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二册（1926） 相关链接：陈独秀 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报告〔1〕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 关于K．M．T．问题，第一要提出的是中国国民革命是不是过去了？有些外国同志颇有此见解，中国同志中亦有人以为中国国民革命已经成功或快要成功，无产阶级革命快就到来了。这种见解明明不对。因为中国三分之二地方还是在直系奉系军阀统治之下。从国际关系说，还是半殖民地；在政治上，连广东国民政府亦不得不带些半殖民地的妥协性；在经济上，全国金融财政海关交通机关及大的工业（尤其是煤铁），都还在帝国主义宰制之下；所以说中国国民革命已过去或快完了，那是不对的，只能说是才开始。假定我们见解是对的，中国还需要民族革命，可是第二个问题便是〈是〉否需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有些同志以为这个民族革命也可以由C．P．来做，不一定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说这样话的人，表面上虽然很左，但实际上是帮助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一是因为若没有个民族革命的党，我们便不能直接拿住城市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并且不能够完全拿住农民；二是因为C．P．的政权在现时世界政况上不能够站得住（最近日本清浦子爵即曾经回北京民党政委广东是否C．P．政府）。所以现时还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再有一种见解是承认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但是否要在K．M．T．之外另造一个民族党？本党许多同志在过去都有此意见。现在看起来，这个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须懂得全中国社会情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与能力，都在一条水平线上下相差无几，不要这个K．M．T．再造一个K．M．T．，仍旧是半斤等于八两，并且还没有现在的K．M．T．有很长的革命历史。在实际经验上，我们看见许多人有此另〈组〉新党的企图，但皆不能成功。如新中国党及国家主义派，均有企图在K．M．T．之外组织一个民族党的野心，然一已完全失败，一已渐渐衰落下去。所以从理论上与事实上观察，要另组一民族革命的党皆不可能。 现时中国社会情形，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党不容易有第二个，连大资产阶级的党亦不易发生。因买办阶级的力量还很大而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形成，故进步的资产阶级也只有走向K．M．T．来。尤其是北伐军胜利后，资产阶级更倾向K．M．T．，只有买办阶级仍旧留在研究和交通系内。我们并不是说中国民族革命只要一个民族党，因为C．P．参加现在的民族革命是显然的事实，我们也不是说除K．M．T．外不应有第二个民族党，我们是说现在中国只有K．M．T．是个民族革命的党，并且事实上很难发生第二个民族党。 照以上的分拆〔析〕，我们可以肯定说：现时中国还是民族革命时代，在这时代要有个民族革命的党和我们合作，K．M．T．乃是现时中国的唯一民族党。K．M．T．的内容是怎样呢？其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在第一次大会改组时，分开左右两派，当时之右派冯自由、马素等，代表地主买办军阀，反对共产分子加入，反对K．M．T．改组，现时这部份右派已出了K．M．T．。第二次大会前后，发生了新的右派，即戴蒋等。此右派与左派均尚在形成的过程中，若资产阶级加入K，M．T．，则右派将更强壮起来。惟现时他的力量，并不及老右派大，仅恃蒋的武力强握党权与政权。此新右派确是反对老右派的，这一右派势将日愈向前发展（中国资产阶级要发展，代表他的K．M．T．右派也要发展），即或他的领袖将来不是戴或蒋。 左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现时的右派代表资产阶级，已出去的右派代表买办地主军阀，大致我们可以这样说，并非我们附会。在此状况下我党很明白的还应该留在K．M．T．