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强不喜欢山，他喜欢平原、太阳和水。在中国的一条巨大的黄色的河——黄河之滨，太阳光、水是很多的。李就生在那里。
在黄河沿岸中国人多得就象海滩上的贝壳一样。那些贪婪的官吏们有土地，有奇形怪状的宫殿一般的房子，还有很多很多的金银和钱钞。
李洪强却是一个穷苦力，他一无所有，穷得象一根啃光的骨头。他有的只是一双有力的手，一个耐劳的脊背和一双不知疲倦的双脚。
他就带着这些财富来到了异国他乡。他到了俄国，想挣很多卢布，再把卢布兑换成中国的银元。有了钱就可以在黄河岸边买一小块稻田地和一幢房子。钱还给人娶妻生子的权力，他们才能吃饱，不至于象河岸上阳光下的鱼一样枯死。
这就是为什么李洪强看中了乌拉尔，他曾在茹拉夫林沼泽地吃力地挖过草炭，在贝洛列茨他曾在污浊的赤褐色水里冒着生命危险干活，冬天他伐树、烧炭、挖矿石；他用三十多斤重的大锤敲掉铸铁件上的毛刺，在熔炉旁炼过铁。他曾在贝洛列茨工厂作工，那里不只他一个，有很多中国人。
李洪强挣了钱，准备在1918年回家去，但是白匪军切断了回中国的路。
俄国工人对他说，白匪帮助有钱人。李洪强是个穷汉，他不喜欢富人，于是他参加了红军，当上一名志愿战士。他希望凭力气一直打到黄河之滨。”就这样，李洪强在布留赫尔领导下，参加了许多次战役，直到同东方战线的红军会师。
任辅臣的中国团成立之后，首先投入保卫阿拉伯耶夫斯克矿区的战斗。中国团曾经趁夜攻打附近白匪军盘踞的村镇，一举全歼白军，受到上级的嘉奖，中国团被称为“中国英雄军”。在叶卡捷林堡和彼尔姆之间的洽索沃依，中国团参加过夺取一座铁路桥的战斗。由于这座挢的战略意义十分重要，上级下令无论如何也要夺回来，并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中国团。任辅臣率领八百勇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冲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终于夺回了这座铁路桥。这次战斗中国团伤亡六百多人。从此以后，中国团的名气越来越大。提起它，白匪无不闻风丧胆。
不久以后中国团又参加了库尔干草原对白军的战斗。中国团的战士、1916年从安东被招工到俄国的华工姚信诚回忆说：在这次战斗中，他所在的连队眼看要被敌人包围，连长果断地命令战士撤退，只有姚信诚和另一个战士来不及撒出。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候，他们急中生智，躺在雪地里装死。就这样，他们忍饥受冻在雪地里躺了一关两宿，第三天清早红军队伍打来了，他们才得救。姚信诚回忆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为十月革命服务，这给了我们力量。当我们见到红军战士时，他们高呼着‘乌拉’向白匪军冲过去并救了我们。他们把我们从地上抬起来，放在大车上，拥抱我，声音颤抖地说：‘要知道，我们是兄弟呀！”
[8] “我们的战士关于中国同志有很多议论，当然，是关于他们喜欢武器的议论。他们总是随身带着武器，他们步枪上的刺刀也比我们保存得多。他们注意服装整齐，走路时打着红结子。我发现中国人的纪律性极强，他们不但无条件地完成营长、连长下达的任何任务，而且完成排长或班长提出的任何要求。红军战士本身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对我们亲如兄弟，见面时总是笑笑，拍拍肩膀或握握手。”
任辅臣的中国团开始属于乌拉尔混编师，后来改为第三集团军第二十九狙击师，转战东方战线各战场。1918年10月中旬，叶卡捷林堡方面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第三集团军牵制了敌人的优势兵力并给予其沉重的打击。但是，集团军的左翼出现了极端危险的局面，从上图里耶到下塔吉尔一段地区是乌拉尔混编师的防区，敌人不惜血本攻占了上图里耶，乌拉尔混编师的任务是必须从占优势的白匪军手中夺回上图里耶车站，把敌人赶到东北面从而控制最重要的战略进攻阵地。只有占领了这个城市，才能控制该城后面一个大居民点，进行休整和补充给养并进而控制附近的一大片地区。司令员命令他们必须认识到“所担负任务的全部重要性，组织好全部力量完成这次任务。”任辅臣的中国团在这次战斗中表现极为出色，该师的战地简报和师长的命令、电话记录为我们提供了这次战役的某些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