用。 魏大铭以此旨趣，与康宝煌研商。康以为：「把收报用的真空管的电压，提高一倍，也能发出讯号来，虽说只有两瓦特的电力，但讯号声音比较尖锐，足以通讯；如果能配合气候的变化，随时改变波长，还可以作远距离通讯」。依此理想，购置零件，制成小型「特工」样机。 恰好，蒋委员长在江西庐山主持暑期训练团，戴先生随侍在侧。山上所用十五瓦特无线电机，无法与南京维持正常通讯。戴先生乃命魏大铭携此新发明的小型电机上山，与南京试通；居然效果良好。蒋委员长知道此事以后，特地召见魏大铭，嘉勉他的成就；并且批准了戴先生建立无线电机制造所的计划。 无线电机制造所，也设在杭州，派陈景涵负责。除了制造小型电机外，并且还研究出各种外型伪装的样式，如台钟型、饼干罐型；另外也能将普通用的无线电收音机，改装为收发报机，均供建立秘密电台之用。民国廿五年后，再研制背包型军用机一种，专供行军之用。 有了自己训练的人员和自己制造的电机，各外勤单位的秘密电台，也纷纷筹建完成，与南京构成严密的通讯网。于是，加强改建南京总台，采遥控发报制，派于炽生负责。电机制造所也为改善总台的装备，制造十五瓦至二百瓦的大型电机。 戴先生用人专，信人深，对魏大铭付予全权，并于民国廿四年，在特务处的幕僚机构中增设通讯科（第四科），以魏为科长。于是魏不但从制度上力求通讯的畅通、保密的彻底；而且还积极就电波攻防双方，从事各种有助于特种情报的工作；举凡电讯侦译、防空情报；莫不竭智尽虑，力着先鞭。（防空情报与电讯侦译之部署与实绩详后章） 总计，自民国廿二年迄抗战胜利，共训练电讯人员二千七百八十八人（抗战时特警班所办的各电讯系未计算在内），制造各型电机共二千零七十五架（最小两瓦特机，最大一千瓦机），建立的无线电台，抗战极盛时达六百八十五座之多，遍及于沦陷地区及海外各地，前仆后继，无远不届，地无险阻，大都能安全潜伏，维持正常通讯。 戴先生的特种情报工作，其所以有非凡的成就；无线电业务的计划周密，办事彻底，发展蓬勃，表现卓越；因而发生密切而有效的配合作用，关系与影响极巨。 三、擒贼擒王，缓和华北危机日军强占我东北，我向国际联盟申诉，请求主持正义；原希望其能提出积极的解决办法，促使日军撤兵。结果，由国联派来的李顿调查团，于民国廿一年十月二日提出调查报告，仅阐明应如何巩固远东未来的和平；并未提出使日军撤出东北的任何具体办法。而日军得寸进尺，不但先于九月十五日正式承认其一手制造的「满洲国」；并且继续攻陷我热河省，进攻长城各口，威胁平津。 蒋委员长于民国廿二年三月亲自北上，部署抗日战事；下令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接替张学良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指挥长城抗战军事，一面通缉放弃职守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一面调商震、宋哲元、箫之楚、徐庭瑶、黄杰、关麟征等部接防长城各口，奋勇抵抗。激战两月，互有胜负。 日军以战况胶着，深知如欲仅凭武力攻占平津，必需再增兵力，而我国的抵抗，也势必愈益增强。那么矿日持久，蚕食的计划，无由实现。于是，日军设计一套内应外合的诡计。利用留居在平津一带的我残余军阀，以准许他们成立「华北国」为钓饵，怂恿他们密联旧部，在平津一带，以暴动的方式，来一次武装政变；同时设法刺杀何将军，使我华北失去领导重心。当时，他们付出一千万元的活动资本，以张敬尧（曾任湖南督军）与孙传芳（曾任江、浙、皖、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为利用的对象，在北平六国饭店，积极进行，已联络吉鸿昌、任应歧、方振武，以及吴佩孚的旧部等约十万之众，准备择日「起事」。这项阴谋，被戴先生的情报组织侦查明白，报告何将军；当时，前方战事正在紧急，强敌压境，后防空虚。何将军知道事态严重，于是急找戴先生派在平津负总责的华北特派员郑介民筹商对策。 由于六国饭店系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日本兵营旁边，无法逮捕审讯追究；郑遂建议擒贼擒王，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除去毫无国家大义甘受敌人利用的巨奸张敬尧；那么一场关系华北大局的隐患，自可消灭于无形，四十万人民也可以避免变乱的灾祸。事机紧迫，日敌刁难；稍有犹豫，可能误事。何将军同意郑的建议，命令由郑负责办理此事。 郑一面报告戴先生，一面召集平津的负责同志陈恭澍、王天木，选定由黄埔军校七期的白世维同志，执行任务。白世维是山东人，「九一八」事变后，由河北省党部派到抚宁县任党务宣传员，兼民团教练，推行党务，组训民团。因为成绩优异，被委任为东北义勇军第廿七支队司令；虽然无粮无饷，但袭敌扰敌，猛勇非常。当他知道已被选定为代表国法，执行杀奸任务的工作人员以后，很是兴奋。 郑介民以此事不但必需成功，而且要做到不落痕迹，以免被日军发觉，另生枝节；除了谆谆勖勉以外，问他对其身后家庭有何交待？白慷慨激昂的回答：「如果成仁，希望国家能照顾父母妻女；如果成功归来，不要奖金，只希望进陆军大学深造」。 于是由白世维、王天木、陈恭澍、戚南谱等组成临时行动小组。由王天木化装为日本大昌洋行买办，白世维为随从，驻入六国饭店三楼张敬尧房间的附近，伺机行动；陈恭澍负责联络，备妥车辆，准备成功后迅速接应撤退；戚南谱则在东交民巷口警戒，并作撤退时的掩护。 张敬尧化名常石谷，在六国饭店三楼连开四个房间，因为他有吸毒的恶习，每天中午十二时才起床；所以他雇用的四名保镖，下午一点才到六国饭店上班警戒。因此，枪杀张敬尧的行动时间，最好是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五月七日中午十二时刚过，张敬尧起床进入卫生间，王天木向白世维指明目标，先行从容离去。白世维认准目标，隔窗劲射，一击中的，安全撤走。 当天晚报，刊出了张敬尧被爱国志士杀死的消息，立即成为大快人心，震撼汉奸丑类的重大新闻。孙传芳当晚密逃天津。原来准备受张号令，发动政变的丑类吉鸿昌等，莫不胆战心寒，纷纷作鸟兽散。 日军虽然已经突破我长城的防御线，沿平榆国道推进，直指白河；但由于张敬尧的突然被杀，内应计划落空；再加我军节节抵抗，奋勇不屈；以及其本身战线拉长，战区扩大，兵力不敷分配，补给运输也多不便；只好自动提议休战。经过英使蓝博森的斡旋，中日双方于五月卅一日签订塘沽协议；协议以廷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芦台之线的以东以北，直至长城之线，为非武装地带，中国不驻军队，由警察和保安队维持治安；日军也撤出长城之外。华北危机，才得暂告解除。 白世维所射发的第一颗代表国法，诛锄汉奸叛逆的子弹，不但消灭了「华北国」的阴谋企图，而且也挽救了华北的隐患危机。可是他不受奖，不出面做风头人物；而在戴先生设在南京的训练班，担任队长，默默的耕耘，训练更多的「执行国法者」，去为多难的国家，诛锄更多的奸宄叛逆。 次（民廿三）年，戴先生的情报组织再在天津国民饭店将「华北国」的余党吉鸿昌、任应歧侦获逮捕，解送北平军分会法办。 四、制敌机先，协助敉平闽变北方的紧张局势，刚告缓和；南方又发生一件几乎动摇国本的福建叛乱事件。先是，自民国廿一年三月淞沪战役结束后，十九路军调往福建，总指挥将光鼐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由于此次国军在上海与日军作战达四十天之久，抗拒日军四个师团之众，和优势海空军的猛攻，始终胜负互见；最后是在美英等国公使调停之下缔订和约的。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对日本作战，从所未有的战绩。虽然这场战争，是集中了京沪所有的军力（包含十九路军、第五军、教导总队等）和上海丰富的后勤支持，才能有效而持久的抵抗。可是一般人士的印象，都以为是十九路军的功劳。因此，十九路军被大家所称赞，获得最高的荣誉；而蒋光鼐、蔡廷楷也被视为民族英雄。 另一方面，日军既强占我东北四省建立伪满洲国；又进入长城，觊觎华北，强权侵略，日甚一日。全国同胞，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立场，莫不义愤填膺，抗日反日的热朝，空前高涨。