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13章 更加宽广的世界：1917—1957
甚至在赫鲁晓夫打败“反党集团”，从而结束其在国内最后明显的对手前，他已经开始指导苏联的对外关系了。斯大林在他将近三十年的统治生涯中只到国外去过两次，战争期间去参加德黑兰和波茨坦会议。到1957年6月止，赫鲁晓夫已经多次访问过东欧国家，1954年率领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去过中国，1955年7月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在日内瓦会晤过，当年晚些时候对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进行过旋风式的访问，并于1956年4月访问过英国。他的这些访问旨在使苏联的外交政策获得新的活力，这部分是通过改善与盟国、对手国以及中立国的关系来实现的。运用他在国内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与众不同的风格——同时在数条战线作战，一开始未给对话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再压倒对方，采取大胆的冒险行动——他起初好像取得了成功。不过到1957年时，他的这种新手段遇到了麻烦，这部分是由于外部世界的抵抗，同时也因为他这种为人和为政的风格在国内碰到了钉子。赫鲁晓夫的外交并非“反党集团”攻击的主要目标，但在1957年6月的最后决战中这也是被他们利用的一个因素。
随着他在克里姆林宫内地位的巩固，世界舞台也在向赫鲁晓夫招手。对于一个形成中的超级大国而言，外部世界既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也带来了令人无法抵御的机遇。赫鲁晓夫不是第一位利用外交事务来逃避国内棘手问题的领导人，也不是第一个为其他国家的利益所困扰的领导人。但苏联有着特殊的困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其强化了与对手的敌对意识，同时又让莫斯科理所当然地将某些国家视做朋友。苏联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恃强凌弱、颐指气使的态势与明显的强度也招来了对方的反对。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习惯于接受来自附属国和卫星国的服从，这使他们与不屈从于他们意志的政治家打交道时变得困难起来。这种独裁主义还排除了内部争辩，这种内部争辩有时，尽管不是任何时候，能使民主国家免除自我原因所造成的伤痛。
如果这些是最终使赫鲁晓夫身陷困境的因素，那么他刚开始确实对此知之甚少。在他生命的头50年里，他很少去过外国，几乎没有去过任何强大的国家。斯大林去世后，他起初仍处于苏联权力的边缘。他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的准备，对此他心知肚明。但他将从前的禁果囫囵吞枣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在国外代表着他的国家，身披全球政治家的荣光，与那些伟人、二流的外交家和虚张声势的人推杯换盏。[1]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和之后不久，赫鲁晓夫接触过几位外国人，这些接触对于他对世界的粗浅而全面的认识起到了直接的作用。他认为，世界是四分五裂的，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尤索夫卡煤矿的外国老板代表着“资产阶级剥削家”；非俄罗斯族的劳工是马克思号召团结起来的“世界工人阶级”。他回忆说，那里的煤矿“就像一个国际劳改营”，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都同样受到资本的压迫和奴役”。
“我孩提时代就与波兰人打过交道。”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写道。奥匈军队里原来的捷克俘虏在内战期间支持布尔什维克，他们教给他斯拉夫民族间的兄弟感情可以增强阶级团结。[2]在他的回忆录里，布尔加宁一家是“杰出的种菜能手”，同时也是斯拉夫兄弟。他称赞刚刚成立的红军部队里具有中国血统的战士“在战斗中勇往直前”，并取笑他们的口音：“你给吃的，枪就响。你不给吃的，枪就不响。”俄罗斯矿工呆呆地看着一位“甚至不会说他们语言的”德国工程师，他们对德国共产党人的了解仅此而已，但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事实“已经足够让他们倾注兄弟般的热情欢迎他了”。
20世纪20年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期。斯大林任命了一位犹太人（卡冈诺维奇），后来又任命了一位波兰人（科西奥尔）担任乌克兰党委书记。“民族对于我们不是问题，”赫鲁晓夫坚持认为：“科西奥尔并没有隐瞒他是波兰人的事实。他没有必要这么做；没有人会在意他是哪个民族的。问题在于他是否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3]
30年代初，赫鲁晓夫在莫斯科遇到了外国共产党人。例如，他在1935年召开一次招待会，设宴款待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代表团。1946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理、1948年当上总统的克莱蒙特·哥特瓦尔德在宴会上“喝得酩酊大醉”，不过赫鲁晓夫报告说，“出于对莫斯科党组织的尊重”，他还能“克制住自己”。哥特瓦尔德的妻子“也有点醉意了”，她戴着金戒指和金耳环，而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在那个年代却过着苦行僧一样的日子，衣服和其他的必备用品都是如此。根据我们的思维方式，她看上去像一个受到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奢侈女人”。
赫鲁晓夫经常要求共产国际里的中国代表王明给莫斯科工厂里的工人作报告，王明“从不拒绝”。赫鲁晓夫知道其他一些中国领导人，如朱德和刘少奇等，但“至于毛泽东（在那次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被选举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赫鲁晓夫第一次踏上外国的土地是在红军1939年入侵波兰时。那次战争后，他也到外国去了几趟，主要是去波兰，德国、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他至少去过一次。不过，最后一次是政治旅行。在旅行中他化名“佩特仁科（Petrenko）将军”，他通过运送苏联军事人员的汽车窗户扫了一眼西柏林，但仔细看了维也纳——那里的工厂、洗衣店、舍布恩皇宫（Schonbrunn）（让他“特别开心的”是那里带有喷泉的公园）、维也纳森林、美国占领区，甚至还有身穿方格呢短裙的苏格兰步枪手。
赫鲁晓夫在战争后会见过不少的外国领导人，但大多是在社交而不是外交场合。作为乌克兰党委书记，他参加了与波兰的战后谈判。由于波兰新的亲共产主义的军队在乌克兰的领土上作战，因此赫鲁晓夫结识（当然也喜欢上了）其带兵的将军们。当波兰新兵与乌克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波兰人向斯大林提出抱怨时，赫鲁晓夫很自豪地参加了一次处理该问题的高级会谈。不过在他的记忆里，该问题的成功解决并不比解决这个问题的那次奢华的晚宴留下的印象深刻多少：“我们在摆满各种饮料和食物的十分豪华的晚宴上……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宴会与如此重要的团体是相称的。”
在红军在卢布林成立了波兰临时政府后，赫鲁晓夫在基辅和卢布林之间来回穿梭，提供支持。此外，“斯大林总是要求我去听取波兰人的请求与意见，因为他不想让此事麻烦他自己”。赫鲁晓夫在这些会谈中的作用——拒绝斯大林不想接受的波兰人的请求——为斯大林提供了嘲讽他的门生在外交事务中缺乏经验的借口。“‘赫鲁晓夫在这儿，’斯大林会说：‘让他决定吧。你们两人彼此认识，我相信你们能拿出一个协议出来的。’然后他就坐在那里听着，等着看我是如何处理这项工作的，就是拒绝波兰同志提出的任何请求。”
赫鲁晓夫没有直接参与波兰针对反共人士的惩罚性行动，不过他们也没有冒犯他。因为“波兰迟早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的盟友。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觉得总有一天波兰会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或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的一部分”。不过斯大林很快就停止了这一计划，以避免苏联最后吞并的国家太多，无法消化，而且在此过程中可能还会引起以前西方盟国的惊恐。
赫鲁晓夫于1945年负责监督华沙水、电和排污系统的重建工作。在此期间，有一天晚上他请假到罗兹去了一趟，“去看望罗拉·日米尔斯基[4]将军，在吃饭的整个期间，他兴致很高，笑话不断”。在那里，他遇到并同样喜欢上了波兰未来的领导人瓦拉迪斯洛·哥穆尔卡，就像他在战争期间遇到铁托和德国共产党人瓦尔特·乌布利希时一样。1948年斯大林从雅尔塔给他打来电话（斯大林当时正与哥特瓦尔德在那里度假）“哥特瓦尔德现在在这里，他说没有你，他在这里一天也呆不下去了。”赫鲁晓夫赶忙放下手头的工作，飞到那里，开始了无休止地喝酒与吹嘘，期间也夹杂着逼迫哥特瓦尔德找出隐藏在捷克共产党内的叛徒的要求。赫鲁晓夫当年在雅尔塔还会见了保加利亚领导人，并于1951年在斯大林的索契别墅见到了罗马尼亚领导人皮特鲁·格罗查[5]。他还在莫斯科会见了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胡志明对斯大林十分敬慕（或者至少表面上是这样），请求这位伟人在一本苏联杂志上为他题字，但后来这位多疑的独裁者下令将那本杂志偷了回来，因为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他担心不知胡志明会如何利用他的题字”。
在非共产主义阵营里，赫鲁晓夫露面的机会就少得多了，但他对这为数不多的机会十分珍惜，并渴望能有更多的机会。1945年12月，戴高乐在莫斯科呆了八天的时间，与斯大林就是否承认即将成立的波兰共产党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终于换得了一份巴黎十分珍视的法苏协议。根据戴高乐的说法，最后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份协议，但没有承认那个所谓的卢布林委员会），因为他中途退出了苏联人为他准备的豪华宴会，并威胁不签署任何协议就回国。他后来引述斯大林对他的称赞（在上午四时的协议签订仪式上）说：“你做得对！很好！我就喜欢与知道自己想获得什么的人打交道，即使他与我的意见不一致。”赫鲁晓夫只到过一些仪式性的场合，但他还是为这位强力、令人捉摸不透的外国人所倾倒：“在整个签字仪式上，戴高乐的举止都很自豪、体面。你可以发现他不对任何人点头。他走起路来身体笔直挺拔，就好像身体里插了根棍子似的。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的孤傲冷峻。”
到1944年夏天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已经和美国人进行了数年时间的谈判。赫鲁晓夫1922年在尤索夫卡见过美国矿工，在莫斯科会见过美国共产党人，但他碰到的第一位美国领导人则是来访的艾森豪威尔将军，1945年6月斯大林邀请艾森豪威尔在列宁陵墓的上面参观红场的胜利大游行。当时赫鲁晓夫几乎没有和这位起初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十年后又成为他的复仇女神的美国人说过一句话。
斯大林将与外交政策有关的大部分事务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他参与外交事务的只有莫洛托夫（作为外交部长）、日丹诺夫（负责共产主义阵营的事务）、维辛斯基（在接替莫洛托夫之后）和米高扬（负责特殊的海外派遣任务）。“我们其余的人只是些信使，”赫鲁晓夫回忆说：“对任何越过这条红线的人，斯大林都会加以威胁恫吓。”由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战后很少开会，部长会议“也只是徒有其表”，因此赫鲁晓夫为了获得有关的信息只能想尽一切办法。[6]他不敢确定斯大林是否“真的想在东德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得使劲猜想为什么莫斯科于1948年封锁柏林，因为“斯大林从来没有与任何人认真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他也不知道苏联和南斯拉夫分裂的全部内幕：“当时我在乌克兰工作，没有参与外交事务；我被他们隔绝开了，没有收到相关的文件。”
当捷克共产党领导人鲁道夫·斯兰斯基[7]于1951年被谴责为叛徒时，赫鲁晓夫得到的只是一些“‘背景材料’，也就是那些斯大林已经签署意见、分发给所有政治局委员的信息”。不过，他不记得“当时对此有任何的疑惑。我没有自己的意见”。关于中苏关系，他所知道的也是“我所应该知道的”。不过与他对西方的了解相比，这已经算是很多了。“只有莫洛托夫在那个领域里有个人经历，只有他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有过广泛的接触。”赫鲁晓夫不敢表现出对国防政策有太多的兴趣（因为斯大林可能会认为这么做的人是“被帝国主义收买的外国代理人”），他后来声称他没有看到任何与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相关的文件；他所看到的只是毛泽东转发给斯大林的战报。
他的这些否认，特别是关于东欧国家的清洗运动，与赫鲁晓夫自称的对国内恐怖“一无所知”是一脉相承的。他与外部世界的接触很可能要比他所说的更为广泛一些。这些经历没有达成的一点只是没有为他准备在斯大林死后处理苏联对外政策所需的素质。
在外交事务方面，就像国内事务一样，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的学生；他认识到的首要的前提是苏联的事业是正义的。比方说，他得知很多波兰人并非真的亲苏或亲俄罗斯，特别是在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后。他知道波兰1945年的选举存在着舞弊行为，但那又怎么样呢？“波兰人民没有对他们新当选的官员发起任何抵抗运动。虽然他们投了斯坦尼斯洛·米高拉伊斯日克[8]的票，但当选的却是哥穆尔卡。不过他们没有如此。在我看来，至少他们缺乏深深的、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事实上，在波兰有很多反对共产主义的抵抗运动，但如果能及时镇压下去的话，根据赫鲁晓夫的观点，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在所有的东欧国家中，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是规模最小、力量最弱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力量的主体是随着苏联官员乘坐辎重火车来到战后的布加勒斯特的，苏联官员的到来使迈克尔[9]国王吓得逃离了这个国家。根据赫鲁晓夫过分单纯的观点，“国王认识到共产党在罗马尼亚人民中间享有广泛的支持”，所以他最终“爬上了一列火车，逃走了。就这样，这个暴君的统治结束了，罗马尼亚遍地高举起了社会主义的红旗”。
赫鲁晓夫希望社会主义也能在西欧取得胜利。他相信战后的“德国会发起一场革命”。“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场革命会到来的，因为我们迫切需要它”，他还希望法国和意大利也会出现同样的景象。斯大林本人是否也有如此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对于他来说，控制共产主义的法国和意大利不会像控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那么轻松。
赫鲁晓夫相信苏联处于危险之中。在俄国内战中，难道西方国家没有干涉过布尔什维克主义吗？美国不是过了16年后才承认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的吗？难道英美两国没有想“让我们的血流干，他们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来决定世界的命运”吗？当战争结束时，美国人“想把我们赶入破产的牢狱之中”。所幸的是，苏联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圈”。现在欧亚有很多社会主义国家，“这对于所有一直为社会主义和世界正义而斗争和奉献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安慰和鼓舞”。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经济动因决定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然而与众不同的是，赫鲁晓夫关注的却是西方领导人的人格。温斯顿·丘吉尔是个“纵火犯与军国主义者”，哈里·杜鲁门“咄咄逼人，是个傻瓜”，迪安·艾奇逊[10]是个“政治上的笨蛋”。不过赫鲁晓夫也能给出肯定的评价，如果他认为值得的话，或者如果斯大林说应该的话。他尊重罗斯福（“他与我们打交道时总是能善解人意”），因为斯大林对罗斯福也很尊重。“斯大林对杜鲁门没有丝毫的敬意，”赫鲁晓夫说：“他认为他不值一提。”赫鲁晓夫听斯大林说过：“如果不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我们是不会成功占领柏林的。”后来当赫鲁晓夫自己与艾森豪威尔谈判时，他“时刻牢记斯大林的话。斯大林从来不会因为无缘无故喜欢一个人而受到指责的，特别是一个阶级敌人”。[11]
