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布莱希特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布莱希特和东德6·17事件
6·17事件直接发生在对艾斯勒的《浮士德》讨论之后。此处有必要叙述一下中国广大读者并不十分熟悉的6·17事件的过程，及布莱希特面对这一事件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以便我们能比较正确的判断布莱希特对这一事件——东德历史上发生的最大的国内时间的真实看法和他的真实态度。
6·17事件的直接打火索是，东德党中央政治局在1953年5余额8日作出的平均提高工业部门10%的劳动定额的决议。当时东德党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是看到东德的发展必须加快这一事实，否则在与资本主义（特别是和西部德国的）竞争中，东德将永远处于劣势。因此，这一决定不是草率的，而是经过仔细权衡的。二次大战后的德国劳动生产率普遍是低的，直到40年代末，东德的劳动定额还是低于战前，如东德曼斯费尔德铜矿的正是开采定额比战前低30% {1}，党中央认为这一情况必须改变，否则，社会主义工业难以进行必要的积累，人民的生活也难以较快地提高。这一决定提高了10%的劳动定额，但工资并没有相应的提高。这一决定于6月底现在国家工业部门进行实施，这激起了工人的不满。1953年6月16日建造东柏林斯大林大街的建筑工人为了表示这种不满，就自发的在正在劳动的斯大林大街上聚集起来进行示威游行。当斯大林大街的建筑工人朝政府大楼涌去时，东德的工会报刊上仍刊出文章，认为5月28日提高劳动定额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不是改正的问题而是执行的问题，并认为谁反对提高定额就等于干扰新路线。可是就在这一天，政治局决定收回提高劳动定额的决定。“政治局同时认为，在国营企业部门用行政手段提高10%的劳动定额是完全错误的。”{2}
建筑工人的队伍是6月16日上午组成的，他们前去政府大楼，要与政府对话，要表达意见。10时，队伍抵达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走到莱比锡大街时，许多路人加入了队伍，因此队伍中已经不仅仅是建筑工人，队伍里人们的口号也与劳动定额一点无关了，有的人已喊出“政府滚开！”，“我们要求自由选举”等口号了。也就在这一时候，政府收回了提高劳动定额的决议。到了12点，人群就在政府大楼前越聚越多，并慢慢的转化为反政府的示威游行了。为了和群众进行对话，重工业部长弗里兹·塞尔伯曼（Fritz Selbmann）站到搬来的桌子上，进行解释。塞尔伯曼曾经是工人，纳粹时期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长达12年之久。它试图向群众说明政治局已撤销了提高劳动定额的决定，他并愿意与群众对话。但群众的吼声完全把他的声音吞没了。{3}他无法与群众对话，而群众却在大声喊叫要与政府对话。总之，情况在几个小时之内起来激烈的变化。这是（下午1：30）美军的柏林电台广播了事态的过程，并喊出了新口号：“明天早上7时在斯特劳斯贝克广场集中，进行总罢工！”
布莱希特6月16晚由位于布坷的他的乡间别墅返回东柏林寓所，他从无线电里听到有关工人游行的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剧团的青年同时，并请他们去他寓所。当晚。一些剧团的工作人员已聚集在布莱希特的家里。从16日夜晚11时起，美军柏林电台每小时广播一次特别节目，煽动东柏林工业部门的工人次日进行总罢工，此外，又广播了建筑工人代表团给电台要求电台广播的决定。这一决定称：工人通过罢工和游行，证明他们有能力让国家和政府同意他们的合理要求。具体要求是：1.根据原有定额支付工资。2.立即降低生活开支和费用。3.进行自由和秘密选举。4.不能对罢工这激起发言人进行惩办处分。
