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当上钳工：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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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当上钳工：1908—1917

　　1908年的某个时候，赫鲁晓夫的祖父带着他坐马车来到了离卡里诺夫卡最近的30英里外的火车站，将他送上了一段250英里的旅程，途中需要换乘两次火车，才能到达尤索夫卡。尤索夫卡位于顿巴斯地区，基辅西南550英里处。车站上没有人接他，当时14岁的尼基塔以前和他父亲来过尤索夫卡，于是自己就找到了他父亲以前工作过的煤矿。^[1]过了一段时间，他母亲和姐姐也来到了尤索夫卡。他们和另外一家合住在两间小屋里，这是一座位于大平原边缘乌斯彭斯基煤矿附近的砖结构平房。
　　火车把赫鲁晓夫带到了尤索夫卡，也把他从落后的乡村带到了工业革命喧闹的新世界里。这个城镇的名字听起来具有十足的俄国味道。事实上，始建于1869年的尤索夫卡得名于一位威尔士人约翰·休斯^[2]。（这座城市于1924年更名为斯大林诺，后来又于1961年改名为顿涅茨克，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尤索夫卡位于乌克兰境内，当时乌克兰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休斯开办的公司，新俄罗斯公司，与沙皇政府签订了一份建造一座钢铁厂，生产铁路铁轨的合同。休斯从英国带来了大约70名工程技术人员，为他们盖起了砖木结构的房子。1956年，赫鲁晓夫“对英国的第一，也是最为深刻的印象”是，“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长长的小红砖房，因为这些房子让我想起了儿童时代看到的那么多房子。……我记得在顿巴斯的夏天，你只能看到这些房子的窗户，因为其他的地方都被常春藤爬满了”。
　　约翰·休斯的英国技术人员与俄国和乌克兰的工人建起了一片巨大的工业综合企业，里面有煤矿、鼓风炉、轧钢厂、金属制造厂以及维修与其他工厂。有一段时间，铁路将这个城市里及周围的几个煤矿都连在了一起。到1904年，尤索夫卡及其周围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了4万。到1914年，其人口已经达到了7万。顿巴斯的面积与佛蒙德差不多，而1913年该地出产的煤却占到了俄国总产量的87%。
　　工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住房与服务的增长，当然，对于那些拥有或经营煤矿与铁厂的英国和其他西欧人来说，并没有出现生活困难的问题。他们居住在“英国侨居地”里，有整洁的房屋、绿树成荫的街道、电力以及中央供水系统。但是这里的其他地方则是荒凉一片。“尘土、恶臭还有暴力”，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位革命者对这里的描述。另一位目击者说：“地面是黑的，道路也是黑的。煤矿周围看不见一棵树，甚至没有一片灌木；这里没有池塘，甚至连一条小溪也没有。在煤矿外面目力所及的地方，只有单调的被太阳炙烤的大平原。”
　　尤索夫卡的生活与工作条件是反资本主义传单的内容来源。“在我看来，”赫鲁晓夫于1958年回忆说：“卡尔·马克思好像真的在煤矿呆过一样”，“他的理论是建立在他对我们生活的观察之上的”。尤索夫卡及其周围工人破败的住房被嘲讽地称为是狗窝，特别是有两处房子被大家称作母狗和乌鸦。1910年，当地的居民都是从分散于城市各地的27个手压泵里取水，唯一有水泵的房子是为外国人准备的。在那些大量涌现的临时工房里，每个宿舍得住50～60人。在这些工房里，除了木板床外，没有任何家具，只有头顶上有一根绳子，是用来晾挂衣服和脚布（当袜子用）的。矿工们没有专门的井下工作服，在回到工房前除了脸以外什么都不洗。每张床上睡两人，他们是轮流睡觉与工作的。
　　赫鲁晓夫的父亲谢尔盖在离开卡里诺夫卡的那些冬天里就居住在这样的工房里。他的室友是来自附近村庄里的季节工。在尤索夫卡的煤矿与铁厂里，这些人从农民转变为第一代的无产阶级，对于这一过程，资本家与马克思主义者都能产生出相当抽象的热情。^[3]事实上，当时那里的生活条件确实是骇人听闻的。直到1920年，当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俄国内战后回到一个煤矿时，他发现那里的矿工“滥用厕所的情况相当严重，以致在上厕所时脚下都要套上木板，如果你不想在晚上将一脚污秽带到自己屋里去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派到某个地方安装采矿设备，发现那里矿工的工棚里都是双层板床。睡在上面的人就在床边上撒尿，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看到的原始生活习惯是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养成的。工人们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矿工们爬行着通过黑暗的地下矿井，挖掘煤炭，在整个工作时间里不是躺在煤堆上手持煤镐，就是在只有三四英尺高的矿井的积水中蹒跚而行。在更深一些的矿井里，那里的温度高达30～35℃，矿工干脆就光着身子干活，他们称之为“亚当的装束”。