与很多其他的学生一样，赫鲁晓夫需要相信他能超过他的老师，特别是自从斯大林嘲笑他的部属，尤其是赫鲁晓夫，是外交上的庸才之后。斯大林再三警告说，如果他不在了，帝国主义者会把他的接班人像“小猫”、“小鸡”或是“小牛”似的掐死的。他的这种看法与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12]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在他的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1939年被莫洛托夫取代后，他认为斯大林的手下是“笨蛋莫洛托夫，机会主义者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贝利亚，目光短浅的马林科夫以及傻瓜赫鲁晓夫。……”斯大林曾经问他的追随者们（最后他将其他所有的人都否定了，但认为装模作样的布尔加宁可以成为他的接班人）：“在我之后我们应该任命谁来领导我们的政府呢？”贝利亚是格鲁吉亚人，卡冈诺维奇是犹太人，莫洛托夫太老，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太软弱。那赫鲁晓夫怎么样呢？“不，”斯大林说：“他是个工人。我们需要有点知识的。”
赫鲁晓夫宣称，与斯大林不同，他愿意坦诚地承认美国战时对苏联的援助。1948年斯大林封锁柏林“没有估量我们的现实可能性。他在此事上没有深思熟虑”。赫鲁晓夫支持北朝鲜入侵南方：“没有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会试图劝阻金日成。……这么做是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相悖的。”当北朝鲜人“解放”汉城时，“我们都很高兴，并再次祝金日成取得更大的胜利”。让赫鲁晓夫感到遗憾的是斯大林没有给予金日成足够的支持，在美国人介入战争后，他已经做好完全放弃金日成的准备了。不过，斯大林也许是对的，他随时准备从北朝鲜抽身，以尽量减少苏联的损失。[13]这样的事情在1945年6月也出现过，当时苏联一直在准备对日作战。红军是否该侵入北海道? 朱可夫估计这一行动将需要四个满编军的兵力。莫洛托夫警告说莫斯科的西方盟国会将此行动看做对《雅尔塔协定》的公然违反。朱可夫认为这一行动有很大的冒险性。政治局里赞成这一计划的唯一委员就是赫鲁晓夫，但斯大林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赫鲁晓夫最担心的就是战争的危险。美国人在空中力量和核武器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苏联“只是美国从挪威、德国、意大利、南朝鲜和日本机场上起飞的轰炸机的一个巨大目标而已”。他对斯大林竭尽全力发展核武器的努力很赞赏，但发誓说，如果美国对苏联发动攻击，“斯大林会害怕得发抖的”。“他发抖得厉害！他就是害怕战争。”一旦走上权坛，赫鲁晓夫就下定决心，不仅要表现出无所畏惧，而且还要将害怕的皮球踢到他的西方对手一边。其结果是与斯大林时期相比，核战争离世界更近了。[14]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是第一批想弥补斯大林留下的创伤的苏联领导人。贝利亚主要是通过积极参与外交事务来减少苏联的损失，甚至包括任何与东德有关的外交事务；马林科夫则是采取对西方更为缓和的姿态。[15]在莫洛托夫的前助手看来，尽管他一如既往地严格遵从原来的政策，“在谈判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那套僵化的模式，就像一台录音机一样”，但实际上“他的立场也有所松动”，至少在美国大使查理·伯伦看来是这样。伯伦和他的上司，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6]，两人对莫洛托夫的外交才能都很尊重。英国大使威廉·海特爵士[17]觉得“他的结巴和夹鼻眼镜有点可笑”，但仍是十分“难以对付的”。当他1956年6月从外交部长职位上下来时，“莫斯科的大多数外国大使对他的离任都表示遗憾；我们觉得与他打交道才是真正的外交”。莫洛托夫难以变通是出了名的（而且他脑袋的形状也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斯大林曾说他是个“傻瓜”。但莫洛托夫也侧重于与西方减少紧张气氛。根据莫洛托夫的外交经验，“冲突与重大的退让”好像都不是苏联的上策。
贝利亚死了、马林科夫处于赫鲁晓夫的攻击之下时，莫洛托夫实施着苏联的外交政策。他在苏联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典型地反映在柏林1954年1—2月的四国外交部长会议上。他们谈到了所有的主要问题，但在哪个问题上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根据美方代表C.D.杰克逊的说法，莫洛托夫在外交场上证明其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充满了幽默感，“甚至他的话翻译过来都带有令人愉悦的意味”，而他的副手与后来的接班人安德烈·葛罗米柯看起来则像具“带有体温的僵尸”，莫洛托夫的幽默诙谐到了他那里已经所剩无几了。杜勒斯也不乏创新精神，他雇用了一个会讲俄语的唇读者仔细观察苏联代表。但是当涉及实质问题时，各方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杜勒斯曾一本正经地向莫洛托夫保证说，一个统一的、亲西方的德国不会对苏联的安全构成威胁。莫洛托夫则慷慨地建议说，如果苏联允许德国统一，并采取亲西方的立场，那西方国家就将拟议中的欧洲防务共同体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废除。
赫鲁晓夫综合了他的所有三个对手的素质。他胆大如贝利亚，但只局限于遭到贝利亚讥讽的意识形态范畴；他对战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这一点和马林科夫一样，不过他喜好大喊大叫，对别人加以责备；与莫洛托夫一样，他是个真正的信徒，但莫洛托夫的机敏正好与赫鲁晓夫的严守纪律与冷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53年赫鲁晓夫的注意力仍然集中于国内与共产主义阵营的事务，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外交政策上。根据乔治·科尔年科[18]的说法，他曾经在外交部信息委员会工作过，这是一个负责为党的领导层准备情报材料的机构，主席团成员在阅读完他们的材料后会将材料退回来，并在材料的空白处加上标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谁仔细看过这些材料，”科尔年科后来说：“赫鲁晓夫的材料退回来时没有任何标注，不知他是否读过、研究过或是翻开过。只是从1954年开始他才关注外交政策。我记得1954年春天当我们的代表团正在为去日内瓦参加关于朝鲜与印度次大陆的会议做准备时，赫鲁晓夫的名字才被人提到过几次，他对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做了这样或那样的指示。”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人，但给他们大多数人留下的印象都不是很深。美国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代表麦克杜菲元帅第一次见到赫鲁晓夫是在战后的乌克兰，他发现1953年10月的赫鲁晓夫身体上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的体格健壮，圆圆的脸上充满活力，性格幽默可爱”——只是衣着更好了，穿着昂贵的蓝色哔叽呢套装，挺括的白衬衣，衬衣袖口的纽扣上镶嵌着红宝石。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里的宽大办公室表明了他的权势，办公室为30×50英尺见方，墙壁上嵌着木板，里面悬挂着两幅地图和一张斯大林年轻时的肖像。他的举止“放松，很通情达理”，不过在翻译的过程中“他不耐烦地拨弄着手里的铅笔，好像不习惯于在他的生活里出现这样的空白点似的”，他“对于西方的看法令人吃惊的刻板僵化——好像随时愿意压制他本人帮忙制造出来的宣传”。
1954年与赫鲁晓夫会面的英国人对他更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更看重于人的出身，而这正是赫鲁晓夫所缺少的。同年8月，包括克莱蒙特·艾德礼[19]和安奈林·贝文[20]在内的一个工党代表团在去中国的途中路经莫斯科。总理马林科夫在他的别墅里设宴款待。第二天晚上，英国大使海特邀请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作为与英国执政的工党关系最密切的苏联同行去大使馆赴宴，同时出席的还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其他一些人。马林科夫好像是“最具才智的，能最快领会所谈的问题”；他“出言谨慎”，“是餐桌上一个令人惬意的伙伴”；他喝酒很有节制（甚至比赫鲁晓夫还要克制自己）；他的“声音悦耳动听，谈吐很有学问”；他甚至悄声地建议英国翻译官塞西尔·帕罗特[21]朗读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22]的小说，然后批评小说有颓废倾向。与马林科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赫鲁晓夫留给海特的印象是“喜欢热闹、喋喋不休、随心所欲，对外交事务的无知令人吃惊”。他“说话短促，声音有力，很具说服力。……说到兴致处经常开怀大笑”，他常常“用词不当”“说错话”，这时他的翻译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就得小心翼翼地替他改正。他好像“不能领会贝文的意思”，马林科夫只得“逐字”给他解释。由于会出现这种“卡壳”现象，因此他好像更热衷于说，而不是听或理解。他“思维快捷，但并不具才智”，海特认为，“就像一头公牛一样，如果有人指明正确的道路，他会走下去，肯定能势如破竹般地达到他的目的，扫清道路上的任何障碍”。相信马林科夫是苏联的主事人，因此英国代表团里没有人想与赫鲁晓夫纠缠下去。
海特在写给伦敦的首批报告里将赫鲁晓夫比喻成“19世纪俄国古典小说里典型的农民，狡猾、精明、多疑、谨慎，而外表则大大咧咧，骨子里怀有对主人的蔑视”。他还将他与英国商会领导人欧内斯特·贝文[23]做过比较，两人都出身于农民家庭，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两人“都是难以相处的同事与好的上司”，但有一个主要的区别：贝文“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充满自信，而赫鲁晓夫却始终保留着他出身的印记，甚至当他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领导人时仍是如此。……”海特后来承认，一旦赫鲁晓夫“将他的顽强努力与百科全书式的记忆用于外交事务，他完全能够成为外交上的行家里手”[24]。美国大使伯伦对赫鲁晓夫同样有着负面的第一印象。马林科夫“是我见到的苏联领导人中俄语讲得最好的”；他的“讲话结构严谨，逻辑性强”；他好像“是个更具西方思想的人”。至于赫鲁晓夫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会面的必要，也没有共同语言”。在伯伦看来，赫鲁晓夫“并不是特别聪明”。
在外界观察家看来，1953年的中苏关系似乎处于很好的状态。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与莫斯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不是试图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已经与联合国军形成了相持局面。实际上，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斯大林在毛泽东领导的长征中曾对中国共产党的前景产生过怀疑，甚至还多次给他们设置过障碍——这部分是为了履行对他的战时盟友蒋介石的正式义务，部分是为了取悦美国，他也许担心一个巨大的共产党盟国会难以控制。甚至在毛泽东取得胜利后，斯大林对他也是十分傲慢的。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去莫斯科，但他空等了将近两个半月的时间，得到的支援与合作也大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25]朝鲜战争本身就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特别是当斯大林完全拒绝支援北朝鲜，并逼迫中国人去拯救金日成，与美国对抗时。
虽然在1949年12月斯大林的70岁生日庆祝会上，赫鲁晓夫坐在斯大林与毛泽东中间，但他并没有参与他们两人之间的谈话。不过，他听到毛泽东说了很多话，以及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回应。“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人？”斯大林在他的核心集团深夜聚会上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这个问题，“他有着某种古怪的农民式的观点；他好像害怕工人似的，因此将他的军队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隔离开来”。斯大林嘲笑毛泽东是“原始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后，斯大林“从来没有表达过对他的喜欢，甚至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好话”。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努力想从中国获得单方面的贸易特许权是“错误的”；当毛泽东在莫斯科时，“我看到了斯大林是如何无礼地对待他的；你可以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中感觉到他的傲慢。毛泽东并不笨，他马上就看出来了。虽然心里恼怒，但他并没有把不满表露出来。……”
当然，赫鲁晓夫也不会将对斯大林的不满表现出来。1953年后，他决心比斯大林更好地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斯大林几乎毁掉了与中国人的关系，这给了赫鲁晓夫一个超过他原来主人的机会。如果毛泽东的“农民式”马克思主义真的像斯大林坚持认为的那么原始，那赫鲁晓夫可以成为一个仁慈的指导者。然而，毛泽东不仅未表现出对赫鲁晓夫的感激与尊重，反而开始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他，这使得赫鲁晓夫不仅没有体会到超越斯大林的满足感，而且还让他体味到了一种他原来就曾体味过的屈尊俯就的感受，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新的主人罢了。
不过，有一段时间，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在1953—1956年间，莫斯科同意为中国建造，或是援助建造205座工厂与车间，总价值大约20亿美元，其中7.27亿美元由苏联提供贷款，而此时俄国人自己也处于短缺之中。1954年10月，苏联同意派遣一小部分专家去中国；到1957年时，至少有2500名苏联专家正在中国指导从建筑到原子能研究的所有工作。1955年4月，苏联承诺帮助北京研发用于和平用途的核技术。在这些年间，大约有一万名中国学生在苏联留学，同时还有1.7万人在中国接受苏联教师的教育。
除了经济上的援助，莫斯科还提供了外交与军事上的支援。斯大林的接班人帮助结束了朝鲜战争，提议中国参加1954年关于印度次大陆与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并呼吁在讨论欧洲问题时吸纳中国参加。苏联对1954年底中国炮击金门、马祖给予了支持。中国代表参加了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大会，在赫鲁晓夫与铁托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前，苏联人就通知了中国，在1956年底的东欧国家暴乱期间，苏联人还频繁、详细地与毛泽东进行过协商。苏联军事顾问帮助中国人掌握苏联制造的武器，1957年莫斯科甚至同意给北京提供核弹样品。
