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史沫特莱传（1987）
第二十章 最后一幕，1948—1950
史沫特莱在遭人白眼的情况下离开雅都时，中国的内战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共产党1947年底发起的反攻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成功。蒋介石的军队，战线拉得太长，领导能力极差，很快就被逐出了满洲，大批国民党军队和装备被俘获。西北的老游击根据地延安被重新夺回。到1948年4月，共产党军队已控制黄河北部农村，北京和天津等大城市也都落入了他们的包围圈中。据报道，他们正准备在山东进行一场重要的战役。山东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跨越黄河入海口的沿海省份。
这些来自中国的消息使史沫特莱欢欣鼓舞，减轻了由于她与伊丽莎白·艾姆斯关系破裂和寻找食宿困难所引起的焦灼感。她在演说中比以前更加强烈地抨击美国继续援助蒋介石的无望和不道德。然而，与此同时，她的政敌也更加起劲地攻击她，并为美国给予蒋介石更多的援助而暗中活动。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Alfred Kohlberg）（与前述阿瑟·柯尔伯格实为一人，作者有笔误。校者）访问东京并在威洛比将军家里逗留以后，在他的《大实话》杂志上就威洛比仍然是秘密的报告发表了一篇完整的社论，这份秘密报告包括指控史沫特莱是一名“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1930年以来就从事“卖国”活动。
在科尔伯格和《反击》杂志编辑们不断施加压力，要求支持他们的主张的情况下，联邦调査局急欲在史沫特莱案件上有所突破。胡佛私下担心缺乏具体证据。1948年4月，在收到威洛比关于佐尔格间谍集团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所起作用的64页详细报告副本后，他似乎不相信并在给一位局负责人的备忘录中评论道：“报告的作者显然醉心于某些有悖于佐尔格集团活动事实的动机。”尤其是胡佛迄未看到远东的佐尔格集团与美国的苏联间谍之间的任何联系。预料将来需要更多的史沫特莱情报，联邦调查局对寻找必要的证据感到有压力。胡佛责备奥尔巴尼办事处对史沫特莱案件缺乏决心，命令他们对她继续调査，尽管她已迁出他们的管辖范围。现在纽约局奉命对这个案件担负起主要责任，被催促加速对史沫特莱的调査，以便得到她涉嫌与苏联间谍联系的任何一星一点的证据。
1948年3月，史沫特莱逃离雅都，起先跑到了新帕尔茨索尔伯格·布伦丁的农场，大约两星期后，她与一位朋友，中国医药救济处的工作人员，米尔德雷德·普赖斯搬迁到了纽约。仿佛要表明她自己在政治上是吓不倒的，她公开发表讲话并写信坚决反对国会中提出的蒙特-尼克松法案，这项法案要求被认为是共产党外围的组织进行登记。她有关中国的演说变得更加刺耳。例如1948年4月4日在纽约服装区举行的“滚出中国”的集会上，她谴责在中国的美国帝国主义并直截了当地批评马歇尔将军和杜鲁门总统。同她一起上台讲话的有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和蒋介石的老政敌、前军阀冯玉祥。冯到美国华盛顿自荐作为取代蒋的一个可取人选。通过支持冯玉祥，史沫特莱和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希望鼓励某种形式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新联合政府的组成能结束内战。但冯玉祥在华盛顿受挫后气冲冲地投奔莫斯科去寻求援助（在经过黑海时死于船上的火灾）。[1]
到了6月，史沫特莱已作出了新的生活安排。自从她1942年到纽约以来，她与老朋友约瑟芬·贝内特及其丈夫里査德·布鲁克斯一直保持接触。[2]布鲁克斯夫妇对艾格尼丝各方面非常了解，邀请她到坐落在森林中的斯尼登村贮木场同他们住在一起。这个村在赫德森河西岸帕利塞兹丘陵附近，从曼哈顿乘火车约需一小时。6月中旬，史沫特莱住进斯尼登村贮木场。在联邦调查局监视下，她在附近城市发表反对尼克松—蒙特法案的演说并支持亨利·华莱士1948年根据进步党政纲进行的总统竞选运动。9月13日，她给艾诺·泰勒写信描述她在哈德孙河畔的新生活和重新进行大规模园艺劳动的情形：
我已搬到老朋友布鲁克斯在农村的尚未完全竣工的房子里，住一间有个人浴室的小房间。他们夫妇俩也搬来了。到冬天，这所房子就会一应俱全。我放弃写作已有几个星期，——由于雅都的冲突而在精神上难以平静，来此后，又总有木匠的锤声和一般工人们的嘈杂声。所以我种了一个大菜园，足以供应我们3人和10几家朋友。我在30多棵西红柿中间种了20多棵茄子，10多棵胡椒，花茎甘蓝，胡萝卜，莴苣，萝卜，豆类，每两周一种，新西兰菠菜，芥子菜，两种南瓜（6大堆瓜）。
让你对这个菜圃有一个概念：昨天附近一个军营的大群退伍军人举行大型野餐，拍卖东西，为华莱士竞选总统运动筹集资金。我直接从菜园里向他们送去一箱箱的新鲜蔬菜——他们卖了35美元。我定期把青菜供给一些退伍军人，供应附近的两户人家，而且一有机会就把一箱箱蔬菜送给纽约的一位朋友。我的菜园丰产轰动了这个地区，但是其他多数菜园歉收。我在夏天有玉米吃——直到一只浣熊闯进去，每天晚上吃掉有十多穗。
我们有一所房子离哈德孙河约300英尺——我们常坐在阳台上观看河从下面流过。你知道，沿哈德孙河直到这座城市，林木茂盛，非常美丽。这个村落是艺术家们的村落。他们使用长期车票经常来住于纽约和这个村落。他们是剧院工作人员、音乐家、作曲家、作家，少数教授和其他专业人员。他们居住在这里，但在纽约工作。不过我很少看到他们。自从我离开雅都以来，我的健康状况极好，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我的溃疡病消失了。
对于史沫特莱，1948年秋天是个较平静的和多产的秋天。她修改了朱德传的草稿，年底她把它送给克诺夫，然后，交给埃德加·斯诺阅读。然而这时她已经在纽约文学界当权势力面前失宠。为她处理应聘演说的代理商已经弃她而去。她已很少在大学校园里露面。编辑们特别是《新共和》杂志和《民族》周刊的编辑们正在和她保持距离。史沫特莱发现，她现在只能在《远东聚光灯》（由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出版），《中国文摘》（香港）和《国京前卫报》（纽约）等发行量有限的社会主义左翼杂志上发表文章。周以德和鲍威尔之流院外援华活动集团成员也不再在广播电台同她辩论。她最后一次发表电台广播讲话是在1948年5月，是由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赞助的。
史沫特莱在纽约市外发表有关于中国的公开演说时常常受到诘问。例如，1948年6月，她预定在帕利塞兹附近一个退伍军人组织露面的消息传出后，就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一小伙脑子里装满了科尔伯格《大实话》杂志关于史沫特莱是叛国者之类指控的当地居民，在她发表演说以前，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抗议。史沫特莱还是如期发表了讲话，没有被人打断，可是气氛紧张；据报道，她放弃了通常都有的回答提问部分。报纸对她持敌视态度。《纽约镜报》形容她对帕利塞兹四周当地社会舆论“漠然置之”，嘲笑她“作为一个头发染色多变，身材粗壮的女人在帕利塞兹一带成了有趣的话题”。
