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五章 英国工业与三角贸易


一、用三角贸易的利润进行投资
　　（一）银行业
　　（二）重工业
　　（三）保险业
二、1783年之前英国工业的发展


　　英国从三角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种贸易促进了购买力的提高，从而使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工业的发展需要资金。在十八世纪头七十五年中，除西印度的种植园主和利物浦的奴隶贩子外，还有谁更有能力提供这笔资金呢？在上面我们已经注意到那些在外地主打算在英国购买土地，并利用他们的财富，资助与农业革命相联系的生产大发展。现在我们要追溯一下来自三角贸易的利润如何向英国工业进行投资。种植园主和奴隶贩子提供了建设大型工厂所需的巨大费用的一部分，以满足新的生产过程和新的销售市场的需要。

一、用三角贸易的利润进行投资


　　（一）银行业
　　十八世纪，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设立了许多银行，前者是奴隶买卖的都市，后者是棉纺业中心。这些银行与三角贸易有直接的关系。棉纺织厂的建立需要大量资金，为改善这两座城市之间的变通而开凿运河也需要大笔经费。
　　十八世纪最典型的银行家，是从买卖人发展到贸易商，然后进一步发展成为银行家。在十八世纪，“商人”这个名词所指的范围，在船舶靠岸进行体面的交易之前，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包括贩奴船船长、私掠船船长和奴隶主。利物浦的商人从事各种行业，他们当中有酿酒和卖酒商、有杂货商、有经纪人和银行家等等。有个历史学家写道：“人们会问，这个'等等'还包括哪些人？”[1]这个“等等"尤如海妖发出的歌声，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回荡，在当时它往往指那些与三角贸易有关的人。
　　1773年，海伍徳银行在利物浦开张。它作为一家私人银行，一直存在到1883年。这以后才转卖给利物浦银行。海伍德银行的创建人都是一些财运亨通的商人，后来都被选入了商会。历史学家写道：“他们都有从事非洲贸易的经历。”此外，他们还经营过私掠船。在1752年的非洲贸易一览表里，我们可以找到他们的名字。他们作为一个非洲贸易集团一直存在到1807年。托马斯·帕克是海伍德一家分行，即威廉·格雷格森父子——帕克和莫兰银行的一个高级职员。他的祖父在从事西印度贸易中，是个颇走财运的船长。海伍德银行一个股东的女儿后来嫁给了约翰·格莱斯顿的儿子罗伯逊。他们生下的儿子罗伯逊·格莱斯顿后来在这家银行也谋得了职位，这是当时他们之间交往结合的一个典型事例。1788年，海伍德银行在曼彻斯特大商人的建议下，在该市开设了一个分行。其名称叫做曼彻斯特银行，在以后许多年内素享盛名。在1815年之前，海伍德所有的十四个后嗣中，有十一人成为商人或银行家。
　　托马斯·莱兰在银行界出名较晚，即在十九世纪的初期。然而，早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他已对非洲的奴隶贸易进行了投资。莱兰和他的伙伴是利物浦最活跃的奴隶贩子，他赚得的利润是巨大的。1802年他当上了克拉克斯——罗斯科银行业的大股东。莱兰与罗斯科的合伙，可说是一种古怪的结合。因为前者是十分成功的奴隶贩子，而后者却是奴隶制的坚决反对者。结果，莱兰终于在1807年决定退出去。然后他与从事奴隶买卖的同伙布林斯合股经营。就这样，“莱兰——布林斯”银行隆重地开张了。这家银行前后经营了九十四年，一直是遵守信用光明正大，后来于1901年并入了“南北威尔士有限银行”。[2]
　　海伍德和莱兰银行在十八世纪利物浦银行发展史中，仅仅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家。银行家威廉·格雷格森是奴隶贩子，又兼造船主、私掠船主、保险商和经营缆绳的老板。佛朗西斯·英格拉姆也是一个奴隶贩子。1777年他是非洲公司的股东，同时在一家缆绳公司里拥有股票。他与莱兰和厄尔斯还合伙经营过私掠船。莱兰和厄尔斯两人从奴隶贸易中获得了大量财富，他们的奴隶贸易一直继续到1807年。汉利银行的创建人是理查·汉利，他是一位船长，又兼奴隶贩子。他的妹妹嫁给了一个奴隶贩子。汉利是“利物浦炉边社”的核心人物。加入该社的人员几乎都是船长、奴隶贩子、私掠船主，外加少数大商人。罗伯特·费尔韦瑟也是“利物浦炉边社”的成员。与汉利一样，他也是奴隶贩子、商人和银行家。
