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六章 工人阶级再次大步向前迈进
1．新工会运动
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复活和政治觉悟的日益提高，只不过是日后获得惊人丰收的80年代的播种工作的一部分。这种社会主义思想的复活和工人政治觉悟的提高与这时开始萌芽的新精神和新观点是分不开的。这种新精神把工会运动从绝望的困境里挽救出来，并赋予它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群众力量。
1871—1872年的经济繁荣时期，工会组织有了显著的发展，许多新工会诞生了，旧工会也扩大了，看来工会组织似乎已在社会上赢得了合法的地位。可是正当“混合”派工会的领袖们感觉到他们的好运“到来”的时候，一连串的经济危机开始了，雇主们在工资和工作时间问题上向工人发动了凶猛的进攻。大多数的工会都是由熟练技术工人和就业比较稳定的工人组成的，这些工会由于支付失业救济金和互助金，弄得资财耗竭，常常负债累累。这种情况对于新成立的工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从1872至1885年中，成立不久随即垮台的工会至少有320个之多。另一方面，老的行业工会如石工、木工和翻砂工人工会，差不多成了一种病残丧葬的福利会社。它们甚至对抗议削减工资或增加工作时间的这类罢工也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老一辈的工会领袖们已经受了资本家的经济和政治观念的腐蚀，大多缺乏积极的政策，不能像时代所迫切要求的那样使他们的组织壮大起来，重新取得力量。全国也没有一个真正的领导机构。“全国职工大会”把许多时间浪费在讨论细微的社会改革问题上，同时各工会本位主义的私心极为严重。由于技术变革和争抢工作，各工会之间常常发生下流的争吵。
某些企业中的工人对雇主的进攻曾给予顽强的反击，但结果都是失败的多。1878年，兰开夏的纺织厂主们要求该地的25万纺织工人削减工资10％，工人罢工达10个星期，最后还是接受了厂主的条件。从伦敦开始，后来成为他们在全国力量的一个考验的石工的斗争，最终亦归失败。同年，克莱德赛德的机器工人为维持每日九小时工作制，罢工两个月，结果还是让步了。在英格兰，“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在好几个大工业中心进行了顽强的罢工斗争，反对雇主延长工作时间的企图，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取得了胜利。该协会把1879年看作是他们“生命中最黑暗的年代”，在这一年中他们在罢工中支出的金额等于以前26年来开销的总和。（J．B．杰弗里斯著《机器工人》，第96—97页。）
在煤矿区里（工人的数目和生产量35年来增加了一倍），矿工们现在进入一个沮丧的时期。他们虽然“似乎在好几个郡中都有巩固的工会组织，另外还有两个全国性的机构，一个在经济斗争中领导互相支持（‘混合矿工联合会’），一个从事工业立法和政治斗争（‘全国矿工工会’）。但不到几年，一个已经寿终正寝了，另一个也是奄奄一息。”（R．P．阿诺特著《矿工》第1卷，第56页。）70年代中期，诺森伯兰、杜兰郡和约克郡各工人协会都采取了按煤价支付工资的办法。这种计薪制度以及他们工资的削减都是在1873年和1875年雇主们举行同盟闭厂之后强加在南威尔士工人身上的。1879年杜兰郡工人在罢工失败后，也被迫接受了一个更不利的煤价计算制度。到了1880年，采矿企业中的工会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混合矿工联合会”在前一年就消失了，“约克郡工人协会”也几乎不存在了，兰开夏被分裂成20多个地方工会。现在支持“全国矿工工会”的仅仅有诺森伯兰、杜兰郡和约克郡。矿工的境遇非常悲惨，拿诺森伯兰的矿工来说，他们的工资只抵得上他们7年前工资的一半。进入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并未见好转。但在这些年月中，工人们慢慢滋生了采取新战术和成立全国机构的欲望，虽然保守思想和怕较弱地区拖累较强地区的思想使他们踌躇不决。可是这种欲望是以后重要发展的萌芽。
这个巨大的运动高潮转变了全国工会的面貌，它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来源就是低工资和普通的非熟练工人——主要是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他们以前是被视为无法组织的，但现在他们组成了一个强大和比较稳定的团体。无法组织的看法显然是过时了。第二是来自如矿业这种有长期工会组织的企业（这些部门的不景气已使工人们清楚看到旧政策的软弱无力），和那些由于技术改进和人数的增加使得同业工会的老观念显然已不适用的企业。
在与新政策发展有关系的有组织的工会运动者中，由年轻的技术工人像机器工人汤姆·曼恩、约翰·伯恩斯和佛雷德·哈米耳所组成的集团占着重要的地位。他们的集团虽小，可是影响很大。他们批判了旧政策，恰如我们所知，他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及时地向工人提出正确的方案、才不根据雇主们的“正统经济学”看问题。不同于束缚和破坏了旧同业工会组织的那种狭隘的自私自利，他们是以阶级团结为基础的。他们积极地从事发动一个工会运动，这个运动不特包括几十万技术工人，并且还要包括迄今尚未组织起来的数百万半熟练和不熟练工人。