所有这些慷慨的赠与构成了历史学家威廉·基尔比所说的“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技术转移”。根据毛泽东原来的俄语翻译阎明复（音）的说法，赫鲁晓夫“极大地改善了斯大林留下的形势”，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赏”。[26]然而，即使这些“美好岁月”也为后来双方的不和播下了种子。赫鲁晓夫对他1954年中国之行的回忆充满了不快。他慷慨地提出将大连港和旅顺口海军基地归还给中国，但毛泽东非但不领情，反而表示反对（认为需要苏联的保护，防止美国的进攻），后来才不情愿地表示同意，但最后要求赫鲁晓夫将苏联的重型大炮留在旅顺口。“我们并不介意帮助中国，”赫鲁晓夫后来说：“如果他们愿意买下这些大炮的话，但是周恩来要求我们将这些大炮无偿地送给他们。”赫鲁晓夫还对毛泽东院子里的氛围感觉不舒服，他描述那里是“属于典型的东方风格。每个人都令人难以置信的有礼貌，极尽奉承讨好（赫鲁晓夫本人）之能事，但我却看穿了他们的这种虚伪”。更加糟糕的是，赫鲁晓夫“从来也无法确定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我信任他，而他却在耍弄我。……我记得当我1954年从中国回来时告诉我的同志们说：‘与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了’”。
对于这起事件，赫鲁晓夫的记忆几乎肯定有所偏差；他肯定是将后来的愤怒转嫁到了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上。不过中国人的确果敢地展开了对苏联人的恳求与讨价还价，而赫鲁晓夫则是像往常一样将他的大度做过了头。在他启程前，中国的谈判者向苏联提出了大量的请求，但拒绝将这些请求落实到书面上。后来，在缺少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周恩来设法让赫鲁晓夫履行莫斯科实际上没有承诺的义务。赫鲁晓夫决心在中国赢得一场胜利，但他采取的策略在国内引起了质疑。
米高扬负责与中国人的正式访问前的谈判，他打前站的助手是外贸部副部长K.I.科瓦尔（Koval）。根据科瓦尔的说法，“赫鲁晓夫只是基于外交政策的立场作出这一决定的（给中国人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没有考虑到这些承诺援助的规模以及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与困难”。科瓦尔对苏联重型机械制造工业不能满足中国所希望的援助这种看法表示反对，但“每次我说到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好像都更加生气。……”这位第一书记“不知道如何倾听与他相左的意见，对那些试图与他争辩的人，他简直不能容忍”。赫鲁晓夫“看我的眼神都能把我烧成灰烬。很显然，他一直就把我列在他的反对者名单里”。在米高扬的努力下，赫鲁晓夫推迟了向中国的援助交付，一些车间到了1960年后才得以交付。然而，即使如此，当这个一揽子援助计划提交主席团会议讨论时，还是遭到了伏罗希洛夫的反对。赫鲁晓夫威胁将取消对中国的访问，如果他得“两手空空”去的话。他训斥伏罗希洛夫，要他改变看法，后来当同事们都离开后，他心怀狐疑地问科瓦尔他是否说服了伏罗希洛夫改变他的反对意见。[27]赫鲁晓夫在帮助中国上花费如此巨大的政治与经济资本，他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回报。当不能获得这种回报时，他的失望就可想而知了。
文化上的差异并不能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人在好客方面并不逊于苏联人，他们陪伴苏联人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当给他们上了一道广东名菜“龙虎斗”——主要原料是一条蛇和一只猫——时，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大多数苏联人甚至拒绝动筷子，餐桌上的两位女士，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和雅德加尔·纳斯雷蒂诺娃[28]，则禁不住哭了起来。甚至连饮茶都变成了一种折磨。“在会谈期间，他们不停地上茶。”赫鲁晓夫回忆说。“你喝完一杯，他们马上就会给你换上一杯。如果你不立即把茶喝掉，他们就会把这一杯拿走，再换上一杯，换了又换。”结果是代表团成员晚上睡不着觉，后来一位苏联医生告诉他们要减少喝茶的量。但是尽管“我们对这一套礼节都不习惯”，赫鲁晓夫说：“但出于对主人的尊重，我们都应付着。”
不过，1956年与1957年好像是中苏关系中最好的时期。“中苏关系处于最亲密的时期，”阎明复40年后回忆说。“这是友谊的巅峰时期。”原苏联中央委员会官员列夫·德柳辛[29]说。但是在这种友谊的表面下，中苏关系的基础正在开始发生变化。赫鲁晓夫在发表他的“秘密报告”时既没有事先与中国人协商，也没有邀请他们的代表出席苏共二十大。毛泽东对斯大林心怀不满，但他还不致因为想诋毁斯大林的形象而使自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遭到削弱。毛泽东于1957年3月17日告诉他的党内同事们说，是赫鲁晓夫把事情“搞糟了”。“他总是手拿刀剑对着别人，为虎作伥。”毛泽东曾经对他的私人医生李志绥（音）发牢骚说。斯大林应该受到“批评，而不是被一棍子打死”，翻译李跃人（音）记得毛泽东曾经这么说过。“毛泽东觉得赫鲁晓夫要领导如此大的一个国家还不够成熟。”阎明复说。“毛泽东永远不会原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李医生认为。
然而，中国人不仅暂时需要苏联人的帮助，而且他们相信整个共产主义阵营都需要这种帮助。因此毛泽东决定“协助”赫鲁晓夫。中国的社论坚持认为，尽管犯有“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受到尊重。北京指示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参加苏共二十大结束的学习班，甚至与莫斯科方面进行过协商，是否在1956年“五一劳动节”时展示斯大林的肖像。由于斯大林的肖像不会为那天的红场增色，因此他们可能指示中国人也不要悬挂。但是中国人那天还是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了斯大林的巨幅肖像。
1956年的波兰与匈牙利危机证实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能力有限的看法。那年秋天，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人支持的依靠以及后来的重建共产主义阵营都说明了这一点。不管毛泽东关于压制匈牙利暴乱的建议是在赫鲁晓夫已经下定决心之前还是之后，中国人实际上都在教导苏联人，这种角色的颠倒是倔强的赫鲁晓夫很久以来都难以接受的。[30]
到1956年底，毛泽东得出结论认为，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不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在那年秋天的一次讲话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他们不对事物采取分析的方法，他们缺少革命道德”。1957年1月，他称苏联领导人“被利益诱惑蒙住了眼睛”，因此“与他们打交道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们点甜头尝尝”。同一个月，周恩来总理对东欧和苏联进行了访问，以考察东欧社会动荡所造成的损失情况。当赫鲁晓夫在中国大使馆招待会上公开纠正自己的看法，称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时，负责为《真理报》报道此事的列夫·德柳辛就站在他的附近。德柳辛认为已经喝得不少的赫鲁晓夫是说错了话，当被命令将他的话公开出版时，德柳辛感到十分的惊愕。记者们推测苏联领导层是在利用赫鲁晓夫的心直口快来修补与中国的关系，但这并没有给周恩来留下什么好印象。他在回到北京后说，苏联领导人“经常不能克服主观、狭隘与情绪化的毛病”。他们关注于“具体孤立的事物，而不是从不同的角度全面分析形势”。“由于特别自负……缺乏长远眼光，对当今世界的处事方式几乎一无所知，一些领导人尽管在过去的几年里受到过冷遇，但他们却几乎没有什么长进。”“他们看起来缺乏信心，受到内在忧虑的折磨，因此他们在处理外交事务与兄弟党的关系时会倾向于采取诈骗或威胁的策略。”
作为对赫鲁晓夫缺点的总结，这简直是再恰当不过了。周恩来还对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未能说出的、在私下谈话里再三避开的秘密罪行进行了追踪。“他没有进行自我批评。”周恩来报告说，他曾经问过赫鲁晓夫斯大林的接班人如何能“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赫鲁晓夫的回答是“如果不害怕被杀头，那他们至少可以更好地阻止斯大林错误的发展”。但是“在莫斯科机场走下汽车前，赫鲁晓夫对我解释说他们不能进行与我们同样的自我批评：如果他们这么做，那他们现在的领导地位就会遇到麻烦”。
来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反对增大了赫鲁晓夫对中国支持的需求。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音）认为，1957年初苏联领导人对中国的希望特别关注。当伏罗希洛夫在中国受到高规格的接待时，赫鲁晓夫很嫉妒，至少伏罗希洛夫是这么对东道主讲的。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1957年6月反对“反党集团”的胜利也不是很满意。像莫洛托夫这样的党的缔造者怎么会领导一个“反党集团”呢？彭德怀见到传递消息的苏联使节时这么问道。“你们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他问：“你们就没有想到什么更明智的办法吗？”[31]
尽管对赫鲁晓夫心存疑惑，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胜利者还是表示了支持。1957年秋，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苏联，他此去是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道庆祝苏联革命40周年纪念。不久之前，他放弃了苏联的发展模式，并对苏联外交政策提出了挑战，但他暂时仍然对赫鲁晓夫大加称颂，或者至少表面上看来是这样。在毛泽东看来，1957年6月克里姆林宫内的殊死斗争是“两种路线之间的较量：一种是错误的路线；另一种是相对正确的路线”。如果这种赞颂听起来有点模糊，那毛泽东的翻译将其转换成俄语后就更加模糊了。根据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的说法，那位翻译提到了“两个不同的集团”之类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赫鲁晓夫领导的赢得了这场权力斗争胜利的集团”。至于“毛泽东究竟说了些什么，除了中国人外，其他人谁也不知道”。但是米高扬知道得要多一些，或者在旁人看来是如此，因为“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了绝非友好的表情”。
如果米高扬听出了毛泽东的弦外之音，那赫鲁晓夫对此会怎么看呢？“列宁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人一生不犯错误，”毛泽东宣称：“我就犯过很多错误，这些错误对我来说是好事，让我吸取了教训。……中国有句俗话说，红花虽好，还需绿叶的陪衬。你，赫鲁晓夫同志，尽管是朵红花，但需要绿叶的陪衬。我，毛泽东，尽管还算不上一朵红花，但也需要绿叶的陪衬。中国还有句古语说，三个臭皮匠顶上个诸葛亮。这与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是一致的。”
这是否称得上是一种赞誉？还有，如何理解毛泽东关于战争的看法？“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爆发核战争），人类的一半将在战争中被毁灭。”毛泽东在11月会议上说：“那还有一半会幸存下来，而帝国主义世界将会被夷为平地，到那时，世界将是社会主义的。”如果西方侵略苏联，他劝告赫鲁晓夫说，苏联军队不应该反击，而是应该在三年内撤退到乌拉尔去，到那时中国会解救他们。“我仔细地看着他，”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他是否在开玩笑。”
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个人行为传达了一种更为明确的信息。与斯大林明显不同的是，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倾注了极大的关注与热情。他把客人安置在曾经属于凯瑟琳大帝的富丽堂皇的宫殿里，为他提供了数不清的水果、巧克力、香烟与饮料，每天早上都去看望他，并亲自陪伴他去参加政治集会与文化活动。他简直不能再“友好和尊重”了，毛泽东的医生回忆说。然而，毛泽东实际上对此还是流露了不满与无礼的。凯瑟琳皇宫卧室里的巨大软床让毛泽东觉得不舒服，于是他就睡在地板的毯子与床单上。他也不喜欢隔壁卧室里的豪华卫生间，他使用自己的夜壶。虽然苏联人为他准备了两位俄国厨师，但他只吃他的私人厨师做的湖南菜。去大剧院看《天鹅湖》时，他拒绝坐在赫鲁晓夫的包厢里，而是坚持与“大众”坐在一起（其实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大众，特别是前三排通常都是由克格勃的人占据着，他们把普通观众都清理出去了，好让毛泽东能好好欣赏管弦乐队的演出），后来他又要求马上离开。李医生说：“他好像是故意拒绝欣赏俄罗斯文化。”在与中国同事的私下交谈中（克格勃肯定监听并汇报了这些谈话），毛泽东在谈到他的东道主时满嘴“带刺”。赫鲁晓夫想努力弥补斯大林1949年对毛泽东的失礼，但结果却招来毛泽东的攻击。“看看他们现在对我们的态度差别多大，”毛泽东不屑地说：“甚至在这块共产党人的土地上，他们也知道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这些势利小人！”
毛泽东的话传到了双方的低层官员那里。他把赫鲁晓夫看成是个“喜欢阿谀奉承的笨拙的傻瓜”，列夫·德柳辛回忆说。在李跃人（音）的记忆里，赫鲁晓夫并不了解毛泽东。“他不了解毛泽东是个伟大的领袖，跟他说话要深思熟虑。”
赫鲁晓夫1955年5月的贝尔格莱德之行比他的北京之行风险更大。他处理苏联集团事务的新模式是容忍少量的多样性与国内自治，强调意识形态与政治联系，增强经济与军事联系，并通过他本人的直接参与将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但东欧的斯大林主义者对他的方案进行了抵制，他表现出来的自负也同样遭到了他们的抵制。虽然赫鲁晓夫承认斯大林对东欧国家的剥削，但当他们不承认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时，他马上表现出了愤怒：“尽管我们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出现磕磕绊绊……但我们从来没有利用这种友谊来为任何自私的目的服务。”然而，正是他的这种态度，自以为是而又有失偏颇，促使问题产生了，同时还有他的那种俄罗斯优越感。波兰人忘恩负义，他们对苏联的援助并不领情，总是要求更多的帮助。赫鲁晓夫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说，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苏联看成一个巨大的赈济所。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与他们都打过交道”。加上他采取了粗鲁的恃强凌弱策略，这些策略在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看来再明白不过了，因为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对自己的民众都采取了这些策略，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在更为自愿的基础上重建苏联共产主义阵营是如此的困难了。
当斯大林式的清洗于40年代末传播到东欧国家时，对于像匈牙利的拉伊洛·拉伊克与捷克斯洛伐克的鲁道夫·斯兰斯基之类的“叛徒”最恶毒的称谓就是他们是铁托主义的间谍。西方国家抓住苏联与南斯拉夫分裂的时机与铁托建立经济，甚至是军事联系。如果南斯拉夫现在能重新融入“社会主义大家庭”，那未来也许是光明的。1955年5月去贝尔格莱德是需要勇气的，赫鲁晓夫的南斯拉夫之行好像也取得了成功。苏联和南斯拉夫领导人郑重发誓“在处理双边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关系时，尊重国家的主权、独立、完整与平等权利”。铁托后来告诉他的同事们：“只有赫鲁晓夫能做到这些。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他们谁也不能改变任何事情。”
