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A.科恩《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1998）
二、野营旅行中实现的原则
有两个原则在野营旅行中得以实现，一个是平等原则，一个是共享原则。共享原则通过禁止某些平等原则允许的不平等而限制平等原则的作用。（这里说的平等原则，正如我将要解释的，是一种激进的机会平等：因此，它与某些结果的不平等是相容的。）
实际上，我所描述的野营旅行遵从若干潜在的彼此对抗的平等原则，因为与更复杂的环境不同，野营旅行的简单环境不强制实行其中的一种选择。不过，我将要表明的在野营旅行中唯一实现的平等原则，是一种我视为正确的平等原则、正义认可的平等原则，这是一种激进的机会平等原则，我将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
那么，机会平等，无论是温和的还是激进的，都是要消除一些人承受而另一些人不承受的机会障碍，以及有时因更具特权的人们享有的增大的机会所造成的障碍。重要的是，对一些人的机会障碍的排除，并不总能使那些最初处境较优越者的机会维持原状：有时它会减少那些从机会不平等受益的人的机会。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意味着促进机会平等不仅是一种平等化的政策，而且也是一种再分配的政策。促进机会平等，就其所有形式而言，都不仅是给予一些人其他人已经享有而且继续享有的东西。
我们可以区分三种形式的机会平等和三种相应的对机会的障碍：第一种形式的机会平等消除一种障碍，第二种形式的机会平等消除前边说的那种障碍和另一种障碍，第三种形式的机会平等消除全部三种障碍。
第一种，可被称为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我用它意指代表自由主义时代特征的（至少从渴望达到的目标上讲）机会平等。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消除了由社会造成的地位对生活机会的限制，这种限制既包括正规的地位限制，也包括非正规的地位限制。正规的地位限制的一个例证，是这种限制下的封建社会的农奴劳动；非正规的地位限制的一个例证是，由于这种限制，一个因肤色受到歧视的人，在一个摆脱了种族歧视的法律，但却拥有产生种族迫害的种族主义意识的社会中，可能会受到的损害。这第一种形式的机会平等，通过消除因权利分配和因抱有偏见和其他有害的社会观念所引起的对机会的限制，扩大了人们的机会。
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超出了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因为它还使自己反对那种资产阶级的机会平等尚未涉及的由社会环境造成的限制性结果，即由出生和培养的那些环境造成的限制性的结果，那些环境的限制不是通过分配低等的地位给它们的受害者，而是通过使他们在实际上不利的条件下劳动和生活。被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当做靶子的不利条件直接源于一个人的环境，这种不利条件就其限制性力量而言，并不依赖社会观念或较高及较低权利的分配。促进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的政策包括对出身贫苦儿童的早年教育（Head-start Education）。一旦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得以充分实现，人们的命运就由他们的天赋才能和他们的选择所决定，因而，也就不再由他们的社会背景所决定。
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平等是对社会的不利条件的纠正，而不是对天赋的或生来的不利条件的纠正。我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纠正的则是这样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由作为非正义的更深层根源的天赋差异引起的，它超出了由非选择的社会背景强加的不平等，因为天赋的差异同样是非选择的。（因而，与前边第8—9页[1]讲的第二、三种情况中那些野营者对西尔维亚的幸运和莱斯利的幸运的态度相类似。）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试图纠正所有非选择的不利条件，即当事人本身不能被合理地认为对其负有责任的不利条件，无论它们是反映社会不幸的不利条件还是反映自然不幸的不利条件。一旦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得以实现，结果的差异反映的就只是爱好和选择的差异，而不再是自然和社会的能力与权力的差异。
