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十一章 欧文与工会
——欧文主义的终结
英国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我指的是对工人阶级的情绪影响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工会的发展。在1824年以前，无论是习惯法还是1799年和1800年通过的结社法案，都把工会运动列为非法活动，后一类法案是法国革命及其引起的恐怖所促成的普遍镇压运动的一部分。到了1824年，英国终于明文废除了这些结社法案并修改了习惯法，允许工人有组织工会的广泛自由。这一变革主要归功于议会中的约瑟夫·休姆和议会外的弗兰西斯·普雷斯的共同努力；此后，许多原先秘密活动的工会便完全公开了，与此同时，许多新工会也纷纷建立起来。即使是在工会受到法律禁止的时期，这些组织实际上也一直存在，就城市有技术的工匠来说，他们的工会有时甚至还公开进行活动。镇压运动的主要受害者是矿工和纺织工人，他们大都在自治城市以外工作，除非他们能够在大片地区内进行活动，否则，他们的组织根本就没有发挥有效作用的希望。这些行业工人的结社由于涉及的人数太多，被认为具有危险性，所以常常遭到法律的镇压，但是，即使是这样，也没有能够阻止他们不断地进行秘密活动。1824年，许多秘密团体公开露面了，当时商业正处于繁荣状态，但仍掀起了一阵罢工浪潮。惊恐的议会撤销了“休姆法案”，并在1825年代之以一项大大缩小了工会活动范围的新法案。不过当局并没有恢复绝对禁止结社的做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已经存在着一种自由主义情绪，认为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并且希望工人在获得有限的结社权以后会了解，在无情的“政治经济学规律”面前，结社所能带给他们的好处是多么微小。持这种看法的人说，禁止结社的做法反而使工人滋长了幻想，以为工会有办法提高他们的工资。而今，1825年法案既已规定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和威胁行为都给予法律制裁，工会慑于法律，很快就会懂得以卵击石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而只会从事一些无害而甚至有益的活动，例如对丧失劳动能力、患病或失业的会员给予友谊帮助等等。
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1824年蒸蒸日上的商业繁荣转变为1825年的投机狂，并以危机而告终。反对因不景气而削减工资的罢工多次发生，而在大多数罢工中，工会都遭到了严重打击。虽然某些工会，特别是约克郡那些毛纺工业工会，再度被迫转入地下，但是运动却没有被扼杀。即使是在不景气的年头，工会运动也还是重新发展起来，地方团体纷纷设法更广泛地联合起来，旨在首先抵制工资的进一步削减，然后争取恢复某些已经丧失的权利。与此同时，霍季斯金、汤普森以及其他同情工人的理论家开始对工人发生影响。特别是汤普森，他号召工会树立起更远大的目标，用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办法来对付关厂停工或降低工资的企图。这些生产合作社可以为社员提供就业机会，使雇主面临遭受营业损失的威胁。此外，他还向工人宣传一种由工人掌握工业控制权的新社会制度。
在公众注意力主要集中于议会改革斗争的那些年头，工会组织及其政策的上述发展一直没有停止过。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通过乔治·缪迪、布赖顿的威廉·金博士以及其他具有工人阶级观点的领袖（包括许多在改革运动中也很知名的工人）的努力，合作主义的思想和计划一直在迅速传播。这两大运动的结合似乎向工人阶级揭示了极其光明的前景，他们已经从议会改革的斗争中看到了旧制度崩溃的开始，看到了工人阶级将能自由地创造自己前途的时代的到来。欧文在宣传自己计划的最初阶段，根本没有想到工人本身会对他所提倡建立的“合作村”起积极作用。他总是希望国家、济贫当局或者私人慈善家给劳动者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证明在比较有利的生活条件下和引人为善的环境中，他们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状况。欧文还没有开始从工人掌管自己的事务这种观点来看问题。但是，他在美国的经验已经使他得到了一些教训。当他还留在国外的“新和谐村”的时候，许多具有工人阶级观点的领袖已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欧文所鼓吹的制度既然很好，为什么不能自己动手建立而要依赖国家和富翁呢？