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7章 倒计时
这个政权在70年代末业已老朽和僵化，它不复听取自己的出谋划策之人的意见。
最后数年，勃列日涅夫已经丧失了工作能力，不得不依靠最亲密的战友们——首先是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看了一个材料后，总是说：“应当问问米沙”。于是材料就被送给苏斯洛夫。苏斯洛夫的话就是最后定论。
“恰好这个时期我参与草拟一个报告，三个星期中一直观察已经是病人的勃列日涅夫，”佩切涅夫教授回忆说，“他患有进行性血管硬化，因而他会出现某种间歇性的状况。有一天他能够听我们替他所写的文章，甚至间接参与讨论，而另一天却‘断了电’。他唯苏斯洛夫的意见是听，常常问：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对此有何看法？”
勃列日涅夫依靠苏斯洛夫有如依靠一堵石头砌成的墙，他常在自己人圈子里说：
“如果我需要外出，只要有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在莫斯科，我就感到放心。”
不过苏斯洛夫本身也是一个病人。他患有糖尿病和多种其他疾病。在招待会和宴会上，给他的酒杯里斟的都是矿泉水，上的菜则是炖鱼和禽鸟白肉。在家时他宁肯喝粥吃乳渣。
苏斯洛夫不喜欢医生，不相信他们建议，这和他患有严重糖尿病的妻子一模一样。夫妇二人常常拒绝医生们的救护，也不肯服用他们所开的药剂。他向主治医生诉说，即便是短暂的散步之后左胳膊和胸骨后面都疼。富有经验的医生当即便断定这是心脏性质的疼痛——他的心绞痛已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拍摄了心电图，进行了其他一些检查，确定为心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和冠状动脉供血不足。但苏斯洛夫坚决不接受这一诊断：
“你们完全是凭空捏造。我并没有病，是你们想把我说成有病。我很健康，我只不过是关节疼罢了。”
也许，他不愿意认为自己有病，是为了不让人家打发他退休；也有可能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是真心相信自己不会生病。
根据恰佐夫的申请，在美国定购了一种含有心脏病药的软膏，却对苏斯洛夫说这可以治关节痛。苏斯洛夫用力在疼痛的胳膊上揉擦软膏，药力果然像预料的那样起了作用，心绞痛减轻了。苏斯洛夫很满意，以教训人的口气对医生们说：
“我说过了嘛，是胳膊疼，擦擦软膏，就啥事都没有了。可你们偏要对我一再地说：心脏，心脏……”
1982年1月，苏斯洛夫卧床接受诊查。起初医生们没有查出任何可怕的症候。后来直接在医院里发生了中风，他失去知觉，再也没有苏醒过来。脑出血的面积太大，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
苏斯洛夫差点儿活到80岁。他能长期保持工作能力，得益于有规律的生活方式和极其沉着冷静的个性。恰佐夫院士常说，如果旁边有炸弹爆炸，苏斯洛夫也不会眨一眨眼。同时他的日子也比勃列日涅夫轻松。他没有打过仗，没有开过荒，也没有在斯大林去世后被逐出中央委员会……
医学结论中称：苏斯洛夫死于“动脉粥样硬化，更重要的是在糖尿病基础上形成的心脏和颅脑血管疾患”以及“脑干血管血液循环的急性损害”。
党的重要活动家去世之后，克格勃的工作人员都要来取走其全部档案资料，送交中央委员会总务部，由契尔年科支配。所有的人的档案资料全都遭到同样的命运，无论赫鲁晓夫、米高扬抑或其他许多人无不如此。惟独没有拿到苏斯洛夫的档案资料，其原因只不过是他根本没有任何档案资料。
1982年1月30日为他下葬。告别仪式在联盟院圆柱大厅举行，但市中心却实行一套特别的规定。我当时在位于那里的《新时代》杂志工作的热闹的普希金广场，被民警和国家安全局密集的警戒线封锁；要想前往地处“俄罗斯”电影院背后的编辑部，必须出示工作证。民众需要经过广场者，一律不予放行。
警戒线附近排满了一行行长队。民众默不作声地愤愤不平，一个站在我旁边的男子相当愤恨地说了一句：“他们是在进行彩排！”
他说得对。从苏斯洛夫去世开始，兴起了后来被称为“豪华葬礼五年计划”的风气。
政治局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被委派为治丧委员会主席。《新时代》杂志社我所在的那个部的编辑、已故的切尔诺乌索夫是一个颇富嬉笑怒骂才智的人，他冷笑着称赞中央委员会的选择：“那有什么关系呀，阿尔维德·亚诺维奇（即佩尔谢）可是个成熟的共产党员。”
佩尔谢瘦骨嶙峋，生着一张干瘪多皱的黄脸，比苏斯洛夫的年纪更大。
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与政治局委员们一起，被请到莫斯科艺术剧院观看一场戏剧演出，演的是当时遐迩闻名的剧作家沙特罗夫[1]的剧本《我们必胜》。据剧院文学部主任斯梅利亚斯基[2]回忆，为了以防万一，将一台电视机抬到了政府包厢里，因为当天第比利斯“迪纳摩”足球队参赛，可供勃列日涅夫想知道比分时使用。
克格勃的技术人员安装了功率强大的扩音器和灵敏的双耳机——勃列日涅夫听力不好。政治局候补委员们被安置在观众大厅另一面的经理包厢里。
