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三册（192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五月） 一）中国革命之意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认为，最近事变完全是证明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之观点，更明显的证明了列宁对于中国革命的国际作用之预言。 伟大的中国革命将更成为意义重大之动力，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之全部组织及其最董要的国际的中心。 因此，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之政策，是掩没中国革命意义之政策，是蒙混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意义之政策，是羌〔毫〕无内容的口号，和平主义的半截行径之政策，直接为压迫中国革命的屠杀战争作辩护（陶姆士phomas[1],麦克唐诺MacDonad[2]徒）———是帝国主义者的直接帮凶。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革命之重大的国际意义还要加大，正因为帝国主义要实行压迫中国民众之反革命的强盗战争，帝国主义军队已经集中中国（外国军舰，外国步兵，旧本事实上霸占满洲，英美等国事实上占据各重要通商口岸等），他们这种政策与他们向苏联挑衅的政策同时并进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领袖对于中国革命之具体态度，——一就是积极在思想上准备大战，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掩饰其社会帝国主义——。 共产国际以为，一切政党及其他组织，凡自命为工人政党工人组织者，如不坚决反对干涉中国，仅仅鼓吹消极的态度，以麻醉工人阶级之注意力，则客观上（也有主观上的）是帮助帝国主义。这不仅是帮助帝国主义去绞杀中国工农，向巩固帝国主义制度，而且是帮助帝国主义去准备压迫苏联的战争并普遍的准备新的世界大战。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用最积极的手段拥护中国革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反抗，以阻止军队军械之输送，最积极的与干涉中国奋斗，是切支部的义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向无产阶级及劳动广大群众，解释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与作用，解释反革命的干涉中国与准备新战争间，特别是准备反苏联的战争间之关联，以及与帝国主义在本国内进攻工人阶级（英国的反工会法，法国的军事法，意大利的法西斯蒂恐怖等）之关系，这是一切支部的义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百折不屈的揭破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之勾当，揭破他们步步和帝国主义勾结，对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捣乱行径，这个工作也必须同时进行。 （二）民族革命运动的危机与中国的新形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中国革命中事变的进展，证实了共产国际最后（第七次）扩大会议之革命动力的估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尤其认定事变的经过，完全证实了第七次扩大会议对于资产阶级必然脱离民族革命联合战线转到反革命方面的诊案。这个过程的表现是蒋介石及其他军事领袖的反革命政变，是右派离开国民党后组织南京政府，假借国民党组织，成立他们自己反革命的组织。 蒋介石政变，暴发了中国一种普遍的新政局，产生了主要阶级力量之新离合。蒋介石所掀起的政变是各阶级重大的联合转变，因此共产国际的策略也要从这新形势中出发。企图与蒋介石或国民党右派妥协之任何尝试，必会变成直接投降蒋介石，显然背叛中国革命的利益。 资产阶级与其军事领袖背叛革命之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工农群众运动之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之胜利，他方面在于帝国主义联合压力之加大。民族资产阶级看见群众运动发展，看见那革命的阶级要求与口号，必然要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不愿革命继续进展———他也真这样做了。这样一来，民族资产阶级便离开了民族战线，跳到反革命的营垒去。革命虽有部分的失败，虽受了蒋贼之徒的叛变，但是走进了一个更高的阶段：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的联合分裂了，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同时加大。 在中国革命的进展中，那已告终结的阶段的特征，在乎两个营垒对峙：一方面是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与买办阶级—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营垒，另一方面是民族革命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工人的营垒。这个阶段有由两营垒对峙变为三营垒鼎立之趋势，划去资产阶级，使之与无产阶级，手工业者，农民之“左派联合”相抗。 目前的局面，正以此三派鼎立为其特征。蒋介石屠杀工农，但仍反对北方军阀。 然而战斗的全般逻辑，仍将变三派为两派，为新式的两派，因为蒋介石白崇禧等所领导的大资产阶级必然日与封建反动的领袖及外国帝国主义接近，以促成这个过程。 