6月17日清晨，布莱希特队发生的事情已有了足够的了解，并已确知，工人们将进行总罢工来反对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政权。是日早上7时半，布莱希特即打电话给剧团里的亲密同事和女友凯泰·吕莉克，说要造一小时去剧团上班，剧团的党小组成员也将在这一天来剧团讨论该剧团该如何行动。剧团的负责人，布莱希特的妻子海伦娜·魏格尔正好在布达佩斯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当6月17日一大早，同志们在剧团布莱希特的办公室碰头时，布莱希特向他们建议，首先向党的领导写一封表态信，并向党领导保证，在这庄严时刻，当完全可以充分信任他们，并表示愿意去电台担任广播宣传工作。当时布莱希特口授了三封信，分别给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华尔特·乌布利希，政府总理格罗提渥及苏联驻东德大使乌拉第米尔·塞姆约诺夫（Wladimir Semjonow），这三封信并非表示效忠，而是表示她已经做好了一切行动的准备。它通过这三封信要标明在这重大时刻，他作为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作家的鲜明政治态度和政治责任心。在致乌布利希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尊敬的乌布利希同志，历史将对德国统一社会党革命的急躁表示它的尊敬。与群众进行有关社会主义速度的对话将会报为社会主义的成就，并引起我们的审查。在此时此刻向您表示我与统一社会党德意志，对我来说是一种需要。您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4}
致格罗提渥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格罗提渥同志，我们艺术科学院和柏林剧团能够做什么？您将在电台讲话吗？这也许是好的。我们很愿意在开头或结尾唱或朗诵恩斯特·布施和其他艺术家的歌。永远和统一社会党保持一致。您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5}
这两封信表明了布莱希特队6月17日事件的基本态度，即支持政府，并对政府提高劳动定额表示理解，认为这是“革命的急躁”，并表示自己站在政府一边，但提出一点要求：政府应该与群众对话。
次日《新德意志报》刊登了许多向党表示拥护态度的信，布莱希特给乌布利希的信仅刊登了其中的最后一句，即“此时此刻向您表示我与统一社会党的一致，对我来说是一种需要。”这就使西方媒体几年来一直对全新内容作各种各样的猜测。布莱希特对党报纸刊登他信中的一句话表示气愤。给格罗提渥的信则并未发表。6月17日下午，布莱希特与在剧团的人员一起自发地举行了讨论，大家也看到，事件发生之前，一般老百姓对较长时期来食品的匮乏、供应短缺、物价上涨等现象已产生不满。布莱希特为了亲自了解事件的真相，6月17日下午和凯泰·吕莉克及东德著名作家艾尔文·斯特利特马特（Erwin Strittmatter）一起上街观察事态发展。自从1953年5月份布莱希特导演的斯特利特马特的剧本《猫沟》上演后，斯特利特马特就常来剧团，并与布莱希特结下了友谊。他们三人上街后，只见到处是一组组的人群，人们在谈论罢工和游行。他们三人首先向勃兰登堡门走去，先要看一看边界的情况。只见勃兰登堡大门的红旗已经取下，并已撕成碎片。不多时，他们看见了苏联出动的坦克正朝“菩提树下”大街开来，时间是17日的中午12时至12时半。接着布莱希特返回剧场。下午1时剧团召开员工大会，布莱希特在大会上讲话。他向剧团谈了当前的形势，认为，尽管政府犯了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我们应该加以指出，但是无论如何不应反对自己的工人政府。他的讲话的主旨包含两点：1.保卫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2.政府应该对错误的决定等问题与人民展开深入的对话。全剧团对布莱希特的这些意见表示一致赞同。剧团还向政府表示愿意全力投入政治宣传和鼓动活动。全团大会不久，苏军驻德司令官于下午1时半发布柏林苏占区处于紧急状态的命令。布莱希特这是回到了自己的住宅，并与他的几个同事一起分析事件。为了表示他坚决维护东德政府的立场，他甚至一时产生了要入党的冲动。凯泰·吕莉克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布莱希特在17日早上，当我们一起在菩提树下大街上走时（在他把三封信寄出之后）曾表示：‘现在恐怕是入党的正确时刻。’”{6}这样的表白听起来颇是令人惊讶的。因为自从20年代末以来，布莱希特一直把自己看成为意识形态上的共产主义者，只是没有加入工人党组织。这是因为她不喜欢组织上入党以后，同时带来许多他所不喜欢的东西。布莱希特此时又要家入党的冲动虽是处于凯泰·吕莉克的成熟，但我们相信她的回忆是可信的，真实地。布莱希特之所以要对吕莉克和斯特利特马特说这句话，无非要说明他对这一事件的立场和统一社会党的一致而已。
