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21．一周
第十一军的战士们完成了最艰苦的行军后元气大伤，急需休整。战士们需要洗洗澡，睡睡觉，取取暖，总而言之，需要养精蓄锐，才能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阿斯特拉罕政府为此采取了紧急的措施。在那些日子里，报上登着大字标语和口号：“开展慰劳红军伤病员周的活动！”“我们要关怀和照顾红军战士！”“阿斯特拉罕每一家人都应成为红色战士的亲人！”
在显要的地方刊登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告阿斯特拉罕边区全体劳动人民书：
“……我们的主要任务，”告民众书中这样写道，“就是为军队服务。我们必须供应他们一切。我们有责任供给军队粮食，要保证伤病员能够安心地在阿斯特拉罕市住下来。所有苏维埃的机关，所有珍视苏维埃俄罗斯革命的人都应该时时刻刻关心这件事。”
成千成万的阿斯特拉罕人响应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号召。河运工人和港口工人，修船工人和铁路工人，渔民和地方企业的工人，都认为把红军战士接到自己家里去，照料他们，医治他们的伤员，是自己的光荣。
对中国志愿兵的关怀尤其令人感动。阿斯特拉罕人争先恐后地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去小住几天。
“我到了一位铁路工人的家里。”常杨清回忆道，“男主人叫斯杰潘，女主人叫玛莎。都是好人啊！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家里一样。好像我离家很久，如今又重新回到了自己家里似的。
“斯杰潘亲自到营房里来接我。我那会儿非常虚弱。当我们穿越草原的时候，我还支持得住，可是走到了目的地，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只能躺着。
“斯杰潘走到我床跟前，说：
“‘起来吧，朋友。我的家不远。我扶着你。’
“街上有一辆轻便马车等着我们。这是市马车协会安排好的。马车免费接送病员。而玛莎已经在家里等着我们了。她准备了许多热水，特地为我从橱柜里拿出她丈夫的内衣、军便服、靴子……还烧好了熨斗……
“两个钟头以后，我仿佛重新降生到世界上来一样洗了澡，理了发，修了脸，穿着干干净净的衣裳，一身清爽地坐在桌旁。桌上摆着许多好吃的食物。玛莎给我夹菜，斯杰潘又给我夹……尽劝我多吃。
“我一方面由于身体虚弱，一方面由于深深地感激他们的关怀，眼中禁不住涌出了热泪。我记不得我在什么时候哭过，好像从来没有哭过。可这会儿却忍不住了。我心想，这全是革命的好处！它使人们都变成了亲人啦！
“过去的楚尔金修道院的房子，阿斯特拉罕富翁们的郊区别墅，冬天停泊不动的客轮，都布置好了给需要休养的战士们住。
“姑娘们给红军战士缝制内衣，老太太们给战士编织暖和的衣物，女学生们给战士们绣烟荷包。给红军战士们准备了和赠送了千万件慰问品。孩子们也带着礼物来到了中国分队所住的‘天芥菜’号客轮上。他们把一包包的礼物分送给战士们，可是过了两天，他们又拿着许多花花绿绿的纸卷儿来了。
“原来，孩子们听地理老师说过，中国有一种风俗：在门两边张贴对联，上面写着祝福住户富裕、幸福、快乐和安康等吉祥话。
“他们也准备了许多这样的对联做礼物。
“当时，中国战士们不在船上。当他们回来，走进休息室时，一眼就看到了一幅令人吃惊的，同时又是熟悉的、令人回忆起祖国的图画：一幅幅长长的、写着俄语词句的对联，一直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有红的，有绿的，有橙黄的，还有蓝的。连长刘法亮会念俄文，他翻译给战士们听。
“祝你们身体健康，事业成功。”孩子们的一副对联这样写。“祝英勇的中国朋友永远幸福。”另一副这样写着。对联很多。一副又一副的祝词。战士们十分激动地默默地看着，他们被这些小朋友的真诚关怀深深地温暖了，感动了。”[1]
李振东和我们谈到阿斯特拉罕的小朋友送礼物给中国战土的上述情形。
关于冬天越过大草原和在阿斯特拉罕休养的情形，除了李振东和常杨清外，过去中国连队的战士，如今的退伍中校米哈依尔·米罗诺维奇。卡尔普宁也对我们谈到了一些。
从姓名看，就知道米哈依尔·卡尔普宁不是沈阳人，也不是山东人，更不是河北人。他是平札省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和父亲一起参加红军的时候，才是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在弗拉季高加索，他和几个
俄国红军战士被编入中国营。这个伶俐机敏的小伙子当了包清山的通信员。他非常敬爱自己这位英勇顽强的营长。他常常坦率地和营长谈起自己的思想、向往和爱好。
包清山闲暇时除了和他谈心之外，还喜欢和米莎开开玩笑。米莎常常想念他心爱的平札，营长就责备他对自己的营不够忠诚。
“我哪点不忠诚？”年轻的卡尔普宁莫名其妙地说。
