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安德鲁·格林《放纵的资本主义》（2006）
1．资本主义面临的挑战
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感觉，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面临着崩溃的危机。我认为，相对于彻底的改变而言，这对英国留在现有的西方自由金融体系内倒是一个机会。我们知道，托尼·本作出了一个政治决定，要使英国离开IMF。我想，如果这真的发生了，那么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将会崩溃。上帝知道意大利可能已经做了什么；法国可能已经在相同的方向做了彻底的改变。这不仅会对经济复苏产生影响，而且还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我们应该更全面地去看待它。
——“1976年美国国务院官员呼吁英国重返与IMF的谈判”，引自《星期日泰晤士报》，1978年5月21日 |
20世纪50～60年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和国家（如，北美、西欧、日本和澳大利亚）[1]的经济经历了空前的繁荣。这种繁荣伴随着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和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然而韶华易逝，在20世纪60年代的后半期以及整个的70年代，这个稳定、赢利、增长的经济体系面临着崩溃的潜在威胁。因此，20世纪50~60年代后来就被称为“黄金时代”。正如本文开始引述的那段文字所指出的，看似十分稳固的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严重的危机。
[1] 这个国家集团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创始成员。在这本书的后记部分中，这个集团也被称为OECD国家、富裕国家和北半球国家（尤其是当与经济发展较慢的南半球国家相比较的时候)。
本章的其余内容将概要地介绍上述情况的各个方面。20世纪50~60年代的长期繁荣带来了高就业率，也极大地增强了工人的谈判地位。这导致了工人工资的增长和企业利润的减少，工人的有力联合使雇主按照他们的意愿经营他们的企业和进行投资的自由受到了挑战。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效率逐渐地接近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美国领导的相对有序的国际经济体系逐渐走向解体。不同国家程度各异的工资压力，还导致了固定汇率体系的瓦解。20世纪70年代早期，需求高涨导致了食物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并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投机交易进一步使通货膨胀的压力达到了顶峰。除此之外，还有更不好的预兆，1973年末，在欧佩克（OPEC，即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推动下，石油价格增长了4倍之多，而且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立场非常坚定。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产率增长速度严重下降，这一问题从若干年后来看更加清晰。由于生产率增长是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公共服务的基本动力，所以，缓慢的经济扩张势必加剧国民产出分配的冲突。
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干，但实际上它们有着共同的主题，即“黄金时代”的巨大成功似乎已经逐渐削弱了发展的基础。它带来了全面就业，却也壮大了工人的力量；它导致能源和其他材料的需求高涨，却也增加了可实现供给的巨大压力；它加快了欧洲和日本追赶美国的步伐，却也打乱了原有的国际经济关系；它充分挖掘了现有的技术潜力，但生产率的提高却似已筋疲力尽。另外，尽管苏联和其他的计划经济国家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但它们毕竟保留了不同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尽管计划经济只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模式，但它表现出来的可行性也使发达国家工人运动所提出来的一系列建议变得更加易于接受，这些建议恰好是以约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接下来，我们将更详细地考察20世纪70年代动乱的各个方面。这种广为人知的所谓“资本主义危机”的起因和性质受到热烈的讨论，不同的学者以为下面讨论的各个因素有着不同的分量[1]。这里，我们讨论以阿姆斯特朗等人强调的“赢利性和资本-劳资关系”的理论为指导。
[1] 这一类的例子比比皆是，Bruno和Sachs（1985）、Brenner（2002）、Arrighi（2003）、Dumenil和Levy（2004）。
组织起来的工人