在一片寂静中，全大厅都听见勃列日涅夫在高声地评论演出，他已经很难分清周围所发生的事情了。像所有耳聋的人一样，他并未意识到他说话的声音太高。当扮演列宁的卡利亚金[3]出场时，勃列日涅夫问道：
“这是列宁吗？是不是应当向他打个招呼？”
坐在旁边不动声色的契尔年科安抚总书记：“不必了。”
当卡利亚金与一位工人交谈时，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饰演工人的布尔科夫[4]背对观众站着，勃列日涅夫听不见演员说话。他回头对葛罗米柯说：
“你能听见说的什么吗？我什么也听不清。”
勃列日涅夫离开剧场，20分钟之后才又回来。同事中有人向他介绍他错过的列宁与美国实业家哈默[5]谈话的那场戏：“刚才那个就是哈默。”
“哈默本人？”勃列日涅夫感到吃惊。
这时全场观众再也忍不住了，顿时哈哈大笑起来。于是莫斯科全城都哄传勃列日涅夫去莫斯艺术剧院看戏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勃列日涅夫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他最亲密的助手们焦急不安。接近他的人有限，要影响他变得更困难了，而国家的情况越来越糟糕……
总书记那些一向受到纵容的心腹日子不好过。
伊诺泽姆采夫极为失望。哪怕试图多少做点儿改变都办不到。起初他相信，局部的改革也会有所裨益。他常说，必须更换领导人。他希望更为年轻和精力充沛的人能将情况扭转到需要的方向。临终之时他才明白：毫无希望，局部的改变挽救不了国家。
伊诺泽姆采夫对妻子说：“你明白吗，党是没有前途的了。它是在绝密的条件下建立的，这对沙皇制度下的环境而言很合乎逻辑。但是当它已经成为执政党之后，却仍然完全保持着那种结构。这样的党永远也不可能成功！”
伊诺泽姆采夫院士是与勃列日涅夫关系亲密的人。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来又成为苏共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所有这一切都是得到勃列日涅夫赏识的标志，巩固了他的高级地位。在总书记身边的人之中，他几乎是被勃列日涅夫以本名和父名相称的唯一一个人。但与总书记的这种亲密关系什么也未能保障。
伊诺泽姆采夫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天真的任务——让上司睁眼正视所发生的事情。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向掌握着政权的人们提出忠告。然而这个政权在70年代末业已老朽和僵化，它不复听取为自己出谋划策人的意见。
伊诺泽姆采夫60寿辰前夕，科学院向中央委员会呈文，请求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然而特拉佩兹尼科夫和扎米亚京加以反对。对于洞悉机关阴谋的人而言这是一个信号：伊诺泽姆采夫已经不复受宠了。
勃列日涅夫已经病入膏肓，所以有些人急于对伊诺泽姆采夫进行报复。所有的指责都被视作政治原则的问题。伊诺泽姆采夫、阿尔巴托夫、普里马科夫[6]各位院士被列入所谓的修正主义团伙。伊诺泽姆采夫在老广场被冠以“可口可乐”的绰号，暗示他有亲美国的感情。
这场迫害对他是致命性的。1982年8月12日他死于大面积的心肌梗塞，年仅61岁。然而莫斯科市委并未就此止步，还希望最终捣毁修正主义的巢穴。伊诺泽姆采夫院士只是头号目标，随后排上号的依次是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东方学研究所所长普里马科夫。这些人由于与勃列日涅夫友好，这些年来实际上一直未受迫害。中央委员会机关那些人眼见勃列日涅夫即将离去，顿时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
当时鲍文和阿尔巴托夫在总书记助手楚卡诺夫的协助下，终于得以见到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虽已病入膏肓，但对伊诺泽姆采夫仍然留有良好的记忆。
阿尔巴托夫在其回忆录中描写了这个场面。他和鲍文陈述说，莫斯科市委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准备彻底摧毁研究所，企图诋毁伊诺泽姆采夫的名声。
勃列日涅夫并没有提出额外的问题，只是问了一句：“该给谁打电话呢？”
“格里申！”
总书记跟前的一个靠放式小桌上放着一台专门用来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们联系的电话机。他按下按钮，立即便能接通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被呼叫的人取下没有拨号盘的浅黄色电话机听筒，应声回答：
“听候您指示，列昂尼德·伊里奇。”
而且勃列日涅夫可以不取下听筒进行通话。他按下标有“格里申”的按键。格里申当即回应：
“您好，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听候您的指示。”
勃列日涅夫说，他听说似乎围绕伊诺泽姆采夫的研究所搞了个什么案件，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进行整顿。