政府因为内患未平，准备不充，无法率尔与日军作摊牌性的决战；只有忍辱求全，争取时间。可是一般反对政府的政客，却利用全国抗日的热潮，作责难政府的借口。 过去曾任参谋总长的李济琛，广东主席的陈铭枢（二人原系十九路军的老长官），失意之余，以为有机可乘；乃于民国廿二年前往福建，蛊惑十九路军反叛中央，自创局面。他们的诡计，系利用国人对十九路军的好感和抗日的热潮，以「抗日」为号召，颠覆政府，夺取政权。可是，又顾虑孤军无援；竟然异想天开的与正在被围困在江西的共匪联合，并且请求苏俄支持。 当时，戴先生已经在福建布置有情报组织，另在上海也建立有无线电讯侦收的单位。十月，即已侦知李济琛密派代表，携带他和陈铭枢、蒋光鼐、察廷楷四人联署的函件，与正在盘据江西的共匪，商谈合作问题，并且签订一项「抗日作战协议」；一面急电苏俄速运大批械弹来厦门补充「红军」。 苏俄（当时与我断绝邦交）早欲援助共匪，但因共匪被困腹地，未能掌握到优良港口，以致无法实现。现在既然有厦门港可以利用，当然欣然允诺。于是复电应允，先将步枪三万枝、轻重机枪四千挺、各式轻重炮二百门、飞机十架、与各种弹药器材等，集中海参崴装船待运；另由上海先运中国现钞一百万元，作为「红军」的军费。各项密电，也被我方侦收破译。 十一月，李济琛、陈铭枢果然发出通电，主张「联合抗日」；公然为共匪张目；并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组织「生产党」，自称「中华共和国」国号，撕毁国父遗像，禁用青天白日国旗，公然叛国。 由于彼等系公然联合共匪，并且和苏俄勾结；如不设法迅予瓦解；则狼狈为奸，后患无穷。于是，戴先生除命令部属积极继续搜集叛军情报，提供蒋委员长参考外；一面派了一位年轻少女姜毅英同志，出敌意表的渗入厦门鼓浪屿，建立秘密电台，传递紧急情报；一面自己亲赴厦门转漳州，说服叛军六十一师师长毛维寿；再由毛影响六十师师长沈光汉，促其弃暗投明，憬然反正，毛、沈面允相机行事。 蒋委员长接到戴先生的情报，即已作随时进击的准备；但为避免再起战事，总希望彼等能悬崖勒马，幡然悔悟。所以，当闽变初起之时；他曾警告十九路军，限一星期内解散「人民政府」，重行归队，否则决用武力敉平。全国各界，也纷纷致电福州，劝十九路军应当珍惜过去荣誉，幸勿为政客利用。 可是，彼等一意孤行，将十九路军改称为「人民革命军」；而以陈铭枢为「行政委员会主席」、蔡廷楷为「军事委员会主席」、陈友仁为「外交部长」、章伯钧为「教育部长」、黄琪翔为「参谋总长」。 蒋委员长见叛军叛迹昭著，乃即下令讨伐。分兵三路，攻入福建，并肃清闽西山区的「红军」，隔断叛军与共匪的联络。由于敌情的充分了解，随时掌握，知己知彼，所以各路进展神速，叛军望风披靡；蒋委员长乃于廿三年一月，亲自乘机飞往延平，统率各军，沿闽江急进，福州震动。 另一路由海军陆战队为前锋，两师步兵为后继的奇兵，适时从海上进攻福州与厦门。此时，事先经戴先生策动，取得默契的毛维寿、沈光汉两师；不但不遵叛令进军抵抗，反而在泉、厦一带宣布效忠中央。于是中央军顺利登陆，叛军投降，陈铭枢等逃走，闽变遂即敉平。 反正的毛、沈两个师，和投降的谭启秀部队，经中央改编为第七路军，继续担任剿匪任务。 另有「生产党」的党羽黄天煜、郑藏等多人；当闽变发生之初，在武汉组织「人民政府武汉行动委员会」、「第三党民主革命同盟」、「生产党武汉支部」，以「武汉农业学会」为掩护，经常秘密集会，密谋响应；也被戴先生的情报组织汉口站破获。 福建伪「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成立不到一月，即被消灭，共匪援闽第一、三军团只好中途折返，苏俄集中在海参崴待运的武器装备，也无法运交。制敌机先，迅敉巨变。戴先生情报组织的运用，厥功至伟。 五、机警沉着，遏阻日谍诡谋（一）藏本事件的解决日军连年对我侵略，而日本政府却于民国廿三年，提议调整中日邦交，将其驻华外交官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并于当年六月，发表有吉明为首任大使，来南京向我国民政府主席呈递国书。国人方以为日本政府此一举措，或者对促进中日和平，有所帮助；也许可以缓和其对华侵略行动。 讵料，有吉明刚离南京赴上海，六月九日，日驻京总领事须磨，突然跑到我外交部大肆咆哮，谓其副总领事藏本英明失踪，可能被我爱国志士杀害；日本大使馆也正式向我政府提出强硬照会，限我政府于四十八小时内将藏本寻获。日军舰队集中下关江面，卸去炮衣，向我政府示威。民国廿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军即系以中村中尉失踪为借口，而出兵抢占我东北四省。此次藏本刚失踪，日军舰队即集中下关示威，显系预蓄阴谋。东北尚属边陲，南京乃我首都；日军如此凌逼；不但难以应付，而且也是国家耻辱。一时情势紧张，举国惶然。惟一解决方法，就是赶快找到藏本，使其无所借口。然而，彼等既有预谋，中国之大，日人与国人肤色外型相同，两天内何从寻觅？ 戴先生一面会同军警宪治安机关，部署侦查网，自首都近郊至苏州、芜湖等地；一面揣度情势。当六月八日有吉明大使呈递国书时，藏本还在南京；只隔一天，即告失踪。以中国当时的交通情形，不可能走得很远，判断他可能在近郊紫金山一带山区潜藏。于是派遣得力人员方超同志（首都警察厅侦缉队长）等进行搜查。果于十三日午后一时，发现他在明孝陵附近徘徊，以金属袖钮向面摊换取食物，当即尾追至紫霞洞将他寻获。藏本奉命绝食而死，嫁祸于我，以便构成日人向我作政治勒索的条件；所以当时憔悴萎顿，抵死不肯回城。经我工作同志多方劝导，始允随同回城。将他送到外交部。 外交部为免日人另生枝节，乃先行通知中外记者，发布消息；然后正式告知日本领事馆出据领回。一场风波，顿告平息。而日人阴谋败露，也在国际之间留下笑柄。 （二）华北五省自治的防制「藏本事件」解决，他们一计不成，再在华北肆其狂虐；自民国廿四年起，分别从经济、与特务方面积极进行。而其最后目的，在以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山西五省，组成「华北五省自治政府」，脱离中央，听他们的卵翼控制，达成他们蚕食中国的第二步骤。 经济方面，以大连和北戴河为基点，在日本浪人的主持之下，对我内地大规模走私货品；日军又多方阻挠我关税人员，不准使用武力防止走私。使我政府感受到两大困扰；一是税收减少，市场上私货充斥；二是白银外流，工商业大受影响。当我政府正在设法克制此一困扰之计，是年九月，日人忽又提倡「华北经济提携」；究竟其内容如何，企图如何，难以揣测，而使我迎拒两难。戴先生乃下令所有潜伏在日本使馆的工作同志，迅作调查。很快的，周仿吾同志，侦获到北平日本海军武官桑原少佐于九月十四、十九两日报告「华北经济提携之要旨」及「华北经济提携实情」密件全文。戴先生根据此项情报，对其实施步骤与最终目的，有了充份了解；再与当时日人正在华北的经济措施，加以比较分析，提供政府参考。政府据此施以对策，日人企图藉控制我华北经济命脉，进而达到他们政治目的阴谋，因此无法实现。 （三）特务活动的侦破特务方面，自塘沽协议以后，日本的关东军即在我冀东非军事区通州和唐山等地，设置特务机关，与我地方行政机构接触，展开各种工作；由其最著名的「中国通」土肥原贤二，任机关长。先以利诱的手段，怂恿我派在冀东担任行政督察专员的殷汝耕，于廿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发表独立宣言，公然与我政府断绝关系。然后再向我驻防平津的军事首长宋哲元接触，施以压力，促其步殷后尘，脱离中央，为实施「华北五省自治」铺路奠基。阴谋诡诈，无所不用其极。戴先生多方部署，深入敌间组织；将土肥原活动的详情，与宋哲元、萧振瀛交涉的经过，以及宋虚与委蛇的态度，随时查报。政府因能预订对策，对宋多所指示，加强联系，暗中防制，走在敌人前面。日人「华北五省自治」的狡谋，始终无法实现。 日军的特务活动，不但在华北一带颇为猖獗；而且深入我内地。我国失意政客与无业游民，往往贪图私利，甘心为敌人收买，当汉奸。至民国廿五年，活动颇为积极，遍及于上海、镇江、厦门、河南、济南等地；大都藉日本租界或日本商行机构为掩护。当时，日人恃强蛮横，政府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如无确实证据，不能迳予逮捕；但如听其任意活动，不予裁制，则侵润腐蚀，后患无穷。