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两张假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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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两张假钞票

　　弗拉季高加索激战的八月过去了，接着而来的是暂时的宁静。生活完全走上了旧日的轨道，甚至那种伴随着和平时期的兵营生活而通常有的破坏军纪的现象也出现了。关于这方面，四十年前的一件公函上曾这样写道：

中国营营长包清山同志：
　　送回红军士兵邵振旺一名，据报告，他在晚市场上企图使用五卢布的假钞票，因此被留在警备司令部。该事件至今尚未调查证实。
　　司令部认为此事纯系误会，没有深究的必要，但希望今后红军士兵逛市场的现象能引起注意，此类不良现象今后应予坚决！制止。

警备司令部值班员（签名不清楚）
1918年9月23日，弗拉季高加索

　　这件公函是从旧档案夹里找出来的，本身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顶多不过是个小小的生活细节罢了。
　　大概，邵振旺的确是在市场上搞出了点麻烦。包清山这位指挥员不是那种对违反军纪的现象抱自由主义态度的人，可以想象得到，他一定严厉地处分了邵振旺。
　　连队里到处可以感觉到自觉的遵守纪律的风气。一丁点破坏纪律的事都要由士兵们自己来审理。犯错误的人由战士们自己决定应受何种处分。最常见的处分是当众批评或者队前警告。当时颇为流行的教育形式是这样的：坦白，检查，认识。碰到这种情形，破坏纪律的人首先当着同志们的面陈述自己的过错，然后他要说明他是怎样检查的，最后表示他对错误的认识。如果同志们认为这个人检查得很好，对自己的错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问题看来已经清楚，大家也不再深究了。
　　我们本来打算忘掉警备司令部这件公函，但是由于同加宝·卡尔山诺夫和辛里的交谈，使得我们对过去警备司令部值班员所写的这封书信产生了兴趣。
　　我们先谈谈卡尔山诺夫。他是个高大魁梧、体格匀称、直率豪爽的老人。他现在已经七十六岁了，但他还有一副哥萨克老人固有的、像雕像般健美的姿态：高昂的头，英俊的侧影。不用说，卡尔山诺夫早年一定是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他在扎曼库勒村的沃舍梯青年中自然是顶出色的人物。在一九一八年动荡的日子里，加宝当了沃舍梯骑兵连的连长。他的朋友们叫他“美国人”，因为他曾经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并且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骑兵连驻扎在离中央大街不远的地方。
　　在一个夏日的傍晚，加宝·卡尔山诺夫在中央大街中心的林荫道上散步，他突然听见有人在讲英语。这不是当地那些资产阶级公子哥儿刚从学校里学了几句就来向姑娘们卖弄的那种蹩脚的英语，而是真正活的、自然的语言。加宝那对熟练的耳朵马上就断定说话的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他们几个人一起，在加宝的前面走着，眼睛不时向两旁张望，彼此在进行着简短的交谈。
　　这些绅士怎样来到布尔什维克掌政的弗拉季高加索的呢？
　　加宝决定跟在这些英国人的后面。他们走进了公园，他跟在他们后面；他们在小酒馆里坐了下来，他也坐在邻近的一张桌子旁边。
　　英国人的举动很谨慎。虽然小酒馆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坐在近旁的加宝的那副外貌——由于风吹日晒而显得黝黑刚强的面孔，他那件契尔克斯人的带子弹袋的外套，以及腰间插着一把装在银鞘里的匕首，看起来很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山民，你可以随便怀疑他的什么，但决不会怀疑他会说英语——一点也不能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但他们的谈话始终没有接触到事务方面的内容。
