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八章 新的工业生产秩序
西印度的垄断商所面临的就是如此巨大的工业发展形势。他们过去在声誉上和传统上曾经处于优越的地位，他们对英国的经济曾经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一直十分巩固。然而，我们看到，如今他们已经日趋衰亡。就如同小人国里的利利布丁人无力拴住格列佛一样；甚至他们的铁钩也无法伤害他。1839年，梅里威耳在牛津大学讲演时说：“世界形势在急速发展，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殖民制度和航海法仍是切实可行的了。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无可奈何地被潮流卷滚着。我们可以挣扎，可以抗议，可以寻问为什么早年苦心经营的堤坝竟挡不住这股潮流，但是这些都无济于事，我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西印度的垄断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1]可是，西印度人却看不到这点，而且他们和一切既得利益者一样，在进行垂死挣扎，“拼命利用他们积累的财富来阻挡不可挽救的衰败。”[2]他们不顾影响，不顾后果，一心要保存他们已经病入膏肓的制度。
与其说人们是在抨击奴隶制度，不如说是在抨击西印度人。这也就是对垄断制度的抨击。他们的反对者不仅有人道主义者，还有资本家。对他们进行抨击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西印度的经济制度十分可恶，而且也因为这一制度根本无利可图。单就这后一个原因，就非摧毁这种制度不可。[3]1827年，牙买加的一个代理人抱怨说：“整个殖民地事业，特别是牵涉到奴隶人身财产的事情，那些夸夸其谈的演说家已经对它毫无兴趣，广大公众也对它十分反感。结果我们从国会的辩论中得不到也肯定不能得到什么保护。”[4]希伯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只对了一半。他认为，如果说西印度的奴隶制是可耻的，西印度的垄断制是可恨的，把这两种罪恶加在一起，西印度殖民地实在是担当不起。
反对奴隶贸易，反对奴隶制和蔗糖优惠关税的斗争，前后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1807年废除了奴隶贸易。第二阶段，在1833年废除了奴隶制。最后，于1846年取消了蔗糖优惠关税。这三件事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从奴隶制度中发家的那个既得利益集团，现在反转来要消灭奴隶制度。人道主义者在反对奴隶制度时，是软弱无力的。他们的言论虽然为广大群众所同情，但是在一百年之前他们的活动起不了很大作用。因为那时整个资本的利益是与殖民主义制度相一致的。沃兹华斯写诗赞美克拉克森：“山陡峭兮，奋力攀。”除非资本家从奴隶主和奴隶贩子的行列里叛离出来，否则永远不可能攀登到山顶。一个半世纪以来，西印度人一直过着骄奢淫逸、随心所欲的生活。他们错误地把重商主义法则奉为永恒的自然法则。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可缺少的人，而且还把在贸易帝国主义时代里获得的知识运用到反对帝国主义这个时代里。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亚当·斯密的“无形巨手”竟会反转来反对他们。他们只好去求助于上帝的“无形巨手”。[5]重商主义的兴起与衰落过程也就是奴隶制度的兴衰过程。
一、是关税保护还是自由贸易
维多利亚女王有一次给两位非洲酋长写了一封著名的信：“由于笃信上帝和耶稣基督，英国才享有伟大和繁荣。”[6]对曼彻斯特的资本家来说，“耶稣基督就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也就是耶稣基督。”[7]
如果说谷物被垄断商视为国君，那么蔗糖就被视为女皇。西印度食糖所享有的优惠关税之所以遭到抨击，不过是当时整个哲学斗争的一部分。这场斗争在1812年表现为摧垮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在1846年表现为消灭了英国的谷物法。反谷物法同盟的司库说，他的组织“与反奴隶制协会一样，是按照同样公正的原则建立的。反奴协会的宗旨是使黑奴获得自由，有权支配自己生命，而我们同盟的目的，是使人们有权自由地用自己的劳动去换取尽可能多的食物。”[8]在主张自由贸易的一片狂热情绪中，西印度的垄断制，首当其冲成为反对垄断阵线攻击的对象。这种垄断制不仅被看作罪大恶极，而且它所付的代价巨大。
东印度食糖的支持和赞助者们坚决反对西印度对食糖的垄断。他们把西印度的产糖岛屿称作“不能生育的岩石”，并说这些岛屿见钱眼开，贪得无厌，象“海绵一样不断吮吸我国国民的以及贸易界的资金”。他们甚至指出，早在十八世纪末，英国“已经具备了条件，可以废除垄断制”。不能为了让岛上少数人享受某些不合理的利益而让大多数人遭受痛苦。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东印度人所持的反对态度更为强硬了。他们要求在食糖贸易方面，起码在优惠条件或关税保护方面，得到一视同仁的待遇。他们总的要求是，与西印度人平起平坐。难道因为西印度人长期享有这方面的垄断权利，所以他们现在就应该继续享有它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也可以主张，对机器的使用应该征税，因为由于机器的发明，许多长期以来用手工纺纱织布和制造其他用品的雇工，现在纷纷失业了，……人们还可以提出，对运河运输也应该征税，因为运河运输又低廉又方便，是旧的马车运输无法相比的。”[9]可是，西印度人却声称，他们有继续享受关税保护的权利。理由是，他们曾经在甘蔗种植业方面进行投资。这样的声明等于强求。“每当以后投资失利时，也可以同样无理地提出这种要求。”[10]人们不会为了西印度人的利益，而无视通行的贸易原则。休姆深信，英国人具有明智的洞察力、公正的感情和爱国的情操。决不会允许这一类的垄断制继续存在，因为一切限制和垄断对发展都很不利。
