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8．《大同报》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一日，《真理报》摘要刊载了《战壕真理报》记者写的一篇在中国战士中间做宣传工作的报道。这篇报道的校订工作可能还做得不够细致，但内容是很有意义的。
“这几天，我们政治部收到了为中国人印发的传单。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中国人围住会念传单的人，久久地细心地听着。然后他们热烈地讨论了很久。我虽然不懂得他们的话，但是却看得出他们是多么的兴奋。我想，传单里谈的大概是什么好事情。
“第二天早晨，我到他们那儿去，找他们谈话。他们对我说，不消多久一切都会好起来，在整个地球上，在所有国家里，都要有苏维埃。大家都将有工作，穷人当牛做马、富人坐享其成的世道将要改变；是的，一定要改变的！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的人都要过美好的生活。但目前必须具备消灭白匪的力量。这些道理都是他们从昨天的传单里得来的。真是好传单。当你看到你不惜任何代价去争取的革命信念已经逐渐在工人心里扎下了根的时候，你该是多么高兴呀！”
总之，中文的宣传读物确曾有过。但是，难道仅仅只是这些偶尔分发给战士们的传单吗？是不是还有报纸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访问过的中国老人——内战时期的老战士们的意见很不一致。一部分人肯定说曾有过中文报纸，他们记得很清楚；可是另一部分人又深信不疑地表示不同的意见，说没有出版过报纸，如果有，他们一定会知道。
我们同意前一种意见。事实上从红军诞生的那天起，政治工作就开展得很好。在国际部队里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在内战年代，曾经为国际主义战士出版过匈牙利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波兰文、捷克文、罗马尼亚文、法文以及其他文字的报纸。在红军里有数万中国战士，说没有出中文报纸，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毫无疑问，
一定曾为中国战士出版过报纸。
过不多久，我们就获得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证实了我们的推想是正确的。
苏军中央档案局保存着一份红军国际部队组织部军委会的文件，这份文件是一九一八年，斯拉瓦亚尔·夏斯吉克呈报给彼得格勒州军委会的。夏斯吉克在文件里说明，中国支队的组织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并指出必须出版中文报纸。
彼尔姆省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外事局局长马利诺娃，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表的通讯也提到这个问题：“在彼尔姆的中国人已经组织了两个中国国际营……必须早日出版朝鲜文与中文的刊物。”
东线第三军司令部对于这个问题写得更为具体。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它给军事人民委员部打了电报，干脆要求每天给它寄发七千份中文宣传品和报纸，理由是中文刊物在前线极受欢迎。这份电报现在保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党内材料中央档案馆里，上面写道：“中国战士特别喜爱这样的刊物……”
我们还在平札工农代表苏维埃《消息报》上找到了一则报道。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平札的这位作者以《与中国社会主义者在一起》为题，深信不疑地写道：“中国布尔什维克报纸马上就要出版了。”
看来平札的这位作者太性急了一点。第一期中文报纸直到一九一八年十月才出版。我们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刊载的报道上看到：
“《中国工人》周报第一期目前已经出版了，该报由波利万诺夫担任编辑，由俄国北部华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出版。其任务是对侨居在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国人广泛宣传共产主义。”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报纸的名称和报纸出版的大概日期。这样，我们认为，我们已有充分的根据找到它。