　　这种劳作的平均报酬只有微不足道的每天一到一个半卢布。^[4]通常矿工们得到的只是购物券，可以在那里的百货商店换取价格昂贵、质量低劣的商品。1908年，在一次瓦斯爆炸中有274人死亡，在1912年的另一次瓦斯爆炸中有118人死亡。当时的顿巴斯地区有157名医生，而1916年尤索夫卡10万人口中只有18名医生、23名医生助手以及5名护士。流行病经常光顾这里，造成令人心悸的后果：光是1892年，霍乱就夺去了尤索夫卡313人的生命；在1896年的伤寒与痢疾中有400人死亡。赫鲁晓夫回忆说，在1910年的一次霍乱流行中，“当矿工得病后，就被带到专门的霍乱工棚里，没有一个人能从那里回来。在矿工中间开始流传一种谣言，说是医生把病人都毒死了。确实有目击者看到了有人向井里投撒药粉”。^[5]
　　尤索夫卡的很多居民都在酗酒和犯罪中寻求心灵的慰藉。1908年，尤索夫卡镇上一共有不少于33家售酒的商店。从这些商店出来离故意的为非作歹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作家康斯坦丁·帕斯托夫斯基^[6]曾经在尤索夫卡生活过一年，亲眼目睹过一场械斗不断扩大，直到“一条街的人都参加了进来。人们带着嵌有铅条的鞭子与上面满是疙瘩的扫把棍加入了械斗，出来时个个鼻子破了，血流不止”。1912年，一位来这里采访的记者是这样描述尤索夫卡的：“所有矿业生活的糟粕都可以在这儿找到影子。所有的事情都是黑暗、邪恶与犯罪的——偷窃、街头恶棍，所有这些都汇集到了这里。”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一个影响就是公众生活的“野蛮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顿巴斯，那里的生活已经相当野蛮了。如果说矿工有时显得原始而缺乏理性，那么这主要应该归咎于老板的残酷剥削。矿工们在获取少得可怜的薪水的情况下还要接受很多制定精细的条款的罚款以及向警察与工头交纳贿赂。如果工人有事被抓住把柄，想得到“稍微过得去一些”的对待，那么他们就得接受进一步的羞辱，受到公众的口舌之苦。
　　在尤索夫卡的最初几十年里，罢工的情况很少发生。由于工作性质的缘故，矿工们在社会交往与空间上都与世隔绝，加上井下非人的工作条件，他们长期都是逆来顺受，偶尔爆发的暴力事件也会很快变成惨无人道的镇压与大屠杀。1902年和1910年的霍乱、暴乱就属于这种情况。1905年罢工也是如此，那次罢工最后变成了针对犹太人的抢劫与暴行。
　　革命团体在尤索夫卡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共产党的先驱——社会民主党没有吸引到多少追随者。当社会民主党于1902年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较为温和的孟什维克时，尤索夫卡并没有多少人了解这种分裂，两派直到1917年5月仍然联合在一起。
　　1905年革命爆发时，尤索夫卡的社会民主党力量极其薄弱，没有能给予太多的支援。1913年，该区4万工人中只有400人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西伯利亚勒拿河金矿大屠杀（沙皇警察杀害罢工矿工）引发了1912年4月16日的尤索夫卡罢工，但是1914年煤矿和工厂却迎来了相当繁荣的一年，所有的煤矿和工厂都扩大了生产规模。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夏天爆发时，一大群人聚集在尤索夫卡，聆听爱国演讲。但是到了1916年，受前线遭受的惨重损失与家庭生活水平下降的影响，人们对于战争初期的关注热情已经消失了。1917年2月沙皇的退位引发了工人与老板之间的流血冲突，随着革命转变为血腥的内战，这种流血冲突也进一步加深。事后，我们也许可以很容易认为这种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看法忽视了一种相反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尤索夫卡和俄罗斯帝国其他地方的表现都很明显，就是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公众生活也许不会如此的充满暴力与残酷。
　　“在19世纪70年代，”有关尤索夫卡的一份历史材料写道：“贫困和艰难也许被看作是普通大众生活的自然内容。到1913年，移民矿工还处于被社会遗忘的边缘，而他们在经济与社会上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新俄罗斯公司的600名工人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家。……”1897年，顿巴斯的矿工中只有31%的人能读简单的句子，到1921年也只有40%。到了1922年，还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矿工从来没有读过报纸或书籍。但是学校的数量还是在增加，图书馆与阅览室、戏剧与音乐以及成人教育的情况也是如此。1900年尤索夫卡的文卫设施包括一座砖砌的东正教教堂及其附属教会学校、两所小学（一所为俄国人所开办，还有一所属于英国人）、一个药店、一个书店、一个画像馆、五家照相馆以及一个公证员。到了1913年，已经有了三所私立高中、一所商业学校以及五个可以租赁图书的图书馆，此外在露天的圆形剧场还有夏季音乐会与马戏团表演。1917年夏天，尤索夫卡7～13岁的孩子中有56%都上学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工人阶级家庭。除了新俄罗斯公司的十所学校外，还有两所教会学校、一所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学校、几所为成年人开办的犹太学校、一所高级市立学校、一所商业或职业学校以及两所私立女子高中。