1948年8月，反共情绪被泄露给报纸的有关“红色间谍皇后”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向纽约大陪审团（尽管没宣布起诉书）作证的谣言煽动起来了。12月，美国政府内部关于间谍事件和控告共产党渗透的浪潮，在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和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之间难解难分的激烈争论中达到高潮。虽然钱伯斯1942年以来一直是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但是直到1948年12月2日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访问他的农场，要他出示那出名的“重要文件”，他才改变了他对希斯的指控包括有关于充当苏联间谍的说法。同月，委员会还就“远东”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问题询问了钱伯斯。这时他改变了原来的说法。在1945年联邦调査局的一次访谈时他曾报告说，1936年在纽约一家自助餐厅应他的要求同史沫特莱进行过一次随意的会见。他还说：“大家都知道她是美国共产党员。而1948年12月他却说会见是在1935年，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出于他的要求：约翰·卢米斯·舍曼（John Loomis Sherman）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即将前往远东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需要找史沫特莱谈正事，曾要求钱伯斯与她接触。[3]
12月31日，向全国报刊提供稿件的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Drew Pearson）写道，史沫特莱是一个重要苏联间谍，大约从1934年到1941年作为苏联间谍集团的一员在日本工作。也在这时，科尔伯格，厄特利和周以德这些院外援华活动集团主要成员，由于意识到蒋介石的处境实际上已亳无希望而开始釆用一种新的口号：是谁丢掉了中国？他们的答案，当然不是蒋介石。这场战争。他们说，不小一部分是在美国输掉的，因为象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那样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同情者，在成功地软化了公众舆论，削弱了尤其是在国务院内，对于蒋介石继续掌权所需的大规模援助。
1949年，对于史沫特莱而言，开始得相当平静。1月21日，她和刘良模一道在帕利塞兹为华莱士竞选总统的当地俱乐部的集会上讲话，刘良模是信奉基督教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1938年她曾在长沙在医疗救护方面同他有过密切的合作。那是一次欢快的聚会，她和刘非常热情地谈到了中国的未来前途。但是结果表明，1月份不过是暴风雨前的间歇。1月31日，《时代》杂志毫无根据地点名说史沫特莱是美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的投稿人。2月1日，美国军方和中央情报局向联邦调查局索取有关史沫特莱所有报告的副本。2月8日，合众国际社记者报告联邦调査局，说军方将发表一份有关苏联间谍集团长达33000字的报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该集团关键人物之一。2月10日在华盛顿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乔治-艾斯特（George Eyster）上校公布了这个报告。艾斯特的报告以威洛比在东京麦克阿瑟将军总部的报告为根据，描述了在日本为苏联工作的一个战时间谍集团。报告说，这个集团由于提供至关紧要的情报，帮助俄国军队打退并打败了德国人（荒唐可笑，因为佐尔格1941年被捕了[4]），据査证，这一集团的领导人是：冒充纳粹驻东京的新闻专员俄国人里査德·佐尔格博士，和日本新闻记者兼中国问题专家近卫文磨首相的朋友尾崎秀实。他们两人和其他几个人于1941年被日本人逮捕，而在1944年被处决。可是这个间谍集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29年的上海。
能够用来指控一个活人的最严重的罪名落到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头上。的确，她1930年在上海曾把尾崎介绍给佐尔格。他们3人当时都是新闻记者。尽管并没有1934年以后与她还有牵连的证据，这个报告却断然宣称史沫特莱是“仍然逍遥法外的”“一名苏联政府间谍和特务”。而且，她还被描述为“把中国共产党人说成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而只不过是与苏联无任何联系的当地土地革命者”之类鬼话的早期编造者之一，如果不是创始者的话。据报告指称，这种观点已被史沫特莱十分有效地普及了，以至：“今天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已难以相信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任何别种解释了。”
同一天，史沫特莱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她的辩护律师奥·约翰·罗格（O. John Rogge）坐在她身旁（罗格是罗斯福总统的前助理总检察长，此时可能是美国著名的民权律师）。她强烈否认他们的攻讦，说她从来不是苏联间谍，也不是任何国家的代理人。她还谴责有阴险政治动机的麦克阿瑟将军，说他对她的攻击与蒋介石政权在中国的失败有关。那天晚上，在相互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中，史沫特莱发出一项挑战：“麦克阿瑟将军并未对我提起诉讼。他知道我并未犯下他所指控的那些罪。他躲在一项法律的保护后面肆意胡言，这项法律说他作为高级军官不得由于作伪而受到起诉。因此我称他为懦夫和小人。现在我对他说：放弃你的豁免权，我要控告你诽谤。”
第二天，2月11日，华盛顿军方发言人正在重新考虑。他们慌忙要求联邦调査局提供更多的情报。艾斯特不愿意向新闻记者发表这项报告的全文，说它“所包含的既有见解也有事实”。2月16日他对《纽约时报》说，这个“报告包含了使军方为难的几种见解，而他“认为有关当局调査过史沫特莱女士以前，不应该点她的名”。华盛顿军方官员尽可能地把整个事情的责任推给东京麦克阿瑟总部。最后，2月18日美国军方公开道歉并撤销了对史沫特莱的指控。《时代》杂志报道说：
军方今晚公开承认，在发布有关在日本和中国的共产党间谍的“哲学性”报告方面犯了“不慎失言”的错误，并且说没有证据能支持对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曾是所称间谍集团一员的指控。（艾斯特上校）断然声明，“在我们并未掌握证据时”，就发表言论指控史沫特莱女士这样的人士不是军方的政策。他强调，他不是说不存在有关于史沫特莱女士的证据，而仅仅是说，“报告发表时我们手里没有证据”。艾斯特上校说，“没有证据就给人涂上焦油、粘裹羽毛（一种私刑和侮辱——校者）不是美国政府的政策。”
东京总部的反应是十分恼怒。报告是麦克阿瑟的情报头子查尔斯·埃·威洛比将军1947年写成送交华盛顿的。为什么要现在发表呢？然而，触怒威洛比的却是史沫特莱扬言要以诽谤罪起诉和军方一星期后的反应。2月21日，他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他愿意放弃他的军事豁免权以便史沫特莱控告他。史沫特莱没有接受他的挑战，主要因为卷入之后所费不赀，还因为她已赢得军方的道歉和撤销指控。总之，陆军部长肯尼思·C·罗亚尔（Kenneth C. Royall）拒绝让威洛比放弃他的豁免权，并在2月25日“会见记者”时试图把整个事件当作一种“处置失当”草草了结。