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后半期，经过重新解释的欧文主义已经吸引了许多工人阶级的信从者，特别是那些加入新解放的工会的工人，在兰开夏，约翰·多赫尔蒂首先把棉纺工人组织起来，成立“纺织工人总工会”（1829年），第二年又雄心勃勃地计划建立一个“各行业总工会”——这个机构果然在下一年成立了，称为“全国劳工保护工会联合会”。多赫尔蒂是当时工人阶级新领袖中最杰出的人物。在伦敦，造船工人约翰·加斯特组织了“首都工会”；威廉·洛维特则积极活动，把各个工会主义和合作主义团体联合起来，并向它们灌输欧文主义思想。欧文回到英国时，发现许多方面都要求他出来领导这些正在发展中的工人运动，把它们引上合作社会主义的大道。工人运动在议会改革斗争的那些岁月中迅速展开。在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通过以后，曾在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的工人阶级看到自己仍然没有取得选举权，并且面临着资本家雇主主宰的新政治制度，于是，工会主义和合作主义运动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了。在政治方面大失所望的工人转而采取了经济行动，作为对付国家新统治者的自卫手段；同时，建立全体工人阶级的“总工会”的思想也迅速传播开来。欧文在他的信徒的敦促下开始了行动，着手把工会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当时规模庞大的建筑工人工会刚刚组成，企图把建筑业的各个行会联合在统一的领导之下；欧文对这个工会的“议事会”发表了演说，劝导它制订计划，组织一个排除私人承包商的“全国建筑工人总行业工会”，把整个建筑工业都控制到自己手里。
与此同时，在1831年召开的一系列合作社代表大会上，制定了种种发展合作生产和贸易的宏伟计划，作为全面建立合作制度的第一步。在这个阶段，欧文亲自着手工作，想用具体事实证明1821年他在《致拉纳克郡报告》中提到的劳动价值论的效验。他的“劳动交换所”的想法，是不同行业的工匠可以通过交换所直接交换他们的产品，而无需假手任何资本家雇主或中间人。他的这一想法在他亲自付诸实践之前，已经作过一些小规模的试验；事实上，这种交换已经成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建立的某些合作社的一种职能。欧文这时开始以按大的规模进行试验，他筹办了一所“全国劳动公平交换所”。在这里，凡是组织在生产合作社中的各行业的产品，都可以按照生产所用的“劳动时间”确定的价值互相交换。欧文的交换所设在伦敦，但是在伯明翰、利物浦和格拉斯哥也建立了类似的交换所，而且在一段时期内，人们一度使用这些交换所发行的“劳动券”代替官方货币进行活跃的交易。生产合作社得到迅速发展，其成员大都是那些为了工资和其他条件而同雇主发生争执的工人，他们企图自行组织生产和销售，从而排除雇主，或者至少使雇主接受他们的条件。此外，还有许多合作商店一方面经销生产合作社的产品，一方面经销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力图缩小批发零售价格差额，降低售价，同时又能提供一笔盈余，为进一步发展合作制度积累基金。某些合作商店甚至还采用了“买货分红”制（通常说是1844年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1]首创的），不过大多数消费合作社盈余积累全都是为了目标更远大的社会实验。威廉·金博士的《布赖顿合作者》杂志于1830年停刊，但是又有若干鼓吹合作主义思想的新期刊相继出现。
在所有这些宣传鼓动的影响下，1833年出现了一个雄心最大的企图，即打算建立一个总工联，总工联不仅要帮助工人进行日常的斗争，而且要成为促使合作主义新社会制度早日实现的工具。1833年，合作社代表大会召开了，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各种合作社、工会和欧文主义宣传团体的代表；会上欧文提出了建立一个“全国生产阶级道义总联合会”的计划，他企图利用这个机构举行一次拒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继续生产的和平联合行动，一举而实现新社会制度。但是，根据欧文这一计划孕育出来的却同他所设想的相去很远。在这以前，其他地方已经有人仿效多赫尔蒂和加斯特建立总工会的做法，如在约克郡就成立了一个以服装业为中心的总工会；而多赫尔蒂的兰开夏组织和约克郡方面都已经派出宣传员到全国各地去进行鼓动，力图建立起包罗各行各业的郡联合组织。经过这些努力，终于在1834年初成立了“全国统一工会”，雄心勃勃地想把全体劳动者的力量团结起来，直接攻击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在北部工厂区，多赫尔蒂在欧文和约翰·菲尔登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全国更生社”也开始发动宣传，号召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一致拒绝在劳动八小时后继续干活。