这样一来，例如，在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条件下，收入差异的存在只是在反映不同的个人偏好时，包括收入/闲暇的偏好。人们在偏好上的不同，不仅遍及消费项目，而且还表现为只工作很少的时间和消费非常少的东西与工作很长的时间和消费很多的东西之间的不同。对收入和闲暇的偏好在原则上与对苹果和橘子的偏好没有什么不同，当人们收益和负担上的差异仅仅反映不同的偏好，而这些偏好的满足将导致一种可比较的总体上的生活享受时（虽然并不总是这样、、），对这些差异就不会有任何非议。这种收益和负担上的差异并不构成收益和负担的不平等。
让我详细说明一下我刚刚做的那个类比。我们面前有一张桌子，上面放满了苹果和橘子。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拿六个水果，苹果和橘子无论怎样组合总共只能拿六个。现在假设，我抱怨西尔维亚拿了五个苹果而我只拿了三个苹果。可当你指出西尔维亚只拿了一个橘子而我却拿了三个橘子，和如果我放弃两个橘子我就可以像西尔维亚一样拿五个苹果和一个橘子时，我不满的感觉，一种在这里完全不相宜的不满的感觉，就应当消失了。所以，同样，在一个每人每小时得到同样的收入，但每人可选择她工作多少小时的制度下，抱怨一些人的实得工资比其他人高就是没有道理的。收入/闲暇的互换相应来说就像苹果/橘子的互换：同我从桌上拿了四个苹果而你拿了两个苹果这本身体现的一种可引起反对的不平等相比，我比你有更多的收入这本身并没有更多地表明我们被置于不平等的情况。（当然，一些人喜爱工作，一些人厌恶工作，而这可被认为【而且我认为这确实】将在预料的方案中导致一种不公平，因为那些喜爱工作的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将比那些厌恶工作的人更好地品味生活。但对一些享用每一个苹果和橘子的乐趣都比其他人更多的人而言，情况是同样的；然而，虽然如此，苹果/橘子的体制仍是迈向平等的一大步【例如，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相比】，而在每个人选择她的工作时间的情况下，平等地支付每一工作小时的报酬，情况也是如此。从而，由于这一原因，以及因为本书是一个小册子，我此后不再涉及这里括号中所展示的复杂情况。我假定前边第19页用黑体字标示的条件[2]被满足。）
那么，你可能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既坚持收入平等又坚持劳动时间平等是人们熟悉的社会主义政策，而认为我误用了“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这一用语中的“社会主义的”一词：那些基布兹（Kibbutzim）[3]式的社会主义范例不就是这样行事吗？
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我要强调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组织模式之间的区别。当然，前者是后者假定存在的正当理由。正如这里所阐述的，我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是一个原则，一个我所说的在野营旅行中得到满足的原则，但我没说什么样的组织模式一般说来将会或不会满足它。而且，虽然使人联想到的严格平等的工作/报酬的体制确实会与这一原则相矛盾，但我承认社会主义者已经提倡这样的体制，而且我不希望，或没有必要，去否认那些体制可被称做社会主义的工作/报酬体制。我需要坚持的是，如果对激励社会主义者的基本原则做充分彻底的思考，那这样的体制是与这些原则相矛盾的。成为这种体制的根据的，是本身不能自我辩护的平等的基本原则，或者说，实际上，是本身不能自我辩护的共享的基本原则。不过，鉴于特定地点和时间的限制，还鉴于收集与使用个人爱好和能力的信息的一般性限制，实际上，是他们提供那种信息的能力的一般性限制，这种体制仍可被充分证明为一种恰当的“次最好的”体制。虽然正义也许有助于人们在类似的环境中（参见前边两段话中括号内的那些陈述）如何快乐或不快乐的感受，但以那种方式来调节平等一般说来不可能，甚至不可欲。
我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与三种形式的不平等相容，第二和第三种形式的不平等是第一种形式的不平等的子类型。因此，我把这三种形式的不平等称为（i）、（ii-a）和（ii-b）。第一种形式的不平等不成问题，第二种形式的不平等有点儿问题，第三种形式的不平等问题很大。