在长期繁荣的20世纪50～6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业趋势是：农业用工重要性的下降和相应的工业、服务业中工薪人员的增多。在OECD成员国中，农业用工占用工总数的比例从1950年的25%下降到1973年的9%[1]；随着农民向城镇的转移，这种以自我雇用为特征的工作所占的比例从1954年的31%下降到1973年的17%[2]。
[1] Maddison（1991）。
[2] 有关这些趋势的生动描述，见意大利的Ginsburg（1990）。
在欧洲，农业雇工人数的下降速度不像日本那样快，但要远远超过美国，因为美国农民原本就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工业和服务业获得了大量可用劳动力，而这也使适龄就业人口数量大增[1]。服务业雇工人数的增长速度比工业雇工人数的增长速度快，这是由于服务业的工人生产率增长速度更缓慢。被雇用的适龄（15～64岁）男性的比例下降了，这是因为更多的人留在了学校里接受教育，坚持工作到退休的人更少了。但是，这种“无所事事”现象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男性的工作岗位过于短缺，而是因为男性的失业率在下降。
[1] 见Rowthorn和Wells（1987）。
女性就业的比例相当小。1950年~1973年，只有14%的城市妇女在工作；同期相比，1950年有52%的城市男性参加工作，到1973年，这一比例下降为44%。但在欧洲，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家庭转移到服务业，城市女性就业增长的速度是男性的2倍[1]。
[1] 城市女性劳动者真实参与劳动的人数在国家的统计资料中被大大地缩小了比例，以至于人们会认为大量的女性劳动者在从事农业生产中的体力劳动（这一现象直接导致解放农业等同于解放女性的劳作），这些现象在Erdem和Glyn那里得到了验证（2000）。
尽管外来移民的增长也很迅速，但即使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劳动力市场变得非常紧张的时候，这种移民也每年只是为高度工业化国家提供了0.1%的劳力。或者说，工作适龄人口的增长中只有极少数来自于这种移民。在欧洲，外来劳动力移民对于增加劳动力的贡献率只相当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1/5。
资金的迅速聚集是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就业扩张背后的动力。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资本家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着他们的资金储备[1]。尽管人均资本增长强劲，但新工厂和办公机构的用工需求还是在不断地增加。
[1] Armstrong等（1991）。
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带来了工会主义的强势和通过立法支持工人的谈判地位的变革。表1.1给出了一些相关的指标，显示在一般的OECD成员国中，工人中的工会组织成员的比例有所增长。这种增长并不明显，因为服务业中的工人数量在增加，而服务业中的工人（除掉公共部门雇员中增长的那部分）比起工厂中的工人来说则趋向更少的联合。但是，伴随着长期的低失业率，工会组织日渐强大。表1.1还表明，与工资水平相比，失业救济金的水平在稳定增长，领取救济金的限制要求也变得更为宽松。失业的可能性不仅变得很低，而且对那些受失业影响的人来说，它所导致的收入损失也在变小。因此，不管条件怎么样，找第一份工作时面临的压力可能变得越来越小。正如OECD提供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旨在限制雇主有关雇用和解雇权利的雇工保护法，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充实。工人们另一个显著的收益是平均工作时间的急剧减少，从20世纪50年代的大概年均2000个小时下降到1973年的1750个小时——相当于每个星期少工作大半天的时间[1]。
[1] Maddison给出了15个OECD 的工作时间（1005）。
表1.1 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趋势（1960~1979）
工人地位的提高和雇主抵制工人要求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频繁的劳资冲突。20世纪60年代末，爆发了最大规模的工人反抗运动——罢工风潮。最初，罢工起因于工人反对镇压学生运动，随后工人们占领了很多工厂。在法国，1968年5~6月间，有1.5亿个工作日被用于罢工。经过工会高层的协调，“工人控制”等激进要求也被纳入谈判的议程。谈判的结果是：工人工资上涨10%，提高最低工资以及工会权力。1969年，意大利发生了连续的罢工运动，这场风波开始于工厂的工人，0.6亿个工作日被用于罢工。这场罢工风波以工资再涨10%、减少工作时间、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在疾病医疗上享有平等待遇以及工会的权力扩张而告终。在一项国家收入政策破产后，英国在1970年~1971年间有近0.25亿个工作日被用于罢工[1]。甚至一贯平静的德国，也被非正式的罢工浪潮给打乱了。1970年，在OECD成员国的“每位工人参加罢工的时间排行榜”上，美国高居首位（1954、1955、1959、1960和1967年，它也曾登上榜首)。