我们在彼得格勒一九二二年出版的《一九一八年报刊目录》里反复地翻寻，但没有找到《中国工人》。目录上罗列着几千种报纸的名字，可就是没有《中国工人》。
于是我们又到列宁图书馆去。在那里也没有找到我们要找的中文报纸。我们去询问全苏中央书库，结果也毫无所获。
列宁图书馆图书目录室东方语文报刊的专家涅菲多夫也积极地帮助我们寻找。他在图书馆和莫斯科的各大书库里到处翻寻，也没有发现《中国工人》报，该报根本没有收入图书目录。
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档案馆里有内战时期的中文文件。这又给了我们一线希望。但这些文件还没有编目，目前都还装在一个帆布口袋里，等待认识中文的人去整理。
这一口袋档案文件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想必里面一定有许多宝贵的史料。
我们得到了档案馆负责人让我们在翻译人员的协助下阅读这些文件的许可后，立刻就到东方语学院去。老实说，我们不准备打搅忙得不可开交的汉学家们，我们只指望那儿的学生能给我们以帮助。
但要得到学生的帮助也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向学院的系主任说明了来意。系主任冷淡地说，他很难满足我们的要求，考试就要开始了，他无权叫学生丢开学业去做别的事情。
我们继续要求，反复地证明这项工作是如何重要，如何有意义，请他务必予以协助。
“好吧！”系主任终于同意了。他一面按铃叫秘书，一面说：“给你们一个学生。”
一会儿，中文科四年级学生维克多·季托夫走了进来。他用疑虑的目光看了看我们，大概是在想：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才把他叫到系主任办公室来呢？但疑云很快就消散了。他一听我们说到一口袋尚未整理的中文文件时，他的眼睛马上变得神采奕奕了，露出爱好研究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光辉来。看来，为了这个任务，他可以牺牲别的一切。考试没有问题，他不怕考试。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马上到档案馆去。
但我们没有同意这样做。我们约他第二天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阅览室里见面。
想必维克多在约定的时间前很早就到了。当我们走到苏维埃广场上那幢庄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方形大厦时，他已经在走廊上等待我们了，而且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三位青年同他在一起。
“这是我的同班同学。”维克多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们自动要求参加帮忙。我们班有一半人都想来呢。
那只珍贵的帆布袋，原来并不大，里面一共只装着几个文件夹。而且最遗憾的是，里面竟没有一点我们所需要的资料。大学生一页一页地翻阅着，介绍着它们的内容。翻完了，才知道帆布袋里一份中文报纸也没有。
这时，我们心里不由得怀疑起来：到底有没有中文报纸呢？我们想起了过去当记者的艰苦经历来：“可能《消息报》记者的报道有差错吧？”
不对，我们冤屈了那位不知姓名的《消息报》记者。不久以后，党中央机关报证实了他所报道的事毫无差错。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真理报》发表了一则题为《报纸在前线销行的情况》的简讯。在简讯里谈到某军军委会政治部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在前线与前线附近地区发行报纸的情况；它列举出报纸的名称和发行的数量。在拉脱维亚文和爱沙尼亚文后面，写着：“中文报纸——二千七百份。”
而且，不是在一九一八年，而是在一九一九年第二六九号里，也有一段报道：
根据各支队领导的报告……在部队里（指的是中国志愿兵部队——原注），中文报纸《中国工人》和中文宣传品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两种机关报在不同的时间报道着同一件事：中文报纸出版了，发行了，战士们看到了。这还不够吗？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然而，报纸还是找不到……
不仅我们两个人在寻找内战时期用中文出版的苏维埃报纸，至少还有二十位科学工作者也已经着手在寻找它。
历史学家和我们一起努力地寻找，但是一点结果也没有。《历史问题》杂志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号的文章中作了结论：“可惜得很，我们未能找到一份中文报《中国工人》。”
