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18章 “到1980年左右实现共产主义”：1961—1962



　　1961年夏季，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相互斗争的结果是竖起了一堵柏林墙，而不是签署和平条约；苏联的农业危机形势虽然比上一年冬天有所缓和，但此时又变得严峻起来。他于5月份视察了高加索地区，6月底又来到了哈萨克斯坦。每到一处，他都对当地的官员批评一通，但并不像以前那么严厉，有时甚至还进行自我解嘲。在享用哈萨克东道主提供的马肉时，他抱怨说马肉太肥了，但他紧接着补充说：“不错，只是对于我来说也许是这样，因为在判断马肉的肥瘦时，我将自己的身体也考虑进去了。”
　　秋季收获的前景看来不错。“我们生活在一个辉煌的时代。”赫鲁晓夫对一位哈萨克斯坦听众说。他在7月20日递送主席团同事们的备忘录中报告了他对其他几个地区的考察情况，这与他3月份的报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月份，乌克兰的情况好像已经到了灾难的边缘；现在乌克兰却可能成为苏联农业生产的一面旗帜，赫鲁晓夫得意地说，这部分得益于农户们增加了谷物生产的面积。经过两年的收成“低于我们的实际能力”后，他于8月7日补充说，现在的粮食产量“明显地将是苏联政权有史以来最好的”。工业生产的统计数据据说已经超过了第七个五年计划头两年的目标，这也让他感到很高兴。科学上取得的最新胜利也同样如此，苏联宇航员蒂托夫[1]进行了第二次宇宙航行。9月10日在斯大林格勒，一个让苏联人想起二战胜利的地方，赫鲁晓夫为巨大的新伏尔加水电站举行了落成典礼。“我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同志们，”他对聚集的人群发表演讲说：“这是一个人类最优秀的儿女们最崇高的梦想正一个个变成现实的时代。”

　　人类最崇高的梦想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人类发展最高阶段创造了这个词汇，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人类自由发展前提”的时代，每个人都会“各尽所能”地创造出最大的财富，分配是“各取所需”。根据列宁的观念，实现共产主义将会经过一个漫长的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一个强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会为未来的自由王国准备社会基础。斯大林宣称到1936年已经建立起了共产主义的“基础”，但是他还是很明智的，没有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完全最终实现，以免人们会期望在他的领导下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然而，这正是赫鲁晓夫不久后在新发展纲要中所做出的承诺。
　　旧发展纲要颁布并执行于1919年。早在1934年，苏联人就有了修改发展纲要的想法；实际上苏联第十七届党代会已经成立了一个由斯大林挂帅的委员会来进行这项工作，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搁浅。1948年没有公布的草案中已经确立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的任务，这说明赫鲁晓夫并非苏联唯一极端激进的乌托邦主义者。但是斯大林没有为自己确定任何具体的实现目标的期限。
　　早在30年代，赫鲁晓夫就曾热切地谈到过“建设共产主义”的事情。他在1952年将此描述成党的主要任务，在1956年的第二十届党代会上，他吹嘘说苏联已经“登上了一个高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通向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宽广大道”。在他的敦促下，第二十届党代会下令马上准备一份新发展纲要。[2]
　　赫鲁晓夫受到了这种热情的鼓噪，尽管这种热情并非适得其所，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新发展纲要的准备完全是武断的。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是经过详细、系统论证过的。1958年成立了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负责人鲍里斯·波诺马廖夫领导的权力巨大的起草委员会。起草小组向科学机构、政府机关以及其他机构询问了关于苏联生活以及国际形势发展的所有方面的数据。苏联两位著名的经济理论家，尤金·瓦尔加[3]和斯塔尼斯拉夫·斯特茹米林[4]，起草了主要部分，对苏联与美国未来10—15年内经济前景的比较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斯特茹米林在下结论之前提醒不要“在缺乏必要条件的情况下采取激进的解决问题的措施”。
　　在赫鲁晓夫的亲自监督下，起草委员会于1958年秋天完成了发展纲要初稿。同年7月，赫鲁晓夫指示波诺马廖夫要使新发展纲要“清晰、准确、鼓舞人心——就像一首诗，不过同时又要现实、贴近生活、广泛征求意见”。10月份阅读了初稿后，赫鲁晓夫下令删除其中过多的细节，以免使新发展纲要失去其“厚重、长远的特点”。
　　在1959年的第二十一届党代会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全部和最后的建设任务”。换言之，接下来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3月，他与波诺马廖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7月，主席团下令召集更大范围的专家、机构与职能部门做出更多的预测与规划。国家计委与国家经济委员会被特别要求做出独立的评估。两机构所做出的错误评估认为，50年代中后期的繁荣还可以持续20年的时间。
　　菲奥多·布尔拉特斯基于1960年初加入了波诺马廖夫的团队，他们工作生活于莫斯科郊外树林里一座豪华的疗养院里。他记得，就是否在发展纲要中写进对苏联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测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当赫鲁晓夫的主要经济顾问亚历山大·日斯亚德科[5]提议包括这一部分时，几乎所有工作组的成员，包括经济学家与非经济界人士，都反对说这是“肤浅、不科学的”。有关苏联与美国经济前景的评估“完全是人为的——纯粹是出自一厢情愿的想法”，布尔拉特斯基回忆说。但是当日斯亚德科拿出包装着蓝色封皮、长达80页的打印稿，翻到第一页时，大家看到了赫鲁晓夫熟悉的潦草签字“写进发展纲要”：将 “证明”苏联会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统计数据写进去。“热情高涨，”布尔拉特斯基说：“但是就像我们在单位里常说的那样，需要热情的同时还需要弹药。”
　　赫鲁晓夫亲自修改了纲要的文本。1961年4月20日和21日，以及7月18日，他口授了长达46页的建议与修改意见。他的一些建议（这里删除一个过分的形容词，那里指出一个时态错误）严格说来都是编辑所做的工作；他肯定对自己显得比这些学者阅读得更为仔细而颇感自豪。其他的“修改”则使文稿显得更具乌托邦色彩（如果可以这么认为的话），例如，他坚持到1970年苏联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
　　赫鲁晓夫的一些修改实际上并没有对具体的事情做出说明：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只能“大体上”实现为所有人提供免费住房的目标；虽然为母亲与孩子的健康提供完全的医疗保障是一种很好的愿望，但最好还是不要对“妇产科病房、医疗咨询、孩子的修养院、医院以及夏令营等”做出明确的规定。然而，就是在他最为现实的时候才最明显地表现出了他一贯的不切实际。
　　草案中说，“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需要”，工作将变得“最具创造力”，这样每个人都会体验到“为公众的利益而自愿劳动的内心需要”。赫鲁晓夫提醒说，这也许意味着有人会想他们可以自由地“躺在沙滩上睡大觉”，而不是去工作……他们会说：“让其他人工作吧，我不工作，我就躺着。”当然，他总结道：“工作日应该更短一些，假期应该更长一些，但谁会为这一切提供资金呢？难道是中国人吗？”赫鲁晓夫很清楚地知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需要什么，但他并没有对人们是否具有他所承诺的人间乐土所必备的素质做出清醒的估计。他承认不断升温的国际紧张局势可能会“推迟”发展纲要计划的实现，不过，他当然不会承认是他自己推行的政策加剧了这种紧张局势。
　　尽管他经常批评空洞的理论，倾向于实际的问题解决办法，但赫鲁晓夫同样需要一个作为苏联领导人的理论上的标志。马克思和列宁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来描述胜利的工人阶级如何剥夺资产阶级剥削者的财产；斯大林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将持续下去，尽管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国家将会“消亡”。赫鲁晓夫不想花太多的心思来更新创立者的理论，同时他也不想对之全盘否定，或是代之以一个全新的名词“大同国家”。他试图运用恰当的夸大词汇——因为“专政意味着一部分人，或是一个阶级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这种说法在目前阶级消亡的社会里是“不够明确的”——但是朴素的常识又时常提醒着他，普通人民不可能理解专政如何会是民主的（尽管列宁坚持认为这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如果你问我这种专政的含义是什么，”赫鲁晓夫令人吃惊地承认道：“我是不可能对你解释清楚的，你也不可能向我解释清楚。”
　　主席团于5月6日收到了发展纲要草案，经过微小的修改后于5月24日予以批准。赫鲁晓夫于6月19日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这份纲要文本，他在大会上讲话的语气比纲要本身显得还要高涨。他宣布说，在20年内，“我们国家将实现共产主义”。在此期间，苏联将会在与美国的经济竞争中“不断地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20年后，苏联将“达到一个伟大的高度，相比之下，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将远远地落在后面”。苏联农村将“遍布各种设施——配备着所有现代化用具的公寓，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文化与医疗设施——最终，农村人口将可以享受与城市人口同样的生活条件”。
　　梅勒·斯图鲁亚是发展纲要文本起草小组的一员，他努力提醒不要做出太多的许诺。知道赫鲁晓夫的脾气，斯图鲁亚将他的保留意见以一种令人费解的理论语言阐发出来，主张尽管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会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并没有必要给它规定明确的日程。赫鲁晓夫得知他的意见后，盯着这个表情严肃的格鲁吉亚人说：“听着，黑小子，像这种一知半解的小把戏并不会让你获得真理的。”于是，苏联人这种天赐甘露的时间表并没有改变。m2_19[6]
　　发展纲要草案于1961年8月30日出版发行，苏联的宣传机构称草案的发表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全国“讨论”，460万人参加了各种党与非党的会议。22个工作组总共接受了大约30万份信件、文章与笔记，工作组仔细分析了其中的1.4万份文章，并挑选了40篇加入最后的文件中。赫鲁晓夫于1961年10月18日向第二十二届党代会提交的就是这份最后的文件。他吹嘘说，在十年的时间里，所有苏联人将“达到物质上的富裕”。十年后不久，所有人将“享受高质量的膳食”。消费品不久也将极大丰富，而住房短缺的情况将会在“这个十年内”消失。
　　党代会以全体通过的结果很快采纳了这一新的发展纲要。