戴先生下令所属，多方密查监视，设法取证；先后破获「先锋队」、「自治会华北分会」、「护清铲民会」、「中华民主同盟会河南支部」、「华南国」、「暴力团」等组织多起。 廿五年底，又发现郑州通商东巷九号「文化研究社」内日本间谍机关中的三个日人：志贺秀二、山口勇男、田中敏夫等行动诡秘，勾结华人，将有逆谋。戴先生闻讯，亲往郑州策划，力谋取证破获。次年一月四日晨，山口勇男知道机关败露，已被监视；情急心虚，在一华人赵龙田引导之下翻越后墙脱逃；被戴先生派往监视的工作同志乘机逮捕，严讯赵龙田。于是根据赵的供认，由郑州专员公署出面，进入「文化研究社」搜查，查获很多证据。当即根据查获的文件中所发现的汉奸姓名地址，分别侦查逮捕归案。 六、维护安全、翦除职业凶手国内政局，自福建叛乱敉平以后，益臻稳定。 可是，失意的军人政客，穷极无聊；竟然不择手段，企图制造混乱，乘机掀起政潮，作为死灰复燃之机。因此，专门暗杀中央要员的事件，连续发生，仅仅民国廿三年，戴先生曾破获行刺蒋委员长的要案，就有三次之多。至民国廿四年，愈演愈烈。 民国廿四年十月廿五日，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在汉口江汉关码头被刺身死，当场捕获凶犯谭戎轩（又名陈燮超）一人。当治安机关讯问他受何人主使？他却理直气壮的回答说是：「奉中央党部的命令杀汉奸」，不但不以为犯了罪，还自鸣得意的自认是爱国英雄。案子审讯了一个星期毫无结果。事关重大，只好请戴先生来处理。 戴先生派一位司法股长余铎（天民），由南京到汉口，在廖树东和朱若愚同志协助之下，接办此案。朱若愚看到谭戎轩说话的神态和招供的内容，知道凶犯一定受人愚弄。于是他用谈话方式，轻松的和凶犯闲聊；告诉凶犯：「杨主席是政府官员，不是汉奸，中央党部如果真的对他怀疑，可以商请政府免他的职，办他的罪；怎会下达此种暗杀命令？一定是杨主席的仇人利用你，你上当了」。凶犯思考之下，幡然醒悟，对朱若愚说了实话。原来他是一个暗杀集团的打手，他的主使人是龚柏舟。龚柏舟常在法租界铁路饭店留住，有个妓女老三，常去找他。 朱若愚到铁路饭店，龚柏舟已经逃走，找到老三，盘问之下，才知道龚柏舟系在前一天离开汉口，搭乘日本轮船赴上海；并且答应老三到上海后同居，所以已经带走她一部分衣物，中途可能要上一次岸等情形。朱非常机警，立即赶回住所，商同司法股长，连夜打长途电话到南京，向戴先生报告；通知沿江各码头同志，依照龚柏舟的身材、口音、面貌、衣着等特征，截留要犯。一面等天明以后，迅速由廖树东带老三上飞机，飞到南京，准备指认龚柏舟，争取时间，顺利逮捕。 戴先生组织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效率，非常突出，很快的九江码头同志急电报告，日本轮船刚由九江开出，无人上岸。于是芜湖码头的同志，积极准备，南京同志也将老三送到芜湖，船一靠岸，即回同治安人员，在老三的当面指认之下，龚柏舟只好俯首就逮，招供系间接受「新国民党」负责人刘芦隐所主使。 刘芦隐一度曾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失意后，参加「新国民党」的组织，为主要人物；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军团」，自为首领，另组「中国青年抗日除奸特务队」，派遣党羽在各通都大邑，秘密活动，行动诡秘。戴先生早有所闻。但苦无显明的事证，未便动手逮捕。杨案既已破获，戴先生急电上海的王兆槐（警备总部侦缉队长），根据平日监视刘芦隐行踪的情报线索，密捕归案。当从刘的住处搜查到刘芦隐亲批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军团总章」，「中华青年除奸特务队计划书」，以及「交通经费预算书」等密件，连同刘犯，一并解送有关机关法办，暗杀集团的其它要犯张家义、杨西平、杨其新等，也先后逮捕到案。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是年十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六中全会在南京中央党部开会，全体委员正在门前排列照相之时；行政院长汪精卫忽然被冒充摄影记者的刺客孙凤鸣开枪杀伤。由于孙凤鸣被汪的卫士当场打死，失去活口；反而影响到全案的侦查。 行政院院长被刺，如不迅速破案；可能再起政潮，戴先生乃亲自侦查，先到孙假借名义的「晨光通讯社」搜查，发现人去楼空，杂物狼藉，火盆中焚烧文件的余火未息，冒出阵阵浓烟。他眼明手快，急忙亲手从余火中将尚未延烧的断简残篇取出，逐一察看，发现一张以谈爱情为内容的明信片，大出常理之外；迅即判断是用来通风报信的密语通讯。于是根据邮戳的发信地址，迅即电令上海的情报组织，加紧搜捕。于是月十四、十五两日，在车站、新亚酒店和孟渊旅馆等处捕获要犯张玉华、谷紫峰、张振奇、王宝珍（孙风鸣妻，由香港携款接济张玉华等）等人，讯明系受职业凶手巨头王亚樵所主使，同党尚有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等人，已逃往香港藏匿。王等系受李济琛、陈铭枢所雇用。 戴先生明了案情以后，一面急点香港同志，与港府华探联络，将余立奎等捕获扣押；一面商请外交部向港府交涉将余犯等引渡回国究办。可是，余立奎等狡诈，坚决否认参与刺汪案件；李济琛、陈铭枢等，再在幕后加以救助，以致引渡事不能解决。戴先生以此案关系我国法权与国际地位甚大，不能畏难却顾，不了了之；以免歹徒得以侥幸苟免，甚至以外地为逃逋薮，而肆无忌惮，益为猖狂。于是，先后以首都警察厅和宪兵司令部名义，派郑介民、李果谌、陈质平等赴香港，一面延聘英籍律师，作法理上的研讨，一面提出有力的人证物证，向香港法庭提出控诉；历时八月，始告解决，将余立奎。胡大海、周世平等三犯引渡回国送江苏高等法院归案法办。惟王亚樵仍逃逸无踪。 戴先生做事讲究彻根彻底，尝勉励同志：「要有孺子可教的态度，彻根彻底的办法」。王亚樵是职业凶手的首领，不把他除掉，终有后患。然而，王亚樵过去曾认识戴先生之为人；既已蓄意避匿，绝非一般就风化区、赌场、租界场合明查暗访所能奏效。而必需另想办法。当戴先生根据陈质平等在香港办理引渡案时的详细报告，发现余立奎的妻子木兰，与王亚樵有不正常的关系以后；立即亲赴香港，约晤木兰，晓以大义，动以利害，说服她为国立功。于是，木兰在戴先生有计划的布置之下，伺机与亚樵联络。 王亚樵匿居广西梧州，在西江江边，租了一幢别墅，并有一艘快艇，准备一有风声，随时逃遁。民国廿五年十一月初，他以为风声已过，而独居寂寞，想起香港的木兰，特别派人找到木兰，转达他的相思之苦，希望她能到梧州同居。木兰立即密报戴先生。当时广西环境特殊，不可能以密捕到案方式处理；如稍有泄漏，则元凶漏网逃匿，仍留后患。戴先生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特派郑介民赴港处理此事。乃以行动干员王鲁翘、史克斯、岑家焯等五人，密随木兰赴梧州，执法密裁。 木兰到梧州和王亚樵重聚，特致殷勤；而王久别之余，对木兰特示恩爱，不疑有他。十一月廿一日，木兰事先与王鲁翘等秘密联络妥当；当夜，乘王亚樵酒醉，里应外合，将王亚樵密正国法，一面急携木兰，登上江边预置的快艇，飞驶撤离。 另外，曾在上海行刺宋子文部长未遂的凶犯石敬亭、孙其俊、周茂文、李宝元等人，行刺外交部次长唐有壬的凶犯项应昌；也因迭破巨案的线索，紧追到底；而在上海，崇明、西安等地，逮捕法办。 由于职业凶手的彻底荡除，中央官员才免去时遭不测的困扰，生命安全才有保障，社会的治安秩序，才能因以更趋安定。 七、巧妙策动、化解两广事变李济琛、陈铭枢等自在福建失败后，复于民国廿四年，联合原十九路军、「第三党」、「新国民党」等失意份子，组织「中国革命大同盟」。一面勾结匪类，刺杀中央要员，企图以挑拨离间手段，乘机夺取政权；一面利用两广始终对中央怀有贰心的半独立状态，向陈济棠、李宗仁等煽惑，游说他们背叛中央，放弃国民党的旗帜。 戴先生对两广的不听中央约束，擅自不断扩充军费，怀有异谋，迭获情报；民国廿四年六月，再侦知陈济棠将原由青岛调防南海的中央海军海琛、海圻、肇和三艘巡洋舰扣留，编入其广东海军司令部，更调舰长，减发薪饷；引起三舰官兵的愤激。