6月7日事件由于苏联出动坦克而平息下去。当天，东柏林的工人曾组织起队伍穿过勃兰登堡大门进入西柏林地区，后来西德政府把此时看做是东德人民反对东德政府，要与西德站在一起的信号。为此，日后6月16日与6月7日这两天被西德定为国定假日，以此来象征德国的统一。迈耶尔百科全书对6·17事件条目的释文是这样的：
……6月6日斯大林大街的建筑工人进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引发出6月17日整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工人起义。在全过程中250多个地方，其中包括所有工业中心，发生了罢工和游行，10%的工人参加了起义，其原先的经济要求很快转化为广泛的政治要求（比如政府下台和自由选举）。其一为苏联军队所镇压（约有25名至300名牺牲者，1200人被捕）。{7}
6·17事件时布莱希特晚年在东德生活的重大政治经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对社会主义的原则态度和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当事态过去以后，他还一直在思考与此事相关的许多问题。事件发生一周以后，6月24日、25日、26日三天东柏林剧团自发地召开了三次员工会议，讨论导致6月7日事件的原因，布莱希特都参加了，所有与会者都是自愿参加讨论的。归纳起来，讨论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1.6·17事件前工人的生存处境。2.6·17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是煽动蛊惑的产物。3.教条主义的文艺政策怎样成为发展的阻力，及它在柏林剧团的反映。讨论中大家述及工资本来就少的工人，生活得的确太差，这导致了工人的不满。关于第二个问题，剧团（它本来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同时又体现为一个小社会）里有人指出：国家应该采取议会制，要有在野的反对党。有人反对这个看法，反对的人曾经经历过实行议会制的魏玛共和国，在流亡时期又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生活过。他们认为议会制不是出路。布莱希特在讨论中，涉及社会稳日商尤其仔细倾听并积极发表意见。他也一直在思考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怎么才能享有更多的民主义即得到更多的发展。怎样才能消除官僚主义。当有人提出用自由选举来改善这一切情况时，布莱希特的观点很鲜明：您知道这样的选举会带来什么吗？现在说一说吧，这是不一样的，如果选举后果是肯定的话。谁会知道后果呢？我的印象是，人们的期望太高了，不仅工人中有一部分人，还有其他阶级和其他阶层的人。我们对此无法避而不谈……我一大早就感到，恰恰是工人在这里游行，这是一件严重和可怕的事件……我现在说一说我的亲眼所见吧：这个柏林看起来好像处在纳粹时代的精神状态……。这个自由选举的要求在我看来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仅仅处于这一要求而采用它的话。我不相信，今天为了得到另外一个进步的政府，老百姓在道义上已经离纳粹主义有足够的距离。我们现在的政府正在对威胁着世界和平的各种分子进行斗争。”布莱希特说完这句话，剧团里的导演，法国人贝诺·贝松立即支持他：“我是法国人，现在有很多声音大喊自由选举。1933年也是自由选举，最后是纳粹掌了政权。我的法国同事将不会给德国人再去选纳粹党权的自由。如果这真的发生了，和平就不会长久了。”{8}布莱希特从6月17日一部分群众的狂热中看到：纳粹虽已不再统治，但纳粹的游魂还没有消散，大战后8年，纳粹流毒——法西斯能利用的细菌还未消灭干净。布莱希特从6月17日事件中还感觉到，东德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比之于1933年前也有了新的变化，因为东德工人阶级的组成比战前大为复杂了。最初6月17日事件最初由建设斯大林大街的建筑工人引发出来。布莱希特把建设这条大街看作是东德的巨大的社会建设项目，这是工人为自己建设城市、住宅和商店，工人们正在快速地建设和快速地改变着城市的面貌，但是并非所有工人的看法都一样，因为建筑工人这支队伍的成分已变得非常复杂。布莱希特和大街上的建筑工人本来就有些接触，在当时的建筑工人中有从俘虏营释放回来的职业军人，也有因为过去是纳粹党成员而有管理机构中清洗出来的“改造分子”，这一切使布莱希特不仅看到纳粹统治的参与痕迹，还看到了工人队伍成分的新变化。布莱希特一贯以真正的阶级分析法、阶级观点来研究社会现象，当然，从6月17日事件中他也看到了党的领导方法所存在的问题。6月17日事件之后不久，布莱希特写了一首名叫“致一个建造斯大林大街的青年工人”的诗，全诗如下：