　　不过他们的谈话多少流露出了一些问题。到暮色渐浓时，卡尔山诺夫已经毫无疑问地断定，在他面前的是英国军官，虽然他们穿着便服；他们来自第比利斯；他们对苏维埃的一切都抱着敌视和憎恨。
　　在他们离开小酒馆的时候，加宝仍然跟在他们后面。跟踪没用很长时间。他们走过两条街，转向洛里斯—梅里科夫大街，走进了当地一个富翁的住宅。
　　这些穿便服的、对苏维埃政权抱着敌对情绪的英国军官到这里来总是有什么目的的吧？司令部知道他们吗？
　　卡尔山诺夫心中非常紧张激动，他怀着模糊的猜疑，去找近来经常见到的那个人，这就是南俄特命人民委员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
　　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奧尔忠尼启则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加宝请秘书向他报告一声。
　　“加宝，你有什么事？”当卡尔山诺夫走进来的时候，特命人民委员问道，“为什么还没有睡觉？”
　　“我有事来找你，谢尔戈同志！”加宝说，“我不知道，这也许是件小事，也许并不是小事。弗拉季高加索出现了英国人。是军官，一些坏蛋。”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坏蛋呢？”
　　“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怎么，他们说俄语吗？”
　　“不，说英语。”
　　“你怎么听得懂呢？”
　　“谢尔戈同志，我英语说得很好，一点也不比俄语差，也许还要好些呢！”
　　“真的吗？”
　　谢尔戈仔细地望着卡尔山诺夫，留心地听完了他的话，然后将疲倦的身子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沉默着。
　　“这是英国代表团的军官，”他沉默了片刻以后说，“他们是从格鲁吉亚来的。那儿来了德国人，他俩不能待在那儿了。”
　　“那么说，谢尔戈同志，他们没有什么问题吗？”
　　“不能那么说……你猜对了。他们非常不喜欢我们。极力想消灭我们。应该设想，他们是有什么打算的。不过，这可不能大刀阔斧地干。应该好好地监视他们，要有耐心，不能惹起国际纠纷。同志，外交这种事可是很微妙的。”谢尔戈又沉默了片刻，说：“加宝，你会说英语，这太好啦！我们需要在代表团里有个自己的人。你就去担任这份差事吧。”
　　“我？……谢尔戈同志，我去担任什么呀？”卡尔山诺夫惊讶地问道。
　　“担任翻译，保卫员，受委托的人……一句话，类似联络军官的工作。”
　　在这次谈话后，加宝就经常出现在洛里斯—梅里科夫大街这座豪华的楼房里了。
　　代表团的成员对卡尔山诺夫表面上的殷勤，掩盖不住他们内心的不信任。他们和他开玩笑、聊天，请他抽埃及香烟，但是却不让他越出正厅和会客室一步。这座楼房其他地方的情况，他们小心地不让外人知道。
　　有一次，加宝在英国人那里坐了一会儿，后来因事来到了司令部。在司令部里，他碰见了中国营营长。当时，他们之间有过一次谈话，直到如今卡尔山诺夫还记得清清楚楚。
　　“加宝，你好，我正要找你，”包清山兴奋地说道，他对待这位沃舍梯骑兵连连长非常热情。“有件事要请教你。”
　　“什么事？”
　　“关于你那些英国人的事。”
　　“我那些？我可以把他们让给你。免费赠送。请拿去吧！”
　　包清山笑了，他说，无论免费与不免费，他都不要那些英国人。接着便谈到了他所关心的事。他想知道，在英国代表团里有没有会说中国话的人。
　　“你问这干什么？”卡尔山诺夫很是惊讶。
　　“最近几天，有几个战士先后来找我，汇报了一件相同的事。”包清山放低了声音，凑近卡尔山诺夫说，“你知道吗，有人企图和我的士兵建立联系，还讲了一些挑拨离间的话。’
　　“用中国话讲的？”
　　“是的，那人凑凑合合能说几句，不过，还能听得懂。他提的都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士兵从哪里来的，是不是被强迫参加红军的，是不是违反自己的愿望来当兵的，在战斗的时候是不是强迫中国人排在头里去挡机枪等等。”