为了发动这数百万工人，他们提出了两个在工人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口号，虽然，老板们大嚷大叫说他们这种作法将引致经济崩溃。他们要求政府通过一条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同时不论雇主们获得到利润多少，必须规定一个最低工资。他们的这种政策，不仅空前地在会员数目上增加了工会的力量，并提高了他们的认识和思想水平。两项要求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限制工作时间。这将使数百万普通工人从一贯加班加点摧残身体的劳累中解救出来。延长工作时间的现象当时仍然存在于许多用极低工资剥削工人的工厂、临时工和一些雇主利用人力过剩和失业威胁有计划加班加点的工厂中。
马克思早在20年前就讲到工厂工人们从他们于1848年赢得的“十小时工作制法令”中获得的巨大的“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非常良好的后果”。（183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59页。）缩短工作时间，不仅直接改善了工人生活状况，而且对今后提高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水平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再说，与个别工会赢得的限制工作时间不同，要想在全国各行各业中对工作时间实行限制，必须要有“立法上的干涉”，而这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获得。马克思在谈到“十小时工作制法令”时就说过：“而这种干涉没有工人方面的经常压力又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无论如何，限制工作日这层永远也不能通过工人和资本家同的私人协商办法达到。一种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本身证明出，在其纯经济的行动上，资本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工资、价格和利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423页。）
在这件事情中，日益增长的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之间有了重要的联系：我们已经看到，争取工人阶级政治独立的先锋们，如基尔·哈第，就把八小时工作制列为他们的中心口号。
八小时工作运动除了这些主要特点外，具有历史重要意义的是它把大不列顺的这个真正的群众性运动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际工人运动。自从“国际工人协会”在60年代达到全盛时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美国工人在内战后不久就展开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到了80年代中期斗争更加热烈，1886年5月1日，全国举行了罢工来支援这个运动。欧洲也响应了，并恢复了国际工会的联系。“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议决案鼓舞了1889年的巴黎代表大会，使它重行组织了“工人国际”，并发出了在189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全世界以“八小时工作日”为中心口号举行示威的号召。
为了在阶级基础上推动工会来从事这个广泛的激励人心的斗争，曼恩、伯恩斯和他们的同伴们不知疲倦地声嘶力竭地进行宣传。曼恩在1886年的一本小册子中写道：
“你们对你们工会组织的那种半心半意的斗争究竟要忍耐到几时？我不否认工会在过去作出过良好的成绩。可是，请问它们现在干了什么？所有的工会都拥有大批失业人员，虽然各行业的工作非常忙。大工会唯一的政策，就是竭力维持工资不使它下降。往日工会运动者的‘进取’政策似乎完全被人遗忘了。的确，今日通常看见的工会运动者都是迂腐的知识分子，他们要不麻木不仁得叫人感到绝望，要不就是支持那正中资本家下怀的政策……我自己也在担任工会工作，我坦白的承认，除非它目前能振作精神采取积极的政策，否则我将不得不认为继续把时间化在吵吵嚷嚷无聊的琐事上是一种无谓的精力耗费。我相信有好几千人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因此在8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工人阶级中——不论是有组织的或是没有组织的——正在酝酿着一种新的战斗精神。第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是由伦敦直到当时还没有组织起来的不熟练工人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进行的。1888年遭受残酷剥削的布莱恩特和梅火柴厂的女工所举行的罢工震动了全国。先是具赞特夫人在7月号的《链环》上揭露了她们骇人听闻的工作条件，接着出人意料地这700名女工举行了罢工。具赞特夫人和另一个社会主义者赫伯特·伯罗斯，一位政府文官，立刻把她们组织起来，并向深恸于她们贫病交集的生活的公众募集了400镑。“伦敦各业理事会”为女工们进行交涉，得到了胜利解决。可是这次的胜利并没有立即引起进一步的行动。
第二年春天，比较大的工会投入了行动。坎宁城“社会民主同盟”支部书记、煤气工人魏尔·桑恩（他后来做了将近40年的西哈姆的国会议员）决定在每日劳累12到18小时的“煤气焦炭公司”的加煤工人中组织一个工会，为他们争取八小时工作日。他们举行了一个大会，1889年3月31日早晨，一个“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煤气工人和普通劳动者全国工会”成立了——后来改名为“全国普通工人和市政工人工会”。在那一天之内参加的人数就达800人，所缴纳的入会费的先令都要用大桶来装。桑恩后来写道：