你的大街还没有树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未完成，还有你工人阶级的奋斗努力）
我不知道，你到哪儿去取我向你要的
（工人阶级只能依靠劳动，从劳动中取来成果给人民）
对那个与你讨价还价的人说：
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每个子儿既是工人们的国家的
也同样是我的。但是
请不要与我讨价还价得太久，
这个道理我知道。
（“讨价还价的人”指的是行政领导。工人阶级是已
经觉悟的，但对他要求是不能过分的！）
对那个向你大声喊得人说：
轻一点，朋友！轻一点我听得更清楚。
（“大声喊的人”指行政领导。对工人是不应该
摆领导者颐指气使的驾驶的，一切都要讲究方式方法）
对那个发号施令的人说：
必须发号施令，因为有这么多人，
从事这么大的事业，用这么少的时间。
但是你要这样发号施令，以致
我自己也这样对自己发号施令！
同志，如果你想要什么，
那么你要打听一下，那儿有什么。{9}
（领导者应该懂得领导艺术，要懂得怎样使“命令”成为
人人自觉的行动。此外，领导者还要不脱离实际才对）。
所有括号中的话都是笔者对这首诗的解释。毫无疑问，这首诗更多的是批评领导还缺乏领导艺术，在布莱希特看来，6·17事件的发生和不善的领导艺术是分不开的。
6·17事件后党报发表了另一篇散文诗，这首诗6月7日事件三天后由当时东德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及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人民议会议员库巴（Kuba）所写。看一看他在诗中怎样的教训群众：
泥瓦工——裱糊工——木工。/白色亚麻布帽子下被太阳晒得褐色的脸孔，肌肉发达的手臂和脖子——长得很好，你们在你们的共和国营养不错/人们看得很清楚。/因此你们走过来时都结结实实……/当人们用张开的手，派去夹克衫上的灰尘的时候，苏联军队开进来打扫城市。/有了理由人们才有兴趣去斗争，而你们没有这样的理由。/你们的坏朋友，对面的无赖，其在银光闪闪的自行车上，像雨中的燕子穿行过市。/接着他们内抓走。/但是你们可以像好孩子那样晚上9点钟去睡觉了。苏联军队和德国人民警察为了你们和世界的和平在守卫着。/你们也像我那样感到羞愧吗？/你们要砌更多更好的砖，在这件不光彩的事情吧你们忘掉之前，你们得聪明地干活。{10}
库巴的诗用讥讽的语调指责工人“闹事”是件“不光彩的事情”，是恩将仇报。因此，工人们应该用加倍的劳动来弥补自己的“过错”，并应该为了此事而内心羞愧。库巴的这首诗里根本没有涉及：在这件事上，政府又应该担负多少责任，没有分析61·7事件发生的各种诱因中有否政府方面的原因。与库巴相比，布莱希特要辩证得多，全面得多，客观得多。他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外因，又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内因。1953年6月23日布莱希特在党报上发表的文字再次阐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这样写道：“当情况变得清楚，工人的游行被利用于战争的目的时，我在6月17日上午表了我与统一社会党的一致。我现在希望煽动者得到鼓励，他们连希望遭到粉碎，但是不要把出于合乎情理的不满而上街游行的工人看作是煽动者，这样不至于一开始就与有关方面所犯的错误的必要对话遭到干扰。”{11}这一段话清楚的表明了布莱希特的态度，他没有把上街游行的人看成是坏蛋，因为有的工人处于合乎情理的不满而上街的。此外布莱希特指出有关方面犯了错误，关于这些错误，他认为政府有必要和工人进行对话，以促进政府与工人的进一步相互了解。他这段话是从一个前提下出发的，那就是6·17上午给乌布利希的信中表态的话：“表达我与统一社会党的一致。”任何一个读者在这段话中都不会读出布莱希特有推翻统一社会党或反对社会主义或希望东德政府倒台的意思。布莱希特在整张上对东德政府完全是拥护的，他不满的、与政府不一致的只是东德的文艺政策及文艺界的领导。库巴属于东德文艺界的领导，他从根本上不同意库巴这首教训工人群众的诗，因此，布莱希特写了一首著名的诗加以反驳.此诗题名为：“解决”（Die Losung）。但此诗在他生前并未发表，是后来在遗稿中发现的。全诗如下：