　　“这个浑蛋！”卡尔山诺夫脱口而出地骂道。
　　“正是浑蛋！他还问，士兵们有没有想回祖国的情绪。还说，谁愿意回去，他可以代为安排。既有路费，也有证件。先乘船到新加坡，然后再回中国。”
　　“你认为，这个人是英国代表团的吗？”
　　“差不多可以肯定。和这个挑拨离间的家伙谈过话的，一个土兵是上海人，他断定和他谈话的是个英国人。上海人一般都很熟悉英国人的特征。”
　　“照你的士兵们所描绘的那个英国人，外表是个什么样子？”
　　“中等身材，火红色的头发，腿有些弯，左边上牙床镶有几颗金牙。”
　　“巴布大尉！”加宝脱口而出。他认识这个军官。这个火红头发的大尉的确说过他曾在中国住过几年。
　　“那么，你就对那位巴布大尉说，请他不要再来纠缠我的弟兄们。”包清山用教训的口吻说道，“士兵们这样说，下一回那个红发鬼子再来的时候，他们准备把他带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好好教训他一顿。”
　　“考斯嘉，留心点，别惹起国际纠纷……”加宝由于逐渐懂得了外交上的微妙关系，很担心会闹出乱子来。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必担心。”中国营营长满不在乎地摆了摆手。
　　司令部里的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过了两天，加宝照例来到了代表团，他发现巴布大尉的额头上贴了一块橡皮膏，眼睛下边还有一大块肉皮发紫了。
　　“哈罗，大尉，你怎么啦？"卡尔山诺夫关心地问道。
　　“没有什么。夜里天黑，不小心碰在大门上了。”英国人不快地答道。
　　“你们知道，”加宝的脸上流露出一股顽皮的孩子气，微笑着对我们说，“自从巴布大尉的脑袋‘给门碰破’后，就再也没有人用蹩脚的中国话和中国士兵谈话了，再没有人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或者做一些挑拨离间的建议了。仿佛被刀砍断了似的，你说奇怪不奇怪？”
　　他那灰白的胡子下闪耀着一排洁白的坚实的牙齿，脸上的皱纹全都动了起来。老人挺能说笑。
　　根据许多迹象看来，弗拉季高加索英国代表团的活动，绝不只是某个军官穿着便服在小市上路跳，从事“收买人心”的活动。当然，这只是次要的事。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布尔什维克，捷列克地方的情报，将这些情报转给自己中央情报机关和白军的指挥部，并且给捷列克内部的反革命势力以各种形式的支持，包括组织上、财政上、技术上的支持。
　　从所有这些活动中，都可以作出肯定的判断。但是，常言道，没有被抓住不算贼。直接的罪证还没有得到。
　　后来，由于逮捕了一个冒充第比利斯小职员的人，这些罪证才算掌握在手里了。这个人的外貌毫不引人注意，但是，却受到一个士兵的妻子的怀疑，因为他租了她的一间屋子。在他的举动中，有时，流露出一些令人憎恨的军官老爷的傲慢神气。
　　这位妇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肃反委员会。“职员”被抓起来了。起初他企图抵赖，后来承认了：他不是什么职员，而是沙皇正规军的上尉。但是他说，他从不过问政治，与白卫军没有任何关系，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过平静的生活。因此，他才从第比利斯来到这里。第比利斯是由孟什维克——民族主义分子所控制的地方，俄罗斯人住在那里不方便。而这里就比较自由多了。他非常满意弗拉季高加索。
　　检查了这个上尉的简单的行李，什么结果也没有。本来打算就要释放这位名叫乌格涅文柯——希望过安静生活的上尉了。
　　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释放他，经过如何，那是巴维尔·约瑟弗维奇·柯巴依则告诉我们的。
　　柯巴依则起初在赤卫一团当政委，后来调任装甲汽车队的政委，最后来到弗拉季高加索的肃反委员会。因此他对乌格涅文柯案件了解得很清楚，他是听当时肃反委员会主席凯特·青察捷说的。