早在1815年，贵族院的议事录中就记载了对谷物法的抗议，这就动摇了“保护关税”这座门楼的基石。1820年，伦敦的商家向国会递交一封请愿书，书中陈言：“要是能不受限制地进行自由贸易，这将会大大地促进外贸的发展，而且也将是我国资本和工业的最好出路。”[11]同年，格拉斯哥的芬利先生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说，支持格拉斯哥商会的请愿书。该书同样要求实行自由贸易，要求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一切限制。芬利说：“我国的贸易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也出现了不少谬误的观点，人们现在要求放弃这一政策，我认为这种要求并非过高。”[12]利物浦的商人庄重地说，一切垄断，特别是东印度公司的垄断，都阻碍着我们与他国发展贸易，这对英国的整体利益为害极大。这个城市的市政当局宣布英国臣民“生来有权”与世界各地进行自由交易。三十年前，皮特在一次宴会上恭维亚当·斯密。他说：“我们都是你的学生。”[13]现在看来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西印度的垄断制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中也已无利可图。据1828年的估计，由于这种垄断，英国人民每年要多开销的费用超过一百五十万英镑。[14]1844年，西印度的垄断贸易每周给英国造成的损失达70，000英镑，给伦敦造成的损失达6，000英镑。[15]为了购买蔗糖，英国每年要比欧洲大陆多支出五百万英镑。[16]梅里威耳说，1838年英国向西印度出口的总值为三百五十万英镑，用这笔钱在那里购买回来的是蔗糖和咖啡。如果这批出口运往古巴和巴西，那买回来的蔗糖和咖啡就要多一倍。这样就有相当于一百七十五万英镑价值的货物“全部白白地丢失了，而英国从中毫无所得。这好比装运这些货物的商船在航行途中沉没了。”[17]在英国消费的每一磅糖，其价格的五分之二为生产成本，另外五分之二作为国家的收入，剩余的五分之一就落入西印度种植园主的腰包。[18]
这种政策一向成为西印度奴隶主“腐朽事业的支柱”，现在该是纠正这种“鼠目寸光”政策的时候了。赫斯基森要求对这样做持慎重态度少他说，“西印度人占有奴隶，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要是使用奴隶劳动进行生产确实比使用自由劳工进行生产所需费用更大，那就更没有理由剥夺他们享有关税保护的权利。”[19]不过，西印度人对此有所误解。“当这个问题到了非考虑不可的时候，国会将把它作为一项紧迫任务，并对它有关的一切情况进行深入调查。”[20]那时，纠正这一政策的时机就会到来，而且为期不远。
急于降低工资的那些资本家们，提出了“早餐免税”的政策。他们认为，对食品强行征收保护税是不公平的，也是愚蠢的。垄断制已经腐朽了，它使所有的人都吃亏。它已经摧毁了从前的庞大殖民帝国。西印度集团完蛋了。“在这间殖民部办公室里，不管在税收方面作出什么样巧妙的安排，都不可能使西印度重新繁荣起来。这里的大多数人也不愿支持西印度的繁荣，这个部里的西印度集团追随者们也不可能真正支持它。”[21]这种保护关税制度就好比是分别关在各个笼子里的猴子，彼此都伸手去偷对方笼子里的盘中物吃，结果每个猴子偷吃到的与它盘中丢失的东西一样多。里卡多劝说种植园主们作出体面的退让。可是，“球已经在滚动了，不管他们作出何等努力都不足以使球停止。”[22]
一些有名的政治家们以前都站在西印度人一边。现在，帕麦斯顿却与种植园主的反对派联合起来了。他认为，“保护关税”这个词应该从一切商业词典上删掉，因为“这项原则对我国十分不利，凡是采用这一原则的国家，其繁荣必然遭到损害。”[23]
关税保护者是站在西印度人的立场上的。拥有土地的谷物巨商与甘蔗种植园主老爷紧密联系起来了。皮尔是一个棉纺和丝织的自由商，又是谷物和蔗糖的保护主义者。西印度的事业得到了本廷克、斯坦利和迪斯累里的大力支持。迪斯累里曾批评说，西印度集团要真是变成了“一群老马”，[24]那么他也是促使其转变的一个。在国会就废除谷物法和平均蔗糖税的问题进行辩论时，他振振有辞，言词锋利，博得听众喝采。但是在他的尖刻发言中，究竟有多少严肃的个人信仰和经济上的哲理呢。因为在1846年以后，当西印度人力图推迟实施食糖自由贸易法这一可怕日子到来时，迪斯累里却转变立场反对起他们来。他说：“在巨大的变革已经产生实际效果以后，我们再也不能抱着保护关税这一破烂不放了。”[25]在《西比尔》杂志上他用一种超然的态度写道，在英国这样一个商业国家，每隔半个世纪就会出现一些新的财源，就会产生一些引人注目的、新的、强有力的阶级。如，在地中海沿岸的商人、西印度的种植园主、东印度的富豪。重商主义还没有灭绝，但是已经奄奄一息了。
西印度人企图阻挡自由贸易的潮流。他们把实行殖民制度看作是“一种默契，……目的是相互进行垄断”。[26]他们声称，垄断并不是对他们的恩赐，而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他们独占国内市场，是殖民制度强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所应给予它的正当报酬。[27]要是在其他情况下，他们是不愿意请求施舍的。由于他们的竞争对手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使他们无法与之竞争，甚至他们的生存也不得不依赖于保护关税。至于说到印度，他们指出，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充足的食物和广阔无边的沃土；那里河道纵横，灌溉便利。而说到巴西，他们则抱怨那里条件优越，巴西人可以获得足够的劳动力来开发肥沃的土地。不管这些殖民地的状况如何，西印度人总是重复关税保护这个腔调。“破产”一直是他们词汇中的头一个单词。它的意思向来“不是指人们的贫困，不是指缺吃少穿，甚至于也不是指人们无缘于财富和豪华，而仅仅是指甘蔗种植数量的缩小”。[28]1833年之前，他们身为奴隶主时，总是要求得到关税保护，以对抗印度自由劳工生产的蔗糖。在1833年以后，他们成为自由劳工的雇主时，也要求得到关税保护，不过是用以对抗巴西和古巴奴隶生产的蔗糖。从前，他们对役使奴隶种植甘蔗的罪恶只是轻描淡写，而今他们却拼命夸大这种罪恶。当他们身为奴隶主时曾极力为奴隶制开脱罪责；如今他们成为自由劳工的雇主后却又在颂扬自由的福音。他们对一切事情总是前后动摇不定，只有一件事情，即在保持自己的垄断地位上，他们却始终坚定如一。
西印度人一直到最后还深受自己目光短浅之苦。他们虽生活在十九世纪，却要求保持他们在十七世纪的地位。要是读一下他们发表的宣言、小册子和演说，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只不过把圣多明各改成了印度、毛里求斯、巴西或者古巴。时代已经变迁，自由已经取代了奴隶制，但是他们的要求却一成不变，他们的谬论依然如故。他们“不断高喊要加强垄断，目的是想补偿垄断本身造成的损害”。[29]结果遭到人们的蔑视和指责。然而，他们毫不在乎。他们有时虽也谈论自由贸易，那是为了反对恢复西印度港口公司的特许状。他们有时也指责国会，“在这样一个进步的时代里还继续推行这种愚蠢和有害的垄断政策，从而直接影响国家的贸易和岁收”。[30]但是总的说来，西印度人对新出现的秩序视而不见，所以内心依然感到喜悦。