当即命令潜伏在广东的陈涤同志，（原为海军军官），藉其与海琛副舰长陈精文，海圻舰舰长唐静海的友好关系，策动三舰弃暗投明，设法驶归中央，当联络成熟，正准备待机行动；忽被陈济棠察觉，于六月十五日，乘三舰猝不及防，突然以海空军包围黄埔江面，企图一举解决。正在危急之时，适风雨大作，飞机被迫停飞。海琛、海圻两舰，乃得乘机冲出虎门要塞，驶到香港附近海面停靠；肇和舰因为机件故障，未能及时相随冲出。 戴先生迅速呈报蒋委员长，由军委会派海军军令处处长陈策携款五万元赴港，慰劳两舰官兵；于七月九日率两舰北上归队。 陈济棠扩充军力，不但注意陆海两军，尤其对空军的创设发展，不遗余力；以一省的财力，向国外购买各式军机相近百架之多，几乎有紧追中央之势。戴先生曾先后特派吴乃宪、梁干乔、邢森州、龚少侠等在香港、广州两地，从事情报的侦查和策反的运动，已有相当成效；经策动成熟，准备投诚来归的有飞行员陈振兴等廿七人，飞机为哥的士霍德式驱逐机七架、轰炸机三架。 民国廿五年六月，两广以「抗日救国」为名，组织「国民革命救国军」，称兵入湘，公然叛国。 当时，盘据赣南的共匪老巢已被荡平，残匪流窜西北；扰攘多年的七省匪患，方告消除。国家的经济建设，也在积极进行，卓著成效；全国人民在蒋委员长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之下，作奋发有为的努力。无论是社会的秩序、人民的生活、国防的准备，都正在从安定中向前迈进之中。外交方面，政府虽然为促进和平，作折冲的努力；但日人侵呑中华的意向，并未因我之和平诚意而有所改变。中日终于难免一战。因此，为爱惜国力，为抗日大计 ；蒋委员长雅不愿再以战争为手段，来解决国内问题；于是促请两广当局以国事为重，作悬崖勒马的省悟。 然而，两广当局的不惜以兵戎相见，蓄谋已久，「抗日救国」，只是藉口；当然不会因中央文电劝告，而遽作罢休。同时，山东主席韩复榘，同情两广的异动，主动联合负责冀察军政全权的宋哲元，于六月廿一日通电呼吁和平，反对中央用兵；云南省主席龙云，下令封存中央银行钞票，停止收受通用，从经济的事务上，为两广声援；四川省主席刘湘，也有乘机背离中央的企图。何况，两广的军力，合计不下四十万众，海陆空兵种俱全，实力强劲？如不及早设法遏阻化解，一旦战事触发，恐将酿成大患。 戴先生办事，反应灵敏，机警迅捷，决不犹豫观望；尝以「要有剑及履及的精神」与同志共勉。他分析两广当局的称兵犯上，系只凭武力，对中央形成威胁，妄图达成他们自私的政治目标；并没有一套比中央隐忍负重，充实国力，准备抗战更远大的计划，更好的方策；所以他们不但没有在政治上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就是在军事上，四十万之众，也未见得甘愿做他们政争的工具，作无谓的牺牲。那么，只要策动他们深明大义的军队，反正效顺，就可以釜底抽薪的化解巨变。于是，戴先生命令郑介民赴香港，就既有的联络基础，策动这项工作。 海军方面，除了海琛、海圻两艘比较吨位大的巡洋舰已归队中央外，陈济棠尚有向意大利购买的新型鱼雷舰四艘，组成舰队，特具威力。也经袁晔、李英杰运用关系，由该舰队长的亲人，自香港到广州开导说服；因而有七月十二日，舰长邝文光、邓瑞功率领一、四两号鱼雷舰反正来归的事实。 陆军方面，陈济棠部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先已不直陈之所为；而倾向中央，与陈貌合神离；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也在汕头发表宣言，拥护中央。所以，陈派他最亲信的巫剑雄的第四师，和黄质文的第六师，驻守广东的门户韶关一带。郑介民运用张君嵩和巫等旧识关系，由张出面与巫等联络，晓以大义。七月十六日，巫师由韶关撤到马坝，十七日发出反正通电，效忠中央。 空军方面，原来担任联络的陈振兴，已赴欧洲参加世界运动会，乃改由黄志刚、余平想等联络，于当年七月二日率机七架，飞来反正。消息传出，陈济棠大为震动，亟谋对策，有全部扣留所有空军改雇日人代替之议。于是，在郑介民的乘机策动之下，陈济棠的空军第一、四、五，六、七各队的飞机，由参谋长陈卓林率领，于七月十九、廿两日，全部飞往南昌反正。 陈济棠在其陆、海、空军连续背弃他的打击之下，知道大势已去，乃宣布下野，经香港出走国外。（中央已先于十三日免其本兼各职，发表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乃自江西大庾赶往广州，处理广东的善后。 广西方面，虽然已因广东的失败，陈的下野而有孤掌难鸣之感；但以虎头蛇尾为可耻，仍不甘心。戴先生侦知李宗仁、白崇禧等于七月十九日在南宁召集团长以上将领会议，决定抵抗到底，并以桂林、柳州为最后死守区。虽然，当时中央以雷霆万钧的压力，武装解决广西变局，易如反掌；同时，广西的若干陆军和空军也已经戴先生策动成熟，正在待机反正。可是，蒋委员长仍不主张用兵，而以谋国至诚，感悟反覆。乃迅即亲往广州，挽请中央要员赴广西，劝商李宗仁，亲来广州谒晤蒋委员长，请示解决办法。 蒋委员长为了顾全李宗仁和广西将领的颜面，解除他们心理的惶愧不安；为了对全国人士显示中央促进团结的热忱，和不咎既往的宽大德意。特地先去李的寓所拜访，并且和李摄影留念，公诸报章。不但广西变局，迎刃而解；而全国上下，也莫不大受感动而在团结奋斗的理念上，有了很大的进步。 再者，两广事变发生时，广西当局曾派南宁军校的上校教官段方溪往湖南，勾结湘省参议黄任平、熊国璋、绥靖参议何柱帆、李君尧，蔡支华等，组织「湖南民众抗日救国会」；企图运动军队，响应两广反动。被戴先生特派的工作人员陈袓康深入调查，将其破获。另有陈六安、李血泪、李巧妹，也奉广西当局的命令，四出活动；陈六安赴宁波向我防守司令朱其爙运动，李血泪密往上海平津等处鼓动学潮，李巧妹勾结「哈瓦斯通讯社」记者赵达，为两广作国际宣传；均被戴先生的情报组织侦查破获。 两广事变，是仅次于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以北平扩大会议为背景）的一次大规模变动。中原大战，苦战六个月，双方死伤达廿四万人之多；而两广事变其所以能不发一弹，迅速和平解决；戴先生的巧妙策动，确有很大贡献。戴先生之所用以策动的立场方法，是以时艰公义为激劝，而不徒以私人利欲相诱致。这可说明当时一般军人对国家整体观念的日渐增强，以及需要一位真正为国为民的英明领袖，来领导他们抗日救国的愿望，日见殷切；益以蒋委员长的神武威德，和几年来政府的斑斑政绩；而使政府的基础，益臻巩固，政令益能贯彻推行；全国上下对蒋委员长拥戴，也愈益热诚。此种情形，对不久所发生的西安事变，能够化险为夷；具有深厚的影响。 八、赴难西安，疏解善后共匪在华中一带的骚乱盘据，经过中央有计划的围剿，次第消灭；在赣南的伪苏维埃政府瓦解，毛泽东，率领残部窜往陕北。当其穷途末路之时，却根据莫斯科国际共产的决议，改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利用当时举国抗日的情绪，来转移国人的目标，企图苟延残喘。 当时，政府在陕西负责剿匪的，为副总司令张学良（总司令由蒋委员长兼任）所率领的东北军，和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所率领的十七路军。东北军久离家乡，所渴望的是「打回老家」，对于剿匪，本不热心；只以奉命行事，所以一开始就遭到匪军伏击，损失了部分军队。 不久，戴先生从陕北得到情报：共匪派秦邦宪为代表和东北军的六十七军长王以哲接头，以「抗日」为口号，施行统战的策略，强调「当前大家应该枪口对外，不该再打内战」，煽惑东北军反对中央「安内攘外」的决策；并且把所有俘去的人员武器，全部送回。王以哲大喜过望之下，认为共党很讲「意气」，够「朋友」；当与秦约定，以后如奉令进剿，必于事先通知共军，好让共军从容撤避。被俘去的人员，经过匪干的假殷勤招待，恶意的宣传；无形中中了他们的洗脑毒素。放回以后，自然而然的帮共匪大肆宣传；于是，人心浮动。张学良根据王以哲的报告和怂恿，以及一般干部的包围；也答应派代表赴陕北与共匪商谈，甚至亲往延安，与周恩来晤面；并容许共匪经常派有代表，住在王以哲部；表面上是负责联络，实际上与潜伏在西安的共谍人员大肆活动。一时，西安城内各种为匪张目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先后建立；在张学良的纵容之下，左倾的风气和叵测的图谋，嚣张扬厉，积极进行。 