（i）第一种类型，或第一种不平等不成问题是因为，全面地加以考虑，它不构成不平等。遍及生活方式选择的偏好和选择的多样化意味着一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某类物品，但从相关的意义上讲，即就获得可比较的总体上的享受而言，这不是不平等。这是苹果/橘子的例子，以及这一例子在收入/闲暇选择上的应用所涉及的内容。
（ii）第二类不平等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的确包含一种总的益处上的不平等。就社会主义机会平等容许的益处的不平等而言，这种不平等反映的是那些最初处于平等地位的当事人的真诚选择，因而他们可被合理地认为对那些选择的后果负有责任。这种类型的不平等有两种形式：因使人悔恨的选择而产生的不平等，和因选择上运气的差别而产生的不平等。
（ii-a）为了说明ii中的第一种形式的不平等，设想一个苹果/橘子的选择者（而不是其他的选择者）因疏忽而等了那样长的时间，以至于当他拿到那个他有权拿的水果的时候，水果已失去其全部味道：由此导致的益处的不平等不会产生抱怨。对于某个因不太在意查询她的工作机会，因而在一工作/报酬的体制中其最终运气较差的人来讲，情况也是如此。
这些总的益处上的不平等被证明是正当的，是因为人们努力和/或在意的实际行动存在差别，而他们最初处于绝对平等的情况，甚至他们用在努力和在意上的能力也是平等的。一个普通的例子是蚱蜢和蚂蚁的故事[4]，而这个故事要具有通常的寓意，就必须假定蚱蜢和蚂蚁在那些能力上是平等的。蚱蜢/蚂蚁呈现的益处上的不平等这一事实的一个要点是，无家可归的蚱蜢回想起来悔恨它的选择。它之所以悔恨是因为它知道，如果它像蚂蚁那样选择，它的处境现在会比得上蚂蚁的处境，而不会在总的益处（包括闲暇的益处）上不如蚂蚁。
那么，你也许是一个对蚱蜢/蚂蚁的故事持怀疑态度的人。你也许认为（我敢保证，这与你对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的反应是格格不入的：参见下一段话），说到底，就不存在像“真正应负责”或“选择游手好闲”那样的事；你可能认为，例如，在既定的环境中，更大的疏忽所能反映的只不过是比其他人较弱的自我应用的能力，这不应受到处罚。如果这就是你所相信的，那你将不赞同这第二种形式的不平等。然而即使你像我一样，并不坚定地倾向反对它，但问题却仍然存在，这种不平等可能会有多大？这可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自己的看法或希望是，在这一相关原则的明智的制度化的情况下，就其自身的力量而言，它不会很大，然而，当它与第三类和真正有问题的不平等的形式，即与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相容的ii-b，共同起作用时，它就能促成极大程度的不平等。
我说的是，认为不平等不能真实反映真正的选择自由会与你对日常生活中的人们的反应相矛盾，而我没有这种看法。我没有这种看法是因为，我既不确信所有选择都是因果决定的这一点是正确的，也不确信因果决定取消了责任这一点是正确的。如果你真的这样确信，那就不要责备我有别的想法，不要责备右翼的政治家减少对福利的支持（因为，按照你的观点，他们是不得不这样做），实际上，那就不要责备或赞扬任何人选择去做的任何事，并因而从今以后，以与你我都知道的你迄今为止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方式去过你的生活。
（ii-b）真正有问题的总体上的益处的不平等，也即与社会主义机会平等相容的重大的不平等，是那种反映哲学家称之为选择运气的差异的不平等。选择运气的一个典型范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赌博。我们一开始处于平等的情况，每人有100美元，我们在所有方面，在性格、天赋及境况等方面相对说来是同样的。我们都具有的特征之一是爱好赌博，于是，我们根据这样的协议来抛硬币，如果正面朝上我给你50美元，如果反面朝上你给我50美元。最终我有了150美元，你剩下50美元，没有任何额外的东西去补偿钱上的亏空。
这种不平等是与社会主义机会平等相容的；你和我只是利用基本相同的机会，而且还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失败的赌徒与蚱蜢不同，虽然他当然会懊悔他的失败，却不需要像蚱蜢懊悔它决定游手好闲那样懊悔他决定去赌博。失败的赌徒可以这样说：“如果重新面临同样的选择，我会作出同样的决定：这是一种有理智的赌博。”