　　这些设施为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年轻人确立了一个可望的更高水准。通过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人们可以进入正在出现的更为高级的工人阶级阶层，但是这种情况在煤矿上并不像它们周围的工厂里那样多。这一新兴的阶级代表着工人贵族，他们可以享受到更高的薪水与就业安全感以及更好的饮食、住房与教育条件。有数量更少一些的工人，大约占到10%（总数在600人左右），则开始变成了资产阶级，他们获得了财产，开始了其财产拥有者的生活方式。
　　1881年，整个俄罗斯帝国只有434名矿业工程技术人员，其中只有127人被私人企业所雇用，其余的都在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中工作。19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顿巴斯登记有（除137名外国人员外）80名矿业工程师和67名技术员与技术专家，此外还有150名工头、1150名煤矿小包工头与高级工人以及400名工厂车间老板与工头。要达到这种程度并不容易，但是那些表现出活力、倡导精神以及工厂权力人士所认为的负责态度的人却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点。
　　那些在经济与生活上取得了成功的人也许最终可能成为“日见消失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消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俄国经济的落后与政治的动荡。其他雄心勃勃的无产阶级或许有一天会成为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的民主工人运动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发现自己身陷拒绝让他们成立商会的日益腐朽的沙皇政权与最终以他们的名义攫取了政权但却与他们长期利益相悖的布尔什维克的包围之中。
　　这就是赫鲁晓夫1908年迈入的并一直生活到1917年的世界。他很有可能十分喜欢这里的生活，但是赫鲁晓夫早年生活的传记作家爱德华·克莱恩肖却不这么认为。卡里诺夫卡的生活是艰苦的，他写道，但是“对乡村生活深深的满足感销蚀了田间长时间劳作所带来的辛劳。这个男孩没有靴子，但是他至少可以感受乡间土路上温热的尘土以及草原上脚趾间松软的青草。他可以钓鱼……他可以吸纳宽广甚至是流动的俄罗斯大草原的声音与气息”。卡里诺夫卡有着“生活的激情”，但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艰苦的青年时代却没有“任何可供玩味欣赏的色彩”。
　　没有任何可供玩味欣赏的色彩，当然，这并不包括一个孩子对充满活力与复杂世事的世界以及他自己在其中的力量的觉醒。尼基塔刚来到尤索夫卡时只有14岁，到1917年他离开时已经23岁了。在这些年里，他不仅找到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找到了一个梦想，此外他还找到了一位和他分享梦想的妻子。
　　赫鲁晓夫父母的看法与克莱恩肖更为接近一些。他们在罢工与其他的动乱时期将儿子送回了卡里诺夫卡。但是他们想让他离开尤索夫卡的努力很可能更加激起了他对尤索夫卡的迷恋。起初他干的活和在卡里诺夫卡时一样，为当地一家地主照看奶牛、绵羊，还有花园。后来他与其他年轻人一起打扫煤矿锅炉，这项工作要求他爬进烟囱里，用一根铁棍将炉碴清除，每次爬出来时都是一身的烟灰。不久他到锅炉车间当了一名学徒，但是直到这个时候，他“还梦想着成为一名钳工”。当有机会选择当车工还是当钳工学徒时，他选择了后者，“经过简短的培训，师傅交给我一把老虎钳和其他的工具，我开始在车间里干活。就这样，我在15岁时成为了一名工人”。
　　金属之于钳工就像木头之于木匠，赫鲁晓夫在有人问起他为何选择当钳工时这么说道：“一个车床工只能制造单个的零件，而钳工却可以组装所有的零件，赋予整部机器以生命，使其可以工作。”在尤索夫卡的最初几年里，他利用废钢铁做了一辆自行车，后来他又利用一辆废旧的摩托将他的自行车改装成了一辆“摩托车”，他骑着这辆摩托车轰隆着在尤索夫卡到处转悠。
　　赫鲁晓夫跟在一个名叫雅科夫·库蒂科夫（Yakov Kutikov）的犹太钳工后面在煤矿附近的伯塞与吉纳菲尔德工厂和铁铸厂做一名学徒，这个煤矿位于现在的老城，这个位于山脚下的地区显得很灰暗，街道是狭窄的鹅卵石路，从这里往上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近修建起来的顿涅茨克，那里有公园、广场、宽阔的街道与高大的建筑物。德国人拥有的伯塞与吉纳菲尔德是顿巴斯兴建的第一批工厂之一，主要是修理复杂的采矿设备——电梯、锅炉、绞盘、水泵以及有轨电车——同时也制造一些用于附近煤矿的简单设备。赫鲁晓夫在这家工厂里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六点，中间有半个小时的早餐时间和一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他一天的劳动可以换得25个戈比。^[7]在自己制造自行车前，他每天都得步行数英里去上班。