“你想得不对头。你是哪个营的战士？”
“中国营的。”
“那就是说，你应该想中国。”
米莎茫然不知所措了。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怎么能想中国呢？
“这种情况会改变过来的。”包清山鼓励他说，“喏，等打完仗，咱们一道去沈阳吧。那是个很好的城市。我从小就知道它。”
“好，咱们一道去！ ……”米莎充满了热望地说。
越过大草原的时候，米莎得了伤寒病。卫生员要把他送到医疗车上去，可是营长不答应。他冒着被传染的危险，照顾着在高烧中辗转呻吟的米莎，用小勺亲自喂他饮食，把自己的军大衣盖在他身上。
当中国营来到阿斯特拉罕的时候，营长亲自把通信员送到军医院。值班大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走廊上给昏迷不醒的卡尔普宁安排了一个床位。包清山临走的时候，从兜里掏出几块糖和三块面包干，交给了助理护士。助理护士后来把她和包清山之间的一段谈话告诉了卡尔普宁。
“病人一醒过来，”营长央求道，“就请给他喝点水。
“他是您的什么人？”助理护士颇感兴趣地问道。
“弟弟。”
“弟弟？”助理护土惊奇地审视着中国指挥员的相貌，“不大像。”
营长一句话也没有说。他在米莎的床边又站了几分钟，关怀地用
手掌摸了摸他那火烫的额头，随后转过身来，踏着军人坚定的步伐，朝门口走去。
米哈依尔·卡尔普宁以后再没见过包清山。为了寻找这位中国指挥员，他花费了多少精力啊！他把他写给各个部队、各地住址查询处的信稿拿给我们看过。
“最近几年来，”他说，“我曾经通过中国的一些机关去寻找包清山。我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打听过，写信去问过北京《友好报》的编辑部，请他们帮助我寻找。可是，你知道，在那么大的国家里只凭姓名——再说，就是这个用俄文拼成的姓名也不是很准确的——去找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而且，据我所知，全中国有一千多个姓。那儿可能有成千成万人和我的指挥员同姓。呶，现在就请你们帮我找一找吧！”
因为艰苦行军而疲惫不堪的第十一军已经恢复了元气，各部队都秩序井然，重新编造了人员的名册和武器、被服、弹药的清单。
当中国分队的报表送到司令部时，司令部里的人都惊叹不已。任何一个别的连队都没有这样多的剩余武器。包清山营里有十多挺机枪，在编入捷尔宾特团的杨春营里有十五挺，在蓝福清的连队里有三挺。营房里传来了一道命令：把多余的、不属于该分队的武器都交给军需库。
包清山打了个电话到司令部，他说，战士们不愿交出多余的机枪。
司令部里送来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后来又送来了更为严厉的命令。“如果不执行命令……”下面就列举了一条条惩治违抗命令的处理办法。
“机枪事件”传到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军政治部主任谢，米·基洛夫的耳朵里。他亲自来找战士们，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坚决地要求撤销上缴多余武器的命令。当时的捷尔宾特团团长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雅科文柯还记得，基洛夫当时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你们想狠狠地打击白匪，这很好。你们从沙地里拾起了机枪，扛在自己肩上，带到这里来，这也很好。你们的手是坚强的、工人的、牢靠的手。你们用事实证明了你们能够很好地利用武器打击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就让机枪留在你们这里吧。希望你们用它们打垮白鬼。”
这以后，军司令部里再也没有问起“多余武器”的事。这些机枪就留在中国志愿兵的手中了。
中国战士很快就用上了这些机枪。不是在前线，而是在阿斯特拉罕城里爆发叛乱的时候。
这次叛乱是当地的资产阶级、哥萨克上层分子和白卫军的地下组织掀起的。他们以为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已经来到了：托尔斯泰将军领导的阿斯特拉罕和乌拉尔哥萨克白匪已经从东面向城市逼近；往北，在不远的古里耶夫城，英国的陆战队已经登陆；往南，英国人已经坚守在彼得罗夫斯克港（即现今的马哈奇卡拉）；他们顺着里海，钻到了伏尔加河口，把奸细派进了阿斯特拉罕。
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宣布全城处于紧急状态，解除了受商人和富农子弟影响的当地两团驻军的武装，把他们的武器交给了工人。工人自卫队队员们和隶属于自卫队的中国士兵们一起肩负起加强警卫电报局、火车站、码头和国家银行的任务。其他部队则守卫通往阿斯特拉罕的各条要道，那儿随时都可能出现哥萨克白匪的正规军。
三月十日早晨，城里忽然响起了鸣呜的警笛声、步枪的射击声、机枪的扫射声和大炮的轰隆声。叛乱开始了。
