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史沫特莱传（1987）
第一章 苦根，1892—1912
许多年前火车就已不从密苏里州的奥斯古德经过了，美国邮政局也已不再为它提供服务。旧时代寥寥无几的幸存者大多是些寡妇，她们已在保存良好的小木屋中居住了几十年。她们从陈旧的中西部式门廊里望着人迹稀少的街道，门廊里放着“坐下歇会儿”用的摇椅、吊床或柳条椅。跨过城镇东头的铁道沿乡村公路走2英里就是19世纪30年代第一批白人移民到达时居住过的营地。在这些拓荒者中有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外曾祖父摩根·罗尔斯。他的母亲内奥米·罗尔斯是一位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爱国者亚历山大·蒙哥马利的女儿。营地在1886年是密苏里州北部沙利文的一部分。那时，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保罗铁路公司从一个名叫埃尔伯特·麦克纳布（Elbert McNabb）的拓荒者手中买下了附近40英亩土地，然后建起了一个车站和供应点。城镇就以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奥斯古德（Osgood）命名。于是“人口稠密”的沙利文县的大约17000移民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城镇。到1900年，城镇已在两个街区长的主要大街周围建起了6个完整的和6个不完整的街区。第一列客车于1888年到达奥斯古德。就好象以前西行的货车改变了西部一样，客车的到达也为美国这片乡村地区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父亲查尔斯于1879年16岁时从堪萨斯来到了营地。与他同来的有他的姐姐玛丽、玛丽的丈夫雅各布·阿姆斯特朗和他们的7个孩子。査尔斯和玛丽·史沫特莱是英国血统，只有一个祖母是印第安人。1885年，罗尔斯家的一个女孩莎拉·莉迪亚与她的邻居查尔斯·史沫特莱私奔了。莎拉的父亲约翰·罗尔斯认为“你永远也不能信任印第安人和外国人”，他认为查尔斯的印第安血统使他习惯于得过且过，因而没有能力为他的女儿提供可靠的前途。査尔斯和莎拉在附近一个小镇结婚后，藏在査尔斯姐姐玛丽·史沫特莱·阿姆斯特朗家中，那时玛丽已经是寡妇。当约翰·罗尔斯怒气冲冲地赶去索回女儿时，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爱上了这个寡妇“玛丽姑妈”。在《中国的战歌》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提到了一个至今仍能在奥斯古德听到的谣传：“约翰的妻子那时还活着。从一幅褪了色的锡版相片来判断，她长得很美，但是，长期缠绵病榻，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她一死我的外公就娶了玛丽姑妈。在密苏里州北部生活单调的小村落和孤零零的一家家农舍之间，一星半点流言很快就能传说成骇人听闻的大谎。喜欢播弄是非的人擅长编造那种令人作呕和毛骨悚然的故事。后来，常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农家妇女摇着头叽咕着据说是发生在我外公家里的怪事——下流的寡妇啦……有病的可怜的女人啦……毒药啦……
査尔斯和莎拉·史沫特莱后来从“玛丽姑妈”家搬到了营地南约莫一英里外一座迎风的两间小屋中。小屋坐落在山丘上树林的边缘，周围是紫色的蓟草，下面是一片多石的旷野。1892年2月23日，艾格尼丝，五个孩子中的第二个就出生在那里。