“大会的消息好似燎原之火，迅速地传播开来。在坎宁城、巴尔金、东哈姆和西哈姆的啤酒店、工厂和车间里，每个人都在谈论它。每个星期天我们从巴尔金路144号我们的大本营出发，去鼓动其他煤气厂的工人。每次总有20来车工人参加这种星期日远征。这种作法很受群众的欢迎。大家热情高涨，不到两个星期，我们会员人数增到3，000名以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工人像他们那样积极。一连有好几个月，伦敦沸腾了。全国报纸都报导了我们的活动。我一直记着第一次大会上向群众所作的保证。为了‘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不久我们就获得了胜利。”
一面是工人声势浩大的罢工威胁，另一方面是新兴的电灯的竞争，煤气公司未经斗争就投降了。“煤气和焦炭公司”接受了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随后几个月，许多外地的煤气厂也这样做了。这种鼓舞了伦敦工人的团结和信心的巨大浪涛传到全国各地。在许多地方纷纷成立了煤气工人工会或分会，各种各样的不熟练的和没有组织的工人都参加了进来。这些工会组织的发起人往往是马克思主义者，新工会的地方工会组织者大多数都是“社会民主同盟”或“社会主义联盟”的盟员。新工会现在已经成为英国的一种力量了。艾琳诺娜·马克思是工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她曾经领导过银镇工厂女工的罢工。会章和章程都是由埃夫林起草的。
情况开始转变了。在伦敦东部的“那个困苦的深渊里”重新露出了希望。在这个世界最大的海港，每天倾泻来自世界各地的货物。但是这里的码头工人衣衫褴褛，为了争抢工作他们常常打架，常常在赚到了几个铜币以后——每小时为4便士或5便士——就马上丢下工作去买点食物充饥。火柴女工（许多女工原是他们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和煤气厂加煤工人（加煤工人在忙季里便到码头上来和他们一起工作）的胜利给他们指出了道路。有两年之久，本·提累特（他当过马戏团里的小厮、鞋匠、水手，这时在做仓库管理工人。他曾经组织了“茶桶和普通工人协会”。）在进行罢工的组织工作。同时社会主义者不断地在码头上进行鼓动宣传。于是，突然问码头工人的斗争暴发了。卷入斗争的“西南印度码头”的工人邀请提累特来领导他们。
他这时已经与社会主义者有了接触，于是他立刻请来了汤姆·曼恩。正如提累特后来写的：“汤姆·曼恩这个伟大的巨人拿出了他的全副魄力和勇气，投入到这个工作中来。”（提累特著《回忆和威想》）领导这次斗争的还有“社会民主同盟”的约翰·伯恩斯，码头搬运工人的领导者吉姆·图米，熟练工人哈里·奥贝尔则在提耳伯雷领导这次运动，艾琳诺娜·马克思做秘书工作，钱皮恩负责宣传联络工作，及时向工人群众报导社会舆论。社会人士以极大的同情注视着这个反抗贫困的斗争。
这个罢工不久就席卷了泰晤士河两岸，参加罢工的有3万名码头工人和3万多其他工种的工人。各工种之间的隔阂，尤其是有组织工人和无组织工人之间的隔阂消除了。码头搬运工人和驳船卸货工人早已有了坚强的工会，他们也加入了这次罢工。50英里长的码头上散布着16，000名罢工纠察员。成千的饥饿的工人领到了救济券。每天都有带着乐队，捐着旗帜的庞大的游行队伍。领袖们用热情的演说鼓舞在塔山举行集会的群众。全世界的人都对罢工工人怀着深厚的同情。在50，000镑捐款中，其中有30，000镑是当罢工运动最困难的时期，饥饿的工人精疲力竭将要不能支持的时候从澳大利亚电汇来的。
下列这一段描写罢工工人打着从各互助会和行业工会借来的旗帜，通过伦敦城的游行的文字，清楚地反映了泰晤士河边各行业工人团结一致的情况。
“参加游行的有魁梧的码头搬运工人、驳船卸货工人、漆船工、水手、加煤夫、装配工、刮工、船机工人、造船工。永久会员打扮得很庄重，候补会员也穿得干干净净和永久会员一样。有的在他们褪色的青绿衣服上打着五颜六色的补钉，一望而知他们是临时散工。‘森林工人和鸾风之子’会员披着华丽的肩巾。一队曾获得杜格特奖的壮健的水手们穿着长长的大红上衣，粉红长袜，戴着丝绒帽子，胸前配着巨大的合金徽章，骄傲地在队伍中走着。运煤工人在车上用末端系有囊袋的竿子钓取铜元。结实的水手坐在装有车轮的小船里。轮船底货搬运工人正在吃力地旋转着一个空篮。‘海王’坐在车内，穿着灿烂华丽的长袍，披着鬈曲的垂发……”（H.卢埃林·史密斯和V．纳希著《码头工人罢工史话》，1889年。）
经过了一切希望、热情、斗争和勇于牺牲精神（这些是这次对不可容忍的贫穷所进行的斗争的力量的泉源）都遭到蹂躏的黑暗时期以后，工人们又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可以用“码头工人赢来的银光闪闪的6便士圆角子”来象征。
宪章运动的老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写道：“这次伦敦东头伟大的反抗斗争是过去所有罢工、停工、闭厂都不能望共项背的。……自从宪章运动达到最高峰的全盛时期以来，我还没有看到过任何运动，它的重要性和利害影响能与1889年的伟大斗争相比拟的。”而英国整个的工人阶级都有此同感。
可是泰晤士河畔的胜利不仅仅是一件令人喜悦的事。这个众所喝目的斗争证实了新工会运动者提出的两大真理：第一，即不论“老顽固们”怎么说，不熟练工人可以组织起来，并且可以将巨大的罢工运动坚持到底。第二，旧政策只能将人们引向灾难，而新政策不但赢得眼前的利益，而且大大提高了工人的士气，在人数上增加了工会的力量。
东伦敦的榜样，带动了全国各地的新力量。一年之内，英国工会会员的数目就增加了一倍以上——从1889年的86万人增加到1890年的近乎200万人。