中，与左派结密切联盟，才能够帮助左派阻止老右派思想及势力之侵入，并阻止新右派右倾妥协。去年今年两次扩大会的政策，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对的。 自三月二十事变以来，因由左派分出戴蒋形成新右派，汪又走了，其余左派领袖都表现十分摇动。于是粤区有些同志遂怀疑K．M．T．，怀疑K．M．T．能不能革命？K．M．T．是否站得住？我党对K．M．T．的政策是不是对的？ 不仅广东，北方区有些同志也有此思想。竟有人以为K．M．T．不革命了，还是要C．P．来。事实上有许多也足以使我们怀疑。三月二十日后，左派几乎粉碎了，无论何事，左派均先问C．P．意见，C．P．不表示，便不敢做。就是此次K．M．T．中央与各省党部联席会议，还几乎是C．P．包办，C．P．不包他们便无法办。以上是广东情形。在上海方面，更完全是C．P．包办，左派领袖柳亚子，我们费了多少气力去助他，他仍不肯出来负责，一切工作皆是C．P．办。这种现象，使得上海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C．P．支配的上总合作，而觉K．M．T．没有什么用；广东的资产阶级，也有时对C．P．比K．M．T．更为重视。在北京方面，K．M．T．工作，无论左派右派均极消沉，所有工作皆守常同志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在湖南方面，最近全省代表大会，C．P．分子占百分之四十余，左倾者百分之十余，中立者百分之二十余，右派百分之十余，湘区初取放任态度，一切议案，都让左派自己起草，一是免得说我们包办，二是借以考察左派的能力与理论。但开会一星期后，议论纷纭，无一点成绩，C．P．分子不得不出而〔面〕包办，其结果，议决案及选举均依照我们的意见通过。当大会初开时，我们同志很少说话，对于小问题，同志间发表的意见故有出入，右派以为C．P．也不一致，但到最后议案通过及选举结果完全照我们的预计实现，于是各派都对C．P．的组织一面惊赞，一面发生恐怖。 戴季陶近来的意见是，K．M．T．不行了，革命还是C．P．；谭延及其部下说K．M．T．没有力量，还是C．P．力量大；唐生智也有同样的意见。 我举出这些事实，并非是证明K．M．T．已无用而须C．P．单独来革命；这些事实只可证明两件事：（1）C．P．与左派联盟是可以的；（2）左派虽不愿意我们包办，还是需要我们帮助与领导，这个责任，还是我们一时不能放弃的。我们若是放弃这个责任，甚至于退出K．M．T．，便是完全让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结合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来领导革命。 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K．M．T．中究竟有没有左派存在可以做和我们联盟的对象？我们可以肯定说是有的。不但K．M．T．中和K．M．T．外，都有左派的极大群众，并且左派的组织已在日益发展之途中。单看广州的事实：（一）黄埔军校中，自我们同志一百六十余人退出后，左派学生在我们指导之下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发展到广大〔2〕中去，又企图扩大到全国；他的政纲是迎汪复职，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二）民中农民部长甘乃光，已着手做广东及全国农运，常找左派青年秘密开会，又著一小册子，企图造成左派的理论，说K，M．T．当以农民为基础，其书闻已销行至五万部。粤区同志已注意这许多事实，已来信说：“我们相信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一定有一个左派领导这个运动。”已承认中〈央〉指示“我们不要包办革命，要帮助左派，使左派自己起来负责任，使左派自己觉得有群众有力量，能够站得祝”这个原则是对的。惟粤区同志又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实际问题，即是：我们怎样帮助左派及我们帮助怎样的一个左派？粤区同志的答复是要有一个左派的政纲，依据这个政纲，发展各地方群众的左派党部和群众的人民联合会，使C．P．和左派群众间有一正确关系，以推进革命，而不在帮助几个左派领袖。粤区同志说：“我们用不着多说领袖，因为我们对付领袖，帮助他们，没有多大困难。”这个意见一半是不对的。我们帮助左派，不用说第一重要是要拿左派群众充实其党部；可是如果忽视了左派领袖问题，丢开了领袖，使领袖仍旧和群众隔离着，也是一个错误。无群众的领袖固然无用，无领袖的群众又何能成为有组织的争斗？群众的趋向固然能够影响领袖，而领袖的趋向影响全党也非常之大，任何阶级的政党都是这样。