史沫特莱后来写到那块营地时用的是严峻然而又是抒情的语言。她回想起那片土地——它的色彩和气息，需求和收获。她说因为两间房的小屋是如此拥挤，她幼年时曾因见到父母性交而惊恐不已。她认为她母亲是在忍受一种可怕的羞辱，后来她声称那时她对母亲完全失去了真正的尊敬。她记得她意识到她父亲对一个儿子的出世比对一个女儿的降临更为高兴。在她的记忆中，她父亲是一个善于唱歌的人，一个会信口雌黄编造流言的人——一个浪漫的充满生气和幻想的人，一个拼命想逃避现实生活锐利锋芒的人。她记得他总在发牢骚，他谈到要离开那块土地，好象这样就可以致富似的。她回想起她在病中能得到比平时多得多的照顾。她还记得她母亲打她，生的孩子越多，打得越频繁，父母间的争吵也越凶。她写道，她母亲从不唱歌，“她的眼泪……使我的生活充满了痛苦”。[1]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史沫特莱把她的外祖母“玛丽姑妈”，看成是一个坚强，而有主见的女人，她把她的农场和丈夫管得井井有条。有意思的是，玛丽姑妈最庞爱的是她的继女蒂莉，莎拉·莉迪亚的美丽而任性的妹妹。蒂莉为了自立和购买漂亮衣衫，要求到附近农场去当帮工。她的父亲反对，认为这样会使她难以嫁给体面人家。但约翰·罗尔斯在他新娶的妻子面前让步了，蒂莉获准去当帮工，每月挣3美元。
据老辈人说，他们那个时代，妇女很少单独干农活或外出当帮工，连寡妇也不。未婚女子要靠亲戚收留她们。1910年前后，县里才开始有妇女组织，这些组织是由教会团契演变而成的。在奥斯古德工作的机会很少，因为城镇新建，大部分工作都包给小型家庭工商业户，一个女人外出工作仍被认为是不适宜的。少数富裕家庭可以选择的一种做法——送女儿外出受较高等的教育，也不被认为是体面事，到1912年前后才有第一位当地妇女斗胆外出求学并获得了一张当教师的证书。而对于史沫特莱家的妇女来说，这是连想都不要想的。就象艾格尼丝的父亲常说的那句挖苦话：“读书是花花公子们的事。”
1901至1903年，艾格尼丝9岁到11岁期间，最要好的同学是玛米·韦斯顿（Mamie Weston）。玛米回忆道，艾格尼丝不得不步行1英里到克诺布·希尔学校去上学。学校里约莫有25名年龄不等的学生，背诵读本上的课文，做许多记忆、计算和拼写方面的练习。艾格尼丝总能做好功课，背诵也很省劲。她不喜欢数学，拼写却很出色。在课间休息时，她们玩拍球。球是家里自制的，拍子也是用木板做成的。玛米有时也去史沫特莱家的小屋找艾格尼丝玩。小屋部分是用圆木构成的，家具非常简陋。他们家最贵重的财产是一台座钟和一架缝纫机。冬天，女孩子们玩多米诺骨牌（艾格尼丝有一个布娃娃，但不愿为她做衣裳），夏天，她们帮家里做一些户外的零星活，还采野花。玛米记得艾格尼丝的母亲在别人家帮工，装罐头、干园艺活或釆摘果子，以换取一些食品。她记得艾格尼丝的父亲身材矮胖粗壮，他在营地周围打零工，很少在家干农活。史沫特莱家有一小块菜园和一些鸡，但没有母牛，艾格尼丝的母亲只得步行到一家邻居家去弄牛奶。玛米上营地的主日学校，但不记得艾格尼丝去过——“就因为没有衣服，我想是”。虽然玛米的母亲和父亲都曾是孤儿，自己也很穷，但她认为艾格尼丝家的日子更艰难，主要是因为她父亲很少在家。1903年玛米和家人因她父亲的健康状况迁至加利福尼亚，等到她18个月后回来，艾格尼丝一家已经搬走了。
査尔斯·史沫特莱在1903年秋丢下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走了，说是要去跟一个医生学医。冬天，外祖父罗尔斯让莎拉·莉迪亚和她的孩子们搬到奥斯古德镇边一个窝棚里去住。门前的场地没有树，没有花草，只有晒干的粘性黄土。屋里的墙壁没抹灰泥，为了过冬，莎拉和孩子们把透风的板墙用旧报纸和浆糊裱糊起来。1904年春，査尔斯·史沫特莱步行回到家里，身无分文。他从未说起过他干了些什么。现在他又有了新的美梦：把家搬到西部去。
查尔斯宣布此事几星期后，史沫特莱一家便乘火车搬到科罗拉多州东南部的矿区去了。对在密苏里营地长大的12岁的艾格尼丝来说，他们所去的地方看起来一定象一个童话故事中的城市。科罗拉多州的特立尼达镇坐落在海拔6000英尺的费希尔峰下，在松树覆盖的群山中半隐半现，远处是积雪皑皑的洛矶山。特立尼达是一个繁荣兴旺的文化商业中心，周围是宽广的大牧场。许多铁路线联接着煤矿。自从1878年有了铁路以来，釆煤业成了特立尼达最重要的工业。早在19世纪80年代，镇上就有几座值得夸耀的建筑：一座建造精美的有二层楼厅的歌剧场、一个天主教女修道院、一座犹太教堂，西部最古老最活跃的犹太教堂之一、一些美丽的维多利亚式住宅和一个城堡式的学校。从学校每年拍的照片和毕业生的名单可看出明显的多民族特点：有黑人、拉丁美洲人和白人，包括许多最近来到这里的斯拉夫和意大利移民。史沫特莱家居住在那里时，特立尼达的人口约为12000人，有14座教堂，10家报纸，其中3家使用西班牙文。
