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 星
这是一段英雄的往事，但却并不光荣；这是一部悲壮的史诗，但却充满苦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吉列尔莫·洛拉的社会主义者，他自称无产阶级革命家，然而，直到今天，在他曾经被奉为“工人领袖”的玻利维亚，那里依然是资本家和庄园主的天堂。
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地球另一端的玻利维亚是如此地陌生。大多数人只知道它的高原、它那口头激进的在任总统。即使是笔者，在翻译这些文字之前，除了它的首都拉巴斯之外，我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
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这个国家曾经发生过一场伟大的革命，它动员起了这个国家中间众多被压迫的阶层，从采矿的工人到印第安佃农、从银行办事员到大学教师，然而，革命并没有最终变成推翻资本暴政的“拉美十月”。
革命的主导力量是玻利维亚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革命工人党，然而，今天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力量，无论是托洛茨基派还是由它的死敌斯大林主义党所分化出的各种势力，都对那场起义保持缄默。斯大林主义者在玻利维亚革命中间是配角，而且是并不光彩的配角；然而玻利维亚的那些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在这场风起云涌的历史转折点上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历时一年时间，我翻译了7篇英国革命史杂志出版的《玻利维亚革命史专题》，尝试着将尘封的历史带到中国有志于社会解放的各位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年面前，希望能为未来的斗争提供一点经验和教训。
玻利维亚是一个国际资本主义市场中的边缘国家：凭借着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个南美洲的高原国家建立起了自己的现代工业，但矿山却垄断在少数矿业巨头手上；美国资本在当地占强势地位，让众多民族资本叫苦不迭；占国家人口8%的地主掌握着这个国家95%左右的可耕地；组成农业居民的印地安人中间有90%的人居然是文盲。
边缘国家的资产阶级因为其本身的实力虚弱，常常会诉诸于公开的独裁，靠可怕的暴政来维持其统治，翻开玻利维亚的历史，我们会惊人地发现，这个国家在近一个世纪内，竟然有100多次政变；早期以矿业工人为核心的玻利维亚无产者曾经进行过艰苦的反抗斗争，但大多被资产阶级的“洛斯卡”寡头政权给镇压了。
俄国革命之后，一位化名叫做“特里斯坦·马罗夫”的玻利维亚外交官接触到了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学说，他主张在拉丁美洲实现革命变革（——罗·杰·亚历山大《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他将马克思主义介绍进了这个国家，并把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
马罗夫在1926年首先创立了社会党，但这个党很快遭到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镇压，马罗夫被迫流亡，社会党在30年代中期也宣告解散。
据利沃里奥·胡斯托的记载，1934年12月在阿根廷的科尔多瓦，马罗夫以及何塞·阿吉雷·加因斯博格等玻利维亚流亡者聚集在一起，召开了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革命工人党。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发生了分裂，在苏联掌权的斯大林及其追随者驱逐了俄国革命的领袖和工农红军的缔造者——列昂·托洛茨基。新成立的革命工人党（以下简称革工党）对托洛茨基领导的国际左翼反对派表示同情和支持。然而，到了1938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罗夫和阿吉雷就党的路线发生了争执，马罗夫认为革命社会主义的主张“会使自己处于极端主义的立场”（——亚历山大《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而阿吉雷则站在当时已经成立的第四国际的立场上，马罗夫被开除出党。很快，这位玻利维亚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就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而另一位革工党创始人阿吉雷则在四十年代的一次事故中丧生。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四十年代，南美大陆在当时远离世界大战，玻利维亚的工人运动也在那个时代经历了一个长足的发展。革命工人党立足于工会的日常活动，站在了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和寡头政权镇压的最前线，涌现出了以吉列尔莫·洛拉为代表的众多年轻干部。