[1] 见Soskie（1978）对于经济和政策环境的描述（主要围绕罢工风波、工资膨胀）；Ginsburg（1990）生动地描述关于意大利的发展。
图1.1显示了OECD成员国的长期罢工趋势。我们用5年的平均值来克服年度之间波动的影响，并以工业界的每1000名工人罢工的天数来计算。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中期，罢工逐渐增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罢工又出现了显著的下降。就公开的劳资冲突而言，甚至与20世纪50～60年代的黄金时代相比，90年代都表现出难得的平静。
图1.1 每1000名产业工人的罢工天数（1953~2003）
在欧洲的每个国家中，经历了主要的罢工运动之后，工人工资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翻倍增长[1]。20世纪70年代早期，OECD成员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以每年4％的速度稳定增长（见图1.2）。名义工资的急剧增长促成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通货膨胀率的增长。随后的油价和商品价格上涨，使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通货膨胀率更加迅猛地增长。当通货膨胀率达到每年12%的水平时，名义工资的实际价值却以每月1％的速度下滑——速度快得足以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这也成为社会矛盾增加的一个根源。通货膨胀率的增长限制着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到20世纪70年代末时尤其如此。
[1] Allsopp（1982）。
图1.2 通货膨胀率和实际工资增长率（1960~2003）
工资压力挤压了企业的利润率。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易受劳资纠纷和竞争变迁影响的制造业利润率在10年中下降了1/4还要多（见图1.3），而这一收益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还相当的稳定。我们通常是在扣除已用资本的贬值之前计算总收益的。这种贬值的速度是不断加快的，这主要因为增值价值所占份额的增加，同时也因为更多的资本以机器的形式储存，而机器的折旧远比厂房要快得多。这样，净收益下降就比总收益的下降快得多了。此外，雇主们更愿意以他们投入的资本量而不是产出量去考虑收益的速度，而资本的投入速度远比产出速度快得多。考虑到这一因素，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生产领域中己用资本的净收益下降了几乎一半[1]。很显然，挤压利润率是提高收入引发的工资压力和抑制价格上涨所引发的国际竞争等综合结果[12]。进口材料价格的上涨和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减缓（见下图）则进一步加剧了分配领域的斗争。
[1] Glyn给出了收益率数据（1997），但相比文中所使用的股票收益数据要少得多。
[2] Glyn和Sutcliffe（1972）。
图1.3 制造业毛利润的增值份额（1960~2000）
在30年或更久以前，重视由劳资斗争和20世纪60年代晚期、70年代的分配冲突所引起的警惕意识是很困难的。在英国，采矿工人的第二次罢工成功之后，保守党政府于1974年初解散。随后，《泰晤士报》（1974年8月5日）刊载了一篇题为“英国会进入军管时代吗”的文章，它的作者洛德·查尔方特（Lord Chalfont），前工党政府的国防部部长。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工会拥有巨大的力量，经常采取专横的行动。”并且指出，“大的工业企业开始谈论相互协调以抵御工人运动和大规模的国有化。”很快，《星期日泰晤士报》（1974年8月16日）的国防评论员就撰写了一篇文章对此予以回应，文章的题目是“不会发生将英国的军队带入大街小巷的政变”。在这篇文章中，该评论员设想了这样一种情景：“每年的20%的通货膨胀率将很快将我们带入这样一种境地：必须实施一个稳定的计划——这对于大部分的国家来说都很困难，否则，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计划，商品价格攀升和物资短缺加剧的影响也足以颠覆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他继续讨论这一设想，军队将被征召以镇压罢工，而这会使“正常合法的管理变得不可能，唯一拥有权力的是军队指挥官”。但他也强调指出，这种情形“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国际经济关系秩序的瓦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OECD成员国中拥有无与伦比的经济和政治领导地位。1950年，随着大量的战后重建工作的完成，美国占最大的7个资本主义国家总产值的60%，它的制造业人均生产效率是英国的2倍、德国的3倍，日本的9倍[1]。美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元处于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其他国家货币的价值以某种比率与美元挂钩，该比率在1949年经历了贬值后变得具有竞争性。
