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星四聚餐会”的案件时，我一直为这伙盗窃犯的狂妄野心所激愤。这群猖狂透顶的资本家，他们不但敢于偷偷地但是有组织有计划地盗窃国家资财，敢于明目张胆地排斥、打击国营企业，并且吞并、挤垮中小私营工厂。他们妄想在新中国发展成操纵国计民生的独占资本家。
“星四聚餐会”的首脑分子曾经多次讨论“公私关系”。在该会第三次会议的决议上，公然写道： “不把‘公私任务划分清楚’，私营企业就‘不能安心生产’”。然而，“星四聚餐会”的会员厂是如何处理公私关系的呢？
这里，可以举出震旦灭火器材厂的例子。
震旦灭火器材厂是“星四聚餐会”的会员厂之一。它的总公司设在上海，它的经销处和分公司遍布全国各大城市。这个厂一直垄断着我国灭火器材的生产。在西南区，震旦更是独霸一方。解放以来，西南区各种经济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城市防火设备也大为增加。震旦灭火器材厂的生产量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因此，国家企业机关决定开办“前进灭火器材厂”。震旦的资本家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决定对国营企业实行“全面封锁”。重庆缺乏制造灭火器材的技术工人，震旦的资本家就抓住这一点，把分散在当地的工人拉到自己的厂里。他们卑鄙而阴险地对那些准备到前进工厂工作的工人说：“我们这里工资高，赚了钱还可以分红，到我们厂里来吧！”在这短短的期间，震旦厂的工人突然增加两倍多。震旦厂的周围，原有十多家专做灭火器材零件的小工厂。震旦的资本家害怕这些小厂接受国家工厂的加工定货，便千方百计地“劝导”小厂和它“合营”。有些小厂看透了这是“大鱼吃小鱼”的诡计，就坚决拒绝了。震旦厂的这一阴谋失败后，立即开始第二个“进攻”。它把庞大的加工任务交给小厂，要它们在最短期间完成。这样，一方面使小厂没有力量接受国家工厂的定货；另一方面，又在小厂不能按时交货的时候，强逼小厂就范。它用这个恶毒的方法，先后吞并了十多家小工厂。与此同时，震旦厂大量搜购重庆市场上的铜、硫酸、电石、喷漆制造灭火器具的原料，并派专人去成都抢购铜料，企图完全把灭火器材的原料控制起来。就在这个时期，震旦厂收购的铜料足够几年之用。但是，不管震旦厂如何“全面封锁”，国营前进灭火器材厂还是创建成功了，并且大量生产了。震旦厂的资本家又组织了新的进攻。当前进灭火器材厂第一批产品上市时，震旦厂的资本家一面造谣诬蔑；一面把灭火机的售价由二十八万元降到二十四万元，企图把前进灭火器材厂的产品挤出市场。对国营企业猖狂进攻，这就是“星四聚餐会”所要造成的“公私关系”。
不挤垮或吞并私营中小企业，这些“大家”是不能为所欲为的。在“星四聚餐会”的秘密集会上，这些不法资本家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同业之间的关系。他们用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把中小工厂的机器设备和人力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说，这是为了“照顾”中小工厂的“利益”。历年来，“星四聚餐会”会员厂仗恃着它们在生产设备上的优势和庞大的组织力量，形成了对私营同业的绝对垄断；同时，通过它们在国营企业和政府机关里所安置的“坐探”，组成了对国家加工定货的垄断网。中小企业不通过它们，就得不到政府的加工定货；国营企业大量的加工定货的分配权，几乎完全被“星四聚餐会”所篡夺。一九五一年底，“星四聚餐会”得到了西南工业部一九五二年的加工定货数字，立即在它内部，设立了加工定货分配组，由首脑分子高功懋亲自担任组长。高功懋在四百多种加工定货中，首先“分配”给他自己的民生机器厂二百多种，然后让“星四聚餐会”各会员厂挑选，最后把他们认为无利可图的加工品，分配给二百多家中小工厂。在这以前，国营企业的加工定货，也是先经“星四聚餐会”分配给大厂，大厂转包给中厂，中厂再转包给小厂。这个层层转包的过程，也就是层层剥削的过程。