中国革命的危机与社会阶级力量目前的组合说明并证实，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农民革命属之，只有这样，才可说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只有在反对已经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可完成。澈底的民族自由斗争不仅与发展工农群众运动或土地革命的要求毫无冲突，而且要直接以下层广大民众奋起推翻帝国主义之革命运动的扩大为前提。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在革命的过去阶段中，联合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完全是正确的。仅拿北伐战争来说，他遍处扩大了工农群众运动，工会，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以及中国共产党，已可为这个策略在历史上的辨〔辩〕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认为，主席团同时指令揭破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机关中战略上最重要的地位，以孤立国民党右派之势，而集中视线于群众等，这样做的是对的。 同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主席团在蒋介石事变后所即刻发泰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言内，对于蒋介石叛变所持的态度。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复提明，蒋介石政变及其表见[现]的剧烈的阶级转合，是将来全盘策略之出发点，资产阶级既背叛了民族革命运动，成了反革命的积极势力，不能再与他统一，妥协或联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社会民主党及黄色职工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内部问题之路线，是直接由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在华政策的态度演出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口头上是赞成上海工人的，实际上，把社会主义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间划条鸿沟，反对中国工人的先锋—共产党人—，反对民族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此他们是赞成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联合的胜利的。正统社会民主党与黄色职工国际愈趋于拥护蒋介石之途，联合黄色“工人组织”，希图以反革命的工会代替革命的工会。国际少数主义诬蔑共产党人，不说他们分裂了中国革命运动（右派社会民主党人这样说），便说他们拥护中国无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不力（这种中伤是“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发出的），而实际上，他自己不仅成了帝国主义的盟友，而且是他那中国通信社人的把兄弟——一南京那伙工人阶级刽子手的把兄弟。 （三）中国革命的部分失败与反革命的主要力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政变（上海，南京，广州等处）是中国革命的部分失败，相当的加强了反革命的联合。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若说这个失败便决定了革命的全部命运，这是错误的见解。这见解之反以不正确，仅举一端便可明了。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大敌，而置帝国主义势力与资产阶级间之关系不顾，且同时看轻了劳动群众伟大的无间的运动。要晓得帝国主义用尽手段向革命进攻，在民族革命战线中，一切动摇分子中间，布满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如果反革命的策源地不得国际帝国主义的保障，蒋介石的全副力量早被胜利的革命军打得粉碎。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一切支部的必要任务，是向工人阶级及农民说明事实的本相，要知帝国主义的军队事实上占据了全中国的工业区域，正是中国反革命的主要力量。 那比较弱小的中国资产阶级，若不直接间接受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拥护，必不会成中国革命之大患。外国武装干涉者集中战斗力，封锁海港，困围革命的中心，接济反革命的军队，离间破坏革命的武力，用尽外交上的压迫手腕。在革命政府下资产阶级的阴谋破坏势力，驱策外国和土著资产阶级组织生产上商业上金融上种种怠工封锁的政策。 至于帝国主义之狂暴猖獗，以扑杀工人，扑杀共产党，压迫农民运动，孤困苏联，尤须特别提明。 但是革命虽有部分的失败，而另一方面，过渡于更高阶段的发展，更有力的动员群众之发轫，农民运动之扩大，暴动武装队之组织，此项与日俱增的组织武力屡次战胜了叛军，虽然反革命的恐怖猖獗万分，而工人阶级的组织继续保存，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之增大无已，———凡此种种，都是中国革命继长增高之主要征象。 武汉国民政府及左派国民党，就其主要的趋势看来，是城乡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联合之表现。虽然某个军官某派军官以及国民党“左派”某个政治领袖某派政治领袖有继续叛变之可能 ——一而且必然不可免——一，但是阶级斗争的进展，必将调动群众；此群众运动正是将来胜利之担保。 