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来了一个年轻妇女。她衣着简朴，有一头蓬松的近乎金黄色的头发，一双蓝灰色的大眼睛。她很不友好，阴沉着脸报出一个熟人的名字之后就说，她可以教些英语课。我的英语知识不很好，我也缺乏语言才能。但是在交谈过程中，我却越来越被她那敌对的态度所打动。她非常简朴的衣着表明，她需要教书挣钱，她来找我别无其他缘由。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被她吓倒。我们确定了时间和条件。正是这种尝试和赢得这个倔强而不友好的人的友谊的努力，在我身上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她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后来在中国成了最重要的记者之一。

　　在这家旅馆里，我看到了一些使我想得很多很多的事情。这里有一个管弦乐队，演奏最好的音乐，每到夜晚，我们就坐在那里，读书看报、吸烟，或是会见有意思的人物——而我们总是在谈话。还有一些跟着父母来的孩子坐在那里。可爱、干净、穿得好、吃得好的孩子……他们会长成最有教养的优秀人物，他们会蔑视工人阶级，说工人阶级只要肯努力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这时我想起了我们在街道上遇到的所有的孩子，他们能够听到的唯一的音乐，是电影院里那种廉价的末流作品——他们为这样的东西付10个芬尼。干净对于他们就是一个月或一年洗一次澡。对话和才智，对于他们，是苏西对玛丽谈说新衣服……玛丽的妈妈为婴儿买东西。我看得越来越清楚，我们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环境的产物。我说的不是偶尔的天才或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产生的自私自利之人。他们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是不算数的，除非他们消灭丑恶的东西。然后我望望门厅，看到一些圆滑诡诈、脑满肠肥的有钱人，他们抽着雪茄烟，向别人敬酒，付帐时做出一种不把钱放在心上的手势。而我想到他们攫取和搜刮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把它们据为己有，再利用他们的头脑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我知道他们在某处大银行里有他们的帐户——拥有的钱多过他们生活所需。然而他们守着那些钱，并且继续不断增加钱的数额，我知道每一个（德国马克）都意味着某处一个工人的婴儿的牺牲。然后我听见他们谈论“无政府”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危险”。我坐着、听着，从根本上怀疑他们的人性——我确实怀疑他们是否具有人的素质……我期望着那一天的到来：工人阶级充分觉悟起来，粉碎这个世界，让这些人淹死在他们自己的血泊中。
　　我很高兴能来到这里。这并没有使我象我预料的那样被腐蚀。只是使我直接面对世界上最可怕的不公——人对人的非人态度：在人民大众猪狗似的生活状况面前心如铁石。迪里厄女士，我能原谅……她并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真相背转脸去——而且也不回避那超越一切社会制度的永恒真理——人类在永恒面前一律平等，人类对此生美好事物的权利一律平等……
　　请原谅，如果我评论到你。我不把你归入这个世界的富人之列。我不要求你放弃你必须赖以生活的那一小笔钱。你这样做也无补于社会。但是据我看，你的生活，你的存在本身，是毫无价值的，如果你消极无为地生活在不公正的社会现实之中，而只想到保护你自己和你的一切。你并不比别人好——我也不比别人好。如果你活着，或是把另外一些生命带到人世，这些人却被保护着不让知道广大群众的遭遇，而想到的只是保护他们和你自己，那末，你就是一个自私的，极端自私的人……
　　如果说我经常被我周围的苦难所折磨，那是因为我出生于苦难之中，我的根在苦难之中。有一天我会由于经过了足够的精神分析而不至于再受这样大的伤害，但到那时，我将是个较好的革命者，我将象使用武器一样使用我的脑子……
　　你认为我对苦难的感觉是如此之深是由于我有神经病。那末，我希望我永远是个神经病人。如果我想到我的精神分析会使我脱离阶级斗争，我就决不会接受分析。如果爱会使我成为看不见阶级斗争的瞎子，会使我认为唯有我和我的一切才是有价值的东西或首要的东西，我就会停止这种分析。阶级斗争，我所说的，也是我真心想着的，是和印度密切关联着的国际斗争。我从印度这一端做起，完全是出于偶然。

　　迪里厄女士已经表示愿意给我一笔收入，直到我从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我还没有拿定主意。我想干……而我缺乏德国式的研究方法。我以前从来也不能连续学习一个月而不必做工作以维持生活。这个建议将给我一次机会。使我踌躇的唯一因素是心灵上的依附感。我一梦到、想到这种依附就会觉得难堪和抑郁。这种心情对于我也许要比任何事情都糟。我必须作出决定……我不能象靠自己的钱来维持写作那样喜欢这个主意；但是以后可以从这本书得到足够的钱来放弃这笔收入而自食其力。