但是这第一次的沟通就建立起了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后来使赫鲁晓夫深受其害。铁托急于达成两国的和解，但是根据他自己的想法。他的目的是改变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无条件地支持。他想保持南斯拉夫的独立性，包括在与西方的关系上，而不是使其受到限制。由于在赫鲁晓夫之前已经与斯大林闹翻，铁托的性格孤傲而倔强。赫鲁晓夫需要南斯拉夫作出意义深远的让步，以证明他与铁托和解是正确的，而铁托则坚决拖延两党间建立亲密的关系，直到斯大林主义在苏联消亡。
当赫鲁晓夫到达南斯拉夫时，贝尔格莱德机场就显示出了双方的紧张关系。铁托表达了礼貌的欢迎后，赫鲁晓夫走到麦克风前。他的讲话稿经过了主席团的仔细起草与审查，将过去对贝尔格莱德的过失归咎于贝利亚，而不是斯大林。赫鲁晓夫结束讲话后，铁托打断了翻译。“没有必要翻译了，这里所有的人都懂俄语。”他说。然后大步走开，将苏联客人引上了等候的汽车。赫鲁晓夫后来喜欢引用贝尔格莱德机场上发生的情况来说明不能仅仅通过指责贝利亚来替斯大林开脱罪责。不过，当时他还是感到十分的懊恼。因为绝非所有的南斯拉夫人都懂得俄语，铁托实际上是在责骂他的苏联客人。那些留在莫斯科、反对这次访问的人“是很有势力的”，赫鲁晓夫后来说：“在贝尔格莱德受到的冷遇可以看作一种敌意的行为，让我们感到受到了挫伤。”
经过贝尔格莱德机场的冷遇后，尴尬接踵而来。铁托和他的高级部长们穿着礼服来到了豪华的招待会上，他们的夫人也是盛装出席，而赫鲁晓夫一行人却穿着皱皱巴巴的夏装。在苏联代表团在南斯拉夫国内考察期间，接待规格很显然受到了严格限制。铁托带着赫鲁晓夫乘坐一艘马力强劲的摩托艇在亚得里亚海上兜风，把他颠得差点都散了架。赫鲁晓夫在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上醉得不省人事。在后来与铁托及其夫人聚宴时，米高扬一个接着一个地唱赞歌，布尔加宁努力让主客间的交谈保持顺畅，赫鲁晓夫则不停地亲吻所有的人，特别是铁托，他不停地对铁托说着贴心的话：“伊奥斯亚（Iosya），不要生气了！你瞧你现在多瘦啊！喝酒，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赫鲁晓夫在不需要外交手腕的场合表现得更好一些。在萨格勒布的一个工厂里，他坐在一张圆桌旁仔细研究工厂的蓝图，当时《观察家》报的记者爱德华·克兰克肖[32]就是其中的旁观者之一。“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再是那个公众面前的小丑，那个恃强凌弱的煽动政治家，也不是那个喜欢卖弄的家伙了。……他所有的活力都集中于心头的工作上。”他的工作就是了解南斯拉夫建设的具体细节，教育南斯拉夫人懂得，能最好地指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人委员会，而不是工厂经理与国家机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很平静但却是绝对权威的情况下完成的”。克兰克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不用强调，也不用提高嗓门，就变成了一个天生的毫无争议的行家里手”。好像“那个空间里所有人的所有精力、所有生命力都被吸引进了这个矮小的身材里，他确切地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而且能以最经济的努力方式达成他的目的。……”
但让铁托重新加入苏联集团则是另外一回事。在1955年剩下的时间与1956年上半年里，赫鲁晓夫加强他的示好努力。当然，最大胆的举动还是在苏共二十大上。他赞同实现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道路，其中就包括南斯拉夫的道路。他施加压力，让拉科西和其他东欧国家的斯大林主义者与铁托改善关系，并于1956年4月正式解散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该机构曾被用作抨击贝尔格莱德的俱乐部，这些都给贝尔格莱德留下了印象。当铁托于1956年6月访问苏联时，军乐团和礼炮手在边境线上迎接他，在乌克兰的摩尔达维亚与莫斯科火车站，大批的群众夹道欢迎；在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差不多有一百万人列队迎接；斯大林格勒热情的群众失去了控制，几乎将铁托和赫鲁晓夫挤倒。苏联领导人表现出了最好的姿态。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宴会上，甚至莫洛托夫也和其他人比赛，“看谁能用最尖刻的语言谴责斯大林的南斯拉夫政策”。
真正的谈判就不那么容易了。政府间的问题还是可以商量的：苏联人既没有责备铁托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逼迫他承认东德。苏联的继续信任取决于南斯拉夫的“合作”，但赫鲁晓夫对此并没有反复强调。然而，让铁托承认彼此意识形态上的结合还是不可能的。在彻底完全的和解无望的情况下，赫鲁晓夫通过与铁托共同出席狄纳莫体育馆的一万人集会，想努力传达一种双方团结的印象。事实上，米库诺维奇说，俄罗斯人“真的很失望。他们对于此次访问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但他们的投资并没有得到回报”。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赫鲁晓夫的失望进一步加深了。没有对增强共产主义阵营的团结起到任何作用，难以驾驭的南斯拉夫反而加速了分裂的步伐。在波兰城市波兹南爆发罢工后不久，米库诺维奇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接待中发现赫鲁晓夫面色严峻。赫鲁晓夫抱怨说，在南斯拉夫出版他的狄纳莫体育馆讲话前，铁托进行了审查。他和他的同事“以最大的坦诚对待铁托”，得到的却是南斯拉夫人“以最粗鲁的方式破坏双方的协定”。赫鲁晓夫好像因为愤怒而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不会“容忍任何人耍弄苏联的领导地位”。
米库诺维奇并不了解他所说的南斯拉夫媒体的“技术失误”，但苏联主席团却将《真理报》上的文章与南斯拉夫的报纸进行了逐句对照。冷静下来后，赫鲁晓夫说想进行这场争吵的不是他，而是他的同事。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预示着苏南之间将会发生更多的纠葛。铁托并不只是维护其民族共产主义的称号，他还想将其传播到国外，特别是波兰与匈牙利。然而，如果赫鲁晓夫对铁托怀有第二种想法的话，那他得向主席团证明他的第一种想法是正确的。于是他努力对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施加压力，给他看了苏联氢弹爆炸的“秘密”纪录片，并对他的助手施以大量哄诱与贿赂。那年的夏天与9月份，铁托被邀请去克里米亚和赫鲁晓夫一起“度假”，南斯拉夫人在苏联不管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在卧室里发现窃听装置。尽管布尔加宁有失外交礼节地对南斯拉夫加以侮辱，但大量饮用伏特加是他们聚餐时的家常便饭。但在克里米亚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在没有事先通知南斯拉夫人的情况下格罗的突然出现，格罗这个匈牙利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已经取代了拉科西，但不久他自己又被纳吉所取代。很显然，赫鲁晓夫的意图是想让南斯拉夫人与这位匈牙利党的新领导人修好，他们甚至在铁托事先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宣布举行他们两人之间的会谈。
尽管是在苏联的威逼下，但铁托还是邀请格罗去了贝尔格莱德，并给以热忱的欢迎。不过，要想避免匈牙利发生骚乱已经太晚了，而且后来南斯拉夫人又变了卦。11月4日，他们让纳吉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避难。（11月22日，在苏联承诺保证其安全的情况下，纳吉离开了南斯拉夫大使馆，但苏联人还是将他扣留了，囚禁在罗马尼亚，最后将他处决。）后来在11月11日的普拉镇讲话中，铁托努力把自己与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划清界限。[33]米库诺维奇来到克里姆林宫拜会赫鲁晓夫时还没有读到铁托的讲话，但赫鲁晓夫对他的态度极不友好，相比而言，先前7月份的冷淡都能算得上是热烈的拥抱了。没有一句问候的话，赫鲁晓夫将米库诺维奇拽进了一个空房间里，在那个房间里，他用了将近一个小时斥责这位南斯拉夫大使，当时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就站在他的旁边。赫鲁晓夫最后意识到其他的客人可能会看到这种场面，于是他把米库诺维奇带到了另外一间较为隐秘的房间，又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训斥。布尔加宁在旁边火上浇油，而莫洛托夫在大部分时间里则没有插话，脸上带着一种“我早就告诉过你”的表情。不过，赫鲁晓夫发过火后，却坚持开车送米库诺维奇大使和他的夫人（在整个过程中，她都一个人呆着）回大使馆。当赫鲁晓夫的汽车停在狭窄的赫勒比尼巷时，这位大使夫人下了车，但赫鲁晓夫还在车里对她的丈夫唠叨个没完。只是到了午夜过后很长时间，当时气温已经降到了10°左右，赫鲁晓夫才突然改变了口气：自从1954年以来，他就在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上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甚至将此与他个人的威信联系在一起。现在他将不得不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公开抨击南斯拉夫，这使得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你要是看到我在南斯拉夫会谈与克里米亚度假后所写的书面报告，就知道我是多么希望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了。”他沮丧地说。
米库诺维奇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是我至今与赫鲁晓夫所进行的最为奇怪的交谈”。这位苏联领导人是个很好的演员，既能够故作生气，又能表面上装作友善，那天晚上他无疑将内心的伤痛宣泄到了极致。不过，这种伤痛是真实的，就像南斯拉夫人转而提到他所认为的对他个人的嘲笑时一样，当时他的气愤也是真实的。12月，米库诺维奇想去克里姆林宫进行一次短暂的交谈，结果又变成了一次马拉松式的三小时长谈。米库诺维奇发现：“赫鲁晓夫处于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状态中，甚至在铁托的普拉讲话后，他也没有如此的激动。……赫鲁晓夫知道当他‘取笑南斯拉夫的玉米与土豆政策’时，（南斯拉夫副主席爱德华）卡德尔是如何评价他的。”两个月后，赫鲁晓夫仍然余怒未消。一周后，这位苏联领导人邀请米库诺维奇观看一场音乐会，就坐在他旁边，他低声对贝尔格莱德《政治报》上出现的关于他和布尔加宁的一幅“令人作呕的”漫画进行了强烈抗议，这位南斯拉夫大使指出，那个站在布尔加宁旁边的秃顶并不是赫鲁晓夫，而是艾森豪威尔。
赫鲁晓夫总是对细微的事情很敏感，当他的政策运行不畅时，他内心的不适感就与日俱增。唉，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再也没有恢复到1956年夏天时的那种热络状态。当然，波兰和匈牙利还留在苏联阵营里，而不久南斯拉夫的光芒就开始在东西两方消退。不过，即使赫鲁晓夫赢得了胜利，也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铁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发扬南斯拉夫模式。赫鲁晓夫试图通过发起一场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运动来限制他们的影响。在经过如此长时间热切地讨好南斯拉夫人后，他还是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行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失败。[34]
中国和南斯拉夫能对苏联提出挑战，美国能摧毁苏联。即使不是更早，赫鲁晓夫到1954年时已经开始密切关注东西方关系了。他的儿子发现他在1954年1月的柏林外长会议期间“明显地紧张起来”。“他开始很晚回家，长时间与莫洛托夫进行电话交谈。”根据莫洛托夫一位助手的说法，赫鲁晓夫对这位苏联外长“反应迟钝、缺乏主动性”感到不满；他继续在同事们中间埋怨莫洛托夫的无能，经常是在外事招待会后有点“喝醉的情况下”。由于需要莫洛托夫的支持来反对马林科夫，因此在1955年初以前，赫鲁晓夫并没有直接与他发生冲突。与此同时，他开始主导防务政策，试图减轻防务给苏联经济所带来的负担，但是这并没有降低国家的战争准备，甚至反而提高了。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依赖核武器。
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开发原子武器的激进计划已经实施了八年时间。[35]美国情报机构1952年估计，苏联到1953年中可能拥有多达200枚原子弹。事实上，莫斯科到1953年中拥有的原子弹不超过120枚，到1956年，他们还没有能对美国进行长途奔袭后回到苏联本土的轰炸机。[36]然而，大量建造核武器会增加国防开支，而不是削减开支。赫鲁晓夫对这个两难问题的解决办法就是虚张声势。他的核心理论是，由于核武器的破坏性如此巨大，因此不可能用于实战；当第一次了解到“关于核力量的所有事情”时，他说：“我几天都不能入睡。然后我确信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可能使用这些武器……这样，我才再次在睡觉时能合上眼睛。”这使他可以威胁发动核战争，但他的实际想法却是不会真正地冒此风险，同时削减像水面舰艇与轰炸机这样的常规武器。艾森豪威尔的“新视野”战略同样是威胁进行“大规模报复”，而不是对苏联的“侵略”进行常规反击。但是与苏联相比，美国有更多的核武器以及投射核武器的飞机。赫鲁晓夫选择了导弹来替代轰炸机。苏联最有可能的洲际弹道导弹是谢尔盖·科罗廖夫研制的270吨的一级半“谢苗尔卡”导弹（R—7）。1956年冬天，该型导弹还有待进行飞行试验，但赫鲁晓夫已经开始在他与西方政治家的首次交锋中“利用”它了。
赫鲁晓夫新政策的中心就是发起一场后来被称为缓和的运动。按照他的观点，降低东西方间的紧张关系可以削弱西方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抵制，吸引资本家增加东西方贸易，并能在第三世界树立起共产主义阵营的良好形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赢得喘息之机”的做法也表示欢迎，但赫鲁晓夫则倾向于能与资本主义世界永久地“和平共处”。他这么做并不是要放弃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使命，而是要在第三世界从事这种革命使命，他想在另一个领域内超过他的前人，因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第三世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通过频繁的出国访问，利用个人的影响力让外国政治家时时关注他的国家与他本人，运用自身的精力与坚忍克服西方世界的不信任感，赫鲁晓夫想在对西方示好的同时削弱其影响。要是斯大林在世，他肯定会对赫鲁晓夫的做法大吃一惊。一位助手曾经听到莫洛托夫抱怨说，外交政策的幼稚病“是一种犯罪”。然而，这种蔑视只会激起赫鲁晓夫想取得成功的更大欲望。
克里姆林宫现在会为外交人员举行豪华宴会，宴会后接着是在圣乔治厅参加欢快的音乐会。在英国外交家塞西尔·帕罗特看来，1955年8月塞米扬诺夫斯卡娅的花园聚会创造了“一种令人着迷的气氛”，塞米扬诺夫斯卡娅位于莫斯科东南60英里处，他们在那里的几个小湖里泛舟，在高大树木间架起的吊床上小憩，在军乐队的演奏中享用着无尽的美味。赫鲁晓夫在浅色的热带外套下穿着他那标志性的乌克兰衬衣。在看到身材高大、奉行禁欲主义的苏斯洛夫“变成了一只白兔，从口袋里拿出几块手表，恨不得从钻进的地洞里消失”时，帕罗特肯定不会感到吃惊。这种情景让他想起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奇境，布尔加宁在这种奇境里时而像普洛斯彼罗，时而又像阿尔丁森林里的爵士”。
然而，其他的聚会并没有收到他们想要的效果。1954年7月，周恩来在赫鲁晓夫陪伴下出现在西方外交人士面前，这已经足以让海特尔大使改变他对苏联与中国“卫星国”之间力量对比，或者还有文化影响力之间对比的看法。周恩来“说一口流畅、优美的英语，他的俄罗斯听众一个字也听不懂”，这让他的东道主感到很难堪。海特记得，在1956年6月图什诺（Tushino）航空展后的露天宴会上，赫鲁晓夫开怀畅饮，醉酒后“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逐个侮辱了一遍”。布尔加宁想打断他，莫洛托夫噘起了嘴，卡冈诺维奇低声嘀咕：“他说的那些话根本没有必要。”最后当赫鲁晓夫还在那里口若悬河时，他的几位同事就开始到处走动，互道再见了。