我们不能在这里一一详细报道1889年以后几年中的激昂的斗争。几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动起来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以前从来没有好好的组织起来的工人——例如女工，职员，店员，运输和水边企业中的工人；新的食品、服装、家具业的工人；以及曾经一度有过组织、但在经济萧条中瓦解的工人如某些建筑工和矿工；此外还有新兴工业如炼钢和电器工人——都纷纷组织了新工会或加入旧工会。今日许多知名的工会和各业理事会都是在1888年到1892年这段时间中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各业理事会，它们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这个飞跃发展的时期它们团结当地积极的工会运动者进行了经济以及政治斗争。
虽然新工会主义最初的胜利是不熟练工人取得的，但现在已发展到整个工人运动中去了。我们已经看到矿工工会在80年代初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以后几年里各地方组织又连续遭受挫折。但矿工从这个长期的痛苦中获得了教训。“从他们个别斗争和行动不一致的痛苦经验中，年轻一代的矿工渐渐认识到成立一个全国统一领导机构的必要，以统一指挥各矿区的斗争。”（R.P.阿诺特著《矿工》，第80页。）这种新思想—在这方面，约克郡的本·皮卡德起了重要作用—在这10年中不断增强。1887年，在一次矿工会议上，尽管诺森伯兰和杜兰郡的人表示反对，大会仍然宣布了要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进行斗争。随着开始于1888年的声势浩大的和成功的工资运动，“大不列顺矿工联合会”在1889年11月诞生了。这个组织的形成，不仅对于矿工，而且对于整个工人阶级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的工作包括进行经济和立法斗争，其目的是要为所有矿区在地下劳动的工人争得八小时工作日。这种休戚相关团结一致的新精神反映在会章第20条中，该条规定当任何地区在工资问题上受到资方的进攻，或当大会作出某项决议时，全体会员在经特别会议批准后应向资方提出抗议。第二年春，在工资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胜利，以后该联合会便把全部精力转到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上去。
机器工人在70年代曾为保卫九小时工作制展开过坚决的斗争，所以这次他们再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进行斗争是很自然的事。80年代中，他们在工会内部讨论了好几年新工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特别是通过立法斗争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问题。曼恩和伯恩斯在年轻工人中进行活动，1890年机器工人的组织终于宣布进行八小时工作日和议会斗争。下一年，曼恩在这个老行业工会中几乎获得了秘书职务。1892年，在同样的压力下，该协会重行改组，放宽了工人入会的限制，从而扩大了该会的基础。
同时，新出现的不熟练工人的组织遍布全国，气势锐不可当。“煤气工人和普通工人工会”的发展席卷了整个英格兰，并伸入了爱尔兰。曼恩和伯恩斯所领导的“船坞、码头、水运和普通工人工会”更如燎原之火，从伦敦蔓延到东海岸各港口，进入了东苏格兰，沿着南部海岸，一直发展到布里斯特耳和威尔士。另外一个由达维特的弟子社会主义者和爱尔兰的进步领袖领导的一个新码头工人工会，在麦尔西赛德、克莱德赛德和北爱尔兰发展起来。其他一些从不为人注意的小工会，如西雷丁的羊毛工人的工会，现在也在富于斗争性的领袖的领导下，空前扩大了。1887年成立的“水手和救火员工会”，在两年之中会员增加了65，000人。在长期组织松散、备受剥削的铁路工人中，在脆弱的“混合铁路雇工协会”之旁也出现了一个“普通铁路工人工会”。
恩格斯总结了这个新运动的重要性——关于它的影响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他写道：
“新工会是在雇佣劳动制度可以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立人和倡导人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情威上的社会主义者；趋向于新工会并且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粗野的，愚昧的，被工人贵族藐视的人。他们有一个无比的优点：他们的头脑还是一片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可敬的’资产阶级偏见，这些偏见把地位比较优越的‘旧工会主义者’的头脑弄得糊里胡涂。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新工会如何争取领导着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拖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走……人们现在参加运动的态度和过去也完全不同了，他们吸取更广大的群众加入斗争，对社会的震动也比以前深刻，提出的要求也比较激进：如八小时工作制，建立一个包括一切组织在内的联盟和团结一致……人们把目前的斗争看作是暂时的，虽然他们自己还不十分清楚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但是这个模糊的思想已经深入他们的心灵，使他们只挑选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者做自己的领袖。”（1889年12月7日恩格斯给索尔格的信，转引自赫特著《这个最后的危机》，第119页。）