虽然特立尼达的公立学校没有种族隔离，向所有人种开放，但南科罗拉多在经济和政治上近乎几家煤矿公司下属的封建领地：特立尼达地区由美国维克多燃料公司和洛克菲勒的科罗拉多燃料炼铁公司管辖。那里的矿工1904年的状况并不比1915年好。关于1915年的情况，一个联邦调査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南科罗拉多整整两个县多年来被剥夺了民治的政府，大批公民被剥夺了自由权利，他们的部分收入被掠夺，备受迫害凌辱，在经济和政治上下降到了近乎农奴的地位。”
史沫特莱家在流经特立尼达镇的炼狱河岸边支起一个帐篷。查尔斯在帐篷外搭了一个板棚作厨房，然后就带着他新结伙的帮工队一起外出做工，每天收入3美元，工作是拉泥沙和砖头。最初，全家一切顺利。一天3美元是査尔斯从未有过的财富，莎拉·莉迪亚也很高兴，因为她的孩子们现在可以上一所正儿八经的学校了。
莎拉·莉迪亚的充满激情的信很快把她的独立自信的妹妹蒂莉带到了科罗拉多——尽管她已经订婚就要嫁给她做工的那家密苏里农场主的大儿子了。当蒂莉到达时，査尔斯和莎拉劝她到私人家里当女佣；因为女孩子在外面工作收入虽高一些但容易“变坏”。蒂莉坚持说她能照顾自己，她情愿去洗衣作干活，因为在那里她可以先在轧干机上工作，一个星期挣7美元，将来可以管浆衣服的机器，一个星期能挣到11美元。她从一开始就是个付食宿费的房客，把大部分钱交给了莎拉，正象艾格尼丝在《大地的女儿》中所写的：“有好些年来我们象样点的漂亮衣着大部分都是靠着她的钱——这样或那样挣来的钱——才能够有了的。”艾格尼丝崇拜她的蒂莉姨妈。她注意到经济上的独立使她姨妈取得了与她父亲平等的地位，他不能象对她母亲那样管束她打她。而且，遇到母亲与査尔斯吵架的时候，蒂莉一定会站出来保护她姐姐。她常常对他怒不可遏，以至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她会一阵风似地冲到房门口，在跨出房门之前，双手一撩把裙子的后摆一直掀到腰上。我父亲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对于这样一种侮辱，显然是无法回答的。”
史沫特莱一家在特立尼达的好运十分短暂。1904年春，突发的洪水淹没了炼狱河整个流域，包括他们搭帐篷的地方。他们失去了全部财产——从密苏里带来的钟、缝纫机、蒂莉漂亮的衣服和他们所有的一切。查尔斯和他那一队人跑到远离镇子和学校的山上，在煤矿周围包活干。莎拉和孩子们跟随着他，找到了一间小房子并招了些房客。从1905年5月到11月，査尔斯从日出干到日落。在领取工钱的日子到来时，莎拉·莉迪娅专门为矿主做了一餐好饭，这在孩子们看来简直象个宴会，而全家人却仍吃平时吃的咸肉和豆子。矿主吃完之后，他向査尔斯解释道，根据查尔斯签的合同（査尔斯不认识合同上写的字），他无须为这6个月的工作付任何钱。莎拉·莉迪亚的眼泪也感动不了他，他说他只“按合同办事”。
此后，査尔斯又出发到另一个矿区的特西奥镇找工作，莎拉和孩子们回到了特立尼达。莎拉用她和蒂莉仅有的一些钱，租下了科顿伍德街611号的房子，在铁道外边炼狱河岸，开设了她的“白铁罐膳宿处”。艾格尼丝又回到了学校里，并为她母亲感到自豪。但莎拉·莉迪亚很难对付拖欠房租的房客们，生意终于垮了。
1906年，史沫特莱一家的光景更糟了，他们度日如年。查尔斯·史沫特莱远在特西奥，酒越喝越凶，往家寄的钱越来越少。一度是蒂莉从浆衣机房挣来的钱维持着家庭。当这笔收入维持不下去时，蒂莉只好改行当女招待。艾格尼丝的姐姐内莉已经16岁了，她离开了学校去洗房干活，她也成了付食宿费的房客，有了她自己的房间。艾格尼丝快14岁了，放学以后就到别人家中当佣人，她挣得的小小一笔收入完全交给了母亲。在这些人家看到的许多事情使她感到恐惧，她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妇女来说，婚姻只意味着囚禁和凌辱。然而，不久她失去了当女佣的工作，因为她常常饿得不得不在每天早晨送来牛奶时，偷偷将每瓶牛奶喝掉一口。在被解雇的那天，艾格尼丝磨磨蹭蹭地走了好几个小时才回到家中，生怕会遭到一顿毒打。在她到家的时候，新近归家的父亲正要把蒂莉赶出家门。他骂她是个娼妇，并威胁莎拉·莉迪亚，如果她想和蒂莉一起走的话，就杀死她。蒂莉吼叫着回答说，是他把她逼成娼妇的，他整天坐在酒馆里，使她姐姐和孩子们吃不上穿不上。但他手持利斧，坐等她离去。蒂莉不久就搬到丹佛去了。[2]