凡此情形，戴先生均呈报蒋委员长。 是年十一月廿四日，张学良迭电蒋委员长，请求在洛阳晋见，有紧急军情面报。蒋委员长已经得到东北军思想庞杂，行动歧异的情报；同时也已了解共匪在山穷水尽极端沮丧之下，改采「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阴谋。但以念及张学良于民国十七年拒绝日人引诱而自动归附中央，以及十九年中原大战时效忠中央夹击阎、冯叛军的功劳；乃于十一月廿八日应邀前往洛阳。十二月三日，张学良自西安来见，要求立即带兵「抗日」，不愿再剿共匪；甚至呈明对其部下驾驭困难的苦况，请求蒋委员长前往西安镇压训诲。 蒋委员长鉴于当时陕北的共匪，已在包围之中，照预定的军事计划，只要再作一次较大规模的进击，就可以克尽全功。何况，东北军因处境特殊，痛心国难，激于义愤，容不免有越轨的言论。如果予以剀切的诰谕，必能统一军心。更以自为统帅，教导有责，此身属于党国，安危在所不计。因于十二月四日，由洛阳到西安，驻节郊外华清池，按日约见团长以上的剿匪将领，告以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阶段，勖勉他们坚决勇往，迅赴事功。 不料十二月十二日清晨五时半，张学良与杨虎城竟然公然叛变；由张的卫队营进攻华清池行辕，劫持蒋委员长到西安，想胁迫蒋委员长接纳他们的政治主张。 事变发生之时，戴先生正在广州处理缉私工作。闻讯，星夜赶回南京，立即派重要干部携带电台赴潼关，利用装载邮包卡车掩护，进入西安，搜集情报；相机展开对叛军的策动反正活动。 张学良、杨虎城自以为他们发动的犯上作乱行动，是一种「革命性的政变」，而其口号又是全国上下所最热衷的「抗日」；一定能得到广大而热烈的响应，尤其是过去反对过中央的军人、政客、智识界和一再游行示威的学生。可是，所得到的反应，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因为，蒋委员长宽大处理两广事变以后，已经在广大群众中，奠定了民族领袖的地位，因此，智识界如胡适、傅斯年等人，在各大报刊发表言论，痛斥张、杨的举动，是一种足以使「仇快亲痛」的狂悖行为；同时称赞当时的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最好而最肯做事最负责任的政府，蒋委员长更是安定政府和领导救国的中心力量。当前国家问题的重心，是如何团结一致，加强政府的力量，使其能充分发挥建国救国的「能」；而不是假借任何名义，削弱政府的权能，造成分歧，以达到少数派系的私利愿望。学生们也镇定下来，不但不再鼓动闹事；反而以可能失去民族领袖为可忧可虑。全国上下，即使过去曾是蒋委员长的主要政敌，也都纷纷致电张、杨，要求迅速恢复蒋委员长的自由。各方面竭诚拥护蒋委员长的情形，顿使张、杨感到已陷入孤军境地。 蒋委员长本身，虽然已被劫持，但他凛然正气的训诫张学良，决以正气与暴力相周旋，不与叛徒谈判，也决不在任何暴力胁迫之下，承诺任何政治条件。中央政府自事变发生之初，即明白的公开斥责张、杨为叛逆，下命讨伐；而且很快的对叛军形成大包围。张、杨进退维谷，使他们对如何善其后，以及其本身未来的命运，感到困惑而焦急。 蒋夫人为了保持国家元气，共赴国难，以为不妨先试以和平解决的方法；于是商请澳洲籍顾问端纳于十四日赴西安，探询张、杨的真正态度。 当时，张学良已看到蒋委员长所有公私文件和日记，才知道自己铸成大错；他曾向蒋委员长报告说： 「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我若早知委员长日记中所记者十分之一、二，断不至有此次之鲁莽行动。现在我已明白我前此观念系错误的」。
因此，他开始悔悟，而担心蒋委员长的安全，更有迅即解决此变局的愿望。加以端纳对他分析世界大势，以及十九日宋子文到西安以后的折冲，事情已有了转机；张已不再坚持他的政治主张，也同意恢复蒋委员长自由。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说服参与变乱的杨虎城和其它人士。廿二日，蒋夫人亲赴西安，对和平解决事变，作最后的努力，戴先生随侍。 行前，戴先生的友好和干部，都以为他是情报工作的首领，向为叛军所嫉恨；何必深入虎穴，冒此必死的危险？乃纷纷加以劝阻。戴先生本其过人的识见，力排众议；临时召集在京的所属同志话别，表示他决效法蒋委员长当年赴难永丰兵舰的精神，前往西安去赴难，他说： 「蒋委员长蒙难，是我们的过失，我决定到西安随侍。此去凶多吉少，如果委员长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随侍归来；否则，我死而无憾。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我只有一死，才能上报领袖，下救工作的危亡。但无论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继续为革命工作，奋斗到底；将来尽忠救国的责任，全在各位肩上」。 同志们听到他这番话，为之动容。一方面敬佩他的大忠大勇，一方面又为他的安全担忧；所以大家都流泪。戴先生感动而坚强的说： 「你们哭什么？成功、成仁，是革命工作者的抱负。我戴某既然以身许国，忠于领袖，就无可惧怕之事。只要能俯仰无愧，就能内心平安。古人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就是一种无愧于心的修养表现；我自信尚有此修养，大家应该为我此行高兴才对，我不要大家以眼泪为我送行，我要大家以掌声壮我行色！」 他言犹未毕，全场响起一片如雷的掌声。 戴先生以必死之心赴难西安，话别了同志，再来拜别老母，双膝跪在蓝太夫人面前，流泪陈词说：「母亲，自从迎养你到南京以后，孩儿奔忙国事，少尽孝道；不要说席履丰厚，就是晨昏定省，也常有缺失。现在我又要离开您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为了要做国家的儿子，以后也许再不能……」 戴先生说到伤心之处，痛哭流涕，不能自己。蓝太夫人却很平静而温和的安慰他说： 「我虽然从年轻守寡到抚养你成人，尝尽世态艰辛；今天看到你能为国家做事，为长官分忧，内心感到非常高兴。只要你能够努力尽忠，而又能心存孝思，我就放心了。我虽熬上了年纪，但身体很徤康，如果有什么不方便，我会携带家人回乡安居，你不必以我们为念，好好的努力办你的事吧」！ 戴先生到了西安，原拟随侍在蒋委员长左右；但张学良却把他安置在张宅的地下室，表面上是被软禁了，实际上是保护。戴先生写信给张，要求无论如何，应当彼此畅谈一次；但也未见答覆。加以终日独处幽室，虽仅咫尺之隔，竟不能亲谒蒋委员长，非常焦虑不安。于是奋笔留书云：「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形，离死不远。来此殉难，故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一腔忠义，跃然纸上。 廿四日凌晨，张学良极端疲乏之余，到地下室看戴先生，拿出他部下「请速杀戴笠以绝后患」的报告给他看，戴先生看了事由，正色向张回答说： 「古语说：主辱臣死，现在蒋委员长蒙难西安，凡是为部属的，怎忍偷生？怕死即不来西安，你杀了我，杀不尽我的同志；我的同志，一定会维护我的志向，为维护蒋委员长，为国除奸而努力的」。 张学良对他的凛然正义，非常折服；当告以并无加害之意。于是戴先生向张晓以利害，对其如何善为结束此变，有所谋划，多所建议。 廿五日，张学良恭送蒋委员长离陕返京，以「一身当之」的情怀束身请罪，接受国法审判，以维护中央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威信。负责审判此案的特别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十年有期徒刑。蒋委员长则以张悔过归诚，使全国得避免发生战祸，而请求赦免张学良。政府接受了蒋委员长的建议，赦免张学良的罪行，交军委会严加管束。 西安事变，虽然因为蒋委员长安返南京，以及张学良束身请罪而告结束；但陕西的局势仍然混沌，各地政潮暗起；如何使善后工作顺利完成，不生枝节；实为当务之急，而其中复杂纷扰的程度，也相当严重。