1890年伦敦的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是这些划时代日子的澎湃汹涌的浪潮的象征。在整个的80年代内，不列颠工人运动又重新与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在个别企业内以及在全国规模上建立了联系。1888年，在一次有英国社会主义者和工会运动者代表参加的大会上成立了第二国际。大会发动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伟大运动。与恩格斯有关系的社会主义集团现在把这个要求作为在不列颠进行下一步工作的运动基础，那就是组织以工人阶级群众为基础的社会党。
一个由“布鲁姆斯伯雷社会主义协会”，一些激进派俱乐部和新近丧失了他们赢得的八小时工作目的“煤气工人工会”的代表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他们计划在189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八小时工作制的示威游行”，作为国际运动的一部分。“伦敦各业理事会”的“旧派”工会领袖企图操纵这个运动，但这些初期的争吵被5月4日从伦敦市涌入海德公园的数十万人的示威游行淹没了。
当时有一篇文章报导说，“好像全伦敦的人都向海德公园涌去”。这次示威游行表示了各阶层的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携手合作。参加游行的有穿粗布工作服的码头工人、戴羊皮手套和大礼帽的绅士式的排字工人、戴着羽毛帽和穿着华丽衣服伦敦东头的女工。（1890年5月5日《明星报》。）恩格斯在维也纳的《工人新闻》报上发表的文章，认为这是全欧洲五一节日“最伟大最重要的节目”，“过去宪章运动者的孙儿们都进入了战线”。
这个强大的群众运动很快影响了“全国职工大会”。以基尔·哈第为其主要发言人的新力量和旧派领袖在八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像往日一样，以石工工会领袖亨利·布罗德赫斯特为首的“旧派集团”对新工会运动的发言人大肆辱骂，同时，用尽各种手段来拖延破坏，力图扑灭这个伟大的群众要求，可是历史是反对他们的。
职工大会中出现了新人物，他们代表着在社会主义者和富于战斗性的工人领导下组织起来并取得胜利的数十万工人。机器工人、粗木工和细木工、矿工，甚至布罗德赫斯特自己工会里的石工都投票支持“合法的八小时工作制”。新诞生的“矿工联合会”一马当先，向旧派领袖开火，并在1890年将他们逐出了职工大会。在通过的60个决议中有45项在两年前只有社会主义者曾经提出过。一个是关于“合法的八小时工作制”的决议，这是新力量的中心要求。新力量在随后的几年中保持并扩大了他们的优势。1894年，“职工大会”在基尔·哈第的提议下，通过了工业国有化的决议。
但是，回顾一下这几年来整个伟大运动的高潮，应当注意的是工会里的那些富于斗争性的进步的会员们所作出的贡献并不是出于各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策划。“社会民主同盟”领袖们对于工会仍然保持宗派主义的态度。“社会主义联盟”已经垮台了，它过去的遗风被夺取了它的领导权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扫无余。这时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费边社正在一心一意“渗入”自由党，而不想建立任何组织。
幸运的是，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社会民主同盟”里有许多个别的盟员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比海德门有较清晰的了解。由于他们的关系，几乎各地的新工会运动都是在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有明确政策的政党或团体的成员进行工作。这是一个严重的弱点。其中有几个人，像汤姆·曼恩能够克服这个弱点，因为他们已经深刻地体会到阶级斗争的教训。其他的人，如约翰·伯恩斯，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久他们都陷入个人主义，机会主义，而且无原则地和“全国职工大会”的“旧集团”，下院以及伦敦市议会中的中等阶级政客结成联盟。1906年有一个时期伯恩斯几乎参加了自由党的内阁。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示威游行之后，与恩格斯有关系的集团想通过扩大“八小时工作委员会”（当时已改名为“法定八小时工作和解放工人同盟”），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政党的努力终于成为泡影。
2．政治上的觉醒
工会战线上的胜利，大大地加强并鼓舞了工人阶级政治独立运动。罢工的艰苦经验使支持自由党的工人们认识到自由党的雇主与任何其他的雇主同样的狠毒。布莱恩特和梅斯是自由党的柱石。同样，与新成立的“水手和救火员工人工会”斗争的船主们，以及在1891年击败工人罢工的布拉德福德曼宁翰磨场的老板们也无不是自由党的柱石。
伦敦已不再是斗争的中心了：斗争中心现在已经移至北部工业地区。社会主义和政治独立已不再是几个总部设在首都的小团体所关心的事，而变成整个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了。由于这个关系，积极参加实地群众斗争的“社会民主同盟”、“费边社”和“社会主义联盟”在外省的成员才得以从海德门宗派主义和“费边社”渗入自由党政策的羁绊中解放出来。事实上，有许多工人是为了要研究社会主义才加入“费边社”地方支部的，因此有些地方支部的社员具有与中等阶级的伦敦领袖显著地相反的背景和愿望。