　　米高扬后来回忆说，实际上“赫鲁晓夫是不喜欢统计数据的”。当米高扬反对在新发展纲要中包含20年的钢产量规划时，赫鲁晓夫回答说：“1980年不会很快到来的。”米高扬由此认为赫鲁晓夫“并没有指望自己活到共产主义完全建成的那一天，因此对他来说，这些数据实际与否也就并不那么重要了”。米高扬说，赫鲁晓夫所想的只是“取悦于人民。他并没有想到如果这些承诺不能兑现，人民是会要求做出解释的”。
　　米高扬的分析并没有说出赫鲁晓夫的全部动机。赫鲁晓夫很可能是希望给那些负有准时完成这些规划的官僚机构添一把火。在此过程中，他会显得光彩照人。不过，他并非只是为了使自身形象显得高大起来。他肯定不可能等到已经做出如此巨大牺牲的苏联人民最终能享受到幸福生活的那一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的想法也许促使他差不多同时下令对宗教展开全面的攻击。当然，宗教一直都是布尔什维克所诅咒的，从1917年到20世纪30年代，布尔什维克拆毁了教堂，逮捕牧师，并迫害信教者。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之后扭转了这一进程，也许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将民众联合起来应付战争，并给西方盟国造成一个好印象。国家登记的东正教教区、申请建造新的教堂、修道院、接受洗礼与教堂安葬仪式、参加教堂礼拜的人数比例以及申请进入神学院的人数，在20世纪40年代末前都有了大幅增长，此后增长趋势平稳下来，直到赫鲁晓夫发起对宗教的打击。
　　这种于50年代末开始、持续到60年代的镇压行动在1961年达到了顶峰：加强了反对宗教的宣传，增加了宗教活动的税收，教堂与修道院遭到关闭——结果是东正教教区的数量从1951年超过1.5万个下降到了1963年的不足8000个。
　　是否是赫鲁晓夫本人发起了针对宗教的新攻势，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肯定批准了这一行动。这是他为去斯大林化所付出的代价——考虑到这种镇压会受到像苏斯洛夫这样的斯大林主义理论家的欢迎——不过，他也许还将此看作去斯大林化的一种方式，因为这摒弃了斯大林对宗教的妥协态度，又重新回到了列宁主义那种更富战斗性的路线上来。这种新政策与党的新发展纲要的准备在时间上的巧合绝非偶然。要想让苏联国人摆脱“过去的遗产”，还有什么比赫鲁晓夫通过规划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来激起公众的热情更好的呢？不过，如果像他的亲密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所说的那样，赫鲁晓夫本人也保留着残余的宗教信仰，那他对宗教的打击肯定加深了他的负罪感，同时让他更加需要更多的阿谀奉承来缓解他内心的矛盾。