戴先生由西安返京以后，特别注意此事，并且设法予以疏解。 廿六年初，中央正在处理陕西的善后问题，杨虎城受人煽惑，劝他不要依照中央命令，离开陕西，以免断送其政治生命。于是，杨反对中央部队换防的和平解决办法，以图继续据有陕西。当即分头活动，一面电河北宋哲元，坚持反对中央的主张；电山东韩复榘，主张：「放张学良回陕西，撤退关内的中央军，立即发动抗日」；一面商请广西当局会同广东当局吁请中央接受他立即抗日的主张；派续范亭赴山西，请阎锡山出面调停，请各省予以实力的援助。结果，韩复榘应允必要时出兵两师加以援助；河北的万福麟部师长黄显声，也派参谋长赴山西，商假道入陕的计划。杨虎城本人，则与共匪勾结，分南、中、北三部作军事部署；一面收编土匪，扩充部队，布置于三原、临潼、渭南一带。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阻止中央军入陕。 东北军方面，自张学良赴京以后，内部意见不一；虽不愿为杨的「陕西地盘主义」而听其驱使；但以「张学良回陕」为目标，酝酿成为一种「救张运动」，大有「张一日不回，一日不听中央命令」之势。过激份子孙铭九等，甚至枪杀王以哲；也增加局势的动荡，和顺利解决的困扰。 以上各情，均为戴先生侦察明白；立即进行疏解策动。首先，他亲自与张学良磋商，告以东北军如此作为，将使张「一身当之，束身请罪」的热诚大义，前功尽弃。张听他分析，为之动容；亲笔致函杨虎城和他自己的部下，警醒他们：「断不可以个人出处，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而应当「以大仁大勇之精神，服从委员长解决陕局的善后办法」。并且对东北军再三致意说：「委座之爱护东北军不亚于良，而更有过之。望兄等勿再瞻顾，速下最后之决心，行有效之办法，方能达到救国还乡之目的」。戴先生特将此信，派专人送往陕西；一面对张、杨的军队，加以联络策动。结果，东北军的缪征流、刘多荃、吴克仁等两军一师，均表示绝对拥戴中央，服从蒋委员长；杨虎城的警卫第二旅张鸿远部，也离杨反正。因此，杨虎城的阵势瓦解，东北军遵令东调苏皖；中央才能乘势顺利解决陕局，而未再生枝节。 有人以为，尤其共党广为宣传：「西安事变是加强中国抗日的决定性因素」；其实不然。蒋委员长的抗日意志，是用不着西安事变来加强的；相反的，却提早了日本全面侵犯我国的时间；而削弱了蒋委员长为抗日战争的充分准备，和争取时间的努力。共匪的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九、毋枉毋纵，防制共匪活动戴先生对于共产党，是深具戒心的。当其在黄埔求学时，即对共党的作风，有深刻的了解；也曾经在清党时期，有过良好的表现。也可以说，他之所以从事情报工作，就是由侦查和检举共党阴谋活动开始的。 戴先生对侦察案件，讲求赃证实在，毋杠毋纵，决不容许有贪功冤诬的情事发生，「宁可错抓，不可错放」这一套歪曲的观念和做法，是他所最痛恨的。他的情报组织，对外不公开；所以侦查案件，是以秘密的方式进行的；事证搜集齐全以后，交给当地的治安机关依法逮捕。因此，他的部属侦破共谍案件，不但从无招摇撞骗的情事发生；而且能够从大处着手，锲而不舍的贯彻到底。 民国廿三年，共匪在河北组织「中国共产党河北青年团」，由李学书为省委兼书记长，天津、唐山、蒿城、滦城、定县、灵寿都有组织；从事歪曲宣传、造谣挑拨、鼓动囚犯暴动、煽动工人罢工等活动，非常积极。被戴先生的天津情报区工作人员侦查有据，送由治安机构捕获李学书、「特委书记」韩庆元、王永林，「组织部长」刘先住，及「宣传部长」梁梦麟等六十四人，彻底扑灭其组织。 同年，戴先生的南京工作同志，发现设在下关的「大风报推销办事处」，进出多人，诡秘可疑；经过严密侦查后，才知道主持人姚乃勋，是毛泽东的代表，专门在京密收党羽，图谋不轨。乃于五月卅一日晚，会同警宪，往其住所搜查，除当场逮捕姚乃勋、王仲篪、黄梓和、叶志亚、王国栋等匪党外；并且搜获木刻的「红军第一军团司令部」大印一颗和手枪弹、委任状等物。 武汉方面，热察事变纪念日那天，有人散发传单，诋毁政府，反对剿共，反对新生活运动；署名为「左翼大同盟武汉分盟」。戴先生的湖北情报站，特派专人，设法渗入其组织；秘密侦察追踪达半年之久，才取得确实事证；查明主持人为张卓吾，潜伏于师范学校，在铁路局和新闻界大肆活动；并与上海，河南两地的共匪，有密切联系，每每利用时候，生事惑众，彼此相互呼应。侦察既已透彻，乃于一夜之间，将张卓吾及其同党洪勋、谢远宜、于仲儒、许荫武等九人，一网打尽；并且根据线索，分电上海、河南一并缉捕。 厦门是东南的重要国际海港，而福建的西部，为共匪盘据出没之处；所以共匪在厦门的阴谋活动，特别积极。民国廿三年十一月，共匪利用世界和平纪念日的时机，准备在厦门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被戴先生的厦门情报站侦查清楚，立即会同公安局逮捕其主持人严壮真；根据他的供述线索，破获共谍机关十处，逮捕匪犯四十人。廿五年，共匪又在厦门组织「反帝大同盟」，以「抗日」为号召，进行「统战」活动，也被厦门情报站查明；于是，其「主席」孙吉平，「中心市委」周盈津、周莲花、「上海海总驻厦代表」张志敏、「海总工作委员会组织负责人」李盛、「码头总支部」李青等于四月一日至四日全部落网。 自中央宣布「安内攘外」的政策，积极清剿共匪之后，各地共匪的地下组织，生存发展比较困难；于是由在俄国的共产国际派遣西人约瑟夫华而顿携带巨款来华，匿居上海，密组第三国际世界情报网中国支部情报机关，勾结华人，刺探我国军政秘密，传送与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主要干部为陆海防、黄维祐，镇江为陈绍韩，汉口为关兆南。 关兆南在汉口设立「鸿雁通讯社」以为掩护，向各方搜集情报，报告共产国际；被戴先生的工作同志侦查有据。乃报由委员长武汉行营，于民国廿四年四月，逮捕关兆南、崔尔容夫妇，以及由上海派到汉口传送华而顿文件的陆独步一人。 根据关兆南和陆独步的线索，五月五日，再在上海逮捕陆，供认替共产国际工作不讳；当即引导警探，将华而顿与其同党黄维祐、汪墨清等多人捕获；另在镇江逮捕陈绍韩。一并解送湖北高等法院归案讯办。 华而顿被捕后，共产国际在华负责人柯索夫，派同党美国人蒲林森、兰姆克，犹太人雷地斯等携带巨款赴汉口，企图以行贿的方式营救华而顿。也经事先查明，予以诱捕归案。 共匪窜入陕北，日暮途穷，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之下，一面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向青年学生发展，争取群众；一面提倡「人民阵线」，企图汇合所有不满政府的团体派系，为其外围组织，供他作「统战」的运用。许多文化界、学术界的人物，为其「抗日救国」的糖衣所麻醉，纷纷组成团体，受其利用。经戴先生的情报组织查明的，在北平有「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会」、「华北救亡同盟会」，上海有「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武汉有「大学生救国联合会」，桂林有「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太原有「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长沙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及天津、西安、成都、济南、广州等地的「各界救国（亡）联合会」等团体；经侦查其中有运动军队、煽惑不法，企图颠覆政府的情事，获致确实证据，因而逮捕法办的共党份子：有陈克敏、姚权、王洪德等七十一人。 十、去腐生新，奠定现代警察基础戴先生因为负责情报工作，足迹走遍天下，接触遍及各阶层；深觉中国地区的广大，社会的复杂，需要改进的事情很多。即以与其工作有密切关系的警察而言，所有机构，除首都警察厅系直属南京市政府，受到重视之外，其余各地，大都分隶于各省的行政机构之下；一般官吏，对警察的事业和任务，并不重视，且多各行其是。以致各地的警察勤务制度与警政工作，无法统一。