这时，弗拉季高加索营的几个战士正在刘法亮的指挥下，保卫着通往码头的道路。那里几乎在警笛一响就打了起来。
中国红军战士们趴在用沙袋堆起的胸墙后面。白卫军军官队以多于中国战士五倍的人数从三面围攻他们。枪炮声轰鸣着。军官们推来了一门轻炮，轰击中国红军战士。随后就发起了冲锋。
刘法亮知道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守岗位。要尽可能长久地坚守住。要坚守到最后一个人。
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牺牲了。胸墙后面只剩下三个人，两个人，一个人……这最后一个便是刘法亮。他身负重伤，还坚持了战斗。后来，为了不被敌人俘虏，他用仅存的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米哈依尔·米罗诺维奇·卡尔普宁和我们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对我们说：
“阿斯特拉罕发生白卫军叛乱的时候，我正躺在伤寒病房里。当我听到中国营的几位同志在和叛乱分子进行的战斗中英勇牺牲时，我心里十分难过。我特别怀念刘法亮。他是一个好同志，一个出色的指挥员，又勇敢，又有主动精神，又关怀战士。
“出院后的头一件事就是去拜谒这几位英勇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坟墓。我在一座不大的、春草丛生的坟丘旁站了很久很久。默念着：‘亲爱的中国朋友，安息在我们俄罗斯的土地上吧！’”
阿斯特拉罕的叛乱肃清后一个星期，城市还没有从巷战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忽然传来了一个令人激动而兴奋的消息：匈牙利爆发了革命！布达佩斯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想想看！那些来到异乡谋生的中国劳工，从看到俄国各城市汹涌澎湃的游行示威队伍时起，到现在才有多久啊！
可是现在，在这些人的眼中流露出多么真诚的喜悦！他们的神情又是怎样的激动啊！他们团团围住带着报纸来到营房的刘喜，兴奋地向他探问匈牙利事件的情形，请求他把电报一句一句地翻译给他们听。
虽然他们当时对匈牙利这个国家只有一点模糊的概念，但他们却知道匈牙利人——那些和他们一起在第十一军服过务的人，那些和他们并肩作过战的人。他们打仗打得很出色。
而现在——是这样的高兴啊！匈牙利同志的祖国爆发了革命。那儿建立了苏维埃，那儿人民掌握了政权，成了国家的主人。最初是俄国，现在是匈牙利……以此类推，那么不久，在中国可能也会爆发革命……
早上刚刚传来这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晚上就在人民宫举行了庆祝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国际大会。
匈牙利人仿佛在过命名日一样。人人都庆贺他们，拥抱他们，和他们握手。
基洛夫发表了演说，他生动地描述道：无产阶级的战舰已经出动了，正航行在帝国主义妖风大作的汪洋大海里。这只战舰的舵手就是列宁。
常杨清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他如饥似渴地听着基洛夫的讲话。他现在还满怀喜悦地回忆着这些话，当基洛夫讲到无产阶级的战舰和舰上的战士一定能获得胜利时，他坚信基洛夫所指的战士就是他和他的同志们——中国营的战士们。可不是么，他们都是毫不犹豫地登上俄国革命这条战舰的战士，他们不怕狂风暴雨，直向胜利驶去。身旁有俄国兄弟、匈牙利兄弟、捷克兄弟、波兰兄弟……不同民族的儿子都汇合到伟大的舵手列宁所驾驶的革命战舰上来了。
基洛夫转向礼堂里红军中的国际战士们，继续说道：
“……你们在这儿不是外人，你们忍受了难以想象的贫困，饱尝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不幸。如今，你们终于能够直接参加这个伟大的事业，能为这些红旗上写着的光辉思想而奋斗……我再说一遍：不管垂死的资本主义世界怎样竭尽全力来阻止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不管他们设下什么样的障碍；不管他们怎样谴责我们；不管会有什么样的风暴在我们前进的海洋中等待着我们，我们这艘装甲战舰却是最牢靠的，它一定能通过一切障碍。
“一批批的新生力量将加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前进的时候临近了，队伍里已经有了好几个民族的代表了。”
礼堂里响起了用多种语言祝贺革命的俄国和革命的匈牙利的欢呼声。
“布拉沃！”“叶尔因！”匈牙利人喊道；“日维奥！”塞尔维亚人高呼道；中国战士们欢呼：“苏维埃万岁！”