　　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于1961年10月17日召开，会议地点是克里姆林宫内刚刚落成的大理石和玻璃结构的具有现代气息的议会大厦。大厦的建造工作紧锣密鼓，直到最后一刻才完工。大厦的准时完工使得党代会的开幕变得更加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将近5000名苏联代表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共产党代表出席了会议。自从上一次按照正常日程举行的党代会以来，五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1959年召开的第二十一届党代会是个例外），现在到了对1956年以来的苏联与世界做出评估的时候了。
　　如果党代会具有真正的权力与权威，那它有着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农业滑坡；赫鲁晓夫的德国政策；他对中国以及本国知识界关系的处理。到1961年时，从普通的集体农庄农户到高层的将领肯定都对他的领导产生了怀疑。但这是赫鲁晓夫大权独揽的时期，这些事件都变成了对他取得成就的称颂。
　　宏大的新发展纲要定下了调子。赫鲁晓夫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总报告，并对党的发展纲要作了同样冗长的说明，这两次讲话用了超过10个小时的时间。［政治局成员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在1964年10月抱怨说，当时赫鲁晓夫即将被赶下台，“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000万党员的党，难道真的就找不出一个其他够资格的人来作其中的一份报告吗？”］在党代会闭幕前，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欢呼赫鲁晓夫“不知疲倦的精力与革命热情鼓舞着我们所有人勇往直前”，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两年后加入到勃列日涅夫反对赫鲁晓夫的阴谋中，但他当时对赫鲁晓夫“与人民不可分割的联系、他的仁慈与朴素以及他不断向人民大众学习与教育人民大众的能力”大加赞美。
　　仔细阅读党代会讲话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不同的反应。当时的西方克里姆林宫分析人士将这些反应看作苏联高层内出现秘密斗争的迹象。然而，如果真的存在反对赫鲁晓夫的势力，那么这个令人厌恶的寡头政治执政者可能就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了。赫鲁晓夫“真正的麻烦”出现在后来，他的同事德米切夫回忆说，第二十二届党代会是他“如日中天的时候”。莫斯科市党委书记尼古拉·叶高里契夫后来说：“我们都不得不在那里看着尼基塔·赫鲁晓夫得到多么强有力的支持。”
　　然而，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也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逆流，突然又重新开始了对斯大林的攻击，这与会上普遍庆祝的气氛显然不相协调。为了与1957年后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运动趋于平息相一致，新的发展纲要基本上没有提及这一话题。主席团成员奥托·库西宁[7]曾呼吁赫鲁晓夫至少应在发展纲要里包含一些对“个人崇拜”进行批评的内容，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是尽管库西宁在草案中的言词要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语气弱化很多，但还是没有写进最后的正式文件中。虽然赫鲁晓夫对第二十届党代会在斯大林问题上所采取的路线以及1957年打倒莫洛托夫和其他一些人进行了称颂，但他的语气远谈不上激烈。不过，他的讲话还是激起了一阵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浪潮，并最终淹没了这届党代会所树立起来的必胜信念。
　　当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召开时，斯大林的遗体仍安放在红场列宁陵墓的旁边，同时斯大林格勒这座伏尔加河上的“英雄城市”仍然是以斯大林的名字来命名的，同样的还有全国数以千计的街道、广场与企业。现在，斯大林的名誉突然之间被蒙上一层阴影，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也是如此。《真理报》编辑帕维尔·萨蒂尤科夫诬蔑莫洛托夫之流是“习惯于泥浆与污秽的沼泽动物”。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莫洛托夫之流反对揭露斯大林的罪行，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作为帮凶所起的作用……会大白于天下”。在回顾他的朋友亚基尔将军被处决一事时，赫鲁晓夫报告说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在50年代都同意给亚基尔平反昭雪。“但是将这些人置于死地的正是你们，”赫鲁晓夫曾对他们说：“所以你们什么时候凭过良心办事，是过去还是现在？”
　　他于1956年和1957年也进行过类似的指控，但将它们公之于众，这还是第一次。他甚至暗示斯大林下达了1934年对谢尔盖·基洛夫的谋杀令，并呼吁在莫斯科为斯大林的受害者建造一座纪念碑。根据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投票结果，“继续将约瑟夫·斯大林的棺木停放在红场陵墓中是不适宜的”，在一位1902年入党的老妇人哭诉她曾“在心里向伊里奇［列宁］倾诉，他就好像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说：‘我不喜欢躺在斯大林旁边，他给我们党带来了太多的不幸’”后，大会通过了将斯大林遗体从红场陵墓清除出去的决议（当然是全体通过）。
　　当天晚上，斯大林的遗体就被从红场陵墓中移出。在夜幕的掩护下，红场进行了警戒隔离，斯大林的棺木被从其所在的荣誉之地取出，拉出了这座大理石建筑，被扔到了后面的一个大坑里。“他们并不是水平将棺木抬出来的，”谢列平说：“而是倾斜了45度角。我有种感觉，他会睁开眼睛说：‘你们想对我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当局所下的命令不是将大坑里埋上土，而是以几卡车水泥将斯大林的棺木压住。
　　除了宣扬共产主义的光辉前景和揭露斯大林主义者的故意伤害罪行外，这届党代会的议程中还包括赫鲁晓夫对共产党官员任期设立的限制。他想将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在两到三届，除了那些“由于有着公认的权威与杰出的政治、组织或其他才能的”人可以担任“更多的期限”，就像他本人这样。[8]但是人们至今无法明白的是，赫鲁晓夫为什么会让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情感爆发淹没了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几乎其他所有的方面。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看来，他父亲“没有能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他在冲动之下做出的表示促使其他的发言人都急不可耐地想与他保持一致。其他人坚持认为赫鲁晓夫是有意识地迫使他的同事们加入这一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大合唱的。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赫鲁晓夫自我怀疑与自信混杂的一贯性格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在内外政策都遭受挫折后，赫鲁晓夫有充分的理由揣测这届党代会的代表会对他有何种看法。在会议开始前，莫洛托夫又向中央委员会发去了一封信，攻击新的发展纲要是“对共产主义的中伤”。他在后来与朋友的交谈中认为赫鲁晓夫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用他的左脚写就了这一发展纲要”，不过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是否包括了这一说法还不得而知。[9]
　　莫洛托夫的信挑起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对“反党集团”展开攻击。不久后，其主要成员就被开除出党。一向唯唯诺诺的党代会会支持赫鲁晓夫，这是没有疑问的，但问题是这可以唤起代表们多大的热情？当他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新一轮攻击引发如潮的支持声浪，甚至盖过新发展纲要时，赫鲁晓夫好像终于完全清楚地看到了他权威大厦坚如磐石。主要的敌人终于被粉碎，斯大林的声望也被撕成碎片，赫鲁晓夫现在觉得他完全掌控了局面，比1956年时要坚实许多，甚至比1957年还要牢靠。
　　他的心里既有权威进一步增强的喜悦，也有一如既往的自我怀疑所带来的苦楚。当党代会推选的中央委员会开会选举主席团成员时，他的这两种心情都清楚地表露了出来。数以千计的会议代表与客人就座的大厅使得由几百名成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相形见绌。宣布会议开幕是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事，但是他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好像是要显示，没有他全体会议就开始不了似的。“该您讲话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有人大声喊道。赫鲁晓夫装出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问是否还有其他的人想发言。最后终于走上讲台，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开玩笑地说：“如果我把这张纸弄丢了，那我们只得在没有主席团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了。”他的这一姿态表明他本人起草了提名者名单。防止有人漏掉这一点，他又补充说道：“我坐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中央委员会委员焦急地等待，想知道自己是否仍在名单上时，赫鲁晓夫开始宣读他的提名。当他忽略将自己的名字包括在内时，大家齐声喊道：“赫鲁晓夫呢？……我们提名赫鲁晓夫。”