　　每天的工作是辛苦的，但这种辛苦被赫鲁晓夫日益积聚的兴奋感冲淡了。在一张1910年的照片里，一群伯塞与吉纳菲尔德厂的工人穿着灰色的、里面填满棉花的工作服，戴着暖和的帽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工人。他们中最年轻的就是尼基塔·赫鲁晓夫，作为学徒，他却站在第一排的正中间，圆圆的脸上神采飞扬，露出急于讨好的表情。
　　有着这种激情的并非尼基塔一人。根据一项对同一时期圣彼得堡年轻工人所作的调查，“那些被提供学徒机会的年轻人比其他人更有可能被吸纳进工厂或车间里的成年人圈子里，尽管缓慢而微妙，但他们更有可能培养起一种与他们不断增长的技能相称的新的自我形象。……”
　　一位年轻的莫斯科工人在表达他对技能掌握与控制能力不断增长的感受时这样说道：“经过工作台一年的经历，我已经知道了如何画出并设计模型了，如果不是很复杂的话。我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与日俱增。……我越来越有主见，也越来越确定。‘长辈’的权威开始在我身上失去作用。我已经对每天的日常工作有了切身的感悟了。”
　　在社会主义现实作家菲奥多尔·格拉德科夫^[8]的笔下，还是这位工人回忆说：“他被大型钢铁厂诗情画意般的场景深深地吸引住了，钢铁炉巨大的轰鸣，蒸汽机喷出的烟雾，高耸林立的管道，不断上升的黑烟形成的乌云遮天蔽日。……我有一种与工厂融合在一起的感觉，与劳动的壮美场面融合在一起，与我们沉闷的乡村生活相比，这种诗情画意般的场景让我感到更加亲切。”
　　赫鲁晓夫的感受甚至更为强烈，因为劳动者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而像他这样的钳工更是处于接近最高层的地位了。工厂工人的薪水要比矿工多很多，一份新俄罗斯公司的工资表显示，该工厂工人的薪水处于十大高薪阶层的第三位。例如，建筑工人的薪水就要低得多，因此赫鲁晓夫记得：“那些建造房屋的人甚至不被认为是具有职业技能的从业者，他们通常只是些知道如何将砖块和灰泥堆到一起的农民。”
　　通过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赫鲁晓夫进一步拉大了与其农民背景的距离。有一次，他曾在米沙和伊尔亚·科什科的家里呆了几天，这兄弟俩和他在一起当学徒工。81年后，伊尔亚的女儿奥尔加还生活在那座建于1910年的矮小的土坯房里。1991年那条尼基塔去科什科家曾经走过的街道看起来甚至比1910年时还要差：路的中间有一条流淌着污水的小沟，周围长着杂草；那些赫鲁晓夫时代建造的土坯房仍然散落在破败的篱笆墙里；行人只能在石块、车辙与成堆的垃圾中间小心地寻找下一个立足点。1910年，未来对于这位脸上尚显稚嫩、头发蓬乱的年轻人来说还是很光明的，他有时候骑着自制的摩托车来科什科家，摩托车的轰响会让所有的邻居都知道他的到来。
　　赫鲁晓夫是在科什科家聚会的“那帮人的灵魂”。他喜欢开玩笑，逗大家发笑。但是在努力迎合大伙的快乐背后，他还有一种必须如此表现的感觉。尼基塔在大家眼里已经是那种讨女孩喜欢的人了，不过如果他对科什科兄弟的三位姐妹有什么爱的企图的话，那他并没有得逞。在她们看来，他只是个“卡茨亚普”（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不太友好的称谓），她们还觉得这位“衣衫无华的毛头小伙”身材太矮，没有动人之处，也许还是太穷了，不能激发起她们浪漫的兴趣。
　　除了罗曼蒂克的想法外，赫鲁晓夫最大的兴趣就是政治。一天晚上在科什科家里，他和朋友们认为清扫锅炉比繁重的劳动还要糟糕；当向老板发出抱怨后，他们就被解雇了。差不多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开始阅读送到工厂与矿场大门口的激进报纸。到1912年5月，他已经为被杀害的列那金矿罢工者的家属成功筹集了一笔捐款，这在当地警察局里留下了不良的案底。当他们将此通知给伯塞与吉纳菲尔德工厂的主管机构时，他再一次被解雇了。颇费了一番周折后，他在鲁钦科夫附近的第31号矿井找到了一份工作，修理井下设备。据说，他在那里散发社会民主党报纸，协助组织政治学习小组。1914年，他再次变换工作，来到了一家机械修理厂，由于这家修理厂为十座矿井提供机械修理服务，赫鲁晓夫得以结识更多的熟人。
　　不管到哪里工作，赫鲁晓夫都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根据一份谄媚的苏联文件的记录，“他的工作使他经常处于工人们中间，他热情、爽朗的性格赢得了工人们的爱戴”。在每座矿井前，那些等待升降梯的矿工“都是赫鲁晓夫绝好的听众。有他这样一位特别能吸引人的故事讲述者在旁边，他们从来不会感到无聊”。赫鲁晓夫本人补充说：“工人们说我讲得不错，因此每当想改善条件或提高待遇时，他们就推选我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去与老板交涉。他们经常让我带着他们的最后通牒，因为他们说我有与老板抗争的勇气。”
　　即使赫鲁晓夫的回忆是真实的，其中也不乏添油加醋的成分。因为虽然是个露头角的政治积极分子，但他同样需要在他的钳工工作中投入很大的精力，以便能追求到出身富裕之家的、受过教育的动人女性，并与之结婚，生儿育女，能够挣到足够的金钱，能住上在当时来说是宽大豪华的公寓。
