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8章 国家的第二把手
对勃列日涅夫而言，新的任命乃是一次晋升，尽管职务本身并无实权。所有的决议均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最高苏维埃只不过使其发生法律效力而已。
然而主席的地位使勃列日涅夫成为举国闻名的人物，他的照片开始在报纸上和新闻纪录片中出现。他喜欢颁发勋章，表示祝贺，举行招待会。勃列日涅夫感到骄傲的是，他曾为首位宇航员加加林颁发金星奖章。
可是，他最早为其颁发苏联英雄金星奖章的人之中，却有暗杀托洛茨基的凶手西班牙人梅卡德尔[1]，此人在墨西哥蹲过20年监狱。1960年5月31日签署了为其颁奖的密令，6月8日勃列日涅夫向被秘密接到苏联的梅卡德尔表示祝贺。
勃列日涅夫有了机会常常出国，在国外他受到礼仪周全的隆重接待。他开始获得外国奖章——几内亚共和国独立勋章、印度尼西亚一级星形勋章、南斯拉夫一级星形勋章。
勃列日涅夫出国时，为他驾驶飞机的是首批喷气式客机图—104的试飞员布加耶夫[2]。将加加林从拜科努尔载回莫斯科的正是布加耶夫。勃列日涅夫喜欢讲述飞赴几内亚和加纳期间，一些不明国籍的歼击机曾围着他的飞机绕圈子，但布加耶夫巧妙地让飞机摆脱了这一危险局面。
勃列日涅夫成为总书记之后，不仅让布加耶夫担任民用航空部长，而且晋升他为空军元帅。布加耶夫两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勃列日涅夫邀请老相识契尔年科加盟工作。契尔年科却不喜欢所推荐的这份差事。他在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戈利科夫却说，是他将契尔年科拉来莫斯科的：
“契尔年科跑到我这里来恳求说：‘帮帮我。一些摩尔达维亚人来找我，说我已经占着位子八年不动了，帮我随便找个去处吧。’”
1956年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宣传鼓动处处长。9月8日他签订了一份《保证书》：
“我，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郑重保证：作为苏共中央机关的在职工作人员，抑或解职之后，都将对有关工作的资料和信息保守最严格的秘密，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宣扬和将其告知任何人。”
契尔年科在老广场上站稳了脚跟。然而勃列日涅夫突然来电话，让他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办公厅主任。按官阶表而言，这是降级使用，该职务也缺少前途，而且总的说来，干吗要离开中央委员会……
一名下属遇到契尔年科正在痛苦地思索：“我的这位上司坐在那里，双手托头，愁眉不展，都快哭了。他突然对我说起勃列日涅夫向他推荐的工作。他一向只有在极端罕见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坦露心迹。
‘要是你能知道，我是多么不愿意干这个工作就好了！’他对我说。‘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加以拒绝——就意味着搞坏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那可能让我付出高昂的代价。’”
于是契尔年科去见勃列日涅夫。现实生活表明，这一举动开辟了他飞黄腾达的道路。
勃列日涅夫的国际事务助理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1961年12月勃列日涅夫出访印度三个星期，每天出头露面，发表21场演讲。所有的印度报纸都刊登他的肖像和演说内容。
勃列日涅夫从不放弃在大众传媒曝光的机会。他像演员一样装腔作势，赫鲁晓夫看了便拿他取笑（赫鲁晓夫自己也是一位演员）。赫鲁晓夫的闲话传到勃列日涅夫耳朵里，让勃列日涅夫颇感惶恐：他知道，赫鲁晓夫可以轻易地与昨天的宠幸之人分道扬镳。勃列日涅夫不大敢与赫鲁晓夫交谈，甚至涉及民众生活的时候也是如此。
曾一度发生这样的情形：
赫鲁晓夫过高估计了社会舆论对犯罪现象进行斗争的能力。法官们停止审理案件，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将被告交与劳动集体担保。结果犯罪率上升。于是赫鲁晓夫要求进行更加严厉的惩处。1960年代初对某些犯罪重新实行死刑。这真是罕见的怪事！——法律竟然获得了相反的作用力。
一些未成年人也被处死。这是按照最高苏维埃主席的特别命令行事。有一个案例，一名未满15岁的少年因杀害父母被判死刑。
最高法院致信赫鲁晓夫称，这种命令是非法的。苏联最高法院院长、最高苏维埃前秘书戈尔金[3]将信件交给勃列日涅夫，请其转呈赫鲁晓夫。
勃列日涅夫读过信后很不情愿地去见赫鲁晓夫。
很快他就垂头丧气地回来，说：
“傻瓜，干吗我要听您的话呢？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生气了，不肯收下这封信。”
勃列日涅夫还接到过更加不愉快的委托。
1960年10月24日，在哈萨克一个后来称为拜科努尔的主要试验场上，正准备进行P—16（8K64）弹道导弹的首次发射，该型导弹由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扬格利的设计局建造。