看来，这事就只好这样做罢了，但还是放不下手。什么地方一定还保存有这种珍贵的报纸。报纸共发行了几十万份，说一份也没有保留下来这太不可能了。
我们又继续寻找。郭树棠同志（苏联汉学家多用他的苏联姓称呼他作克雷莫夫。他是上海人，副博士，莫斯科汉学研究所汉学研究室主任）是中苏革命关系史的专家；他也帮助我们想办法。
“中文报纸可能在什么地方出版呢？”我们问郭树棠同志。
“只能在彼得格勒，”他说，“不会在别的地方。大家知道，要出版中文报纸就得有高度中文修养的人才。而且这人还必须是革命家。只有彼得格勒才有这样的人才。他们在那里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把几万中国劳动者组织了起来；报纸也是他们出版的。报纸原先叫《中国工人》，后来改名为《大同报》。”
“是这样的吗？……我们可不知道是这么回事。”
“这是很明显的。《中国工人》这个名称，有一定的局限性。新名字的含义要广泛得多。它揭示出了出版报纸的目的：宣扬民族自由和世界大同的道理；而自由、大同在革命的俄国已经实现了。同时请注意，《中国工人》是由彼得格勒的一家石印工厂印刷的。”
“为什么要石印工厂印刷呢？”
“当时在彼得格勒，其实在全俄国的印刷厂里都没有中文铅字设备。”郭树棠向我们解释，“报纸先用手写，然后用石印印刷。”
郭同志说得很对，他的话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莫斯科还有一个我们没有去过的档案馆，那就是外交部档案馆。
那儿该有旅俄华工联合会的文件。我们所要寻找的报纸，就是这个机构办的。应该到那里去看看。
我们看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简讯后，就起了这么个念头。简讯写道：
“旅俄华工联合会照会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国工人组织已于十二二十四日在彼得格勒中国大使馆成立了总会，以处理侨居俄国的中国侨民的事务。大使馆的所有档案文件都移交该会。大使馆（谢尔盖也夫斯卡街二十二号）的大厦上，升起了中国劳动人民的红旗。
“苏维埃政府对上述变动已予查明备案，并承认该会代表旅俄华侨的权益。”
根据这则简讯，完全可以肯定：旅俄华工联合会总会在执行中国大使馆的职权以后，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就是现在的苏联外交部，一定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两个机构一定解决过很多问题。有联系，就有文件，就有档案。这样看来，外交部档案馆里，就该有一些当时来往的文件。
我们的推论很合逻辑。所以我们便决定采取“真正”的外交方式，把一份“照会”送给外交部，查询它那儿是否保存有关旅俄华工联合会的文件？如果有，是否可以借阅一下？
我们得到了满意的答复：有文件，可借阅。启人心房的“中国钥匙”在这儿又起了奇妙的作用。在任何场合，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得到了帮助和支持。
我们在斯摩棱斯克广场上的外交部大厦里忙了好几天，得到了不少资料。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别的档案馆所没有的东西：旅俄华工联合会章程；联合会代表大会的记录，例如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记录；代表大会致孙中山的贺电等。
除了无数的文件之外，还有很多所谓的文件：任命某某人担任某某职务的证书、护照，对非法没收的控诉书，要求乘坐司令部车厢旅行的申请书，给养人员的名册……总而言之，这许多档案文件如同矿石一样，必须经过提炼，才能得到宝贵的东西。
但是我们到底得到了一些稀罕的宝物。每次的发现都给我们极大的鼓舞。现在分述如下：
一、证明书。持有人为中国公民刘泽荣，当选为旅俄华工联合会总会主席。华工代表大会于一九二〇年一二十五日正式通过。
我们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的文件上见过这位广东人的姓名。这么说来，一九二〇年他还继续领导该会。[1]
二、旅俄华工联合会总会职员名册。
这是一份很有用的文件。名册里还有苏联人的姓名，说不定这些人中间，有的现在还住在莫斯科。也许能找到他们呢！……
三、华侨较多的城市名单：莫斯科、彼得格勒、基辅、哈尔科夫、塔什干、维亚特卡、彼尔姆、托姆斯克、尤佐夫卡……
在设有联合会分会的地方，组织红军中国支队的工作都做得特别好。应该和那些地方的档案馆联系联系……
四、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和东方司司长共同签署的公函副本。这个文件立即吸引了我们的视线，文件上写道：
