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 第二册（1926）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 国民党同志们： 在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内，中山先生所期望的民族革命运动，固然有了突飞的进步，同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中山先生有灵，应有两件最痛心的事：一是国民党左右派之分裂，一是反赤运动之高涨。全世界反赤运动的主人本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指示反赤运动者自然也是他们，尤其是英日帝国主义者，他们所用在中国反〈赤〉运动的工具是反动的军阀（如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陈炯明、魏邦平等）及反动的知识阶级（研究系国家主义派及老民党反动分子如尤烈、徐绍桢、章太炎、冯自由、马素、邓家彦等）；他们所反的赤是工会农会学生会共产党国民党国民政府，甚至于国民军和郭松龄，更甚至于段祺瑞治下之贾内阁，也算在赤化之内。这班鼓吹反赤的人们，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无一不是背叛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他们所反对的赤化〈派〉，大部分都是参加民族运动的，而且除共产党之外，没有一个说得上是什么〈赤〉不赤，可见他们所谓反〈赤〉，实际上乃是用反赤的旗帜和反帝国主义的旗帜对抗，为帝国主义者来破坏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山先生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先觉，他若亲见一班老同志竟参加这种破坏中国民族革命的反赤运动，岂不是一件痛心的事！ 至于国民党左右派之分裂，中山先生有灵，那更是痛心了。右派对于党〈内〉的纠纷，不待第二次大会来解决，竟痛痛快快由西山会议产生了在广州统一的中央党部以外之中央党部，接着又另立和左派分离的各地方党部，在分裂之形式上，我们可以说是右派之错误。分裂是西山会议决定的，右派对于左派分离之理由，在西山会议的议决案可以看出，一是反对共产派，二是反对苏俄，三是反对联共联俄的左派，在分裂之理由上，我们也可以说是右派之错误。 国民党联共联俄，本是中山先生在第一次全国大会时所决定的革命政策，当时公然表示反对此政策的便是冯自由一派。列席西山会议的右派领袖们，自以为是中山正统派，又声称不能和反动派合作，可是实际上西山会议之目的及其主要的议决案，乃是反共反俄，乃是抛弃了孙中山的政策而采用了冯自由的政策，这是我们所深为惋惜的。或者他们自己不承认是根本上反共反俄，不过对共不赞成党内合作，联俄须以平等待我为条件，即令是如此，已经明明白白将中山先生联共联俄政策加以修正了。这一修正，不啻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根本推翻，不啻表示冯自由的主张对于孙中山的主张之胜利；因为对他党党外合作是普通的党略，联络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是普通的外交政策，和中山先生联共联俄之特殊的革命政策不同，中山先生看清了国内无产阶级的共产派有党内合作之必要而无危险，看清了国外无产阶级的苏俄必然以平等待我而无所疑虑，才决定联共联俄这两个特殊的革命政策，现在右派对此政策而怀疑而修正，至少也可以说是孙中山与冯自由之间的调和政策。 右派对于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为什么这样怀疑而要加以修正，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小问题，而有很大的社会原因，值得我们说明的。在前，中国民族运动，如洪杨事件，如义和团事件，都只是原始的农民暴动；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参加运动的主要成分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尤其是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之知识者站在领袖地位，因此，中国民族运动的形式及性质，遂进了一步；到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以来，全国大都市都发生了产业工人即无产阶级运动，并且发生了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运动一开始即带着浓厚的民族运动色彩，且直接参加民族运动，因此，中国民族运动的形式及性质，更进了一步。这一个进步，遂反映到领导中国民族革命的国民党，在党内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小资产阶级占主要成分的国民党，其中一部分反革命分子如章太炎、冯自由等，看轻了小资产阶级在中国人口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地位，不相信中国有继续革命之必要与可能，遂先后脱离国民党而投降了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其余的革命分子，虽不曾看轻小资产阶级在中国之力量，而同时看见敌人——帝国主义者与军阀——的力量还是很雄厚，感觉着自己孤立，遂有结合同盟军之企图；这一企图在国民党是必要的，也正因这一企图使国民党起了猛烈的分化：一派企图向左结合无产阶级，一派企图向右结合资产阶级。企图结合无产阶级，遂不得不采用容纳共产派联俄拥护工农利益等革命政策，企图结合资产阶级，遂不得不修正联共联俄政策及提出阶级调和的口号，国民党左右派乖离的真因完全在此。 依照中国革命之现状，这两派的主张究竟谁对，这更是值得我们讨论的。在每个民族解放运动中，我们固然应〈该〉采用适当的口号与策略，努力获得资产阶级之参加，至少亦要能够使他们中立，万不宜驱之使其站在敌人那边；可是国民党若企图结合资产阶级为中国民族革命的同盟军，来担任困苦克己的决死斗，不能不说是一个幻想。