　　乔纳斯·博尔德既从事奴隶买卖，又从事西印度贸易。1777年到1807年这三十年期间，他是非洲贸易商公司的成员，而且是个炼糖厂主。与此同时，他还加入了英格拉姆银行。托马斯·弗莱彻原是一个商人兼银行家的学徒。这位商人兼银行家与牙买加有着广泛的贸易联系。弗莱彻后来被提升为合伙股东，并且先后担任了利物浦西印度社的副主席和主席。他去世时留下的资产，其中包括了把牙买加的一个咖啡甘蔗种植园连同奴隶一起抵押后获得的利润。査理·卡尔德威尔银行的创办人查理·卡尔德威尔，是奥尔德姆——卡尔德威尔公司的股东。这家公司主要经营食糖贸易。另一个银行家艾萨克·哈特曼，在西印度群岛拥有种植园。詹姆斯·莫斯也是个银行家，而且是十八世纪著名的共和分子。他在英属圭亚那拥有几个大型甘蔗种植园。[3]
　　上面所讲的是利物浦银行界的情况。布里斯托尔、伦敦和格拉斯哥的情况也大体如此。1789年，布里斯托尔成立了一个反对取消奴隶贸易的有影响的委员会。委员会的主席是威廉·迈尔斯、市参议员多布尼、理查·布赖特、理查·沃恩、约翰·开符和菲力普·普罗塞罗。以上提到的六人都是在布里斯托尔的银行家。开符和多布尼是1786年建立的“新银行”的股东。普罗塞罗是布里斯托尔市银行的股东。威廉·迈尔斯购买了沃恩——帕克老很行的股份，因而成为该银行最大的股东。1794年，他的两个儿子也在银行界出名，从此许多人就把这家银行称做“迈尔斯家的银行”，这个银行历史悠久，业务兴隆。
　　关于伦敦的银行界，只需要提一下巴克利家族就够了。这个教友会家族有两个成员，大卫和亚历山大。他们在1756年就已从事奴隶贸易。大卫的发迹全靠在美国和西印度的贸易，他是当时最有势力的商人之一。他父亲在奇普赛德有一座住宅，是伦敦市当时最壮丽豪华的建筑之一，连皇室贵族也经常光临这座住宅。大卫不但是个奴隶贩子，而且他在牙买加实际上拥有一大片种植园。据说，他已经让他在牙买加的奴隶获得自由，而且他在生前已认识到“黑皮肤里面也包裹着一颗充满激情和愿望的心灵。他们进取的能力不亚于最高傲的白人。”也和其他各个企业之间互相结成姻亲一样，巴克利家族与银行之家的格尼和弗里姆结成姻亲为的是把教友会的财富保留在教友会的教友手里。由于这种结合，巴克利开办的银行欣欣向荣，它后来的发展规模，已经超出本书所论述的范围。[4]
　　格拉斯哥银行业的兴起，与三角贸易有着直接的关系。该市的第一个正规银行，于1750年开张营业。这家银行起名“船舶银行”。安德鲁·布坎南，格拉斯哥的烟草大王，是它最早的股东之一。另外一个银行家就是上面提到的威廉·麦克道尔。他与圣基茨甘蔗种植园女继承人的邂逅相遇，给他的家庭和格拉斯哥带来了财富。该市的第三个银行家是亚历山大·豪斯顿。他是全市最大的西印度贸易商之一。他拥有的亚历山大·豪斯顿公司，是英国最大的西印度公司之一。这个公司之所以得到大发展，主要是仰仗那两个苏格兰官员和他们娶的西印度新娘带到格拉斯哥来的财富。在七十五年里，这个公司进行了巨额贸易，它拥有大批船只和众多的甘蔗种植园。在宣布废除奴隶贸易之前，这家公司乘机搞了一次投机，买进了大批黑奴。但是废奴议案没有通过。而买进的这批黑奴要吃饭、要穿衣；奴隶的价格猛跌，加上疾病造成黑奴成百成百地死亡。结果这家公司终于在1795年宣告破产。这是格拉斯哥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的最大的金融灾难。
　　“船舶银行”的发展促进了其他银行的建立。阿姆士银行也在1750年建立，它的一个主要成员是安德鲁·科克伦，也是烟草大王。接着1761年建立了西斯尔银行。这是一个贵族银行，它的营业对象，主要是富有的西印度商人。约翰·格拉斯福特经手大量的生意，同时又拥有二十五艘船和货物，他每年的营业额超过五十万英镑。[5]
　　（二）重工业
　　重工业对于工业革命的进程和三角贸易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某些冶金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也直接来自于三角贸易。