要求关税保护，要求得到劳动力，是1746年的口号，也是1846年的口号。要求关税保护是正当的，不给予关税保护不合英国的风尚。为了确保使用自由劳工所进行的试验，实行关税保护是必要的。种植甘蔗需要劳动力。既然解放了黑奴，并助长了他们的惰性，那么只好要求提供契约非洲人，契约印度人，甚至罪犯。有些人因缺乏劳动力陷于绝望之时，竟提出要重开奴隶买卖。[31]
这些人当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格莱斯顿。格莱斯顿不单单是一个西印度人，他还是一位有名的政治家。他具有全面观察问题的能力。他既能言又善辩，而且始终应付自如。他在国会一再为西印度垄断制进行辩护。他的理由是，实行垄断为的是保护自由劳工生产的蔗糖以抵制奴隶生产的蔗糖。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两者的区别甚微，以至无法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同样他也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1836年以后，西印度人要求关税保护的呼声已经减弱，这是由于保护关税已经扩大到东印度的食糖。而东印度食糖没有遇到象西印度食糖所面临的那么多困难和挫折。格莱斯顿深知西印度的事业已经完结。对它们实行的关税保护也不能持久。即使想再延续二十年，也不可能恢复和振兴西印度的种植业。
二、反帝情绪的发展
殖民制度是重商主义时代商业资本家的支柱。在自由贸易的新时代，工业资本家完全不需要殖民地，更不需要西印度的殖民地。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趋势早在工业革命初期已经出现。这种趋势的发展与自由贸易的发展是并驾齐驱的。今天，当整个世界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时，西印度的殖民地却已经衰落了。反对殖民地制度的带头人是科布登。科布登在他研究殖民地弊病的“不朽著作”中，十分赞赏亚当·斯密的著作。在他看来，殖民地问题就是一个花钱问题。殖民地外表上使人眼花缭乱，具有迷惑力，但它是一个费钱的累赘。它所起的作用仅仅是“装饰我们门面的徒有虚表的附属品。但是，实际上，它造成我国在开支费用方面的复杂而浩大，无助于使我国在贸易方面实现平衡”。他认为殖民政策完全是一种“荒谬绝伦的政策”，“它牺牲了我们同面积辽阔而又富饶的新大陆之间的贸易，换来的却是几个小小的岛屿，况且那些岛屿上的土地已经相当贫瘠”。[32]1852年，英国向缅甸宣战，出兵占领了缅甸的南部。科布登对此提出了抗议。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印度之战是如何发生的》。他在文章中建议，“英国应该在《泰晤士报》上刊登广告，招聘具有下列才能的总督，他既能征集到一千英镑的债款，又不因兼并领土而耗尽我国的资财”。[33]
莫尔斯沃思是一位著名的殖民地改革家，他认为，英国的殖民政策完全受‘毫无意义的帝国狂想所驱使”。以南非开普殖民地边疆为例，在那里“丢失了一把斧子和二只羊，……已使英国损失了二、三百万英镑”。澳大利亚是一个“流放犯后裔聚集的地方”，新西兰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那里的总督昏庸无能，官吏声名狼籍，与土著人进行着毫无意义的战争”。南非是“一个广大的，毫无价值的，破费钱财的疆土，其面积超过三十万平方英里，主要是起伏的山峦和干旱的沙漠，还有光秃秃的平原。那里没有水、没有草、没有可通航的河流，没有海湾。一句话，除了需要英国不断大量花钱外，那里什么都没有”。对这些不同类型的殖民地进行管理的，是一位殖民大臣。他“带着想象，越过高山，跨过海洋，来回奔波于世界各地。从北极飞到南极，从白雪皑皑的北美赶到烈日炎炎的赤道，从肥沃的西印度群岛奔驰到南非和澳大利亚干旱的沙漠。世界上任何东西，甚至于爱情，都不能使这位流浪的犹太人停住脚步”。[34]为了保护这些殖民地疆土，英国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把它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运往这些殖民地。这样殖民地要求获得独立的代价也降低了。应该让这些殖民地从殖民部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个殖民部“反复无常，往往用心良苦，但十分软弱，而且无知”。[35]
休姆也是一位激进的政治家。他也加入了攻击“祖国大人的行列”。他要求打破束缚殖民地的枷锁，让它们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并让它们自己掌握自己的事务，而不是把它们悬挂起来，交由唐宁街任意摆布。殖民部实在令人讨厌，应该把它关闭。
托管的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作为自由激进分子的罗巴克，他认为，拒绝把殖民地的管理权交给当地自治政府是由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这一说法是极其虚伪的。历史已经证明，在优等民族迅速发展的情况下，野蛮行为一定要消灭；公正与人道必须服从于不公正然而又是必要的铁的法律。[36]詹姆斯·斯蒂芬是殖民部的常务副大臣，他不会放弃“在我们不幸时刻背上的倒霉的包袱，而且他的决心从未动摇过”。但是像泰勒这样的资本家，以及殖民部的其他官员，他们看到的殖民地不外是“吵吵嚷嚷的议会，愚蠢透顶的总督，传教士和奴隶”。[37]用梅里威耳的话来说，之所以要把殖民地保留下来，“仅仅是为了从统治它们中获得乐趣”。[38]于是，凡是谴责西印度的言论就是正确的言论，凡是破坏西印度的行为就是正当的行为。[39]在绝望的种植园主看来，反对殖民地的联合阵线似乎已经形成了。[40]1838年和1840年两年，牙买加和英属圭亚那的议会连续进行反抗，他们拒绝投票通过拨款。牙买加人喜欢高唱美国革命时的歌曲“扬基之歌”，而不唱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女皇气”。[41]谁在乎这些呢？英国国会已经准备把西印度群岛转让给美国，只收取一点补偿费。罗巴克大声喊道：“牙买加已经沉入海底”，“整个安的列斯群岛都将与牙买加同归于尽”。这些“毫无价值的殖民地”除了战争和耗费开支外，一无是处。他们一直是英帝国“最最致命的累赘”。即使把它们从地球上抹掉，不会损害英国的“一丝力量，一毫财产，一分国力”。[42]