威洛比将军却没有被吓倒，第二年他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收集证据以支持他的指控。结果，他向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特别报告并写出了一本极富煽动性的书《上海密谋》（1951年）。无论是报告或是那本书都未能成功地证实史沫特莱曾是一名共产党员或间谍或她同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联系曾—直延续到1932年以后。然而，威洛比和他的报告仍是院外援华活动集团当年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而且时至今日对于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这样的保守团体依旧如此。
象埃德加·胡佛一样，华盛顿陆军总部一直处于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之流院外援华活动分子要求发表威洛比报告的日益增加的压力之下。这些院外活动集团成员感到苦恼的是，军方只对沃尔特·西蒙斯、德鲁·皮尔逊、约瑟夫·艾尔索普这些他们认为是友善的记者透露消息，而其他人没有受到多大注意。威洛比的密友科尔伯格尤其对陆军压制这个报告感到不耐烦。后果证明不幸的是，米德（Meade）上校屈服于压力，未经上司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的批准就发布了这份报告。在这个报告公布的同一天（2月10日），科尔伯格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赞扬陆军的行动并要求“陆军和联邦调查局效法麦克阿瑟将军并且全部公开有关苏联间谍集团的调查结果”，他还补充道：“麦克阿瑟报告中提到的两位作家现在住在本市市内……对他们在这个国家的活动应作进一步的报道”。
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尽管有东京方面的反应和罗亚尔部长感到为难，陆军情报头子米德上校和显然也是情报官的艾斯特上校，作为应对发表报告负有责任的当事者均被调职，他们的调职使两位国会议员2月19日要求对陆军部的动机及其处理整个事件的方式进行调査的呼声平静下来。
报刊对2月10日报告的发布和军方随后又撤销了报告的反应大不相同。科尔伯格3月和4月在《大实话》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中为右翼和院外援华活动集团说话：“决不允许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洗刷的行动损害一位伟大和受尊敬的军人并玷污美国陆军的荣誉”。亨利·卢斯的《时代》和《生活》杂志，《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系的报纸如《世界电讯报》都认为，是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样的共产党分子揭露出来的时候了。而在左边，《工人日报》则指控对于史沫特莱的攻击是蒋介石失败的一种反应，并暗示麦克阿瑟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站在中间的是替《民族》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明星报》、《纽约邮报》写稿的马奎斯·蔡尔兹（Marquis Childs）和哈罗德·艾克斯（Harold Ikes）这样一些自由派编辑和专栏作家。他们为缺乏具体证据的指控感到震惊，担心尽管军方撤销了指控，还会有更多的政治迫害等在前头。
有关间谍罪指控的大肆宣扬却在不象会产生的地方产生了严重的反响。在撤回报告后一周多，2月18日联邦调査局特工人员访问了雅都，会见了当时四位居民中的两位：爱德华·梅塞尔（Edward Maisel）和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以及常务董事伊丽莎白·艾姆斯。询问的中心问题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联邦调査局曾经通过艾姆斯的秘书对史沫特莱跟踪达四年之久，直到她离开雅都为止。这位秘书定期“把情报投在萨拉托加某地以转交联邦调查局”。在这个时候，在史沫特莱离开一年以后，对雅都的一次公开询问可以被看作是关心史沫特莱长期住所的一种不祥信号。假如询问的意图也在于恫吓，则无疑达到了目的。
联邦调査局对雅都一段所谓共产党人的过去突然发生兴趣，使居住在这里的哈德威克，梅塞尔，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和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四位客人大吃一惊。他们开始对伊丽莎白·艾姆斯产生怀疑。他们四人中只有梅塞尔曾经见过史沫特莱。然而在联邦调查局调査期间，他们四人由诗人罗伯特·洛厄尔带头，与本地董事会成员进行接触，表示对雅都“阴森的”气氛感到关切。他们指出，“联邦调査局似乎既不信任雅都常务董事艾姆斯夫人的证词，也不信任她的动机……而认为她曾保护过史沫特莱夫人（原文如此）达到了失职的程度。”1949年2月26日，董事会在雅都举行一次正式会议讨论这件事情。罗伯特·洛厄尔针对艾姆斯夫人的冗长发言，被他的传记作者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概括如下：
这次会议的记录非常难读。洛厄尔的开场白要求“解雇”艾姆斯夫人，并且要“无条件地、决定性地和迅速地”采取这一行动。“确切”的罪状是，我们有这样的印象，艾姆斯夫人不知怎样深深地神秘地卷入了史沫特莱夫人的政治活动，”而且艾姆斯夫人的品质“完全不适合担任常务董事的职务”。洛厄尔继续据此而使用了一个“非常贴切形象化比喻。”他说，雅都是“躯体”而艾姆斯夫人是“一个有病的器官，长时期毒化着整个机体，有时强，有时弱，有时几乎难以觉察，有时象现在这样达到致命的程度……。”然后，洛厄尔反复询问其他客人，强求他们每一个人提供一系列想象的危害性“印象”。例如哈德威克表明：“我个人感到，在艾姆斯夫人的表面行为和她的真实感情之间常常是不一致的，不是对我，而是对大多数事情。我只知道表面……不能了解她的内心。”会上还提到了在雅都受到款待的其他共产党作家，提到了一位名叫伦纳德·埃尔利希（Leonard Ehrlich）的“无产阶级小说家”，是艾姆斯夫人的老朋友和雅都的常客，提到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附近斯基德莫尔学院的学生中使他们改变信仰，还提到日本和东德的神秘来访者，和有关“莫洛托夫鸡尾酒会”的可疑笑话，以及艾姆斯夫人对待联邦调查局的有悖于爱国精神的警惕和谨慎等等。总之，所谓“证据”，是由不经甄别的道听途说加上和绝望的猜测拼凑成的一种东西：而没有一个证人能够不承认艾姆斯夫人“表面”的友善和工作效能。
会议结束时，伊丽莎白·艾姆斯为自己辩护。她说，“玛乔里（艾姆斯的姐姐）死后，她感激（史沫特莱），因为（史沫特莱）在护理等等方面给予了很多帮助。”她说，那就是为什么会让史沫特莱在那里住那么久的原因。她并不为史沫特莱出现在雅都而感到歉疚，也不为最初（向洛厄尔）把史沫特莱描述为“老派杰弗逊式民主分子”而反悔。由于受到客人们的攻击，她感到震惊和痛心，因为十天前她同她们之间的关系还十分密切。
马尔科姆·考利作为雅都董事会成员出席了会议，曾经为史沫特莱和艾姆斯夫人辩护。他说，没有人否认史沫特莱有时同情共产主义事业，但他藐视关于她不是共产党员就一定当过间谍的想法。考利引用联邦调査局关于史沫特莱的档案材料对董事会成员们说：“早在1940年，（当）她刚刚离开中国……史沫特莱从洛杉矶给我写了一封8页纸的长信，谈到她的很多困难。（美国）共产党人全都反对她。他们想方设法使她得不到演讲的聘约。她手头很紧。此后，她来到东部在农场当农工，她写到她已经听到有关雅都的情况，我要她写信给艾姆斯夫人”。
会议结束时董事们一致同意3月底在纽约举行下一次董事会会议时将再讨论这件事，并作出最后决定。考利在给朋友的信中很好地描述了雅都会议最后的场面：
最后什么事也没有做成，什么事也不可能做成。但每一件事都要留待下次在纽约举行的新会议（大约两星期以后）作出决定。客人们散去时发誓要使雅都的名字在文学界名誉扫地，并且要召开一次群众抗议集会。董事们离去了。我呆了一天，因为我必须完成一大篇评论，如果等我回到康涅狄格州我就可能太累而难以完成了。可是后来我也离开了，觉得我好象是出席了一次大清洗期间俄国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伊丽莎白·艾姆斯住进一家私人疗养所。她的秘书辞职了。雅都好象成了战争蹂躏过后的一片战场。