“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请求国家出版局给全俄唯一的中文报纸——《大同报》调拨纸张。
“但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
“由于中文刊物作用极大，所以至少应该出版一种报纸，外交人民委员部特请批示国家出版局发给纸张。”
公函副本上还附有一份整整齐齐地折成四折的印刷品。奇怪得很，文字是自上而下直行排列的。这正是汉字，这……
我们激动得什么似的，连忙小心翼翼地把印刷品打开。当然，这就是我们踏破铁鞋无觅处的中文报纸。标题的字体很大，横跨整个版面，上首是中文报名，下首是俄文报名：
《旅俄华工大同报》，N.27（3），彼得格勒，1920年4月1日。
彼得格勒……我们的朋友郭树棠的推论是正确的，他说那个时期只有彼得格勒能够出版这种报纸。
报纸是怎样印刷的呢？
我们细心研究了这张报纸，又证实了这位汉学家的判断是正确的。在报名旁边有几个肉眼仅能辨认的小字：“兹洛特尼可夫石印厂，彼得格勒，瓦西里耶夫岛，第九条街，第十八号”。
是石印厂，而不是铅印厂印刷的。报纸的确是用手写的，用手一字一字写出，再照抄到石印印版上，然后大量印刷出来的。
但是，这张硕果仅存的报纸上面登了些什么呢？
因为不懂中文，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只好拿着钉着报纸的文件夹，去找卡比察一刚出版的巨著《苏中关系史》的作者、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请他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卡比察马上搁下自己的工作。他对于这个发现也非常感兴趣。他细心地阅读报纸，然后开始翻译起来。
但是，我们首先问他，中文报纸叫什么名？
“《大同报》。”
“它的意思是‘世界大同’吗？”
“你说得对。”卡比察回答道。
《大同报》是一张两版。纸呈灰色，但和当时大多数报纸的纸张相比，还算是好的。《大同报》上没有照片，大概是受当时石印条件的限制。
报纸的内容是为红军里的中国志愿兵和侨居在俄国的中国劳动人民服务的。它登了许多报道；还介绍了一些苏维埃俄国和中国的情况。
第一版上刊登着外交人民委员盖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契杰林写给孙中山的信。
这封信我们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见过了。《消息报》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九日发表了这封信；而中文报纸却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才发表。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编辑部要这样做呢？重复发表久已发表过的文件，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向卡比察提出了这个问题。从卡比察的话里，才知道在他那以苏中关系为题的博士论文里，曾经用了不少篇幅去分析契杰林写给孙中山的信。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卡比察对我们说，“后来契杰林同志就收到了孙中山先生寄来的那封著名的复信。你们一定还记得，上面是这样写的：‘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我希望在青年一代——明天的劳动者们的头脑中深深地打下中华民国的基础。’[2]
“外交人民委员写那封信的目的，是要告诉中华民国的民主人士，他们的奋斗目标和苏维埃俄国人民的奋斗目标是相同的。唤起中国劳动人民的觉悟，号召他们为两大民族的共同理想和我们一起来斗争，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俄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南部的无产阶级远隔万里，当时我们和中国没有直接联系。据我看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大同报》，上又看到了契杰林的信。这封信在《大同报》上大概已发表了多次。编辑部希望总会有十份刊登着这封信的报纸捎到中国去。”
“我荣幸地代表人民委员会，”契杰林给孙中山的信上写道，“对阁下寄来的贺信表示衷心的感谢。阁下从一九一一年起，在极艰难的条件下，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反对军阀的割据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奴役。谨此，请允许我，向阁下——中国革命的领袖，致以崇高的敬意。