“那么，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书记想要知道。
格里申的回答谁也没有意料到：
“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列昂尼德·伊里奇。我完全是第一次听说那个似乎在伊诺泽姆采夫的研究所里进行侦查的委员会。”
勃列日涅夫将一根指头放到嘴唇上，惟恐按捺不住的阿尔巴托夫和鲍文说话，然后嘟哝着说：
“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你把这一切都查清楚。要是有谁指示找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的麻烦，你就将指示撤销，然后向我报告。”
阿尔巴托夫愤怒地说：
“我从来也没想到，政治局委员竟然可以公然对总书记撒谎。”
勃列日涅夫只是微微冷笑。应当理解为，他的经验却是另有不同。
对勃列日涅夫而言，最后一次去塔什干是极为不幸的。对此，勃列日涅夫的卫士梅德韦杰夫将军曾作过详尽的叙述。
1982年3月23日勃列日涅夫正在乌兹别克。这天本来计划去一家建造“暴风雪”号宇宙飞船的工厂。可是上午又决定，勃列日涅夫不去那里了，派往该厂的卫队便撤了回来。
突然间勃列日涅夫对共和国领导人拉希多夫说：
“午饭前还有时间。我们答应过参观这个工厂，人们准备好会面，集合起来等着我们。这不好……会出问题的……人们会议论的……我们还是去吧。”
拉希多夫只有高兴的份：“当然去啦，列昂尼德·伊里奇。”
勃列日涅夫的卫队长利亚边科加以干预：“列昂尼德·伊里奇，不能去厂里了，卫队已经撤了，让他们回去可需要时间。”
勃列日涅夫严厉地回应说：
“给你15分钟，让卫队回去。”
但刚过10分钟，他就已经动身了：
“还是出发吧，你们的准备时间足够了。”
克格勃第九局的莫斯科小队及时赶到，乌兹别克的安全人员却耽延了。厂里的内部无线电转播台宣布，总书记即将莅临。大家全都放下工作，前往迎接勃列日涅夫。
在装配车间，工人们为了看清勃列日涅夫，纷纷爬上正在建造的一架飞机周围的脚手架。卫队费了很大力气制止人群。突然之间，一块巨大的木板平台经不住人们的重压轰然垮塌，朝勃列日涅夫和拉希多夫劈头盖脸砸了下来。来自第九局的个人卫队的四名军官使出难以置信的力气举起那块木板台子，用力撑住，直到当地卫队冲过来帮忙。要是军官们举不动，苏共中央总书记和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肯定要被压死。
谁也没有牺牲，但无论勃列日涅夫、拉希多夫还是卫队队员，全都吃了苦头。勃列日涅夫被一个圆锥形金属的角擦伤了耳朵。他被人扶起后，医生不安地问：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觉得身体怎么样？您能走路吗？”
勃列日涅夫信心十足地站稳了脚跟，但说他锁骨疼。与工人们的会见取消了，勃列日涅夫被人带领着穿过人群朝出口走去。卫队长利亚边科举着手枪挤了出去。
勃列日涅夫不肯去医院，便将他送到官邸，让他躺下，进行X光检查，发现他右边的锁骨折断了。
为卧床的勃列日涅夫接通了安德罗波夫的电话。他说：
“尤拉，我在这儿的工厂里出了一件倒霉的事故。不过我求你，你在那边对任何人也不要说出事情。也不要处分谁，是我自己不对。尽管大家劝阻过我，我还是事先没打招呼就去了。”
医生们劝说勃列日涅夫立即返回莫斯科。
但第二天他需要在塔什干的庆祝大会上讲话。他留了下来，也发表了讲话。这对一个年迈而且身患重病的人而言，堪称勇敢行为。
坐在会场的塔什干人和收看乌兹别克首都转播的大批电视观众，大概会觉得勃列日涅夫头天晚上喝醉了，因为他的反应有些迟钝。只有陪同他的人知道，他的右胳膊哪怕稍微动一动，对他来说都极其痛苦，因此他不得不服用止痛药。
勃列日涅夫还在塔什干耽延了一天，为的是与共和国的各位领导人会面，向拉希多夫颁发十月革命勋章，直到这以后才离开。
在莫斯科，他被送进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上的医院。他的锁骨一直未能愈合。整个说来，从塔什干回来之后，勃列日涅夫真的开始彻底衰弱了。他已不能独自从讲台上下来，不能判断台阶的高低，只好求人帮扶。克里姆林宫里用于召开中央全会的大厅，安装了专门的扶栏，以便勃列日涅夫以及其他年事已高的政治局委员能够登上讲台。设计师们接到指示，制造一种自动梯子，使其能够将勃列日涅夫送上列宁陵墓和飞机。
勃列日涅夫来到克里姆林宫，待上几个小时，便急忙离开办公室。秘书们谁的电话也不肯转接，全回答说，总书记正在主持会议。如果有人请求接见，勃列日涅夫便会不满地嘟哝说：
“干吗要见我？难道中央委员会里就我一个人工作还是怎么的？”
勃列日涅夫变成了经常对周围的一切感到不满的人，已很少愿意与谁交往。
“随着年岁的增长，”他的孙子安德烈回忆说，“他变得越来越爱生气，特别是有了后辈之后，总是嫌吵闹。我们这些孩子每天晚上都静悄悄地坐着，不敢喧哗。在我的记忆里，他对我们家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不曾特别关注，也许，仅仅最初曾经同我的表姐维卡一起消磨过一些时间。我是尤里·列昂尼多维奇·勃列日涅夫家中的第二个孩子，在我出世之前，列昂尼德·伊里奇对孙辈的爱意已经枯竭了。”