[1] Armstrong等（1991）。
与美国相比，日本和欧洲在20世纪50~60年代长期繁荣中的表现更为抢眼。廉价劳动力的大量供应、充分采用新技术、积极借鉴美国前几十年发展起来的管理经验，促使日本和欧洲资本以更快的速度积累。这种资本的快速积累缩小了日本和欧洲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差距，同时，低工资标准使他们的出口具有很强的竞争力。1955年~1970年间，日本制造业每小时的生产率每年增长10.3%，德国每年增长6.7%。与此相比，美国年增长率仅为2.3%[1]。“尽管美国名义（和实际）工资增长比较缓慢，但这对美国保持出口竞争力没有显著的影响。1950年~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出口占全世界制造业出口总量的比重减少了一半（从33%降到16%）。日本的重工业异军突起，并迅速发展它在规模制造业中的世界领导地位。到1980年为止，日本包括钢铁在内的基础材料的每小时的生产率比美国高60%，它的电力机械和器材生产力也已经超过了美国[2]。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出现贸易赤字，进一步加剧了因直接投资、资本严重外流而导致美元疲软的趋势。直接投资、资本外流是在美国企业进行海外扩张时出现的，当然，美国的主要海外扩张对象是其他OECD成员国。
[1] 美国当局劳动统计资料网的生产率数据，另外附加BLS美国秘密档案数据。
[2] Inklaar等（2003）。
第二个打破OECD国际经济关系秩序的影响因素是：OECD进口原材料、食物和能源时开支增加。图1.4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石油和非能源商品的实际价格，是与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相对的。图1.4显示，1974年所有商品特别是石油的价格急剧攀升，从此以后，食物、农业原料（如棉花）以及金属的综合指数则开始连续滑落。1974年后，石油价格因美国的通货膨胀而保持上升态势。1979年、1980年，石油价格几乎增长了2倍，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石油价格的7倍。
图1.4 初级商品的实际价格（1952~2004）
1973年年末，中东政治局势的发展造成了欧佩克石油价格的升高，但其深层的根源是对石油需求的增长。1960年~1973年，OECD成员国能源和金属消费量以每年5%、6%的速度增长，这一时期价格的迅速增长印证了罗马俱乐部1972年在报告《增长极限》（Limits to Growth）中日益流行的观点[1]：现存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世界正在消耗着不可再生资源。为了避免将石油消耗殆尽，替代能源的发现就显得尤为必要。
[1] Meadows等（1972）。
初级商品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上升使通货膨胀压力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通货膨胀压力泡沫般地消失了。工人们发现，虽然实际工资增长受到了限制，但是，通过较低的利润分红，他们可以将实际收入的减少部分地转移给雇主们。
布雷顿森林会议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确定了其他货币与美元的兑换比率。除非这些国家在收支平衡方面出现“基本不平衡”，否则美元和其他货币将一直挂钩。然而，这并不排除汇率的变化，相反，变化却时常发生着。例如，法国法郎在1958年~1959年间曾经贬值，德国马克以及瑞士法郎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也曾小幅升值。多少有些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国家一般都不愿意本国的货币贬值或升值。因为货币贬值可能引起进口价格上升，实际工资下降，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更大了。以英国为例，英国货币在1967年被迫贬值，当时英国国内出现了这样一种担忧：货币贬值将削弱英国货币的储备作用和伦敦市作为金融中心的显赫地位，尽管伦敦市已经通过经营其他货币（特别是欧元）适应了这种情况。另一方面，拥有支付剩余平衡的国家不愿意它们的货币升值，因为这会降低利润和本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通货膨胀的差异渐渐削弱着固定汇率体系。20世纪60年代，OECD成员国拥有大体相似的通货膨胀率，那些高通货膨胀率的国家为了保持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也不得不减少需求，缩小它们的经济规模。然而，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不同时段、不同程度的工资激增与商品价格的上升，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率差别的增大。1973年~1979年间，OECD成员国间的通货膨胀率差别在3倍左右。图1.5通过德国与美国、意大利与美国的对比，解释了这种差异情况。20世纪70年代，德国是反通货膨胀的旗手，而意大利则是OECD成员国中最容易遭遇通货膨胀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这两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与作为货币体系之“锚”的美国通货膨胀率有着明显的分歧。到20世纪70年代，与美国相比，意大利的通货膨胀率攀升很快，名义价格水平也越来越高，而德国的通货膨胀率较低，名义价格水平也在稳定下降。
