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有个地方，可以住到8月的第三个星期，希望能延长到9月底。这里美得难以言表……庄园内有很大一个湖，高悬空中的森林树冠投下美丽的阴影，公寓大楼前，一株巨大的挪威云杉树荫下，有很大一眼泉水，……建筑物是一种古怪的混合物，主体部分就和罗马尼亚的一座皇宫一样……我们每个人在公寓大楼里各有一间房间，有些人还有附属于他们寝室的工作室。在松林中还有不少圆木小屋，分散在各不相扰的地点，我们有些人住这样的木屋。我就有这样一座。一座旧谷仓已改造成为工作室，现在被一个黑人青年女诗人玛格丽特·沃尔克（Margaret Walker）所占用。^[1]

（1943年8月6日）

　　兰斯顿·休斯，那位黑人诗人兼剧作家，也在这里。许多年以前我就认识他了，遇到过两次，一次在莫斯科，一次在上海。他的“行列”剧中的一部，曾在刚结束的冬季在麦迪逊广场公园以250名演员的阵容上演。那是一出黑人种族历史露天剧，当然，其中也有混血的白人；唱歌、表演、舞蹈在戏里结合成一体。尽管休斯天赋很高，却是我所遇到的最富于美国气质的人物。他的基本精神是讲求实际的，然而你可以在他躯体内感觉到一个吸收一切、考虑一切的广阔无垠的灵魂。和他相比，我就显得胸襟狭窄了。只有确凿无疑的事物才能穿透我僵硬的灵魂。我有标准和原则和偏见和弱点。休斯则观察、倾听、吸收一切——这使他成为一个艺术家。我想我关心丽贝卡·皮茨胜过其他人，因为我喜欢她。她正在为一些生活问题而苦恼，都是她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我想，这就是她开始研究哲学的原因——她要努力为许多看来是难以解释的事情寻找一个答案。

　　我在这里喝得太多！这里的人都很能喝。有时他们作东备酒聚会。昨夜，在晚宴前，轮到我作东，开了个鸡尾酒会。我们有淡味马蒂尼酒。而我们居然喝醉！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醉过了。我想是我粗俗本性的暴露。这次聚会真正称得上放荡。由于是从5：30开始，由于中午只吃了很少一点东西，甚至是一小口也足以使人面红耳赤……酒会进行期间，广播中传来了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使得每一个人又多喝了一两杯鸡尾酒。我却不愿意为墨索里尼或是取代他的新首相而激动。这里的三个德国难民变得非常健谈而十分兴奋，但是我却看不出由一个坏蛋取代另一个会有多大意义。整个变化的价值仅仅在于，意大利可能不久便会土崩瓦解而可以充作进攻德国、法国和巴尔干国家（纳粹势力）的基地。

　　我已经着手在写一部有关中国的剧本，发现我深陷于无知的泥沼而步履艰难。我读了四本有关戏剧写作技巧的书。这是一种很讲究精确的技巧，而在我身上是从来也不具备精确这种品质的。大体说来，我是个粗心的作家，至少在初稿阶段是这样……如果我这部剧本失败了，我至少可以对写剧本的种种问题有个了解，而且，从此就会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戏了。

　　使我觉得奇怪的是，女工们居然讨厌工会。如果不是因为有了工会，她们的劳动将获得一条狗的报酬。如果她们过上了体面生活，之所以可能是由于许许多多工会人员受尽折磨、艰苦奋斗了许多个十年。那些女工应该看看德国工人或中国工人，他们是不许有无论什么样的独立的工会的。而在中国，一般说来，根本就没有工会。劳动时间总是每天16个小时左右。有过一个时期，在1925—1927年间，革命给了工人成立工会的权利，他们才有了10小时工作日，一些强大的工会还赢得了8小时工作日。在反动摧毁了工会以后……旧日的条件又被强加给他们，付给他们的钱只够延续生命，以便他们能够继续活下去为老板们工作。女工们应该给她们见鬼的脑壳弄点脑子进去。恐怕她们是只打算工作到战争结束，所以她们对以后的工人处境如何并不关心。她们将不必硬着头皮忍受煎熬，而她们眼光短浅、心地偏狭是她们的家庭生活养成的。她们应该学点劳工运动史，换换脑筋。

（8月6日）

　　我并不是贬低艾格尼丝的工作，我，可以说，是建议她不要贬低我的。而我真正想到的，是我的女儿。她和我都认识不少我们时代到处流浪的记者，从直认不讳追求刺激的享乐主义者到艾格尼丝这种真诚的社会改革者全都在内，没有一个是非常适合于养儿育女的。有一位属于中间状况，由于上海战争而兴髙采烈的记者1937年对我说：“除了单调，我什么都受得了。”
　　对于一个15岁的孩子（和）她当过报纸（撰稿人）的母亲来说，这种论调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全都知道，它不能和处方、维生素、上课时间、麻疹之类协调。也许，艾格尼丝，你所鄙视的那些俱乐部女会员（毕竟是她们来听你演说）正在做出比你了解的更为艰苦的努力来使一种社会觉悟能够适应她们孩子的各种时间表。
　　我该怎么对辛西娅说呢，艾格尼丝！我们需要象你这样的领袖人物，但是你为我们这些普通妇女设计的工作在哪里？你为你缺乏照顾的童年而愤愤不平，你对孩子怀有真挚的柔情。该由国家来养育他们吗？但是即使如此，也要牵涉到你“永远也不能顺从”的那种两性关系。我们该用什么来代替使得世界有人居住的婚姻呢？或是不该？而如果不该，我们又究竟为了什么而要不怕麻烦来拯救这个世界呢？
　　自从你在我们的花园里为辛西娅拍照片以来，艾格尼丝，10个年头已经过去。她现在15岁了，她认为你令人惊奇，而她一定要了解。