一九五一年初，“星四聚餐会”的首脑分子吴宗楷和印仁基，从国营企业揽到三万个直脚螺丝的加工权利。国家规定每个螺丝的加工费为六千五百元。他们把其中一部分转包给十八家小厂，只给加工费四千五百元。“星四聚餐会”另一会员毛毅可，接受了国家四千万元的加工定货，这批定货，他是根本不会制造的，但他用一千七百万元的低价，转包给若干家小工厂。转手之间，获得比直接生产者多得多的利润。因此，“星四聚餐会”中的某些分子，如吴宗楷等，现在根本不再经营工厂，而专干“吃过水”的勾当了。这种残酷剥削是带有封建性的，这就是“星四聚餐会”对于中小同业的“照顾”。
近半年来，“星四聚餐会”的力量雄厚了，它进一步向中小同业展开进攻，干脆把它们吃掉或挤垮。吃掉的方法，有“软吃”和“硬吃”两种。“软吃”是以一定的利润作钓饵，故意分给小厂过多的超过其设备能力的加工品，并且限定很短时间交货。到时小厂交不了货，就强迫小厂连人带机器搬到大厂中，还说这是让小厂利用大厂的设备“赶”任务。这时，大厂便用种种手段，收买小厂的机器和工人，达到吞并小厂的目的。“硬吃”的方法，是在分给小厂任务时，拚命把价钱压低，迫使小工厂从偷工减料中取利。这时，他们就挑动国家验收人员，要小厂返工重做或赔偿损失。他们即乘机收买小厂的厂房和机器。就用这些卑鄙龌龊的手段，上海机器厂收买了方兴发厂的机器；新民机器厂包下了公益厂的全部设备；渝鑫钢铁厂一家就吃掉了七个小工厂。
“星四聚餐会”的一群不法资本家对待人民政府是“以怨报德”，对待私营的同业是“恃强凌弱”。据钢铁机器业公会统计：解放以前，重庆钢铁机器厂全被国民党匪帮摧毁，解放初期，仅余的一百六十来家，没有一家有力量开工生产。但在人民政府大力扶植下，重庆钢铁机器业的恢复速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为了扶植私营工业生产，国家银行贷给“星四聚餐会”的会员厂渝鑫、恒顺、大来、新民、顺昌、惠工、上海、荣华、震旦、合作等十家的款额，就足够兴办同样规模和同等数量的工厂。二年以来国家交给重庆私营钢铁机器业的加工定货，总值在三千亿元以上。钢铁机器业的资本家，都从中发了大财。到一九五一年六月，全市钢铁机器厂共四百十八家，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二点四倍。解放初期不足三百名职工的渝鑫钢铁厂，现有一千二百名职工。新民、大来、合作、顺昌、洪发利等厂，也由解放初期的五、六人或十多人，发展到现在的一、二百人。在这十倍二十倍的飞跃发展中，“星四聚餐会”用垄断和独占的方法，吞并了许多中小工厂。据钢铁机器公会调查，原来发展到四百多家的重庆钢铁机器业，到一九五一年九月，只剩下三百十二家，现在则已不足二百八十家。三分之一的工厂所以倒闭，全是被“星四聚餐会”直接并吞和间接挤垮的。然而，“星四聚餐会”的不法资本家还不满足。在反行贿运动开展以前，高功懋和吴宗楷假借西南工业部名义，向震旦灭火器材厂副经理林式棨说：政府准备“把小厂都并入大厂”、“小资产阶级的资方应该参加生产，重庆的钢铁机器厂至多只能剩七、八十家”。林式棨也是“星四聚餐会”的会员之一，他拿着这个“计划”，到处宣传，要“大家响应政府号召”、“组织联营”、“扩大生产”以致引起中小工厂极大混乱和对人民政府的不满。“星四聚餐会”的不法资本家的野心是越来越大的。初期，他们曾经公开要求掌握西南经济建设的机密和各种工程蓝图，现在他们又要向“北京和外区发展”了。但是，伟大的反盗窃运动，粉碎了“星四聚餐会”不法资本家的野心。他们的罪孽已经十分严重，他们今天要自食其果了。（原载三月三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