科罗廖夫也即将结束自己的P—9型新导弹的工作。他打算证明他的导弹更好。两位设计师之间的关系极其尖锐。军人们意见分歧，有些人喜欢科罗廖夫的导弹，另一些人则支持扬格利[4]。因此两个庞大集体的命运即将决定。
扬格利的新导弹预定于10月23日发射。但像常有的情况那样，最后一刻发现了故障，特别是电路方面的问题。人们试图当场加以排除。扬格利的第一助理布德尼克[5]建议排放掉液体燃料，从从容容地加以修复。
领导国家委员会的是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炮兵元帅、苏联英雄涅杰林[6]。
涅杰林希望新导弹无论如何要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前夕发射。他明白及时向莫斯科报告这一重大胜利是何等重要——赫鲁晓夫等着呢！
总司令心急如焚，只同意将发射延迟一天。他下令在不排放燃料的情况下完成所有的工作。
这是第一个致命的错误。按照切尔托克[7]院士的意见（他在科罗廖夫身边工作），另一个错误在于，为这枚导弹制作控制系统的不是富有经验的设计师梁赞斯基[8]和皮伊金，而是鲍·科罗普廖夫[9]。科罗普廖夫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在加工自己的系统时未能做到高度精确。
涅杰林元帅坐在导弹旁边的椅子上，密切注视工作的进程。他的四周遍布随从人员。这是违反安全技术规范的——他们全都应该从现场撤离。
实验人员排除导弹故障后累得要命。他们取下了防护性的闭塞装置，那是用来阻止发动机开车的，可他们忘了这点。
而在控制站，人们正忙于修理程序配电器，这是启动时向发动机发送指令的仪表。不知是谁让程序配电器旋转到了起始状态，并没有检查线路。仪表让二级发动机车开了，而闭塞装置已经取掉……二级发动机从上往下喷出火焰，烧穿了氧化剂箱和一级的燃料箱。160吨燃料猛然间喷发出熊熊烈焰。
导弹里面及其近旁所有的人都被活活烧死。还好，导弹的头部没有爆炸物。准备进行试验飞行，弹头填装的是无害的压载物。
那些站在离导弹稍远处的人试图跑开，但燃烧着的燃料赶上了人们，一共牺牲126人。
涅杰林元帅仅只残留下金星英雄勋章，没有什么可供收殓。扬格利的两位副手——柏林[10]和孔采沃伊以及几名来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年轻设计师也都葬身火海。
赫鲁晓夫事后板着脸问扬格利：
“你为什么没有烧死呢？”
是奇迹救了扬格利一命。他本来待在涅杰林身旁，但离开抽烟了。吸烟室位于起飞点150米开外的一个防护严密的地下掩体里。
灾祸发生之后，扬格利通过政府专用的高频线路装置以口授电话方式向莫斯科报告：
“当地时间18时45分，距离8K64型导弹发射30分钟之前，正在进行发射的最后操作之际，发生了招致贮存复合燃料的油箱毁损的火灾。事故结果，多达100多名抑或更多的人伤亡。其中数十人丧生。炮兵元帅涅杰林当时正在试验现场。目前还在搜寻他。我请求对于被火灾和硝酸烧伤的人进行紧急医疗救助。”
中央委员会总务处处长马林当即向主席团委员们宣读了电话报告内容。
次日，为了调查事故原因并在11284部队采取措施，组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主席的一个委员会。他表现出慎重的态度。当委员会结束工作，事故原因已经查明的时候，他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政府得出结论，你们已经对自己做了足够的惩罚，便不再处罚你们了。望安葬自己的同事，继续工作。国家需要洲际作战导弹。”
1960年10月26日的报纸报道，由于“航空事故的结果”，炮兵主帅兼导弹部队总司令涅杰林牺牲。他的骨灰盒安葬于克里姆林宫墙内。对事故和其他牺牲者则未置一词。遇难官兵葬入阵亡将士公墓。
半年过后，扬格利推出了自己的P—16导弹进行试验，它迅即用以装备部队。战友们证实，扬格利为这一悲剧不肯原谅自己。他知道他的过错所在：他松懈了，放松了手中的缰绳，纵容试验场上所有的人也都松懈起来。这种对牺牲者所怀有的负罪感一直伴随着他，直至生命的终结。
勃列日涅夫并未改变对扬格利的态度，始终支持他。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之时，一直坚持看望扬格利。扬格利妻子讲过，一次例会之后，扬格利与勃列日涅夫同席晚餐，其间勃列日涅夫问：
“听我说，米哈伊尔·库兹米奇，你有没有什么家务问题？我能帮助解决吗？”
扬格利对勃列日涅夫说：
“您公务繁忙，我不知道以私人的问题麻烦您是否合适。不过确有一个问题。我家的住房很好，但遗憾的是，窗户什么时候都照不到太阳。入住当时倒也很亮堂，而后来窗户的正对面耸立起了新楼的一堵墙。”
数日之后，已去基辅附近的疗养院休养的扬格利接到莫斯科打来的电话。来电人员是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他想弄清楚，扬格利希望在哪个区域哪座大楼里得到新的住宅。一个月后，扬格利一家便迁入了牧首塘附近的一座大楼……
1961年6月17日，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奖励完成世界首例宇宙航行的人的问题。
中央书记科兹洛夫建议授予赫鲁晓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赫鲁晓夫当即表示不应当这样做。但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不知何故不肯听从第一书记的话，表现出罕有的原则性和决心，一定要奖给赫鲁晓夫第三枚金星勋章。
