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三册（1927） 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公布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各级党部及一般同志都可以：一、参加讨论这一草案；二、搜集当地的土地问题材料；三、提出书面的增改意见；四、以及一切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或分析的意见。这些意见和材料应当临时寄来中央，在党报上公开讨论。这一草案及增改的意见，应当提出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作最终之决定。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的《中央通信》第十三期刊印 附： 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本草案为立夫同志所拟，要大家公开讨论，以待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作最后的决定。同志等如有意见，修改或增补，理论分析之改正，或者自己另提一整个草案，都可以在本报刊布。） 绪言中国共产党认清：中国乡村之中地主豪绅富农的成份不在少数，他们依据自己的暴力机关（民团、团防、商团、军阀的军队，以及他们所勾结收买的土匪），他们依据帝国主义的助力，对于土地制度之革命的变革，竭全力以抗御。 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农民最剧烈的阶级斗争能够消灭劳动民众敌人的经济政治上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用最“民众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完成土地革命，才能真正实行革命的变革土地制度，组织乡村中的农民代表会议政权，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府。 在这一斗争之中，苦力和雇农将要有很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坚决的反对并驳斥一切蔑视雇农苦力之反革命的理论（如谓农民运动不应是，流氓地痞”的运动等等），而且要努力去组织苦力雇农于阶级的组织之中，引进他们的代表参加革命政权之指导机关。同时，中国共产党要尽力吸引乡村中的中农分子，使他们站到贫民方面来，这些中农也是要推翻旧制度的。 中国共产党认清这一斗争是非常之艰巨的，但是，同时要指出：广东、湖北、湖南的农民已经在本党指导之下实行许多次英勇的武装暴动，这种情形证明在好些省份之中，己经形成了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战斗的组织之中，竭全力以赞助农民的一切斗争，宣传以城乡劳动民众武装暴动而建立苏维埃政府之主张，并且在群众运动相当的阶段上进而组织苏维埃。中国共产党认明：农民之中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地消灭，国民党欺骗民众的甚么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减低利息到年利百分之二十等的主张，无论甚么地方也不能实行，即使实行也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要坚决的反对国民党欺骗民众的政策。 各省红枪会等类农民组织的发现，以及这种组织的奋起斗争，也就证明农民了解武装斗争之必要。中国共产党要努力去肃清这些组织之中的反动分子，肃清农民意识里的反动遗毒，努力去改变这种组织，使成为真正阶级的组织，能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共产党员应当到这种组织之中去进行适当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农民，实行同盟抗租罢税不还债，拒用无价纸币和军用票等类的纸券，并且要竭全力去赞助这种斗争。 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群众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并且赞助农民自发的这种斗争，反对军阀的征发拉夫派粮等等。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次这种斗争之中，宣传农民武装暴动以反抗农民之阶级仇敌的必要。 （一）中国的农业经济与土地关系，不但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欧美不同，并且和欧洲中世纪时代（资本主义前期）的土地关系也不同。