6·17起义之后
作协书记派人
在斯大林大街上分发传单
上面写着，人民
失去了政府的信任
只有通过双倍的劳动
才能重新把它赢得
难道这不是更简单一点吗
政府把人民解散
重新选举另外一个人民？{12}
原始没有标点，只有最后一行有一个问号。“难道这不是更简单马/政府把人民解散/重新选举另外一个人民”是布莱希特对“作协设局”教训人民的态度的反讽。此诗发表后，西方许多学者试图在字里行间发掘出布莱希特对东德政权、东德社会制度和东德执政党抵制或反对的情绪。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诗中“作协书记”便是东德干部的化身和代名词。特别是诗的第一句用的词是“起义”（原文：Aufstand），而不是“事件”,说明布莱希特对6·17事件的总体看法是：人民推翻政府的起义。如果我们仔细对比一下库巴的诗体散文和布莱希特的这首反讽诗，我们便可发现，布莱希特很好地模拟了库巴“腔调”，致使选用了更加明确、尖锐和概括性的用词，他仅杜撰了分发传单的情节。这首诗的确“事出有因”，这个“因”就是库巴的这篇散文诗体。库巴的这篇文章不仅使布莱希特反感，它在当时也遭到东德文艺界其他人的批评，比如吉尔努斯在6余额8日就批评了库巴。从布莱希特全诗来看，诗的上半首完全陈述库巴的论点，他模仿库巴对游行工人的教师爷态度和语言，后半段则是他对库巴的嘲讽：你这样帮政府教训斥责人民，那么“政府解散人民，另选一个人民”吧！面对人民，政府首先应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群众对话，取得群众的谅解和理解，从而继续获得人民的信赖，而不是相反。但当时东德政府并没有像库巴那样责备人民，教训人民。纵观布莱希特6·17事件前后的言行以及他对东德的政治态度，结论便是：“解决”这首诗针对的尽是库巴——这位当时东德作协第一书记及他的观点，这首诗并没有反对统一社会党和东德政府。布莱希特虽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但他并不是言行不一致的两面派。因此，不能同意H·卡拉塞克在他有关布莱希特的著作中的论点：认为布莱希特对6·17日事件采取了动摇的捉摸不透的立场。{13}
布莱希特致E·莱泽尔（Erwin Leiser）的一封信可以有一次证实他与东德执政党的一致。他这样写道：“统一社会党犯了错误，这些错误对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来说是很严重的，并招致了工人们的反对。我并不是它的成员，但是我尊敬它的许多历史成就。当它——不是由于它的错误，而是由于它的优点——遭到法西斯和阴谋战争的坏蛋攻击时，我感到我是和它连在一起的，在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我是站在它一边的。” {14}
为了说明布莱希特对6·17事件的真实态度，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引证他在1953年7月1日给他的朋友、西德出版商彼德·苏尔坎普的信：“三十年来在我的著作中我都试图代表工人们的事业，但是我在16日夜晚和17日上午亲眼看见工人们令人震惊的游行转化为完全不同于为自己争取自由的那种行为。” {15}可见，在布莱希特看来，工人对政府错误的不满所进行的游行为坏人所利用，因此它转化了。他在信中继续写道：“口号很快地改变了，由‘政府滚开！’变成了‘绞死政府！’，人行道在进行着导演了。”{16}（即：没有参加游行的人行道上的幕后指挥者操纵了游行队伍，因此不是游行者在喊自己的口号了——笔者）。特别使布莱希特愤怒的是在哈雷的游行者竟把法西斯分子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这些法西斯分子正是因为在二次大战中残杀人民的罪行而坐牢的。他们不仅被释放出来，个别的竟在广场上发表煽动演说。“亲爱的苏尔坎普，让我们开诚布公吧：不仅在西部，而且在这儿德国的东部，‘这些力量’又重新在行动了。在那悲剧性的6月17日，我注意到，人行道怎样把‘德国之歌’投向大街，工人们又怎样用‘国际歌’把它压了下去。但是他们困惑而束手无策，不能借此而达到目的。”{17}这最后一句说的是：游行的工人面对阶级敌人不知道怎样把它战胜。