欧文本人对事态的发展有两种看法。一方面，他相信在其他阶级热心人士的赞助下，由工人阶级提出联合要求，他的合作制度就有可能一举而建立起来；但另一方面，他又非常不喜欢阶级斗争的想法。欧文相信，只要能向雇主充分说明他的新社会制度，就能诱导他们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欣然参与消灭雇主阶级及其生存所系的竞争制度的事业。他也同圣西门一样，倾向于把“勤劳阶级”（这是他喜欢用的名词，相当于圣西门的“实业家”）看作是社会的一个单一的组成部分，天生地同非生产者相对立，并且乐于响应号召为大众的利益而采取合理的行动；而大部分非生产者则不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欧文便以救世主的精神宣称；在一切善良的人一致同意的基础上“新道德世界”即将来临，但另一方面，他在工会中的许多信徒却正在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危机》杂志编辑J·E·史密斯就在《危机》和《先驱者》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尖锐地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2]后因主张阶级斗争并反对欧文的宗教宣传而被解职。《危机》是欧文办的杂志，而《先驱者》则是摩里逊主持的建筑工会机关报。
欧文虽然是组成“全国统一工会”的主要人物，但是起初并没有担任工会的正式职务，甚至连会员也不是，而且对上述发展的看法也是游移不定的。这时候，雇主和政府已经深为震惊。罢工工人有时满足于提出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但有时却激烈到要求排除雇主，立即建立新的合作管理制度；于是，雇主便以关厂停工来对付他们，拒绝再雇用任何不肯退出“工会”的工人。在1833—1834年著名的“赛马节歇工”（这次罢工在全国统一工会正式成立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中，雇主们就采取了这种方针；而那些被拒于厂外的工人则力图建立自己的合作工厂进行回击。在约克郡和其他一些地区，雇主们在辉格党政府的支持（事实上也是挑唆）下，普遍采用关厂停工和不雇用工会会员的手段。全国统一工会及其他与之有松弛联系的工会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快到简直无法以任何形式把他们有秩序地组织起来。随着停工事件的成倍增加和雇主抵抗的日益加强，工会发现自己正面临为数不多的基金迅速枯竭的局面，无法维持罢工会员或被拒于厂外的会员的生活，也无法试办合作生产。不久，政府又采取了积极措施压制工会，不仅鼓励雇主拒绝雇用工会会员，而且督促地方官吏加紧镇压危险性的密谋。当时，工会要求新会员宣誓保密是十分普通的事，这一则是1824年以前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那时，工人阶级的任何结社都被目为非法的密谋活动），一则也是对雇主企图抵制所有工会会员的自然反应。在这里，我们无需详述“托尔普德尔受难者”的故事，在这一事件中，有六名多却斯特工人在1834年被控以非法宣誓罪并被判处流放，因为他们在筹建一个附属于全国统一工会的“农业工人互助会”的过程中曾举行宣誓。毫无疑问，这一野蛮判决对于加速工会运动的崩溃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以前，欧文只是一个局外同情者，这时鉴于全国统一工会遭受攻击就亲自参加了进来，并且出任主席，他说服工会理事会出面要求所属各团体立刻取消一切形式的宣誓或秘密仪式。尽管如此，雇主们却在多却斯特判决案的鼓舞下继续加强对工会会员的抵制。许多加入了工会的工人都大为恐慌；到了1834年最后几个月，全国统一工会的宏伟计划便告失败，统一工会本身实际上也垮了台。只有一些零星的组织还能维持下去，这主要是一些特殊技艺行业的地方工人会社，它们大都早在一般“工会”成立以前，早在把工会运动当作工具企图一举而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想法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欧文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级的事业中一度上升之后，就这样昙花一现地结束了。