这种观点在当时十分流行。甚至于迪斯累里，这个后来的头号帝国主义分子也受到了这一观点的影响。1846年，他仍然把“被遗弃的安的列斯群岛看作破片碎瓦，而且把它比喻为英国殖民地体系的支离破碎”。[43]六年之后，加拿大又成为英国外交上的一个棘手问题。这些残破的殖民地都是“一钱不值的遗产”，是吊在英国脖子上的石磨。[44]据格莱斯顿说，有关殖民地的事务，十有九件国会是不可能予以重视的，至于剩下的一件得到国会支持，完全因为议员的一时疏忽大意。垄断的时代已经终结，接着而来的是自由贸易者、经济学家和统计员的时代。西印度群岛的光荣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或许三十年以后形势会发生变化。但是，西印度犹如那个摔得粉碎的矮胖玩具人“汉不丁，但不丁”，即使国王派来千军万马也不能使它重新恢复原样。
三、世界食糖产量的増长
1783年之前，英国产糖岛屿所以显得有力量，原因是，在蔗糖生产方面他们没有什么竞争对手。而且，只要他们能够办到，他们就不会允许任何竞争对手存在。他们曾坚决及对塞拉利昂试图引进并种植甘蔗，理由是，这将为“那些在其他地区还未占有殖民地的外国”[45]开一个先例，同时也将损害那些占有西印度殖民地的人们，这正如一个世纪以前，他们曾反对在非洲种植蓝靛一样。[46]在蔗糖贸易中，他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巴西和法属岛屿。古巴的竞争能力由于受到西班牙重商主义的极力排斥而大为削弱。在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之后不久，圣多明各的蔗糖生产突飞猛进，上述情况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巴巴多斯和牙买加发展甘蔗种植业后，欧洲食糖贸易的中心曾由葡萄牙转到英国。而圣多明各甘蔗种植业的发展，使法国得以控制欧洲的蔗糖市场。1715年到1789年，法国由殖民地进口的总额增长了十一倍，法属殖民地的产品向国外再出口增长了十倍。[47]1789年，法国把其殖民地产品的三分之二向波罗的海地区岀口，三分之一向地中海东部地区出口。“正是由于有了圣多明各，法国才使世界贸易发生了有利于它的转化。”[48]
这里仍然是原有的奴隶生产法则在起着作用。圣多明各比任何一个英属殖民地都要大。它的土地比较肥沃，潜力不小，因此生产成本比较低。1788年，枢密院委员会把生产成本的这种差异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
从英国首相威廉·皮特的观点看，生产成本的差异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英国产糖岛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西印度群岛的一套制度已经无利可图。而这种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奴隶贸易“对于大不列颠不仅没有什么好处，……相反却有最大的害处，这种害处比起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49]皮特，他的父亲一向坚定地站在维护西印度人的立场上；他的前任在十年前还能轻而易举地否定了废除奴隶制的请愿，而在他担任首相期间，内阁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皮特的立场则转到了印度方面。
皮特的计划包括这样两个目的：一是借助于印度的蔗糖来重新夺回欧洲的市场；另一个是取得在世界范围内废除奴隶贸易。[50]这样一来就可以搞垮圣多明各。如果不能取得世界范围的废除奴隶贸易，那么英国就单独废除奴隶贸易。法国一向过分依赖英国的奴隶贸易，英国若单方面废除奴隶贸易，就可以使法属殖民地的经济陷于一片混乱。
但是皮特的计划没有实现。他失败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对所有非西印度生产的蔗糖都要课以重税，所以英国根本不可能进口预先计划的那么多印度蔗糖。同时，代表西印度垄断商利益的霍克斯伯利勋爵反对修改“对垄断公司有利”的现行法律。而这些垄断公司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已经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51]霍克斯伯利本人不仅仅是个西印度人，他与英国的贸易界和工业界，特别是利物浦贸易界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提出建议，凡进口外国蔗糖，都必须使用英国货船装运，而且进口的蔗糖只许用于加工提炼和以再出口为目的。这样做，“法国的贸易和海运业就会遭到削弱，而英国的贸易和海运业则会发展。这是一个妙策，它远胜于上个世纪采取的任何一个措施”。[52]要是采纳这个建议，英国就会恢复1660年到1713年它曾独自享有而后来又落到法国人手里的蔗糖贸易。
另一个失败的原因是，法国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反对取消奴隶贸易。[53]三十年后利物浦勋爵称这些国家之所以釆取反对态度是怀有“险恶用心”的。
[54]人们也不难看出皮特的人道主义外衣掩盖着他的政治目的。加斯通—马尔丁是研究奴隶贸易和加勒比殖民地历史的法国著名史学家，他谴责皮特，说他宣传解放奴隶的目的，"显然是以人道主义之名，行挤垮法国贸易之实。”他还认为：这种慈善宣传包含着经济目的。由此足以说明为什么英国会那么慷慨地给法国的废奴主义者捐款，为什么英国废奴主义者克拉克森撰写的反对奴隶制的著作在法国有那么多的法译本。[55]正如拉姆齐所承认的，“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从事非洲贸易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可靠。但是，非洲贸易到后期，对于英国财富积累所作的贡献要小于它对英国对手所作的贡献。”[56]