当布莱希特看到东德工人拒绝政府提高生产定额不提高工资的措施，并为此抗议而上街游行，又目睹了游行队伍的工人的精神面貌，听到了他们的口号，看到德国工人如此地易于诱引走上歧途，这一切导致了布莱希特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因此，1953年8月20日他在《工作笔记》里写下了一句有名的话：“6月17日把整个存在陌生化了”（der17.juni hat die ganze existenz werfremdet）{18}。什么叫juni hat die ganze existenz werfremdet？在德语中，Verfremdet也可以译成“间离”。因此，这句句子也可译成：“6月17日”把“整个存在”间离了开来。即：我和“整个存在”之间有了距离，其潜台词是：这距离使我看清楚了“整个存在”。也因此，他看清楚了过去陌生的一面。这样，这句句子的正确译法为：“6月17日使整个存在清楚起来”。那么，6月17日事件使布莱希特对什么清楚了起来呢？6月17日事件使布莱希特清楚了下面几点：1.东德政府在文艺政策上犯了错误（对此他有切身感受和体会），它在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建设方面犯了同样的错误。这错误的本质就是不研究情况，试图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方法来解决一切，不展开与工人（在文艺界则指挥艺术工作者）的对话，造成了彼此的不了解，造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许多曲折，造成了政府的“主观”和现实的“客观”的不一致。因此，布莱希特在6·17事件时致乌布利希的信及党报上发表的文章都强调政府与人民的对话。文艺政策的错误导致创作的停滞，经济建设上的错误导致了工人的反抗，总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2.政府领导方法陈旧、僵化（简单的行政命令，要下级服从上级）使布莱希特想到了第三帝国——希特勒统治时代的旧国家机器。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国家整体：人民的国家和法西斯国家）却有一定程度上相同的“形式”（行政命令和绝对服从，按长官意志办事）。布莱希特在当时写的剧本《杜兰朵》前言的草稿上这样写道：
今年夏初（指1953年——笔者），当我在写这部剧本时（指写《杜兰朵》——笔者），一桩可怕的事件震惊了共和国每一个在思考的人。希特勒战争的结束导致苏维埃人占领了德国的一部分，社会主义的措施，如赶走好战的容克地主，把许多工厂交给了工总，让工农子弟进学校学习，这一切使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思想方式上，并没有发生同样巨大的变化。。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人们必须先振兴被战争削弱的经济，希特勒耗尽了民族的最后贮备，工人农民必须立即勤奋地有创造性地着手恢复经济，此外，还得弥补德国人在希特勒政权统治下对苏联的袭击所造成的巨大的破坏，这个国家（指苏联——笔者）也到了耗尽所有贮备的地步了。除此之外，开始进行的社会主义措施完全是新的，每一步，即使有苏联的支持，都是从未涉及的领域里的一次试验。到处都犯了错误，损害或折磨了人，走了昂贵的弯路或昂贵的捷径，不是对人开导说服，而是一再命令。并没有发生革命。在战争的最后日子里，老百姓也没有起来反抗把他们推向灾难和罪行的政权……至于说到开始采取的措施虽为老百姓中的大多数作的，却不是由他们来做的。在战争石碑的混乱中，在一个高度文明和高度分工的国家里，没有国家机器是不可能的，但建设一个完全新的国家机器更加困难，于是纳粹机器在新当权者手下又重新启动。这样一个机器不能用新的精神通过上面的监督来加以完成，它必须有来自下面的监督。停滞僵化的官员就这样开始他们对老百姓的管理，心里又反对情绪，但又必须恭顺贯彻。{19}