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个过程都可以说是一段不同凡响的插曲。我们无法说明这些工会皈依欧文主义的程度究竟有多大。随着全国统一工会的骤起骤落而即兴即衰的、具有半革命性的“总工会主义”运动，并不是欧文缔造的，他只是把一些并非由他发起的运动短期地——而且从来也不是全部地——联合起来而已。全国统一工会合并了或者企图合并下列工会：由多赫尔蒂在兰开夏和密德兰纺织工业区以及由秘密的里兹服装业工会；在约克郡创办的那些“总工会”；由建筑工人，陶器工人和若干其他团体试图建立的那些全国性工会；以及一大批同上述团体没有任何联系的新旧地方社团。约克郡工会、建筑工人工会和若干其他大工会，在帮助建立全国统一工会以后，拒绝同统一工会合并，只是同它保持一种松弛而不明确的联系。至于哪个工会属于它，哪个不属于它，事实上根本就弄不清楚；它刚一成立就投入了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始终没有机会好好进行整顿或者把它的组织纳入正规。
全国统一工会的直接目标就像它的机构一样不明确。欧文到处预言，不道德的旧社会制度的灭亡和新道德社会制度的诞生只是几个月之内的事，显然，他是在期待雇主阶级会在工人拒绝为他们继续工作的情况下甘愿被推翻。与此同时，他又斥责一切想诉诸暴力、仇恨或阶级斗争的要求。某些工会领袖，例如棉纺工人工会的多赫尔蒂和建筑工人工会的詹姆斯·摩里逊，都是坚定的欧文主义者，他们无疑也抱有欧文所抱的那些希望，尽管他们对雇主方面的反应并不像欧文那样感到有把握。但是，对于大多数工会领导人来说，他们所希望的多半是建立一个能够通过联合行动来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大型总工会，而远远不是通过一次决定性行动就得到千年至福。诚然，威廉·本鲍至少在1831年就已经提出了“总罢工”或“全国休假日”的想法，而且还在1832年年初以《全国休假日》为题的小册子[3]中作了详细说明。本鲍主要是号召举行政治性罢工，可能对工会舆论发生了影响；而对全国工人阶级联合会中那些痛感失望的领袖们来说，本鲍的号召无疑是受欢迎的，这个工会是激进派改革运动的左翼。亨利·海瑟林顿就是这个工会的主要领袖之一，他在自己所编的《贫民卫报》中指出，真正代表人民的是全国统一工会的代表大会，而不是改革后的议会，并且号召工会领导工人再接再厉，重新掀起一次运动，争取普选权和建立以合作为基础的新经济制度。可是，整个情况主要仍然是一种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发泄不满的无组织运动，而不是具有一定目标和明确指导的自觉性运动。
当欧文看到工会面临着必然失败的命运时，他便很快转移了阵地。在争取撤销托尔普德尔劳工判决的斗争失败以后，他突然宣布结束全国统一工会，退而想以不那么锋芒毕露的手段来推行合作运动和他的“合作村”计划。他宣布成立一个“英国国内外工业、人道与知识统一协会”，以代替全国统一工会，这个协会实际上只不过是1831年开始举行的一系列合作社代表大会的继续而已，协会不久就改名为“全国勤劳阶级联合会”；此后，欧文派的这一中心组织又多次改名。“合作村”逐渐改变为“国内移民区”；随着欧文主义在工业界影响的衰落，它的宗教性因素便日益增长，它的中央组织后来便称为“理性宗教者协会”——简称为“理性社”。它的信从者往往仍被称为“社会主义者”，而且正如我们提到过的，1841年就正式采用了这个名称。
1834年以后，欧文主义便完全不再成其为群众运动了，而欧文本人也不再同工会保持任何联系。然而，他的影响决没有消失。许多地方仍然有欧文主义社团——“理性社”的分社——以及或多或少受欧文主义影响的合作社。此外，欧文派也重整旗鼓，力图组织一个模范合作公社，为此而忙于募集大小数额的捐款。欧文本人则把他那些较富有的赞助者组织在一个国内移民社里，而理性就则向工人群众募集零星款项。经过这些努力之后，便于1839年在汉普郡的东铁瑟里建立了“和谐厅”或奎因伍德移民区。正如我们读过的，理性社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同欧文的富有赞助者之间多次发生激烈争执，移民区终于在1846年宣告解散。争论的问题错综复杂。工人方面要求奎因伍德的管理应该彻底民主化，而且全体移民都理当从事维持移民区所必需的劳动；可是，那些为奎因伍德提供大部分资金的赞助者却坚持要掌握某种管理权。于是，后者在欧文同意下委派的“理事”便同理性社发生了冲突。在移民中，一部分是理性社分社送来的工人，另一部分是欧文的中产阶级赞助者，后者准备为自己在奎因伍德的膳宿付钱，却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为了补充劳动成员的不足，移民区不得不雇用外界劳工，这又引起了更多的争论。最后，那些“理事”们把奎因伍德移民区全部停办，理性社打算在民主基础上改组奎因伍德而派来的“总裁”被赶了回去。