这种差异的最重要的前提，实在就是中国生产之自然界的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之特殊条件。中国农业生产的方法上，有许多特点，使农村经济呈特殊的状态，这些特点就是：自觉的整顿水利之重要（必须人工灌溉），多量的调剂水旱器械与建筑之必需，中国本部之主要区域没有畜牧事业，农村经济中用以耕种的牲畜比较的少，多量的肥料之需要，绝对没有停耕若干时间以与地休闲之办法，必须耗费多量的徒手劳动。如此的农业生产方法，再加上商业重利资本的早期发展，防御游牧民族侵犯及水灾必须巨大的工程（如长城、运河、黄河河工、堤工等），应付天灾又须有种种救济组织，对于游牧民族要能征服他们，强迫他们变成农业民族：这些情形综合起来，便造成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马克思列宁所称为“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制度。中国如此之多的小农经济，实际上不相关连，可是中国很早便有貌似统一的国家政权，这种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之一，便是人工灌溉。中国官僚制度的作用向来非常之大，这个原因便在于此。中国的官僚不但是地主和商业重利资本利益之政治上的代表，他们并且就是直接实行重利盘剥和大商业的本人。诸侯制度的采邑以及阀阅专有土地的制度（如贵族阀专有土地之制度）之在中国已经很早就根本崩坏了（秦始皇之后，约当基督纪元〔1〕前三世纪）。此后经过很长期的无政府状态，经过非常残酷的阶级战斗，然后最终的形成所谓亚洲式的生产方法。中国的国家用从细小的许多诸侯采邑变成亚洲式的专制政权，有极发达的官僚制度。农业与农民的家庭工业（纺织等）相联结，又使亚洲式的生产方法有很大的内部稳定的状态。商业重利资本，对于资本主义前期的地方市场，互相关联很薄弱的地方市场，有极大的威权。诸侯采邑阀阅式的土地制度崩坏之后，中国的土地关系经过许多种的变更，都是由于种种历史形势而来的，或者征服其他民族，或者受外来的影响，或者经过很大的民众运动，各地市场关系之扩大或缩小等等。可是农业劳动的方法，根本是没有变更的。中国农村生活的特点是：人工灌溉有能决定一切的重要意义，官僚的作用非常之大，官僚和土地私有制及商业重利资本有密切的关联，欧洲中世纪所未有的地主与商业重利资本大规模的剥削农民，土地使用时分割得非常之琐碎细小（同时，并不妨害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资本主义前期式的地方市场对于农民经济有相当巨大的威权。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发展全国的生产力，农业技术的进于更高的阶段，在现时都阻碍于这旧社会制度的遗毒。 （二）中国各省的土地关系并非一致相同的。本党各地党部应当细心研究各该省的土地关系，必须估计到各地的特殊情形，要收集各地的经验，适应各该区域特别的情形，而实行党纲及政治命令。 南方各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绝无疑义的是佃农及半佃农（粤、桂、鄂、湘、闽、浙等）。北方有几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都是自耕农（晋、直）。殖民地域的土地关系又有特殊的情形（吉林、黑龙江等）。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宣言承认内蒙古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一直到分立国家，并且要极力赞助内蒙国民革命党力争自决的斗争。对于回族地域，本党也应估计当地特殊的土地关系。中国有几省还有土著的苗黎等等。本党应当努力奋斗，消灭对于这些土著民族之一切种种方式的剥削，而赞助他们进于更高的文化程度。 （三）农民分做三种：一、佃农，二、自耕农，三、半佃农。三种农民之中，都有贫农、小农、中农与富裕农民的区别。分辨农民中的这些种类，在农业生产方法的条件上，必须不仅以生产范围（耕地亩数之多寡）为标准。水田旱田，田地之肥瘠，每年收获次数等，都要估计到。各种农民之中，在中国本部最大多数是贫农和小农，贫农和小农都是每年收入不够维持最小限度的一家生活的（这些农民在各省之中有的占百分之五十，有的占到百分之八十，以省份而不同的）。富裕的农民只是农村中的一小部分，可是重利盘剥，剥削雇佣劳动，出租耕牛及农具，强租贫民田地，或者将自耕所余田亩出租，兼营农业，商业或农村副业，与乡绅及官署有交往联络；这些事情，富裕些的农民都可以做的；因此，富农虽然少，而他们在农村之中却比较的有些势力，当然他们的势力比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的势力要小得多。 中国阀阅制度（贵族）很早就消灭，族长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地主家族里的分家，使田地分割，现时更有地价高涨的情形，农村中的资本流入城市商业，变成重利盘剥的资本；这些情形使地主阶级之中的中心人物并非大地主，却是中小地主。