早期的革命工人党对本国未来斗争的发展曾经做过这样一番评价：“玻利维亚革命是一种混合型的革命，这种革命是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以农民战争和起义为特点）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以工人阶级暴动为特点）相结合的。”（——亚历山大《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他们同时给予了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印第安农民以极大的关注，认为工人阶级党要“把他们领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它还反对同民族资产阶级结盟的思想：“玻利维亚是一头奶牛，帝国主义是它的主人，本国资产阶级是挤奶员。” （——亚历山大《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
1946年，玻利维亚重要的工会组织——矿工联合会在普拉卡约镇召开了特别代表大会，会上发表了玻利维亚工人运动历史上里程碑式的文件《普拉卡约宣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间很多人都一直认为是年轻的革命工人党干部——吉列尔莫·洛拉起草了这项文件。宣言开宗明义直陈7点原则：
1．无产阶级，即使在玻利维亚也是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力军。而矿业工人，则是玻利维亚无产阶级中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部分，他们决定着矿工联的斗争方向。
2．玻利维亚是一个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发展并行着许多种经济成分，其中资本主义是新的因素并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其它社会经济成分则都是我们国家长期延续下来的固有因素，处于从属地位。因此，无产阶级就成为了民族革命的主力军。
3．虽然玻利维亚是一个欠发达的国家，但还是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上的一环。它本身所具有的民族特征也反映出了世界经济的基本特点。
4．玻利维亚的特殊性在于，资产阶级根本没有能力清除大庄园制（latifundio）、实现民族统一，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束缚。这些未能实现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现在必须立即付诸实施。但是对半殖民地国家而言，最核心的问题是进行土地革命，清除封建残余，实现民族独立，也就是说要驱逐帝国主义。这些任务是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
5．“随着民族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世界经济越来越形成一个整体。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有了现实的基础”。由于对外贸易的增长，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并增强了国际间的交往。
6．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后发国家的发展态势呈现了一种混合特征：它在资本主义的技术与文明主导下，将最原始和最先进的经济成分揉合在一起。欠发达国家的无产 阶级不得不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融合在一起。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不能从历史时间上将其分开，而是要迅速地抛开 两者的阶段限制”。
7．封建庄园主已经和国际帝国主义结成利益共同体，并成为其忠实的奴仆。（张兄译《普拉卡约宣言》）
它陈述了玻利维亚工人运动的任务，旗帜鲜明地反对了“调和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的资产阶级洛斯卡独裁政权。提出了实行最低保障工资制度和工资浮动机制、每周40小时工作制、占领矿区、实行集体合同制、工会独立、废除“契约”劳动制等一系列民主的要求。宣言最后呼吁无产阶级的团结，反对资本主义和阶级合作的改良主义，通过阶级斗争的道路消灭资本主义。
然而，我们玻利维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是这么说的，但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世界各地都不乏这样的左翼党，他的领袖有着很高的理论素养，也曾经有过很辉煌的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战绩，然而在革命浪潮到来的时候，却并没有打开通往无阶级社会的“阿里巴巴山洞”。