　　第二十二届党代会成为又一个转折点。不再受到斯大林、莫洛托夫或是其他什么人的牵制，在过去权力的基础上又树立起了新的权威，赫鲁晓夫开始着手处理一直困扰他的问题。[10]农业当然是其中之一。尽管夏天的景况不错，但1961年的收成是令人失望的：产量仅仅增加了0.7%，肉产量比1959年和1960年还要低，而处女地的收成情况是五年来最低的。更令人头疼的是这与新发展纲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纲要承诺“农业将极大丰富，完全开发，并获得高产”，保证“为大众提供充裕的高质量的食品，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材料”。[11]
　　造成农业收成不足的原因有很多。甚至在供应增长的情况下，农产品也满足不了需求，因为随着收入的增长，人们的需求也增加了。但是在面临食品紧缺时，很多人将过错怪罪到了赫鲁晓夫头上。在西伯利亚的赤塔市，12月30日和31日出现了街头大字报，上面的口号包括“打倒赫鲁晓夫的独裁统治！”“你信口开河，赫鲁晓夫：你承诺的产品极大丰富在哪里？”
　　赫鲁晓夫对这一最新危机的反应与他此前和之后的举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53年，他确信新的改革将很快可以解决短缺问题。1963年，他实际上已经对找到解决办法失去信心了。然而，在1961年到1962年的冬天，不管如何的沮丧与愤怒，他还是认为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
　　与往常一样，他的直觉告诉他要到现场去寻找答案，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党代会结束后的两个星期，他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工人。从那里，他前往处女地与西伯利亚，于12月中旬回到莫斯科。一个星期后，他来到了基辅。一月中旬，他出现在明斯克。中央委员会于1962年3月开始讨论农业问题。人们可以看到赫鲁晓夫在所有领域所遇到的困难在不断增多，甚至当他在为农村开出最新的万能灵药时。
　　在塔什干，赫鲁晓夫的讲话变成了人们请求他发放更多的钱财：“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是把我们的口袋翻出来数钱吗？我可以把我的口袋翻出来给你看，让你知道里面是空的。……我什么也没有，我带给你的除了良好的祝愿外一无所有。”对哈萨克斯坦党委书记，他承认他的共和国1961年对处女地粮食产量的贡献“有所下降”，赫鲁晓夫回击道：“这种说法太轻了。你不是降低了粮食产量，而是破坏粮食生产。”在诺沃斯比尔斯克，他谴责让该共和国四分之一的可耕地休耕或是长草，这种做法是30年代开始的，以弥补除草剂与肥料的不足。不加区分地利用草地的做法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像这样大量休耕的做法同样也是不对的，赫鲁晓夫下令在这些土地上播种需要精心耕作的玉米和其他作物。
　　在12月14日的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话带挖苦”。那些倾向于草地休耕的农艺师们“应该被揪着耳朵拽出泥潭，拉到澡堂里好好洗洗脑子”。在一些农庄，这种滥用土地的现象“绝对是有罪的”。当与会官员未能对他的长篇大论做出适当的反应时，赫鲁晓夫抱怨道：“你们并没有完全赞同我的观点。”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在国家面临“肉类产品短缺”的情况下，农庄领导人“却过着优裕的生活，按时领到工资，甚至还有奖金。……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赫鲁晓夫在基辅的讲话要显得柔和一些，这好像是因为他回到了乌克兰，但是在明斯克，他又再次发作了。在对农产品增长吹嘘了数年后，他突然之间改变了口气：“人口已经增长了，对食品的需求已经大大提高。因此，只与1953年比较产量是没有意义的。……我必须向你们当面说出事实。如果我不说的话，那谁会告诉你们呢？”其中一些明显感到不快的听众也许会说：“赫鲁晓夫来这里是批评谴责我们的。”“那你们认为我是为什么来的，难道是向你们宣读普希金的作品的吗？”
　　有数百名非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官员参加了1962年3月的全体会议。这些“客人”的出席是赫鲁晓夫又一项“民主”创新，但却惹怒了中央委员会。当他抨击那些希望农民“用斧头砍割玉米秆，而由于修理工作不力，联合收割机却闲置在那里”的官员时，整个会场鸦雀无声。“鼓掌，同志们，”赫鲁晓夫责备会议代表：“你们为什么不鼓掌？”他还批评了那些“在播种前摘下帽子，面向东方，跪倒在地，然后在播种后说，‘祝风调雨顺’”的农民，更不用说写出像《爱沙尼亚共和国奶牛棚小气候研究》这种长篇大作的农艺师了，该著作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牛棚空气的化学成分”。赫鲁晓夫轻蔑地说：“鼻子没有毛病的人走进牛棚都可以告诉你那里的空气是什么味。”
　　在3月份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呼吁增加投资，其中包括投资新建三座制造农业机械的工厂。四天后，他敦促农民们先对付使用现有工具。这一倒退是如此的令人瞩目，以致他不得不否认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发展纲要报告中的什么方面失去信心……”），但是他的意思还是很明显的：尽管农业上面临的困境如此严峻，但重工业与军事资源是不能削减的。
　　不是增加投资，赫鲁晓夫反而对农业管理机构提出了一项笨拙、不切实际的重组计划。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地区共产党委员会就一直主管该地区的国营与集体农场，以及农村生活的一般方面：教育、医疗卫生、道路等。地区党委书记（就像赫鲁晓夫本人1925年和1926年在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地区所担任的职务）创造了无数的社会主义辉煌成就的故事。然而，他现在建议以“地区生产管理机构”取代已有的地区共产党委员会，“地区生产管理机构”的正式文件将适用于原来的两到三个地区，这样在农村与首都之间又建立起了一级官僚机构。[12]
　　与此同时，又一个令人痛苦的抉择等着赫鲁晓夫定夺。1962年5月17日，主席团批准了一项政府法令草案，计划于6月1日生效，内容是将肉与家禽产品的零售价格提高35%，黄油与牛奶的零售价提高25%。这种价格提高在经济上具有重要的影响。虽然1953年以来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经增长了数倍，但还是不能抵消生产成本的上升。因此，农民向国家上交的产品越多，他们的损失就越大。为了增加集体农庄里的牲畜数量，赫鲁晓夫对私人饲养家畜进行了限制，但他的这一做法却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价格上涨需要本来就现金不足的财政部向农民们支付更多的货币，从而刺激生产。但是价格的上涨却超出了民众的期望，自从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人已经习惯于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下跌，而不是上扬。
　　更为糟糕的是，在消费品价格上涨后，工厂里也提高了工人的生产定量标准，就是挣与现在同样的工资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或者你从事同样的工作，但工资会有所降低。对于价格的上涨，赫鲁晓夫起初表示反对，但后来在副总理阿历克赛·柯西金的争辩下，他做出了让步。虽然农业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但外交政策助手特罗亚诺夫斯基还是呼吁赫鲁晓夫应与肯定不会受到大众欢迎的措施保持距离。但是赫鲁晓夫却坚持承担起了全部的责任。