赫鲁晓夫关于东西方关系的第一个重要计划是奥地利。与德国一样，奥地利战后也被盟国所占领。赫鲁晓夫觉得，如果签订一项协议，根据协议，奥地利像瑞士一样能宣布中立，那苏联军队就撤出奥地利，这样对苏联也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与奥地利人的谈判已经中止了多年，一直从事这项谈判的莫洛托夫认为赫鲁晓夫是在干涉他分内的事。起初，赫鲁晓夫本人也不愿将自己的立场马上付诸实施。由于“在国际事务上缺乏经验”，他觉得自己就像“做好去欧洲准备的顿卡（Dun'ka）一样”，顿卡是康斯坦丁·特伦扬夫[37]戏剧《流巴夫·雅罗瓦娅》里的一个头脑简单、没有文化的村妇，她的名字里就含有蔑视的意味。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阻止他很长时间。
奥地利大臣朱利叶斯·拉伯[38]是第一位赫鲁晓夫真正与之谈判的西方领导人。“你知道，拉伯先生，”他记得他当时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者坐在一起。”通过达成奥地利国家协议，该协议签署于1955年5月，赫鲁晓夫“通过了一场考验，证明我们能进行复杂的谈判，并能成功地达成协议”。他吹嘘说，最后“顿卡在欧洲表现不错；我们证明没有斯大林的指导，我们自己也能在外交事务中把握方向。事实上，我们已经将我们孩子时的开裆裤换成了成人的长裤。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初次亮相不仅在苏联国内，而且也得到了国外的承认。……我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
赫鲁晓夫的下一场考验是1955年7月的日内瓦首脑会晤。20世纪50年代的首脑会晤还是四大国间的聚会，伦敦与巴黎急于想参与进来。但是在苏联人看来，美国才是主要的对手，美国也花了很大的气力想在这种外交斗争中取得成功。杜勒斯比他表现出来的更为灵活（对苏联集团里出现的分裂更为警觉，也更想降低冷战的紧张气氛），但是他认为一次首脑会晤是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果的。然而，与赫鲁晓夫一样，艾森豪威尔喜欢采用“换位思考”的方法，对他所谓的对手“个人观察上的误差”进行揣摩，并通过自身个性的发挥来赢得彼此交锋中的主动。在首脑会晤前的那天晚上，杜勒斯私下里对一位朋友说，他感到“十分的担忧”。艾森豪威尔“喜欢直来直去，彼此能友好相处”，“当不愉快的心情无限期拖延时，就会厌倦”。杜勒斯担心艾森豪威尔会将对方策略上的微笑当做“内心热情的表示”，并根据“表面价值”接受对方的承诺。[39]
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都认为应在达成实质性的协议前先建立私人间的联系，他们如此认为的一个理由就是实质性的协议当时还显得遥遥无期。德国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欧洲安全问题都没有什么妥协的空间：西方坚持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的统一，苏联人却坚定地想让德国保持分裂状态。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最激进的做法是提出了开放领空的建议，就是允许对彼此的军事设施进行观察飞行，这让赫鲁晓夫吃惊非小，认为这是将间谍活动合法化。[40]伯伦将日内瓦首脑会晤称为“所有首脑会晤中最令人失望与沮丧的一次”。海特说他在会晤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重读《战争与和平》，而阿纳托利·多勃雷宁[41]，后来的苏联驻华盛顿大使，但当时只是一个低级外交人员，记得这样的“精彩场面”：当艾森豪威尔否认北约是“一个侵略性集团”时，赫鲁晓夫质问道，那他们为什么不允许苏联加入。“‘你们申请了吗？’艾森豪威尔吃惊地问道。‘就在几个月前。’赫鲁晓夫回答说。艾森豪威尔显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42]
由于达成具体协议的希望十分渺茫，赫鲁晓夫的真正考验就变成了他在首脑会晤中将如何表现自己。“我们能否充分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能否以冷静的心态对待此次首脑会晤，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我们能否不让对方胁迫我们？”7月4日，就在离开莫斯科前，他坚定地表示，苏联代表团不会“卑躬屈膝地”到日内瓦去，不会“吓得两腿发抖”。但是他如何才能控制他本人的尊严所受到的威胁呢？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说：“他处于病态的怀疑之中，因此他都没有让人教给他在外交场合上所需的表示尊重的正式礼节。”他“不停地以间接的方式提到这个令他痛苦的问题”。应该穿什么，如何与人交谈，在正式宴会上应使用什么器具？由于布尔加宁此前出国的机会也不是很多，赫鲁晓夫只得向莫洛托夫寻求外交礼节方面的帮助。他们是否应该根据外交部的建议打白色的领带，穿燕尾服？“不，他们得接受我们真实的情况，”他对家人嘟囔说：“我们不会投他们所好的。如果他们想与工人阶级谈判，那最好还是适应我们。”
实际上，赫鲁晓夫最大的担心是他甚至可能得不到参加首脑会晤的机会。他十分想得到此次机会，他的儿子回忆说：“他根本就无法忍受错过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以来第一次大国首脑会晤的机会。”但是带领苏联代表团的是布尔加宁总理，由于赫鲁晓夫没有什么正式的政府职位，他参加代表团显得有些尴尬。很多年后，他仍对此耿耿于怀：“我到现在还不敢肯定我参加日内瓦会晤是否合适；但现在对此感到困惑已经太迟了，我不会否认对有机会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会晤以及加入解决国际问题的行列感到很紧张。”
羞辱从机场就开始了。西方国家的代表乘坐的是四引擎飞机，而苏联人却是双引擎飞机。“他们的飞机肯定比我们的更为引人注目，”赫鲁晓夫后来承认：“这种比较有点让人感到难堪。”是有点难堪吗？“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的儿子说：“他也没有忘记当时苏联代表团的双引擎伊尔—14飞机降落时他心里蒙受的羞辱。停靠在西方国家飞机的旁边，伊尔—14看起来就像只小虫子一样。”当布尔加宁走上前去检阅瑞士的仪仗队时，一位高大的礼宾官挡住了赫鲁晓夫的道路，“他的后背直抵着我的鼻子。我没有被允许参加这部分的仪式，因此瑞士政府很粗鲁地用那个人挡在我的前面！”
会议在国际宫的国际联盟委员会大厅举行，这间大厅气势很宏伟，给人一种敬畏的感觉。大厅中间是一张宽大的四方桌，为每个代表团的主要代表准备了两排椅子，椅子后面是为他们的助手准备的座位。墙壁上装饰着描绘古代场景的乌贼墨壁画，一扇巨大的窗户外面是日内瓦湖，湖边连绵着起伏的草地，远处是蜿蜒的山脉。每个代表团有五个桌子边的座位。艾森豪威尔坐在中间，杜勒斯在他的右边。在他们的右手边是苏联代表团的位置，布尔加宁坐在中间，一边是赫鲁晓夫和朱可夫元帅，一边是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温文尔雅的安东尼·艾登[43]坐在英国代表团的中间位置，带领法国代表团的是总理埃德加·福尔[44]和外长安托万·皮奈[45]。
赫鲁晓夫不仅得跟这些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要人谈判，而且还得与他们闲聊。艾森豪威尔提议在每次全体会议结束后大家放松一个小时，以消除会谈时的紧张气氛。在一次休息时，他将赫鲁晓夫介绍给美国代表团的顾问纳尔逊·洛克菲勒。看到洛克菲勒“衣着很平民化”，赫鲁晓夫大吃一惊，于是开玩笑地用手指捅了捅他所见到的第一位美国百万富翁的腰。“这就是洛克菲勒先生，真的是他！”他说。当务实的洛克菲勒“也知道这是开玩笑，他照样也捅了我一下”，这无疑让赫鲁晓夫感到很放松。温文尔雅的葛罗米柯有时也会口出粗言。当他被告知在美国下榻处的服务员是菲律宾人时，这位平时不爱讲话的外交官回答说：“我从来也分辨不出东西方人有什么区别。”
在正式会议上，苏联代表团的发言大多由布尔加宁来完成，根据当时在场的一位美国人的说法，他的声音有时听起来就像“一个大型慈善组织的主席在发表年度报告一样”。不过，赫鲁晓夫一有机会就打断布尔加宁的发言，在代表团之间相互邀请的宴会上，赫鲁晓夫更是主角。艾登描述他“总是插入别人的谈话”，“抢了他的同志们的风头”。在美国代表团的住处，赫鲁晓夫对布尔加宁的嗜酒大加嘲弄。布尔加宁是苏联午餐会名义上的东道主，但在美国助理国务卿利文斯顿·T.默仓特[46]看来，“赫鲁晓夫以他喋喋不休以及与众不同的聚宴风格控制了整个宴会”。还有一次在宴会开始前，“赫鲁晓夫先生向我们生动描绘他们在斑马与奶牛的杂交上所取得的非同寻常的成功。他说杂交出来的动物虽然斑纹仍然很明显，但却完全是奶牛的样子，包括头上的角”。
如果说不太拘于礼节的美国人对赫鲁晓夫所表现出来的粗俗感到很好奇，那么讲究教化的欧洲人对此则是感到惊讶。“赫鲁晓夫真是让人捉摸不透，”哈罗德·麦克米伦[47]在他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这么一个肥胖粗俗的人，长着一双小眼睛，老是说个不停，他怎么能成为几亿人和如此广袤领土的首脑呢？”安托万·皮奈对赫鲁晓夫“身材如此矮小，手掌如此粗大”感到很惊奇。[48]麦克米伦几乎同情起这个可怜的俄罗斯人，因为他太想“得到人们的喜欢——甚至是热爱了”。
与结交朋友相比，真正的谈判反而要容易一些：苏联人没有支持他们先前在东德与裁军问题上的立场，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对其东欧势力范围的干涉行为。赫鲁晓夫不仅拒绝向帝国主义者低头，而且他认为帝国主义者最终会向他低头。在美国代表团住处的宴会上，艾森豪威尔热切地坚持“核时代战争无用论”，他说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国家都会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因为如此大规模的冲突会将整个北半球烧成灰烬。助理国务卿默仓特后来认为这是整个会晤的转折点：“此次首脑会晤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消除了苏联领导人的疑虑，即美国会进攻俄罗斯。总统以他的人格魅力与真诚使他们相信了这一点，同时也消除了苏联人可能会因为误判我们的意图而采取危险行动的可能性。”然而，实际效果却差不多正好相反。赫鲁晓夫“满怀信心地离开了日内瓦，他现在意识到了，尽管我们对敌人有所担忧，但敌人对我们同样也是如此”。这促使他采用核恐吓与核讹诈的方法，与美国人展开“胆小鬼”游戏的竞争。[49]
还有一个印象增强了赫鲁晓夫的信心。在谈判中艾森豪威尔严重依赖杜勒斯，杜勒斯不停地给他传递纸条，艾森豪威尔“像个小学生似的认真细看”，这让赫鲁晓夫“为他感到难堪。一个国家的首脑会那样地使自己在其他国家代表团面前丢脸”。在日内瓦会晤后，赫鲁晓夫在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说：“我无法判断艾森豪威尔是否是一个好总统，这是美国人民决定的事情。但是作为父亲与祖父，我会乐意将我在学校和幼儿园里的孩子托付给他。”多勃雷宁后来写道，这说明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的信任，“就像两个战争老兵彼此之间的信任一样”，希望不要让两个国家间爆发战争。然而，也就是这种信任使得赫鲁晓夫可以在危机中更加安全地以战争相威胁。
日内瓦之行还带来了另一个好处。赫鲁晓夫自己没有去逛商店，但他派他的安全人员去看了瑞士手表。大革命前，他在尤索夫卡就买过一块瑞士手表，他儿子认为，赫鲁晓夫对瑞士手表的“印象很好”。由于那时瑞士手表还不是很昂贵，于是他给他的家人每人买了一块，他还鼓动代表团里所有的人都去买。他还买了一把瑞士军刀，直到去世前，他一直用这把刀切蘑菇，削苹果。
在他的女婿阿朱别伊看来，赫鲁晓夫从日内瓦回来后看起来“很满足，甚至是很高兴”。就像赫鲁晓夫本人所说的那样，他已经显示出他能“恰当地代表”他的国家。
如果按照赫鲁晓夫的想法，他也许在日内瓦会晤结束后马上就会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艾森豪威尔对几位国会议员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确实提出过让美国邀请他们的请求。“他们会很快就来，他们想成为瞩目的焦点。”艾森豪威尔直觉地认为：“那好，那就过来吧。”但是杜勒斯“认为我太冲动”，于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只是向布尔加宁保证说他会考虑这一提议。
1955年10月首脑会晤后的外长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甚至连一个为以后进行进一步讨论提供基础的一般性原则都没有。杜勒斯回国后就宣布冷战将继续。对此，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强烈的愤怒。“在日内瓦首脑会晤中，我们取得的成功很少，也许只是微小的成功。”他于11月24日说。他声称“做好了等待的准备，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现在的风头对我们不利”。然而，仅仅过了两天之后，他就不耐烦地说要用原子弹“摧毁那些想发动战争的人的神经”，“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必要的力量，迫使很多国家的侵略集团更少地谈论战争，更多地讲国际联系……与消除国际紧张局势”。
由于向华盛顿示好的努力暂时受到了挫折，于是赫鲁晓夫向波恩伸出了橄榄枝。当时西方大国已经结束了对西德的占领，并同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北约，但波恩的盟国却担心莫斯科会通过手段诱使西德脱离西方世界。因此，西德问题使康拉德·阿登纳[50]将前往莫斯科的消息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55年9月，他在莫斯科的会议并没有取得多少成果（苏联同意释放仍然扣留在苏联境内的德国战犯；阿登纳默认了两个德国存在的现状，但并不是永久同意），但赫鲁晓夫却感到很满意。“我们打破了包围我们的国际孤立，这是美国人的失败。”[51]
10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对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进行了一次持续时间很长的访问。斯大林一直关注的重点是中东，但他并没有插手中东事务，因为他担心英国可能不会容忍苏联对该地区的干涉。与世界上其他的欠发达国家一样，印度“并没有引起斯大林特别的兴趣”，赫鲁晓夫回忆说。但是由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崩溃以及美国想填补这里的势力空间，赫鲁晓夫于是大张旗鼓地来到了南亚。莫洛托夫认为这种新的主动出击是一种“冒险主义”，赫鲁晓夫后来告诉埃及总统纳赛尔说。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的回答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我说过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积极的外交，因为核战争不可能爆发，所以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应采取新的形式。我告诉他们说：‘我不是一个冒险家，但我们必须援助民族解放运动。’……”
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亚洲之行持续了将近两个月，两人乘坐飞机、火车和汽车，行程数以千英里计。他们所到之处，有数百万人目睹并聆听了他们的演讲。他们访问了文化与工业场所，赫鲁晓夫还骑过大象。（“大象骑大象。”莫洛托夫后来对此抱怨说。） 刚开始，布尔加宁还是苏联的首席发言人，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赫鲁晓夫不时的喋喋快语涉及了几乎所有的领域，从政治到技术再到轻松的气氛调节，随代表团出访的苏联表演艺术家们则一路“欣赏”着他们领导人的表演。赫鲁晓夫的讲话，特别是他在一次讲话中将英国帝国主义者比做希特勒纳粹分子，使得他们不时地处于懊恼之中，这些讲话也让当地努力保持中立态度的东道主无法忍受。此次访问取得的成果是否能与其前所未有的范围与持续时间相适应，这还不得而知。
这一时期苏联实施的其他新政策包括莫斯科放弃了其长期坚持的即时的、非强制性的裁军立场，宣布单方面裁军64万人，并从芬兰帕克卡拉半岛上的海空军基地撤军，尽管他们50年的租借期还有42年的余期。[52]布尔加宁的信件，其中包括签订一项友好合作协议的提议，得到了艾森豪威尔的积极回应，他甚至说：“不要给我打电话，我会打给你的。”3月，布尔加宁将伯伦带到了克里姆林宫，并承诺只要愿意，他随时可以与他或赫鲁晓夫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这正是伯伦一直梦寐以求的，但“遗憾的是，杜勒斯从来也没有授权我可以接受他们的主动表示”。杜勒斯抵制的一个原因就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像杜勒斯所认为的那样，如果美国的强硬路线已经迫使苏联开始考虑改革计划，那么现在是继续保持这种压力的时候。这种压力至少包括U—2间谍飞机从1956年7月4日开始对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进行空中侦察，而就在同一天，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却接受美国大使馆的邀请，亲临那里一同欢庆美国的独立日。
