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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军工作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中央给伯坚同志信〔1〕）



　　I，冯这次回来的确是非常进步非常左倾，国民军虽在残破之余却另给以新的生命。我们为国民革命的前途、未来北伐的前途计，国民政府必须维持国民军能在西北存在和发展。因为他的存在：第一，现时可以威吓奉军不敢南下，使北伐军能保住长江已得的胜利；第二，未来北伐对奉若没有国民军之骑兵炮兵参加，实难望驱逐奉军出关，而且冯军之纪律与战斗力实较一般的北伐军为好，再加以一个时期的休养训练，同时助以政治工作，在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我们对于现时的西北军工作十分重视。
　　Ⅱ，不过我们重视西北〈军〉工作，不是把西北军同全国隔离的来看。要知道西北军在现时的革命争斗中占什么地位，未来的革命争斗中占什么地位；要知道西北军现在处的是什么环境，他只能有些什么可能的发展；要知道国民军的内容，他所包含的成分，他一般的政治程度。我们必须十分的了解这些客观现象才能工作。
　　伯坚同志在工作上自然是十分努力，就是太主观了一点，没有虚心的去求懂得以上所说的现象，而只是简单的执着莫斯科理论应用，所以在伯坚同志信中发现如“西北工作方针”〔2〕中所指出的错误。我们在西北军中作工以下几点皆明白的：
　　1．西北军经了很大的残败之后，他现时需要的是补充训练和迅速肃清陕西全境，与晋阎结成很好的联盟，才能站住西北为将来发展的基矗他在现时没有就积极对奉作战的可能，不能有马上回复去年状况的野心。
　　2．西北军现时所占的地盘是最贫瘠苦穷之地，经济上一切措施均受限制，政治上还有一个民族问题，（对回民）须对付得好，文化上亦非常落后。我们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是不能乱发野心有过于高远的行动。比如对妇女问题，只是在提倡天足、妇女教育时代，万万说不到就宣传什么社交公开、两性自由。
　　3．西北军只是冯玉祥进步了，他的部下很多还在非常落后，若果我们不注意使冯的部下能够赶得上冯的左倾，仅仅冯一个人左倾是很危险的。总要注意使冯与他的部下之进步不致相隔得太远（若果相隔得太远，不是部下对冯不信仰，便是冯部下痛恶我们作工同志，认为我们鼓惑冯如此做）。
　　Ⅲ，奥斯科所定冯军工作的三个原则是非常之对，也可以说是我们在粤工作两年所得的宝贵经验之应用。
　　尤其是指出“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不要限制冯之职权”，更为有见地。
　　军中党代表制度本是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产物，要有这样组织严密具有无上权威的党，才可以说以党治军，以党治国。现在中国还离不了以军治党现象，各将领对于党的命令并不十分尊重，国家行政对于党的决议也尚不能奉若命令的执行，党并不能真正指挥政府指挥军队。国民政府境内的国民党部，大多数均尚只能做到代表民众利益与政府合作地步。党在军队中也只是侧重政治宣传工作，而没有可能指挥军队。广东过去实行党代表制的结果是党代表在军中名尊而无实权，或附属于军官，或与军官冲突，一面破坏了军中指挥的统一，同时又弄出许多纠纷。所以此后西北军可不再走此错路，万一此制因别的关系不能废免，则其作用亦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事。
　　Ⅳ，现时我们的工作人是非常缺乏，有能力的更是缺乏。不仅我们，就是有能力的左派分子亦十分的少。
　　所以此刻我们在冯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须量力举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现时工作人既少，可以不必各师旅团均有固定的政治工作人，而只是把这批政治宣传人组成宣传队轮流至各师旅团讲演。
　　Ⅴ，在西北军中，我们的同志除绝对无法避免必须公开的部分外，其余均尽可能的秘密，以免引起冲突的目标。对于工作同志当十分严重的督察，勿使有浪漫越轨的行为；不良分子不惮开除，勿使败坏本党名义。当地党的组织与军中组织可以分开（此处是指两部分的群众可以不相接头，而指导机关自然要有亲密关系）。
　　总之，我们现在西北军工作方才开始，老冯又是抱有满腔的热望从事改革他的军队，若果我们现时工作不好，可以使以后工作发生不良影响，甚至影响老冯之失望，改变其左倾观念，这是要十分小心的〔3〕。