由于这些斗争，由于这种社会主义思想与群众运动的结合，政治斗争频繁起来了，团体组织和出版物也如雨后春笋。在这许多发展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布拉德福德劳工联合会”的成立。它是北部力量最大的地方组织，是一个明确地结合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组织。1890年，里子煤气工人的罢工，是新工会运动几次最大的斗争之一。在这次斗争中，布拉德福德和里子两地的“社会主义联盟”支援了“煤气工人工会”的魏尔·桑恩和彼特·柯伦。紧接着就是曼宁翰磨场的酷烈战斗，事后领导这次罢工的领袖W.H.德鲁又在“社会主义联盟”的盟员和前盟员—其中包括未来的内阁大臣弗雷德·乔伊特—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独立组织“劳工工会”。这个组织的胜利组成是工人们的觉醒及他们对公共事务日益发生兴趣所致。与这次胜利分不开的是1889年创刊的《约克郡工厂时报》，它的主编是兰开夏的一个叫约瑟夫·伯吉斯的接线工人。该工会在布拉德福德的3个选区中提出了2名候选人——提累特和罗伯特，布拉奇福德。布拉奇福德是曼彻斯特一个颇有才气的新闻记者，他不久即为面向广大群众的《工人时报》写稿（伯吉斯这时转到了这个报馆里工作），随后他又创办了独立工人运动早期最著名的《喇叭报》。继此之后，布拉奇福德又以该地的“费边社”、“社会民主同盟”、“各业理事会”和“工人基督教会”为基础组成了“曼彻斯特独立工党”。
现在，工人的独立政治运动正在日益壮大，并且很有希望作为一个真正有力的政党走上政治舞台。现在独立的工人阶级的候选人不再唯命是从地跟在自由党后面跑了，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了，他们或者和自由党人分庭抗礼，将他们击败，或者像恩格斯所说的，以“刀尖”迫使自由党人提名他们做候选人。这样，在1892年的大选中，伯恩斯在他的“劳工联合会”的支持下在巴特西亚当选下院议员，基尔·哈第在西哈姆南部，水手工会的领袖哈符洛克·威尔逊在密德尔斯布罗也都当选了。此外，提累特在布拉德福德竞选中得了将近3，000票，而自由党提名的候选人也只得了3，300票。
的确，如果1892年有一个全国性的工党组织，很可能还可以赢得更多的议席。不幸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弱点在这里比在工会运动中造成了更大的危害。“社会民主同盟”全国领导机构的宗派主义使它无能为力，同时一心一意紧盯着自由党的“费边社”则积极地阻止工人阶级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怕它会搞垮他们心爱的计划。哈第未能全面领导这次的运动。他曾努力使伯恩斯更积极地注意集体利益，可是这时候这位伦敦人已经另有打算了。由于这些原因，工人阶级没有能在选举中形成一个统一的阵线，而是各自为政，单独作战。结果，虽然产生了3个独立工人阶级的国会议员即威尔逊、伯恩斯和哈第，但只有哈第是新思想的唯一拥护者。
虽然如此，一个全国性的独立工党组织正在酝酿中。伯吉斯通过《工人时报》为它进行鼓动宣传，有许多地方，包括伦敦在内，都建立了独立的工人组织。最后，1893年初，独立工党终于诞生了，意味深长的是成立大会不在伦敦而是在布拉德福德举行的。布拉德福德这时已经成了一个生气蓬勃的和多方面地方运动的发祥地。这里有各种各样社会主义和独立劳工思想的代表，包括“费边社”的领袖萧伯纳、“社会民主同盟”的詹姆斯·麦克唐纳和代表“法定八小时工作制联盟”并代表新党党章起草委员会做报告的埃夫林。可是大多数的成员来自英格兰的北部和苏格兰，1／3来自约克郡的工人组织。此外还有一些北部地区的“费边社”和“社会民主同盟”兰开夏支部的代表（虽然“民主同盟”本身拒绝参加新组织）。纲领中的第一条就是八小时工作制，其次是各种经济和社会改革，最后是“分配、交换和生产手段的集体所有制”。
基尔·哈第担任了这个会议的主席，他是独立工党的主要创办人和领袖，嗣后他又是工党的创办人和领袖。他的父亲是一个不得志的埃尔郡的木工，他在10岁时就开始在矿坑里工作，并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了兰开夏和埃尔郡的矿工领袖。在政治上，像当时许多其他工人阶级领袖一样，他开始时是一个禁酒主义者和自由党激进派。但到了80年代里，他感到了有成立一个独立政党的必要，同时虽然他没有参加“社会民主同盟”，但已受了同盟中社会主义者宣传的影响。他在建立了苏格兰工党之后，费了5年的时光，一心一意地从事创立独立工党的活动，不断地与反对这个目的的自由党人和费边社社员作斗争。1892年到1895年，他是国会议员，1900年再度当选。从9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致力于组织一个由社会主义者领导的、由工会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团体，如果可能的话，他想利用这个组织作为基础，成立一个更广泛的联合战线，以便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哈第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和新闻记者，更重要的是他是工人阶级事业的一个忠实的杰出战士。可是他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理论作他的指导：他的最大缺点之一就是顽固地拒绝了解马克思主义。虽然他在主观上完全忠诚于工人阶级，但基尔·哈第从一开头起就常常徘徊于一个勇敢的工人阶级战士——尤其是在暴露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黑暗方面——和无原则的议会机会主义者之间。当他当选了国会议员，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以后，他出入议会仍然是一身工人阶级的打扮，他不像一般的议员那样穿大礼服，戴大礼帽，而戴一顶工人的布鸭舌帽，而且总有一个吹黑管的人伴随着他。当下议院为今天的温莎公爵的诞生祝贺威尔士亲王而忘了头一天晚上造成251名矿工死亡的彭提彼雷德矿坑惨剧时，他单独一人提出了抗议。他反对南非战争和1914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未能制止这次帝国主义战争和多数工党党员对这场战争的支持，使他感到万分痛心。