正值此时，法国大革命助了皮特一臂之力。法国圣多明各的种植园主因害怕革命运动的理想会摧毁奴隶贸易和奴隶制，他们于1791年把圣多明各拱手送给了英国。[57]向风群岛的种植园主也东施效颦。[58]1793年，皮特同意接受这些岛屿，因而爆发了英法之间的战争。英国不断派出远征军，企图从法国人手中，后来又企图从黑人手中夺取这块宝贵的殖民地，但是均未成功。皮特曾对国会保证：“进行这场战争不是为了得到财富和地盘，而是为了我国的安全。”[59]英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使欧洲的联盟事业蒙受损失。英国军事史学家福特斯鸠写道：“战争的头七年，英国显得十分无能，其原因可以说是由于圣多明各这个可怕的名词。”[60]英国力图夺取圣多明各而损失了数千人，耗费了数千英镑，最后还是失败了。但是这个世界糖罐终于在战争过程中被捣毁了，法国殖民地的优越性永远地被粉碎了。“为了这样一个结果”，福特斯鸠写道，“英国的士兵牺牲了生命，英国的财富耗尽了，它的影响削弱了，它的军队在这可怕的六年战争中受到摧残，弄得四分五裂，麻木不仁。”[61]
皮特既想得到圣多明各，又想废除奴隶制，这是根本做不到的。而且也是一个极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如果圣多明各一年不输入四万名黑奴，它早就沉入海底了。皮特要接管这个岛屿，显然表明他不再对废除奴隶制感兴趣了。当然，他自己没有这么说，因为在公众面前，他这类话已经说得太多了。所以他只好继续表态赞成废除奴隶制，但与此同时他却给予奴隶贸易以实际有效的鼓励。他已经不再是1789年到1791年时期的那个皮特了，当时他所作的讲演精采生动，旁征博引，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激情。他的这种转变可以从国会的辩论录和威尔伯福斯的日记中看出来。1792年，威尔伯福斯在日记中，记下了这第一个不祥之兆：“就圣多明各而言，皮特反对关于废除奴隶制的提案。”[62]自此之后，皮特对威尔伯福斯每年一次的废奴提案所作的支持完全是一种敷衍搪塞。有时他表态支持西印度人，有时他拖延提案的讨论，有时他“呆板地站在”威尔伯福斯的立场上，有时他干脆就躲在一旁。在皮特内阁时期，单单英国的奴隶贸易额一项就增加了一倍。[63]而且英国还征服了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这两个产糖殖民地。废奴主义者斯蒂芬痛心地写道：“皮特先生很不幸，他的国家很不幸，整个人类也很不幸。他对解放黑奴的事业缺乏足够的热情；在捍卫他们的斗争中，他未能起到他应该起的作用。他在内阁的表现还不如在议会中的表现。”[64]
自由主义的史学家们说，皮特的言行是出于对雅各宾派的恐惧。其实真正的原因更为简单。作为身居首相这一要职的人，显然不会以人道主义为理由，采取废除奴隶贸易这么一个重大的步骤。首相非同一般老百姓，他是一个政治家。皮特的行动首先出于政治动机，其次才是个人的动机。他对奴隶贸易很感兴趣。他要么在欧洲大量推销印度的蔗糖，或者取消奴隶贸易，从而挤垮圣多明各；要么他干脆把圣多明各夺过来。如果皮特能把圣多明各弄到手，加勒比地区的贸易平衡就可以得到恢复。对失去美国以后的英国来说，能够获得圣多明各将是一个“巨大的补偿”，“也将给英国的海外领地、航运业、贸易业和制造业带来繁荣、兴旺。”[65]而且它还会使英国重新取得对蔗糖、靛蓝、棉花和咖啡的垄断地位，“在随后的几百年，这个岛屿会给工业带来推动力量，整个王国也将有幸领受这种恩惠。”英国和西班牙结成了攻守同盟，“这种友好关系将会长期地阻止法国和美国在新大陆得逞，并且可以有效地保护西班牙宝贵的领土。”[66]要是皮特果真征服了圣多明各，那么奴隶贸易肯定会延续下去，唯有把圣多明各归还法国，奴隶贸易才会作为人道主义问题提出来。
圣多明各的毁灭意味着法国食糖贸易的终结。伊登得意洋洋地写道，并不是所有领事（包括白人或黑人）的命令都能弥补此岛远远不足的人口。然而圣多明各的崩溃并不意味着英属西印度可以因此得救。在加勒比地区又冒出了两个劲敌。其中古巴在蔗糖生产方面后来居上，弥补了国际蔗糖市场由于圣多明各的毁灭所造成的短缺。还有拿破仑，他企图收回这个丢失的岛屿，但未能成功。于是他决心以通过扼杀英国的贸易来达到征服英国的目的。他首先大力支持生产甜菜糖。从此，甜菜糖和蔗糖之间的战争开始了。这期间，古巴和其他中立地区的蔗糖打着美国的旗号，在欧洲市场仍然占有地位。而英国国内却积压着来自英属西印度的大量存货。破产问题成了当时人们议论的一个主题，从1799年到1807年，牙买加有65个甘蔗园被遗弃，有32个为偿还债务而被拍卖。1807年，有关种植园的诉讼案等待审理的就有115件。债务、疾病和死亡也成为岛上人们交谈的话题。[67]1807成立的国会委员会发现，英属西印度种植园主所从事的生产完全是徒劳无益的。1800年，种植园主获得的蔗糖利润为百分之二点五，而到1807年其利润为零。1787年，种植园主每桶蔗糖获得的利润为十九先令六便士；1799年为十先令九便士；1803年为十八先令六便士；1805年为十二先令；1806年利润为零。国会委员会认为，这是西印度蔗糖在国际市场上地位不利所造成的恶果。[68]1806年，英国的剩余蔗糖达到六千吨，[69]生产不得不压缩。为了限制生产，就必须取消奴隶贸易。这些已经达到“饱和的”产糖殖民地每年只要七千名奴隶就够了。[70]只有新的殖民地前程光明急需劳力，而这种情况却必须加以制止。此外，奴隶贸易一旦废除，新殖民地也会变成无法用武之地。这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旧产糖岛上的种植场主会支持废除奴隶贸易的提案。1804年，艾利斯坚决主张奴隶贸易应该继续存在，但只限于在旧殖民地进行。这里再次反映了"饱和的种植园主”和“新兴的种植园主”之间的—场斗争。
拿破仑战争以及他对欧洲的封锁，使废除奴隶贸易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格兰维尔首相问道：“难道他们现在不为手头大量囤积的蔗糖苦恼吗？他们一直找不到新的市场来销售自己的存货，倘若我们还进口蔗糖，那不是更增加他们的苦恼，加速他们的破产吗？”[71]威尔伯福斯感到高兴的是，西印度人的困境不是废除奴隶贸易造成的。事实相反，是这种困境直接导致了奴隶贸易的废除。
如果说废除奴隶贸易是解决种植园主问题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本身也仅仅是临时性的。如同梅里威耳雄辩地指出，如果不输入新的劳动力以取代他们的奴隶，那么西印度群岛，特别是那些新兴的殖民地，要想经受住十九世纪更为激烈的竞争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奴隶贸易的奴隶制……与其说是一个进展，倒不如说是一个倒退。”[72]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甘蔗种植园主的处境并没有比过去有所好转。在蔗糖生产方面，印度始终是一个令人畏惧的竞争对手，而圣多明各这个糖怪已为毛里求斯、古巴和巴西所代替。甘蔗种植后来还扩展到路易斯安纳、澳大利亚、夏威夷和爪哇。甜菜种植继续发展。1848年当法属殖民地甘蔗种植园的奴隶获得自由时，甜菜的生产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后来一直成为欧美国家经济自主的特征。