于是赫鲁晓夫提议，同样授予科兹洛夫和勃列日涅夫英雄称号。谁也不曾反对。
6月19日，因领导建立和发展导弹工业、科学技术和实现苏联人进行世界首次太空航行的杰出功勋（乘“东方号”卫星飞船），授予赫鲁晓夫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授予部长会议副主席乌斯季诺夫和科学院院长克尔德什[11]两次英雄称号；授予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科研工作委员会主席鲁德涅夫[12]和国家无线电电子学委员会主席卡尔梅科夫[13]以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勃列日涅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后，依然是一个性情直率而和蔼可亲的人。
“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和蔼可亲和对同志与人为善的态度，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多年的国家计委主任拜巴科夫[14]说，“格外健壮而矮小敦实的身躯，引人注目的脸庞，一对浓眉下的眼睛炯炯有神；在乌克兰，人们说他是‘出色的小伙子’。他身上的一切都仿佛固定不变、意味深长、心平气和。大家认为，他能深刻地了解人，不太注重虚名。”
“这是一个心平气和、沉着稳重、一丝不苟、尊重他人的人，”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索洛缅采夫回忆道。“很有人情味。从来不会像容易冲动、难以预料的赫鲁晓夫那样，粗暴地斥责人，蛮横无理，盛怒时大叫‘撤你的职！’。与勃列日涅夫一道工作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1963年5月27日，克格勃向中央主席团呈交编号1447—C的秘密报告。谢米恰斯内向国家领导人通报了朱可夫元帅思想倾向的情况，朱可夫竟敢公然议论国家领导人和不久之前的战友——武装力量的司令员们和安全机关人员。
赫鲁晓夫吩咐勃列日涅夫会同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和谢尔久克[15]，将朱可夫召至中央委员会加以警告。
“如果他还不明白，”赫鲁晓夫语带威胁地补上一句，“那就开除出党，加以逮捕。”
是否进行了谈话，无从知晓。档案中并无关于谈话的报告。不过，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勃列日涅夫执行了指示，并向赫鲁晓夫作了口头汇报。所幸的是，事情并未发展到逮捕元帅的地步。
而在筵席上，勃列日涅夫则是一名出色的主持人，爱讲俏皮话，能发表漂亮的祝酒词。他是个精力充沛、富有吸引力的人，十分爱好足球和冰球。
扎米亚京讲述过，1962年秋赫鲁晓夫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派往古巴所引发的加勒比海危机正紧张之时，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时刻：仿佛眼看着美国就要对苏联的导弹阵地实施打击，战争即将爆发。
“我们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正起草致肯尼迪总统的紧急信件，”扎米亚京回忆道，“门突然打开，嘴上叼着香烟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出现在门口，他问：‘冰球打得怎么样了？比分如何？’苏联中央体育俱乐部队正在比赛。唉，我们当中谁也没有关心冰球。于是他去向卫队打听。就是说，正当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之际，他感兴趣的却是心爱球队的比赛情况……”
“块头很大，身体发福，正值盛年，”索尔仁尼琴1962年12月17日参加党和政府领导人与文艺界知识分子在列宁山（麻雀山）官邸举行的会见，他所见到的勃列日涅夫就是如此。赫鲁晓夫忽然想向在场的人展示一幅他所喜爱的苏联画家的画作。
“这时出现了整个聚会最精彩的一副场景：赫鲁晓夫用指头戳了戳身旁高高胖胖的勃列日涅夫的肩膀：‘喂，你去取来’。于是勃列日涅夫（他当时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亦即苏联总统）根本不是庄重地起身离开，抑或派一个人去取，而是卑躬屈节地伏下身体（其姿势和动作仅只关于兵营的描写中才有），而且颤抖着肥大的身躯，双脚啪嗒啪嗒地跨着轻柔的碎步，以显示自己特别情愿和殷勤，似乎还笨拙地张开了双手。他很快返回，出现在大家面前，手中拿着画，仍然是踏着狗熊般笨拙的步子，将画递给赫鲁晓夫，猪崽似的脸上大汗淋漓。这个片段是如此鲜明，以致对那幅画作本身及其用意所在，我倒毫无记忆，未加记述。”
不难推测，关于这类有损自尊的事件，勃列日涅夫在对赫鲁晓夫进行清算时同样难以忘怀。
1962年，普利谢茨卡娅[16]在《天鹅湖》中翩翩起舞。那时老挝国王来访。演出后举行招待会。普利谢茨卡娅的丈夫、音乐家谢德林[17]正在中国举办音乐会。普利谢茨卡娅是一个人来的。招待会上，勃列日涅夫来到她身边。