1982年9月29日，勃列日涅夫去巴库向共和国颁发列宁勋章。电视直播了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他说话口齿不清，但观众们听出来了，他把“阿塞拜疆”说成了“阿富汗”。终于他自己也意识到有点不对头，便不再作声。后来才沮丧地高声说道：
“这可不是我的错……只好从头读起了。”
原来，所给他的讲稿完全是为另一次会晤准备的。他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只好让勃列日涅夫停了下来，将另一篇讲话稿放到他面前。电视摄像机展现了全场疯狂鼓掌的镜头……
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部长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回忆说，1982年10月末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请勃列日涅夫莅临苏联陆海军最高指挥人员年会。勃列日涅夫的一只胳膊由乌斯季诺夫搀扶，另一只则由端着茶杯的服务员扶着。勃列日涅夫讲了15～20分钟。他用一根手指头在讲稿上指来指去，发音含糊不清，无法明白他所说的意思。
[1] 米哈伊尔·菲利波维奇·沙特罗夫（Михаи́л Фили́ппович Шатро́в，1932年4月3日——2010年5月23日），苏联剧作家。
[2] 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斯梅利亚斯基（Анато́лий Миро́нович Смеля́нский，1942年12月13日—— ），俄罗斯戏剧评论家、戏剧历史学家。1987—1997年任莫斯科契诃夫艺术剧院副艺术总监，1997—2018年任艺术总监。1987—2000年任莫斯科艺术剧院学校副校长，2000—2013年任校长。
[3]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利亚金（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аля́гин，1942年5月25日—— ），俄罗斯戏剧演员、电影导演。1996—2023年任俄罗斯戏剧工作者协会主席。2003年加入统一俄罗斯党。2006—2012年任俄罗斯联邦公共会议厅委员。
[4] 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布尔科夫（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рко́в，1933年5月31日——1990年7月19日），苏联戏剧和电影演员、导演、编剧。
[5] 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1898年5月21日——1990年12月10日），美国资本家、收藏家。
[6]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Евгени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римаков，1929年10月29日——2015年6月26日），俄罗斯经济学家。1959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70—1977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1977—1985年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所长。1985—1989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9—199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1989—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0—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总统委员会委员兼安全委员会委员。1991年9月30日至11月6日任克格勃主席。1991年11月6日至12月26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苏联解体后，于1991—1996年任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局长。1996—1998年任外交部长。1998—1999年任总理。2000年领导“祖国—全俄罗斯”运动，并于2000—2001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01—2011年任全俄工业商会会长。201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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