在随后的三星期，洛厄尔给雅都“校友”写传阅信件，极力主张免去艾姆斯夫人的职务。而马尔科姆·考利，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约翰·奇弗（John Cheever）等人则准备了一份反请愿书为她辩护，。由51位著名的“校友”签名。其中有凯瑟琳·安妮·波特和卡尔森·麦卡勒斯这些史沫特莱的雅都老朋友。麦卡勒斯立即离开佐治亚州到纽约来帮助为艾姆斯夫人辩护。到3月26日董事开会时，决议是一项预先做出的结论：艾姆斯夫人再次被确认为执行董事。罗伯特·洛厄尔也许从不理解艾姆斯夫人对于建设雅都的作用。把她得到压倒多数的支持票当成了一次个人的失败。[5]于是，在1949年3月这一个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变成了纽约文学界街谈巷议的话题。不幸的是，许多议论只是加强了人们对于她是个危险的激进分子和很可能是个共产党员和间谍的印象。因此，在纽约文学界正统势力心目中，从这起事件中显现出来的她，比一年前被从雅都驱逐时更象是个不可接触的贱民。
军方发表东京间谍报告也使联邦调査局慌乱起来。它突然受到要求提供更多有关史沫特莱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证据的压力。例如艾尔弗雷德·科尔伯格就要求联邦调査局公布它所知道的史沫特莱的情况，并且有人谈到要由一个大陪审团调查史沫特莱的案件，联邦调査局将不得不在其中起重要作用。
在送给中央情报局和陆军情报处这种政府机构的报告摘要中，联邦调査局曾不断暗示“根据可靠消息来源”，史沫特莱是一名共产党员。问题在于声称确知史沫特莱是共产党员的唯一“可靠的”前共产党员消息来源就是惠特克·钱伯斯，而他却根本没有证据。对前共产党员威特福格尔和冈帕兹的审讯以及对史沫特莱的演说和著作的审查，有助于证明的也仅仅是史沫特莱20年代曾是个共产党同情者或是一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不是共产国际的特务或共产党员。更何况佐尔格的间谍指控迄未获得确实的证据。胡佛抱怨处理这个案件漫不精心，并命令有关机构重新审査史沫特莱的档案。他特别再次批评奥尔巴尼办事处对这一案件“处置不当”。
奥尔巴尼办事处在答复时采取坚定的态度。它承认在提交报告方面有“不可原谅的延误”，但又补充说：“当时监视对象在奥尔巴尼区域内显然并未进行任何可以报告的有关活动。”在回答胡佛局长关于1947年底收到最初的佐尔格报告后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的问题时，奥尔巴尼分局解释说：
请注意，此（1947年的）摘要并未披露有关对象1934年以后在远东活动的材料。事实上摘要的最后一句是说，佐尔格曾通知他的一个特务尾崎说，同对象的任何进一步接触都是危险的。奥尔巴尼办事处一收到这份摘要便查明对象仍然留在庄园（雅都），而并未从事与她的现有职业不相符的事情。她很少离开住处。据密告人（艾姆斯夫人的秘书）称，她不曾作过值得重视的旅行……而且（直到1949年）奥尔巴尼和纽约的办事处的调查均未发现她有现行的间谍活动。
纽约办事处虽然答复胡佛时更有礼貌，但是也为缺乏证据而苦恼：“要肯定地查明史沫特莱曾经或正在作为苏联间谍进行活动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可能。调査表明，她继续保持亲共产党的同情并与类似性质的人员和组织有联系。据信，继续进行这种调査无疑将会积累更多已经获得的同类情报。”为了取得突破性进展，纽约方面建议，直接询问史沫特莱本人，如果必要，由大陪审团传讯。询问应详细调査她“在欧洲特别是在俄国的联系，她在中国共产党军队中工作时同东方的哪些人有过接触以及她同佐尔格博士关系的范围。”可是在一致同意值得调査的主要是史沫特莱在美国的影响和联系之后，纽约办事处说，“应当格外小心，以免本局在新闻报道中处境难堪。”在陆军刚受到那次今人难堪的宣扬之后，这种警告对J·埃德加·胡佛起了作用，他立刻否决了借助于大陪审团传票直接讯问史沫特莱的主张。
3月，在联邦调査局非常懊恼地从事情发生两个月后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得知惠特克·钱伯斯12月向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成员作证时，已把史沫特莱牵连在可能的间谍活动之中，他们重新询问了他。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钱伯斯这次的说法和1945年他对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情况互有出入，可是联邦调査局的这次讯问报告没有注意到这种不一致。至于史沫特莱是个共产党员的问题，钱伯斯12月向众议院委员会到底说了些什么至今仍不清楚。可是到3月他的措词就比1945年说的谨慎了：“我没有（史沫特莱）是共产党员的情报，不过得到了她至少是共产党同情者的印象。”在这一年当中，联邦调查局询问了30年代在中国认识史沫特莱的好几个人，包括蒂尔曼·德丁（Tillman Durdin），弗瑞达·厄特利，哈罗德·艾萨克斯（即伊罗生——校者）和弗兰克·多恩。史沫特莱的第一个丈夫厄内斯特·布伦丁和他的姐姐索伯格受到了调査，史沫特莱的纳税申报书也被检査，邮件和她在斯尼登庄园（Sneeden’s Landing）附近的活动都受到更严密的监视。
史沫特莱在中国认识的新闻记者，现在大都回避她。也有少数例外，1949年3月，史沫特莱高兴地收到了一封支持信，这是T·H·怀特（白修德）从意大利寄来的。这封信说：
即使写一封长信也难以开始说明我对这些婊子养的是多么愤怒！他们竟敢如此随便诽谤有着你那样一种履历的人。我一向知道，威洛比是一个缺乏男子汉气概的邪恶老混蛋。最后一次（1945年在马尼拉）我看见他时，他正在街心大骂一个黑人士兵，说“你这狗娘养的黑鬼，挡我的路是什么意思。”他说这话时，用的是一种多喉音的外国腔调，那种腔调总使我想起他的父亲是威廉皇帝军队中一个普鲁士将军。因为那种猛然一抖，把身体站直象是你忠实仆人的动作，丑陋而可笑……我们全世界所有爱你的人都站在你一边……不知道为什么，你，我和其他许多人似乎一直生活在一个精神和意志都被看重的时期，而现在竟落入用尺量信仰、用砝码称忠诚的机械人手里。”
随着联邦调査局监视的加紧和表面化，史沫特莱象是一位被追捕的妇女，非常象她过去在上海受到法国、英国和中国的密探监视那样。也象以往一样，她的公开反应就是反抗。她在《远东聚光灯》杂志上发表题为《东京烈士》的短文，赞扬尾崎和佐尔格作为反法西斯分子的贡献。她还继续给尾崎在东京的女儿寄送衣服和钱。
有一项灵感之举，史沫特莱征得了他曾在罗斯福任内担任过十多年喧闹的好争论的内政部长的哈罗德·艾克斯的支持。虽然他现已进入他自己的70年代中期，但是作为《纽约邮报》每日专栏的辛迪加专栏作家和自由事业的赞助者仍然非常活跃。1947年底以来，他同史沫特莱一直就中国局势保持通讯联系。2月和3月，史沫特莱故意向他提供有损威洛比声誉的材料，希望他会利用这些材料作为攻击院外援华活动集团、麦克阿瑟将军和杜鲁门政府的弹药。艾克斯以异常凶猛的方式使用了史沫特莱的弹药。在3月中旬的两篇专栏文章中，他称威洛比将军是种族主义者和亲法西斯分子以及其他各种恶名，获得了预期的效果：他使院外援华集团和威洛比不得不暂时采取守势，并使他们随后的几年激烈争吵。
在奥·约翰·罗格的建议下，也或许是为了拧一拧纽约文学界的大佬们的鼻子，3月底，史沫特莱在沃尔多夫饭店举行的为期3天的保卫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会议上做过一次象征性的露面。这次会议是由支持亨利·华莱士的进步党的1948年竞选运动的知识分子组织的，目的在使华莱士的运动保持生气，是为了对抗这个国家日益增长的冷战心理。会议计划邀请苏联和东欧的重要知识分子与美国同行讨论当代文化问题。罗格是这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要史沫特莱作为美国政治压迫的象征出席会议。