从1793年到1833年，英国进口的蔗糖增长了一倍。可惜，有关这个时期西印度群岛的材料记载极为缺乏。但是，从1815年到1833年间的材料表明，西印度的蔗糖产量一直保持不变。1815年为3，381，700大桶；1833年为3，351，800大桶。其中1828年的产量最高，为4，068，000大桶。旧殖民地的财力有限，土壤贫瘠，居然还能保持这样的生产水平，这就具有很大意义。从181.3年到1833年，牙买加的蔗糖生产减少了六分之一。安提瓜、尼维斯、多巴哥的出口下降了四分之一以上；圣基茨的出口下降了将近二分之一；圣卢西亚的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圣文森特的出口下降了六分之一；格林纳达的出口几乎下降了八分之一；多米尼加的出口则赂有增加；巴巴多斯的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另外，新殖民地的蔗糖产量有所增长，英属圭亚那增长了二倍半，特立尼达增长了三分之一。[73]
毛里求斯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奴隶生产的规律。1820年毛里求斯对英国的出口比安提瓜还少。到了1833年，它对英国的出口却为安提瓜的四倍多。[74]从1791年到1833年，印度卖给英国的蔗糖增加了二十八倍。[75]国外提供的粗糖不断增多，可以满足英国的制糖业、食糖消费和再出口的需要。新加坡1833年的出口额为1827年出口额的六倍。英国从菲律宾的进口总值增加了三倍；从爪哇的进口总值增加了二十多倍。[76]古巴的蔗糖生产从1775年到1865年增长了四十多倍。[77]英国从巴西的进口，1817年到1831年间增加了七倍，从古巴的进口，1817年到1832年间增加了六倍。[78]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蔗糖生产方面，大种植园比小种植园效率更高。但是种植园的规模要受运输这一因素的制约。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把砍倒的甘蔗及时地运往工厂。在十八世纪初，牙买加有许多大型种植园，其数目超过其他任何一个英属岛屿。但到1753年，那里只存在三个拥有二千英亩土地规模的种植园。在这三个种植园中，甘蔗田的总面积只占全部土地的十分之一。其中最大的一个种植园归菲力普·平诺克所有。这个种植园当初被皮特曼称为牙买加的“展览场”。这个种植园占地2.872英亩，其中只有242英亩地用来种植甘蔗。雇用的奴隶280名，每年生产蔗糖184吨。[79]奴隶解放后，牙买加因缺少劳力，工资不断上涨。而古巴，它的土地广阔，土质肥沃，奴隶数目也多，牙买加自然无法与它抗衡。1837年，古巴修筑了第一条铁路。铁路的发展使古巴的蔗园主得以扩充其种植园，扩大蔗糖生产，并降低成本。这样，牙买加与古巴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不公平。我们已经读到有关1860年以前古巴“巨型”种植园的材料。其中提到的最大的种植园，拥有的土地为11，000英亩，其中甘蔗田占十分之一以上，雇有奴隶866名，每年生产蔗糖2，670吨。[80]
很明显，英属西印度已经丧失了蔗糖生产的垄断地位。1789年他们无力与圣多明各竞争；1820年无力与毛里求斯竞争；1830年无力与巴西竞争；到1840年则无力与古巴竞争。他们走运的日子已经完结了。由于他们的地域有限，无论是使用奴隶劳动还是自由劳动，都无法与那些地域广阔、土质肥沃、潜力很大而且奴隶劳动仍然有效的殖民地进行竞争。仅古巴这个岛就可以把牙买加和所有加勒比海的其他英属岛屿包括进去。巴西的一条大河也可以装得下全部西印度群岛，而且可以通航无阻。印度酿造的兰姆酒甚至可以淹没整个英属西印度群岛。
西印度的蔗糖生产超过了英国国内的需要，这使西印度的形势更加恶化了。过剩的蔗糖，约为总产的百分之二十五，[81]这部分糖需要拿到欧洲市场去出售，这样又要与价格低廉的古巴糖和巴西糖发生竞争。依靠政府的津贴和奖金，这种竞争还可以进行。事实也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西印度的种植园主领取了补贴就可以和英国的一些最大主顾进行竞争。从1824年到1829年，输入汉堡的古巴糖和巴西糖增加了十分之一，而输入普鲁士的古巴糖和巴西糖则增加了一倍。在同一时期，俄国进口的古巴糖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进口的巴西糖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82]这对英国资本家来说，是不可容忍的。1807年蔗糖生产的过剩必然要求废除奴隶贸易，1833年的蔗糖生产过剩则要求解放奴隶。斯坦利是释放奴隶提案的发起人。他发表了这样的见解：“就蔗糖生产的数量而言，我看减少一点不一定是坏事，减少蔗糖生产对殖民地的种植园主未必有害。归根结底，生产总是要减少的。”[83]一个世纪以前，英国人抱怨西印度的蔗糖生产不足，现在他们却抱怨生产过剩了。凭常识可以知道，获得了解放的黑奴除继续留在种植园外，没有别的选择。实际情况是，拿1839年到1842年这几年与1831年到1834年这几年进行比较，牙买加和格林纳达的蔗糖生产下降了二分之一，英属圭亚那下降了五分之二，圣文森特下降了五分之二，特立尼达下降了五分之一。同样，其他岛屿的生产也都有所下降。[84]
在为奴隶解放进行辩护时有人认为，限制生产就是设法使蔗糖的产量与国内销售量相等，这样可以使种植园主“确实”垄断国内市场。这么做是国会的一种策略。总之，要想方设法提高西印度蔗糖的生产成本。1832年特立尼达议会向英国殖民部请求取消每个奴隶交纳岛币一英镑的人头税，遭到了殖民部的拒绝。他们得到的答复是：“此税至关重要，必须照征。奴隶劳动的价格不能太便宜，而应该愈来愈贵。”[85]这时，濒于危机的是垄断制度本身。因为不是别的，正是西印度的垄断制限制了英国与世界蔗糖贸易的全面发展。因此，现在是必须摧毁这种垄断的时候了。1836年对垄断制作了些改革，允许东印度的蔗糖享有同等待遇。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同年实行了均等糖税制。自此以后，英属西印度群岛就被人遗忘了。一直到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后，世界才又记起西印度群岛的存在。当那里受剥削的自由工人起来反抗时，西印度群岛才成为报上的头版新闻。
[1] Merivale, op. cit. , 238-239.