来听基洛夫演讲的不单是红军中的国际战士们，来这儿的还有一些中国人——港口工人和渔场工人。散会以后，有三十来个人围住了包清山，请求允许他们参加中国营。他们就接过了刘法亮以及和他一起长眠在阿斯特拉罕地下的烈士们的革命火炬。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生活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有一天，一个传令兵拿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到营房里来，这本书就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中文本。
当战士们知道了这本书是宪法，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上面写着公民的最重要的权利与义务时，大家都十分认真地、长久地研读着这本小册子。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可不大容易理解。书中用颇为深奧的文字阐明了许多复杂的事物。宪法中的某些段落，战士们请求诵读者重读了许多遍，直到他们听懂每一句话为止。有些段落他们干脆背了下来。
我们问李振东，他是否还记得一九一八年颁布的宪法中有哪些条文特别引起中国志愿兵的注意。
老人家没有马上回答。他回忆了一会儿，才用他自己的话叙述了这份文件的个别条文。在保存于纳尔契克图书馆的一份当时的宪法里重新找到这些条文并不困难。条文说道，居住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从事劳动的一切外国侨民，在各民族团结的基础上，不分民族和国籍，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
可这还不是全部。李振东和我们一起翻阅着这本旧宪法，寻找着什么东西，末了，他终于找到了：“瞧，”他指给我们看，“这一页引得中国营的战士们议论纷纷。这里写的话非常正确。”
李振东指给我们看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制订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中的一条，里面写道：
“……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坚决和资本主义文明的血腥政策彻底决裂，这种血腥政策，是把少数‘优秀’民族中的剥削者的幸福，建立在对亚洲、各殖民地及其他弱小国家千百万劳动人民奴役的基础上。”
剥削者的幸福是建立在奴役亚洲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基础上的。这一点，如果中国营的士兵不懂，还有谁懂得呢？他们谈论着小册子上那些崇高的条文，回忆起了沈阳的作坊，上海的工场，北京的工厂；回忆起那些外国主子，外国工程师，外国专家；回忆起他们的傲慢自大，他们对中国人的蔑视，他们制订的那套规章制度。就拿“一日”这个具有被奴役的中国特征的词儿来说吧。
人们工作“一日”，那就是要从一大早劳动到天黑，而在这漫长的工作日之后，得到的却只是一口稀饭。
至于人力车夫，那简直是“人马”，外国老爷们坐着人力车在中国的城市里到处游逛！再么，请看，他们是怎样称呼中国人的！……“博艾”——就是“孩子”或“仆役”，他们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叫做“博艾”，哪怕他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于外国老爷们来说，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或仆役。
的确，当诵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中文本时，营房里有过一些议论。无怪乎战士们把这本书叫做“有伟大思想的小册子”。
[1] 第十一军的战士们永远忘不了阿斯特拉罕人民的热情接待。在三月里开展的“慰劳红军伤病员周”后一年，当参加过冬季大草原行军的战士们向邓尼金匪帮发起了歼灭性的攻击后，阿斯特拉罕省执行委员会收到了一份电报:
“第十一军红色战士向阿斯特拉罕的无产阶级致以战斗的敬意。第十一军在向北高加索胜利进军的时候，牢牢地记得:一九一八年，当这支饥寒交迫，又病又乏的部队，在敌人的攻击下，不得不穿过无边无际的阿斯特拉罕草原向红色的阿斯特拉罕退却的时候，他们在阿斯特拉罕的无产阶级兄弟那儿找到了亲如自己家的安身之处。
“当我们从敌人那儿缴获了白匪用来运载格罗兹内石油的装甲列车‘捷列克’号时，我们立刻把它改名为‘红色的阿斯特拉罕’号。”
值得提起的是，被“俄罗斯妈妈”搭救过的季寿山和其他几个中国战士，都曾在这列参加过解放巴库的装甲列车的机枪队里服务过。——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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