　　事情是这样的：
　　青察捷向特命人民委员做了报告。除了报告一些日常事务之外，还报告了释放乌格涅文柯的计划。
　　“对。如果无罪，就不用再拘留了。搜查的结果提供什么线索了吗？”奥尔忠尼启则问道。
　　“没有。他身上全检查了。行李也检查了——不过他几乎没有行李：一个小小的箱子，几件衬衣，一些日常用品和两三盒带嘴的纸烟。总之，都是些小东西，没有什么可检查的。”
　　“带嘴的纸烟？”特命人民委员兴奋起来，“你对它仔细检查过吗？”
　　“检查过。”
　　“怎样检查的？”
　　“打开烟盒，把纸烟倒出来。只有纸烟，别的什么也没有。”
　　“纸烟嘴里呢？”
　　青察捷窘住了。
　　“没有瞧纸烟嘴里面。不知为什么当时没有想到这个……”
　　“唉，你们这些天真的孩子！”谢尔戈笑了起来，“把重要的文件藏在纸烟的烟嘴里，这是秘密工作的基本常识……把你们那位上尉的箱子送给我看看，把他本人也带来。”
　　人们将乌格涅文柯带进特命人民委员的办公室，让他坐在一张椅子上，把他的纸烟盒放在桌子上。这时，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军官的眼睛里流露出不安的神色。
　　谢尔戈打开了纸烟盒，开始一根一根地折断纸烟嘴。十根……二十根……三十根……空烟嘴越堆越高，看来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但是奥尔忠尼启则不慌不忙地继续自己的工作。瞧，到了第一百一十根还是第一百二十根，这根比其他的紧一些，不是一下子就能折断。谢尔戈拆开了烟嘴。里面有一卷纸条，这是一种又薄又软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极小的字。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是英文，这张纸条只是信的一部分，好多句子只一半就中断了。
　　“只要有了部分，就可以凑成完整的。”谢尔戈说道，他又继续干起自己的“工作”来。
　　特命人民委员的桌子上，一边堆满了折断的纸烟嘴，另一边放着二十来张纸条。
　　其中有一张不是信的一部分，而是一张完整的字条。这是自卫志愿军总参谋部的证件。上面清楚地写着：乌格涅文柯·格利果里·涅斯切洛维奇“奉命去敌区”，所有反布尔什维克的组织都应尽力协助他。乌格涅文柯坐在那儿，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
　　但是这个上尉不过是个小“萝卜”罢了。在密信中还提到几个大头子的姓名。在一封给英国代表团的信件下面就有这样一个签字：罗卡尔特^[1]，这就是那个组织刺杀列宁的罗卡尔特。在给英国代表团的另一封信的下边签名的是个著名的保皇派——舒里根。信的内容使人毫不怀疑地断定：弗拉季高加索的代表团是间谍和反革命活动的巢穴。还有另外一些文件。不过这些文件关联的已经不是弗拉季高加索的英国代表团，而是巴库的法国代表团了。
　　从奸细身上搜出的这些文件的意义，奥尔忠尼启则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二日拍给列宁的电报里有着清楚的说明：

　　“弗拉季高加索的英国代表团已被查封，因为他们和阿历克赛也夫的志愿军与莫兹多克的反革命委员会勾结。我们搜到了罗卡尔特给英国代表团主席帕克上校的信，还有舒里根要求建立阿历克赛也夫与协约国之间的联系的信。”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九日，奥尔忠尼启则给列宁和契杰林的另一封电报里说：“对英国代表团进行搜查的结果，得到了他们和反革命联系的确凿证据。代表团已被看管起来。今后如何处理，请指示。也许只好把他们从第比利斯驱逐出境。”

　　“后来的一切，我已经不是从青察捷那儿听来的，而是亲眼看到的了。”柯巴依则说，“我们装甲汽车队接到命令，要我们派一辆装
　　甲汽车去洛里斯—梅里科夫大街的英国代表团。我和战士们一起去了。我们来到后，看见代表团住宅的周围站着一小队红军，当门站着一个情绪激动的英国少校，他向我们提出抗议，不让我们进去进行搜查。他手下有代表团雇佣的卫队——一百名山民。他们把守在院子里。他随时可以命令他们开火。