而警察本身，由于出身、教育、经历的各不相同，甚至悬殊过大；再加上受到人事、经费、政见种种限制，也相互不通声气，更无切磋琢磨的机会。影响所及，不但对于本身所担负的任务和职责上应该受到尊重，认识不够；而且对于社会治安的维持，民间风气的纠正，也往往无法充份发挥善展职责的才能，有极致的绩效表现。整个说来，对警察的现代化要求，尚有一段遥远的距离。 而国难日亟，警察为最接近群众的基层组织，无论是保密防谍，安定地方，发掘民隐，宣达政令，转移风气，都有相当的关系。当然，这个问题很大，牵涉也很广，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革新扭转的。也不是戴先生的权力和职责范围之内所能率尔操切的。 可是，戴先生做事有一个原则：只要是对国家社会有益的，或者是阻碍团结进步的，除非他不知道；只要他知道了，一定要彻底的加以了解，尽可能的引为己任，从各方面设法达到去腐生新的目的。 民国廿一年「一二八」淞沪战后，戴先生曾向蒋委员长建议，首先训练一批「政治警察」人才，用为情报、保防、安全、警卫等工作干部。是年六月，戴先生奉派为浙江省警察学校政治特派员，当即率同赵龙文、胡国振、郑锡麟、徐亮等人前往杭州，积极筹备，成立政治特派员办公室；十月在该校内，附设特训班，戴先生兼主任（训练概略，已详第三章「安内御侮」第一节），十一月，该校校长施调梅辞职，戴先生保荐王固磐继任校长。廿二年王调职，再保荐教务主任赵龙文升任。于是，在戴先生（政治特派员为该校指导员的总领导人。担任指导员的为：胡国振、郑锡麟、简朴、罗杏芳、廖宗泽、章粹吾（女）等人）与赵龙文的密切配合之下，该校的正科教育乃以崭新的观念和内容，有了飞跃的进步。 民国廿三年暑季，蒋委员长驻节庐山，一时冠盖云集。为加强该地治安的维护，戴先生奉准以浙江省警官学校正科第三期应届毕业生，与特训班第四期的学生共百余人，组成庐山暑期实习队，利用六月至八月的暑假期间，派往庐山担任警察工作，一面实习、一面以补当地警力的不足。 该实习队由史铭任队长，教官沈溥、沈维翰副之；简朴任总指导员，谢厥成、罗杏芳为指导员。实习项目，主要者为分担特勤警卫，查察辖区户口，侦查重大刑案，改善环境卫生，举办军民夜校，均著成效。 是时，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该校实习期间，在庐山推动甚力，以服装整洁、精神饱满、态度谦和、服务周到的仪态；劝导民众遵守交通秩序，生活合乎礼义，博得中外人士一致好评。一时，上海的各大中外报刊，均分别以此事为题，报导新闻，发表评论；誉为中华民国现代警政革新的先锋。 整个实习期间，戴先生和赵龙文，均曾先后亲临督导，并且不废弦歌；敦请当时在山上的高级长官孙科，陈诚、陈布雷、陈立天等莅队训话，国府林主席，蒋委员长，也于百忙中莅临巡视，传谕嘉奖。 由于此次实习成功，声誉鹊起；戴先生再推荐赵龙文于是年十一月兼任浙江省会警察局长，在杭州成立警察实验区，从事警政革新的实脸，用为全国警政树立楷模。 于是戴先生再与赵龙文合作，从刷新警勤制度，增加设备，严格奖惩各方面齐头并进，收到很大效果。他对此相当满意，而对新培养的警政干部，抱有很大的希望；曾藉浙江警察学校第四期正科毕业生请他为同学录写序文的机会，发表他对新警察的理想如下： 「岁月不居，忽忽两载，又届本校第四期正科同学毕业之期矣。回溯过去，展望将来，有不能已于言者，愿申数义，以与诸同学共勉之。就一般警察之任务而言，维持社会治安，改良地方风俗与指导人民生活，似已尽其职责，了无遗憾，以视我同学，则未谓已足。盖我同学除负有是项之任务而外，别有重大革命使命在。革命警察之目的，不仅在维持社会治安，要在了解社会凌乱之源，摘伏发奸，防患未然，不仅在改良地方风俗，要在洞明风俗式微之由；良诱善导，纳于正轨。不仅在指导人民生活，要在发现人民生活矛盾之点；劝诫纠正，使之合理。如此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则他日社会之改良，民族之复兴，我同学乃有绝大之贡献，方不负 领袖之期望，而无愧本身之职责也。今日国家民族之危机，已至最后关头，如何唤起民众，以担当复兴之重任，乃目前亟待解决之问题；论者多端，莫衷一是，余以为最能接近民众与民众有直接影响而易于收效者，厥为警察，以诸同学之地位与环境，此项责任之负荷，诚责无旁贷。新生活之运动，尤望努力推行，慎毋以个人或局部无关宏旨为理由，以懈怠其应尽之天职。须知个人或局部之行为，乃社会之积；准若干社会之积，便形成人类之历史。故必须人人努力，社会乃有进步，历史乃见光荣。复次关于本身之修养，亦宜重视；学业宁有止境，个人经验亦属有限。革命的人生观，端在自强不息。此后出而任事，应本自强不息之精神，兼以治学，二者不可偏废。盖任事即治学，治学即任事；任事而兼治学，则此心必虚怀若谷，不敢自满；而承任事，则所为必妥慎详明，不甘暴弃。更须认清吾人之历史，吾人之责任，以完成个人之修养，以创造未来之新世纪。晚近青年之最大通病，但凭一己之热情冲动，不计理智；驯至事业百无一成，反加重社会之混乱局面。深望诸同学于上述之修养以外，更为训练群众生活之努力，以发扬群治精神。本爱群之观念，具冷静之头脑。无论对人乃至对事，一切须凭理智，以控制情感之冲动，进德修业，此其嚆矢。上述诸点，亦尝与诸同学谆谆言之，兹当诸同学临别之际，特再表而出之，望共勉之。」
民国廿五年春，中央为准备对日抗战，特由内政部主办县市行政讲习所，由部长蒋作宾兼任所长；抽调全国的民政厅长、行政督察专员、县市长、省会公安局长、以及重要地区的公安局长；施以战时训练。当时，若干省份的军政当局，非常轻视警察的功能和重要性，而热中于保安团的扩充，因而有「废警改团」的呼声，彼此呼应，甚嚣尘上。戴先生乃对入京受训的公安局长，加以联络；充份了解各方面的困扰症结，广征大家对改革警察的切实意见，研商对「废警改团」的看法和对策。大家以为，警察之遭人诟病，是制度未确立，人事不健全，装备太窳劣，和业务的废弛；而不是警察本身任务的不合时代需要。比如首都警察厅，杭州省会公安局，都是成绩很好的单位，并没有改为保安团的必要。何况，警察的工作，繁琐而接近民众，也不是保安团所能代替的。是年五月，中央在京举行高级行政会议，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等倡议废除警察，节省经费，移办保安团。警察同仁，明知此论偏激欠妥；但以人微言轻，无法与省主席抗衡，且有下情不能上达之苦。戴先生以事关警察存废，社会安全，兹事体大，未便沉默。乃联络警察界同仁，推举赵龙文（浙江杭州省会公安局长）沈觐康（厦门公安局长）徐会之（安徽省会公安局长）为代表；由戴先生自己领导，谒见蒋兼院长（军委会委员长兼行政院长）陈述意见，力斥废除警察的荒谬；并且建议应当充实其经费，作彻底的改良。得到蒋兼院长的采纳嘉许。于是，高级行政会议，不但没有通过「废除警察」案；反而限各省于是年八月以前，拟具切实计划，将所有保安团队逐渐结束；而以其经费，移办警察，在三年之内改办完竣。 警察的存废问题解决了，戴先生更积极的规划一套「建警方案」（注），提呈蒋兼院长参考，以建立中国警察长久不拔之基；一面邀约在京的警界知名人士首都警察厅长王固磐、首都警察厅督察长李国俊、南京警官高等学校校长李士珍、内政部警政司长李松风和赵龙文；集会在他的寓所，讨论我国警界应如何团结一致，力图振奋，以不负蒋兼院长和全国国民的期望。当一致决议应由警界同仁自行组织学术团体「中国警察协进会」（后来改称中国警察学会），以图补救；公推戴先生与王等五人，负责筹备。 蒋兼院长采纳戴先生「建警方案」的意见，核准由中央统筹办理一所标准化的警察学校，（即以内政部警官高等学校与浙江省警官学校合并改组为中央警官学校），其余各省市所举办的警察训练机构，一律停办。以便从各方面整顿充实，统训分发，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中央警校由蒋院长兼校长，选任戴先生、王固磐、邓裕坤、赵龙文、李士珍为教务委员，组织教务委员会；而以戴先生为主任委员，负责决定校务方针。 是年十月卅一日，为蒋委员长五十华诞，全国各界在南京的明故宫机场举行献机祝寿典礼，以表示对民族领袖的诚敬之意；当时日敌侵凌，外侮日亟，以飞机祝寿，寓意非常深远。戴先生特向中国警察协进会提议，发起全国警界同仁，购献「警察号」战机一架；届时到场参加典礼的，有中央警官学校全体师生，和各省市警界代表三万余人，情况热烈；不但是警察界的空前盛举，而且也是他们精诚团结的里程碑。 民国廿六年六月一日，中国警察学会在南京开第一次年会；决议恭请蒋委员长俯兼名誉会长，公推戴先生为理事长，王固磐、赵龙文、邓裕坤、李士珍、李国俊为理事。 由于戴先生对警察事业的关切和贡献，所以警察界有了新的朝气精神和业绩上的飞跃进步；而此后对日长期抗战，戴先生的情报工作和辉煌事功，所以能无远不届，无坚不克，无往不利；正因为情报人员与警察人员的密切合作，如同一家，而充份发挥团队精神的缘故。 注：㈠建警方案分为四个要点：第一、为建立全国警察制度，订「警察纲要」，以树立全国各级警察体制；改公安局为警察局，以正名义；为后来修订「警察法」的先声。第二、为统一全国警察教育，成立中央警官学校，保荐李士珍为教育长。第三、为加强警察领导机构，保荐专家邓裕坤为内政部警政司司长，推展各种新制度，增设新措施。第四、为推行战时警察工作。（此于廿六年夏在庐山实施，成立暑期警政训练，由戴先生主持，分批调训全国警察首长，授以战时警察、敌后工作等训练。）