“一副放肆神态的勃列日涅夫，炫耀着脸颊上的小酒窝，不时挤一挤乌黑的眉毛，提出用车送我回家，”普利谢茨卡娅描述当时的情景。“领袖在调情，不得不上车，否则领袖会心怀怨恨。我和勃列日涅夫的确是同路：都到库图佐夫大街。勃列日涅夫如今已是苏维埃国家第二把手：他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领袖按规定乘坐装甲轿车。黑色，宽敞，像是灵车。其后紧跟着另一辆车。常有卫队。
列昂尼德·伊里奇为了苏联—老挝友谊‘万古长青’喝了不少的酒。他声音洪亮地为我朗诵叶赛宁的诗句：
一切都会逝去，一如苹果树上的白色烟雾飘散……我已不再年轻……
他嘤嘤啜泣。我们的领袖多愁善感。还有一个警卫员坐在司机旁边，他回头向我同情地点着头说：瞧，我们国家出了一位多么富有文化修养的领袖……他匆匆地瞥了一眼我的手提包：里面会不会有炸药或者手榴弹。万一出事，国家便会失去一位富有文化修养的领袖。这些芭蕾舞女演员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帮畜生……
朗诵完叶赛宁的诗句之后，勃列日涅夫又哼起了歌曲——领袖也是歌迷。歌声伴着口哨声有节奏地响起：‘宽阔的第聂伯河在喧嚣、呻吟。’而他本人像熊似的，用一只手在我的膝头上蹭来蹭去。
我向角落里闪避，同时惊惶不安地叫喊起来：
‘列昂尼德·伊里奇，啊，这里不能转弯！司机！……’
‘迈娅·米哈伊洛夫娜，我是可以的，’这位诗歌爱好者洋洋自得地嘿嘿干笑。
交通中断。值勤的民警举手行军礼。
两辆黑色高级轿车迎着红灯疾驰过十字路口，轮胎发出刺耳的声音，向左拐去……
领袖开始了文雅的谈话：
‘这个季度您将用什么新作品取悦自己的崇拜者们呢？’
‘我已经开始排练《斯巴达克》……’
‘我可是看过《斯巴达克》了……’
‘您看的是莫伊谢耶夫[18]的本子，而这是雅各布布松……’
‘尤汉松？冰球运动员，对吗？’
‘是雅各布布松，列昂尼德·韦尼阿米诺维奇[19]。一位出色的芭蕾舞剧导演。’
我已经到家门口了。我低着头急匆匆地朝自家的大门走去。还在行驶中的时候，我即已半侧着身子道过别：
‘谢谢。再见。请来观看新的《斯巴达克》……’”
勃列日涅夫完全有可能担任他极其喜爱的职务，然而命运却插了一手。实际上，中央第二书记是科兹洛夫。此人利用赫鲁晓夫的信任，手握党务机关的一切权柄，操控武装力量和克格勃。
1963年初科兹洛夫罹患重症——突然瘫痪。早在他担任古比雪夫州委第二书记之时，他的一只胳膊便有时不能动弹。这是一个危险的症状，但无论他或医生都未予重视。
他稍加治疗后，被转移至别墅。赫鲁晓夫去看望他。科兹洛夫口齿不清，举步维艰。赫鲁晓夫安排他继续身居高位，但必须有人接替他机关中的工作。
1963年6月7日，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重新进行干部调整。他决定让勃列日涅夫担任中央书记，并从基辅调来波德戈尔内与之配对，充当同样角色。赫鲁晓夫说：“他在乌克兰干得很好。”
这样一来，似乎便出现了两位中央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对此心中不悦。赫鲁晓夫遵循让属下相互争斗的古老原则，故意让勃列日涅夫与波德戈尔内成为竞争对手。不过这一次赫鲁晓夫失算了，因为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更怕他本人，而不是彼此心存戒备，所以很快便联合起来对付第一书记。后来勃列日涅夫据有老广场上的一号办公室之后，与波德戈尔内的竞争方才成为严重问题。
6月22日勃列日涅夫当选中央书记，他失去名义上的国家总统的职位，他不得不重新埋头于乏味的管理性事务。帕弗洛达尔州委书记莫尔贡去加拿大，看见那里与土壤侵蚀作斗争的情形，1963年8月便请求勃列日涅夫接见。勃列日涅夫听取莫尔贡介绍了两个小时，深入理解垦荒的问题，后来给柯西金去电话，请其研究莫尔贡所提出的问题。
1964年1月25日，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在日记中记载了对赫鲁晓夫来乌的印象。当勃列日涅夫给赫鲁晓夫打来电话时，他就在旁边，勃列日涅夫报告的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反映的对面包质量低劣的抱怨。这激怒了赫鲁晓夫，他气恼地说：
“您干吗把所有的事全都向我报告？您自己也应当学会亲手做一点事情嘛！”
赫鲁晓夫挂好听筒后对谢列斯特说：“您瞧，这都是些什么助手呀？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情来就缺乏本领和智慧了。”
谢列斯特自然无言以对，不过在与波德戈尔内交谈时却向其转告了当家的针对勃列日涅夫所说的话。波德戈尔内满意地说道：“这对他是个教训：不要急于报告不愉快的事。这种事情我们本来就够多的了。”
勃列日涅夫请求谢列斯特申报对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厂授予列宁勋章的嘉奖。这个工厂业已届满70周年。谢列斯特3月初去皮聪达晋见正在那里修养的赫鲁晓夫，所提到的也有向该厂授奖的问题。
“这是勃列日涅夫求您同我商量的吧？”赫鲁晓夫狐疑地问道。
谢列斯特避免直接回答，却说是乌克兰领导人们自主提出的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发觉，勃列日涅夫曾一度在这个工厂工作过，所以现在才操心勋章的事情。赫鲁晓夫同意授予该厂勋章，但吩咐到年底再行申报。