由于得不到美国的邀请，赫鲁晓夫就选择尝试英国之行，艾登曾在前一年邀请过他和布尔加宁访英。[53]“如果不把日内瓦算在内，”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国外之旅。”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不过无意间说出来的话证实了他内心的一种想法，就是只有西方才是世界上真正具有意义的对手。在文明发达的英国，赫鲁晓夫不仅想表现出一个大国领导人自信的形象，而且还想体现出他的尊严与优雅。
“父亲当时很紧张，”谢尔盖·赫鲁晓夫后来写道：“他特别担心自己会出丑。”如果英国想故意刁难他的代表团该如何应对？如果苏联外交部对他的行程准备不周该怎么办？“担心会出差错，”赫鲁晓夫于是派遣马林科夫去伦敦打探情况。当得知马林科夫得到了尊重后，他才放下心来。要是赫鲁晓夫能乘坐新的四引擎图—104客机就好了。这是“世界上第一批喷气式客机之一，”他得意地说：“我们想让东道主知道这一点。”马林科夫被允许乘坐图—104进行首次飞行，但这架飞机的设计师却没有信心搭载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于是他们就登上了一艘先进的战斗巡洋舰前往英国，在途中度过了赫鲁晓夫62岁生日。赫鲁晓夫的确安排了这架新飞机为他在伦敦时递送邮件，他感到特别高兴，“因为当这架飞机在降落前飞过英国皇宫，英国女王看到了它在天上的英姿”。当英国女王对苏联客人提起这架飞机时，“我们对她表示了感谢，并同意说这是一架优秀的飞机——很现代化，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飞机”。[54]
赫鲁晓夫还有其他的担心。为了确保布尔加宁不说错话，他审查了他的发言稿，然后打印成小纸条，装在总理的夹克口袋里。为什么苏联代表团下榻在伦敦最豪华的克拉里奇饭店，而不是按照苏联的习惯下榻到为他们特别准备的别墅里？这是不是一种怠慢？当女王接见他们时，赫鲁晓夫拒绝按照常规穿上燕尾服，不过在最后时刻，他还是同意穿上订制的黑色礼服。英国反情报官员彼得·怀特[55]说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在赫鲁晓夫下榻的克拉里奇饭店房间里安装了窃听装置，但并没有听到什么国家安全机密——只是“他和男仆之间单调冗长的关于他的服装的谈话。他是个特别无聊的人，能一次站在镜子面前端详自己好几个小时，仔细打量他的头发该如何梳理”。
赫鲁晓夫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他的家里人发誓说他是不会关注自己的外表的。不过，如果有什么使他想显得光彩照人的地方的话，那就是他与举止优雅的艾登和他的随从们在一起时。赫鲁晓夫再三向他的英国东道主说自己是个“很随意的人”，但是他“明确说过他很想给东道主留下一个好印象”。他努力克制自己，在关于专业知识的问题上，他让代表团成员根据他们的专长来发言。然而，每当涉及基本政策问题时，他就会把布尔加宁甩到一旁，布尔加宁是正式的代表团团长。代表团回国后，莫洛托夫指责赫鲁晓夫“回答了所有的问题”。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会装出假惺惺的样子。布尔加宁知道自己的弱点，有些问题他是回答不了的。他就没有涉及过这方面的工作。”英国的观察人士注意到“赫鲁晓夫经常取笑布尔加宁，但布尔加宁却从不取笑赫鲁晓夫”。
根据英国官员的说法，赫鲁晓夫“清晰有效地”阐明了他的观点，他对所谈的问题很了解，发言“没有笔记，也没有草稿”，能将复杂的问题归纳成“简单的纲要”。甚至在他发表明白生硬的讲话时，那种“朴实自信的幽默感也常常能打动人心”。在苏联外交人员和翻译奥列加·特罗亚诺夫斯基看来，“他表现得简直就像位绅士”。不过，并不是特别像。在阿尔伯特王子[56]的纪念碑前，赫鲁晓夫的英语导游说维多利亚女王的配偶并没有履行什么国家责任，只是作为女王的丈夫。“那他白天都做些什么？”赫鲁晓夫恶作剧地问道。
艾登夫人也许不会想到，天亮前敲她卧室房间门（当时艾登邀请他的苏联客人到他的乡间别墅里过夜）的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找布尔加宁总理（“我和布尔加宁对此事都感到很好笑，”赫鲁晓夫回忆说：“但我们决定还是不要向主人提及此事”），但是她禁不住会想到赫鲁晓夫在席间的巧妙应答就是想让英国人知道，苏联的导弹“能很轻易地打到你们这个岛国，而且还可以打得更远”，对此，赫鲁晓夫后来承认“有点粗鲁”。伊丽莎白女王没有理会赫鲁晓夫的这种自夸，她给苏联客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色衣服”，赫鲁晓夫记得。她看上去“就像你会在温暖的周日下午的高尔基大街上碰到的那种年轻女子一样”。她“很谦逊，完全没有那种傲慢的神情”。她也许是英国人的女王，“但在我们眼里，她首先是她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
尽管想表现得最好，但赫鲁晓夫还是有控制不住、生气发怒的时候。在遭到旁观者的嘘声后，他要求海特解释这到底是为什么。海特犹豫了一下，但还是承认这表示人们的不满。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赫鲁晓夫坐在车里，嘴里老是发出“嘘嘘”声。与工党领袖休伊·盖茨克尔[57]的午餐聚会进行得相当顺利，尽管盖茨克尔思想老是走神，认为赫鲁晓夫看起来就像“一头很讨人喜欢的猪一样”。但是另一次宴会就没有如此顺利了，因为心直口快的工党党员乔治·布朗[58]开了一些玩笑，意指与其父亲一道访问的谢尔盖·赫鲁晓夫不敢违背他老子的意思。盖茨克尔回忆说，也许是因为这有损赫鲁晓夫自己所认为的慈父形象，做一位慈父是赫鲁晓夫弥补自己作为叛逆儿子的一种方式，于是他“十分激动、粗暴地”开始发表长篇大论。R.H.S.克劳斯曼补充说，“我从来不会忘记”赫鲁晓夫“那种再明显不过的表示了，就是我们应该与俄罗斯人一条心，否则，他们可以将我们像碾臭虫一样从地球上消灭”。
不仅是布朗，贝文也打断过赫鲁晓夫的谈话，一次他询问那些被共产主义者清算过的社会主义同胞的命运。“如果你想帮助工人阶级的敌人，”赫鲁晓夫大声嚷道：“你得找到另外一个代理人。”当布朗举起酒杯，希望他们以后能以朋友相见时，赫鲁晓夫咆哮说，“不要和我干杯”，说着大踏步走出了房间。第二天，他拒绝与布朗握手，这一举动使得贝文大声嘟哝道：“他简直让人难以忍受。他现在翅膀硬了。”不过，翻译并没有让赫鲁晓夫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与对立的左翼团体的这种对抗并不少见，不过赫鲁晓夫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长时间的影响。“我三十年来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的人。”他对布朗喊道。如果他觉得受到了布朗“粗鲁行为”的冒犯，那部分也是因为这与他本人有些相像。至于艾登，他自然很喜欢出现这样的情况。“赫鲁晓夫先生的性情与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容忍对他的冒犯，”他颇为深刻地说道：“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保护者的特性所决定的。”
艾登发现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很会对任何问题的讨论结果持乐观态度”，并认为他们的表现“充分体现了苏联的尊严”。在与艾登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一直都很有礼貌（甚至在双方就中东问题发生争执时，赫鲁晓夫想插手英国人的势力禁区，而艾登则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不过同时也明显地表现出自谦的成分：当苏联代表团在唐宁街的谈判桌前就座时，赫鲁晓夫说：“看看我们是多么的训练有素，我们就像进入马厩的马匹一样鱼贯而入。”
虽然“布—赫”之行（这是英国小报对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此次访问的称谓）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成果，但却让赫鲁晓夫进一步发展并保持了他在外交上的咄咄逼人气势。至少在公开场合，赫鲁晓夫谴责西方国家应该为东欧国家的动荡负责。在波兰麻烦的背后“有在杜勒斯唆使下的美国的身影”，他1956年7月告诉米库诺维奇说。“他断言，”米库诺维奇10月25日说：“西方正在试图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他们已经在匈牙利开始了，他们还会一个接一个地粉碎欧洲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东欧社会动荡的确使华盛顿燃起了希望。苏联于10月31日宣布从匈牙利撤军，这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好像是“新的一天的曙光”。如果真能实现，那将是“我们这一代人在通向国家间的公正、信任与理解的道路上向前迈出的最大一步”。美国“解放”波兰与匈牙利的努力中就包括“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广播内容的主题是鼓励发动起义。然而，没有一个东欧国家达成了赫鲁晓夫所说的那种完全的颠覆。在匈牙利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曾不止一次地考虑对叛乱分子提供直接的援助，只是担心这会将一场地区危机转化为全球战争。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认为，帮助匈牙利人的唯一办法就是让神经紧张的俄国人确信，美国不会介入。
谴责西方国家，而不是莫斯科自身的错误，这有很多好处，其中就包括挫败“帝国主义阴谋”的满足感。赫鲁晓夫告诉米库诺维奇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结果就是向西方世界显示，苏联是“强大而有决心的”，而“西方国家则是软弱、不团结的”。他继续说：“冷战将会重新继续，但这对苏联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与此同时发生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危机的结果更强化了赫鲁晓夫的这种观点。
1956年夏天，苏联已经将埃及置于它的羽翼之下。莫斯科为开罗提供了武器，在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不久，赫鲁晓夫对海特大使说：“埃及反对英国的战争将是一场圣战，如果我的儿子跑过来问我他是否应该参加反对英国人的志愿作战，我会告诉他肯定应该去。”克里姆林宫努力想避免发生冲突，但以色列于10月29日在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下向埃及发起了进攻。当叙利亚总统舒克里·库阿特利[59]于10月30日来到莫斯科恳求苏联人提供帮助时，赫鲁晓夫回答说：“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他转向朱可夫元帅问道，朱可夫元帅已经在桌子上铺开了一张中东地图，“我们是准备通过土耳其和伊朗，然后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再到以色列境内，最终向英国和法国军队发起攻击吗？”赫鲁晓夫一边将地图卷起来，一边说：“我们应好好考虑考虑我们能做些什么。”
他得出的结论就是原子弹讹诈。布尔加宁在11月5日写给艾登的信中问道：“如果遭到拥有所有现代化杀伤性武器的更强大国家的攻击，那英国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艾森豪威尔当时已经与英、法的立场产生分裂，正努力促成双方的停火，布尔加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说，美国和苏联一起采取联合行动，结束战斗。赫鲁晓夫要布尔加宁起草了带有威胁性的信件，对这些信件受到世界瞩目的程度，他嫉妒不已。他还提出了美苏联合行动的设想（他后来说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反对），并坚持严格按计划的设想行事。如果美国人拒绝这项提议，那他们就戳穿了自己和平、公正与不侵犯的谎言。后来，赫鲁晓夫欢呼道：“我们揭下了他们的假面具！”
对于其火箭威胁主张，他更是极力鼓吹。他对米库诺维奇说，于11月6日签署的停火协议就是苏联两天前发出的警告的“直接结果”。“父亲对他的胜利感到特别的自豪。”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他从中学到的并在后来的危机中应用的经验教训是，核武器是万能的，并且不需要很多。
事实上，迫使埃及的进攻者停火的是来自美国，而不是苏联的压力。苏联只是在结果已经确定无疑后才发出威胁警告的。不过，虽然埃及人对此很清楚，但赫鲁晓夫的看法并非如此：“我被告知，当法国总理居伊·摩勒[60]收到我们的照会时，他穿着睡衣就奔向了电话机，给艾登打电话。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不管他有没有穿裤子，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在我们的照会发出24小时后，侵略行动停止了。”至于美国人，赫鲁晓夫继续说道，他们对其盟国的帮助最终证明是“给上吊者准备了一根绳子”。几年之后，赫鲁晓夫告诉埃及记者穆罕穆德·海卡尔[61]说，杜勒斯常常吹嘘他的边缘政策，但是当“我们向伦敦和巴黎发出最后通牒时，杜勒斯的神经崩溃了”。那些“具有最坚强意志的人将是最后的胜利者，”赫鲁晓夫总结道：“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强权斗争中最重要的因素。意志薄弱的人只会撞倒于南墙前。”
[1] 这段叙述来自阿默斯特大学前政治学教授厄尔·莱瑟姆。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认为，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开始对外交政策着了迷”。
[2] 他十分喜欢捷克人，邀请他们到家里喝茶，吃果酱，作为回报，他们教给他机械制图，“这正是我做钳工所需要的，是我做梦都想学的”。
[3] 乌克兰的同事们肯定比赫鲁晓夫对科西奥尔的民族有着更高的警惕性，特别是到30年代初，当时斯大林开始发动针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运动。
[4] 米哈乌·罗拉—日米尔斯基（Michał Rola-Żymierski，1890年9月4日——1989年10月5日），1911—1912年期间服役于奥匈帝国军队。1914年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服役于波兰军团。1919年波兰独立后加入波军。1919—1920年期间参加了苏波战争。1926年毕苏斯基政变后被捕。1927年被判处5年徒刑。1931年获释后流亡法国，参加了波兰共产党。1932年加入格别乌。1938年回国。1943年秘密加入波兰工人党，并参加了波兰人民军。1944年任人民军总司令。1944—1949年任国防部长。1946—1949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3年被捕，1955年获释后平反。1956—1967年任国家银行副行长。1972—1974年任自由与民主战士同盟最高委员会副主席，1974—1985年任主席，1985—1989年任名誉主席。1981—1986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1989年去世。
[5] 皮特鲁·格罗查（Petru Groza，1884年12月7日——1958年1月7日），出身于牧师家庭。早年参加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民族党。1920年加入罗马尼亚人民党。1921年4—12月任国防部长。1922—1926年任国会议员。1933年创立农民阵线，并同罗马尼亚共产党合作。1944—1945年任副首相。1945—1947年任首相。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47—1952年任总理。1953年解散农民阵线，随即退休。
[6] 这种处境让赫鲁晓夫想起了“我年轻的时候经常从矿工们那里听到的一个笑话。一位牧师走上布道坛，拿出一本巨著让大家看。‘你们读过这本书吗？’他问。所有的人都不作声。‘好，’他说：‘那么我也就用不着读了。’”
[7] 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ý，1901年7月31日——1952年12月3日），1921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35—193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38年流亡苏联。1944年参加了斯洛伐克起义。1945—1951年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兼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51年被捕。1952年遇害。1963年平反。