这样，欧文创办合作公社的第二次尝试又可悲地失败了。但是在1834年以后，欧文主义者除了为这一尝试募集款项以外，还做了其他许多事情。特别是他们派出了许多“传教士”到全国各地传播“理性教”，这实质上是一种现世主义人道主义宗教，没有任何神学教义。以后，理性教逐渐同乔治·雅各布·霍利约克和查理·布雷德洛所领导的教育脱离宗教运动融合起来。在教育方面，这些社会主义者也非常活跃，他们不仅为儿童建立学校，并且创办“科学宫”和“社会学院”，在这些地方发表了多次讲演，做了大量教学工作。他们还继续在可能范围内赞助建立地方合作社，其中包括成为现代合作运动先声的“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他们的思想也继续对工会运动产生影响。1845年再次掀起了建立“总工会”——“全国工会联合会”的运动，原先的合作生产计划又一次被提了出来。此外，差不多同时，里兹和其他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文主义影响的“劳工偿还运动”。这个运动也受到约翰·弗兰西斯·布雷学说的影响，布雷在他的《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4]（1839年）一书以及在里兹及其附近地区对工人团体发表的许多演说中都鼓吹过相同的解决方案。“劳工偿还”运动是一种力图把互助会和合作主义思想联系起来的尝试。“偿还社”的每个社员每星期都要缴纳一便士会费以积累资金。通过这种渠道积累起来的款项就被用来创办由“偿还社”掌管的合作农场、合作工厂和完备的村社移民区，而出资者可以从他们投资的收益中获得利润。“里兹偿还社”确曾在南威尔士创办了一个维持了数年之久的移民区；另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实验。不过，这一运动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逐渐消失了。
欧文主义到了最后阶段，同它对工人阶级发生巨大影响的时期相比，其中的“社会主义”——就这一名词的一般含意来说——成分显然少了很多很多。事实上，欧文主义后期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霍利约克——他一直活到二十世纪——就曾对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英国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表示强烈的敌意。欧文派的“社会主义”从来没有主要从国家行动或政治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它实质上只是一种合作主义，目的在于通过信从者的自愿行动，而不是通过立法程序，建立公社生活方式。在这一点上，它非常接近傅立叶的社会主义，而完全不同于圣西门的社会主义。这两种互不相容的倾向一直存在着。前一种倾向的发展不是走向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就是走向工团主义，或者发展成为那种类似“国中之国”的现代形式的合作主义；后一种倾向则不是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就是转化为各种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说。
[1] 罗契台尔先驱者合作社：1844年，在英国工业城市罗契台尔，由28个纺织工人组织的第一个消费合作社。——译注
[2] 这是假定《先驱者》上署名为“赛奈克斯”（Senex）的那些文章真是他写的。但这一点并不能肯定。无论如何，欧文对他为《危机》杂志撰写的文章是不满意的，因为这些文章倾向于煽起反对雇主的敌意。——译注
[3] 威廉·本鲍（William Benbow）是英国首先提出革命性总罢工理论的激进主义者，所著《全国休假日》小册子虽然始终没有用过“总罢工”这个名词，但却提出了工人如何通过全国总罢工以推翻资产阶级暴政的理论。——译注
[4] 布雷的这部名著，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先后以《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为名出版过中文译本。我们在这里的译名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下同——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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