　　不过，这些政治上的举动与个人的目标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如果俄罗斯换了天下，那么像赫鲁晓夫这样具有技能与雄心的年轻人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在这样的新社会还没有降临之前，他只能在旧的体制下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尽管仍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但尼基塔开始在伊万·皮萨雷夫（Ivan Pisarev）家里呆的时间越来越长，皮萨雷夫在鲁钦科夫煤矿看管主电梯。根据苏联的一份记录，皮萨雷夫也是一个政治活跃分子，而且皮萨雷夫的家“变成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可以在那里发表那种在电梯边不能说的尖锐的但意义重大的言论”。不过赫鲁晓夫至少是被这样一种社交的环境吸引住了，这里对于他来说是新奇的，而且他也渴望从这里实现自己往上奋斗的愿望。
　　皮萨雷夫的名字在俄语中是“写作”的意思，这说明他家的祖先是那种有文化的农民，可以为其他的村民写写信与文件什么的。伊万·皮萨雷夫的确也识字（虽然大多靠自学），因此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除了照看煤矿电梯外，他还替他的家人做鞋子，并帮其他人修鞋挣点外快。他有两头奶牛和几头猪，日子过得很不错，他的妻子不用去干活。皮萨雷夫一家与在煤矿机关里工作的法国人和德国人很熟，至少曾和总督夫人一起去一个外国人的家里拜访过一次。
　　伊万·皮萨雷夫的一个孙女记得她的祖父性格特别倔强。他的妻子是个热情、脾气温和的勤勉妇女，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她的教养却非同一般。不过吸引赫鲁晓夫的主要还是皮萨雷夫家有五个女儿。耶弗罗西尼娅（Yefrosinia）出生于1896年，接着是1901年出生的马卢西娅（Marusia）、1903年出生的贝拉（Vera）、1905年出生的安娜（Anna）和1908年出生的阿加菲娅（Agafia）。虽然她们在相貌上彼此很像，但她们的性格却有很大的差异。耶弗罗西尼娅红头发，脸上长有雀斑，特别好看，“性情温柔且很有妇人味”，她与安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娜是顿巴斯最早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之一，后来上了莫斯科航空学校。作为老大，耶弗罗西尼娅帮助家里人照看她的妹妹们。五个女儿都读完了当地的女子高中。
　　我们很好理解为什么雄心勃勃、一心想出人头地的赫鲁晓夫会被这个家庭所吸引，但是这家人对他怎么看呢？^[9]皮萨雷夫家人口头流传下来的是，尼基塔很有魅力，性格很开朗，特别是和着音乐跳舞时。安娜·皮萨雷娃回忆他“身材瘦小、结实、心灵手巧”，是一个“什么都会干”、“能和他父亲一起修房子”，并且总是“衣着整洁”的年轻人。当赫鲁晓夫开始向耶弗罗西尼娅（她家人叫她弗罗西娅）求爱时，他对她的父亲表现出了特别的尊重。
　　安娜·皮萨雷娃描述她的姐姐“很漂亮，身材很好，脸色白净”。安娜记得赫鲁晓夫显得很老成，他宁愿和比他年长的人在一起，也不愿和他年龄相当的人相处。不过他也有可爱调皮的时候。他让当地的孩子们坐在他自制的摩托车上到处转悠，“有一次他为了打扮自己，买了一架照相机、一块手表和一辆新自行车。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很稀罕的。他很执拗，有时一声不吭。他生气时脸会发红。我们就会问他：‘你为什么生气？’他就是不说话。后来他说：‘我没有生气。’我们就说：‘但是你的脸上都写着呢，不要再隐瞒了。这时他会大笑起来。他不喝酒，他是戒酒协会的成员，他也不抽烟。”
　　1961年在维也纳与约翰·F.肯尼迪总统举行峰会的一个非正式场合，赫鲁晓夫回忆说，年轻时如果有人认为他比实际的年龄要小，他会生气，因此当22岁他的头发开始变白时，他感到很放松。他不仅不抽烟喝酒，而且还参加了戒酒协会，这证实他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很严格。他试图掩盖自己生气的情绪，但并不能如愿，这说明他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按照他确定的标准行事的。
　　1914年，尼基塔·赫鲁晓夫与耶弗罗西尼娅·皮萨雷娃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尤莉娅·尼基塔奇娜·赫鲁晓娃（Yulia Nikitichna Khrushcheva）降生了。两年后，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第三天，即11月10日，他们的儿子列昂尼德^[10]也来到了人世。作为有经验的钢铁工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免除了兵役。他出色的工作带来了高工资与优厚的待遇。多年后，他自豪地告诉他的女婿说，当时他一个月能挣到30个金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两三倍。“我1914年结婚，当时我20岁。”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由于我有高技术的工作，我马上有了一套公寓。公寓内有起居室、厨房、卧室和餐厅。很多年后，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当想起自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工人时的生活条件都要比现在生活在苏联政权下的工人同志们好，我总会感到很痛苦。”