随着蒂莉的离去，在1906年至1907年之间，家庭的命运之舟陷入了触礁和沉底的绝境。査尔斯又离家跑了，声称他是因为莎拉·莉迪亚拒绝告诉他在第一次妇女选举中她打算如何投票而生气。莎拉·莉迪亚只得去当洗衣妇，从早晨7点干到晚上8点，一天挣1.3美元。她看上去身体孱弱，手上青筋暴露，乱蓬蓬的头发在脖后打成了结。她到人家家中去洗衣服，因为这样可以不花钱吃到一顿饭，省下一些钱来。孩子们的是马铃薯和面糊糊，用沿铁轨拣来的煤块或从木料场“抄来”的木头取暖。艾格尼丝放学后在一个雪茄烟厂干活：剥去烟叶上的筋络，然后卷成雪茄。后来她回忆道，在那里，参加工会的男工比她们这些在后屋里干活的非工会会员女孩子们的工作条件要好。她们那里灯光暗淡，工作时间长，还不时有人催促干得快一点。当艾格尼丝向厂主承认她常看书时，厂主劝诫她说，书看得太多会使她想入非非，而她很快就被解雇了，原因是活干得太慢。现在她只好在她母亲的洗衣盆以帮着洗衣服。随着漫长冬天的到来，她的“小偷小摸”变得越来越大胆。对上学也失去了兴趣，尽管她过去常在班上名列前茅。她开始和铁道外边的野孩子一起胡侃乱吹赌咒发誓，也听他们说些他们眼里的“人生真相”。
查尔斯·史沫特莱在科罗拉多的勒德洛（附近的一个矿区营地）与另一个女人同居。1907年初春，他回到了特立尼达，试图说服莎拉·莉迪亚和他重归于好。她威胁着要离婚并把他撵出了家。但她极需要帮助，因为随着好天气的到来，人们又开始自己洗衣服了，她只好降低价钱干更多的活。艾格尼丝也退学去帮着干活。
—天，莎拉·莉迪亚病得起不了床，呆在家里，但谁都没想过要请什么医生。医生只有有钱人才请得起。就象艾格尼丝所写的：“我们总是等待病痛自己过去。我从早到晚烘砖头，拿去垫在她背后和头的旁边。每天我要煮一大锅马铃薯，再拿面粉调一盆汤，给大家当饭吃”。那时她父亲又回来了，这次，没有被撵走。
蒂莉姨妈密苏里的未婚夫伦纳德·赫钦森也来到镇上。他收到了蒂莉的一封信，说她无论如何也不跟他结婚，他为此曾追她到丹佛，可她还是拒绝了他——她几年后告诉艾格尼丝，这不是因为她不爱他，而是因为一旦女人结了婚，男人就会开始追究她的过去。赫钦森对此的反应是回到了特立尼达，向艾格尼丝的姐姐内莉求婚，她接受了。当时全家正准备搬到德拉瓜去，那是勒德洛沿峡谷往上不远的一个小矿区，查尔斯和他的帮工队在那里订了一个合同，因此结婚仪式马上就举行了。艾格尼丝感到震惊，想到内莉要进行性交就使她感到厌恶难忍。她从此没再见她姐姐。史沫特莱家的文件上记载着内莉两年后在俄克拉荷马州死于产褥。
艾格尼丝新家所在的德拉瓜完全属美国维克多燃料公司所有。收入微薄的工人住在公司的房子里，在公司的商店（这是镇上唯一的商店）里买东西，价格很高，他们还在公司的酒吧喝酒。工人们领到的是公司工资券，工资券必须到象特立尼达这样较大的城镇才能兑换成美元，而兑换时要打折扣。为争取较好的待遇，接二连三发生了罢工，并最终发生了1914年著名的勒德洛大屠杀：当国民警卫队袭击罢工者营地时，有6名矿工、2名妇女和11名儿童被杀害。
15年后，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中痛苦地回忆了她在德拉瓜时的生活情况：在勒德洛大屠杀前的紧张气氛，矿井下危险的有害健康的工作条件，公司职员的欺诈，矿工们被列入黑名单，贫困不堪的妇女被调来维持秩序的士兵奸污、凌辱，丈夫和父亲们都害怕得不敢干涉，“谁也不敢碰一碰那美利坚合众国的制服”。由于“几乎所有的本地美国（白人）工人都害怕下矿”，所以除了极少数例外，矿工都是外国人，大多是墨西哥人，80%的矿工不会说英语。查尔斯·史沫特莱和他手下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亦即盎格鲁族工人则按照合同在德拉瓜从事矿外装运工作。所以史沫特莱一家在公司那些人的社交圈内没有地位，而他们又不愿与外国矿工来往。他们很穷，但至少在德拉瓜他们还比大多数人境况好些。大多数住在营地的矿工和工人都不带家眷，他们想尽快挣些钱回家去。有少数人再也不回家了，而是把家眷接来。史沫特莱没有在《大地的女儿》中解释学校在安抚矿区居民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与公司的商店一样，学校的建筑也是高耸营地的楼房。以前在那里学习过的学生和工作过的教师在他们写回忆录或口头回忆时都一致感激煤矿公司给了他们上学的机会。他们大部分是移民，他们知道，如果留在他们本国，他们仍将是文盲。