中小地主的贪狠，他们对于佃农剥削的残酷，并不让于大地主，甚至于有过之无不及。表面上宗法社会的旧俗，不能使佃农的地位比较好些，反而更加坏些。险地主，商贾，一部分富农，重利盘剥者之外，中国农村中的剥削者，还有土豪乡绅也有同等的重要。乡绅虽然常是有田地的，兼营商业和重利盘剥的，或者做官的，但是一般而论，他们是多余的智识分子，专靠农民的余剩生产品而生存，他们用租税课捐的方法，有时简直用强迫贡献的方法，榨取农民的余剩生产品。他们是官署与农民生产者的中介人。土豪和民团一样，亦是压迫农村劳动平民的寄生虫的暴力机关，这些寄生虫是尺动势力在乡村中景靠得住的根基。 荒地沙田等官产，都被治者阶级所霸占。祠田族田庙田等的收入，都是乡绅所榨取地主商贾乡绅所办的公司，或者各个军阀乡绅重利盘剥者，都能以极贱的价钱收买屯垦的官地。治者阶级霸占官地，以及侵吞祠族庙宇田产的收入，更加增加他们的权力。 （四）中国的租佃制度有特殊的情形：分租大半是用谷物，并且大半的习俗是佃农有永佃权的。租佃制度，一般而论，都没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主的对手方，极大多数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租户，因投资于农业有承租地亩的；地主的对手方，都是穷饿的农民，租田耕种以求生的。只有沿海几省（粤、苏、浙）接近大都市的地方，有极少数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租户。地主对于佃农无限制的剥削，一般而论，都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地主不但将“绝对地租”与“收益地租”以及水田灌溉设备中所放资本的利息都拿了去，并且连佃农所耗费于田地的成本上的利息也拿了去（此处所有名词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名称），不但如此，甚至于将佃农生产者及其家族所应得的工资之一部分，也拿了去；如此情形，自然使佃农的收入，往往低于他们维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数目。但是，除出这种习惯上旧式的剥削方式以外，新式的租佃关系也在发展起来。地主竭力在设法使永佃权变成定期的租佃制度，而且力求其为短期的租佃。旧式以谷物交租的方法，以及每年看收成交租的习惯，都渐渐的变成新的方法。铁租（每年不论丰歉，佃农须交一定的租额〉的办法已经很广泛。押租（佃农预先交纳一定的押金方得租种田地）的办法，也在实行起来。 这些新方法之外，旧时的剥削方法仍旧保存着。佃农一定要替地主做工，所得报酬非常之少，佃农一定要替地主送礼，有种种奇怪的各目，还需请地主或收租人吃喝等等。佃农欠债之后，便要替地主当奴隶（广东、山东），卖男卖女还欠租，不能还租的佃农须要坐监牢（广东、浙江等省），土豪民团可以任意毒刑拷打佃农，或者是因为不能交租，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如此之类的剥削方法非常之多。 尤其在中国中部各省（江、浙、皖、赣等），租佃关系之中有所谓“共有田地”：地主有田底，佃农有田面。这种情形大半由重利盘剥而来的，或者是由于佃农代垦地主荒地而来的。中国永佃权的存在以及“共有田地”的制度，很明显的证明中国农村之中并非资产阶级式的私有制度占优势。直到最近，地主方才开始用全力夺取那种“共有田地”的所有权，要想使旧式的，共有田地”，变成完全地主所有的田地。 地主竭力要想取消有碍于剥削的旧式的永佃权及收租时的旧习惯（荒年照例减租，每年只收一次收获的租，贫民可以自由检拾稻场上遗落的稻梗等等）；地主要想变更旧式的亚洲式的土地所有制度，使成为比较现代式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然而农民的倾向，却是要使地主的土地，变成农民所有。 （五）贫农小农甚至中农所有的土地，仅仅是形式上的所有权罢了，形式上享有这些田地的生产资料罢了；其实治者阶级用课税贸易诳骗种种方法，不但将“佃租”收去，并且收地价的利益之极大部分，甚至于将农民生产者及其家族所应得的工资之极大部分都收取了去。自耕农占多数的省份，现在也在自耕农迅速的变成佃农的过程之中（山西、河南）。赋税的压迫，经常不断的军用征收，根本破毁农民的经济。军阀的战争，匪乱的蔓延，商业交通的停滞，往往造成地价暂时低落的局面。地主军阀官僚商贾豪绅得以大批的收买田地，使自耕农变成任农。时常不断的灾荒（直隶、山西、山东），预征钱粮，每年勒捐数次，更使重利盘剥的现象加增。重利盘剥者强逼农民将田地零星的抵押，农村中的治者阶级用种种方法掠夺农民的所有权。自耕的农民变成佃农。 （六）水利的使用上，也有极剧烈的阶级斗争。地主竭力抢夺灌溉水利的支配权。商人的公司或豪绅地主的公司往往掠取河流溪沼，而使农民付钱买水。农民方面，自己也知道各个小农经济没有能力改良水利，开辟水源，甚至于不能保存原有的天然水利（水利是农民生产的盈重要的前提），于是他们总是想望国家政府来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可以深切的明了：只有劳动者的政府能够实行改良人工灌溉的方法，应用新发明的技术。 