　　当赫鲁晓夫1959年在纽约城遇到市长纳尔逊·洛克菲勒^[11]时，洛克菲勒刺激他说，20世纪初有50万俄罗斯人为了追求自由与机会移民到了纽约。“不要跟我说这些，”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们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更高的工资。我差不多也和他们一样，我也认真考虑过此事。”
　　即使赫鲁晓夫真的移民过来（洛克菲勒告诉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会成为迄今为止我们最大的商会之一的主席”），他也不大可能像他在1916年左右时的照片上显得那么满足：瘦削、整洁，穿着夹克，打着领带，或是穿着一件好看的乌克兰衬衫。有一张特殊的快照显示出他好像穿着一件做饭的衣服，打着蝴蝶结领带，他的妻子娴静地站在他的旁边，一幅典型的尤索夫卡小康之家图，这与差不多40年后蹒跚着走上世界舞台的那个衣冠不整的肥胖矮个子简直是天壤之别。
　　赫鲁晓夫与一位名叫潘特雷·马哈伊尼亚（Pantelei Makhinia）的年长矿工关系很好，马哈伊尼亚很聪明，一直渴望成为一个工头。根据一份苏联的记录，潘特雷“一个房间的小壁橱里装满了书，桌子上、地板上、皮箱上，到处都是书”。在这里，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朋友可能会谈论生活和政治的话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尼基塔则是拼命阅读他所接触到的第一批政治小册子，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哈伊尼亚写诗，他有时会大声向大家朗诵他写在蓝色笔记本上的诗歌。尼基塔则像一个刚入道的文学评论家那样对他的诗歌发表评论。
　　有一首尼基塔在潘特雷家里分析过的诗值得完整地向读者介绍，一方面因为这首诗在当时给了赫鲁晓夫以激情，另一方面因为差不多50年后在给一群作家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文学的任务”的指示时，赫鲁晓夫朗诵了这首诗：

　　当我打开一本书，
　　我希望它能点燃真正的情感火焰。
　　这样，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
　　情感将会燃烧下去，放出不灭的光芒，
　　让我们热血沸腾，心中充满力量；
　　这样，我们能与黑暗抗争，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不会虚度，
　　因为这是我的责任，我的弟兄们，
　　在我的身后至少留下一片诚实劳动的印痕；
　　这样，在黑暗沉闷的阴影里，
　　人类的良知也会发出不平的鸣响。

　　“太棒了，简直是太棒了，潘特雷，”尼基塔说：“也许再也找不出如此流畅而又有力的诗篇了。”
　　如果没有俄国革命的影响，那么赫鲁晓夫在1917年前为自己选择的道路也许就是成为一名工程师或工业经理。从他晚年的言论和举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这是他的理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理想一直伴随着他。他鼓励他的儿子谢尔盖和孙子尤里（Yuri）成为工程师，他们听从了他的建议，知道他们是在实现他们自己及其长辈的理想。在赫鲁晓夫所有的孩子中，谢尔盖，他和第二任妻子尼娜的儿子，很显然是他最钟爱的：谢尔盖学业很好，不仅当上了工程师，而且成为了火箭科学家。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孙女尤莉娅·列昂尼德夫娜·赫鲁晓娃（Yulia Leonidovna Khrushcheva），他把她当作女儿看待，是一位很迷人的城市女性，曾经在莫斯科的范卡坦格夫（Vakhtangov）剧院当过文学顾问。赫鲁晓夫鼓励她成为一个农学家。当她提出想研究国际关系时，他发牢骚说：“那是什么工作？最后你只能落得个翻译政治家所讲的废话的结果。”
　　“对于他来说，”尤莉娅说：“‘真正的工作’是当工厂或集体农场的主任。”她记得曾经把一个她和同学都未能解决的算术问题带给她的祖父。“他静静地听着，脸上露出了笑意，然后立即说出了答案。”她说：“即使他的脑子里肯定还装满了国家大事。”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选择了他认为更能够接受一些的职业，成为一名生物学家。“但是这还不是最好的，”根据尤莉娅的说法：“最好就是能成为一名工程师。”
　　赫鲁晓夫自己成为一名工程师的理想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在1917年之前，工程师和经理的职位离有雄心的无产阶级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但是在1917年以后，通过努力肯定是可以达到的。不过当时一个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革命。1914年，赫鲁晓夫好像要过上安居乐业的家庭生活。但是随着战争的破坏性影响波及尤索夫卡以及各地风起云涌的罢工风潮，他不能抵制住更深入参与的欲望了。
　　1915年3月，鲁钦科夫煤矿爆发了大罢工。罢工从赫鲁晓夫所在的工段开始，据说他是三名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当工人们聚集起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时，有报道说赫鲁晓夫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演讲”。同年晚些时候，从另一个煤矿来人找他。“我听说你是一名积极分子，”这位来访者对赫鲁晓夫说：“我们需要一位很可靠的人，字要写得漂亮，要有文化。你知道谁合适吗？”