　　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应该被视为全社会的监护对象。我们有政府法令保护野生动物和家养牲畜……我相信，孩子的价值，退极大一步说，至少和猪和牛同样宝贵。而许多父母是否配有孩子以及在有了孩子之后是否够资格教养他们，也是值得怀疑的。许许多多人的心灵就是在孩童时代由于愚昧和自私的父母而被扭曲了的……
　　格雷丝认为不考虑到社会要延续下去的社会觉悟是成问题的。不错，但是，缺乏社会觉悟的人类生存也成问题——如果看看目前这场战争，想想未来的战争，缺乏社会觉悟的男人和女人在战争中屠杀每一代新人……
　　是的，在中国，我确实看到大多数外国妻子看问题时持有偏见。我有充分的理由……上海的工厂里满都是妻子、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在从事一天12到14小时的劳动，而富裕的人们从不表示抗议。当中国人的母亲、妻子和她们的孩子走出工厂罢工游行，警察就会开枪杀人或是挥舞棍棒。富裕的人们，无论是白人或是有色人，也都默不作声。神圣的母性却在哪里？
　　美国的母亲和妻子当她们的丈夫在把废铁和汽油卖给日本去屠杀中国人的时候，表示异议的声音又在哪里？我厌腻那种自私的母性，我将至死坚持，妻子和母亲应该承担起全部的公民职责，不再做“头脑简单的蠢货”而听任完全被掠夺性的贪欲所驱使的那些人去处理世界大事……
　　自从我由中国回来，我已经遇到无数在萧条时期成长起来的妇女，还有男孩和女孩。他们对未来，对生活，心怀恐惧。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我们的许多士兵能获得第一流的饮食，质地优良的服装和他们从未得到过的医疗照顾。为什么我们不得不让我们的孩子托庇于战争和死亡？
　　你也许会说，格雷丝，这与妻子和母亲毫不相关。相关的，因为这与社会觉悟和孩子和对孩子的关心有关……
　　仅仅关心我们白己的孩子是不够的。甚至关心我们自己的种族也同样不够。我们的社会觉悟应该包括全世界，我们应该缔造一种关心全人类的社会。我们能在每一块土地上发现和我们自己相似的智力，因为我们享有特权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并不是上帝的选民。
　　你用挖苦的语气说，格雷丝，妻子们不能丢下她们的孩子象我那样跑去投奔八路军，……那支军队里有许多结了婚的妇女。我在作战地区内看到过无数身为妻子和母亲的妇女，她们在履行作为母亲的种种义务同时，还在努力消灭束缚女性的枷锁。
　　对于新一代的人来说，这样的时代（也许会）来到：养儿育女将被视为值得保护的专业——然而这种专业也仅仅是公民生活整体的一部分。

　　南方黑人的待遇使我深感屈辱和羞耻，以至心寒血冷。一次乘长途汽车旅行，正当大雨倾盆，司机命令十几名黑人往后退，让两名漂亮白人妇女先登车。她们上车后，那司机发现她们有黑人血统——也许是从她们的头发看出来的——便拍着自己的大腿高声大笑着对白人乘客说：“简直是闹了个笑话！我还以为她们是白人，却原来是两个黑鬼。”这两名妇女和全体有色乘客的面孔一下子都象是冻僵了。我的脸也冻住了。有些白人乘客为这场“笑话”而纵声大笑……我看见一名白人士兵要一名有色士兵坐在他身边，他也就坐下了；而那司机把车停住了对他说：“站起来，黑鬼！”有色士兵站了起来。那白人士兵说了一声：“噢，真见鬼！”也跟着站了起来。可是，如果那个白人士兵不是身穿军服，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当时听到那些，我本该站起来杀了那司机的。可是我呆呆地坐在那里，象个背叛人类的叛徒一样坐在那里。我不断地想着耶稣会有什么反应，我知道，他也许会让他自己被杀而死。而我没有这样做。我无所行动有着许多理由：因为有十几个白人都告诫我，如果我有任何行动，受罪的都将是黑人。有一点点事情发生，流言就会传遍整个南方。在乔治亚的一个小城，黑人居住区发生了一起街道打斗。气氛顿时极其紧张，以至打斗开始的那一分钟，火车的车头就拉响了汽笛，防空警报器就象遇到了空袭一样发出了警报声，警车和摩托车吼叫着在街上奔驰，我还听见了开枪射击的枪声，一起街道打斗引起了这样一场夜惊……
　　我曾在那个小城的一所黑人学院发表演说，后来一位白人妇女为我辩护。在谈到那所学院时她说：“他们都是些规矩黑人——从来不制造麻烦，行为端正。”言外之意是，一般情况下，黑人总是“制造麻烦”而且“行为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