立足于工会斗争的革命工人党的确通过日常的自卫防守扩大了不少影响力，然而工会斗争的日常目的是迫使资本家与自己达成暂时的妥协。一般的工会依旧受到有产统治的主流规则和其喉舌宣传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三十年代美国“劳联”工会的官僚们公开宣称“打倒马克思，拥护福特”，即使是具有革命倾向的工会，其先进部分也只是少数，本质上也无法脱离“以达成暂时妥协为日常目的、被剥削大众局部利益的自卫机关”的框架。先锋组织所能做的就是启发觉悟、增强团结。日常状态下，劳资之间的冲突一般不会造成政治罢工、成立工人代表大会之类威胁有产统治的情况，工会包括各种左翼党领导的琐碎斗争就会比较多地成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的一位革命社会主义者曾经这样说过：“成熟的先锋组织，会在运动缓和期尽量公开指出日常改良机构的腐蚀作用，不是为了推卸责任，而是提醒、警示支持共产主义立场的先进工人和一般同情群众，使他们尽可能减少幻觉和误判。” 革命的工人党会在每场日常斗争中寻找机会，尝试突破劳资对抗的主流规则；而一些其它名目的左翼政党却往往会为了上层影响，一味扩充日常改良的组织地盘，放任对群众的觉悟教育的同时党内干部也在这一过程中开始蜕化。
当时玻利维亚的工会包括了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及其它一些左翼派别。在社会主义者立足工会运动打破“小派别”的尴尬局面的时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也没有闲着。
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有很强烈的依附色彩，国民经济的众多命脉处于西方资本特别是北美资本的控制之下，通过贷款的方式，北美的金融资本在当地扶植了众多产业寡头，少数的几个家族掌握了该国的物质资源，其政治代言人上台之后也基本上奉行亲美、劫贫济富的国策；与此同时，拉美各国的土地问题都很尖锐，以玻利维亚为例，诚如皮埃尔·勃鲁埃所指出的“8%的地主掌握着这个国家95%左右的可耕地”，工业寡头和农场主是拉美各国的实际主宰者。
然而，依附性发展的现状虽然吃饱了众多锡矿、铜矿、木材和石油巨头，但却让众多立志于独立自主的本国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痛心不已。在历史上，拉美各国在西班牙统治期间就有了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而由于各国完成名义上的独立比较早，它们的工人运动较之亚洲大部分国家和非洲要来得更加强大而成熟，工人觉悟的苗头让很多左翼政党有了发展的空间。也让这些有志之士看到了潜在的危机，并选择了一条化解危机的方子——改良主义式的民族资本发展之路。拉丁美洲历史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都喜欢祭出“反帝、发展民族工业、改善人民生活”这三杆大旗，在国内阶级矛盾、世界范围内的反帝风暴和民族资本同国际资本矛盾这三根“梅花桩”上跳舞。这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或言必称正义，或高唱反帝口号，有的时候甚至以“社会主义”来定义自己的施政纲领。这些变种在阿根廷是庇隆党，在智利是70年代闻名遐迩的“人民政府”，而在玻利维亚，则是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以下简称民革运）。
民革运是一个成立于40年代的资产阶级政党，与那些只是习惯于压榨工农并对北美资本俯首帖耳的其它玻国资产阶级派别不同，这个党从一开始的时候就采取了立足工农运动和进行上层权谋两条路线并举的策略，尽管党内派系林立，但在维护玻利维亚资本家和农场主的利益方面却是保持高度的一致。以瓦尔特·格瓦拉·阿尔塞为代表的党内右翼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与“洛斯卡”政权一样，对底层民众的反抗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反感，主张坚决的消灭破坏民族团结的因素；后来的总统维克托·帕斯·埃斯登索罗领导的中派则握有这个大党的实权；胡安·莱钦·奥昆多代表了党内的左翼势力，这些人是玻利维亚矿工联合会的工会干部，并且是后来成立的玻利维亚劳工中心的核心人物，他们在帮助资产阶级镇压、蒙骗工农的事业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40年代晚期，玻利维亚资产阶级寡头诉诸于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由中下层军官和民族主义革命运动组成的联合政府，政变之后成立的洛斯卡独裁政权对民革运和包括革工党在内的众多反对派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方针。那一阶段，莱钦领导的左派民革运在当时的玻利维亚的矿工工会中同革命工人党进行了广泛的合作。一些西班牙语的资料对那一时期的民革运和革工党之间的联合各执一词。后来成为革命工人党领袖的洛拉提到：“谁也不能否认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在这段时期的历史是极为动人的，因为它充满了难以令人相信的牺牲和许多英雄的人性品德……”（《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所引用的利沃里奥·胡斯托《被挫败的革命》），若干年后，洛拉断言镇压使民革运“看来像一个出色的革命党和最接近于掌权的党”；但当时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少数派支持者——胡安·罗布斯则指出革命工人党与左派民族主义者的合作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甚至已经有了政治上的支持，他认为就在此时这些所谓的玻利维亚的托派分子已经尝试着同民革运左派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了。