在这里布莱希特指出：东的国家机器和希特勒德国的国家机器形式上的一致性。他特别指出，下级对上级的命令（口头、笔头的指示等）必须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种态度可能会导致恶果。布莱希特在这里试图分析6·17事件发生的原因。他认为战后的东德专注于经济的恢复，人的思想变化则不大。此外，民主德国的建立是通过外力（苏联红军打败希特勒）而不是通过德国人民自身进行的革命。加上战后国家机器没有人民的监督机制，在形式上继续了旧国家机器的一套。承用了旧的官僚命令作风……凡此一切，造成了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矛盾。布莱希特虽然知道战后在德国苏占区曾进行过“非纳粹化运动”，但这次运动只是在行政上组织上把前纳粹党成员、信徒从国家机器中清除了出去，至于人的思想在12年的纳粹统治下如何“非纳粹化”则是并未触及的领域，何况清除法西斯的影响并不能简单地毕其功于一役。旧的国家如何改造，官员怎样能算是人民的公仆——公务员等等问题，在那时还根本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3.6·17事件使布莱希特清楚地看到法西斯思想影响并未清除，有形地和无形地还在东德国土上存在。6月17日他亲眼目睹游行队伍中弥漫着狂热及工人所受的负面影响及外部力量的煽动。4.6·17事件使布莱希特看清楚了东德工人阶级所存在的问题和状况，它已不同于1933年前的德国工人阶级了。布莱希特根据他的观察，做了阶级分析。1953年8月20日，他在《工作笔记》里这样写道：
布珂。《杜兰朵》，此外还写《布珂哀歌》。6月17日使整个存在清除了起来。在有形工人的随波逐流和可怜的束手无策中仍显出：这是一个上升的阶级，不是小资产阶级而是工人群众。他们的口号杂乱无章而且毫无力量，还为阶级敌人所混入。没有表现出组织的力量。没有主意也没有形成计划。可是在我们的眼前依旧是一个阶级，但它处在最蜕化变质的状态之中。一切要看怎样充分利用第一次的接触。这就是联络接触，但它不是用拥抱的形式，而是用拳打的形式，可是这种就是接触——党必须震惊，但党用不着绝望。根据总的历史发展，党并不能寄希望于工人阶级自发的赞同。在既定情况下游的任务没有赞同甚至遭到工人阶级反对的情况下也要执行。现在是巨大的混乱，但也是争取工人的巨大机会。也因此，我感到这可怕的6·17并不简单的是消极事件。当我看到无产阶级又听任阶级敌人，重又强大起来的法西斯时代的资本主义摆布的时刻（没有东西可以叫我去减少关注），我看到了唯一能对付得了它的力量。{20}
可见布莱希特希望通过6·17事件，政府不仅改正经济建设方面、同时也改正文艺政策方面的各种错误。
布莱希特这一段阶级分析的文字记于6·17事件两个月之后，这两个月的时间距离使他有足够的思考空间。他没有幸灾乐祸，而是希望党抓住这次机会与工人对话来争取工人，因为他看到东德工人在受到资产阶级的摆布和利用了。我们从这一段文字中再一次看到布莱希特清醒地立场，以及理解了他为什么一再提出与民众对话的原因。但是，他显然还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即东德党所犯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诱发了群众的游行。布莱希特特别强调：他们不是煽动者，游行是表达他们“合乎情理的不满”。
6月17日事件后布莱希特写的诗集《布珂哀歌》可以说是作者对这一事件多方面的沉思，其中有些诗写的是新的社会里的旧的人和旧的思想，在旧的人中就有从前的纳粹分子。这些诗是他对“肤浅的乐观主义”（见后文）的批评：
树丛里的独臂人，
在细细的干枯的柴捆后面，
他淌着汗，弯着身。
他摇着头来赶走
叮咬的蚊。Ta
费力地在膝盖间
捆起了柴。他
唉声叹气地站了起来。高高地伸出手，
感觉一下天是不是下了雨。高高地举着手，
这个可怕的党卫队。{21}
德国的法西斯不是德国人民打败的，而是盟军、苏军打败的。被打败了的法西斯分子（一只手臂的残废人）即使在平日的生活里对大家都是潜在的威胁。你看他向上伸手，感觉一些天是不是下雨的姿势，依然像他过去做党卫队时的敬礼！布莱希特在这里像伏契克一样，要告诉德国人：“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再请读一读这部诗集里的另外一首名为“习惯照旧”的诗：
盘子硬梆梆地端了过来，
以至盘中的汤都溢了出来，
用刺耳的声音
响起了命令：吃！
这头普鲁士的鹰
它替小青年们把食物啄进嘴里。
这首诗自然不是写过去普鲁士家庭惯见的家长作风，它是象征新社会里的旧作风——行政命令作风和顺从作风，也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象征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一个习惯于我说你听，一个习惯于你说我听。总之，“习惯照旧”。正因为法西斯残余的存在，所以布莱希特要警告德国人民新战争的危险。在这部诗集的一首题为“夏日的天空”的诗中写道：