十一、多线策联，粉碎「内蒙分离」阴谋日军自占领我东北四省，制造伪「满洲国」以后；一面攻入长城，威胁平津，再制造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一面又侵占多伦，向察绥方面进行「内蒙古分离」活动。 民国廿二年七月，内蒙古各王公，在日本「关东军」的压力和怂恿之下，派代表在百灵庙集会，向我中央政府要求蒙古高度自治；九月廿八日，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但因各盟意见不一，又改为「内蒙各盟旗长官自治会议」。政府为避免各盟旗的王公被敌人利用，乃筹施对策；于民国廿三年一月十七日通过「蒙古自治办法」，派何应钦将军为指导长官，赵戴文为副长官；云王为委员长、沙王和索王为副委员长。 民国廿四年九月，日军进一步以武力来增强其「内蒙分离活动」，由其「关东军」指使驻在热河的伪满军李守信部，侵占我察哈尔省的沽源县，卵翼对内蒙各盟旗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德王（全衔为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亲王德穆楚克敦鲁普），组织「军政府」（后改称「内蒙古自治联盟政府」），德王自任主席，吴鹤龄任政务院长，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关东军」应允在军事上全力支持，在政治上不加干涉。德王受其迷惑，但也不愿和我中央政府完全决绝，还想「留有余地，准备万一」。因而酿成一种微妙的关系和特殊气氛。 戴先生明了此种内情，找到一位理想的人物张季春，请他向德王和李守信进行策动。一方面说服他们不要中敌毒素，陷溺太深，一方面随时作反正的准备。 张季春是张北的世家弟子，民国十七年即已担任察省最高学府张家口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在地方上极具声望。由于爱国的热忱，和戴先生的同志郑介民、江雄风、高□荣等都很熟识，并且义务的协助他们进行掩护工作。戴先生所属的张家口站，工作领域包括张家口市和察哈尔全省，还有平绥铁路沿线，需要各地地方人士协助；张即以其党、政、军和地方上的关系，介绍给张家口站，作义务性的运用。由于这一段渊源，当年年底，张应邀到南京和戴先生见面。 张季春见到戴先生，感觉他「威严而诚恳，刚毅而亲切，对人有感染力和吸引力，每一句话都能扣人心弦；使人不期而然的敬服他的真诚、正确、忠义，而从内心里不愿反对或轻慢他，毫不勉强的相信他是一位大可信靠的领导者。」因此，张毫不保留的提出他对察绥蒙局势的意见，也在赤诚忠义血性相感的互信之下，接受了戴先生交付他重要的任务。 因为德王、吴鹤龄、李守信以及其左右人物，都和张季春有很好的友谊关系；加以张当师范校长时所设「蒙旗师范班」训练的学生，分布在各盟旗之中，甚至有的已经担任处长的职务；其中不乏明达义理之士。所以张能经常获得「内蒙分离活动」的情报，报告戴先生；同时，对李守信的军队，也展开了联络策动的活动。 日军本想以宋哲元、韩复榘等为对象，连同察绥在内，以「华北五省自治」为开端，制造一个「华北国」的；但此计划，无法实现。于是，民国廿五年，强占我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宣言「为蒙古人建设蒙古」，由参谋长东条英机督责全般计划，派参谋田中隆吉指挥伪李守信军，对察绥作进一步的侵扰。是年春天，首先攻占宝昌、康保、化德、商都、张北等五县；十一月，再指挥李守信和另一伪军王英，率部分四路进攻绥远。东路，以王英部为主，分三路：一路由兴和进攻丰镇，一路由红格尔图进攻集宁，一路由商都进犯陶林；北路，以李守信部为主力，经武川，直指绥远省会归化城。 蒋委员长先已得到戴先生的情报，调汤恩伯的十三军北上，并命防守绥远的傅作义发表谈话，决予来犯绥远的任何部队，迎头痛击。十一月四日，平津日军以举行军事大演习对我示威。十一日，宋哲元也亲自指挥廿九军举行军事大演习，表示我已严阵以待。十七日，蒋委员长亲赴太原督策抗敌事宜。 戴先生对李守信和王英等部队的策动，除了上述张季春的线索以外，尚有其它线索：由北平派去的王植甫，已取得王英的信任，担任参谋主任的要职；由陕西派去的苗秀圃、李贺民，也在王部张万庆师第一旅中取得营长和旅部副官的职位；而和旅长安华庭，团长王子修等多有接触。 是月十九日，伪军分路来犯，并有飞机助战；我傅部第卅五军和汤部第十三军分头抵抗。正当战况激烈之际，事先经张季春策动成熟的王英部旅长石玉山，以及苗、李等联络成功的王部旅长安华庭、团长王子修；突然阵前起义反正，宣布效忠中央。王英部顿时士气沮丧，狼狈退兵；另一路李守信部，也因为张季春的策动，虚晃一枪的撤走了事。廿四日，我军乘胜追击，一举克复百灵庙，彻底粉粹日军「内蒙分离」活动的阴谋；这也是在与日军数年周旋之中，第一次获得全胜。日本「关东军」为了挽回失败的颜面，乃于是月廿七日，会同伪「满洲国」发表公告，对伪内蒙军的侵犯绥远表示同情；次日，我外交部即公开严正表示：「我领土主权完整，不容第三者侵犯干涉」。 民国廿六年七月七日，因为卢沟桥事件，引发了我全面抗日战事。短期间，察、绥相继沦陷；于是日敌以德王为首，成立「蒙古自治政府」，除绥察地域以外，又将晋北十三县并入范围。张季春仍然在伪蒙古军的掩护之下，进行秘密工作，彼此之间取得默契，相处非常融洽。后来，张的情报活动，被汉奸发现，向敌军告密；于是，张季春化名李化民，装病避入北平中央医院。当时，戴先生在北平工作万分紧张危险之下，仍然派乔家才为代表，冒险渗进北平，前往慰问，并视察北平工作；这不但使张季春万分感动，同时也对鼓舞北平工作同志士气，沉着应付艰危局势，发生很大作用。 张季春在戴先生的精诚相感之下，出院后，正式参加与强敌短兵相接的密勿重任，由北平区组长调任绥远站长，应付绥远方面的紧急情势，收拾残局，重整旗鼓。（归绥方面，在出任伪警察局长的刘建华妥为掩护之下，一向工作顺利；但日久被日军怀疑，严令刘限期捉拿担任我绥远站长的陈绎如，否则，即扣刘究办。于是，戴先生令陈、刘撤往后方，命张往代）张到任以后，更积极的持续进行策动联络德王和李守信的工作。可是，后来又因为察哈尔站长杨金声的被捕殉职而牵连到张的绥远站，于是张季春也被捕了，一直到抗战胜利才恢复自由，当选立法委员。 张季春虽然失事了，但策联德王和李守信的工作，并没有因此停顿。戴先生很清楚，德王和李守信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不得不与日敌虚与委蛇的内情；处在当地敌我形势对比极端悬殊之下，当然不可能促使他们立即公开起义反正。但他们在内蒙，总不失为一部可资运用的力量；将来国军反攻，敌我形势扭转时，他们必然会发生很大作用。同时，为了防止中共的乘机联络，与苏俄联成一起，贻患将来；也有预作部署，尽力争取的必要，于是，继续派人与他们密取联络。 等到抗战胜利，德王和李守信，都在刘建华的联络之下，接受军委会发表的蒙古和绥远先遣军司令的军职，而拒绝了中共的诱致；李守信的部队，还参加了保卫包头的战役，和贺龙的共军大战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