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杨清，一八九九年生，中国人。一九一八年志愿参加红军。内战末期，在第三库班骑兵团服务……”之后，是一大张城市和居民点的名单，他曾经参加过保卫它们的战斗。证明书的结尾这样写道：
　　“一九三〇年六三日，阿尔玛维尔城红色游击队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常杨清·尼古拉为红色游击队员，并于一九三〇年六月四日发给他第十二号证明书。”

　　“一九一七年，”常杨清回忆道，“敖德萨有很多中国人。有的在码头上做装卸工人，有的干粗活儿，有的在采石场砸石头。
　　“起初，我们还不大理解震动了整个俄国的那些事件，后来就理解了，因为后来出现了中文的传单，还来了许多宣传员。
　　“有一个姓张的对这类问题解释得特别好。他是河北人。是一个明白道理的人。俄国话说得呱呱叫，比我在俄国住了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要讲得好。这是因为他从小就在俄国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里上过学的缘故。
　　“我知道传教士教给老张的是些什么。他们教给老张，上帝创造了世界上的一切——人类、动物、植物。它还创造了现有的一套秩序。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一切都是合理的。世界上有富人，这是合理的；世界上有穷人，也是合理的；那些官吏、厂主和地主老爷们统治着人民，这是合理的；要人民千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这也是合理的。要是人民觉得生活太苦，这就更好，因为谁在这个世界上受尽了苦，死后一定能上天堂……
　　“不单是那些俄国神父这样欺骗他们，佛教的和尚也是这样传教的。常言说：谁喂养金丝雀，金丝雀就为谁歌唱。这班神父、牧师是靠谁养活的呢？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传教士们想把老张栽培成自己的助手，让他在中国人民当中传教。可是事情恰恰相反，老张来到俄国，呼吸了革命的空气之后，却对中国劳工们传播了另一种道理。”
　　“‘布尔什维克是卫护人民的，’老张说，‘他们希望政权能转到人民手中。他们不在人与人之间划分等级：俄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他们认为全都一样……’
　　“我们越来越对周围的事情产生兴趣了。我们把那些拥护沙皇、财主和旧秩序的人叫做立宪民主党人；把那些卫护人民，拥护革命的人叫做苏维埃人。
　　“当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更替了二月革命时，我们高兴极了——人民占了上风。当我们看到，敌人怎样从四面八方来攻击人民政权时，我们明白，必须挺身来捍卫它。我当时想：如果苏维埃政权在俄国胜利了，世界各族人民就会过得好一些，如果失败了，那么大家就会过得更苦。
　　“一九一七年十三月﹝原文如此，待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我参加了赤卫队，拿起武器，决心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有很多。人们把我们集合到一起，编成了一个中国连。从河北来的老张当了连长，就是一开头就拥护布尔什维克的那个老张。
　　“一九一八年春天，当敖德萨开始疏散的时候，捷克士兵、塞尔维亚士兵和中国士兵被合编成一个部队，接受护送国家银行库存黄金的任务。黄金很多。你们知道轮船的船舱吗？一箱箱的黄金把整个船舱都塞得满满的。这是一种非常麻烦的货物……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人一听到有黄金，马上就会发疯。在轮船上出了多少乱子哟。不是打枪，就是闹事。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任务：接到多少金子，就运走多少金子。全数运到。”

　　“他们一共是三个人。当时，连长苏老九认为必须占领钟楼，因为他明白：谁占领了钟楼，谁就能控制整个区域。他给他们发了一挺机枪、许多子弹、几袋面包和几壶水，命令他们三人爬上钟楼，对他们说：‘你们好好监视着，别让一个白匪从任何一条街上越过。看准了再开枪，别白白浪费子弹。如果情况允许，你们就休息；情况不允许，你们就坚持到底！’
　　“苏老九交代的这些任务，战士们都执行了。他们对白匪进行了十天十夜的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