勃列日涅夫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开口便问谢列斯特是否谈了为工厂授奖的事情，然后才开始打听赫鲁晓夫总体上都说了些什么。他很想知道：关于他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什么也没有说吗？
“我开始发现，”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不知怎么，勃列日涅夫对我每次会见赫鲁晓夫都抱着妒忌和不安的态度，他对赫鲁晓夫怕得‘要命’。”
1964年10月初，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书记勃列日涅夫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抵达东柏林，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5周年庆典。
一天晚上，苏联大使阿布拉西莫夫[20]为这位高官举行欢迎宴会，女歌唱家维什涅夫斯卡娅[21]和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22]也应邀出席。
这对大名鼎鼎的夫妇是首次亲眼目睹勃列日涅夫。
“整个晚上我都和他坐在一起，”维什涅夫斯卡娅回忆道，“他有如一位彬彬有礼的骑士，想方设法让我开心，而且总的说来他的兴致很高。
这是一个穿着考究、一头黑发的男人，年纪并不算老（当时他57岁），精力仍然充沛，非常善于交际，爱好人多热闹。他喜欢炫耀诗歌知识，特别是叶赛宁的诗句：
如今我已不再抱有多少希望，我的宝贝，或许你还梦见了我？
仿佛在一个回音响亮的春的清晨
我骑着玫瑰色的马儿疾驰而过……
整个晚上他将这首诗朗诵了好几遍——也许是太喜爱了。他酒喝得不多，爱讲笑话，甚至唱起了逗人开心的四句头，脚后跟踏得咔咔响，双手模拟演奏巴拉莱卡琴，不断地弹舌头，用维亚特卡发音唱歌，声音相当悦耳。这并非平淡无奇的自我表现，不，应当说演技娴熟，富有才气。来客中有人祝酒：
‘列昂尼德·伊里奇，为您干杯！’
‘不，何必为我干杯，我们为艺术家干杯吧。政治家算什么呀，今天有我们，明天我们可就没了。而艺术却是永恒的。让我们为艺术家干杯！’
随后他请求我随便唱点什么，我就唱了柳巴沙《沙皇未婚妻》中的一首歌。那时候我对他并未另眼相看，不曾推测他将会担任国家的何种职务。无论我还是斯拉瓦，那天晚上与他待在一起都感到很愉快……”
数日之后，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感到惊奇的不仅是维什涅夫斯卡娅和罗斯特洛波维奇，而且还有十分熟悉他的许多人。他似乎并不是国家头号人物的合适人选。按照赫鲁晓夫女儿拉达的说法，这是一个“招人喜欢、稍许有点儿多愁善感的人”。
[1] 海梅·拉蒙·梅卡德尔·德·里奥（Jaime Ramón Mercader del Río，1913年2月7日——1978年10月18日），苏联格别乌特工，杀害托洛茨基同志的凶手。
[2] 鲍里斯·巴甫洛维奇·布加耶夫（Бори́с Па́влович Буга́ев，1923年7月29日——2007年1月13日），苏联飞行员。1941年加入空军，1946年加入联共（布）。1957年起长期担任勃列日涅夫的私人飞行员。1966—1967年任民航部副部长，1967—1970年任第一副部长，1970—1987年任部长。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7—1991年任国防部监察长小组监察长。
[3] 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戈尔金（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Горкин，1897年9月5日——1988年6月29日），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9年任特维尔市苏维埃书记。1918—1919年任特维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33—1934年任联共（布）萨马拉伏尔加区委第二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奥伦堡省委第一书记。1937—1938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37—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在任期间于1938—1953年、1956—1957年任主席团秘书。1939—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52—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在任期间于1959—1961年任主席。1957—1972年任苏联最高法院院长。1972年退休。