农村之中金钱货币的势力日益增加，于是重利盘剥者的威权也就扩大。农民之中最贫苦的分子（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以各省而不同），甚至于连维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资财也没有。天灾战祸，因而不断的破产失业，还要履行种种旧习惯中糜费的礼节（婚丧赶节等等），都使农民不得不向重利盘剥者借钱。借钱的利息，从月利二分到十分。重利盘剥之中还有一种借贷〔贷〕谷物的办法，这种办法的残酷更是无以复加，简直是公开的掠夺农民。收获前借一石谷，收获后便须还一石半，甚至二石谷。收获前几个月借的债，收获后即须照全年付利还本。荒年天灾的时候，重利盘剥甚至于可以剥削到几个几十个的村庄，剥削到全体的农民。 军阀的统治根本破坏农民的经济：他们的重税杂捐，军事征用，派车封船，派粮，拉夫，拉马匹等等，完全是破坏农民经济的。地主还要转嫁一部分赋税杂捐到佃农身上，以及一般农民身上，这种税捐一争之中收到两三次，甚至于六次。厘金杂捐式的关卡无限的增加，商人所受的榨取，也转嫁到农民身上：输出时，商人因为估计所负捐税，而更加抑低收买原料的价钱，如此转嫁税捐到生产者身上；输入时，又如此的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军阀制度之下，以前征收赋税的旧习惯与相当的限度，完全消灭了；中国贫苦农民所负租税，远过于普鲁士或美国的农民。巨商地主与官署勾结，并且有些权势，反而可以比贫民少担负些。地方税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日益增多。再则，农村的破产使匪乱日甚，匪乱的蔓延又使农村破产更甚。 帝国主义对于农民经济市场的权威，也更加厉害更加深入。外国工厂生产品的输入，机器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式的手工工场及家庭工业的发展，都使帝国主义侵入的地方农民旧式的家庭工业（纺织、豆油等）受着非常之大的打击。同时，农业与家庭工业相联合的中国旧经济基础，根本破坏，其崩坏的速度，比工业的发展快得多，农村中多余的劳动者因此没有地方可以吸收，所以极大多数的失业群众的到城里当苦力，变成土匪，流入军阀的军队，南方各省的人便到安南、暹罗、南洋群岛，北方各省的人便到满洲、蒙古去。 帝国主义的侵入，使农业中各种种植的分配，大有变动。例如茶的出产，因为印度、爪哇资本主义式的茶叶大农场竞争的力量很大，日本茶叶生产的组织也比较的好，中国自身则厘金杂捐日多，所以中国茶叶生产大受破败的影响。种蔗的生产也是如此，爪哇、台湾等处蔗业大农场之竞争，外国糖的输入，都使中国蔗业生产衰落。 欧洲化学工业的发展，破坏了中国土靛的生产。帝国主义的侵凌，以及中国本国纱厂丝厂的发达，使国内植棉种桑的地亩大增，然而欧战之后，中国棉业受着美棉印棉的竞争，小农的棉场自然抵敌不过——中国小农还受着重利盘剥者的压迫呢。中国重利盘剥的资本家本来正在努力侵入与工商业有关的农业之中来。制油植物的种植也大大的发展；但是与植物油（豆油、菜油、桐油、花生油等）及豆类菜类同时输出的本来还有一种肥田用的重要物品——豆饼。满洲方面输出于日本的，就有大批豆饼。同时，种植鸦片及烟叶的地方也多起来。英国帝国主义用枪炮强迫输入鸦片于中国，完全是为着赚钱。现在军阀便强逼农民种鸦片，以便他们抽收鸦片税。福田多变成鸦片烟叶等的田。水利不整顿，灌溉的设备破坏，于是农民往往不能不将稻田改种番薯（马铃薯）。贫民的食料一天一天变得更坏了。 商业却日益扩大起来，但是尽在旧式的商业方法的范围之内。贫农和小农不得不在收获之后立刻出卖谷物，简直不暇顾及市价如何，他们只能照村中最低的价格出售，因为急于要付田租，赋税，债息。等到第二次收获以前，他们早已完全用尽了，只得出很高的价钱去买米、借米吃。商业重利资本将与工业有关系的农产品（丝、棉、茶、豆、烟、靛等）完全握入自己掌握之中，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向农民生产者收买这些农产品。农民中段贫苦的分子受着市场的一切痛苦，而不能得着市场的丝毫好处，至多也只能得着很少很少的好处。与工商业有关的农产品之极大部分的利益，是国外贸易的输出商（外商洋行）所得的，是中国商业重利资本所得的。乡村中的货物流入城市不能得相等的代价，中国的货物流出国外，又不能得相等的代价。 这一过程，因为帝国主义霸占铁路内河及沿海的航路，造成扩大商业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于是更加厉害。外国财政资本引起中国的采取工业（煤、铁等矿），后来又发生几种制消费用品的工业（如纱织、烟厂、榨油、食物制造、酿酒等）。农村中剥削所榨取出来的资本，投入运输业商业，亦有些投入工业。 但是，同时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协定关税，国内市场容量的有限，军阀统治，货币制度的不统一，财政机关的混乱，商业重利资本的优势等等，都阻碍工业的发展；频数的经济恐慌使资本溢出生产范围而停滞，甚至于商业之中也不周转，于是这些资本及城市中一般积蓄的钱财转而购买田地及经营重利盘剥，于是小地主的数量增多而农民之佃农化的过程更加急。 