在查尔斯手下的是8队盎格鲁工人和他们的马匹，食宿全由莎拉·莉迪亚和艾格尼丝及弟、妹们照料。艾格尼丝后来描述这些骑着马，随身带着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全部家当来到这里的牛仔：“（他们）勇敢、和善，诚实可靠，可是出言猥亵。当他们领到工资时，他们就连夜赶到特立尼达去，在妇女们出卖肉体以满足男人欲望的‘山上’花个精光。倘若娶妻——那真是稀有的事——他们只娶处女。妇女没有别的东西，只有拿贞操去换取一生的食宿。父亲们保护女儿的贞操，如同人们保护银行存款，腰间别一杆枪，眼睛里闪着警戒的目光。现在我渐渐长大了，我父亲警告所有人家的小伙子，不准对我随随便便”。这些人中有一个来自新墨西哥州牧场的29岁瘦高小伙子，他对当时14岁的艾格尼丝表现出特殊的好感，但他没有随随便便，他给了她一条金表链，还答应如果她愿意嫁给他，他将给她一匹小马、一支好枪和他在新墨西哥州的牧场的一半。小马和手枪激起了艾格尼丝的想象，她都准备接受求婚了。那天晚上，父母亲把她叫去，对她说她年纪还太轻，结婚还太早。除此之外，她父亲还说：“结婚还牵涉到你完全不知道的一些事情……还有责任啊……”，艾格尼丝感到厌恶，她宣布她不干了，“让责任见鬼去吧！”求婚者遭到拒绝。这个牛仔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市镇。
1907年，史沫特莱家的境况几起几落，完全取决于查尔斯手中的承包合同和他喝酒和赌博的多少。他们只在德拉瓜呆了几个月，然后又返回特立尼达。1907年末他们搬到了特西奥，另一个象德拉瓜一样属于公司的小镇。背景总是那些无组织的矿工罢工造成的紧张气氛，公司的高级职员对待罢工事件心狠手辣，他们用军队和警察来保护破坏罢工的人。下面是史沫特莱关于她父母对这些反应的回忆：
罢工期间，我母亲对矿区营地里所有各种消息都听，却不多说话，尤其是当着我父亲的面或是他手下的工人在场时。我记得她对矿工有一种本能的毫不迟疑的同情。她痛恨有钱有势的人们或团体，几年来的经历已经使她从一个贫苦的农家妇女慢慢转变成为一个不成熟的无产者。但我父亲却没有那么明白，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自己又希望当老板，他和这些矿区的警吏职员站在一起来反对参加罢工的外国工人。他始终糊涂，他虽然雇人替他做工，自己本身也还是一个无知的工人，无论他工作怎样勤奋，看来也还是一样穷困。他非常糊涂，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他和我母亲一样，终于慢慢懂得工作得最多的并不能挣到最多的钱。这看来是有钱人的过错，但究竟是怎样一种过错，他还是不明白。他用酒来排解自己的糊涂和失望，或是让扑克牌来吸收他的忿懑。
能够证实她父亲这种形象的是一张査尔斯·史沫特莱在特立尼达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自豪地佩带着两支左轮手枪和一枚警长的徽章。
1908年初在特西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有了她的第一次转折，一次她自己出去闯的机会。一个红头发的学校教员鼓动她到毗邻的新墨西哥州去参加一次县级教师考试，因为她正好符合8年级学生这个先决条件。艾格尼丝借了老师的一件衬衫和一条裙子，骑着马越过州界去参加了考试。虽然她考试的成绩平平，但还是通过了，并被派往一所学校任教，工资是每月40美元。
1908年夏天她和她母亲、小妹妹默特尔一起回到了密苏里的奥斯古德参加她外祖父约翰·罗尔斯的葬礼。直到1943年她才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透露了市镇上有关她外祖父最后那些日子的闲言碎语。这些流言如果发生在几个世纪前，就可能使玛丽姑妈被当作为女巫烧死：有人说，“他在弥留之际曾想从灵魂中洗净他毒死前妻的罪孽，但是玛丽用手捂住他的嘴，止住了他的忏悔。在这重返故地之际，艾格尼丝与她的老朋友和同班同学玛米·韦斯特共度了一些时光。史沫特莱将一年前那个牛仔向她求婚时送给了她的金表链送给了玛米，并告诉她那个牛仔“现在对她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在特西奥作短暂逗留后，艾格尼丝又回到学校教书。从1908年秋至1910年2月，她在拉顿和周围和小学教书。拉顿是新墨西哥州东北科尔法克斯县一个大约4000人口的小镇。