[4] 米哈伊尔·库兹米奇·扬格利（Михаил Кузьмич Янгель，1911年11月7日——1971年10月25日），苏联火箭和导弹设计师。1931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4年任加里宁格勒市苏维埃委员。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5] 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布德尼克（Васил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Будник，1913年6月24日——2007年3月8日），苏联火箭设计师。1940年进入航空设计局工作。1951—1954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586号工厂首席设计师。1954—1968年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尤日诺耶设计局第一副总设计师。1972—1980年任乌克兰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分所所长。1980—1988年任乌克兰科学院技术力学研究所副所长，1988—1998年任顾问。1988—2007年任乌克兰国家航天局首席研究员。
[6] 米特罗法·伊万诺维奇·涅杰林（Митрофан Иванович Неделин，1902年11月9日——1960年10月24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20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内战。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7—1939年期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北高加索方面军炮兵司令、西南方面军炮兵司令、乌克兰第3方面军炮兵司令等。1945—1946年任南方集团军炮兵司令。1946—1948年任苏军炮兵部队参谋长。1948—1950年任炮兵总局局长。1950—1952年、1953—1955年任苏军炮兵部队司令。1952—1953年任战争部副部长。1952—196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196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9—1960年任苏军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1960年10月24日在拜科努尔发射中心因测试R-16火箭爆炸而殉职。
[7] 鲍里斯·叶夫谢耶维奇·切尔托克（Бори́с Евсе́евич Черто́к，1912年3月14日——2011年12月14日），苏联火箭设计师。1930年起担任设计师，1940年进入设计局工作。1946—1950年任军备部第88号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兼控制系统司司长，1950—1951年任副所长，1951—1974年任所长。1974—1978年任“能量”控制系统研究和生产协会副总设计师。1978年退休。
[8]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梁赞斯基（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Рязанский，1909年3月23日——1987年8月5日），苏联火箭和空间技术设计师。1935年起担任设计师，1940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从事雷达研发工作。1951—1952年任军备部88研究所总工程师。1952—1954年任军备部总局局长。1954—1986年任885研究所首席设计师。1965—1986年任火箭和空间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
[9]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科罗普廖夫（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оноплёв，1912年11月15日——1960年10月24日），苏联导弹设计师，1959—1960年任OKB—692工程首席设计师，1960年在P—16洲际弹道导弹测试时，因导弹爆炸而牺牲。
[10] 列夫·阿布拉莫维奇·柏林（Лев Абрамович Берлин，1920年？月？日——1960年10月24日），苏联火箭设计师，曾参加卫国战争，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退役。1950年起担任设计师。1952年进入特别设计局工作，1960年10月24日在拜科努尔发射中心因测试R-16火箭爆炸而殉职。