[2] Ibid., 93.
[3] Liverpool Papers, Add. MSS. 38295, f. 102. An anonymous correspondent to Lord Bexley, July, 1823.
[4] C, O. 137/166. Hibbert to Horton, April 2, 1827.
[5] Hansard Third Series, III, 354. Mr. Robinson, March 11, 1831.
[6] Bready, op. cit., 308.
[7] 这是鲍林说的话，但日期已无法査到。
[8] Prentice, op. cit., 308.
[9] Report of a Committee of the Liverpool East India Ass-ociation, appointed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East India Trade (Liverpool, 1822), 21-22.
[10] Z. Macaulay, East and West India Sugar；or a Refutation of the Claims of the West India Colonists to a Protecting Duty on East India Sugar (London, 1823),37.
[11]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1934), X, 771- 772.
[12] Hansard, New Series, I, 424-425,429. May 16,1820.
[13] Ibid., XXII,111,118. March 23,1812. The compliment to Pitt is in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X, 771.
[14] W. Naish, Reasons for using East India Sugar (London, 1828), 12.
[15] Hansard, Third Series, LXXV, 433. Mr. Villiers, June 10,1844.
[16] Ibid., 444.
[17] Merivale, op. cit. ,225.
[18] Ibid., 265.
[19] The Speeches of Huskisson…,II, 198. May 22,1823.
[20] Ibid., III, 146. May 15,1827.
[21] Hansard, Third Series, LXXVII, 1056. Milner Gibson, Feb. 24,1845.
[22] Ibid., Third Series, LXXVII, 1078. Feb. 24,1845.
[23] Hansard, Third Series, GXI,592.May,31,1850.
[24] Ibid., Third Series, XCVI, 123- Feb.4, 1848.
[25] Ibid., Third Series, CXXIV, 1036. March 3, 1853.
[26] Penson, op.cit., 208.
[27] T. Fletcher, Letters in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a Colonies (Liverpool, 1822), 27; Anonymous, Memorandum o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West and East Indies to Great Britain (London, 1823), 30; C.O. 137/140.
议会上院委员会受命调查与牙买加商业和农业状况有关的各项问题的一份报告，调査在此基础上向东印度开放贸易可能产生的后果，以及调査现有食糖出口最大限额的实际情况。(牙买加，1813年)。
[28] K.Bell and W.P.Morrell, Select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830-1860 (Oxford, 1928), 414. Russell to Light, Feb. 15,1840.
[29] Merivale, op.cit., 84.
[30] Hansard, New Series, IV, 947. Marryat, Feb. 28-1821.
[31] Ibid., Third Series,XCIx, 1098,Miles,June 23, 1848; Ibid., 1466.Nugent, June 30,1848.
他们辩解说，非洲人在契约期滴回家乡时,他们还会把文明带回非洲去的。
Ibid., Third Series, LXXXVIII, 91, Hogg, July 27, 1846. On the request for convicts, see Ibid , Third Series, LXXV, 1214. Mr.James, June 21, 1844.
[32]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Richard Cobden (London,1878), 12, 14.
[33] Ibid. ,257.Cobden was prepared to let the United States seize Cuba.-Hansard,Third Series, CXXXII, 429-430. April 4,1854.
[34] Hansard, Third Series, CVI, 942, 951-952, 958. June 26, 1849; Ibid., Third Series, C, 825, July 25,1848.
[35] Ibid,, Third Series, C, 831, 834,849. July 25, 1848.
[36] W.P.Morrell,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in the Age of Peel and Russell (Oxford, 1930), 286.
[37] Bell and Morrell, op.cit., Introduction, pp.xiii, xxiv.
[38] Merivale, op.cit. ,78.
[39] Hansard, XXXIV, 1192. Barham, June 19, 1816.
[40] Addresses and Memorials to His Majesty from the House of Assembly at Jamaica, voted in the years 1821 to 1826,inclusive, and which have been presented to His Majesty by the Island Agent (London, 1828),22.
[41] Hansard, Third Series, XCIX, 872.Seymer, June 19, 1848.
[42] Ibid., Third Series, LXXV, 462.June 10, 1844.
[43] Ibid., Third Series, LXXXVIII, 164. July 28, 1846.
[44] E.L.Woodward, The Age Reform,1815-1870(Oxford,1938), 351.Morrell, op.cit.,519,
他在谈到迪斯累里这些话时，称之为“出奇的轻率之举”，虽然并不清楚他轻率到什么程度。“债务的继承者”，这句话是殖民部泰勒说的。
Bell and Morrell, op.cit., Introduction, P.XXVI.
[45] Penson, op.cit.,209.
[46]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XIII,719.Petition of Jamaica Merchants, Oct. 11, 1692.
[47] A.M. Arnould, De la Balance du Commerce et des Rela-tions Commerciales Extérieures de la France, dans Toutes les Parties du Globe, particuliérement ä la fin du Rëgne de Louis XIV, et au Moment de la Revolution(Paris, 1791), I, 263,326-328.
[48] Hansard, IX, 90-91, Hibbert, March 12, 1807.
[49] Pari. Hist., XXIX, 1147. April 2,1792.
[50] See Chatham Papers, G.D. 8/102.
皮特1787年12月7日致伊登的信说* “我越仔细考虑这件事，就越焦急不安地感到，这件事应该尽快地解决。”皮特拒不考虑暂时中断奴隶贸易，也反对损害以人道和正义原则为基础的整个贸易。奥克兰勋爵威廉的日记与书信集，第一卷，第304页。1788年1月7日，皮特致伊登的信。皮特认为，1788年法国新宪法的有利影响，将会成为“我们解决奴隶贸易问题的一个机会。”
The Manuscripts of J. B. Fortescue Esq. preserved at Dropmore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London,1892-1927), I, 353. Pitt to Crenville, Aug. 29,1788.