自从铁路和煤矿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迅速发展以来，那里教师短缺。在《大地的女儿》中，史沫特莱回忆她在新墨西哥州当教师的年代是她一生中孤独但愉快的时期。她是白人，未婚，是那个地区“受过教育”的教师姑娘，这给了她地位和保障。许多夜晚，她参加跳方阵舞直至深夜，或骑马到处跑，或和牛仔们在一起围着营火唱西部歌。她教的大多是说西班牙语的学生，在教室外很少说英语（虽然，据迄今所知，她并没有做过学习西班牙语的尝试）。有些学生与她年纪相仿。她让大一些的男孩到黑板上解难题，来回避她在数学上的弱点。她通过一份妇女杂志的广告，交上了一个远在东部的男性笔友，他寄书给她，她很钦佩他的笔体，心想，如果她也能写成那样，才算得上是真正受过教育的。她的社会意识相对来说还不成熟，当她被一个俊秀的印第安墨西哥混血男学生所吸引时，她还“感到羞耻”。[3]
史沫特莱在拉顿当教员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1910年2月的一个下雪天突然中断。有人带口信到教室来说她的母亲病危。她立即回到特西奥，在莎拉·莉迪亚的床边守了3天3夜。一个医生用小苏打片来治她的胃痛。他说一个光靠马铃薯和面糊糊过日子的女人必定会病倒的，他的诊断结果是营养不良和肺结核。年仅42岁的莎拉·莉迪亚，嘴里就只剩下了一颗牙齿。在她母亲弥留之际，艾格尼丝记得她生平第一次拥抱了她母亲，她母亲叫她“我的女儿”，这种话她以前从未说过，因为“父母儿女之间的亲爱之情，在我们这种人中间是从来不表现出来的”。莎拉·莉迪亚死了，她死于阑尾炎，死在女儿的怀里。她丈夫对此的反应是把莎拉·莉迪亚的箱子搜劫一空，拿走了藏在里面的钱，出去喝了个酩酊大醉。
蒂莉姨妈从丹佛赶来帮助把莎拉·莉迪亚的遗体运到俄克拉荷马州西部，将她埋葬在赫钦森家附近——她女儿内莉的身边。内莉是前一年9月生孩子时去世的。18岁的艾格尼丝辞去了教师的职务回到特西奥。那年春天，她负起了照管16岁的妹妹默特尔、14岁的弟弟约翰和12岁的萨姆和亡姐内莉的婴儿的责任。可是，她在节制他父亲饮酒和态度粗暴方面并不比她的母亲成功。因此大约是6月的一天，在设法制止査尔斯用马鞭抽打她的一个弟弟以后，她抱着婴儿逃到了丹佛蒂莉姨妈处。她们决定让默特尔到新墨西哥州一户人家干活，两个弟弟去俄克拉荷马州伦纳德·赫钦森的农场做工。史沫特莱对她故意硬着心肠离家出走一直感到终身的内疚：“我把自己这种铁石心肠称为有原则，我筑起堡垒来保卫自己，抵御那威胁妇女自由的爱与柔情；那时我还不知道人们所以要筑起保垒，原来只是因为那个地方有弱点。”
由于在史沫特莱看来，受教育似乎是摆脱婚姻和她父母过的那种生活的唯一途径，她哀求蒂莉姨妈帮助她上学。蒂莉答应供她上一个速记短训班——不是在丹佛，而是在科罗拉多的格里利。[4]几星期以后史沫特莱回到丹佛时，发现伦纳德·赫钦森已从俄克拉荷马州来过，把他孩子带走了。这完全不是蒂莉姨妈所希望的。（据艾格尼丝说，起初伦纳德骂了蒂莉许多难听的话，然后又向她求婚。她又一次拒绝了，因为害怕他会老把她的过去当着把柄来治她。）
蒂莉帮助艾格尼丝在丹佛找了一个工作，给一个编一家地方杂志的老头当秘书。没过几个星期，他就开始引诱她。她辞职了。蒂莉又给她在另一个杂志编辑那里找到了同样的工作。有一段时间，这个人把她当女儿一样对待，并赢得了她的友谊，但是以后他开始提出更多的要求——他称之为爱——并告诉她不必为生孩子而害怕。当艾格尼丝告诉他，她怕的是性交本身，他笑了，而她却哭了。在《大地的女儿》中，她承认她心里早知道会出这样的事情，恨自己让它发生了——她这样做是因为她多么希望学着为他的杂志写文章。虽然这位编辑没有强求，但艾格尼丝在他的办公室里感到不舒服，所以她请求他把她“放出去”征求订户。但蒂莉姨妈和那位编辑设法劝阻她，他们认为这不是妇女的工作。但艾格尼丝执意要去。
1911年初到夏初，史沫特莱当了6个月的杂志推销员，主要是乘火车在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跑。她很快学会避开那些保守家庭可敬的主妇，因为她们当着她的面粗暴地把门砰地关上。她向报摊和生意人征订，通过当地的报童签订合同。在火车上，有些妇女开始对她很友好，当她们知道她干什么工作后，便坐到别的坐位上去了。男人的反应有所不同，但同样设想她是一个放荡的女人。