独立工党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进展。恩格斯曾为此表示祝贺：
“不管是持宗派主义态度的社会民主同盟，还是费边社都未能阻止各省社会主义的发展，所以，第三党的成立是一桩非常好的事。社会主义的倾向现在已经非常强烈，特别是在北部的工业区，以致这个新成立的政党在召开第一次大会时就显出它的力量要比‘社会民主同盟’或‘费边社’强大，如果它的强大比不上它们两者加起来的力量的话。由于党员群众的质量的确不错，由于它的重心放在外省而不放在党派活动的老巢伦敦，由于它的纲领的要点和我们的意见相同，我觉得埃夫林参加这个组织并担任它的执行委员这件事是做得对的。
“如果我们能够对伦敦这帮未来的大人物的卑鄙的野心多少加以遏制，而我们的战术不太走错路的话，那末独立工党就可能在外省胜利地把群众从‘社会主义联盟’手里争取过来，从‘费边社’手里争取过来，从而组成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1893年1月18日恩格斯给索尔格的信，引自《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英国》，第531页。）
关于独立工党的领袖们，恩格斯这样写道：
“他们大多数……都是喜欢玩弄手段，与议会政权有密切联系的人。但站在他们后面的是群众，这些群众会教导他们好好做人，否则群众会抛弃他们的。”（1893年3月18日恩格斯给索尔格的信。）
这个政党的力量是建筑在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上的。布拉奇福德等人立刻纷纷著书对这种觉醒进行宣传鼓动。布拉奇福德写的一本小册子《欢乐的英格兰》（1892年出版）第一年就销出750，000本，它在唤起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方面所起的作用，大约没有一本其他的书可以和它相比。
可是独立工党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这使得它不能成为英国工人的社会主义政党。
首先，它在团结工人阶级各政治党派上取得一些进展（“社会主义联盟”剩下的盟员被吸收过来，许多“费边社”地方支部变成了独立工党支部，“苏格兰工党”于1894年并入了独立工党），但它并没有把所有的社会主义团体团结起来。虽然它的第一届执行委员大部分都是伦敦或地方的“费边社”社员，但是没有能把伦敦的“费边社”拉过来。
90年代在伦敦和兰开夏获得了进展的“社会民主同盟”也不肯并进来，虽然它的支部时常以友好的态度与独立工党合作。的确，两党绝大多数的会员均赞成合并，1897年“社会民主同盟”和独立工党的6，000党员曾为此举行投票，多数（五对一）均赞成合并。不过独立工党的领袖们，包括哈第在内坚决地反对这样做，理由是恐将失去工会的友情。于是独立工党的党员们分别就合并还是联盟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规定合并必须有3/4的党员投票赞成才能通过。投票结果，多数拥护联盟，但“社会民主同盟”不接受，因此谈判破裂。
此外，某些工人领袖由于妒忌和个人野心而不愿参加独立工党。例如，当曼恩以他对群众运动的了解和他个人的巨大推动力来支持独立工党（1894年，他当选为工党书记）时，伯恩斯就敌视他，不惜与“全国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内的“旧集团”结成联盟（因为这个关系，“旧集团”让他做了该委员会的主席）。
独立工党在这个时期中的第二个缺点是它的群众基础仅局限于部分地区，主要是在约克郡的纺织区。在伦敦它的力量是薄弱的，在某些人数多而重要的工人组织中，如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矿工中，几年来它一直就没有什么力量。
第三，独立工党的组织松懈：各地方支部事实上各自为政，互不相关，仅靠几个巡游各地的演说家的个人威望（主要是靠基尔·哈第，他在90年代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几张报纸（哈第在伦敦和格拉斯哥发行的《劳工导报》和《喇叭报》）来联系。
第四，该党成立初期正巧遭遇到大萧条的终了和帝国主义经济繁荣阶段的开始，这就造成了工人阶级运动暂时的衰落。独立工党候选人在竞选中的景况是每况愈下，在1895年的大选中没有一人当选，甚至哈第也丢掉了他在西哈姆的议席。但另一方面，在市选举中独立工党候选人当选的人数日渐增加，尤其是在约克郡和苏格兰。“社会民主同盟”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在魏尔·桑恩领导下于1893年在西哈姆区市议会选举中获得全胜，取得议会多数。这在英国劳工史上还是第一次。
独立工党最大的缺点是它的理论不但混乱而且模糊。特别是它拒绝了马克思主义。虽然它的基本动力来自工人们日益提高的政治觉悟，可是它摒弃了阶级斗争的观念。
独立工党的思想力量和缺点在《欢乐的英格兰》一书中表现得很清楚。布拉奇福德用动人而又平易的语言解释了社会主义的意义：
“我将使所有的土地、磨场、矿山、工厂、作坊、商店和铁路成为人民的财产。我将使铁路、邮电传递和货物运输像走路和过桥一样一律免费……我将妥善计划，设立公共食堂、公共浴室、公共洗衣作，以便解放那些奴隶——我们英国的妇女——的双手。我要使国家来担负全体儿童的抚养、穿衣和受教育的费用。我将教他们全体游戏和唱歌。我将使他们全体受到体育和军事训练。我要设立公共科学馆。我将使人民成为他们自己的艺术家、戏剧家、音乐家、士兵和警察。最后我将逐步地使所有这些东西免费供应人民。”