但这种形式的不平等不是仅作为所说的范围狭小的赌博的结果才出现的。在市场的不平等的产生中也存在一种选择运气的成分，这部分地反映在将一个人的货币或一个人的劳动投向哪里的赌博上。因此，一些市场产生的不平等不但部分地与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相容，而且实际上部分地与社会主义的机会平等相一致。但人们无须夸大由于纯粹的市场运气而产生的市场不平等的范围：市场的赌博与通常的赌博有重大的不同。一般说来，一个人可以选择是否去赌博：赌博是可以避免的。但在市场社会中，市场几乎是无法避免的，甚至退出任何特定的市场社会的手段也是由根据那一市场社会制定的条款才可使用的资源构成的。人们可以说，市场是一个很难逃避的赌场，它产生的不平等由于这一原因而受到非正义的败坏。不管别的什么是真实的，这样说肯定不会引起争议，即资本主义国家中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巨大鸿沟主要不是由于运气和在选择的赌博中缺少它，相反，是由于不可避免的赌博和简直无理可言的运气，这里不含有任何种类的赌博。可以确信，可以避免的选择运气也许会出现在对一个企业家成功和另一个企业家失败的事例的解释中，但这当然不是那种使社会主义者感到不安的不平等。
虽然以（ii-a）和（ii-b）形式出现的不平等并不为正义所谴责，然而，一旦它们在足够大的范围得以流行，它们仍会使社会主义者反感，因为那时它们将与共享相矛盾：一旦大范围的不平等得以流行，共享就被置于严重考验之下。因此，如果社会要展现那些使野营旅行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机会平等的这种转向就必须由一种共享原则来调节。
“共享”可以意指很多东西，但这里主要讲的对共享的要求，是指人们相互关心，和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相互照顾，而且还要在意他们的相互关心。我在这里想要讨论的是两种共享的关心模式。第一种是抑制因社会主义机会平等导致的某些不平等的模式。第二种共享的关心模式不是严格的平等所要求的，但它在社会主义的观念中仍是最为重要的。
你和我，假如你挣了，并保有，比如说，十倍于我的钱，那我们就无法实现充分的共享。因为那时我的生活可能挣扎于你将不可能遇到的挑战下，你本可以帮我克服这些挑战但你却没有，因为你要保有你的钱。举例来说。我是一个富人，我过着一种安逸的生活，而你是一个穷人，这是因为你的令人懊悔的选择和/或糟糕的选择运气，因而，不是因为缺少任何机会平等。你每天都不得不乘坐拥挤的公共汽车，我则开着舒服的小轿车而不理会你。然而，有一天，我必须乘公共汽车，因为我的夫人需要用那辆轿车。我可以合理地向一个和我一样开小轿车的人抱怨这件事，但不能向你抱怨。我不能向你说：“我今天不得不乘公共汽车，这让人太不愉快了。”在我们之间恰好缺少这样一种共享，即我和与我一样开小轿车的人之间自然得到的那种共享。而且这种共享的缺失还会在其他许多方面显现出来，因为我们享有广泛的不同的能力去关心我们自己、保护和关心儿女、避免危险，等等。
我认为，某些不能以社会主义机会平等的名义加以禁止的不平等，却应以共享的名义加以禁止。但禁止产生那些不平等的事项是一种非正义吗？相关的禁止仅仅是正义于其中总起作用的关系的特性，还是它们有时与正义（无可非议地？）相矛盾？我不知道这一问题的答案。（当然，如果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共享和正义是潜在地不相容的道德理想，那将是相当遗憾的事情。）
好了，回到我们的野营旅行，假定我们吃得很差，但你却有你的特别高级的鱼塘，而你拥有它既不是由于继承，也不是由于诡计，也不是你的超级探究天资的无理可言的（即非可选择的）运气的结果，而是一种没人能够根据正义的观点加以非难的绝对清白的选择运气的结果：你是通过我们所有人都参加的抽签的方式而得到它的。那么，即使这样，即使这里没有什么不正义，你的运气还是把你同我们共享的生活分隔开来，而共享的理想是谴责这种分隔的，因而也谴责进行任何这样的抽签决定的方式。
在野营中作为例证的共同关心的另一种表现，是一种共同的互惠形式，正如我现在要说明的那样，它与市场的互惠形式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起点是平等的，并且存在对结果不平等的独立的（机会平等的）限制的地方，此时的共同互惠虽不是平等所要求的，但却是实现一种可欲的人类关系形式所要求的。
共同互惠是反市场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我为你提供服务不是因为这样做我能得到作为回报的什么，而是因为你需要或你想要我的服务，而你给我提供服务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共同互惠与市场互惠不是一回事，因为市场对生产性贡献的激发不是基于一个人对其人类同胞的奉献，和在被他们服务的同时也服务于他们的愿望，而是基于现金的回报。市场社会中生产活动的直接动机通常是（虽不总是）某种贪婪和恐惧的混合，其比例是随着一个人在市场中的地位和个性特征的细节情况而变化的。不错，人们可以在其他激励下从事市场活动，但贪婪和恐惧的动机却是市场带来的突出的东西，它们包括对一个人家庭利益的贪婪和对一个人家庭安全的恐惧。因此，即使在一个人关注的东西已超出只关注自己的东西时，市场的心态仍是贪婪的和恐惧的，因为与他对等的市场上的买卖人主要被视做可能的发财致富的来源和对他成功的威胁。这些看待他人的方式是可怕的，无论我们经过数个世纪的资本主义文明后，对它们是多么习惯和泰然。（当然，资本主义并没有发明贪婪和恐惧，它们植根于人的本性。但资本主义文明与它的前辈封建主义文明不同，封建主义文明有【基督教的或其他的】情理去谴责贪婪，资本主义文明则赞美它。）