[8] 斯坦尼斯洛·米高拉伊斯日克（Stanislaw Mikolajczyk，1901年7月18日——1966年12月13日），出身于矿工家庭。1918—1920年期间先后参加了大波兰起义和苏波战争。1920年加入波兰人民党（皮亚斯特）。1927—1928年任波兹南农村青年联盟副主席，1928—1930年任主席。1930—1935年任波兰议会议员。1931年加入波兰人民党。1936—1939年任大波兰农业界协会主席。1937年因领导农民罢工被判处四个月监禁。1939年波兰沦陷后流亡英国。1939—1941年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3年任流亡政府副总理。1943年任流亡政府内务部长。1943—1944年任流亡政府总理。1945年回国。1945—1947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农业和农业改革部长。1946—1947年任波兰人民党主席。1947年当选为华沙地区立法议会议员，同年流亡美国。1966年死于华盛顿。
[9] 迈克尔一世（Mihai I，1921年10月25日——2017年12月5日），罗马尼亚王国末代国王，于1927年7月20日——1930年6月8日、1940年9月6日——1947年12月30日期间在位。1947年被迫退位。1948年流亡意大利。1949年流亡瑞士。1953年流亡英国。1956年返回瑞士。2017年死于瑞士。
[10] 迪安·古德汉姆·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年4月11日——1971年10月12日），1918年毕业于哈佛大学，随后参加了民主党，并开始担任律师。1933年3—11月任财政部副部长。1941—1945年任助理国务卿。1945—1949年任副国务卿。1949—1953年任国务卿。1953年退休。
[11] 斯大林颇有理由喜欢艾森豪威尔。当英美阵营里的很多人想让他抢在俄罗斯人前面占领柏林时，艾森豪威尔拒绝了。当他的同事们敦促他留在划定的苏联占领区时，艾森豪威尔将部队撤了出来。艾森豪威尔作出这些决定有其军事、政治，甚至是法律上的考虑，这后来成为冷战批评者攻击他的理由：为了避免他的部队的伤亡；履行战时协定。也许最为重要的是，为了显示对俄罗斯人的信任，以期望得到他们的信任与善意的回报。
[12]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利特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长期侨居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国，被任命为苏俄驻英代表。1918年10月被英国当局逮捕，次年初获释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并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同年任莫斯科国际裁军会议主席。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2—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6年退休。1951年逝世。
[13] 当然，中国出兵对美国人的干预最终挽救了当时的形势。CWIHPBB第六卷（1995—1996年冬）中包含一些关键的文件记录节选，其中有苏联与北朝鲜和中国当时的联系情况，以及这些文件的翻译材料。这些文件证实了赫鲁晓夫的叙述，斯大林在中国人出兵干预前已经做好了北朝鲜输掉战争的准备。然而一旦战局稳定进入相持阶段后，斯大林又倾向于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而不是像他的接班人1953年所做的那样，鼓励各方进行停战谈判。
[14] 弗拉基米尔·诺莫夫从苏联档案里了解到斯大林长期以来隐藏在心里的秘密。他在1999年9月耶鲁大学的“斯大林与冷战”研讨会上承认，斯大林在阿拉斯加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可能是为对美国的核打击做准备。诺莫夫的证词不能作为事实真相，特别是因为他不能直接说出所见的档案来源。如果真有这种军事集结，如果能算是超出了应急计划的范畴，那也只可能是因为斯大林太害怕美国的进攻了。持后一种观点的还有列夫·佩特罗夫——尤莉娅·列昂尼多夫娜·赫鲁晓娃后来的丈夫，他当时就是集结在那里的10万军队中的一员。作者对谢尔盖·赫鲁晓夫的采访。
[15] 关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此时的活动以及他们在外交政策上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参照Zubok和Pleshakov的著作《克里姆林宫冷战内幕》一书。
[16]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年2月25日——1959年5月24日），早年担任律师。1944年、1948年两次支持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竞选总统。1945年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序言。1949年7—11月任参议院议员。1953—1959年任国务卿，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反共政策。1959年逝世。
[17] 威廉·古迪纳夫·海特爵士（Sir William Goodenough Hayter，1906年8月1日——1995年3月28日），英国外交官。193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1—1934年任驻奥地利大使馆三秘。1934—1935年任驻苏联大使馆三秘。1935—1937年任驻苏联大使馆二秘。1938—1940年任驻中国大使馆二秘。1940—1944年任驻美国大使馆一秘。1948—1949年任外交部副国务秘书。1949—1953年任驻法国公使。1953—1957年任驻苏联大使。1957—1958年任外交部政治事务副国务秘书。1958—1976年任牛津新学院院长。1976年退休。
[18] 格奥尔吉·马尔科维奇·科尔年科（Георгий Маркович Корниенко，1925年2月13日——2006年5月10日），苏联外交官。出身于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格别乌。1948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9—1960年任外交部美洲国家司副司长。1960—1964年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秘。1964—1975年任外交部美国司司长。1975—1977年代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9—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1988年退休。1989—1996年任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国际问题首席专家。2006年去世。
[19] 克莱蒙特·理查德·艾德礼，第一代艾德礼伯爵（Clement Richard Attlee, 1st Earl Attlee，1883年1月3日——1967年10月8日），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1908年加入独立工党。1909年担任贝阿特丽丝·韦伯的秘书。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4—1919年期间服役于英军，参加了加里波利战役和美索不达米亚战役。1919年退役。1919—1922年任斯特普尼大都会区（Metropolitan Borough of Stepney）市长。1922—1950年、1950—1955年任下议院议员。1924年任战争事务副国务秘书。1926年反对全国总罢工。1930—1931年任兰开斯特公国总理。1931年3—8月任邮政局局长。1932—1933年期间短暂参加了工党内部的一个团体“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League）。1932—1935年任工党副党魁。1935—1940年、1951—1955年任反对党领袖。1935—1955年任工党党魁。二战爆发后，于1940—1942年任掌玺大臣。1942—1943年任自治领事务大臣。1942—1945年任副首相。1943—1945年任枢密院议长。1945—1951年任首相。1955年退休。1956年被封为伯爵。1956—1967年任上议院议员。1967年去世。
[20] 安奈林·“奈”·贝文（Aneurin " Nye " Bevan，1897年11月15日——1960年7月6日），早年参加了独立工党和南威尔士矿工联合会。1919年加入工党。1928—1931年、1932—1934年任蒙茅斯郡议会议员。1929—1960年任下议院议员。1936年因主张同英国共产党合作，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阵线”而被迫退党，1939年返回工党。1945—1951年任卫生大臣。1951年任劳工和国民服务大臣。1955—1956年任影子殖民地事务大臣。1956—1959年任影子外交大臣。1959—1960年任工党副党魁。1960年去世。
[21] 塞西尔·库斯伯特·帕罗特爵士（Sir Cecil Cuthbert Parrott，1909年1月29日——1984年6月23日），英国外交官、翻译家、作家。1939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60—1966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22]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Леонид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ндреев，1871年8月9日——1919年9月12日），俄国作家。
[23] 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1881年3月9日——1951年4月14日），工会官僚，工党政客。1922年参与成立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并从1922年1月1日——1945年7月27日担任该工会总书记。1940年温斯顿·丘吉尔成立战时内阁后，于1940年5月13日——1945年5月23日出任劳动与国民服务大臣，1945年7月27日——1951年3月9日任外交大臣。
[24] 虽然工党倾向于马林科夫，对赫鲁晓夫没有什么好感，但实际上该代表团对所有的俄国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着迷。当被问及愿意和哪一个进行谈判时，疲惫的克莱蒙特·艾德礼回答道：“谁都不愿意。”帕罗特试图让艾德礼和马林科夫多聊聊，于是说垂钓是马林科夫喜爱的休闲活动。马林科夫问：“艾德礼先生喜欢钓鱼吗？”艾德礼回答：“不，我不钓鱼。”“那艾德礼先生节假日做些什么呢？”马林科夫经过长时间痛苦的停顿后问道。“开着汽车去兜风。”马林科夫继续说道：“啊，那么说，艾德礼先生喜欢驾驶了？”艾德礼：“不，我妻子喜欢。”接下来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25] 为了对苏联在二战后期对日作战作出回报，蒋介石默许外蒙古独立，并同意苏联使用大连港，将旅顺口海军基地交给莫斯科，放弃满洲里铁路的部分所有权。现在斯大林让毛泽东在满洲里铁路上有更大的所有权，但并没有将其归还中国。至于对苏联贷款的回报，毛泽东坚持建立中苏联合股份公司，开发中国的矿产资源。由于面临着“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威胁”，毛泽东没有寻求苏联归还大连港和旅顺口基地。毛泽东对他苏联之行受到冷遇的叙述在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但是毛泽东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却受到了他在访苏期间的苏联翻译尼古拉·费德仁科的质疑，不过费德仁科的说法又与伊万·科瓦列夫将军的看法相左，科瓦列夫将军是1948年至50年代初斯大林在中国的全权代表。
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德仁科（Никола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Федоренко，1912年11月9日——2000年10月2日），苏联东方主义语言学家。出身于木匠家庭。早年在工厂担任设计师。1935年4月被捕，同年6月获释。1939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研究所。1939—1947年任驻华大使馆秘书和顾问。1943年加入联共（布）。1947—1948年任驻华临时代办。1950—1952年任驻华顾问兼临时代办。1952—1955年任外交部远东司司长。1955—1958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8—1962年任驻日本大使。1963—1968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兼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0—1988年任《外国文学》杂志主编。197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80年代末移居保加利亚。2000年去世。
[26] 这是基尔比和阎明复在1997年10月北京“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
[27] 主席团采取投票决定的方式这本身是有益的。由于离代表团启程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投了赞成票，然后派科瓦尔到各主席团委员家里分别征求意见。除了伏罗希洛夫外，其他委员都很快同意了，伏罗希洛夫穿着睡衣接待了科瓦尔，他用了一个小时阅读文件，然后表示了反对意见。这迫使赫鲁晓夫在第二天早上召集了一次主席团紧急会议。
[28] 扎伊图娜·阿格扎莫夫娜·纳斯雷蒂诺娃（Зайтуна́ Агза́мовна Насретди́нова，1923年8月14日——2009年10月1日），苏联芭蕾舞演员。
[29] 列夫·彼得洛维奇·德柳辛（Лев Петрович Делюсин，1923年11月16日——2013年5月22日），苏联汉学家。1942年加入红军，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1945年退役。1950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中文系。1950—1958年任《真理报》专栏作家。1958—1959年任《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编辑顾问。1965—1966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研究所科学工作副主任。1966—1967年任苏联科学院国际劳工运动研究所副所长。1967—1990年任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中国部主任。1970—1972年任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所长。1990—2013年任俄罗斯科学院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2013年去世。
[30] 我们在第11章中已经讨论过中国人的建议的性质与时机。
[31] 阎明复在1997年10月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叙述了伏罗希洛夫的访问与彭德怀的话。
[32] 爱德华·克兰克肖（Edward Crankshaw，1909年1月3日——1984年11月30日），英国作家、翻译家、评论员。1940—1943年期间在军情六处工作。1947—1968年任《观察家报》编辑。
[33] 铁托普拉镇讲话的要点是：苏共二十大在谴责斯大林主义上还做得不够；不光是斯大林个人应该受到谴责，而是整个斯大林主义制度；苏联人长期以来支持拉科西，后来又以格罗取代他，这造成了匈牙利局势的动荡；尽管南斯拉夫并不是太赞同，但苏联对匈牙利局势的第二次决定性干涉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几天前的错误干涉已经酿成了苦果。
[34] 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铁托已经明显表露出了退却的迹象，毛泽东参加了那次会议，但铁托没有。由于召开此次会议的宗旨是重整共产主义阵营，这让贝尔格莱德面临着痛苦的选择：如果南斯拉夫重新加入由苏联“领导”的阵营，那他们就会失去他们极其珍视的独立性；如果不加入，那他们就会被再次孤立。南斯拉夫代表团在他们大使馆狭窄、没有灯光的过道里进行了商量，这里是这座建筑内唯一没有发现“窃听装置”的地方，他们拒绝接受会议的正式宣言，但是他们确实签署了《和平宣言》，这份宣言认同苏联在中东和其他地方所采取的政策。就在此次会议召开前不久，南斯拉夫甚至答应了苏联长期以来的请求，承认东德。参见米库诺维奇的《莫斯科日记》，第320页。