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取消派意见根本错误，这派意见竟以为中国革命目前的危机是胜负已决的失败，必然造成一种国际的局面。这种显然错误的意见，只会成为破坏无产阶级队伍的工具；在这共产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特别必要的现在，这种破坏组织尤其危险。 （四）组织工农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国革命中艰巨的困难，尤其是因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武装干涉或他种干涉，以及中国国内动摇的社会成分叛卖革命投降敌方所生的困难，造成了目前斗争的条件；为战胜这种困难计，必须广大劳动群众加入斗争始可。只有这些群众参加积极斗争，才能造成一种政权，打退内部的反革命及帝国主义的干涉，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造成中国革命程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轨道上之先决条件。 要想引导群众加入斗争，只有在乡村实现土地革命，在城市满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才有可能。毅然取消缴纳富豪之佃租，重新分配土地，没收大地主官僚寺院等等之一切田产，禁止商〔高〕利契约，取消贫农受重利盘剥之债务，大减赋税，课税摊派于富豪之家等等———这些口号必须在全国，特别在武汉政府统制区域内实现出来；必须拿这些口号推动群众，使之反对叛卖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北方军阀。 农民革命（没收土地和国有土地包括在内），这是中国革命中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使千百万农民从下面以“平民式”的直接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党站在前线，指导这个运动，在目前最为重要。同时共产党必须在政府内努力，使政府促进土地革命之暴发扩大。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在目前发展的阶级〔段〕中成为实际上工农革命的组织政治中心，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权独裁的机关。另一方面，只有在这种从上面和下面协同实现土地革命的政治之原则上，才能在坚固的革命的基础上，造成真正可靠的武力，改编一切旧有的军队。 在城市中，必须设法提高工人群众的物质生活，改善工人在工厂内在社会上的法律地位。其钤[箝]制工人成为毫无权利的“等级”之一切法律，须一律废止，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承认工人组织之权利等等。 同时必须迅速，大胆，果决的实施武装工农群众之政策。最先武装那已经有组织的觉悟的部分。此政策务须以全力使之实现。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力量，直接的，间接的，以及联同国民党左派，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在工人中极力发展党员，在城乡劳动群众中极力为国民党发展党员，必须使国民党以最大的速度成为最广大的组织———这是目前中国共产党之主要任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中国共产党极力注意一切工农群众组织须各方面的加强与扩大之必要，如职工合，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合，工入自卫团等，以及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乡村工人组织，农民自卫军，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小手工业工人，家庭工业工人组织等等。在这一切组织中，必须宣传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工人阶级之强大的群众组织。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否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任多可以和民族革命之任务相互对峙。他以为，象那欧洲极左派和社会民主党抬〔提〕出的这种对峙说法，没有别的作用，只有使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放弃领导权，名义上是为保护那所谓“无产阶级的”行会精神，其实这种行会精神，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变相，因此，这不过是使无产阶级成为民主派的附属品而已。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转入反革命的营垒以后，无产阶级却逐渐成为整个民族革命运动中可公认的领导者。只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可完成的中国革命，如不提高工人阶级的作用、不使之成为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则必不能继续发展与最后胜利。 （五）共产党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想把他肩上的任务完成，只有保有自己工人阶级先锋的政治面目，和那最急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面目划分清楚才行。 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共产党不许融解于别个政治组织之内，他必须成为独立的力量，他是一特殊阶级的组织，是无产阶级的组织，是全国最澈底最革命的阶级的组织。