“阁下在给俄国工农政府的贺信里指出，中国和俄国的革命目的是一致的，两国都是要争取民族解放和世界大同……
“我们的处境困难，斗争艰巨。这是严重的时刻。帝国主义从四面八方伸来了侵略的魔爪，想扼杀俄国革命，夺取工农已经获得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外国大财阀的傀儡——北京政府也想同侵略者合伙。俄国劳动阶级号召自己的弟兄——中国人同我们一起来斗争。
“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也是你们的失败。我们大家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站在一个行列里，光荣地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而斗争。中国劳动农民万岁！中国工人万岁！俄中无产阶级同盟万岁！”
在报纸醒目的地方，登载着一则简讯。简讯报道了苏维埃部队解放伊尔库茨克以及红军战士同中国侨民友好来往的情形。
这则简讯正好同我们已经获得的伊尔库茨克数万中国侨民革命情绪极为高涨的材料相吻合。在伊尔库茨克，占中国侨民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大批地参加红军，因而不仅准备成立独立中国志愿师，甚至准备成立东方红军。我们从档案馆里所获得的资料中，有一份一九二〇年五月初的报告记录：
“在伊尔库茨克有一个中国教导营，这个营暂时被我们留在这儿担任卫戍工作。将来批准组织东方师的时候，可以这个营为核心。根据我所获得的资料，同志们殷切地盼望成立由中国人和朝鲜人组成的东方军。登记参加红军的人是那么多，而我们又没有得到正式指示，以至不得不暂时停止登记。”
[3]
报上没有编者的姓名。我们想起了《消息报》上的简讯，那里提到过波利万诺夫这个人。
但他究竟是什么人呢？
我们去问东方学研究所的格鲁斯金娜。
“难道这个姓没有给你们一点印象吗？”她在电话里用责备的语气说，“波利万诺夫是著名的汉学家。”
我们到历史图书馆去，从书架上取下六卷一九三〇年的《苏联科学与科学工作者手册》，心里不禁这样想：目前苏联有二十万科学工作者大军，该要多少这样的手册才容纳得下呢？
关于波利万诺夫，手册里写道：
“波利万诺夫，语文研究所学委会委员和语言学部主任，语言学专家，研究日文和中文，土耳其文和朝鲜文……”
在历史图书馆里，我们还找到了波利万诺夫的著作目录，我们不由大吃一惊：真是个天才！
《东京话的悦耳重音》、《日文—马来亚文的比较之一》、《朝鲜文的母音》、《谈伊泽·修二关于中国白话文的著作》、《论土耳其语法结构的原则》、《谈阿拉伯文喉音的教学方法》、《略谈研究乌兹别克文》、《谈阿尔巴尼亚文》、《怎样掌握格鲁吉亚文的子音》、《东干回文文法》……共有九十二种著作。看来，这位奇才饱学的人，不仅
能编辑中文报纸，而且同样能编辑其他二十种东方语言的报纸。
我们打电话给伊万诺夫。他是发表在《语言学问题》杂志一九五七年第三号上的《论波利万诺夫的语言学观点》一文的作者。可能他会帮助我们把问题弄清楚。
伊万诺夫说：“关于波利万诺夫的科学著作，我可以谈一谈，但他是否编辑过中文报刊，可就不知道了。”
“波利万诺夫后来怎么样了？”
“一九三八年在塔什干逝世了。”
“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的履历呢？”
“科学院里大概有。”
我们去过科学院，后来又去过语言研究所档案室，我们了解到，那里有七十页关于波利万诺夫的资料。
这七十页资料中有履历表、调动工作的命令、批示过的申请书等等。并没有片言只字提到编辑中文报纸，或在内战时期同中国革命组织的合作。个人的资料仍旧不能说明他的工作经历，这是多么伤脑筋的事啊！
我们苦恼地走出了研究所。问题还是没有弄清楚。是否可以认为，著名的俄国语言学家波利万诺夫就是中文报纸《中国工人》的编辑波利万诺夫呢？我们仍旧不敢下断语。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着了。这就是等待语言学专家尼古拉·约瑟夫维奇·康拉德院士回来。当时他不在莫斯科。他回来以后，我们的期望果然没有落空。他终于明确地回答我们说：是的，编辑中文报纸的就是叶夫根尼·德米特利耶维奇·波利万诺夫，就是语言学家波利万诺夫。他们两个——波利万诺夫和康拉德——同彼得格勒的旅俄华工联合会有过密切的联系，并且一道参加过该会的工作，写过宣传品；此外，波利万诺夫在初期还亲自担任过《中国工人》的编辑工作。
“请相信我，这不是容易的工作。”康拉德说，“为了翻译‘сове́т’这个词，我们伤了多少脑筋啊！我们查了各种辞典，翻了许多中国古典巨著，译了再改，改了再译，结果还是束手无策。没有一个中文词能够表达俄国人所创造和理解的‘сове́т’
“我们坐着，搜索枯肠，争论着。突然，波利万诺夫将拳头往桌子上一捶说：‘有了！’