图1.5 德国、意大利居民消费价格与美国对比情况（1960~2003）
有差别的生产率和通货膨胀率变化导致了持续的支付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破坏了固定汇率体系。汇率贬值反映出通货膨胀率的差异，而且这种状况很可能持续下去，甚至加剧。图1.6给出了马克和里拉的价值与美元相比的变化情况；马克强劲增值，而里拉的价值则减少了，这反映了德国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意大利的高通货膨胀率（与美国相比）。
图1.6 马克、里拉与美元的汇率（1950~1980）
上述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对比的例子中，通货膨胀率和汇率的相互抵消的情形并不意味着浮动汇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国际竞争中的所有问题。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一般的OECD成员国的实际汇率以每年6%的幅度波动，这是60年代波动比率的2倍[1]。在20世纪60年代，名义汇率的波动是非常罕见的，而到70年代这便变成了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这些波动并没有简单地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国家贸易产品竞争力如此大的年度变化，将对制造业的长期投资信心产生不利影响。
[1] 实际汇率是通过成本比较来测算出的，并且是由IMF使用一系列相关的、统一的币种来计算劳动成本的。
生产率增长减缓
生产率增长减缓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重视。例如，麦克拉肯（McCracken）——一位考察了OECD成员国目前发展状况的专家——在他的报告中总结说：“从供给方面来看，我们找不到任何阻止OECD在未来5~10年里以20世纪60年代的速度增长的因素。”即使考虑到由1974年、1975年经济衰退期引起的不景气，人们也相信，在1975年~1980年间，产出可以以每年5.5%的速度增长。但是，这种减慢被证明将会持续下去，并且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混乱的发生及其后的稳定形式的形成。
生产率的基本指标是每小时工作的产出（见图1.7）。1973年以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减少了一半，直到20世纪90年代，它一直保持着低位速度。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繁荣激发了劳动生产率的复苏——关于这一点，我们将会在第六章进行深入的讨论。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和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比美国要快，但1973年以后，它们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减少了将近一半，并且在80年代继续下降。
图1.7 总体经济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1960~2004）
导致生产率增长减缓的因素之一是投资下降。与1960年~1973年期间相比，欧洲和日本在1973年~1990年间资本积累的增长速度下降了1/3还多。此外，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美国商业资本积累出现下降的趋势。积累的下降反映了商业界的担忧：利润的下降、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以及其他指标的不稳定。资本增长速度变慢对劳动生产率的确切影响现在还很难确定。一份对美国的详细研究表明：大约有一半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减缓是由资本积累增速减缓所导致的[1]。当然，其他的因素也有影响。
[1] Nordhaus（2004）。
欧洲和日本追赶美国生产水平的速度下降，是造成欧洲和日本生产率增长减缓的一个明显因素。20世纪50～60年代的经济繁荣时期，欧洲和日本企业迅速引进了先前美国发展起来的科技，进一步缩小了美国相对于日、德两国的领先程度。这就可以解释紧随于领先者（美国）之后的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渐趋一致的现象了。但它不能解释1973年以后生产率增长急剧减缓的这一现象，而且，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仍是许多部门生产率领先者的美国工人生产率也在急剧减缓。