[11] 姆斯季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克尔德什（Мстисла́в 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Ке́лдыш，1911年2月10日——1978年6月24日），苏联数学家、物理学家、航天学家。1944—1953年任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机械系主任。1946—1950年任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所所长，1950—1961年任科学主管。1949年加入联共（布）。1953—1978年任苏联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1960—1961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61—1975年任院长。1961—1978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奖委员会主席兼苏共中央委员。1962—197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12] 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鲁德涅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Руднев，1911年6月22日——1980年8月13日），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7—1950年任军备部航空小武器和大炮武器研究所所长。1950—1952年任军备部第88号研究所所长。1952—1953年任军备部副部长。1953—1957年任国防工业部副部长。1957—1958年任国家国防装备委员会副主席。1958—1961年任部长会议国家国防装备委员会主席。1961—1965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科研工作委员会主席。1961—198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8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5—1980年任仪器、自动化和控制系统部部长。
[13] 瓦列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卡尔梅科夫（Вале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Калмыков，1908年8月22日——1974年3月22日），1942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1年任造船工业部总喷气武器局局长。1954—1957年任无线电工程部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7—1963年任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电子委员会主席。1958—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7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3—1965年任国家无线电电子委员会主席。1965—1974年任无线电工业部长。
[14]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拜巴科夫（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Байбако́в，1911年3月7日——2008年3月31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副石油工业人民委员。1944—1946年任石油工业人民委员。1946—1948年任南部和西部地区石油工业部部长。1946—1950年、1954—1962年、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1955年任石油工业部部长。1952—1961年、196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7年任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7—1958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兼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1958—1963年任克拉斯诺达尔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3年任北高加索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3—1964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化学和石油工业委员会主席。1964—1965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炼油工业委员会主席。1965—1985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86年退休。1986—1988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团顾问。