我讲的是，在共同互惠中，我是以对我的人类同胞做奉献的精神去生产的：我希望在被他们服务的同时也服务于他们，我从这种平衡的每一方面得到满足。在这样的动机中，确实存在一种互惠的期望，但它与市场动机中所期望的互惠有关键的不同。如果我是一个市场商人，那么，我愿意去服务，但只是为了被服务：如果这样做不是一种得到服务的手段，那我就不会去服务。因此，我给出我能给的最少的服务来换取我能得到的最大的服务：我想贱买而贵卖。我服务于他人或者是为了得到我所希望的某种东西——那是贪婪的动机；或者是为了保证我试图避免的东西能够避免——那是恐惧的动机。一个为了其自身利益而只以这种方式来考虑的市场商人，是不重视与其他人的合作的：她不重视服务与被服务这种结合本身。
一个非市场的合作者喜爱合作本身：作为一个与市场无关的人，我想要的是我们相互服务；当我服务，而不是试图得到我能得到的任何东西时，我不把我的行为看做一种损失，一种从各方面考虑的损失。当然，我是在你（如果能够的话）也将服务我的期望中服务你的。我对社会主义的共享的奉献并不要求我成为一个服务于你，而毫不关心你是否准备服务于我（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的傻瓜，但我仍然认为那种结合的两个部分——我服务你和你服务我，和那种结合本身是有价值的：我不把第一部分——我服务你，仅仅看做实现我的真正目的，即你服务我的一种手段。在共同互惠下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市场的工具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付出是因为我得到，而是非工具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付出是因为你需要，或想要，在这种关系中我从你那里期待的是类似的慷慨大方。
为了方便和清晰地阐述，我在前边的段落中是以两个人（我—你）的方式描述共同互惠的特征的。但共同的互惠可以连接一系列不是两个直接相互给予的人：在围绕我们所有人的共同互惠的精神下，我可服务你，你可服务她，她可服务他，他可服务我。在一种不同的激励动机下，从结构上看在某些程度上类似市场网状系统的共同互惠的网状系统可以形成。它们只是在某些程度上类似是因为，在市场网状系统中，不从那个人那儿得到某种东西，就没人为随便哪一个人做任何事情。
因为市场交换的动机主要是由贪婪和恐惧构成的，在市场的相互影响中，从根本上讲，一个人通常只关心自己的而不关心其他人的生活的好与坏。你与其他人的合作不是因为你认为与其他人的合作本身是一件好事，也不因为你想要你本人和其他人都成功，而是因为你试图获利和你知道只有与其他人合作你才能获利。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人们都必须相互供应：社会就是一个相互供应的网络。但在市场社会中，这种相互性却只是一种非相互的而且从根本上讲非互惠的态度的副产品。
[1] 指原书页码，下同。——译者注
[2] 指原书19页讲的“这些偏好的满足将导致一种可比较的总体上的生活享受”。见本书28页——译者注
[3] —种以色列的合作农场。——译者注
[4] 这个故事出自《伊索寓言》：夏日的一天，一只蚱蜢正在一块庄稼地上蹦来跳去，无忧无虑地唱着歌。这时，一只蚂蚁从它身边爬过，它正十分费劲地将一粒玉米拖回蚁巢。蚱蜢说，“过来跟我聊聊天，用不着那么辛苦地工作吧？”蚂蚁说，“我正帮忙收集过冬用的粮食，我建议你也去收集点粮食。”蚱蜢说，“为了过冬用不着这么费劲吧？我们现在有大把的粮食。”蚂蚁没有听它的，而是继续辛苦地拖着玉米粒往回走。冬天来了，蚱蜢没有粮食，都快要饿死了。这时，蚱蜢看到蚂蚁们正分发它们在夏天时收集并储存起来的玉米和谷物。蚱蜢明白了：什么事都要提早做好准备，将来才有好的结果。（译者引自http://www.tingclass.com/lesson/mp3/yayaxueyuyy/play31238.html，并做了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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