根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实质，布拉奇福德划分了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他分别地称它们为“初级”和“高级”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划分简单明了，使人一目了然，同时预言了后者是前者的继续。
他对资本主义的攻击是尖锐的，他对未来的憧憬是鼓舞人心的，但在政策问题上，他却与其他社会主义先驱者具有同样的缺点。
“首先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以社会主义教育人民。一旦我们能使人民了解和向往社会主义，我相信不用我们，他们自己就会奔向社会主义社会。（重点是我加的。——著者）目前社会主义者所能干的最有用的工作是教育和组织工作。社会主义不能以突然的‘政变’来实现。它将由我们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逐步地滋生出来。不过可以用人力来加速它的生长和发展。”（《欢乐的英格兰》，第128页。）
这里又是单独的强调宣传工作，我们已经看到，“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的领袖们也是同样的看法。所不同的是，他不打算发动一个革命的社会改革，而是设法促进一种“在我们的环境里自然而然地滋生出来的”社会组织。像这样的概念不过是把“费边社”的基本理论改头换面，推进了一步而已。“费边社”的基本理论就是认为靠着推行自由党的概念，逐步改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这种观念不但与早期的通过起义的手段（来一个“突变”）来改革社会的思想根本不兼容，更重要的是它与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独立政治斗争（这种思想随着每天的斗争变得愈来愈强烈愈明确了）也是同样不相容的。由于独立工党继承了工人阶级里监理会教徒的宗教狂热，这个理论上的弱点遂使中等阶级的改良主义渐渐地滋长起来。譬如一些忠实但是认识模糊的工人阶级激进人物就和自由党巨魁如腊姆齐·麦克唐纳之流过往甚密。
给政治独立的观念泼冷水的“费边社”，面对着工人们正在试图组成他们自己政党的这一事实，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态度。于是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假设自由党主义不再能束缚工人阶级，那末“费边社”必须把他们的“渗入”战术伸展到一个新的领域中去，就是竭力保证这个新政党不走革命的路线。伦敦“费边社”根据他们在伦敦市政府里的经验以及他们对工会运动和社会问题所做的研究，（几乎所有外地的“费边社”都已并入了独立工党）发展了他们的改良主义理论。
他们的目的不在唤醒和鼓舞群众，而是要影响新一代的工人阶级政治家和工会领袖。最明显的例子便是正当独立工党开始进行政治活动时他们出版的、针对议员们写的那些小册子。不多几年以后，他们又和独立工党共同创立了一个“地方政府情报局”。在工会方面，由于韦伯夫妇渊博的学识，他们写的《工会史》（1894年）和《企业民主》（1898年）两书成了经典性的著作。
由于这些原因，当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的巨大的运动高潮开始消逝的时候，资产阶级自由党改良主义的旧思想，以更适合于当时运动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情况的形势又卷土重来。
“费边社”宣称他们在争取工人运动思想领导的斗争中已经击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们大言不惭的自我吹嘘。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失散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社会民主同盟”的宗派主义，以及该同盟不能在日常生活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点。但是“社会民主同盟”毕竟要比独立工党高出一筹，因为它有一个独立工人阶级的理论，并且它号召它的盟员研究和了解这个理论。
乔治·兰斯伯雷后来在回忆他怎样参加东伦敦的“社会主义格斗场”——鲍与布郎莱的“社会民主同盟”支部——时说：
“我们支部里约有40多个成员。我们都有稳定的职业，大家都很热情，相信我们的使命是要去改变世界……我们的支部聚会像是复兴运动者的聚会。我们在开会和散会时，都要唱一支歌。我们常常一起阅读经济学和历史著作……我们大家都很主观，并以我们的经济知识自负。在黑兹尔同志领导下，我们办了一个经济学研究班，半懂不懂地读着《资本论》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的妻子虽然要照顾一个大家庭，进款很少，但是也参加了支部聚会和经济学研究班。”（兰斯伯雷著《问顾与前瞻》。）
正是因为“社会民主同盟”，尤其是它的盟员群众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忠诚是建立在真正独立和明确的理论基础上的，所以“社会民主同盟”要比独立工党巩固得多。当90年代后期，不利的政治环境使独立工党发生困难时，“社会民主同盟”犹能继续发展力量。它的盟员虽有种种缺点，但仍不失为国内最彻底的社会主义组织。在90年代中叶，不仅摩里斯与同盟和解了，而且盟内日益要求对工会采取进一步的合作态度：1896年，詹姆斯·麦克唐纳担任了“伦敦各业理事会”书记的工作。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