洛拉后来检讨这一时期革命工人党的工作的时候是这么评价的：“我们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党，但尽管如此，我们在组织上具备了一个联谊会的特性。最聪明的一些玻利维亚青年加入了革命工人党。我们有一批出色的鼓动者，其中许多人认为自己的使命还包括理论工作。但是我们过去缺少，现在还是缺少组织者。我们在深入到群众中去的同时，却没有深入工厂或街道组织党的支部；他们的工作只限于宣传革命的原则。……党的最大弱点反映在它的组织发展不完全。” （《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所引用的利沃里奥·胡斯托《被挫败的革命》）。好一句“组织发展不完全”，而在自己同样的文章中，洛拉还以夸耀的口吻声称党的发展“使它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历史上有很多工人政党，其中的革命派懂得不能沉迷于泛泛空谈，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从不让步。他们的做法，是从阶级利益出发，扎根基层工人、团结先进分子、从事鼓动宣传。日常斗争的日子，他们通过先进工人核心帮助群众积累基层倡议的经验；一待时机成熟，便号召广大工人成立自 己的代表大会和政权，推翻有产统治。而骑墙的“也是马克思主义”派、各类改良主义流派，往往用劳资矛盾调节影响力和改良组织规模评价自己工作的好坏，奉行无原则的实用政治路线，一切围绕“先打开局面再说”，于是慢慢不知不觉地滑向了深渊，即使这些党口头上仍然高喊“十月革命万岁”，即使他们的领袖学富五车，能写出很高质量的理论文章，到了实践中也往往只能充当有产阶级的左翼改良主义的替补队员，逐步被老板统治的现状边缘化，使追随自己的觉悟工人慌乱、瓦解、并最终颓唐。
四十年代的革命工人党虽然在工会工作中小有成绩，但党内许多重要的干部包括吉列尔莫·洛拉都流亡欧洲。与当年列宁在西欧办工人学校的经历不同，现有的资料没有告诉我们洛拉在北半球落脚的时候有过类似的举动，他当时忙于第四国际书记处的各种会议和其它事情。虽然玻利维亚的人口远远没有俄国多，但如果能将这些少数的流亡工人组织起来，那将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尖刀连”。而留在国内的工会干部则与左派民革运来往甚欢，不知不觉中觉得民族主义这块牌子比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实用，也无暇于宣传基本的政治原则。于是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即使是领导的革命失败了，理论修养高深的洛拉依然发表了很多相关文章；但由于党对基层党员培养的忽视，使得一旦党的右翼领袖（以工会干部为首）在洛拉等中央领导的默许下实行机会主义路线的时候，几乎一夜之间就把一场本来可以成为拉丁美洲工人阶级解放先声的革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葬送了。
1952年4月8日，玻利维亚警察部队的指挥官安东尼奥·塞勒姆和当时军队的首脑文博托·托雷斯·奥蒂斯宣称左翼图谋发动叛乱，他们将军队开进了首都。然而工人阶级立即举行了政治罢工，军队中的一些进步士兵也拒绝实施镇压。第二天，资产阶级的常备军土崩瓦解，如勃鲁埃所说“当群众走上街头的时候，军队崩溃了，拉巴斯的马路上到处都是工人阶级的街垒。”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玻利维亚“4月9日革命”。革命之后，民革运立即筹备了政府，并推举自己的领袖——埃斯登索罗为总统。
革命之后第11天，玻利维亚劳工中心宣告成立，倡议者是革命工人党的工会工作者——马吉尔·阿兰迪亚·潘托亚。勃鲁埃认为“它带有浓厚的‘苏维埃’痕迹，具有双重权力的性质”（皮埃尔·勃鲁埃《玻利维亚，1952年4月9日：被遗忘的“二月革命”？》）。作为译者，我并不赞同他的观点，尽管当时劳工中心具有很强烈的革命倾向，其运作也有工人民主的雏形，“劳工中心”的横空出世令有产阶级感到恐慌，但这个在矿工联合会基础上成立的组织还是一个总工会性质的机构，这也决定了它的作为充其量只是有产统治默认秩序范围内的积极防守，更何况工会的领导权还掌握在保守的领袖身上。而“苏维埃”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大会，却可以通过双重政权的形式，领导无产阶级和其它被压迫阶级推翻资本家的统治。两者对资本暴政的杀伤力不可同日而语。当然，阶级先锋的缺席对于玻利维亚无产者来说，是最致命的。
阿根廷的社会主义者利沃里奥·胡斯托曾经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同路人，后来他对拉美的很多托派政党持批判态度，他在起义前后主张的口号是“我们不要‘工人部长’，一切权力归‘劳工中心’，立即着手实施《普拉卡约宣言》里的主张。”然而，“一切权力归‘劳工中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事实是当时的劳工中心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全国上下各被压迫阶层都团结在以锡矿工人为核心的无产先锋的带领下，资本家和庄园主被逼入了墙角，解决帝国主义在玻利维亚的存在、农村的土地问题、实施矿山国有化等一系列民主改良的要求都被提上了日程，连洛拉日后都回忆道“帕斯是‘白努特宫里的囚徒’”。
对于民族主义革命运动这样的有产改良派来说，如何尽快稳定局势是当务之急，一位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评论道：“这是拉丁美洲真正的革命，而非所谓的军事政变、宫廷阴谋和士兵造反。然而即便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革命，也可以被控制住，避免造成‘灾难’。”（《被挫败的革命》），作者口中的“灾难”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无产阶级革命。
