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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央主席团内的地域性斗争



  勃列日涅夫急于巩固自己在中央主席团内的地位,他需要一批可以依靠的人。
  波德戈尔内的所作所为令他不安,此人表现得极为自信,仿佛自己仍然与勃列日涅夫平起平坐。波德戈尔内是一个性格刚强、言行粗鲁和天资不高的人,对勃列日涅夫抱着庇护的态度。
  波德戈尔内出生于波尔塔瓦省卡尔罗夫卡镇,从在机械车间做钳工学徒开始劳动生涯。1921年他当选为共青团边疆区委书记。两年后进入基辅综合技术学院所属的工人预科。1926年他被基辅食品工业工艺学院录取。获得毕业证书之后,在制糖工业联合组织的一些工厂里担任工程师。
  1939年,波德戈尔内被任命为乌克兰食品工业副人民委员。翌年调至莫斯科的全苏人民委员部担任同样的职务。但他在这个职位上并未待多久。1942年米高扬派他去沃罗涅日州加速撤退一间制糖厂,以免其落入步步进逼的德国人之手。波德戈尔内报告说,他亲自领导设备外运的工作。但事后查明,他根本不曾到过那里——害怕了。
  由于弄虚作假,米高扬将波德戈尔内调出人民委员部,让他去当莫斯科食品工业工艺学院的院长。乌克兰解放后,当时需要富有经验的干部,波德戈尔内被调回共和国人民委员部。基辅期间他在赫鲁晓夫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官运节节亨通。
  赫鲁晓夫让他担任乌克兰部长会议驻全苏政府的常务代表,随后又任命其为哈尔科夫州委第一书记。斯大林去世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干部变动。波德戈尔内被批准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57年赫鲁晓夫清除了中央主席团中反对派的残余分子,将乌克兰的主宰者基里连科调往莫斯科,让波德戈尔内成为共和国第一书记。1964年11月,赫鲁晓夫又将其调往莫斯科……
  波德戈尔内是中央第二书记,他按照老习惯称第一书记为“廖尼亚”,从未显示出任何尊敬之意。波德戈尔内在党中央机关有着牢固的关系,他依靠的是乌克兰和乌克兰出身的人,这些人许多都身居莫斯科的关键性职位。
  波德戈尔内刚犯一个错误,勃列日涅夫便喜不自胜地加以利用。1965年夏天,勃列日涅夫去南方休养的时候,中央主席团收到谢列斯特从基辅发来的一封信函,署名的日期为8月2日。他请求允许乌克兰在外贸市场上独立行动: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团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和联合国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代表,曾不止一次地当面向我们的代表提出能否与苏维埃乌克兰直接开展贸易的问题。他们提出,由于一系列原因,他们无法与苏联进行直接贸易,因为他们的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的问题尚未解决。为此,他们不得不通过一些中立国进行对苏贸易,而这牵涉到很大的困境。但是通过联合国会员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贸易,都可以排除这些困难,对贸易的发展会产生良好影响……”
  提出请求的理由并不太令人心服。但谢列斯特以为,他和波德戈尔内不会遭到拒绝。他认为,业已赋予乌克兰的国家属性应当在现实中加以体现,于是他便与全联盟各部门进行斗争,捍卫自己共和国的利益。而其他的国家领导人则认为,乌克兰的联合国成员地位与共和国外交部的存在一样,纯属国际政治游戏所需要的象征。在其余方面,乌克兰的权力并不比苏联别的任何一个地区更多。
  临时代理第一书记职务的波德戈尔内将谢列斯特的函件分发给不同部门,要求它们作出结论。秉性自信的他并未考虑到,如此重要的问题如若没有得到第一书记的预先同意,连提出来讨论都不可以。
  谢列斯特的信对莫斯科任何部门和谢列平一伙而言,正是攻击波德戈尔内和领导人中“乌克兰帮”求之不得的借口。不同帮派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了。1965年9月2日,中央主席团会议即将结束之时,勃列日涅夫说,应当对谢列斯特关于外贸部工作的报告进行讨论。
  勃列日涅夫还补充说道,他不知道有信件的事情。这是一个信号:中央第一书记不会支持乌克兰人。大家都坚决反对赋予乌克兰独立自主与外国进行贸易的权利。米高扬声称,早在40年前,外贸垄断的问题即已解决,不可能重新进行审查。
  谢列斯特的报告成为对乌克兰领导层进行整治指责的由头。主席团委员们说,谢列斯特不仅破坏外贸垄断的列宁主义原则,而且歪曲列宁主义的对外政策,乌克兰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开展得软弱无力,共和国领导层追求特殊地位,表现出地方主义,破坏国家的和计划的纪律。
  谢列斯特受到的指责还有,商店招牌和街道名称都用乌克兰文书写。怎么能这样呢:塞瓦斯托波尔乃是俄罗斯的荣耀之城,而各种标牌却又都是乌克兰文!苏斯洛夫和柯西金全都就这个话题发表了意见。
  谢列斯特未曾想到会有这样的反映,便开口一再保证,如今他已认识到自己那封信的错误,准备将其收回。然而中央主席团的同事们都没有给他逃避严厉批评的机会。
  “谢列斯特同志,您的义务就是到基辅向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们说明整个情况,”米高扬说,“对您的提议所造成的政治错误进行真正的自我批评,并且得出必要的结论。”
  主管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的书记杰米契夫谈到,在乌克兰和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本身都盛行民族主义,基辅中央机关中俄罗斯人已所剩无几。
  谢列平的发言更为严厉,他声称,应为谢列斯特的错误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是其本人,而且还有波德戈尔内,正是波德戈尔内利用自己的党内第二把手的地位,不允许任何人干预乌克兰的事务。“监护乌克兰”——这是一个可怕的表述。斯大林在世之时,正是由于“监护列宁格勒”而枪毙了政治局委员沃兹涅先斯基[1]、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2]和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3]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在塞瓦斯托波尔向黑海舰队颁奖时,所有的发言竟然一律使用乌克兰语!”谢列平颇为气愤,“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占多数,但广播、电视都用乌克兰语播出。总之,是靠损害俄语来推广乌克兰语。所以民族主义路线不仅表现在外贸问题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