　　价格上涨政策于1962年6月1日生效。几乎就在同时，苏联全国各地出现了手写的抗议传单与大字报，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顿涅茨克和车里雅宾斯克出现了呼吁罢工的声音，其他一些城市则爆发了骚乱。最严重的骚乱爆发于高加索北部城市新切尔卡斯克外12英里的大型布琼尼电动机车工厂。由于工作任务标准的增加，工人拿到手的工资减少了30%。工人还抱怨恶劣的工作条件（一个车间里曾出现过200人同时病倒的情况）、住房价格昂贵以及镇里市场上物资的短缺与高价。作为回应，工厂党委撤换了一位在工人中间享有威望的资深主任，新接任的这位办事古板固执。当工人们抱怨说，他们再也吃不起工厂食堂里的肉馅饼时，这位新主任就叫他们改吃菜馅饼。罢工爆发后，“菜馅饼”就成为了他们颇具讽刺意味的“斗争口号”。甚至克格勃在骚乱期间准备的一份报告也承认，布琼尼工厂的工人们已经被极大地激怒了，而当地党的领导人并没有能敏锐地觉察到即将到来的风暴。
　　6月1日早上7时30分，一群已经来到工厂的钢铁工人拒绝开始工作。不久，其他已经上班的人也离开岗位，来到工厂的操场上，后来其他车间里愤怒的工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未能设法让工人们平静下来时，工厂主管就转过身去，大步向他的办公室走去。后来，工人们游行到了工厂机关大楼，然后又出厂到了街道上。此时，罢工游行的队伍已经增加到了数百人。党委书记站在阳台上为提高价格进行了辩护，与此同时，克格勃通过将老党员融入游行队伍中，试图使人们安静下来。“肉！我们要吃肉！增加工资”的喊声淹没了党委书记的讲话，在人们向他投掷了石块和至少一个酒瓶后，他与其他的省委官员都退回到了房间里。当天下午，人群来到了附近的铁路上，拦截了一列从萨拉托夫开往罗斯托夫的客车，使得这条铁路线上的所有活动都被迫中断。有人用粉笔在火车头上写了“把赫鲁晓夫剁了吃肉”的标语；还有人则拉响了火车的汽笛，召集了更多工厂与附近的住户加入其中。
　　此时，工厂里的所有工作都已经停止了，游行的人群已经发展到了数千人。根据克格勃的报告，“无赖与醉鬼”开始从工厂机关办公场所的墙壁上拽下了“某些人的画像”。考虑到这样的事情对领导层的敏感程度，克格勃甚至在绝密的报告中都没有说出画像上的人是谁，但是有目击者回忆说，被撕下来的是赫鲁晓夫的画像，画像被扔到一边，后来有人点火将之烧掉了。下午曾经有一段时间，克格勃和当地的警察将游行队伍赶出了被拦截的火车，但愤怒的人群很快又重新占领了火车。党的官员试图宣读中央委员会关于价格上涨的决定，但很快被群众的怒吼声淹没了。“我们已经读过了，”有人喊道：“我们不是文盲。你只要告诉我们在工资下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如何生活就行了！”
　　在下午6点到7点间，大约200名警察来到了工厂，但很快就被迫逃离了。分乘五辆汽车与三辆装甲运兵车来到现场的士兵也遭到了与警察同样的命运。根据克格勃的说法，一些试图恢复“秩序”的人遭到了示威者的痛打。罢工集会在布琼尼厂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早上，新来上班的工人又加入了进来，6月2日早上8时左右，庞大的示威队伍开始向市区进发。
　　克里姆林宫当然早就得到了通报。在给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的报告中，克格勃还提到在其他城市（莫斯科、第比利斯、新西伯利亚、列宁格勒、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格罗兹尼）也发生了小规模的抗议活动，但向主席团保证说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任何进一步的“反社会的示威活动”。在新切尔卡斯克采取的措施包括派出红军部队与内务安全部队，协助地方民兵。北高加索军分区司令伊萨·A.普列耶夫[13]于6月1日下午5时抵达新切尔卡斯，紧接着一百多名克格勃特工也跟了进来。根据阿朱别伊的说法，赫鲁晓夫“情急之下”想去新切尔卡斯克将事态平息下来，几乎谁也“无法劝阻”他。不过，他后来还是叫米高扬和科兹洛夫代替他去，而没有理睬米高扬的反对意见。米高扬认为最好还是由一个人来负责，而不是两个人。他还将其他三位主席团委员——基里钦科、谢列平和波利安斯基——派到了新切尔卡斯克，此外还有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和克格勃副头目皮奥特里·伊凡舒廷[14]。
　　工人们在6月2日向新切尔卡斯克进发的途中，又有很多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那些走在队伍前面的人高举着红旗以及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在普列耶夫的参谋军官马卡雷夫斯基看来，这让他想起了布尔什维克的宣传画中有关1917年工人们向沙皇的冬宫进发时的情景。后来还有人回忆说，圣彼得堡的工人们高举着在1905年1月的“血腥星期天”中被大火烧死的沙皇的画像。与前一天示威游行的大部分时间一样，6月2日的游行也是和平的，但在那些已经受到责备、疏远普通工人的党与警察官员看来，那些混杂在游行队伍中的无赖已经得到了控制。
　　示威者要想到达市中心，必须穿过图兹洛夫河，而坦克封锁着河上的大桥，很多人从桥下的浅水中蹚了过去，而有人则大胆地从坦克上面爬了过去，或是从边上绕了过去。站在一旁的士兵并没有想很认真地阻止他们。此时，游行的队伍已经发展到了将近一万人，他们于上午10时30分来到了列宁广场。在呼吁党委书记出来与人民进行对话的要求没有得到回应后，几位示威者强行冲进了党委总部，后来又跑到大楼的露台上，在那里他们扯下红旗与列宁的画像，并敦促示威人群夺占警察局，释放前一天被逮捕的示威者。尽管向空中鸣枪示警，但广场上的人群还是拒绝离开。突然间，更多的枪声响了起来。当枪声停止时，已经有23人（他们大部分年龄都在18—25岁之间）丧生，87人受伤，后来又有3人死亡。在死亡者当中，有两名妇女和一名学生。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当局对那里的街道进行了重新铺设，因为刷子与消防水管都不能消除留下的血迹，并将受害者秘密埋葬在罗斯托夫省地处偏僻的五个独立的墓地里。
　　至今还不清楚是谁下的开枪命令。当时克格勃认为开枪的是“军队士兵”。马卡雷夫斯基被告知示威者想抢夺士兵的武器时偶然走了火。军事法庭的调查人员在差不多30年后对这起事件进行了重新调查，他们怀疑是克格勃的狙击手首先开的火。根据米高扬的说法，科兹洛夫不停地向赫鲁晓夫施加压力，要求准许使用武力，最后终于得到了赫鲁晓夫的同意。在米高扬看来，赫鲁晓夫对暴乱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工业区，包括顿巴斯，很是恐慌。[15]
　　列宁广场的大屠杀以及随后严格的宵禁使示威游行受到了重创，尽管第二天早上仍有大约500人聚集到了广场上，这部分是因为一位妇女歇斯底里的尖叫，因为她的儿子在前一天被杀害了。针对这些最新的示威活动，当局架设了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米高扬在前一天广播中发表的讲话。当天下午，科兹洛夫在又一次广播讲话中承诺将矫正引发罢工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虽然对价格上涨进行了辩护，但他坚持说这些只是暂时的，两年之内这种措施就会带来苏联供应品的丰富。与此同时，有116名示威者被捕，其中14人被进行了闪电般的公开审判，这让人不禁想起了30年代的恐怖时期。有7人，其中至少有一名妇女，被判处死刑，其他人则被处10—15年监禁。[16]
　　新切尔卡斯克示威并非唯一被武力镇压下去的，同年夏天在弗拉基米尔省的穆罗姆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也有数人被打死。所有的这些流血事件并没有让赫鲁晓夫的助手科兹洛夫感到担忧。就在新切尔卡斯克大屠杀后，马卡雷夫斯基听到他在给苏斯洛夫打电话时抱怨说这里没有什么吃的：“这个地方真的是什么也没有。搞点好东西送过来。另外不要忘了：我到了休假的时候了，我指望你来支持我。”赫鲁晓夫显然将这些流血事件看得要严重一些。他努力想说服自己这么做是对的，他曾对科兹洛夫说，“上百万的人已经为苏联的事业献出了生命，因此我们使用武力是正确的”。除了他自己，所有的人都成了其谴责的对象：“起哄的工人”、“首先开枪的笨蛋”，还有他派往新切尔卡斯克的主席团同事。但是谢尔盖·赫鲁晓夫坚持认为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折磨着父亲。这很可能就是他为什么在回忆录中没有提及新切尔卡斯克的原因”。当然，他也不会下令或是允许别人在他身后作任何严肃的分析，以免这种分析会揭示出这些示威活动更深层次的原因以及他本人在挑战与镇压这些示威活动中所起的作用。