美国国务院拒绝给大多数被邀请的东欧知识分子发入境签证。但是，象作家A·A·法捷耶夫和作曲家德米特里·萧斯塔科维奇这些重要苏联人物都来了。美国方面有100多人，政治上从右翼到左翼，从罗伯特·洛厄尔到诺尔曼·梅勒（Norman Mailer）；到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rs）都参加了。会场外，示威者游行抗议所谓会议组织者和听众的亲苏观点；会场内，包括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cDonald）、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和罗伯特·洛厄尔在内的一些作家，一有可能就提出含有敌意的问题。辩论十分激烈，遗留的争吵在文学和政治杂志上持续了多年。
总之，在持续不断的争论中，会议组织者损失大于收获。至少有一例表明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文学评论家弗·奥·马西森（F. O. Matthison）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自己在政治上所受人身攻击作出的反应，第二年自杀身亡。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也未能幸免伤害。虽然她在会议上很少讲话（没有讨论中国问题），但她的照片还是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了。而在她讲话时她是为苏联辩护。她反问道：“如果没有两千五百万俄国人在战争中死去，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吗。”因此，在有关这次会议的许多文章中（以及一些年以后写的历史著作中），史沫特莱是被涂抹马西森的那同一把焦油刷子涂黑的：她被称为坚定的不肯改悔的斯大林主义者同路人。
史沫特莱认识到，她在公众的眼里作为一个亲苏的同路人和共产党间谍嫌疑分子而被贴上的标签是不可改变的。可悲的真实是，史沫特莱与之保持有密切联系的东方集团国家不是俄国而是南斯拉夫。1948年年中以来，南斯拉夫在铁托元帅领导下大胆地与华沙条约组织和莫斯科的领导断绝了关系。史沫特莱对共产党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运动的同情可追溯到1938年她在汉口对鲍谦熙博士的友谊与钦佩。她在40年代的公开演说中，常常对南斯拉夫和中国两国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类比（这种类比终于在60年代为学者们接受。）1949年，史沫特莱是纽约的南斯拉夫新闻处的常客，并与该处负责人之一玛丽亚·维尔范（Marjia Vilfan）关系特别密切。维尔范后来写道：在她看来，史沫特莱毫无疑问同情南斯拉夫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
史沫特莱照旧在集会上讲话，例如6月在纽约由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主持的一次集会上讲话。集会的主题是《为新中国欢呼——为和平联合起来》。同她一起出席的还有民歌手皮特·西格尔（Pete Seeger），亨利·华莱士和来自长沙基督教青年会的老朋友刘良模。不过，一般说来，她担心这些人的出现对她的赞助人害多利少。[6]史沫特莱参加这次特殊集会表明她在这个委员会已发生的重要分裂中处于中立。引起分歧的是安娜·路易丝·斯特朗。1949年1月她突然被苏联驱逐后回到纽约，由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批评苏联而激怒了美国共产党。结果，委员会领导人艾尔西·乔姆利（即邱茉莉），莫德·拉塞尔（Maud Russel）（即，路慕德——校者）等人甚至拒绝同斯特朗说话，而作为一种反应，史沫特莱的许多朋友，包括著名的埃德加·斯诺，便退出了这个委员会并抵制它的活动。史沫特莱象斯诺一样同情斯特朗。这两位妇女在1949年一整个春天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聘请了同一位律师奥·约翰·罗格。另一方面，史沫特莱继续同该委员会的个别成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决心继续出席他们的集会。
虽然她公开采取反抗的姿态，但她在内心深处感到压抑。象早先几次危机时期一样，她的身体健康状况反映了她的心理状况。1949年2月中旬，她写信给一位朋友说，她晚上不吃药就睡不好觉，她心脏出了毛病，总感到精疲力竭，好象突然老了十岁。象早先几次一样，她说她周围的气氛是严密防范和政治迫害的窒息气氛。她为在红军在中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如此疲倦和打不起精神来而感到难过，又一次考虑到逃走：“我的朋友，为什么我没有在几个月以前到中国去并归化成为中国公民呢？我本来可以在那里平平安安地工作的。可是美国这个国家是容不得任何一个热爱自由的人的。一个将军就可能随便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苏联政府的间谍和特务，因为她为中国辩护”。
不过这次危机与早先几次不同。过去，史沫特莱总能得到一大群朋友的物质和精神援助。而在1949年，她剩下的朋友布鲁克斯夫妇，埃德加·斯诺，米尔德里德·普赖斯（Mildred Price）和杰克·贝尔登，由于同她交往，几乎是日甚一日地变得更加容易遭到政治性骚扰。以往，她总有一种个人政治使命感，有一种别人需要她做某种重要工作的感觉。而在沃尔多夫会议之后，她觉得自己没有用了，而且会起反作用。她的共产党朋友即将在北京掌权，蒋介石是垮了。现在她能为建造新中国做些什么贡献呢？也许只会碍事。最后，由于不能发表演说或发表文章，她的自立能力受到了威胁。变得完全依赖朋友的前景，无论在美国或中国都是她所不能接受的。
1949年春夏，石垣绫子和她的丈夫荣太郎也是史沫特莱在纽约的支持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格林尼治村的日子里，荣太郎就认识了史沫特莱，在雅都他们又加深了友谊。绫子后来回忆说，1949年6月史沫特莱的困难越来越多。在斯尼登庄园，她的房东布鲁克斯夫妇受到当地居民的骚扰和他们亲戚的抵制。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内的一派散布谣言，说史沫特莱向正在赫德森河航行的苏联船只发信号。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也加紧了。一连几个星期，两名特务守在布鲁克斯夫妇家门前。为了进出时避免被看见，史沫特莱有时藏在他们汽车后面的行李箱内。由于不想给她的朋友带来更多的麻烦，史沫特莱决定离开这里并在曼哈顿找一个地方居住。
然而，在动身前往纽约以前，史沫特莱在斯尼登庄园举行的斯诺与年轻女演员洛伊丝·惠勒（Lois Wheeler）的结婚仪式上找到了暂时的欢乐（1944年以来，斯诺与他的前妻尼姆·韦尔士已经分居，经过她一再抗议不久前已正式离婚。到了70年代末，韦尔士仍然把离婚部分地归罪于她的老对手史沫特莱）。史沫特莱从帮助他们实现结婚的计划中得到了极大的喜悦。事实上，据洛伊丝说，是史沫特莱操办了整个婚事，雇请音乐家，在布鲁克斯夫妇家的院子里安排室外招待会。她用鲜花布满了门厅，却惹恼了邻居，因为那些花都是她从邻居花园里“借来”的，对于史沫特莱，这是个大玩笑并且是感情的宣泄。但是在根本上这更是史沫特莱对斯诺的友谊的表示，此时，在所剩无几的中国时期朋友中对她支持最有力、影响最大的就是斯诺了。