1988—2008年任俄罗斯科学院石油和天然气问题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15] 季诺维·季莫费耶维奇·谢尔久克（Зинов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Сердюк，1903年11月2日——1982年8月8日），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加入联共（布）。1934—1935年任鲁萨诺夫破冰船副指挥官。1935—193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北海航线总局政治司副司长。1937—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5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1939—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7—1949年任乌共（布）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2年任乌共（布）中央书记。1949—1954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2—1954年任乌共利沃夫省委第一书记。1954—1961年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党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5年退休。
[16] 玛娅·米哈伊洛夫娜·普利谢茨卡娅（Ма́йя Миха́йловна Плисе́цкая，1925年11月20日——2015年5月2日），苏联芭蕾舞蹈家。
[17] 罗季翁·康斯坦丁诺维奇·谢德林（Родио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Щедрин，1932年12月16日—— ），苏联作曲家。
[18] 伊戈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莫伊谢耶夫（И́горь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оисе́ев，1906年1月21日——2007年11月2日），苏联芭蕾舞蹈家、编舞家。
[19] 列昂尼德·韦尼阿米诺维奇·雅各布布松（Леони́д Вениами́нович Якобсо́н，1904年1月15日——1975年10月17日），苏联芭蕾舞演员、编舞家。
[20]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布拉西莫夫（Пётр Андреевич Абрасимов，1912年5月16日——2009年2月16日），1939年进入红军服役，同年参加了波兰战役。1939—1941年任布列斯特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在白俄罗斯参加游击队运动。1948—1950年、1952—1955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0—1952年、1955—1957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1950—1958年、1962—1966年、197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57年任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1957—1961年任驻波兰大使。1961—1962年任苏共斯摩棱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71年、1975—1983年任驻民主德国大使。1971—1973年任驻法国大使。1972—1973年兼任驻马达加斯加大使。1973—1975年任苏共中央对外人事和出国旅游部部长。1983—1985年任国家对外旅游委员会主席。1985—1986年任驻日本大使。1986年退休。
[21] 加琳娜·巴甫洛夫娜·维什涅夫斯卡娅（Галина Павловна Вишневская，1926年10月25日——2012年12月11日），苏联歌剧歌手。1970年起支持索尔仁尼琴，1974年出国，1978年被吊销国籍，先后流亡美国和法国。1990年回国，定居莫斯科，但未恢复苏联国籍。在苏联解体后获得俄罗斯国籍，2012年死于莫斯科。
[22] 姆斯蒂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罗斯特洛波维奇（Мстисла́в Леопо́льдович Ростропо́вич，1927年3月27日——2007年4月27日），苏联大提琴家、钢琴家、指挥家、作曲家。1969年起支持索尔仁尼琴，1972年起被禁止出国表演，1974年获准出国，1978年被吊销国籍，后流亡美国，并取得美国国籍。1990年回国，但未恢复苏联国籍。2007年死于莫斯科。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