[51] Liverpool papers, Add. MSS. 38409, ff. 151. Written probably in 1789.
[52] Ibid., ff. 147-148.
[53] Correspondence, Despatches and other papers of Viscount Castlereagh (London, 1848-1853), XI, 41.Liverpool to Castlereagh, Oct. 2, 1815. See to Liverpool papers, Add. MSS. 38578. F.28. Liverpool to Castlereagh, Nov. 20,1818*
这句话出自西印度群岛一位奴隶主之口，未免可笑。
[54] See Liverpool papers, Add. MSS. 38224, f.118.
英国驻巴黎大使多尔赛特勋爵，1789年5月7日致霍克斯伯里勋爵的信说： “至于对英国人道主义的阿谀，看来不外是想要恭维我们，好让我们保持沉默，同时心里还感到高兴。”詹姆斯·哈里斯爵士从荷兰写来的信说，人道的原则多半不会对荷兰商人发生多少影响，要得到他们的默许不会那么容易。
The Manuscripts of J.B. Fortescue..., Ill, 442-443. Hanis to Grenville, Jan. 4,1788.
[55] Gaston-Martin, La Doctrine Coloniale de la France en 1789 (Cahiers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No. 3, Bordeaux, 1935), 25, 39.
[56] J.Ramsay, An Inquiry into the Effects of Putting a Stop to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London, 1784),24.
[57] Chatham Papers, G.D.8/349.
西印度群岛，有关牙买加和圣多明各的文件。这是圣多明各议会主席德·卡杜塞于1791年10月29日提出的建议。他说，如果必要，可以把在一般情况下认为是叛国的行为说成是正当的。因为，道理很明显，这个提议不可能是“官方”的。他还恳请皮特以政策和人道的名 义接受“公众所表达的意志”。这个提议,在英国并不使人感到意外。1791年5月13日，英国驻巴黎大使报告说，法属殖民地居民纷纷议论要“投入英国的怀抱”。
F.O. 27/36. (Public Record Office). Gower to Grenville.
[58] F.O.27/40.De Curt to Hawkesbury, Dec. 18,1792
德柯请求说，无论从那个方面看，他都应该算是一个英国人。后来，他还正式“以人道的名义及其对英国的效忠”，要求受到保护。
Liverpool Papers, Add.MSS.38228, f.197. Jan. 3, 1793.
[59] Pari. Hist., XXXII, 752. Dundas, Feb.18,1796.
[60] J.W. Fortescue,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London, 1899-1930), IV, Part I, 325.
[61] Ibid.,565.
[62] Wilberforce, Life of Wilberforce, I, 341.
[63] Klingberg, op.cit , 116, quoting Lecky.
[64] Wilberforce, Life of - Wilberforce, II, 225. Stephen to Wilberforce, July, 1797.
[65] Liverpool Papers, Add. MSS. 38227, f. 5. Aug. 7, 1791. An anonymous writer from Jamaica to one Mr. Btickwood,
[66] Chatham Papers,G. D. 8/334.Miscellaneous Papers relating to France, 1784-1795.James Chalmers to Pitt, Dec.24, 1792.
[67] Ragatz, The Fall of the Planter Class ...,308.
[68] H. of C; Sess. Pap. Report on the Commercial State of the West India Colonies, 1807, 4-6; Hansard, IX,98.Hibbert, March 12, 1807.
[69] Hansard, VIII, 238-239. Dec. 30,1806.
[70] ibid. , 985. Hibbert, Feb. 23, 1807.
由于新殖民地需要更多奴隶，1807年至1833年间，以需用家奴服侍主人为由，把旧殖民地的奴隶输往新殖民地。
See Eric Williams, “The Intercolonial Slave Trade after its Abolition in 1807,”/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April, 1942).
[71] Ibid. ,VIII, 658-659. Feb. 5,1807.
[72] Merivale, op. cit. ,303, 313-317.
[73] Ragatz, Statistics... , 20 (Table XVII).
[74] Ibid.,20(Tables XVII, XIX and XX). Antigua, 162, 573 and 115, 932 cwt. ；Mauritius, 155, 247 and 524, 017 cwt.
[75] Ibid. , 20 (TablesXIX and XXI).
从400万磅增至11,100万磅。
[76] Customs 5 (public Record Office), Vols, 16 and 22.
新加坡的出口由500万磅增至3,300万磅；菲律宾的出口由880万磅增至3,250万磅；爪哇由95万磅增至2,170万磅。
[77] J. de la pezuela, Diccionario Geografice, 0 Estadistico, Historico de la Isla de Cuba (Madrid, 1862), I, 59; Anuario Azucarero de Cuba (Habana, 1940), 59.
从 14,500 吨增至 620,000吨。
[78] Customs, 5, Vols. 6,20 and 21.
从巴西进口的蔗糖分别为5,080万磅和36,260万磅；从古巴进口的蔗糖分别为3,550万磅和21,080万磅。
[79] Pitman, The Settlement…of British West India Planta-tions... ,262.
[80] Pezuela, op. cit. ,I, 59.
另一个“巨大的”阿瓦拉种植园共有4,933英亩地，役使600个奴隶，年产蔗糖3,570吨。同上。
[81] Hansard, Third Series, II, 790.Poulett Thomson, Feb. 21, 1831.
[82] 自1830年5月19日以来，提交给商业部的有关英属西印度殖民地商业、金融和政治状况的报吿书，预算和说明。 (H. of c. Sess. Pap. Account and Papers, 1830-1831,IX, No,120)汉堡进口的廉糖从68,798 箱增至75,441箱；普鲁士进口蔗糖从207,801增至415,134箱；俄国进口古巴糖从616,542增至935,395普特(一普特为36磅)，进口巴西糖从331,584 增至415,287普特。
[83] Hansard, Third Series, XVII, 1209, 1211-1212. May 14, 1833.
[84] Burn, op. cit.,367n.
[85] C. O. 295/93, n. d.
这份立法会议的请愿书附在格兰特总督1832年8月29日的电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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