　　“‘啊，原来这样，’我们的指挥员说道，‘试试看，我们立刻还击。给你们十分钟时间考虑。’
　　“过了五分钟左右，大门突然开了，一群身穿高加索袍子的人大声喊着冲到街上来。我想，现在大概要进行一场格斗了！我便对机枪手喊道：‘准备！'
　　“然而却没有打起来。英国卫队想明白了，不能为了几个臭钱冒生命的危险，他们全都逃之天天了。
　　“我们没有阻挡他们。
　　“这时屋顶上英国人的机枪响了。两个红军战士倒了下去。
　　“我们于是开火还击。但是房子很坚固，墙有一米多厚，这样的堡垒，子弹是不起作用的。
　　“而英国人却在不停地射击。用机枪、步枪和手枪射击……旁人听来，就像在进行一场大战。
　　“我们把一张字条拴在一块小石头上，把它扔进院子去。字条上写着：如果不停止射击，我们就要搬一门榴弹炮来，直接对准房子轰击。不用说，这个办法很有作用。
　　“我们瞧见，先是手枪不响了，随后是步枪，最后机枪也停止了射击。接着，一股股浓烟从烟囱里冒了出来。哦，原来在烧什么东西。又过了一会儿，门终于开了。
　　“当我们走进客厅，使我大吃一惊的是那个壁炉。壁炉里堆满了灰烬、没烧光的纸块和一些尼古拉时代五卢布的纸币。我心里想，瞧他们慌成了什么样子，甚至把钞票都烧掉了。
　　“不过，事情倒不是因为慌乱。壁炉里烧掉的不是真的纸币，而是假的。它们是在英国代表团的地下室里印出来的。搜查时在那里发现了印假钞票的版。”
　　当我们听着巴维尔·约瑟弗维奇·柯巴依则谈洛里斯—梅里科夫大街那座大楼里发生的戏剧性的事件时，我们的思路开始往回转。我们想起邵振旺和他那回由于五卢布假钞票而引起的不愉快的事件。原来市场上的假钞票的根子就在这里！我们很想了解一下有关邵振旺和他那五卢布尼古拉钞票的倒霉事。但是无论是李振东还是常杨清都不能提供一点有关这位战土的材料。这里又出现了中国姓名的俄语拼音与汉语读音的差别问题。司令部值勤簿上用俄文写的被拘留的战士的姓名，我们的中国朋友无法正确无误地翻译出中国姓名来。
　　但是，由千百年的经验所积累成的一条谚语“有志者事竞成”又一次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有人对我说，在别斯兰住着，一个中国人辛里，他在当地住了多年。他还是费达罗夫将军在日俄战争后带到俄国来的……
　　辛里这个人使我们很感兴趣。中国一个的男孩，是由一位沃舍梯的将军带到高加索来的……日俄战争……所有这一切，和人们向我们讲的包清山的情况几乎十分相似。他们中间不会有什么关系吗？地方相同，命运也相同：这位为从前的将军所收养的人说不定会了解我们那位英雄的青年时代的历史吧！
　　他不知道。当我们来到别斯兰，访问了辛里之后，才弄清楚他对包清山的了解和此地任何一位弗拉季高加索的老人完全一样。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
　　辛里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我们。小时候他和自己的父母住在离旅顺口不远的地方。日俄战争爆发了。在他们那一小块田地上的庄稼，全给士兵们踩踏光了。怎么办呢？辛里逃到了城里。他碰到了费达罗夫将军，不知为什么，这位将军就看中了这个孩子，他将他带回俄国，带到离别斯兰不远的他的庄园里来。
　　这与其说是出于将军的仁慈博爱，倒不如说他是打好了如意算盘。辛里是个又结实又勤劳的小伙子。他会成为一个勤恳的、听话的雇农。
　　后来，正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改革前的时代那样，将军决定将辛里培养成一个厨子。辛里被送去上学。他将培养成地主老爷所希望的那个样子。
　　过了一些时候，革命将这个年轻的中国人从他的“恩人”将军手里解放出来了。但是，他那多年的农奴般的生活，对他的影响很不小。辛里没有成为一个战士，没有参加红军，没有投入争取自由的斗争；他不像当时俄国境内他的几万个同乡那样参加战斗，而在弗拉季高加索的上捷列克河河畔的一条大街上选择了一个合适的铺面，和一个沃舍梯人合伙开了一个小饭馆，这种小饭馆当时在别斯兰就有几十个之多。
　　生意挺不错。包清山的士兵在休假时经常来这里。他替他们做米饭、馒头、面条，做中国菜，像在自己家乡那样泡壶茶；那些红军里的中国人，也很愿意坐在这里消磨休假的时间。辛里几乎就这样认识了全营的人。