那么，革命工人党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阶级斗争高潮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亚历山大认为革命工人党是“劳工中心”内的灵魂力量。
四月事件之后，远在巴黎的领袖——洛拉代表党的领导层起草了一份纲领性质的声明：
1．在1951年选举中间占多数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领导的政府下进行国家的重建工作。
2．为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的提高而斗争。
3．争取民主权利。
4．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行矿山国有化，取消同联合国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何塞·维拉《被背叛的革命》中引用《战斗者》杂志资料）
事实上，这样的纲领没有超出有产民主的范围，在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共赴国难的主张更是混蛋。
起义之后，革命工人党的党报《工人斗争》发表声明：“我党要实施我们的既定纲领，我党不反对目前的政府。”（《被背叛的革命》）。6月间的时候，革工党再次以民族复兴的高参发话：“从来没有一个党能像我们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一样得到人民和无产阶级的支持，也从来没有一个党在我国掌权后能提出过真正革命的政纲。政府应该弄清形势，不要辜负广大劳动者对它的期望。”（何塞·维拉《被背叛的革命》中引用《工人斗争》资料）
1927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指挥部”——共产国际授意两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武汉的国民政府，担任劳工部长和农民部长，这两名资产阶级的人质目睹了国民政府后来对工农的屠杀。时隔二十五年，在地球另一端的玻利维亚，自诩革命党的玻利维亚托派在自己主导的“劳工中心”内通过了这样一项决议：“我们授予胡安·莱钦同志和赫尔曼·布特隆同志在政府中代表工人阶级，我们支持他们担任政府部长。”革工党甚至一度还打算自己加入政府：“‘劳工中心’的执行委员会邀请马吉尔·阿兰迪亚·庞托亚同志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出任文化部长……革命工人党对此并无异议。”（何塞·维拉《被背叛的革命》中引用《工人斗争》资料）加入资产阶级政府，这样的事情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干过，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干过。1936年的时候，托洛茨基曾经严厉地批判过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行动，而在1952年，他南美洲的不肖门徒们也跃跃欲试。
何塞·维拉是比洛拉晚一辈的社会主义者，他在很多年后这样批判革工党的路线：“革工党根本没有提那样一些口号，那就是：占领矿山、工厂和大型企业；不支持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莱钦控制下的工会官僚层；不要联合政府；‘工人部长’退出内阁；变‘劳工中心’为苏维埃；‘一切权力归‘劳工中心’！’。”然而，玻利维亚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勇气去触动私有产权。
革命之后，掌握在霍奇斯柴德、阿拉马约、帕蒂尼奥三大家族手上的玻利维亚各大矿山、矿井的国有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革命工人党向政府苦苦进言，要求民族主义者领导的中央痛下决心，实施“矿山国有化”，有产改良派没有照单接受，而是实施了有偿国有化。之后，为保卫有产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众多工会官僚被吸收进新组成的国有矿业公司的管理层。
四月革命之后，革命工人党通过了一个决议：“工农联合政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历史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一个过渡策略，我们工人党目前还不占多数，因此不宜操之过急……在玻利维亚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之前，将会有一个工农联合政府时期，这个政府是由革命工人党和左翼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政治觉悟和敏锐的政治警觉性，在立场上要坚定不移，只有这样，在未来我们才能掌握政权，工人群众到时候会站在我们这边的。”（《被背叛的革命》引用玻利维亚党的《内部公告》）然而，从来没有所谓的“农民党”，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它的左翼只是比右翼多了几分欺骗性而已。革命工人党不遗余力地为莱钦派（左翼民革运）摇旗呐喊，期待着他和他的小跟班能转向革命。据一些当事人回忆，革工党的工会干部对莱钦的提案不加反对地通过，一些宣传干部替莱钦起草演讲稿，在托派党人的努力下，莱钦被精心包装成了“工农领袖”。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莱钦派有上进心，在民革运的工人骨干的支持下，就可以去除反动的倾向，提出一个符合被剥削阶级的路线。然而，正如维拉所批评的：“再多的工人成员也无法改变一个资产阶级党的属性。被剥削阶级是无法在那些资产阶级为其阶级利益创建的党派内取得主导地位的。”