有一种对生产率增长减缓最宽泛的解释，它特别适用于像美国这样的领先国家，即人们所称的“福特主义”——由工人执行重复性工作的庞大的装配线生产体系发展到了极限——增加投资的结果却是生产率增速下降，而生产率的低增长又反过来打击了投资的积极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厂纪律的松懈，因为工人们更强大的谈判地位使他们能够限制自己的工作速度。自动化工业中相当广泛的生产率增长缓慢现象，就是这些问题的典型[1]。但需要重申，这些能够解释生产率增长的缓慢减速，而难以解释生产率增长的急剧下降，尤其是那些已经发生并已蔓延到传统的装配线生产领域的生产率增速的急剧下降。
[1] 这里有一个主要的讨论是关于Fordism的观点和在汽车行业中曾遭遇的生产率问题的证据以及甚至早于Glyn等在1973年的论述（1990）。
1973年以后，最显著的经济问题是需求增长缓慢，这是由上面讨论过的微观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引起的。消费者和商家都犹豫不决；石油和其他商品价格上升，实际收入下降；此外，即使利率没有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上升，它们的百分比也高的惊人。在长期的高就业率之后，工会力量仍然很强大，企业为提高生产率而解雇工人，使其规模符合生产率迅速增长的需要，这是很难做到的。在美国，2/3可测量的生产率增长缓慢发生在这样一些部门：管道铺设、石油开采、公用事业、机动车辆和航空运输——这些都是受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价格波动冲击最大的部门。1973年以后的20年里，生产率增长降幅最大的工厂，其产出增长每年大概减少5%，是平均降幅的4倍。“这表明，在以规模经济为特征的行业中，部分生产率的增长减缓源自产出增长的减少。”
可替代的制度
劳动力市场紧张、行业竞争激烈、商品价格飙升、通货膨胀率上升、利润萎缩甚至生产率增长减缓以及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这些都可以看作资本积累问题爆发的标志。在一段时期的金融自律和需求紧缩后，这些问题肯定会平静下来。然而，这些问题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或者说，是否是这些问题促成了这样的一种挑战？
首先，正如先前所指出的，苏联的存在、东欧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系及其对新兴独立国家的影响，代表着另一种不同于自由市场力量和以私有制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因其非民主性质而受到OECD成员国新左派的尖锐攻击，但它却证明了公有制和中央计划的有效性。苏联的人均收入增长水平是可观的，1960年~1973年间每年增长3.4%，同期相比，欧洲每年增长4.4%，美国每年增长3.0%[1]。事实上，随着优先事项的民主决策以及工人对企业事务的参与，为什么计划经济不能比“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不要理解为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更有效呢？
[1] Maddison（1995）。
前苏联解体之后的10多年里，这一点仍然令人不解。然而，研究前苏联经济的专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对苏联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做了一番比较，这种做法绝非全无道理。1977年，亚历克·诺夫（Alec Nove），这位英国学术界中苏联经济研究的权威写道：
在过去的几年里，西方工业化的经济体系被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击溃了。苏联经济却在这个日益不稳定的世界中表现得相对稳定。如果能有计算机的帮助，他们的计划经济能够继续增长，即使仅是以不太大的速度增长，而我们自己的经济却在衰退，或者说面临着瓦解的危险。那么，这似乎是一个重要的优势，足以抵消苏联计划经济中某些微小的不合理性。
大约在10年后，美国一本名为《苏联经济的表现和结构》（Soviet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tructure）的教科书中谈到：苏联模式让人们对它产生了太多的期望，但底线是应让苏联的消费者对生活水平的提高感到满足。像很多和他们一样的消费者那样，苏联的消费者也会抱怨，但为什么虽然面对压力、生活已有所好转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仍然会强烈、根本地认同于这个体系呢？
该书的最后一段指出，对于面临令人沮丧的经济预期的苏联领导层来说，一个绝好的消息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将面对着它自己深刻的问题，生产率增长乏力、高通货膨胀率与高失业率并存以及在一些国家实际工资正在减少。”
在发达国家有这样一种趋势——政府支出占GDP比重在增加——似乎已经使它们离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越来越远。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军事开支的下降抵消了城市开支的增加，20世纪50年代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见图1.8）。20世纪60年代，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上涨了大概4%，到1970年，这一比重达到了31%，并于1974年超过了1/3。宏大的开支计划与GDP增长的减缓发生了冲突，以至于动荡时期之后，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突然失控，1980年达到了40%。在欧洲，这一比重更高（多于45%），瑞典是59.8%，位列各国之首，紧随其后的是荷兰。