因此，共产党在宣传自己的政见时，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群众时，不能为外力所阻，对于革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不定，尤不能放莽批评的权利。恰恰相反，须知只有这种批评，才可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向左，才可在革命斗争中，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不可解作是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尤其是与农民断绝关系。从这点出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最坚决的反对那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反对那根本上必然弄到退出国民党的态度。目前提出，“即刻勿须退出国民党”，与提出“退出国民党”两个口号，一般荒唐，因为在目前的瞬间，无产阶级的政党恰要在国民党内，确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固有的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合作的党。在目前的情形下，共产党—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在国民党内取得领导作用，则无产阶级便不能在全国取得领导作用。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如果看轻国民党这个革命运动的特殊组织形式，实际上便是助成右派攫得国民党的旗帜，正因为国民党的旗帜是国内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因子，所以蒋介石引着资产阶级的领袖们，千方百计，要打起国民党的大旗前进。共产党的策略，万不可为蒋介石的机变作保障（退出国民党路线，便不能免这种结果），而要揭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是民族革命的叛贼，是国民党的叛贼，是中山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叛贼，是投奔帝国主义者的降将。 共产国际执行委会认为，说民族（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告终”，另一革命即工农阶级革命已经“开始”，这种见解是错误的。在蒋介石政变之后，便是广大的群众也明了了民族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才能继续进展。正因为这样，所以不能把国民党的旗帜，不能把民族自由斗争的旗帜让给民族自由斗争的叛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既要大胆的坚决的扩大群众运动，也必要一般大胆的坚决的努力变国民党为真正的群众组织，使他包纳城乡劳动民众才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为完成其自身任务，须使其组织形式能相当适应。赶改组，尽量接近群众，实为必要；其次，要在工农手工业者中间大征党员，容纳工农兵士手工业者之整个组织入党（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手工业者行会，军队组织，农民游击队如“红枪会”等，惟须肃清其反革命分子，以及工人自卫团等等）；国民党的地方及中央指导机关励行选举等。 只有把定这个坚决的路线：国民党发展为真正广大的，群众的，革命民主的组织，指导机关真正是由选举产生——才能为中国民主革命之巩固与胜利的发展，造下先决条件。 只有把定这个路线，才能为防止那国民党左派某个动摇部分之可能的而且必然的退伍（如广州的事实），为防止那某个动摇军官及其他军事领袖之叛变，造成制裁手段。应时的揭破一切匀结蒋介石或帝国主义之动摇趋向，并在宣传煽动上采用具体办法，或竟用组织上的制裁手段，这是共产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除维持且扩大自己党组织外，尤须极力影响国民党的行动。要想实现这种任务，必须先完全了解自己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澈底把定自己思想的政治的路线，加强巩固自己的组织，使工人同志加入党的指导机关，在工农群众中加强党的影响和党的威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在中国共产党中，恰恰对于这点有无数动摇存在；党在批评国民党的领导时，不能常常表现充分的坚决，而且在党内对于发展群众运动表现相当的畏怯，尤其是在农民运动中，关于没收土地，驱逐豪绅地主等问题上，可以看出。这些动摇，在目前阶级〔段〕中特别有害于革命，在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内同志，并非人人都能充分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路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大规模的说明中国共产党同志内上述的错误和动摇，是必要的；不然，则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中，相当的动摇之危险便加高了。 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工人阶级的政党站在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之前端，要最无情的和遏制此运动高涨之一切企图奋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确信，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发展极速，已经做下了革命的英勇的模范，必能很快的改正这些错误，须知这些错误是由事变的异常复杂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幼稚中发生的。 （六）武汉政府，政权问题，军队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看轻武汉政府的意义，因此实际上否认他极伟大的革命作用，这种见解是错误的。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左派领袖，就其阶级成分而言，不仅代表工农及手工业者，亦代表一部中产阶级。所以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他已经走到工农专政的路上；在阶级斗争中，如果无产阶级获得胜利，赶去了那些跟着资产阶级跑的人们，战胜了无数叛变之后，则武汉政府便必然发展到这个专政的方向去。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武汉“临时革命政府”的活动，是必要的。那个不主张参加，或对于此问题抱一种不定的怀疑的态度，他形式上很是”激进革命”，但在实际上是重演一九○五年俄国少数党的错误；俄国少数党[3]那时以为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是不可能的，宁愿组织“极端左派的在野党”，但是实际上跟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后，摇尾乞怜。 少数党的态度的特点，正因为他反对参加革命的政府，而参加反革命的混合政府。 参加武汉革命政府与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党的混合政府，并无丝毫相同之处，因为武汉政府的确用革命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者，反对封建制度，现在更反对本国资产阶级之大部。 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共产党必须积极参加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同时，对于自己最亲密的盟友之不十分坚决，也要加以批评，并确定政府的政策之正确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中国党特别注意，革命政府与民众间的亲密联合，在目前实在是空前的必要。只有靠着这种亲密的联合————— 这种联合是特别要国民帮助才能做到的———，只有坚决的打条走向群众的路线，才能永久加强革命政府的威信和地位，使政府成为革命的组织中心。 为武汉政府划定这条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实现此项任务，不扩大群众运动，没有农民革命，不坚决改善工人阶级地位，不变国民党成为劳动群众的真正的伟大的组织，不继续加强职工会，扩大共产党，不造成武汉政府与群众间之最密切的联络，则胜利的完成革命是不可得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共产党人参加政府，仅仅可用这项策略辩护。不是这样，则参加政府将成为领袖结合政客勾结的戏剧，受了实际生活的冲刷，受了伟大的阶级斗争之进展，必至烟消云散。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桩任务，便要把政府中的活动和群众中的活动联结一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在目前的条件下，扩大国民党内民主化，收容最广大的群众，迅速发展各种工农的群众组织，最合革命的需要。中国发展中的特点，象革命的国民党这样特殊的组织，可以直接决定政府的成分，是绝不可忽略过去的。用国民党收容广大民众，使群众选举国民党的指导机关，经过这些在选举制的基础上建设的组织，成立民族革命的政府—这是劳动群众和革命的国家政权间联合的特殊形式，此形式适合中国革命的月前阶段。因为武汉政府统治下各省状况之不同，则地方政权的组织，在最初时期，必然采取种种色色的形式（在乡村间，“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政权，以及国民党委员会政权等等）。共产党人在组织地＜方＞政权时的主要任务，便是领导广大劳动群众，领导千百万工农参加组织，组织成后，参加工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在目前提出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是不适宜的；这个口号没有别的意思，（在武汉政府统治区域内）只可作为布告苏维埃政权解释。在中国革命进展目前的阶段中，即刻成立工农兵苏维埃，必然被认为是两个政府，是推翻武汉政府的路线，是越过国民党这个群众的组织及国家的政权，直接拿苏维埃政权作为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但在革命的继续发展，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已经开始，则成立工农兵代表委员会即成必要，这时，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便成了党的中心口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更以为，改编军队的问题，编制绝对委身于革命的队伍，军队与工农组织间之联络，建立军队中干部，改编佣兵为革命之常备军……在目前特别需要。至于武装革命的工农，编成绝对可靠的队伍，在军队内确立共产党及坚确不拔的国民党左派之影响，肃清军队中反革命分子，组织工团军，尤须特别注意。 （七）目前中国革命政策之几个策略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站在极端复杂的任务前面。反对帝国主义军阀的斗争与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之并进，帝国主义大批军队之驻华，实际上中国之分裂为三部，经济状况及政治状况之综错万分，帝国主义之统一战线与此统一战线内之冲突，中国各部革命成熟程度之极端参差，革命之特殊的“军事”形式，以及国民党左派内及军队内部之种种矛盾……凡此种种，都使革命在进展中，发生无数非常的困难。