尽管玻利维亚劳工中心有苏维埃的倾向，但作为一个处理资产阶级产业日常劳资纠纷的垂直性的机构，它总是带有些官僚色彩的。尽管玻利维亚劳工中心中间的革命倾向很强大，但在莱钦为主导的工会官僚的授意下，在革命工人党的配合下，它还是被驯服了。总工会内部尽管有民主的氛围，但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在54年10月才选举出来，而此时，资本的统治已经稳固，而“劳工中心”也已经蜕化了。
不久，帕斯·埃斯登索罗和莱钦将革命中间落荒而逃的将军们给请了回来，这些资产阶级的战神们是来改编“劳工中心”下属的民兵部队的。一个强大的独立工农武装，是有产统治永远不能容忍的，这些将领们把旧军队的等级制度、纪律意识以及一整套基于对老板国家恐惧和忠诚的意识形态给移植了过来，革命工人党对此无动于衷。很快，民兵武装被改编成了党军，开始替资产阶级看家护院。显然，没有强大的工人政权作为保证，工人手上的枪杆子无法击溃资产阶级，然而，工人领袖们想都没有想过苏维埃的事情。
关于玻利维亚农民的比例，勃鲁埃认为占人口80%左右，稍后一点的维拉认为大约是该国人口的70%。在52年之前的寡头统治时期，他们不能投票，政治上毫无权利。“农民群众说着印第安方言，大多是文盲。他们要向权贵支付食物或钱财，作为徭役，这是二十世纪的农奴制。”（维拉《被背叛的革命》）然而，四月革命之后，安第斯山国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夺地运动，革命工人党总算得出结论认为玻利维亚的土地问题需要解决，它提出了占领土地并剥夺地主庄园的口号。不过，他们还是摆出了一副政府高参的味道：“我们提出了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愿望，要求就地主老爷们的庄园的问题给个说法。我们的帕斯·埃斯登索罗总统站在被压迫的印第安农民的立场上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本来的担忧是不必要的。”（何塞·维拉《被背叛的革命》中引用《工人斗争》资料）不过，机敏的玻国民族资产阶级代理人不需要革工党的提醒，他们很快接管了夺地运动，并进行了有限的改良。然而，就像发生在很多其它第三世界国家里的事情一样，民革运的执政并没有使玻利维亚的农业摆脱落后的尴尬境地。
眼看自己的玻利维亚支部在胡搞，巴黎的第四国际书记处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一方面，第四国际对于下属的各国支部的约束力远没有斯大林时期的共产国际那么大；另外一方面，作为国际革命的指挥部，书记处对于玻利维亚革命的指挥实在是糟糕。当时国际的负责人是希腊人米歇尔·帕布洛，国际内部当时对于东欧的铁托政权和新的中共政权都采取批判性支持，并不假思索地移植到千里之外的拉美地区。
尚在革命高潮的52年10月的时候，第四国际的领袖们出台了这样一份决议，开宗明义提到：“革命工人党到目前为止采取的策略总体来说是正确的，是从客观形势和党的实力出发制定的务实战略。”（第四国际《玻利维亚革命决议》）好一句“务实”啊。
紧接着，国际指示自己的玻利维亚同志：“要巩固双重政权，必须对‘民革运’政府进行批判性支持的同时，引导革命的群众运动，群众会因此在实践中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工会和民兵组织。”（《玻利维亚革命决议》）书记处的这份文件绝口不提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
决议的中间部分，帕布洛等人指示洛拉加强“劳工中心”的力量，但对于工会的官僚化趋势却选择自我失明：“‘劳工中心’代表工人，在未来它可以演变城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苏维埃’，工农政府将以这种自发的组织为雏形提出劳苦大众自己的主张。由此可见，‘劳工中心’应该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玻利维亚革命决议》）
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们一再告诫自己的南美小兄弟“不要被民革运牵着鼻子走”，可悲的是，这不是简单的两党斗智，而是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事实上，国际的领袖们默许了玻利维亚支部的机会主义政策，并对此进行了补充。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民革运左右两派的内斗上，却忽视了资产阶级在对付工农立场上的团结。他们不是不知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势不两立”这些共产主义ABC，他们能写出很多鼓舞人的文章，他们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学生自诩，然而在如风似魔的历史转折点上，他们却表现得如此糟糕。