　　在6月2日对一群苏联与古巴年轻人讲话时（是在新切尔卡斯克事件发生之前还是之后，并不清楚），赫鲁晓夫没有了往日的那种乐观情绪，并把当时比作内战时最黑暗的年代。做出提高物价的决定并不容易，他说，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决定把真相告诉党和人民”。这个真相包括肉类与黄油的普遍短缺。但是他坚持认为，在“一到两年”内，物价的上涨将会“对整个经济产生积极的作用”，而农业本身“也会获得巨大的增长”。
　　两天后，克格勃头目谢米恰斯内给赫鲁晓夫送交了一份有关民众对他6月2日讲话反应的秘密报告。几位从名字判断很显然是犹太人的知识分子对讲话表示了拥护：“这是一篇真正的讲话！”“其他国家应该羡慕我们有这样一位领导人。”（真是不可思议！ 谁还能比他们更为小心？他们能在最后被证明是克格勃的告密者面前高声赞扬他们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谢米恰斯内也报告说，“有一些不健康的意见”，其中包括几位军方人士。“现在的个人崇拜还跟过去一样。”一位军官说道。“不管斯大林有多坏，”另一位军官说：“他至少还能每年降低物价，但是现在除了物价上涨外，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一位军官提醒说：“如果现在有人起来暴动，我们是不会前去镇压他们的。”

　　在新切尔卡斯克流血事件后，赫鲁晓夫1962年3月对农业管理机构的重组证明并非灵丹妙药。6月底，他刚刚从卡里诺夫卡回来就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了批评，农民们用干草叉收集干草，懒洋洋地倚靠在睡眼惺忪的马匹旁边，这种情景赫鲁晓夫小时候就曾见过。赫鲁晓夫在当年的夏末与秋天向主席团呈送了另外九份有关农业问题的备忘录。8月4日他吹嘘说，3月份实行的地区生产管理机构“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一个月后他又抱怨说：“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什么适当的直接管理农业的机制。”
　　8月底在克里米亚度假时，赫鲁晓夫的脑子里又灵光一闪。自从列宁时代以来，苏联共产党一直通过加强中央集权来实现对权力的垄断，特别是对官僚机构的集中领导。现在赫鲁晓夫提议将党组织分成两个独立的分支：一个专管农业，一个主抓工业。看到地方官员都对农村问题敬而远之，于是赫鲁晓夫就下决心迫使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精力集中于真正为农村人民服务上。[17]
　　当赫鲁晓夫开始与勃列日涅夫、波德哥尔内和波利安斯基讨论这一方案时，谢尔盖·赫鲁晓夫就在旁边。在黑海里漂浮了一阵后，他们坐到了沙滩上的一个遮阳伞下。“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对他的想法表示积极的拥护，”谢尔盖回忆说：“多么富有想象力的思想啊！必须立即付诸实施！”然而，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实际上是感到十分吃惊的。甚至在此之前，勃列日涅夫就对取消农业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做法“在内心里感到很愤怒”。在主席团内的农业专家沃龙诺夫看来，这种将党组织分开的想法显得很“荒谬”。但是最高领导层里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你得记住所有这一切所产生的时代背景，”谢列平后来回忆说：“斯大林走了，又来了赫鲁晓夫。他是又一个喜欢发号施令的人。……没有人敢对他提出抗议。”
　　“我所能做的就是没有让他把克格勃也一分为二，”原秘密警察头子谢米恰斯内补充说：“赫鲁晓夫一直逼迫我，我后来实在感到太厌恶了，于是我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说如果内务部被改组，那警察在大街上遇到醉鬼时应该采取这样的处理办法：如果闻出来他们喝的是家酿的酒，那就把他们送到农村里的醒酒站；如果他们喝的是白兰地，那就把他们送到城市或是工厂里的醒酒站。我甚至说：我如何才能将特工分成城市还是农村的呢？”谢米恰斯内当时的表现也许不会像他回忆时那么英勇。叶高里契夫和他的莫斯科党委同事们“并没有很好理解这一新的举措。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共产党从来都强调工人与农民的团结，现在突然之间我们所做的一切实质上是分成两派”。但是“在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后，赫鲁晓夫拥有相当大的权威……他的政治生涯处于巅峰时期”。
　　1963年1月，赫鲁晓夫对来访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坦陈说，当他第一次提出那种想法的时候，他也不敢肯定这是否是一种分裂党的行为。由于他自身的困惑，他对大家都表示赞同感到很惊奇。只是到了后来，他才开始听到有人“说我们打碎了统一的党组织机器。你知道，直到现在，我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对是错还不敢肯定”。
　　即使赫鲁晓夫的内心对此并不敢肯定，但人们从他1962年9月10日提出这一分裂计划的备忘录或是此后的表现中并不能看出这一点。到9月底他前往中亚地区进行为期两个半星期的考察时（在此期间，他匆忙完成了另外五份关于该地区以及其他一些地区农业情况的备忘录），主席团很显然已经表示了同意，但讨论这一问题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按计划要到11月份才能召开。不过，赫鲁晓夫讨论起这项改革时，就好像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他的另外一项提议也是如此（在中央委员会中设立一个负责中亚事务的独立局），主席团甚至还没有机会考虑过这一提议。两年后，当他被赶下台时，这些都成为他的同事们当面向他提出质疑的素材。