　　“第二天，”赫鲁晓夫回忆说：“我就送一位工友过去了，他用最工整的笔迹抄写了齐默沃尔德会议决议。抄写稿被印制后分发给了顿巴斯的工人和矿工。”
　　1915年9月在瑞典举行了欧洲社会主义分子的齐默沃尔德会议并作出决议，决议呼吁让和平成为世界革命的前提，这些都不是我们要叙述的重点。我们要说明的问题是“在矿区，人们普遍都认为我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值得信任”。还有一层意思是赫鲁晓夫希望他自己能完成所有的工作，就是他不仅希望自己“值得大家信赖”、“很有文化”，而且还希望自己有“很好的书法”。除此之外，他为什么还会在讲述顿巴斯革命兴起的情况时着重强调这些看起来无聊的细节呢？
　　1916年随着对战争示威活动的进一步扩展，赫鲁晓夫帮助组织了鲁钦科夫煤矿工人的新的罢工。1917年2月，沙皇退位的消息以发给铁路工人电报的形式传到了尤索夫卡。赫鲁晓夫五年后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写道：“我记得我们读到这份电报时是多么的高兴啊！”星期天他第一次休息并奔向城里，参加了他所曾看到过的最大的示威活动。“我们对胜利抱有坚定的信念，警察就在我们身边，但我们一点也不害怕。”
　　为什么说将赫鲁晓夫推上使他到达世界权力顶峰的职位的革命是一种影响因素呢？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但理由确实是他成为经理或工程师可能会比成为政治领导人做得更为出色。虽然他的天然禀赋在他向权力顶峰攀登的过程中起到了支撑作用，但一旦他到达了权力顶峰，这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却没有给予他太大的帮助。如果他追求的是原来成为工业工程师的理想，那么这些禀赋肯定会使他处之泰然。沿着这条道路，他可能会接受到他所渴望的更高的教育，感觉更加自信，在实现他决心超越的角色过程中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即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妄想家都能信任的普通俄国农民的角色。
　　赫鲁晓夫的政治使命是因为偶然的因素而落到他的头上的，这在革命前后都是如此。但是这为他提供了实现自己理想的不同道路。成为钢铁工人，甚或是训练有素的工程师，这种通往荣耀的道路是缓慢而长期的。政治权力可以更为快捷地满足他的愿望，即使最终证明隐藏着更多的危险。
　　赫鲁晓夫回忆说，在尤索夫卡工作的初期，还没有与布尔什维克有任何联系之前，他就和工友们争论过这样的问题：“‘你更倾向于哪一种，权力还是教育？’大家的意见很不一致，争论很激烈。一位最后成为著名布尔什维克的同志和我都说我们当然希望拥有权力。有了权力，我们就可以控制学校。大学和高中都会掌握在我们手中，然后我们可以轻易地获得教育机会。如果我们只有教育，那这还不能意味着我们拥有了权力。”
　　这件事情进一步表明了赫鲁晓夫想接受教育的渴望。他们将权力看作是获得教育与自我发展机会的手段，但是却忽略了教育本身也可以赋予人们一种力量，一种知识与自知能力所产生的力量。赫鲁晓夫的悲剧是追求权力的道路最终给他提出了他不能达到的要求以及其他他所不具备的条件，结果是在拼命追求人们的尊重中却最后丧失了对自己的尊重。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当有人问起他感到遗憾的事情时，他说了这样的话：“我没有接受教育，没有足够的文化素养。统治一个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你的头脑里必须具有相当于两门科学的学识。但是我所接受的教育只是四年的教会学校学习，没有上过高中，只是断断续续地受过一些高等教育。因此我的行为不是很连贯，总是来回摇摆。我冒犯过很多好人。……我对知识分子大喊大叫，而他们却最终对我反对斯大林的政策表示了支持。他们支持我，再看看我是怎么对待他们的……”^[12]

^[1] 赫鲁晓夫从来不能清楚地说出他什么时候去的尤索夫卡，在那里呆了多长时间。

^[2] 约翰·詹姆斯·休斯（John James Hughes，1814年？月？日——1889年6月29日），英国工程师、实业家、冶金学家。1870年移居俄国，并于1878年创建了顿涅茨克。

^[3] 根据译者的理解，这里的“抽象的热情”是指资本家因为这一过程而完成了初期的资本积累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因为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深刻的了解，深刻揭示出资本家为了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力，赚取绝对剩余价值，逼迫工人阶级为了生计而接受他们的剥削。

^[4] 1958年，在为西方领导人抵制的四巨头峰会造势运动期间，赫鲁晓夫将他们比作尤索夫卡的矿主，尤索夫卡的矿主们都宣布会在月底发薪水。他回忆说，问题是他们没有说在哪个月，经常是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发给矿工们薪水。参照1958年2月16日的《真理报》头版，赫鲁晓夫接受伦敦《时报》记者的访谈内容。