玻利维亚革命毫无悬念地失败了，1953年的时候，革命工人党与左派民革运在工会运作问题上发生了冲突。亚历山大的著作提到了玻国托派党内的革命倾向，当时一些觉悟分子主张：“玻利维亚革命必须具有一种联合革命的性质——在当前目标上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在不断发展的结果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要分开革命的这两个阶段是很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掌握权力的工人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限度以内，而是应当更深刻地打击私有权，转而采取社会主义的办法，这样就使革命具有不断的性质。”（《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这份声明引起了资产阶级政府的一阵恐慌。而革命工人党尽管进谏要求实现“矿山国有化”，但政府的有偿国有化显然是不能令他们满意的。之后，莱钦的左派民革运同斯大林主义者结盟，排挤了工会中间革命工人党党员。尽管洛拉和他的同志们不敢触动私有产权，但老板在自己的统治稳固之后还是迫害了他们：《工人斗争》被查封；革工党大批基层的工运和农运干部被捕入狱。
之后不久，随着第四国际的分裂，革命工人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莫斯科索领导的一个派别加入了曼德尔和弗朗克负责的统一书记处，洛拉领导的那一派加入了位于伦敦的国际委员会，另外一个小宗派则追随阿根廷人胡安·波萨达斯。各派纷纷将玻利维亚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当时已经被开除出第四国际的帕布洛头上。到了70年代，洛拉又倡议组织了各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议会”，议会在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组织的政变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让·莱文《从革命工人党的诞生到人民议会》），这一次，洛拉再次流亡欧洲。进入80年代之后，革命工人党早已面目全非。如今，步入耄耋之年的洛拉依然著作等身，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了多种文字在欧美出版。然而，落花流水春去也，丧失了夺权机会的玻利维亚工农只能看着资产阶级的内阁换了一茬又一茬。拉巴斯、科恰班巴那些绝望的面孔爬上了几丝皱纹，但这一片土地依旧是资本主宰的地方。
玻利维亚革命可以说是西半球工人阶级解放的先声，以“劳工中心”面目出现的总工会尽管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手上，但革命的倾向却远远强大，当旧的国家机器土崩瓦解、当曾经不可一世的老爷们躲在墙角里打颤的时候，却没有一个阶级先锋站出来号召成立工人政权，推翻有产统治，以至于缓过神来的资本家反戈一击，终于打退了这本来可以震动南美大陆的工人起义。
关于革命的失败，有人归结于有产改良派几十年如一日的基层殉难工作争取了民心，有人则认为是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者的机会主义政策导致了斗争的失利。但阶级先锋的缺席却是最致命的一个诱因。列宁去世之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并不缺乏革命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道统，然而在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斯大林主义）大行其道的环境下，一些具有革命倾向的政党，在建立初期还能够念叨“工农是一伙，老板是一伙”，到后来却也按捺不住寂寞的情绪，以争得一时一地的影响力为工作目标、以包括工会、议会等地的选举为工作内容，而一旦买下了“上层交易”这包毒药，这些革命党的生命也结束了。
随着东欧和苏联原来的工人官僚国家的崩溃以及世界范围内资本的进攻，目前，各大洲无产者的处境比50多年前更加艰难，但既然已经一无所有，就没什么好失去的了。事实上，有产统治并不是一直稳固的，工人阶级曾经觉悟过，而且不止一次：在1871年和1968年的法国，在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在1936年的西班牙，在1924——1927年的中国，在1918年和1923年的德国，在1969年的西班牙和1979年的伊朗，还有1952年那些英勇的玻利维亚工人，他们站在拉巴斯的街头，用血肉之躯敲响了旧世界的丧钟，尽管他们最后失败了。
玻利维亚革命是一座伟大严酷的学校，它是用鲜血铸就起来的。中国的工运积极分子们应该认真学习它的教训，不能有丝毫的懈怠。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让我们时刻准备着。
感谢英国《革命史》杂志编辑部同志和丁一新同志提供英文文本，异教徒同志制作了chm电子书，一并感谢他的工作。这些文章的作者或者是革命事件的当事人，或者曾对国际主流托派持批评态度，或是以晚辈工运参加者的身份来做品评，但却给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左翼青年以全面了解这场伟大事变的机会。本人的英语水平远未达到一流水准，但希望大致能给读者以一个了解革命全貌的框架。有心者可以参阅张兄翻译的《普拉卡约宣言》（附后）和美国教授亚历山大所著的《拉丁美洲的托洛茨基主义》中间关于玻利维亚革命工人党和52年革命的描述。
注：洛斯卡政权在西班牙语里面指资产阶级寡头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