　　1962年，反对斯大林的运动重新获得了动力。没有赫鲁晓夫的批准，这一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他显然并不是推动的力量。推动的力量好像来自于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遭到了保守的文化官僚机构的大力反对，但在重要的关键点上都得到了赫鲁晓夫本人的支持，于是他们就充分利用了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开幕的机会。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8]原来是一个政治犯，他现在隐居的身份是物理教师，当时他秘密撰写的书籍后来震惊了苏联与整个世界。在他看来，在党代会开幕前的那段时间里，好像“并不能看到什么美好的前景”。“我们无法预见赫鲁晓夫是否会在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上对斯大林进行无情的攻击。但是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人们对斯大林不是进行秘密的攻击，而是公开的批判！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读过比第二十二届党代会上的讲话还要有趣的东西了。”
　　索尔仁尼琴认为“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杂志社递送了他的书稿，这就是不久便广为人知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党代会上也进行了大胆的发言，这使他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过，对于党代会的看法，他并不像索尔仁尼琴那么乐观。“会上发表什么样的讲话并不重要，”特瓦尔多夫斯基告诉他的编辑部同事们说：“重要的是一个星期后的《真理报》社论会怎么说。”
　　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很了解赫鲁晓夫善变的性格。现在有机会看到中央委员会的材料了，但特瓦尔多夫斯基看到的材料让他大吃一惊，例如，其中就有一份保证莫斯科与列宁格勒正常肉食供应的秘密行政指令。“如果他们没有为其他的城市也提供这样的保障，”他说：“那形势肯定是实在很糟糕了。”在他的核心圈子里，特瓦尔多夫斯基曾谴责过赫鲁晓夫不停地告诉农民们应该种什么、种在哪里、什么时候种以及怎么种。作为政府首脑，他难道没有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吗？6月1日的物价上涨证实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担心。他还知道赫鲁晓夫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助手列昂尼德·伊利切夫，虽然他对自由主义作家反对保守文化官僚并不支持，但他也没有努力让他们取消针对文化官僚的公开斗争。
　　在1962年的夏天与秋天，自由主义者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是保守主义进行了反击。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虽然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是篇杰作，但他对书稿的处理却缓慢而谨慎。多年后回想起来，索尔仁尼琴希望特瓦尔多夫斯基没有“将小说的出版拖延了11个月”，因为那段时期正是“尼基塔对斯大林进行痛批严责的时候，他会努力寻找更多攻击斯大林的武器。这本书稿本来可以很容易地就到达尼基塔手中的！如果就在当时出版，在第二十二届党代会激发起来的热情还没有消退的时候，这本小说可以更为容易地提高人们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声势，我相信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尼基塔会很高兴地将书稿在《真理报》上连载出来的。”
　　不是直接向赫鲁晓夫游说，以获得《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出版许可权，特瓦尔多夫斯基而是搜集像科尔奈·楚科夫斯基[19]和萨缪尔·马萨克[20]这样的著名作家对书稿的赞誉，以准备出版的基础。与此同时，索尔仁尼琴抱怨道（没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帮助，他是不可能为赫鲁晓夫所接受的），“几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带来的热情与激动已经冷却了，不复存在了”。而“性情古怪的尼基塔，什么时候都是放弃一件事情比着手一件事情还要快，他什么时候都不可能长时间保持同一种心情，现在他又面临着许多的问题，要支持纳赛尔，要给卡斯特罗装备火箭，要为拯救苏联农业并使之全面繁荣找到决定性的方案，此外他还要操心航天计划，想着如何加强集中营，自从贝利亚倒台后，这方面的管理就日见松弛了”。
　　实际上，机会的大门并没有很快关闭。不仅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对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很是钦佩，而且赫鲁晓夫的助手弗拉基米尔·列别捷夫也是如此，特瓦尔多夫斯基已经给他看过了索尔仁尼琴的手稿。列别捷夫要求进行一些修改，例如，改变对原党员布伊诺夫斯基上尉滑稽描写的语气，使他成为一个更为正面的人物；尽量少称集中营官员为“寄生虫”。此外——这也是最让索尔仁尼琴感到好笑的——他至少有一次提到斯大林应该对所有这些罪过负责。在经过一番犹豫后，索尔仁尼琴接受了大部分的修改意见。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已经前往南方的皮聪大，1962年9月7日，他在那里会见了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21]，他是来苏联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在9月9—14日间，列别捷夫向赫鲁晓夫大声朗读了索尔仁尼琴书稿中的部分内容。
　　赫鲁晓夫听到之后深有感触。小说从一个纯朴农民的视角描述了斯大林化的劳改营，这肯定是有所帮助的。赫鲁晓夫将米高扬召过来和他一起听列别捷夫读书，他们特别喜欢伊凡·杰尼索维奇在为一个建设中的发电站制造砖坯时很仔细地将砖模收藏起来的“劳动”场景。激动的赫鲁晓夫当时就想把索尔仁尼琴邀请到他的别墅里来，但经过重新考虑后还是放弃了。他本来还想当场就拍板，决定出版这本书，但他还记得要与同事们协商。9月16日，列别捷夫以胜利的口吻向特瓦尔多夫斯基打电话通报了消息，五天后，又要求他们准备23本书稿，很显然是供主席团成员先睹为快用的。
　　赫鲁晓夫于9月底动身前往中亚地区。10月初，主席团成员碰过两次面，讨论索尔仁尼琴的书稿。对于书稿的出版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公开表示反对的“只有一个声音，就是来自苏斯洛夫”。“‘人民会怎么看？人民会怎么理解？’人民会做出正确的理解——这就是我的回答。人民什么时候都是能分辨出善恶美丑的。”
　　特瓦尔多夫斯基于10月15日得到了列别捷夫的非正式通报，10月20日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冰雪消融了，”特瓦尔多夫斯基事后告诉他的同事们说：“我在那里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诚挚的欢迎。”赫鲁晓夫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私下里说并非所有的同事都同意他的看法。他还补充说，一个特别委员会已经准备了三大卷有关斯大林罪行的材料，对基洛夫谋杀的调查也在进行当中。“我们必须说出那个时期的真相，”赫鲁晓夫说：“我们的后人会对我们做出评判，因此得让他们了解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工作的，我们继承的是什么样的遗产。”
　　赫鲁晓夫很高兴地向客人讲述他打倒贝利亚前前后后的事情，并承认说他1956年的秘密报告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并暗示说党组织曾反对过他对个人崇拜所展开的斗争。特瓦尔多夫斯基提到了审查制度，问为什么苏联最具影响的文学出版社的主编、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还必须有一个小小的官僚站在他上面，赫鲁晓夫对此好像表示同意。审查者会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撕成碎片的，特瓦尔多夫斯基说。“他们是会将它撕成碎片的，”赫鲁晓夫脸上带着宽厚的微笑重复说：“我们必须仔细考虑一下，也许你是对的。”
　　这次令人瞩目的谈话后的第二天，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真理报》刊登了年轻诗人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的诗《斯大林的后来者》，这首诗在此之前一直是在私下里流传着，在多数人看来，出版的希望并不大：

　　大理石安卧无声
　　玻璃窗高悬无语
　　卫兵站立无言
　　微风中犹如青铜的雕塑
　　缕缕烟雾萦绕着棺木
　　他们将他从陵墓里拖出时
　　裂缝间好像传出了他的呼吸声


　　以斯大林的棺木被移出列宁陵墓作为开始，这首诗提醒人们那些深藏不露的斯大林主义者正在试图扭转反对斯大林的运动：

　　尽管斯大林的后来者现在当道
　　但我想
　　斯大林的幽灵仍留存在陵墓里


　　与决定出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起，《斯大林的后来者》的刊登标志着改革事业至今获得的最伟大的胜利。然而，过了浪尖，接下来的就是下落，这部分是由于将近8000英里外发生的事情。就在第二天，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向全世界宣布赫鲁晓夫将导弹秘密运到了古巴。



[1] 日尔曼·斯捷潘诺维奇·蒂托夫（Герм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Титов，1935年9月11日——2000年9月20日），苏联宇航员。1953年入伍。1960年起担任宇航员。1961年8月7日至8日乘坐“东方2号”宇宙飞船进行了第一次历时超过一天的太空飞行，同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因患空间适应综合症而未能再次上空飞行，此后长期酗酒，多次因酒后驾驶被捕。1962—197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2—1973年任国防部空间设施主管办公室军用航天器控制中心副主任。1973—1979年任国防部空间设施主管办公室副主任。1979—1991年任国防部空间设施主管办公室第一副主任。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加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1993—1995年任俄罗斯航空航天转换中心理事会副主席。1993—2000年任国家杜马议员。1999—2000年任俄罗斯宇航联合会主席。2000年去世。

[2] 这一段关于新发展纲要前的历史、新发展纲要的准备以及新发展纲要内容的叙述来源于苏联共产党历史学家尼古拉·巴尔苏科夫两篇没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

[3] 叶夫盖尼·萨姆伊洛维奇·瓦尔加（俄语：Евгений Самуилович Варга；匈牙利语：Varga Jenő，1879年11月6日——1964年10月7日），苏联经济学家，原籍匈牙利。出身于匈牙利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06年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财政人民委员等职务，匈牙利革命失败后流亡奥地利、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曾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五大、六大。

[4] 斯塔尼斯拉夫·古斯塔沃维奇·斯特茹米林（Станислав Густавович Струмилин，1877年1月29日——1974年1月25日），苏联经济学家、统计学家。1897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99年参加了彼得堡电工学院学生总罢工，罢工失败后被充军，同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2年被判处流放到沃洛格达三年，但六个月后即逃走。1903年以后是孟什维克。1918—1919年任彼得格勒劳动委员会统计司司长。1919—1923年任劳动人民委员会统计处处长兼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统计处处长。1920年退出孟什维克。1923年加入俄共（布），并进入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30年代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2—1934年任中央国民经济核算总局副局长。1942—1946年任苏联科学院分院和基地委员会副主席。1943—1951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1947—1952年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民经济史系主任。1974年逝世。