　　迪里厄为威德金德的《弗兰西斯卡》举行了首演式。情况不错。后来在（迪里厄的）家里，我和一位以前并不认识的英国绅士作了一次如下的谈话：
　　我：你是美国人吗？
　　他：不，我是英国人，你也是吗？
　　我：不，我是美国人。你喜欢这出戏吗？
　　他：我不喜欢。这戏不符合我们英国人的趣味。让一个姑娘赤身裸体出现在舞台上在我看来是过分了。
　　我：哦，是这样！不过，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那倒十分自然。
　　他：德国所有的这一切我都不喜欢。
　　我：是吗，我想威德金德不是一个完全的正常人。
　　他：不是，他有那种……那种……那种卡莱尔（Carlyle）的困难。
　　我：哦，你的意思是说他阳痿？
　　他：呃，是的，如果你愿意在那么许多种说法中使用这种说法。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这样强调了一切类似于……呃，类似于我们今晚看到的那种问题或所谓问题的事情。
　　我：你的意思是说性的问题？
　　他：是的，如果你愿意在那么许多种说法中使用这种说法。
　　我：你认为性不是个问题？
　　他：不，不是。只不过许多不正常的变态人说它是个问题。
　　我：那么你认为婚姻不是一个问题了？
　　他：不是，这也不是。事情一向如此，而且将永远如此。从不曾有过进步，也永不会出现进步，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而不再怨天尤人。我们近来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一类事情完全是反常的。
　　我：你使我想到了一定从旁观看过尼安德特尔人直立起来走路的猴子。那只猴子毫无疑问曾认为直立走路是反常的。以往不曾有过进步，也永远不要想有进步。
　　他：呃，以往不曾有过多大的进步。
　　我：没有多大——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说。
　　我们之间出现了冷场，为了打破沉默，我说：你在这里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猜猜看。
　　我：新闻记者——也许是《泰晤士报》或《晨邮报》的。
　　他：不——我在外交界服务。
　　我：哦，你在这里的领事馆工作！
　　他：不，我在大使馆。
　　我：哦，原来是这样——什么职务？
　　他：我是大使。
　　我：（我沉默了一会，然后笑出声来。）

　　他坐着，注视着我，不知我为什么要笑。他看不出可笑之处，而我看到了。一个姑娘走过来把他带走了。我问迪里厄女士他是谁。“他是英国大使”，她说。不错，不错，我在一个角落里自言自语，真是太有趣了。于是我又回去试图把那个姑娘从他身边撬开——她正在一个角落里吻他。于是我便问他当大使已经多久了，他说已经六年，就要回国了。我告诉他我认识这里的一些英国臣民——澳大利亚人、印度人，诸如此类等等。我等待着他的回答，但是他没有答话。于是我问他以前在哪里，他说他出任过驻北京的大使，于是我问他对泛亚运动有什么看法。他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于是我告诉他这是一个亚洲民族的自卫联盟。他注视着我，什么也没有说。那个姑娘又把他带走了，带往一间后房——也许是为了能够太太平平地吻他。
　　如果你以为我是在说我编的一段剧情，你就错了。我可以对着我并不相信的上帝起誓，保证我告诉你的一切都是事实而且仅仅是事实。

　　达斯博士刚把他为你的会议写的一篇论文副本寄来。达斯博士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简直不能同意他这篇论文中（对节制生育）的观点，我对你居然能够接受感到意外……我有一篇文章发表在《Die Frau》（德国最重要的妇女杂志）上，我知道（由于这篇文章）许多印度人会责骂我背叛了他们的事业。我同意，印度的贫困十分严重，其50%到80%是由英国的剥削所造成的。但是人口过分稠密，即使印度能够养得活四倍之数。人类兔子般的（生育）习惯看来是绝对无益。人们似乎总是认为人类应该象虱子一样繁殖，只要他们养得活自己。为了什么？……有什么伟大的宏图？依照基督教让天堂充满灵魂的说教行事的那些人我（尚能）理解；但是许多人连这种蠢话也不相信，我就无法理解他们了。印度生产着一群群孱弱的奴隶，这些奴隶正在把那个国家拖倒在地。我厌恶B.K.罗易（B. K. Roy）先生和达斯博士的这种观点。我们在对付我们的对手时会强有力得多，如果我们承认印度的所有各种弊病，只要证明我们承认那些弊病而且愿意加以改革；我们不需要英国政府或基督教传教士来做这种工作。我讨厌人们开口闭口谈论百分数和有竞争力的人口总数；我不曾见过妇女是象这样讲话的。

　　在我离开柏林以前，我几乎被她的当头一击打垮。她跑到我这里来，朗读我这本书的最后部分之后告诉我，她认为我把我最神圣的感情当众暴露出来是非常不道德的，等等……她说我为了金钱而根据我最神圣的经历“写了一部迎合低级趣味的书”——为了金钱而暴露恰托和我自己的生活。然后她建议改换署名出版，但我拒绝了。……我在柏林度过的最后两天如堕地狱，几乎要向出版商们索回书稿。
　　当然，最后部分写到的不仅仅是恰托。我还写进去了不少巴卡尔——至少是我对巴卡尔的感觉。但是我不能告诉她这个。于是我写信给巴卡尔，问他我是否认为我在拿他卖钱。
　　我的书现在已经脱稿，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为完成那最后部分，连修改带润色，费尽了心血，自从来到这里（萨尔茨堡），再没有干过别的事情。现在它成功或是失败——我的工作可已经了结，我厌倦它、腻味它，再也不想看见它那副肮脏的面孔。

　　罗杰·鲍德温来过这里，他调查这里的组织和团体时我常和他在一起。就象遇到了我所爱的一个兄弟，他在我心头唤醒了一种急需，一种想要有个象他那样为我直觉地理解也能理解我的朋友的迫切急需。他离开后，我曾彻夜不眠，试图重新考虑我被公务和有关公务的思想所包围着而个人却十分孤独的生活。你可能会想我是爱上了他——但我没有。他使我看到了——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个人感情，抑或是种族的、民族的理解。他使我看到了，不知不觉地使我看到了，我和那些印度人之间的鸿沟。我这样写信告诉他。他说，他以为那是我们独特的关系。也许他说得对……我觉得和多数美国人之间存在着甚至更深的鸿沟。但是对于即使是被我视为人类公敌的美国人，我也能直觉地知道我在什么部位可以打击得最狠。但是对于印度人……我却不知道在哪里我能触动得最深。一个阿拉伯语或梵语词句引不起我的任何回忆……我没有见到恰托已经两个月了，而我根本就不想看见他。出现了那么多和他相关的不愉快的事情。我想要退避一个时期。事情本身无所谓不愉快——只是我觉得不愉快。至于巴卡尔——夏天将决定我们会做些什么。而此时此刻我们甚至互不通信——根据一致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