图1.8 OECD成员国的政府支出（1952~2003）
在政府总支出中，包含着大量的政府对支出权力的再分配（增加税收以支付养老金、失业救济金等等）；这种政府支出将生产（例如，生产那些领取退休金的人需要的物品和服务）留给了私营企业掌握。即便如此，福利国家计划依然在迅速扩张，当这些计划需要雇用教师、医生、社会工作者等等来提供服务时就会涉及国家。这些人为政府工作时并不是为其雇主带来利润，而在许多国家，这类人员大约占所有雇工的1/5。国家雇员迅猛地增长意味着，经济体系中以营利为目的的部门在缩减。另外，绝大多数为满足政府支出而征收的税款都是以私人部门的利润和工资为税源，这将加剧分配方面的争议，因为工人们寻求工资增长以弥补增加的税率，而雇主在面对工资的上涨时，则企图用高价格来保持边际利润[1]。
[1] 在英国，Bacon和Eltis（1976）是关于在这个争论领域的权威发言人。
当政府支出的上涨似乎已经到了无法抑制的时候，工人运动提出了建议：将资本的权利限制在它应有的范围内——即私人企业中。大规模的计划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并很快超出了大众通常讨论的就业和工作条件等范围。下面，将简单介绍一下德国的共同决策、瑞典的工人基金、英国工党的计划协议，法国社会主义政府20世纪80年代早期提出的扩大国有化计划。
早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德国工人们就确立共同决策体制，在这一体制中，雇工和股东在钢铁公司的董事会中具有平等的代表席位。其他公司中工人获得的代表席位较少，但他们有权任命工人领袖，以负责工人事务。在20世纪70年代，增加共同决策权的呼声高涨，促使共同决策的范围扩展到雇用合同和培训领域，而且，到1976年，尽管股东委任的主席拥有决定权，但大公司中工人代表的比例从1/3增加到了1/2。这些扩张遭到了资本家的强烈反对，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法庭里。德国的共同决策可能对管理自由问题产生了相对温和的影响[1]，但是，阿曼·阿尔奇安（Armen Alchian），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1984年发表的评论表明了“股东控制论”的拥护者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旨在实现董事会上共同决策的此次运动，似乎企图控制由股东们的私人资产带来的财富……一个财富没收计划。”
[1] Gorton和Schmid（2000），他们的文章在德国共同决策制的杂志上被冠以美称“公司内部的阶级斗争”，找到了对股票价格和收益重要的消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工人代表占据了董事会人员的半数。
人们之所以担心共同决策，是因为它有限制管理权以及通过劳动保障或更好的工作条件等方式将增加的财富转移到工人手中的潜在可能性。1976年，工会提出的瑞典工薪者基金计划具有潜在但更激进的含意：
超过一定规模的企业（50~100个雇工）被要求以年利润的20%发行新股票……这些股票应当由代表工人共同体的基金会所有……这样的一个改革……也可以消除财富聚集的趋势，并补充工业民主立法的内容……在该计划下，利润率越高，集体化就越可能快速实现。基金委员会估计，工人集体要在一个利润率为10%的企业获得49%的股份，大概需要35年的时间。
鲁道夫·迈德纳（Rudolph Meidner)，起草上述计划的委员会主席，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们要剥夺资本家凭借所有权而拥有的权力。”该委员会也预见到，工人所有制可以迫使企业服从政府的工业政策。股息将部分地用于“成人教育、工人顾问、其他各种各样帮助工人尤其是工会活动的计划以及利用新劳动法并践行他们所有者角色的计划。这样，所有权的逐渐转移将使工会在其活动范围内拥有新的权限。”
有一点很重要，了解这些建议在当时是如何被认真执行的。1985年，在《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有一篇题为“瑞典模式兴衰”的文章详细论述了这个问题，它的作者是瑞士著名经济学家埃里克·伦德伯格（Erik Lundberg），他在文章中写道，工薪者基金标志着与社会民主党实用主义传统的彻底脱离，而实用主义传统更加重视此前有关社会化或中央计划的某些激进措施很快为人们所放弃的事实。“现在，在瑞典经济运行危机的背景下，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更加严肃，他们的计划更加中肯，至少相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中的少数人来说是这样的。”伦德伯格还指出，“中产阶级政党已经强烈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共同基金计划，反对者包括私人企业和小企业的联合会。他们的意图实现了。”这些反对者大获成功，只有大幅度降低了标准的计划形式才得以放行，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该计划被企业看成是一个很大的警示。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英国工党制定了一个积极干预的计划，以实现工业现代化的目标。1973年，工党会议达成了一项计划：下届工党政府将强制20~25家最大的制造企业国有化，这些企业的产量占制造业总产量的1/3。这一计划的目的是，每个部门找一个占领先地位的、贏利的企业，利用它来引进新产品或者新的生产技术，这样在竞争压力下，其他的企业也都将会采用这一模式。它们将被迫签订协议同意政府干预它们的产出、投资和雇用计划的细节，从而保证企业计划与政府的总体经济目标相一致。在工党执政以前，这个计划就只是一个泡影，没有一个主要的企业被国有化，也没有一个严肃的计划协议书被签署。