7月，史沫特莱与米尔德里德·普赖斯暂时迁居曼哈顿。她花了几个星期寻找公寓而一无所获之后住进了叫作卡特里特的一家小旅馆的一间房间，这使她得以有她自己的一片清静之地，但是费用高得难以支付。为了省钱她常同绫子和荣太郎均摊饭费。大约就在这时，她受到了另一个打击：克诺夫的编辑们要求她对朱德传手稿作实质性修改。他们批评她大段大段地引用朱德本人的话，也批评她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运动热烈同情的观点。他们要她写中国共产党人与莫斯科的关系，这是她不曾接触过的题目。史沫特莱感到愤怒，开始怀疑克诺夫提出这些异议是由于冷战气氛日益恶化和麦克阿瑟对她的指控。她征求埃德加·斯诺的意见，可是他说他同意克诺夫的许多意见：手稿需要作较大的修改并要缩短篇幅。最后史沫特莱决定与克诺夫断绝关系，并依靠斯诺帮助作编辑加工和寻找一家新出版商。
到8月，史沫特莱的积蓄已经用光。她不久前付过1500美元一笔法律用费，寄了500美元给她在圣迭哥的兄弟。与克诺夫断绝关系使她的财务前途显得更加不可靠。她可能看到的唯一解决办法是尽可能快地离开这个国家。她计划先在生活费用较低的欧洲居住以完成她的著作，然后再从那里作出安排到中国去。
史沫特莱7月开始申请护照，但是几次遭到拒绝，而没有得到解释。罗杰和鲍德温等朋友曾设法帮忙，但毫无用处。最后护照司通知她的律师罗格，不发护照是因为她是个共产党员，而陆军部已经控告她是间谍。10月，作为最后的一步，史沫特莱请求哈罗德·艾克斯帮助，对护照司司长鲁思·西普利（Ruth Shipley）施加压力，西普利终于动了恻隐之心，把护照发给了史沫特莱（据史沫特莱给艾克斯的信件），护照到1950年10月期满，仅限于在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有效。虽然她并不知道其中原因，但是规定这些限制是为了适应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需要。该委员会的成员们计划于1950年询问史沫特莱，也许会要让她接受大陪审团的讯问。
1949年10月，史沫特莱仍在等候护照，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作为一个独立的印度的总理首次访美。这是一次激动人心和大事张扬的旅行，不仅具有象征的而且具有实际的重要性，因为尼赫鲁还要寻求援助。许多人要求会见尼赫鲁，史沫特莱是其中之一。自从1928年在柏林第一次见面以来，史沫特莱与尼赫鲁之间有着断断续续的通信联系。在40年代，史沫特莱曾公开地把尼赫鲁当作我们时代的伟大政治家和民主主义者同杰弗逊相提并论。尼赫鲁到达美国后史沫特莱两次通过印度大使馆寄信给他，但是未获回音。后来在华盛顿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史沫特莱的一位朋友问尼赫鲁为什么不给史沫特莱回信。尼赫鲁似乎大吃一惊，传话给史沫特莱要她那天晚上打电话给他。史沫特莱打了电话而未能接通尼赫鲁。同她说话的是一个男人，她认为这个男人一定是冒充尼赫鲁秘书的联邦调査局的特务，因为她知道尼赫鲁真正的的秘书是个女的。后来，她用另一种方法终于在纽约沃尔多夫饭店尼赫鲁的套间里，与尼赫鲁进行了一小时的个别谈话。他向她问到有关中国新政府、领导人和土改政策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史沫特莱敦促尼赫鲁亲自到北京去看看。尼赫鲁要她相信，他的政府就会很快承认新中国政府。史沫特莱还谈到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她自己的处境。尼赫鲁礼貌地表示同情。但在他们会见以后，史沫特莱对一位中国朋友透露，他居高临下的屈尊姿态和“资产阶级风度”使她不舒服和失望。尼赫鲁并没有重提以前要她访问印度的邀请。
尼赫鲁的会见也许揭开了史沫特莱的旧日创伤。尽管她相信是联邦调查局不让她接近尼赫鲁，似乎更有可能的是尼赫鲁周围的印度官员们设法不让他见她。他们有些人会记得1927年她与拉伊帕特·拉伊和卡玛拉德维·恰托帕迪雅亚进行的激烈辩论。到1949年，她已由于过分容易引起争议而难以被印度领导人公开接受。如果史沫特莱在任何一种程度上猜到了这一点，那一定会增强她的孤立感。
9月底，在会见尼赫鲁以前，史沫特莱从北京新政府的一位密使处收到了2000美元现金。这位密使是她最亲密的中国老朋友陈翰笙教授，他和妻子顾淑型从1945年底以来一直住在美国。这笔钱是专供她回中国时用的。
在延续到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那一个星期，史沫特莱显得愉快而轻松。她给《国民前卫报》写了一篇短文赞扬共产党的胜利。她带着蛋糕和蜡烛到石垣夫妇的寓所去表示庆祝。10月底，她终于得到护照，便立刻行动起来。为了乘船到中国去，她把大多数文件和财物留给了她的朋友，住在纽约州北部雅都附近的托尼·威利森（Toni Willison），以备将来运往中国。她劝绫子不要去码头送行，因为到处都是联邦调査局的人。绫子记得最后那几天她那憔悴和精疲力竭的模样和她告别时茫然的笑容。
的确，史沫特莱是苦恼的。在政治上，她不知道中国现在是否还需要她。她担心她可能已毫无用处了。正象她1939年在关于汉口不可思议的魔力的那封信里对弗瑞达·厄特利所说的那样，她在中国总感到自己是个外来人，从来不能直觉地理解周围社会的节奏、气韵和情调。因此，1949年11月15日约瑟芬·贝内特·布鲁克斯，陈翰笙夫妇和斯诺夫妇在纽约码头送别的是一个精神不振的女人。她乘美国邮轮前往法国勒阿弗尔，再从那里横渡海峡进入英国，朋友们在那里等她。
船上的生活振作了她的精神。起初，船上似乎没有人认识她是谁。她乘的是经济舱，在喝鸡尾酒的时间里特别活跃，手里总端着鸡尾酒杯。她和水手们合得来，就象与同行的旅客合得来一样。使她高兴的是为劳工政治而展开的一场争论。美国海员工会乱给别人扣红帽子的头子在船上坐头等舱去伦敦开会。他和船员们在航行中得知，他的工会的左翼分子刚刚在纽约举行了反对和推翻他的暴动。工会会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全体船员参加，史沫特莱兴致勃勃地在一旁观阵。争论的问题是工会的种族和政治偏见。后来，史沫特莱在她的舱房里会见了许多黑人船员，他们谈了工会中乱扣红帽子的现象和她与保罗·罗伯逊相识的情况。总之，那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旅行，旅行结束时，她利用她同船员们的关系，为伦敦的朋友们带走了几大包剩余的食物。
在勒阿弗尔上岸时，史沫特莱用花言巧语成功地哄得英国海关官员允许她把食品和财物当作礼品携带入境更使她倍感高兴。1949年的英国，当然，仍在忍受着战争所造成的食品严重短缺，并在继续实行定量配给。
史沫特莱在伦敦受到来自香港的老朋友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和玛格丽特·沃森·斯洛斯（Margaret Watson Sloss）欢迎。希尔达和她丈夫曾在日本集中营蹲到战争结束，出来时营养不良，白发苍苍。希尔达的丈夫仍是殖民官员，正在非洲海岸外的塞舌尔群岛担任代理总督，希尔达和十多岁的女儿玛丽都留在温布尔顿很大一套寓所里，其中一间房间和一个专用浴室在等待着史沫特莱。
计划是史沫特莱住在希尔达家里把书稿修改完，一旦伦敦和北京重建外交关系，就安排到中国去。希尔达作为工党活动分子要8小时全天工作，女儿玛丽在一所寄宿学校读书。于是，史沫特莱可以单独留在寓所修改书稿。
在温布尔顿的头三天是在互通情况、交换新闻中度过的。一开始，工党政府在公费医疗、普遍工人退休金和社会福利计划方面的政绩给史沫特莱留下了良好印象。然而她为她所谓的来自美国的“污染”感到忧虑。有迹象表明，某些英国劳工领袖乱扣红帽子的倾向正在滋长，她认为这是象征着未来麻烦的不祥之兆。在外交方面，她为英国在亚洲和非洲的帝国主义残余感到关切。尤其是同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她争论过英国保留香港的决定。一般说来，12月和休假季节同希尔达和她女儿玛丽在一起时，她总是兴致勃勃，修改书稿，烤苹果馅饼，对她个人的前途相对说来也充满了希望。至少那是当时她给米尔德里德·普赖斯、斯诺夫妇、约·布鲁克斯和石垣夫妇这些“亲爱家人”所写的热情洋溢、闲聊家常的传阅信件的基调。她还给加利福尼亚的艾诺·泰勒写了友好的感谢信，因为泰勒曾给她寄来了一些食品、衣服，打字纸和咖啡之类的包裹。她从英国寄出的第一批信件中，她的悲观情绪和尖刻措词似乎局限于讨论美国局势，她认为其特点是日益增长的对内法西斯和对外帝国主义。