[5] 亚历山大·费多洛维奇·日斯亚德科（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Засядько，1910年9月7日——1963年9月5日），出身于矿工家庭。1924年进厂做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42—1946年任副煤炭工业人民委员。1946—1947年任燃料企业建设部副部长。1946—196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1948年任西部地区煤炭工业部长。1948—1953年、1957—1958年任煤炭工业部长。1952—1956年、1961—196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5年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1955—1956年任乌克兰煤炭工业部长。1958—196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0—1962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科学和经济委员会主席。1962年因病退休。

[6] 斯图鲁亚在1994年12月罗得岛布朗大学举行的赫鲁晓夫百年纪念会上讲述了这段经历。

[7] 奥托·威廉·库西宁（Otto Wilhelm Kuusinen，1884年10月4日——1964年5月17日），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1—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参与领导了芬兰革命，1918年流亡苏联，8月29日在莫斯科创建芬兰共产党，1921—193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东方部部长。1946年库西宁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

[8] 党章中有关确立“干部系统轮换”的规定在第二十二届党代会前已经十易其稿，这部分是因为年轻一些的党的官员进行了抗议，他们担心任期限制将使其无法在高层位置上长期留任。最后，这一新的规定不了了之，对党的高层领导几乎没有起到任何约束作用。

[9] 正如萨蒂尤科夫在党代会上所总结的那样，莫洛托夫攻击新发展纲要的最新信件是“反革命的”、“和平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莫洛托夫坚持认为，列宁从来不相信“和平共处”，并呼吁共产党加强对“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支持。在赫鲁晓夫不在场的情况下（他认为在他女婿发言时他仍在场是不适宜的），阿朱别伊攻击莫洛托夫“有关向资本主义者让步的言论是诽谤”。请参照《真理报》1961年10月27日第7版与10月28日第5版文章。

[10] 赫鲁晓夫在拟订主席团成员名单时一些令人吃惊的决定也属于这种情况。他将三位门徒，基里钦科、穆赫脱迪诺夫与福尔采娃，拒在主席团门外，这不是说他的地位受到了挑战，这几乎肯定表明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已经足够牢固，现在可以因为这样或那样让他不满意的原因对支持者不予理睬了。根据阿朱别伊的说法，福尔采娃眼含泪水逃出了会议大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党的立场？”有人听到思想家苏斯洛夫说，“党并不是为贵族人家的女儿开设的学堂。”）阿朱别伊说福尔采娃曾一度想自杀，不过当赫鲁晓夫任命她担任文化部长后，她又恢复了平静。

[11] 为了达到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目标，整个农业产量应在10年里增长150%，在20年内增长250%，粮食产量应在十年里翻一番，肉产量在第一个十年里大体要增长三倍，在20年里差不多要增长四倍。

[12] 各个地方最好的农艺师都被任命到了这一新的机构里，很多党的高级官员也被从省会中心或是莫斯科下放。虽然人们期望这些新的干部能创造出奇迹，但由于新老机构相互重叠，创造奇迹是不大可能的。地区生产管理机构建立起来后，原来的地区共产党委员会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存在理由了。但是实际上，赫鲁晓夫不久却扩大了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规模，以便与生产管理机构的规模相一致。赫鲁晓夫于1962年9月10日在备忘录中提出了这一机构扩大建议。

[13] 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列耶夫（Исс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ли́ев，1903年11月25日——1979年2月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2年加入红军。1939年参加了西白俄罗斯战役。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北高加索军区第50骑兵师师长、第2近卫骑兵军司令、南线第5骑兵军司令、西南前线第3近卫骑兵军司令、第5近卫坦克军副司令、乌克兰第2方面军副司令、乌克兰第3方面军第4近卫骑兵军司令等。1946年2—7月任斯塔夫罗波尔军区司令。1946—197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1948年任喀尔巴阡军区第13军司令。1949—1955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第4军司令。1955—1958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副司令。1958—1968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在任期间于1962年指挥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罢工。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阿纳德尔行动中指挥驻古巴的苏军部队。1968—1979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军事督察顾问。1979年去世。

[14] 彼得·伊万诺维奇·伊凡舒廷（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Ивашутин，1909年9月18日——2002年6月4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1年加入红军。1940年加入格别乌。1941—1944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1951—1952年任国家安全部第三总局（军事反情报局）副局长。1952—1953年任乌克兰国家安全部部长。1952—1954年、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年3—7月任乌克兰内务部副部长。1953—1954年任内务部第三局（军事反情报局）副局长。1954年任内务部工业反间谍工作司司长。1954—1956年任克格勃副主席。1956—1963年任克格勃第一副主席。1961年11月5—13日代理克格勃主席。1963—1967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63—1987年任苏军主要情报局局长兼副总参谋长。1987—1992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雇员。1992年退休。

[15] 普列耶夫的第一副司令M.K.萨波什尼科夫中将记得普列耶夫命令阻止游行队伍，当萨波什尼科夫回答说他缺少部队时，普列耶夫回答说：“我会给你派去坦克。把它们派上用场！ 开火！”用坦克对付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开火？萨波什尼科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普列耶夫又重复了他的命令，并签署了书面命令：“使用武器！”
　　马特维·库兹米奇·萨波什尼科夫（Матвей Кузьмич Шапошников，1906年11月29日——1994年6月25日），1928年加入红军。1930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2—4月任第9集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高级助理，在任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1941年任红军总参谋部第一部副部长兼作战部部长助理。卫国战争期间先后参加了基辅保卫战、乌曼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第聂伯河战役、里加攻势、布达佩斯战役、维也纳战役等。战后在苏军中担任多个高级职位。1960—1966年任北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1962年新切尔卡斯克罢工期间，拒绝开枪镇压。1966年被转入预备役。1967年被开除出党。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1994年去世。

[16] 布琼尼工厂的主管因为未能阻止这起罢工事件而被撤换，克格勃将利用这起悲剧作为其游说争取更多资金支持的理由。

[17] 在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63年1月访问苏联时，赫鲁晓夫就是如此向他解释将党组织分开的理由的。1993年8月在莫斯科，当时担任两位领导人翻译的尼古拉·列昂诺夫向作者讲述了这段内容。

[18] 索尔仁尼琴，苏联作家。1962年发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70年参加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发起的“人权委员会”。同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因苏联当局的阻止，当时未能到瑞典领奖。1974年被逐出苏联。先到瑞士居住，并领取了诺贝尔奖金。后移居美国。1978年曾在哈佛大学发表讲演，严厉批评西方社会的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译者注

[19] 科尔奈·伊万诺维奇·楚科夫斯基（Корней Иванович Чуковский，1882年3月19日——1968年10月28日），苏联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儿童作家、记者、翻译家。

[20] 萨缪尔·雅科夫列维奇·马萨克（Самуил Яковлевич Маршак，1887年11月3日——1964年7月4日），苏联诗人、编剧、剧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

[21] 罗伯特·李·弗罗斯特（Robert Lee Frost，1874年3月26日——1963年1月29日），美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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