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武汉政府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纵衡排[横捭]阖的策略，根本上是完全可用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反对那借口“国家政权既是非无产阶级的性质，根本上便不能用纵衡排〔横裨〕阖的‘布列斯特，策略”的意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这项意见是建筑在疏忽的理论的和政治的错误上面。在无产阶级革命日形成熟的条件下，如果无产阶级的政党站在革命的反对派，与政府对峙，他照例是反对战争的，是赞成推翻现政府的，是绝不救济现政府的困难的。 在中国目下现有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是赞成武汉政府所进行的战争的；他既参加武汉政府，则他对于武汉政府所行的政策，是负责的；他是要尽量救济武汉政府的国难的。所以，共产党不能“根本上”反对纵衡〔横〕的策略。负责武汉政府政策的共产党，如果永远而且在一切条件下，反对妥协的策略，这就是说，共产党要无条件的同时向各方作战，这明是大愚特愚。 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这个问题必须最具体的，拿各种具体条件去解决；这些具体条件不能够事前看到，因为交战各种势力的比例不能事前精确看到，不能绝对精确估计的原故。 这纵衡〔横〕策略的可用性也必须适用于政府的经济政策。政府绝不能无条件的即刻没收一切外国企业。在这里，妥协也是根本上可以应用的。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为，民族及外国资产阶级在各种企业内（工业，商业，银行业）怠工破坏，产生失业，希图制造经济之紊乱与破产，政府便须没收，国有这些企业。民族革命政府不能姑息革命的敌人任意破坏经济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面乡政府必须采用严厉手段，改用自己的机关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帮助，经营此项企业。 何时应该妥协，何时必须转守为攻，这要就具体条件决定。共产国际特别以为，有些同志在蒋介石上海政变时建议实行暴动的策略，十分谬误。这项策略的究竟，非以暴动进攻帝国主义及蒋介石作先发制人之计，便须广布阵线，用武装力量和他们斗争。须知暴动的策略乃是暴动既发，便要采取攻势。所以有了相当胜利的希望存在，才可着手暴动。暴动是“玩”不得的。“无论如何都要暴动”的策略，不是列宁主义的策略。假使上海工人发起了广大的武装行动，则必被蒋介石帝国主义联合武力扑灭，中国无产阶级的鲜血，在一个毫无胜利之望的战争中，便会平白洒尽。 在中国目前一般形势看来，共产党须采用如下之一军事政治的战略：共产党拥护向北发展之军事计划，而同时无条件的加深武汉政府统治全区内之农民革命，极力破坏蒋介石之后方与军队，以图扑灭此贼，这自然不是说在适当时机也不该以直接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须知“向着群众”之足以克敌，在内战中亦然。加以政策正确，革命之胜利，是靠得住的。 共产党必须尽力从各方面加强工，农，小资产阶级之战线。除以全力扩大农民革命外，尤宜同时保障小资阶级劳动财产不受侵犯，并助其反抗高利资本等等之斗争。除这样去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的真正革命势力之联合，并以全力团结这些阶级力量在武汉政府管区内组成强有力之组织外，在反革命的区域内，共产党也必须站在群众运动的前端。 自党组织到农民协会，建设强大之秘密组织，组织且领导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准备群众行动，以及兵士中的工作，这些统是党的最重要的任务。 （八）共产国际之各国支部与中国革命从中国革命之一般意义作用出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 一、国际大部分支部未曾充分了解这个意义，在拥护中国革命的工作内，表现积极之缺乏； 二、参加“反帝国主义同盟”之共产党人同样表现积极之缺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加速纠正此项错误，极为重要，因此建议于各支部，种种方案宜在下列各项严厉执行： 甲、报纸上的煽动和宣传； 乙、职工会内及其他工人群众组织内之工作； 丙、在各国殖民地内及依附其宗主国之各国内的工作； 丁、预备派往中国之军队内的工作。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促各党部注意，必须加十分严重的准备，不仅口头上，要实际上阻止军队军械运往中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令各支部担起这项任务，在帝国主义军队中最积极的活动，并宣传这些军队直接转到中国民众革命军队方面。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令各支部中央委员会，制成上项之各种具体方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支部以弟兄的敬礼，誓以全力拥护他伟大的革命斗争。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刊印 注释： [1]陶姆士，英文名应为Thomas,JamesHenry,今译托马斯，詹姆士·亨利。英国工党内阁的大臣。 [2]麦克唐纳，英文名应为James Ramsay MacDonald,今译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英国工党领导人之一。 [3]指孟什维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