1950年1月和2月，史沫特莱在温布尔顿过着隐居的生活。她很少外出，几乎不公开发表讲话。在温布尔顿寓所里，她的社交生活仅仅是和希尔达及其香港朋友们的交往，偶尔参加英中友好协会的集会，或拜访她在中国学联会议上讲话后结识的新朋友。她的一位新朋友名叫胡其安，是中共党员，正在攻读国际法学位。据1978年胡其安回忆，史沫特莱曾邀请他和他的朋友到她的住所吃中国饭并进行广泛的讨论。她记得，她形容苏联政府专制而残酷，说她无意经过莫斯科回中国的一番话曾使他震惊。她还尖锐地批评了英国保有香港的意图。
她同中国保持着直接联系，经常给王安娜写信，通过在香港的周恩来信赖的龚澎转寄给她成包的书籍、胶卷和唱片。她在伦敦充分利用中国学生充当信使。例如，胡其安4月告别时，她曾托他把一些书籍和唱片带给龚澎，马海德医生和在北京的朋友们。
1950年3月初，史沫特莱突然精神焕发地写了最后的两篇文章，严厉批评美国飞机从蒋介石的避难处台湾起飞加速轰炸中国大陆沿海城市。她断言，朝鲜紧张局势的日益加剧同轰炸中国沿海的行动，正由麦克阿瑟将军在东京代表美国加以协调配合，以便把苏联拖入一场严重的对抗。她断言，这种冲突多半会在朝鲜或印度支那开始，而这种冲突一旦开始，蒋介石这条“响尾蛇”就会从台湾反攻。为了敦促所有“进步力量”团结在中国周围，就象30年代中期西班牙内战时团结在共和主义者周围那样，她写道：
一起可怕的战争阴谋正在远东酝酿，这阴谋不仅包括台湾和日本，而且包括印度支那。然而世界人民尚不知道这场阴谋背后的秘密势力，日本、美国、英国的人民和欧洲一些国家的人民肯定还不知道。揭露和抗议，特别是最后唤醒美国人民，是西方世界每个爱好和平的人的任务。但是，任务必须立即完成，否则，阴谋将会从远东开始而充分发展为一场新的世界战争。
史沫特莱边进早餐边读《先驱论坛报》上的美国新闻时，这一类的争论现在每天早晨都要搅扰得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心烦。这种争论似乎越来越象辱骂，时间越来越长，而且消耗着史沫特莱越来越多的精力——在她读到参议员麦卡锡把欧文·拉铁摩尔当作他对国务院发动全面攻击运动中的头号靶子时尤其如此。[7]尽管这样，史沫特莱仍然把完成朱德传当作首要任务。她常常把一天的其余时间静静地花在修改工作上。她也读书：玛格丽特·米德（Margret Mead）的《男性与女性》；一位英国新朋友杰姆斯·阿尔德里奇（James Aldridge）的小说；莫顿·汤普森（Morton Thompson）的《口号和条约》以及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翻译的中国诗歌。
从她给埃德加·斯诺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她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似乎由于自己舒适的但在社会上孤立的环境而越发加深了，“前天我看了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我是独自去的，为买一张票排了整整两小时的队。但是值得。那个小孩在我心中崇高而庄严。天哪！人这种动物是野蛮的！在各个方面，在每个地方，人们可以眼看着由于少数人占有土地所造成的骇人的不公正和极端的贫困而不愤然而起，我是绝对不能理解的，这使我的心头充满了绝望。”在温布尔顿寓所范围内，史沫特莱在同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家女佣的亲切关系中认识了贫穷问题。3月17日她给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艾诺·泰勒的母亲埃尔维拉（Elvira）的信中写道：
但愿你能看到这女人通常的样子，再看她对那身衣服（艾诺·泰勒送的礼物）的反应。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是一名卡车司机，由于脊骨挫伤已住院几个星期。他也许是42岁，但看上去有50多岁。她穿着破旧的棉衣，这件棉衣一直拖到她瘦骨嶙峋的膝盖，棉衣上面围着一条旧围裙。这星期她来时我煮了咖啡。她和我坐在一起喝咖啡，吃涂了奶油的烤面包片。她同一位“贵妇”坐在一起感到很不自在，直到我告诉她我并不是“贵妇”，我的母亲也曾是女佣还当过洗衣妇。
我问了有关她的孩子和家庭之类的情况。她说她母亲以洗衣服和做勤杂工为生。“我们常常除开滴了几滴油滴的面包之外再没有别的可吃……因为我们买不起任何别的。我长大后也开始干勤杂工，现在还在干。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这身衣服和这些东西要花很多很多钱。我绝不可能积蓄足够的钱买衣服和短衫。孩子们需要很多东西。”
我问到有关鸡蛋的情况，因为鸡蛋马上就不限量供应了。她说，啊，鸡蛋都堆成山了，因为工人们只能为每个孩子每周买一个鸡蛋，再多就买不起了。这似乎是很难理解，但情况的确如此。我以前也曾听说过这种情况，只是难以置信。
3月中旬，史沫特莱的健康状况引人注目地变坏了。曾使她整个成年后的生活受尽折磨的胃溃疡，现在开始出血而且疼痛。希尔达终于说服她去看当地一位医生。医生说她可能需要动一次手术，不过他嘱咐暂时可以严格按照规定吃适口的软食并不再吸烟。据希尔达说，史沫特莱的情绪非常消沉。她在早餐桌上对着《先驱论坛报》大发脾气的时间更长了，几乎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大大浪费了精力。关于香港问题的争论变得尖锐而且带上了个人意气，她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到了4月，史沫特莱知道自己病情严重，但又担心动手术会延误她启程前往中国的行期，甚或使她不能成行。她呆在希尔达的寓所里也感到非常孤独，寄人篱下，很不愉快。希尔达的女儿玛丽回来过复活节假日，艾格尼丝对屋子里增加了噪声开始发生不愉快的争论。4月10日，她写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简短便条给纽约的米尔德里德：“我一直没有写信，因为我已病了三个星期，现在仍然病着。我患十二指肠溃疡——正在内出血。医生要我动手术，但我犹豫不决，因为动手术要把我五分之一的胃割掉。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灰心失望。不能工作，不能散步，靠喝牛奶度日，对生活感到厌恶。”
1950年4月16日，事情终于到了严重关头。希尔达把女儿送回寄宿学校后回来发现史沫特莱不在了。那天晚上史沫特莱回来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困难的谈话。史沫特莱说她非常不高兴，要自己找一间房子去过僧侣般的生活。最后，希尔达说服她去看望她们共同的朋友香港来的玛格丽特·斯洛斯，到牛津去休息一阵，然后在较为平静、安谧的情况下回去同希尔达住在一起。
第二天，史沫特莱乘火车前往牛津。她到达时病了，直接上床躺下不久便被送进了大学医院，由专家们用X光对她检查。诊断结果是：她的三分之二的胃要切除——这是一次大手术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对生命没有危险。4月底，她在医院里休息，等候做手术。这期间她给希尔达写了许多便条，其中大多谈及医疗，语气坚强。有一张便条说：“我活着全靠一个希望——就是我能到中国去。但是现在我怀疑，一个中国大使馆竟会来到这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该来。我的生命快到尽头了”（4月29日）。5月2日在给约·贝内特·布鲁克斯的信中，她试图拿死的前景开玩笑：
“玛格丽特·斯洛斯会向你通知的，如果我竟加入了我祖先的行列——但愿不会！因为我对他们没有兴趣。我希望加入为革命而死去的中国人的行列。那会多么有趣啊！不是为我的书作调查——只是同他们谈谈。他们会告诉我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啊！那该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如果我不能会见他们——根据我们的谈话再写几本书！