　　詹姆斯·瓦特和他发明的蒸汽机就是得到了西印度贸易积累起来的资本的资助。博尔顿和瓦特得到洛、维尔、威廉斯和詹宁斯的贷款，后来又得到威廉士·迪肯斯银行的贷款。1778年正值美国革命时期，瓦特因西印度的船队有被法国劫走的危险而深感焦虑时，博尔顿却充满希望地写信对他说：“即使在这种危急时刻，我也相信洛、相信维尔公司能转危为安。西印度船队若果真能避开法国舰队而安全到达目的地，……那关键是在于他们拥有蒸汽机。”[6]果然蒸汽机的运用使银行免于破产，这个珍贵的发明也安全无恙。最早认识到蒸汽机的重要意义的是种植园主。1783年博尔顿又给瓦特写信：“……彭南特先生，他为人十分和气、友善，他在牙买加拥有巨大的田产，一年的收入可达一万到一万二千英镑。此外，盖尔先生、比斯顿·郎恩先生，在那里也拥有一些大甘蔗种植园，他们盼望能用蒸汽机代替马匹。”[7]
　　十八世纪有名的五金商人安东尼·培根，也与三角贸易有密切关系。他的一个合股者，吉尔伯特·弗兰克林，就是西印度的种植园主。在给普拉维市议会议长阁下写信时，吉尔伯特多次强调，法国正处在革命时期，与法国作战，对夺取其产糖殖民地圣多明各，是个重要时机。和其他商人一样，培根也参与非洲的冒险生意。起初他为海岸守备队提供给养，发了大财，后来又与政府订立合同，定期向西印度群岛提供健壮的奴隶。1768年到1776年期间，仅贩卖奴隶一项，他就赚得了67,000英镑。1765年，他在默瑟蒂维办起了炼铁厂。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这个厂由于接受了政府的定货合同，因而得到迅速发展。1776年，他在西法沙又建立了一座化炼炉。这座化炼炉所需的生铁是从怀特黑文进口的。而培根早在1740年就参与投资修建怀特黑文港口。
　　此外，培根还从英国政府的大炮定货中赚了一大笔钱。1782年，在他退休时，他已经拥有一个名符其实的钢铁王国。他在西法沙的炼铁厂后来租让给克劳赛，每年的固定租金为10,000英镑。克劳赛本人从西法沙炼铁厂也赚到了一笔钱。培根还把彭尼达林炼铁厂卖给霍姆弗莱；把道莱斯铁厂卖给刘易斯；把普利茅斯铁厂卖给希尔。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霍姆弗莱，他曾改进化铁炉的搅炼技术。培根接受的政府军火定货单也转到了卡伦手中。而卡伦又是罗巴克的继承人。有人说，培根自己承认他是“大走红运的人”，这是毫不奇怪的。[8]
　　威廉·贝克福特在1753年已经是个精明的五金商人。1792年，他开办了桑克利夫炼铁厂。该厂的一部分资金是剃刀制造商亨利·朗顿提供的。朗顿的叔父是设菲尔徳的西印度商人。他曾从叔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00英镑的遗产。
　　（三）保险业
　　在整个十八世纪，奴隶贸易是利润最大的贸易，西印度的财产是英帝国最有价值的财产。所以，三角贸易对刚刚兴起的保险公司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劳埃德这个地方，原先只是一个咖啡仓库，在早期伦敦报纸所刊登的奴隶逃亡广告上，常常指定把抓获的逃亡奴隶送到劳埃德。
　　最早提到劳埃德保险公司的，是1692年拍卖三条船的广告。要拍卖的这三条船已经办妥了开往巴巴多斯和弗吉尼亚的手续。1720年，劳埃德在它空想的计划中，唯一保险过的业务是与巴巴利和非洲有关的贸易。研究火灾保险史的莱尔顿说，西印度的火灾保险业是在劳埃德办理的，它的业务很早就开始了。劳埃徳公司也跟其他保险公司一样，办理奴隶和运奴船的保险业。它热衷于对诸如“自然死亡”和“海上遇难”的事件作出合乎法律的裁决。这家公司大力捐助社会上的侠义之士以及从事贸易的船长，如利物浦的船长就是得到捐助的一个。这位船长成功地击退了法国的炮舰，保护了利物浦的商船安全地从非洲开往英属圭亚那。劳埃德公司首任经理的第三个儿子约翰·贝内特，是1833年劳埃德公司在安提瓜的代理人。他父亲的肖像，最近在西印度群岛第一次被人们找到。在劳埃德公司的悠久历史中，约瑟·马尔耶特，一个西印度的种植园主，是它最杰出的董事长之一。1810年，约瑟在众议院里击败了另一家公司的竞争，卓有成效地捍卫了劳埃德经办船队保险业的垄断地位。他的对手也是一个西印度人，而且是赫赫有名的卡迪奈尔·曼丁的父亲。[9]马尔耶特本人在特立尼达和牙买加拥有391个奴隶，为此他在1837年获得15,000英镑的补偿金。[10]
　　1782年，西印度蔗园主集团发起创办了另一个保险公司——福尼克斯。这是在西印度建立的第一个国外分公司。1820年，利物浦保险商协会成立，协会主席就是著名的西印度贸易商约翰·格莱斯顿。