K．M．T，左派领袖还很复杂与动摇，我们对付他们帮助他〈们〉还时时感觉困难，我们对付他们帮助他们的策略不适当，致促成三月二十日事变，便是很明显的一例。现时K．M．T．左派有三个缺点：第一是左派没有具体的政纲；第二是左派领袖无中心人物；第三是左派领袖与群众隔离。我们要帮助左派的就是这三件事：使左派有政纲；使左派领袖有中心人物；使左派领袖有群众。粤区同志何以这样只注意左派群众而忽视左派领袖？在他们的历年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意见。他们以为若说K．M．T．有左派，那么只有左派群众，而没有左派领袖，那左派领袖的思想与行动时常动摇，很少靠得住，实无所谓左派。粤区同志听见汪精卫曾说：“农民若只顾阶级争斗，我们便不要他们。”又听见廖仲恺曾说：“广宁事件是农会的人受了老鲍及C．P．影响。”又看见戴季陶蒋介石丁惟汾都变成了新右派，连顾孟余也说农民协会里有土匪，连甘乃光对花县惨案也不曾在政治会议为花县农民说句话。这些事实使粤区同志怀疑K．M，T．真有什么左派，他们说：“K．M．T．左派还是知道自己利益紧要些。”又说：“K．M．T．左派利用农民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地位，已经达到目的，所以自然而然要忽视农运了。”我们若因此忽视了K．M．T．左派领袖，说他们不是真正左派，这个见解非常危险。粤区同志主张“我们C．P．与左派的群众间应当有怎样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是对的，然不可因此遂怀疑除群众外真没有所谓左派领袖。新的左派领袖未产出以前，在我们和K．M．T．合作的关系上，对于现在的左派领袖是不可忽视的。粤区同志怀疑K．M．T．左派领袖，其错误是在对左派估价太高，几与C．P．无甚分别。K．M．T．左派和右派及C．P．之不同，是右派摧残农工利益，C．P．为工农的利益奋斗，而左派则利用工农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奋斗。我们若以C．P．的观点视K．M．T．左派，责他们也站在工农阶级的利益上为工农奋斗，则中国便不必有C．P．存在，同时K．M．T．左派也只好变成一个工农党，无法吸收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只能在革命联合的需要上赞助工农而决不能站在工农阶级的利益上为工农奋斗。 我们也知道中国国民革命有相当的成功，政权若落在现在这样的左派领袖之手，对于工人的要求如减时加资工会自由改良待遇等，他们和我们的政纲或者没有多大冲突；至于农民政纲如武装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此分裂，因为我们不能因为维持和左派联盟而失去农民。这时候世界的革命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也许转入一新时期，中国的政党也许有新的阶级分化。这个也许是较远将来的事，在现在及最近的将来，在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困斗中，我们和K．M．T．左派联盟关系愈持久些，便于中国革命愈有利些。因此，我们和K．M．T．左派关系，不是降低我们的农民政纲以图维持此联盟，而是要确定我们的农民政纲，在主观上尤其是在客观上努力影响推进K．M．T．左派，使此联盟不至〔致〕因彼此农民政纲相差太远，而促成过早的分裂，虽然彼此在农运的立脚地不能相同。 现在我的结论是：据最近的经验，我们现在对K．M．T．政策，和上二次扩大会议所决定的并不须有什么改变；惟足唤起我们的注意者，乃是为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展，我们须有一适合农民需要的农民政纲；我们并须拿我们的农民政纲影响K．M．T．左派，尤其要拿广大的农民群众充实左派的力量，推进左派，使他们的领袖也不得不采用有利于农民的政纲，以避免我们和K．M．T．左派联盟因农民问题而分裂。 根据中央档案原油印件刊印 注释 〔1〕本文原标题为《C同志关于K．M．T．问题报告》。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局报告在引用该文一段话时的说明判断，这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四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2〕广大指广东大学，一九二六年十月，为纪念孙中山改称中山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