　　我们问他知道邵振旺吗？
　　“邵振旺……邵振旺……”
　　老人竭力在自己的记忆中搜寻有没有我们问起的这个人。我们为了帮助他回忆，向他提出了一个当时唯一能够提出的问题：“这个邵振旺曾经因为两张假的五卢布尼古拉钞票而闹出了一次不愉快的事。他被带到警备司令部去过。记得吗？”
　　辛里变得活跃起来了。
　　“你们是说……假钞票吗？有这么回事……我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因为假尼古拉钞票而碰上了倒霉的事。不过他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八月里，有一次我恰巧给他的机枪送过水。
　　“这件事发生在车站上。白匪在猛烈地进攻，而他操着机枪不停地向敌人射击——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周围全是死尸，到处是血……
　　“我没有参加打仗。当时，我是偶然来到车站的。我看见他的处境很危险，便爬到他跟前，对他说：‘老乡，你干嘛不跑开？’他回答说：‘不干你的事。快去拿点水来。枪筒太烫了。’
　　“我看到情况那么紧急，心想，应该帮帮他。我就爬着去打水。四周是一片稀疏的枪声，距离水龙头还有很长一段路。好歹总算爬到了。我带了一桶水又向回爬。这时枪声又密起来了。
　　“我很想撒手跑开，但我没有跑，因为我那位老乡还孤单单地留在那儿。我爬到他跟前，对他说：‘水拿来啦。’
　　“他面色苍白，浑身是血。他说：‘好，拿过来。’他把水拿了过去，在枪筒上浇了一阵，机枪又响开了。他一个人坚持了两天半，直到我们的军队从库尔斯克近郊赶来，赶跑了白匪。
　　“后来，战斗平息之后，他来到我的饭馆，我对他说：‘那次在火车站上是我给你送的水。’他回答说：‘有人送过水，但到底是谁，我记不起来了。’当然，他记不起来了。他那时疲倦极啦，没有睡觉，没有吃东西，一直专心和白匪战斗着。
　　“后来，由于五卢布的假钞票，他碰到了那件倒霉事。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城里流通着各式各样的钞票——有捷列克的、五山的、阿斯特拉罕的、克拉斯诺达尔的、巴库的、格鲁吉亚的、克伦斯基的、邓尼金的……也有尼古拉的。数尼古拉钞票最受欢迎。市场上和小铺里的生意人只喜欢尼古拉的，碰到其他钞票时，他们都说：‘这不是钱！’
　　“有一回，我给他的机枪送过水的那个士兵来到我们饭馆，他对我说：
　　“‘今天我领了饷，想兑换成尼古拉钞票。你能帮忙吗？'
　　“我说：‘不行，你到市场上去，那儿可以兑换。’
　　“他兑换到了。拿到了两张五卢布的尼古拉钞票，我问他：‘你干嘛要尼古拉钞票？’他说：‘留起来，战争就要结束啦，我回家时好给母亲买件礼物。’
　　“后来又过了一些时候，我看见他又来了，他对我说：‘辛里，市场上的人不认识我，但都认识你，帮我买一些子弹吧。’当时子弹很缺。谁想打仗，就得自己到市场上去买些子弹。山区的居民来到这里时，常卖掉一些子弹；哥萨克也在市场上卖子弹。
　　“我问他：‘你拿的什么钞票？’
　　“‘两张五卢布的尼古拉钞票。
　　“‘就是那两张吗？’
　　“‘正是。’
　　“我说：‘你不是要给母亲买礼物吗？干嘛花掉它呢？’
　　“他说：‘唉，放不到那个时候啦啦……前线的情况不顺利，应该多买些子弹。’
　　“我说：‘你去找谢里木，他是个卖肥皂的。向他买些子弹吧。’
　　“他照我的话办了。他拿着那两张五卢布的钞票去找谢里木。后来，就是这两张钞票出了事。钞票原来是假的。当时在弗拉季高加索流通着大量的尼古拉钞票。假钞票印制得很精巧，看起来完全和真的一样。我的同乡也没有分辨出来。
　　“但是谢里木对钞票很内行，他一眼就看出这是假的。他很生气，认为我的同乡要欺骗他。可是他有什么错处呢？他不过是拿他那士兵的清白的薪饷换了两张假钞票……”
　　这就是辛里告诉我们的他已不记得姓名的那位中国士兵的全部故事。这是不是弗拉季高加索警备司令部值班员当时在记事簿上写的那个邵振旺，我们也无法证实。

^[1] 英国间谍。一九一八年上半年英、美、法外交使节团代表们在莫斯科组织的白卫匪帮反革命阴谋，就是这个英国外交官主持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