  谢列平要求召开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认真分析研究共和国所发生的事情。
  谢列斯特否认所有的指责,恶狠狠地回答谢列平道:“至于组织结论,您倒用不着分析乌克兰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您想要召开全会,那就召开吧,也请您听听那里的人们会对您说些什么!”
  波德戈尔内同样尖锐地对指责作出回应。
  米高扬在这场对乌克兰领导人的攻击中看出了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但这次交锋的背后,更多的是企图动摇勃列日涅夫早先依靠的势力强大的乌克兰帮的地位。
  波德戈尔内承认他犯了错误:“我不应当散发这封信,而应当事先在主席团内加以讨论。”
  勃列日涅夫将此事暂时压下。他有意和解地说,“他怀疑是否应当召开全会。也许,主席团委员们交换意见即已足够,而谢列斯特同志也会对各种意见加以考虑。”
  勃列日涅夫一方面对谢列平一方攻击的猛烈程度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又对波德戈尔内地位的削弱颇觉满意,这一来就让他放开了手脚。他不希望看见波德戈尔内与自己平起平坐,扮演拥有全权的第二书记的角色,便为其安排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位。
  1965年11月12日,勃列日涅夫和谢列斯特进行电话交换,讨论了日常事务。勃列日涅夫谈到米高扬:“他已经年老——70岁了,喜欢沉湎于往事。也许应当考虑一下接班人的事,让最高苏维埃的工作活跃起来。”
  1965年11月25日,米高扬届满70周岁,在国家别墅为他庆祝了生日。30余人齐集一堂。宴会主持人的角色由政府首脑柯西金担任。勃列日涅夫并未到场,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而米高扬的60寿诞,则是堂而皇之地在昔日高尔基住过的别墅歌尔克10号庆祝的。那时候米高扬还处于权力的顶峰,宾客盈门。勃列日涅夫寸步不离寿星。当奏响高加索民间舞曲时,勃列日涅夫便去跳舞,柯西金的另一个儿媳阿拉与他一起跳。阿拉是斯大林当政时被枪决的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的女儿。
  当时勃列日涅夫竭力想让米高扬注意到他,他希望讨好过生日的主人公,那可是中央主席团举足轻重的要员。如今,无论勃列日涅夫或其亲信却谁也不肯在他的寿辰露面,事情便变得很清楚:米高扬业已失宠。来宾们吃吃喝喝,但唯恐举杯为寿星祝酒,万一祝愿米高扬的话被看作对新领导人的挑衅怎么办?
  米高扬服从纪律,递交了离职退休的申请。勃列日涅夫提议让波德戈尔内接替他的职位。
  米高扬与勃列日涅夫的最后一次交谈是在二十三大期间。他们坐在一个房间里,那里是主席团委员们会间休息时饮茶、进餐和讨论各种关键性问题的地方。勃列日涅夫单独与米高扬在一起,事后他说已与米高扬谈妥:今后不再将其选入党的最高机关。
  勃列日涅夫不喜欢米高扬。《星火》杂志在米高扬80寿诞时刊登他的照片,勃列日涅夫就对中央宣传部领导人进行了申斥。
  波德戈尔内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任命,他喜欢人家称他为总统。在与外国人会谈时扮演苏联代表团团长的角色。官方招待会上他成为东道主,外国总统都向他祝酒和问候。
  这激怒了勃列日涅夫,他自己也想与总统们打交道,但在时机未到之际不得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原则上,他与波德戈尔内有许多共同之处:对生活无所牵挂的态度,不愿让自己吃苦受累,酷好狩猎和多米诺牌戏。




[1]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1903年11月18日——1950年10月1日),1919年加入共青团和俄共(布)。1934—1939年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兼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1年、1942—1949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8—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1—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6—194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7—194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因“列宁格勒案件”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

[2]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5年2月7日——1950年10月1日),1925年加入俄共(布),曾参加卫国战争。1945—194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1949年2—12月任联共(布)中央远东局书记。1937—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1988年恢复党籍。

[3]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罗季奥诺夫(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Родионов,1907年10月12日——1950年10月1日),早年参加了俄共(布)。1935—1938年任联共(布)高尔基省委伊万诺沃区委第一书记。1939—1940年任高尔基执行委员会主席。1940—1946年任联共(布)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41—194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50年遇害。后获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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