帝国主义利用银价的低落掠夺全中国。中国的银行家巨商及重利盘剥者受着了这种损失，便转嫁给农民生产者。同时，在欧战之前便开始一种过程：农村中及城市贫民中最流通的货币（铜元）之价格，日益低落，欧战之后这一过程继续的厉害起来。铜元的购买力，因为军阀政府的滥铸，而日益低落。再则，军阀政府发出许多纸币，军用票国库券等等，这种东西过不了几天便不值钱了，使农民及城市贫民受巨大的损失。银行公司及单个的商贾，也各自发出纸币剥削农民。中国经济日益成为货币经济，然而乡村城市中流行的货币，仍旧带着资本主义前期的货币之种种特质。 中国农村中绝无因〔田〕地的农民有极重要的意义：苦力、雇工、船夫、渔夫等。做搬运夫的苦力有好几百万，土木作及其他农业工作的苦力也不少。这一阶级是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始祖，昂格思所称谓“前无产阶级”〔2〕的。他们受着最残酷的剥削。他们往往几星期几个月找不着工作做，所以他们的境遇更加苦。 农民的失地和农民家庭工业的崩败，尤其主要的是田地的零星分割（贫农小农所耕田地非常之琐小），都使苦力农场工人的数量增加。中国条件之中，播种灌溉插秧等工作时，甚至于小农都不能不添请别人帮助。富农等便可以雇用长工。有些地方，地主给农具种籽牲畜，叫雇农替他耕种，收获之后雇农只得极小的一部分，或者很少的工资。这种农民，中国亦称谓佃农，其实已经是雇农。他们的地位很象半奴隶的农奴，却不象现代的农业无产阶级。按日计算的雇农，或者按期雇定的雇农，一到田忙过了之后，便无从找着工作。 对于农村的剥削，最近还有些新的方式发生。旧式的家庭工业，如绳丝等，现在固然已经崩败澌灭；同时，却发生新式的家庭工业，为领取资本家的原料而在家织布、制花边、绣花、制草线、制帽，制肩、制散制中国旧货的估衣等……这些新式家底工业，大概有商店定制包销，对于农民，尤其是农妇的剥削非常之厉害，他们所得工资简直不能养活。 中国卷入国际贸易的漩涡之中，帝国主义攫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中国劳动民众受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地主官僚商业重利资本联合的统治，交通与工业之中资本主义的原素增加，旧国家的崩坏，军阀制度的发展，凡此一切对于旧式生产方法给了非常之巨大的打击，根本上使他崩毁。然而同时要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却有许多困难与阻碍：一方面帝国主义阻碍中国的发展，别方面地主及商业重利资本依靠着帝国主义及旧官僚机关与军阀军队的权力也阻碍中国的发展。帝国主义利用剥削中国劳动民众的旧方法去剥削全中国，中国的治者阶级又在竭力巩固剥削民众的旧方法，还要运用剥削民众的新方法，以稳固自己的威权和地位。 所有这些情形结合起来，便形成中国农业的一般的衰落，收获减少，旧时的水利设备破坏，天灾频数，水旱饥荒相继，农村破产，土匪蜂起已成一般的现象，重利盘剥的加重与扩大。阶级斗争便在如此的背景上急遽起来。 旧社会制度崩溃下来，满灭下来，而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便只有两条路，资本主义的与非资本主义的。 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之中造成巨大的生产机关，应用极新的技术，列强竭全力以互争世界市场，互争销售货物与搜取原料的场所，财政资本运用极新式极巨大的军事技术机关及海陆军以争夺市场，以服征〔征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如此的时期之中帝国主义剥削与新旧军阀压迫之下的中国，只能够非常痛苦迟滞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而且必须外国资本输入中国的速度大大的加增。资本主义的道路对于中国，就是几千百万农民苦力之死亡，几百万女工童工在工厂之中磨折惨死，流血的掠夺的战争（如此的混战局面之下，军事上简直不用甚么技术器械相斗，而只是用几千几万人的性命为牺牲，以相搏战），极巨大的天灾水旱，极残酷的剥削工人，陆续相继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更加侵略，更加要攫取矿山铁路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或者简直是默契的瓜分，很快的几辈工人相继死灭，一般劳动农民的死亡，全国人口的大减少。从崩溃的旧中国社会非常迟滞痛苦的转入新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道路，便有这些不可免的结果。 