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A.科恩《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1998）
译序
这本小书的作者是2009年8月去世的世界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立者和代表人物、牛津大学教授G.A.科恩。[1]
本书的出版虽然是在科恩去世两个月之后，但它的写作却是在1998年。本书的初稿是一篇提交给1998年秋天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一个关于平等和民主国家的国际会议的论文，经修改后以“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为题发表于由爱德华·布罗德（Edward Broadbent）[2]编辑的论文集《民主的平等：哪里出了问题？》（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01年）。2009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书《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其内容与2001年发表的那篇论文基本相同，只是在文字和结构上做了不多的修改和调整。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为什么要在《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一文发表8年之后又将其作为一本小书出版？对此，无论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还是科恩本人都没做过明确的说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年曾出版过一本64开而且仅有67页但却极为畅销的小书（人们通常说的口袋书）《论胡说》（On Bullshit）[3]，科恩的《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是这家出版社接着出的这类小书中的一本。[4]由此可以推论，《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在2009年的出版表明：一方面，尽管这本小书实际上是十多年前写的，但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认为其内容至今还将会受到大众的欢迎；另一方面，科恩本人直到去世前，仍认为他十多年前提出的那些见解现今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是一本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做辩护的小书。科恩为什么要选取这一角度，这与他对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渐衰落和最终解体，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引起英美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重视并迅速成为他们研究的主题。从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虽然他们都确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优越并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但在如何动员人民积极参加反对资本主义和创建社会主义的斗争的问题上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以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5]为代表，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实现基于历史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制度自我否定的结果，它现今就已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仍在继续发展，当前很多人看不到这一点是因为不懂辩证法，因此，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加强对辩证法的宣传。另一种观点以G.A.科恩为代表，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要基于人们的意愿，而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它更平等，但这一点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缺乏论证，因此，当今的社会主义者应更多地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以激励人们主动投身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6]
科恩对当今为什么要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辩护做了深入的论证。他首先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他们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区别就在于将社会主义基于对历史和经济事实的冷静分析上，这种看法多少有些夸张，因为平等、共享及人的自我实现这些信念无疑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信念的组成部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信奉某种平等，尽管他们当中也许没有一个人能确切地说出他们信奉的平等原则是什么。他接着论证说，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没有关注，因而也从未审视过平等原则。相反，他们把精力都用在了他们认为使平等最终得以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上，用在那些有关普遍的历史，特别是有关资本主义历史的解释性的论题上。这部分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上的平等既是历史上不可避免的，也是道德上正确的，既然经济上的平等最终会必然实现，那就没有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为什么平等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和究竟是什么使得它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既然经济上的平等正在到来，而且它是受欢迎的，那从理论上去说明它为什么受欢迎，而不去说明如何使其尽快和尽可能无痛苦地实现，将是浪费时间。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确信经济平等最终必将实现？科恩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假定存在两个不可抗拒的共同起作用的历史趋势。一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兴起和壮大，其处于不平等的劣势一方的社会地位，使得它赞同平等，其在数量和力量上的不断增长，使得它能最终能夺取政权并推翻它成长于其中的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二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将导致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以致任何人实现其人生所需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取自社会的公共储备而无需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然而，历史的发展现已表明，这两个假定的历史趋势实际上都不存在。
先看第一个趋势。工人阶级在一段时期的确发展壮大了，但它永不会成为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它最终还会因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日益发展的复杂技术而被减少和分裂。当今，不管人们怎样使用“工人阶级”这一存在很大争议的概念，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已不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讲的汇集这样四个特征于一身的群体：（1）是社会所依靠的生产者；（2）是被剥削者；（3）是社会的大多数（包括他们的家庭）；（4）是极度贫困的人。当然，现在还存在主要的生产者、受剥削的人们和需要帮助的人们，但他们都已不是过去所说的集上述四个特征于一身的“工人阶级”。这种情况意味着，现在并不存在这样的社会群体，即一方面对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具有强烈的愿望（因为它受剥削和它贫困），另一方面又具有实现这一转变的现实的能力（因为它的生产能力和它的数量）的社会群体。因此，就确信工人阶级会成为这样的群体而言，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假设的第一个趋势没有成为现实。
再看第二个趋势。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生产力的发展确实使整个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现今生产力的发展却遇到了自然资源方面的障碍。技术知识没有停止发展，而且也不会停止发展。但生产能力，即将自然资源转变为使用价值的能力，却不能与技术知识的进步同步发展，因为现已证明，地球的资源没有丰富到能保证因技术知识的不断进步而生产出无限多的使用价值的程度。如果这种情况是真实的，那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假设的第二个趋势也没有成为现实。
科恩强调，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假设的两个趋势都没有实现，这就“产生出一种以前并不明显的与为社会主义做辩护的政治需要相关的对规范价值和原则进行哲学研究的学术需要”[7]，换句话说，这就产生了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做辩护的需要。他的《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就是出于这一目的而写的。
在这本小书中，科恩先描述了一种“野营旅行”的环境，并指出在这一环境中，大多数人会强烈地赞成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他接着论证说，有两个原则在野营旅行中得以实现，一个是平等原则，一个是共享原则，而这两个原则正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他接下来集中讨论了在他看来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如果说社会主义者的志向是在一个国家，甚至在世界范围内实现野营旅行的原则，那社会主义还是可欲的吗？社会主义会是可行的吗？对这两个问题，特别是对第二个问题，科恩虽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却提出一系列值得令人深思的见解。
作为本书的译者，我虽然不赞同科恩无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的看法，但却非常赞同他的又强调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做辩护的思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虽然说到底是基于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的实现离不开人的主观努力，而人的主观努力又是与他们的道德信念分不开的。在我看来，从道德方面为社会主义做辩护也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此而言，我们可以从科恩那里学到不少东西，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翻译他这本小书的初衷之一。
我的学生李旸通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谨致以谢意。
段忠桥
2010年12月9日
[1] 关于科恩教授的生平事迹，参见本书的附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旗手、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的斗士”。
[2] 爱德华·布罗德时任加拿大新民主党领袖。
[3] 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此书已有中译本——《论扯淡》，南方朔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
[4] 参见"The Thinking Man's Marxist", Literary Review of Canada, the June 2010 Issue
[5] 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6] 参见拙文《转向政治哲学与坚持辩证法——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两个方向》，《哲学动态》2006年第11期。
[7] G.A.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p.8.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