　　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一期刊印



注释

　　〔1〕本文原未署作者，根据《国民军中工作方针—中央决议》和本文内容判断，当为中共中央所发。伯坚即刘伯坚。
　　〔2〕“西北工作方针”指《国民军中工作方针——中央决议》（原文未署时间，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一文，对本文有补充意义，现全文照录如下：1，莫斯科所定三个原则（一、注重下层基础的政治工作，不要注重上层组织，西北政府固不需要，即国军与国党之联委亦不需要；二、党系统与军事系统应分开，国军政治工作应直隶总司令部下，党代表制暂不设；三、不要限制冯职权。）完全是对的。但广东方面已委冯为总党代表，又非由冯之请求，迳委李石曾为政治总部主任及工作员二十人，此等均与第二原则不合；惟此系既定之事，不便推翻。今后补救之策，乃是除冯为总党代表之外，不可再增加什么各军、各师、各旅、团的党代表；李石曾如辞政治总部主任，继之者宜由冯自择自委，其日常工作，宜直接受冯之指导而不受广东之指导。
　　2，冯既为党总代表，又为国民政府委员，其下各军长、各师、旅、团长均应正式加入国民党，国军与国党之关系只此已足，不必再设党代表，也不必组织各级党部。
　　3，军中的政治宣传，宜注重中国的近代外交痛史，军阀官僚的政治之腐败，工人农民之疾苦，苏联及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壮史，军人和工农群众之关系等等。此外又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打倒满清、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尊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民权主义，不宜宣传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冯玉祥发表的意见（最近的）也应广为宣传。
　　4，在兵士及下级军官中，要宣传尊崇冯玉样，使他们都服从冯，而不受反动的高级军官张之江等之影响。
　　5，我们不可强冯采用他还不真能了解的左倾政策。我们现在不是要冯更左倾，是要使冯部下渐渐左倾，是要使冯与其部下之思想不致相差太远；若两项相差太远，冯便不能有所作为。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使冯的部下能够了解冯，信服冯，使他们相当的愿意执行冯的政策。我们万万不可事事扶冯之威权，强迫其部下多数做他们所不愿做的事。如此不但使其部下怨恨我们，并且将使冯无法指挥其部下，变成僵局。
　　6，我们在冯军中工作，态度上宜十分小心，务要使他们（冯也在内）敬爱，不可使他们畏惧，尤不可占面子使他们嫉妒。如伯坚同志教他们学习开会，不使冯作主席而伯坚自作主席，这是非常的错误。
　　7，我们在每个社会工作，首先要懂得那个社会的实际状况和是些什么社会成分，然后才能决定出适当的政策，使他们走上他们所能走的革命道路。此时在冯军中工作，首先要懂得冯军的实际状况和社会成分，还要懂得陕、甘、绥是怎样一种社会，只能施行何等程度的革命策略，万不可把在莫斯科所学的讲义囫囵整个的搬到甘、绥冯军中应用。伯坚同志脚还未踏到甘肃、绥远的土，平日或者还不知道甘肃、绥远是怎样的社会，在车路上便大胆的定起政治工作计划来：大调留莫孙、东两大学同志二十人（内容十个女同志）；请求职工、农民、妇女三个国际各派同志到国军中工作；请国际派英、法、德三国C．P．各派同志到国军中研究国际问题。这些计划都不适合于甘、绥社会和冯军的需要，只是把在莫斯科所习见的各种工作部门的名词，机械的在甘、绥挂起招牌而已。孙、东大学同志都很幼稚，那能挑出四十人？他们的常识恐怕还不及冯军中已有的人物，如何能够使人家接受他们的宣传？女同志尤其一个也不能派去，他们到那里无工可做，并且不能过那里的苦生活，若是闹起恋爱问题来，更是要令老冯和甘肃、绥远人民尽逐我们的同志不许在那里工作。此事非同小可，未派须停止，如已派去，只能留最丑、最朴素、最能够吃苦耐劳的一、二人，其余小姐学生的女同志一概设法送回北京。甘、绥有多少工人运动可做？怎值得职工国际派人去？妇女国际派人去又是做什么？各国C．P．为什么都要派人到中国冯玉祥军中研究国际问题？伯坚同志这些计划，简直是发疯！根本错误，是空想，不考察实际情形。和森同志给守常同志信说：‘伯坚颇为冯信任；但伊政治能力不够，又少经验，弟颇担心。’此话真不错。我们现在看见伯坚同志自库伦来的报告，我们比和森更担心。伯坚同志在冯军中工作，万不可贸然自居指导地位，自定计划，只能在桑古斯基同志指导之下，小心学习作工！
　　8，我们在冯军中工作同志，尽可能的不使他们知道是C．P．分子，使他们对C．P．怀疑与畏惧。各军军官中及第一军军友团中我们的组织，尤必须绝对秘密，其不能守秘密或腐败分子急须淘汰出去，万万不可姑容以致防害我们在国军中的工作。
　　9，在冯军中工作的同志尤其是军官，须服从冯的命令，执行冯的政策，万不可宣传或表示和冯有不同的政见。冯的政策如何，只能由国际、国民党和我们党的中央影响他，不可由冯军工作同志纠正他！
　　10，南口失败后，损失极大，此时重在与甘肃、绥远的民众合作，以巩固在甘、绥的政权，以从容恢复充实其战斗力及施行普遍下层的政治教育，不可怂恿其急于向外发展。因为现在没有和奉军继续作战的力量。只要他能够渐渐恢复战斗力，能够占住包头，便能威吓奉军使其不敢南下对付北伐军，这就是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有了极大的作用。
　　11，冯军在甘肃，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使他们乐意帮助冯军，至少也要使他们不为吴、张利用反对冯军！
　　12，冯军统治下（陕西、甘肃、绥远）的农民运动，我们要看做与军事工作同样重要。我们固然要提出‘党到农民中去’的口号，又要提出‘军人和农民相好’的口号。我们勿怕冯玉祥利用农民群众，他如愿意做农民领袖，我们更应该促其成。”
　　〔3〕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