[35] 由于未能将使用核武器的战略与战术融入苏联的防务条令，以及他对战争“永久发挥作用因素”的坚持，斯大林关于核武器对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意识并非十分明确。不过，他推动开发此类武器的激进计划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他采取公开对核武器重要性不予重视的政策（为了隐藏他对美国核武库的恐惧），甚至1949年苏联已经打破美国原子弹的垄断地位都没有进行公开披露，当然更不用说对他们的技艺进行吹嘘了。
[36] 美国于1952年11月对苏联核武器数量进行了估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也进行了估计。谢尔盖·赫鲁晓夫也说过，到1956年时，苏联的战略轰炸机还不具备到达美国本土后再回到苏联的性能。
[37] 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特伦扬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е́евич Тренёв，1876年6月2日——1945年5月19日），苏联散文家、剧作家。
[38] 朱利叶斯·拉伯（Julius Raab，1891年11月29日——1964年1月8日），早年积极参加奥地利天主教团体的活动。1914年一战爆发后入伍。1918年退役。此后参加了基督教社会党。1927—1934年任基督教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委员，期间持反犹主义立场。1928—1930年期间参加了右翼准军事组织“国防军”。1931年创立“下奥地利本土卫队”，并于1932年并入天主教准军事组织“东马克突击队”。1930—1938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38年2—3月任贸易部长。奥地利被纳粹吞并后，暂时脱离政治活动。二战结束后创立了联邦商会和奥地利人民党。1945—1959年任下奥地利州人民党主席。1946—1953年任人民党议会俱乐部主席。1946—1953年、1961—1964年任联邦商会主席。1953—1961年任总理。1964年去世。
[39] 美国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事务主管罗伯特·鲍维对杜勒斯是否真的向约翰逊表达过如此强烈的怀疑表示质疑。这是根据作者对罗伯特·鲍维的采访。
[40] 根据多勃雷宁的说法，虽然如此，出于战术上的考虑，赫鲁晓夫也倾向于接受开放领空计划。赫鲁晓夫认为这是艾森豪威尔的讹诈，即使不是讹诈，美国国会也不会允许苏联飞机飞越美国领空，因此他推测华盛顿最终会被迫放弃自己提出的方案。但是，主席团拒绝了赫鲁晓夫的策略。
[41] 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多勃雷宁（Анатолий Фёдорович Добрынин，1919年11月16日——2010年4月6日），苏联外交家。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58—1959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1959—1962年任外交部北美司司长。1962—1986年任驻美国大使。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198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8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8—1991年任戈尔巴乔夫的国际事务顾问。苏联解体后，于1992—2010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顾问。2010年在莫斯科逝世。
[42] 事实上，莫洛托夫在柏林外长会议上就曾提出过苏联加入北约的大胆想法。对于苏联加入北约的提议，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认为，即使苏联加入北约，那也不能完全保证其对北约具有良好用心。
[43] 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年6月12日——1977年1月14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自治领大臣等职务。1955年至1957年担任英国首相。
[44] 埃德加·福尔（Edgar Faure，1908年8月18日——1988年3月30日），1929年加入激进党，并开始担任律师。1942年流亡突尼斯，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1945年任纽伦堡法庭副检察长。1946—1958年、1969—1972年、1973—1980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47—1970年、1983—1988年任莱斯尼港（Port-Lesney）市长。1949—1950年、1952年任财政部长。1949—1967年任汝拉（Jura）总理事会主席。1950—1951年任预算部长。1951—1952年任司法部长。1952年1—2月、1955—1956年任总理。1953—1954年任财政和经济事务部长。1954—1955年、1958年任财政、经济事务和计划部长。1955年任外交部长。1955—1956年代理内政部长。1956年退出激进党，1958年恢复党籍。1959—1966年、1980—1988年任参议院议员。1965年再次退出激进党，参加了由戴高乐领导的新共和国联盟（Union pour la nouvelle République）。1966—1968年任农业部长。1967—1979年任蓬塔利耶（Pontarlier）州委员。1967年跟随新共和国联盟参加了共和国民主联盟（Union des démocrates pour la République）。1968—1969年任国民教育部长。1971—1977年任蓬塔利耶市长。1972—1973年任社会事务国务部长。1973—1978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74—1981年、1982—1988年任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地区委员会主席。1977年退党后短暂参加了由希拉克领导的保卫共和联盟（Rassemblement pour la République），旋即退党，并返回激进党。1978年参加法国民主联盟（Union pour la démocratie française）。1979—1984年任欧洲议会议员。1988年去世。
[45] 安托万·皮奈（Antoine Pinay，1891年12月30日——1994年12月13日），出身于商人家庭。1912年入伍。一战爆发后，于1914年在马恩河战役中负伤而被迫退役。1929—1944年、1947—1977年任圣夏蒙（Saint-Chamond）市长。1934—1940年、1945—1979年任卢瓦尔河总议员。1936—1938年、1946年、1946—1959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38年加入民主联盟。1938—1941年任参议员。1940年投票支持贝当。1941—1942年任维希政权国民议会议员。1942年因不愿为维希政权工作而辞职。1948年加入全国独立农民中心（Centre national des indépendants et paysans），并于1953—1994年任名誉主席。1948—1949年任经济事务副国务秘书。1949—1979年任卢瓦尔河总理事会主席。1950—1979年任卢瓦尔社区能源协会主席。1950—1952年、1958年任公共工程、运输和旅游部长。1952—1953年任总理。1952—1953年、1958—1960年任财政和经济事务部长。1955—1956年任外交部长。1958年历任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1958—1979年任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委员。1973—1974年任共和国调解员。1994年去世。
[46] 利文斯顿·塔尔梅奇·默仓特（Livingston Tallmadge Merchant，1903年11月23日——1976年5月15日），美国外交官。1953—1956年、1958—1959年任欧洲和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1956—1958年、1961—1962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59—1961年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1961年1月20—21日代理国务卿。1965—1968年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执行董事。1976年去世。
[47] 莫里斯·哈罗德·麦克米伦，第一代斯多克东伯爵（Maurice Harold Macmillan，1st Earl of Stockton，1894年2月10日——1986年12月29日），早年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914年入伍，在法国地区作战。战后加入保守党。1924—1929年、1931—1945年、1945—1964年任下议院议员。1940—1942年任供应部议会秘书。1942年任副殖民地大臣。1942—1945年任驻地中海大臣。1945年任航空大臣。1951—1954年任住房和地方政府大臣。1954—1955年任国防大臣。1955年4—12月任外交大臣。1955—1957年任财政大臣。1957—1963年任首相。1960—1986年任牛津大学校长。1963年因病辞职。1964年退休。1984年被封为伯爵。1984—1986年任上议院议员。1986年逝世。
[48] 考虑到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的快速沦陷，赫鲁晓夫认为“没有必要对法国代表团给予太多的重视”。他给埃德加·福尔“起了个绰号，叫埃德加·菲奥多罗维奇”，并认为他“对我们很热情友好”。如果赫鲁晓夫得知福尔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肯定会感到很伤自尊。
[49] 在罗伯特·鲍维看来，艾森豪威尔没有期望在日内瓦会晤上取得突破，不过他确实想尝试能否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英国人和苏联人也有着同样的想法。虽然杜勒斯担心首脑会晤的气氛可能会“蒙蔽”西方人，但艾森豪威尔相信，在一场长期的冷战中，让持不确定立场的国家支持美国的办法就是要表现出他已经尝试了其他的途径。艾森豪威尔还努力使苏联领导人相信，使用核武器是自杀性的。
[50] 康拉德·赫尔曼·约瑟夫·阿登纳（Konrad Hermann Joseph Adenauer，1876年1月5日——1967年4月19日），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906年参加天主教中央党，同年当选为科隆市议员，1909年出任科隆市副市长。1917年至1933年任科隆市长，1922年至1933年普鲁士邦议会议长。纳粹上台后多次被监禁。战后参与创立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 Deutschlands），1949年当选为战后西德首任总理，并一直干到1963年。
[51] 尽管阿登纳私下里承认两个德国长期共存的前景，但他在公开场合还是表示了致力于德国统一的愿望。
[52] 赫鲁晓夫说莫洛托夫反对从芬兰撤军。
[53] 艾登邀请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英，“以从容讨论很多困扰世界的问题”，“使苏联客人有机会了解这个国家”。尽管赫鲁晓夫在亚洲访问期间以及在回到莫斯科后发表了措词强烈的反殖民主义讲话，但这并没有让艾登收回他的邀请。“赫鲁晓夫先生讲话的激烈程度，”艾登后来解释说：“说明他对我们国家还缺乏了解，我认为这不能成为拒绝他来访的理由，我们可以借此机会让他了解我们。”
[54] 尽管马林科夫受到了符合礼节的接待，但同样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打前站的苏联克格勃头子谢罗夫却受到了人们的示威抗议。虽然英国大使海特也发现图—104客机的外观“很流畅，很现代化”，但他认为其内部“却装饰得像座别墅一样，就像南希·米特福特女士提到另一架苏联飞机时所说的那样，里面有很多的红色长毛绒和装在玻璃罩子里的瓷器雕像”。
[55] 彼得·莫里斯·怀特（Peter Maurice Wright，1916年8月9日——1995年4月26日），英国反情报官员。二战期间在海军部工作。1949年起从事情报工作。1954年加入军情五处。1964—1976年任军情五处—军情六处联合委员会主席，期间主要负责苏联事务。1976年退休。
[56] 萨克森—科堡和哥达的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 of Saxe-Coburg and Gotha，1819年8月26日——1861年12月14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57] 休伊·托德·奈勒·盖茨克尔（Hugh Todd Naylor Gaitskell，1906年4月9日——1963年1月18日），早年参加了工党。1926年参加了全国总罢工。1945—1963年任下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55—1963年任反对党领袖。1947—1950年任燃料和电力大臣。1950—1951年任财政大臣。1951—1955年任影子财政大臣。1955—1963年任工党党魁。1963年去世。
[58] 乔治·阿尔弗雷德·乔治—布朗，乔治—布朗男爵（George Alfred George-Brown, Baron George-Brown，1914年9月2日——1985年6月2日），1937年加入工党，在党内属于右翼，反对建立人民阵线。1940—1945年期间在农业部工作。1945—1970年任下议院议员。1947—1951年任农业部农业和渔业委员会联合议会秘书。1951年4—10月任工程部长。1953—1960年任《镜报》集团顾问。1960—1970年任工党副党魁。1963年1—2月任反对党领袖。1964—1966年任第一国务秘书兼经济事务大臣。1966—1968年任外交大臣。1970—1985年任上议院议员。1976年退出工党。1981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85年去世。
[59] 舒克里·库阿特利（Shukri al-Quwatli，1891年5月6日——1967年6月30日），叙利亚政治家。出身于逊尼派穆斯林家庭。1913年起参加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1918—1920年任大马士革总督助理。1920年法国夺取对叙利亚统治权后不久被捕并被判处死刑，在执行前几个小时越狱，流亡埃及，又流亡到欧洲大陆。1925年秘密资助了叙利亚大起义。1942年返回叙利亚。1943—1949年任叙利亚总统兼军队总司令，期间于1947年创立了民族党。1949年被推翻下台，流亡埃及。1955年回国。1955—1958年再次担任总统。1958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前夕被迫辞职。1963年移居黎巴嫩。1967年在贝鲁特去世。
[60] 阿尔西德·居伊·摩勒（Alcide Guy Mollet，1905年12月31日——1975年10月3日），1923年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8年任加来海峡社会主义青年团副书记。1940年法国沦陷后被捕，1941年获释后参加抵抗运动。第四共和国成立后，于1945—1946年任制宪会议议员。1945—1949年任帕斯—德—卡拉斯（Pas-de-Calais）省总议员。1945—1975年任阿拉斯市长。1946—1947年、1950—1951年、1958—1959年任国务部长。1946—1969年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1946—1975年任国民议会议员兼帕斯—德—卡拉斯省议会议员。1951年任欧洲事务副国务秘书。1956—1957年任总理。1958年任副总理。1965年起和密特朗合作。1969年加入社会党。1975年去世。
[61] 穆罕默德·哈尼斯·海卡尔（Mohamed Hassanein Heikal，1923年9月23日——2016年2月17日），埃及记者。1957—1974年任《金字塔》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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