“波利万诺夫的建议实在是好。可不是吗，当我们在争论、捉摸的时候，中国工人和中国红色战士根本不管什么深奥微妙的逻辑，不用我们伤脑筋，早已把这个难题解决了。他们根本不用呕心沥血去翻译这个词，干脆就把这个伟大的词当做中国词来用，俄语怎样读，中国话也就怎样。
“而波利万诺夫，这位极敏感、极有天才的语言学家，第一个理解到：‘сове́т’这个词，在一切语言里，最好都按原文译。这就是他的建议。‘苏维埃！’他用北京话说，‘这是一个美妙的中国词，再好不过啦！’
“这个词就这样传开去了。不久以后，在中文里就正式新添了一个词。
“报纸就是在彼得格勒的华侨从事社会活动的地方——瓦西利耶夫岛上的一所两层楼的房子里出版的。”
“这幢房子现在还在。”康拉德继续说，“不久以前，我到列宁格勒时，还到过那地区。房子油漆的颜色还是那么深，正面也一点没有改变。它坐落在第二条街，离中央大街很近。那幢房子无疑是有历史意义的，世界上第一个中国工人代表苏维埃曾在那儿办过公；俄国北部赤卫军第一批中国支队是在那儿成立的；世界上第一家苏维埃中文报纸是在那儿出版的。我相信，要是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了解到那幢不平凡的楼房，一定会在它墙上安上纪念碑。纪念碑上应当刻上永垂不朽的姓名：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刘泽荣，天才的俄国汉学家、中国人民忠诚的朋友叶夫根尼·德米特利耶维奇·波利万诺夫，天才的宣传员、热情的革命家、继波利万诺夫之后的报纸编辑，并牺牲在这个岗位上的张玉川。”
“原来你也知道他？”
“张玉川吗？知道得很清楚。他的身材很高，很瘦，有一双热情的眼睛，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他的口才实在令人佩服！在第二条街那幢楼房里，当时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会议，那幢房子就像蜂窝一样，整天人声鼎沸，没有静止的时刻。在中国人的集会上，张玉川是一位最优秀的演说家。他的演说非常有号召力，他深信他自己讲的都是真理；都能激动人心。就他的演说来看，他一定是一位先进的、富有革命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国那时就有这样的儿女，是值得骄傲的。凶手知道‘应当’暗杀什么人。当然，这是政治性的暗杀。”
康拉德的见解，同四十年前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的见解完全一致。
一九一九年一二十一日，该报以《政治性的暗杀》为题报道：
“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彼得格勒宣布，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张玉川同志于一月十九日被害。
“张玉川最近才负责宣传工作，并担任中文报纸《中国工人》的编辑工作。
“暗杀事件发生在一次中国工人群众大会前。凶手用手枪一连开了几枪，然后潜逃无踪……
“暗杀的主犯和帮凶目前尚未捕获，暗杀的动机尚未查明，估计可能是政治性的暗杀。”
当然，毋庸置疑，这是政治性的暗杀。正是那些企图用黑墙把苏维埃俄国同中国隔断，害怕把布尔什维克的真理传播到中国去的人所干的罪恶勾当，就是那些敌视中国报纸的畜牲，把这位革命家暗杀了。
然而，这些人都打错了算盘。报纸并没有停刊。我们手里拿的是第二十七期《大同报》。现在“大同”这个词已经骄傲地、响亮地传遍了中国。
[1] 于是我们着手寻找刘泽荣。我们到第比利斯去，打听到新闻记者达维塔什维里正在研究茶树栽培家刘峻周的家谱。刘峻周为阿扎里的种茶事业奠定了基础。他的儿子刘泽荣曾任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一九二一年，他返回祖国去了。——原注
[2]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6页。——译者注
[3] 当时在第五军政治部，也就是这个文件出处，曾有一位杰出的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他积极地参加了在中国人中间进行的工作，发行宣传品，在中国劳动者的集会上讲演。“我担负着各种重要的工作，”哈谢克写信给朋友说，“军部革命军事委员会还要我主诵朝鲜文和中文的杂志。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在中国人中间做过组织工作，但是中国字认得的很少，八万六千个中国字，我只认得八十个。”——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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