^[5] 赫鲁晓夫将当时的霍乱和暴乱传言与1952年的谣言相比较，1952年克里姆林宫的医生被错误地指控为想毒死苏联领导人。“现在，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这些同样的黑色势力又在他们头脑中膨胀起来了，对知识分子与医生的迫害又公开地回到了一些人中间。”

^[6] 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帕斯托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аустовский，1892年5月31日——1968年7月14日），苏联作家、编剧、记者。1917年二月革命后开始担任记者。1918年先后参加了白军和红军。1923—1930年任罗斯塔通讯社编辑。1930年起担任多家报纸的编辑和记者。卫国战争爆发后自愿入伍，不久被召回，进入塔斯社工作。1965—1968年期间四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68年逝世。

^[7] 戈比，苏联辅币名，100戈比等于1卢布。——译者注

^[8] 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格拉德科夫（Фё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ладков，1883年6月21日——1958年12月20日），苏联记者、小说家、教育家。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和红军。1921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恢复党籍。卫国战争期间在《真理报》和《消息报》担任战地记者。此后曾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等职务。

^[9] 即使是在耶弗罗西尼娅死后，赫鲁晓夫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也与皮萨雷夫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9年，赫鲁晓夫家邀请耶弗罗西尼娅的妹妹安娜到基辅与他们在一起生活，帮助照看她的侄女和侄子——尤莉娅和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多年来，赫鲁晓夫家年长的一辈在很多方面给予了皮萨雷夫一家以帮助，特别是送给他们书籍。赫鲁晓夫夫人记下了他们的生日，尼基塔·赫鲁晓夫邀请他们去他在索契附近的家，这样通向这个偏远山间小屋的路都进行了铺设，并非正式地命名为赫鲁晓夫卡。这是作者对尼娜·巴尔莫特的采访。

^[10] 列昂尼德·尼基托维奇·赫鲁晓夫（Леонид Никитович Хрущёв，1917年11月10日——1943年3月11日），苏联军事飞行员，尼基塔·赫鲁晓夫的长子。1937年加入共青团。1939年加入红军。1939—1940年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1年参加卫国战争。1943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11] 纳尔逊·阿尔德里奇·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1908年7月8日——1979年1月26日），美国商人、收藏家。1930年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1935—1940年任克里奥尔石油公司董事长。1938—1945年、1948—1951年任洛克菲勒公司总裁。1939—1941年、1946—1953年任现代艺术博物馆总裁。1940—1944年任国务院美洲事务协调员。1944—1945年任共和国事务助理国务卿。1945—1953年、1956—1958年任洛克菲勒公司董事长兼洛克菲勒收藏品中心主席。1947—1958年任国际基础经济公司总裁。1950—1953年任国际发展顾问委员会主席。1953—1954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副部长。1954—1955年任总统外交事务特别助理。1956年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主席。1956—1958年任制宪会议临时国家委员会主席。1959—1973年任纽约州州长，在任期间于1971年血腥镇压阿提卡监狱暴动。1973—1975年任美国人关键选择委员会主席。1973—1976年任全国水质委员会主席。1974—1977年任副总统。1979年去世。

^[12] 这个问题是苏联剧作家米哈伊尔·萨特罗夫向退休后的赫鲁晓夫提出来的。参照N.S.Khrushchev （1894～1971）：Materialynauchnoikonferentsii,posviashchennoi 100—letiiusodniarozhdeniia N.S.Khrushcheva（Moscow：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gumanitarnyi universitet, 1994）,第39页。就像前面一章所提到的那样，赫鲁晓夫的不一致包括他接受小学教育的情况，他上的什么学校，上了多长时间，有多种不同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