她当杂志推销员的工作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小城镇塔斯科萨戏剧性地结束了。这座小镇从火车站沿峡谷向上走大约半小时，有20几幢砖楼，街后有几家内设赌桌的酒馆。艾格尼丝在街上就能听到里面刺耳的小提琴声和男人们跳舞时的跺脚声。这个城镇建于猎取野牛的时代，它位于两个敌对的畜牧公司的放牧土地之间，当地山上的一座座坟头说明了他们竞争之惨烈。史沫特莱到达时塔斯科萨正在衰落。她住的交流旅馆粗糙的招牌弹孔累累。她躺到床上后不久，就因饥饿而晕了过去，完全垮了，店主企图趁机强奸她。她奋力让他相信了她是一个处女，他变得慎重起来，并向她求婚——当然，史沫特莱拒绝了。
第二天，史沫特莱在绝望中写信给大个子巴克（Big Buck）。巴克是一个42岁的牛仔，嘴唇上边留着大胡髭，过去常为她父亲干活。当畜牧业开始走下坡路时，巴克在亚利桑那州克里富顿镇一个铜矿上当机工。在科罗拉多时，大个子巴克曾教过艾格尼丝射击、骑马、用绳索套马、玩折刀。她后来写道，他“想出各种办法来消除我身上任何一点女人气”。他是她感到可以信赖的唯一的男人，“大个子巴克在我记忆中是很亲切的……我不知道有谁比他更接近于西部精神。他的一举一动都带有一种诙谐的色彩，他对自己辛苦所得的一切物质财富，都十分慷慨大方，意气豪迈，目光远大。他固执地相信墨西哥人、印第安人、摩门教人和那些体质脆弱的人都属于劣等。”
在回信中，大个子巴克给艾格尼丝寄去了塔斯科萨到克里富顿的火车票钱。他将她安顿在他住的旅馆里，向所有的人介绍她是他妹妹，并告诉艾格尼丝最好听其自然。他在马路对面的一家“中国佬”的饭馆为她包了伙，劝她休息一个月左右，以便“她的骨头长点肉”。史沫特莱想在一个月后找个当速记员的工作，然后把钱还给巴克。休息期间，她和一个年轻未婚的摩门教看林人交上了朋友，和他一起在周围的乡间骑马兜风。那是1911年夏天，议会通过了成立亚利桑那州的决议。在去参加一次庆祝舞会的路上，大个子巴克明确表示他对那个摩门教徒的嫉妒，并向艾格尼丝求婚。她吓了一跳，她一向认为他很老。她婉转地回答他，说她从没有想过要结婚。在弹子厅举行的这次舞会上，到处悬挂着中国灯笼，灯笼映照着一面面国旗，艾格尼丝偶然与一位妇女攀谈起来，这位妇女说她第二天早晨就要坐火车去菲尼克斯城外坦佩的一所师范学校。艾格尼丝吹嘘她自己当过教师和速记员，而且“早已完成了学业”。那位妇女有礼貌地回答，她看不出那是可能的，因为在她上学的学校里，人们要读6年书——4年中学，2年师范——才能当教师。大个子巴克一下就看透了艾格妮丝的羡慕心情和她想回学校的愿望。在从舞会回家的路上，他主动提出资助她6个月学校的费用。后来他又说，他希望她会回到克里富顿来，并接受他的求婚。
亚利桑那州的坦佩是铁路旁的一个小镇，是菲尼克斯东南几英里外盐河上的一个渡口。自从19世纪80年代以来，小镇一直是一座小小的师范学校的所在地，其中大多数学生是周围地区的摩门教女孩。附近的菲尼克斯是这个新州繁忙而喧闹的首府，大约25000人。城里有一个唐人街和一个很大的墨西哥印第安人聚居区。城市的大多数行政负责人是摩门教徒。坦佩正南是古老得多的雅基印第安人的瓜达鲁普居留地，史沫特莱在《大地的女儿》中曾满怀柔情地描写过。居留地外面是一片沙漠，宁静，炎热，帕帕戈族和皮玛族印第安人居住在那里。
因为没有可证明她中学程度的文凭，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1911年9月11日作为一名旁听生进了坦佩师范学校。在问及她家庭情况时，她说家里人都已去世，声称她父亲的职业是医生。后来她到学校的一位有名望的生物和化学教师弗雷德里克·艾里什（Frederick Irish）的实验室当助手。艾里什在学校附近的单身套房是学校许多俱乐部的活动场所。艾格尼丝也积极参加这些俱乐部的活动，有一组照片是她和一个叫卡拉格西亚社团的组织一起照的。这是一个研读《圣经》的小组，由20名妇女组成，每星期六晚上在宿舍碰头，学习两小时《经文》。尽管她穷（只有两条自己的连衣裙），有异常的背景和旁听生的地位，她的同学还是很喜欢她，在她们的记忆中，她爱好文学和辩论，是学校格里利俱乐部（Greeley Club）的创建人。