二、1783年之前英国工业的发展


　　阿培·雷纳尔是当时最进步的人士之一。他的知识渊博，而且与法国的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正是他看出了人们在西印度的劳动“是引起社会迅速变动的主要原因”。[11]事实正是如此。三角贸易对于英国的工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英国的整个生产系统主要得益于来自三角贸易的利润。这里举出三个例子足可说明。一个是利用石板工业的威尔士彭林勋爵，他改进了屋顶建筑材料。他在自己的卡纳冯郡庄园里，采用了新的生产工序。正如我们所知，他在牙买加拥有甘蔗种植园，他在十八世纪末还担任了西印度委员会的主席；一个是约瑟·桑达斯，联结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英国第一条铁路就是他经办的。关于约瑟·桑达斯，我们知道得很少。但是，他在1824年退出利物浦反奴协会，这件事至关重要，它至少表明约瑟不愿意排挤甘蔗种植园主；最后一个例子，是与上面提到的铁路工程有密切联系的另外三个人，他们是利物浦的盖斯科因将军、约翰·格莱斯顿和约翰·莫斯。[12]其中盖斯科因将军是西印度集团的坚决支持者。布里斯托尔的西印度集团在建造西部大铁路过程中，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3]
　　然而，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仅仅是三角贸易对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英国国内市场的扩大，工业利润的再投资，资本的不断积累和不断扩大再生产，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英国工业的发展，最初是为重商主义所激励，它发展起来后反过来压倒重商主义，最终又把重商主义打得粉碎。
　　1783年，事情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出，蒸汽机的潜力已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这年有66台蒸汽机已经投入生产，其中三分之二使用于矿业和铸造业。[14]由于蒸汽机的使用，改进了采煤方法，从而大大促进了制铁工业的发展。1740年到1788年间，生铁产量提高了四倍，高炉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半。[15]这时期铁桥和铁路出现了，卡伦制铁厂建成了。威尔金森已成为著名的“生铁贸易之父”。棉纺织业，这个工业革命皇后也很快釆用了这一新的创造发明，从而摆脱了从前受到的那种传统的和行会的束缚。这种束缚曾经阻碍了棉纺业的老对手——毛纺业的发展。自由竞争作为一种正统的经济理论写入教科书之前，早已在新的工业中实行。多轴纺纱机、水动机、纺织机的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使工业生产出现了持续发展的趋势。从1700年到1780年，进口的原棉增加了三倍多，出口的纺织品则增加了十五倍。[16]从1757年到1773年，曼彻斯特的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倍半。[17]从事纺织业的人口在1750年到1785年间增加了三倍。不但重工业，就是棉纺织业也都在聚集力量，准备向垄断制度进行冲击。因为垄断制度多年来使上述两种工业得不到发展，甚至难以存在，而1783年到1850年这个时期，这两种工业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在扩大生产这股春风的推动下，英国的整个经济得到大发展。如，斯塔福郡的陶器生产，1725-1777年间，以价值计算，增长了五倍。[18]由英国港口开出的船只吨位数在1700年到1781年增长了一倍多。英国的进口从1715年到1775年增加四倍。其出口从1700年到1771年增加了二倍。[19]1783年，英国的工业受到重商主义的束缚，就象格列佛在小人国被小人捆绑起来一样。
　　十八世纪有两位杰出的人物，亚当·斯密教授和种植园主托马斯·杰弗逊。他们目睹了而且正确评价了这场必然要发生的斗争。
　　当在美洲新大陆建立第一批殖民地的时候，亚当·斯密就谴责这一行动是愚蠢的、非正义的。他反对作为殖民主义基础的报个垄断制度，理由是，垄断制度不仅束缚英国的，而且也束缚殖民地的生产力。如果英国工业有所发展的话，那并不是实行垄断制的结果，相反是抛弃垄断制的结果。垄断不过意味着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以满足少数人的利益；牺牲国内用户的利益，以满足殖民地生产者的利益。不准在殖民地制造商品的禁令，在亚当·斯密看来，“是对最神圣的天赋人权的一种明目张胆的侵犯，……是毫无道理的把奴隶制的标志粗暴地强加在他们身上，这一切都是出于本国贸易商和制造商那种莫明其妙的忌妒心理。”英国从与周围邻国的贸易中积累起来的资木，被迫用来发展与遥远地区国家的贸易；本来可以用来改善国内交通，发展生产，扩大英国贸易的资金，却花在鼓励与那些遥远的地区发展贸易方面。而英国在这些地区除了亏损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外，什么也得不到。对于一个其政府为商人所左右的国家来说，倒是一种相称的制度。
　　《国民财富》一书是美国革命在哲学上的先声。二者都产生于同一个原由，即当时的重商主义制度阻挠了英国及其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亚当·斯密这一著作所起的作用，就是在思想领域鞭挞这个“卑鄙、可恶、而又自私”的[20]制度，而乔治·华盛顿指挥的军队，则在美国战场上给予这个制度以致命的打击。