全民族的经济解放运动，本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运动，他们应该努力参加的；可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大半都是从买办阶级蜕化出来的，他们和帝国主义者及本国封建军阀，有很复杂的经济关系，未来的抽象的希望，敌不过他们眼前具体的利害打算，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运动走一步退十步的态度，也就是这个缘故。反之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乃是他们的经济生活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并且他们大部分亲身在外国资本家鞭箠之下，每日做十二小时以上的苦工，资本帝国主义之凶猛，他们比任何阶级都看得清楚，所以他们在事实上已很猛烈的参加反帝国主义的争斗。在国际状况上看起来，帝国主义本是资本主义获得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掠夺发达到最高形式，所以各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不明助或默认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掠夺与压迫的；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表示同情的，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苏俄及德国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德国共产党。依据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说民党左派企图结合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同盟军是对的，因此中山先生的联共联俄的革命政策也是对的。 可是反动派对于中国共产党及苏俄所造的谣言与非难，国民党右派竟据以做怀疑及修正中山先生联共联俄的革命政策，这也是我们应该辨正的。他们捏造中国共产党之谣言很多，最重要的是破坏国民党或是想变国民党为共产党。可是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若企图破坏国民党，便成了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工具；在事实上，自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来，国民党党员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大有进步，所破坏的只是帮助国民党打败了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反动分子，这正是反动派所痛心，所出不得不出死力来造谣非难共产党的最大原因。共产党是一阶级的党，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中国共产党若不是一个疯子的党，决不至有变国民党为共产党之幻想。他们非难苏俄，最重要的有三事：一是蒙古问题，二是中东路问题，三是广东问题。在国际革命运动上说，援助一切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是苏俄开国的国是，他援助蒙古民族，和援助中国民族是同一的理由，并且同时他不赞成外蒙压迫内蒙，和不赞成中国别的大民族压迫蒙古民族也是同一的理由；在国际交涉上说，中俄协定已经明白规定蒙古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国，是中俄对于蒙古关系，已经不成问题了，所余下来的就是政治组织问题，这是要中蒙两民族自己决定的，难道我们愿意承认苏俄对蒙古的关系和法国对安南、日本对台湾一样，要他亲手交还我们吗？中东路的办法，不过是暂时的局面，拉得克和杜洛斯基都解释的很清楚，为什么要维持这暂时的局面，此理甚明，中东路的完全管理权，若今天交给张作霖，明天便转到日本手里或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共管，苏俄是希望中国的人民政府早日成立，能够接收中东路的完全管理权，并不是企图永远中俄共管的，我们若望苏俄马上交还中东路的完全管理权，表面上虽然是为中国向苏俄争得此路，实际上是为日本或其他帝国主义的国家向苏俄争得此路。关于广东问题，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似乎更是不须辨正，他们硬说广东已经被苏俄统治了，嘉伦将军掌着军政权，鲍顾问掌着民政权，可是嘉伦将军和鲍顾问都已经先后离开广东，试问现在执掌民政权、军政权的又是谁？ 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民族革命进行之故，现在极诚恳的劝告中国国民党的右派同志们，你们如果真是中山主义的信徒，便应该完全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而不加以怀疑与修正，而不站在孙中山与冯自由之间的调和地位，便应该取消和左派分离的党部组织合成整个的左倾的中国国民党，来努力担负中国民族革命的工作。眼前民族革命之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打倒反赤运动，你们及资产阶级虽然不曾积极的参加这个运动，似乎取了中立态度，这是不够的。他们所谓反赤，俨然和反帝国主义是对抗的口号，明明是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者利用中国反动的军阀和反动的知识分子，向中国参加民族运动各派反攻的政策；因此，负有中国民族革命使命的中国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者之反攻，是不应取中立态度的。 所以我们在中国民族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高声叫出总的口号： 中国国民党左右派结合起来！ 全中国的革命派结合起来！ 打倒破坏中国民族革命的反赤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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