第二条路——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便是劳动民众反抗中国治者阶级与帝国主义之联盟统治的极艰苦的斗争，以群众的武装斗争统一中国解放中国，推翻帝国主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除尽一切种种的剥削者，将劳动民众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从地主豪绅重观盘剥者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与全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经过第一期艰苦的斗争之后，运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之辅助，而进于新式技术的生产方法，工业农业大大发展，造成新的习俗，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程度，行向劳动平民解放后之光明的将来，自由的劳动，一直到进于自由世界，没有一切阶级的世界──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联合农民及城市贫民，组织并准备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以推翻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及其代表之军阀官僚的政权，而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以实现第二条道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认为要澈底变革中国的土地制度，必须肃清一切崩溃浸乱的旧社会关系，所以主张为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起见，必须实行下列的办法： 一、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 二、一切没收的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租田制度与押田制度完全废除，耕者有其田。 三、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乡村中的革命政权机关，他要按照土地之肥瘠水旱位置而分配土地，使旧时佃农中的富裕者不能变成富农，并使革命军队的战士及无地的农民能够分到土地耕种。同时，共产党要努力实行革命的土地改良。 四、寺院教会的土地，皇族旗地官地公产等类的土地，一概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此等土地的租田制度，亦一律取消。 五、祠产旗产的土地一律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共产党要赞助农民去根本消灭这一种陈腐恶化的土地制度。 六、官荒沙田湖田等的土地，亦一律归农民代表议会〔会议〕支配；并且要努力设法，使实行垦殖政策时得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以及工农军的兵士。 七、一切豪绅反革命派的财产完全没收。 八、农民代表会议要措筹基金，保证无产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寡老病废等）的生活。 九、一切森林矿产完全归苏维埃国家所有，苏维埃国家之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当设法保护森林种植森林，并开采矿产。 十、整顿水利改良灌溉方法之工程，由农民代表会议执行，井泉溪沼等完全归农民使用，农民经过农民代表会议而行使这种权利。 共产党并认改良水利扩大灌溉源流，采用新式技术机器电力等，为自己的重要职任之一。共产党组织并赞助农民之改良灌溉的合作社运动。 十一、共产党要努力设法实行防止水旱的工程，建堤导河填筑淤地筑造牧场等等；并实行预防饥荒的设备。 十二、一切苛约重债一概取消。共产党要组织低息的农业借贷，设立农业银行及农民之借贷合作社。 十三、共产党组织并赞助农民之合作社运动：销售农产品及农民之家庭手艺产品，贩买农民日常的必需品及家庭手艺的原料等。共产党要发展工业而使农民得着廉价的现代新式的农具，禁止贩售肥料的私人垄断，——贩买肥料归农民的合作社办理。 共产党还要实行乡村中筑路修道的建设事业。 十四、军阀政府的一切赋税，完全废除，厘金废除，包捐包税的制度废险。革命政权重定单一的统一税制，税收的一部分应当用作乡村的公费。一年只在收获后收一次税。确定统一的货币及度量衡的制度。 十五、颁布保护雇农苦力的法律。政府当以发展工业而开办公共事业的种种工程，修筑道路，奖励农村手艺，以保障苦力失业者的工作。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一卷第六期刊印 注释 〔1〕基督纪元，即公元。 〔2〕昂格思，即恩格斯。前无产阶级，今译无产阶级前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