[1] Hughes, op. cit., 56-57, 217.

[2] Hughes, op. cit., 170-174.
　　1799年，利兰拥有四艘贩奴船，这一年共运载了1,641个奴隶。 Donnan, op. cit„ II, 646-649.

[3] Hughes, op. cit., 74-79, 84-85, 107-108, III, 133, 138- 141, 162, 165-166, 196-198, 220-221. For the Earles see Bots-ford, op. cit., 123；Bourne, op. cit.t II, 64.
　　1799年厄尔斯家族拥有三艘贩奴船，这一年运载了969个奴隶；1798年，英格拉姆拥有三艘贩奴船，运载了1,005个奴隶；1799年，博尔德拥有二艘贩奴船，运载了539个奴隶。Dorman, op. cit., II, 642-649.

[4] C. W. Barclay, A History of the Barclay Family (Lon-don, 1924-1934), III, 235, 242-243, 246-247, 249, Gary, op. cit., 194, 221, 455, 506； Bourne, op. cit., II, 134-135；Botsford, op. cit., 120-121, 295.
　　伦敦另一家与奴隶贸易有联系的、享有盛名的银行是巴林银行。 Gary, op. cit., 506.

[5] Eyre-Todd, op. cit., Ill, 151, 218-220, 245, 372, J. Buchanan, Banking in Glasgow during the Olden Time (Glasgow, 1862), 5-6, 17, 23-26, 30-34.

[6] J. Lord, Capital and Steam-Power, 1750-1850 (London, 1923), 113.

[7] Ibid., 192.

[8] Namier, “Antony Bacon …”25-27, 32, 39, 41, 43, Ash-ton, op. cit., 52, 136; 241-242; J. H. Clapham,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The Early Railway Age, 1820-1850 (Cambridge, 1930), 187-188.

[9] Wright and Fayle, op. cit„ 19, 91, 151, 212, 218-219, 243, 293, 327.
　　可以与劳埃德的名字相提并论的另一些知名人士为巴林，废奴主义者理査·桑顿和扎卡里·麦考利。同上，第196-197页。

[10] H. of C. Sess. Pap., 1837-8, Vol, 48. The exact figure was £ 15,095.4.4 (pp. 12, 165, 169).

[11] Callender, op. cit., 78-79.

[12] See Hansard, VI 919.
　　盖斯科因反对在英国同拿破仑战争期间所征服的新殖民地禁止奴隶贸易，他认为那样做是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
　　For Gladstone, see Francis, op. cit.t I, 123; F. S. Williams, Our Iron Roads： their History,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s (London, 1852), 323-324, 337. For Moss, see Francis, op, cit., I, 123; Hughes, op. cit., 197-198.

[13] V. Sommerfield, English Railways, their Beginnings, Development and Personalities (London, 1937), 34-38; Latimer, Annals of Brist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II, 189-190.
　　其中三位董事与西印度群岛有关系，并捐助了217,500英镑中的 51,800英镑。

[14] Lord, op. cit.t 166.

[15] Scrivenor, op. cit., 86-87.
　　1740年炼89炉，出铁17,350吨; 1788年，炼85炉，出铁68,300 吨。

[16] Wheeler, op. cit., 148，170.
　　进口货由1,985,868磅増至6,700,000磅；出口值由23,253英镑, 增至355,060英镑。

[17] W. T. Jackma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1916), H, 514 n. From 19,837 to 27,246.

[18] Lord, op. cit., 143.

[19] Mantoux, op. cit., 102-103.

[20] Ibid., 577.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