从如何运用超越私人部门权力的角度来看，工党的计划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而且，它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政治支持以保证其通过。尽管如此，它还是被资本家视为一种严重的威胁。英国工商业联合会驳斥工党主席说：“对于国家对工业干预的加深和进一步国有化的问题，绝没有折中和谈判的余地。”
1976年，在工党政府与IMF进行关于贷款的谈判时，工党中的以托尼·本为首的左翼势力在内阁努力推行进口控制及其他措施，以代替削减经费和通货紧缩等政策，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他们希望保持经济扩张，并且保证选举宣言所提出的目标的实现，即“一个基本的、不变的权力和财富的平衡，从而使工人和他们的家庭获益”。
英国工党政府下台后的2年，也就是1981年，法国社会主义党政府掌权，他们的计划是：通过掌握5个主要的电力和化工集团、2个最大的钢铁集团、39家银行（使得公共拥有的银行占银行总数的90％）和其他部门中的主要企业，使国有化工厂的雇用人数占工人雇用人数的比重翻一番，即从11%上升到22%。像在英国一样，该计划号召这些国有化的集团的管理层和政府签订为期5年的“计划合同”，并做工业现代化的先锋。
不应过分夸大国有化对私人资本的威胁程度。实际上，5个大的工业集团的股东们都得到了补偿，《金融时报》（1982年5月24日）甚至称这种补偿“太过慷慨”。密特朗（Mitterrand）也向商业界保证，他只是希望经济能“更混合一点”。计划大臣也相信：市场是“无所不包的和不可替代的。”但是，国有化计划确实反映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私人工厂没有足够的能力使法国经济实现现代化，现代化进程必须由国家来领导。结果，政府给许多国有化的企业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但它们还是纷纷亏损，尽管它们总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出辩护的理由，但还是为回归私人部门埋下了引子。
击败挑战了吗？
如果没有其他的指标，股票市场价格的水平是实业家、金融家和投资经营者乐观程度的一个很好的指示器，普通股的价格反映了赢利的前景，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预示着资本主义本身生存的前景。因此，比较资本家和工人的财富的捷径是检测普通股的价格相对于工人工资的波动。图1.9表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过程。随着黄金时代的终结，20世纪70年代中期普通股的价格与工人平均工资相比下降了3/4。这种下降在欧洲表现得更为急骤，70年代末期，普通股的价格在相应期间内下降了5/6。即使在日本和美国，也下降了大约1/2。这种对金融市场信心的丧失反映了上面讨论过的所有情况——由劳资冲突而产生的不确定性、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利润的缩减、生产率增长的减缓、国际性的无组织化以及国家进一步干涉工业的威胁。
图1.9 股票价格与工人实际工资的对比（1950~2000）
然而到2000年，普通股的价格开始重新回升（见图1.9），罢工减少了，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抑制，工人实际工资以一种缓和的速率缓慢上涨，利润率开始恢复，商品和石油价格下降到了原来的水平，并不明显高于20世纪60年代，美元似在升值，随着欧元区的产生，稳定的汇率似乎也要形成，政府支出的增加已经停止了，苏联及其以国家所有制和中央计划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已经土崩瓦解，威胁到私人资本的激进运动也被人们抛诸脑后。随着新的威胁出现——这将在后几章中详细叙述——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挑战似乎已经被坚决地击退了。
接下来的四章将分析促使资本主义力量和稳定性迅速恢复的主要因素。下一章将分析政府政策的明显转变、财政部门权力的增长以及在企业运作过程中股东利益的支配地位。政府干预的退出和对市场力量的重新依赖，被视为回归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运作机制”。正如伊藤诚生动的评论所言：“通过回顾持续了一个世纪的趋势，资本主义似乎正在播放着历史的电影，似乎回到了过去，回到了自由主义的古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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