艾格尼丝还参加了学校周刊《师范学生》的工作，当上了编辑部撰稿人。1912年1月12日，她被选为首席记者，此后她的文章全都署名。1912年5月29日，《师范学生》宣布她当选为主编。史沫莱特在她写的第一篇社论中，敦促同学们用所受的教育更好地理解那些不如他们幸运的人。尽管这篇文章词藻华丽，不那么自然，这却是她第一次谈她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文章作者应起的作用：充当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人们的代言人，做一个能解释人们“在无知无识的黑暗中离开知识的世界太远”以致不能思考只能作出机械反应的情况会是怎样的人。在3月29日的校刊上有她署名的两篇文章：一篇题为《罗曼史》的短篇小说和有关一位人类学先驱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所著《原始人的思想》的书评。显然具有自传色彩的《罗曼史》，显示了博厄斯有关种族偏见和文化差异的研究有助于解放思想的影响，这也形成了她以后一些年里不断加以完善的一种工作方法：用故事的形式来解释某种科学或学术研究的含义。在《罗曼史》中，一位母亲告诉她的孩子们，她为了与一个印第安人结婚，曾经是如何克服她自己的种族偏见的。史沫特莱的许多感情描写的根据明显的是她两年前在新墨西哥州为一位墨西哥印第安混血男孩所吸引的体验。这篇故事问世不久，艾格尼斯公开承认了她自己的印第安血统，并要求人们叫她“阿亚·胡“（Ayahoo）。
正当史沫特莱记者工作的初次成功使她产生了新的尊严感和自尊心时，大个子巴克向她提供资助6个月的期限到了。他从克里富顿来信说，他以为她并不准备接受他的求婚。他打算去参加墨西哥革命（根据家族传说，他后来在墨西哥革命中牺牲）。艾格尼丝再也没听到他的音讯，但在她1949年让一位朋友保存的私人文件中，有一张名叫大个子巴克的牛仔的照片。到4月，她为凑够读书所需的钱而已经在挣扎着了。她在一家饭馆里洗盘子，做一切她能找到的工作，学习只好推迟到深夜。这样过了大约一个月后，为了养活自己，她只好决定离开学校。她感到陷入了困境，深为沮丧，因为她认为就是当了教师，她的前途仍然是极其有限和缺乏吸引力的。但正当她决定离开学校时，她遇到了两个人，他们使她的生活之舟驶入了一个她从未想象到的航道。
[1] 奥斯古德的镇史学家和史沫特莱的远亲鲁思·罗尔斯·费希尔曾写道：“（史沬特莱）还是一位作家，在她诸多著作中有一部自传，她自己取名为《大地的女儿》。这本书使她完全疏远了她在密苏里的亲族，因为在这本书里，她不得不张扬出许多她本应因暴露而感到羞耻的家丑”。（《奥斯古德——这座小镇》（1975年密苏里州米兰出版）第28-31页）。史沫特莱确实暴露了许多家丑，其中的这一个——莎拉·罗尔斯·史沫特莱堕胎——尤其使得现在还活着的罗尔斯家人感到痛心。他们坚持莎拉·莉迪亚是个好女人——一位贤妻良母；如果说艾格尼丝终于有了点出息的话，那是因为她有一个好妈妈，如果说莎拉·莉迪亚愿意每天光着脚提着两只沉重的水桶到井边打水的话，如果说她不愿意和她丈夫一起做白日梦的话，那是为了她的孩子们。甚至连艾格尼丝最要好的朋友玛米·韦斯顿也记得艾格尼丝的母亲是一位贤惠的妇女。玛米和艾格尼丝9、10、11岁时在学校共用一张双人课桌。（鲁思·罗尔斯·费希尔和玛米·韦斯顿·麦卡洛釆访记）
[2] 蒂莉姨妈是否成了娼妓取决于人们给这个词的定义。史沫特莱的定义是为经济原因和男人睡觉的女人。在《大地的女儿》（纽约1929年版）中把自己的姨妈称作娼妓，极大地伤害了蒂莉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感情。她们宁愿认为蒂莉行为越轨，特别是在她充当别人“情妇”时期的行为有别于卖淫。
[3] 1909年1月2日给她弟弟萨姆的一张明信片反映了她的种族偏见，这曾是史沫特莱社会环境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她在明信片上写道：“亲爱的老德罗格尔·泰尔：昨天下午直到今晨10时，一直在特立尼达。你为新的一年作出了什么决定？我决定敲打墨西哥红鬼和西班牙佬——也是用敲打他们来消磨时间。
[4] 由于不完全清楚的原因，也许这与她的爱情生活有关，蒂莉不希望史沫特莱和她一起住在丹佛。后来，史沫特莱在1924年6月24日给弗洛伦斯·伦农的一封信里，称她和她在格里利的朋友们是多么粗鄙和笨拙的乡村姑娘：“同我一起走出去的一个姑娘把她的牙齿全部拔掉，镶上了大金牙以引人注意，因为她太缺乏吸引力。她笑的时候简直就是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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