同一天，她写信给哈罗德·艾克斯：
“我预期能通过这次手术，然而我并不十分介意。美国法西斯主义以及我作为流亡者的事实造成了这种严重局面。对于我自己，对于美国，我都看不到希望。我将在这里住三个星期，然后必须到某个地方去恢复健康。我渴望去中国，可是我的护照只限我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而且10月里就满期了。我宁愿死也不愿回美国。所以我以非常阴郁的心情接受手术。万一我恢复不了，我便向你道一声深情的永别，为了你过去多年来对我的帮助，我向你致永恒的谢意。”
为防万一，史沫特莱也写了几封具有正式性质的信，详细说明如果她死了，她的版税和财物应该怎样处理。其中最重要的是4月28日她写给玛格丽特·斯洛斯的一封：
我亲爱的玛格丽特：
我并不以为我会在手术中死去，但是以防万一，我想告诉你几件事并请求你恵予料理。
我的遗嘱在我的律师约翰·罗格处……我没有财产。我的全部所有都在我身边：1900美元政府债券（在我的钱包里）和一本托马斯·库克旅行支票簿（也在我的钱包里）。我希望你接受这本托马斯·库克支票并支付有关于我的全部的花销直到付清那最后一笔……我记不清我遗嘱的准确措词，不过我想我曾把我的1000美元政府债券留给我的小侄女玛丽·史沫特莱。由我的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入，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由他按照他的愿望处理……那就是说，建设一个强盛和自由的中国。
我还在遗嘱条文中特别请求，火化我的遗体，将骨灰送交朱德将军，埋在中国。能设法一定做到吗？如果新的大使馆来了，可以将骨灰交给他们船运。我希望丧事尽可能从简，在这个岛国可能条件下花最少的钱。我不主张在这类事情上浪费金钱。
我不是基督教徒，因此希望不要为我的遗体举行任何种类的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一向只有一种忠诚，一种信仰，对于穷苦和受压迫人民的解放和在此前提下如今已实现的中国革命的忠诚和信仰。如果中国大使馆来到了，如果能为我的遗体只唱一支歌，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由于我的心灵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未能找到安宁，我希望我的骨灰能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
感谢你，玛格丽特，也感谢希尔达，为了你们的友好情谊。我们可能在许多方面有分歧，但是你们仍然是我的朋友始终如一。
史沫特莱的手术是5月5日下午做的，到晚上手术完毕，她从麻醉中醒来。希尔达打电话告诉纽约的朋友们说她一切正常。但是第二天，1950年5月6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就停止了呼吸，有玛格丽特·斯洛斯守在一侧。死亡证明书说，死亡的原因是急性肺炎，急性循环衰竭，再加上前一天部分胃切除手术的影响。
过了一个月，史沫特莱曾经预言的故争在朝鲜爆发了，在伦敦重建中国外交使团的工作因而推迟。后来，、她的骨灰由一个英国“人民代表团”带到中国。1951年5月6日，在北京举行一次时间很长的追悼会之后，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
镌刻在她的墓碑上的中国字是朱德亲笔题写的：“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之墓”。
[1] 保罗·罗伯逊（1898—1976），拉特格斯（Phi Beta Kappa）联谊会会员，第一位全美黑人足球队队员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生，被认为是他这一代最有成就的黑人艺术家之一。虽然从未加入共产党，罗伯逊是有名的共产党同情者。象在美国受到种族歧视的其他人一样，罗伯逊发现苏联宣传的为黑人和少数民族而斗争的思想是有吸引力的。正如史沫特莱为中国共产党辩护受到攻击而态度变得强硬一样，罗伯逊关于俄国的观点恰恰是在冷战开始他受到人身攻击时加强了的。参见保罗·罗伯逊，《我直立在这里》（纽约，1958）。
[2] 约·贝内特，一位铁路产业的女继承人，1919年史沫特莱遇见她时，她是玛格丽特·山额的秘书。她发现史沫特莱对女权运动、对节制生育运动和对玛格丽特·山额都有相同的献身热忱，两人成了亲密的朋友。1927年史沫特莱在柏林做了阑尾炎手术后，她曾护理史沬特莱恢复健康。1928年史沫特莱去中国前看望了她。30年代初，她与独立的富有的壁画和肖像画家理査德·布鲁克斯（Richard Brooks）结婚。1934年史沫特莱在巴黎拜访了这对夫妇。1948年约·贝内特·布鲁克斯仍积极从事节制生育的工作。（《纽约时报》理査德·布鲁克斯的讣告，1954年6月23日；对戴维和玛丽·洛思的釆访。）
[3] 联邦调査局钱伯斯访谈录摘要，见100-68282-139和103，第14页；61-6580-127，第241页。当然，钱伯斯的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史沫特莱1935年和1936年都在上海。大约也在这一时期，钱伯斯还吿诉联邦调查局，1932年史沫特莱的一封信曾由一位年轻的外交官奥·埃德蒙·柯乐伯经手递交给《新群众》在纽约的办事处；1951年，柯乐伯为此而受到了众议院那个委员会仔细的严厉盘间，并终于被迫退出了外交界。参见O.E.何乐伯《见证人和我》（纽约，1974年）。钱伯斯后来又一次改变有关史沫特莱的说法。关于他最后的说法，见恵特克·钱伯斯《见证》（纽约，1952年），第399页。
[4] 但是并不荒唐，由于佐尔格在1941年10月被捕前提供的是战略情报：帮助莫斯科了解到日本人的战略意图是南下，而不是北上，从而敢于把驻远东的军队大量西调，并得以用在1942年夏至1943年初保卫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中，而此战役的胜利成了二次大战的转折点。——校者。
[5] 伊恩·汉密尔顿，《罗伯特·洛厄尔传》（纽约，1982年），第152页。具有讽剌意义的是，洛厄尔2月曾领导一次为埃兹拉·庞德辩护的运动。他主张艺术要超越政治，为庞德获得波林根诗歌奖的权利辩护。当然，庞德是一位非常引人争议的人物，因为他在战争期间公然支持法西斯主义。与洛厄尔对立的左派分子认为授给庞德的奖应该收回，所根据的恰恰也就是洛厄尔对伊丽莎白·艾姆斯管理艺术家聚居地的资格进行攻击所根据的道义和政治上的理由。参见汉密尔顿的书，第10章。
[6] 1949年10月，史沫特莱写信给朱德说：“公众仍然认为我是个间谍嫌疑分子。因此，我拒绝为许多激进团体演说，只接受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团体的邀请。我拒绝向共产党听众发表讲话，因为共产党的麻烦不因接待一个间谍嫌疑分子而受到指控就已经够多的了”。
[7] 在2月参议院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麦卡锡指控拉铁摩尔是苏联在美国的高级秘密间谍。拉铁摩尔是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教授，1941年至1942年既是蒋介石政府的又是华盛顿的顾问。他作证时斗志旺盛，在听证会上和报纸上明显地击败了麦卡锡（见拉铁摩尔，《诽谤的严峻考验》，纽约，1950年）。然而一年以后，也许因为朝鲜战争，情况就不同了：麦卡锡小组委员会能够当众诋毀拉铁摩尔并使他因伪证而被控告（1952年12月16日）。虽然他从未被定罪，但是他的事业和名誉都遭到了摧残，他便离开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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