湖面高高的上空飞过一架轰炸机。
从小船上抬头向上看的有
孩子们、妇女们、一个老人。从远处看
他们正像小鸟对着食物
张开他们的鸟嘴。
麻痹的人们，你们朝天上看，轰炸机掷下的“食物”不是别的，而是炸弹。布莱希特非常希望通过6·17事件，统一社会党能改正过去的错误（包括文艺政策上的错误），东德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此能阔步向前。
前文已经提到，6·17事件发生后一周，柏林剧团曾在24日至26日三天自发地召开了三次员工自愿参加的大会，6月25日的大会主要讨论了东德政府的文艺政策。讨论涉及经济建设方面的缺点错误，由此及彼，大家必然联系到文艺政策上同样存在的缺点错误，这一天讨论了什么叫形式主义，是谁来决定什么叫形式主义。讨论的最后谁也说不清，回答不清这些问题。布莱希特在会上批评了大多数批评家和编辑们缺少足够的知识。他说：“人们有理由抱怨从事艺术批评和艺术有关的人的专业知识太缺乏。有一次在艺术科学院与国家艺术委员会的领导讨论时，人们再次赶到，那些有关方面的主管人员几乎一点儿没有他们独断专行、专横行事的领域里的专业知识。这就必然发生问题。”{22} 1953年6·17事件后，统一社会党曾在当年的7月24日至7月25日召开中央委员会，在全会的决议立涉及文艺界的有这样一段话：“应耐心地让艺术家和作家认识党对文艺发展道路的看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用行政手段强迫他们接受。”{23}可是主管文艺的负责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这样做，他们依旧用行政命令，工作方法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以至艺术科学院的成员都感到6·17事件后，中央全会后一切还是老规矩。艺术委员会的干部们（他们时直接抓住文艺界的）只是抽象地谈错误，并称他们的文艺政策的贯彻工作原则上是正确的，也就是他们事实上并不承认他们有什么错误。
1953年7月11日布莱希特针对这些文艺负责干部，写了一首题为“艺术事务委员会无法明确的错误”的讽刺诗，发表在当时的“柏林日报”上：
被请去艺术委员会开一次会
艺术事务委员会的最高官员们
为了这流行的习俗：检讨一些缺点错误
而做出了牺牲，他们嘟嘟哝哝着说
他们责备自己犯了一些错误，问他们
是哪些错误，当然，他们对一定的错误
已根本回忆不起来了。但所有的一切，
会议向他们指出的，
恰恰不是一个错误，因为
艺术事务委员会仅仅把没有价值的东西
压了下去，其实也并没有压下去，
仅仅不加提倡而已。
尽管想了又想
可他们还是想不起来犯的错误。
可是
他们激动地坚持说
他们犯了错误——正像现在也已流行的那样。{24}
6月17日事件后，文化联盟和艺术科学院曾向政府建议改变文艺界的领导方法：1.与文艺有关的规定、政策和人事任命在公布前是否听一听他们的意见。2.对国家文化方面的措施及其贯彻执行是否也让他们有些影响。但这些建议遭到了党报的拒绝。这些建议符合布莱希特的心意，并且也是他参与了的。这促使他写下了题为“艺术科学院的文化政策”的论文，1953年8月12日它发表于“新德意志报”。这篇文章明确批评了政府的文化政策。
布莱希特很希望德国统一社会党能通过6·17事件不仅改善经济领域方面的领导，还能改善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但事情却没有发生布莱希特期望的改变。6·17事件使他对东德的现实清楚了起来，作为辩证法家，布莱希特从不片面地、而是全面地、辩证地分析事物。根据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6·17事件没有动摇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相反，他开始看到了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艰巨的事业。
[1] 材料取之于Mittenzwei：Brecht, Band II, S. 485. Aufbau Taschenbuch Verlag, 1997.
[2]取材于Mittenzwei: Brecht, Band II, S.486.
[3]同上，材料取自Mittenzwei: Brecht, Band II, S.488.
[4]Brecht: Briefe. Band I, S.655.
[5]Brecht: Briefe. Band I, S.656.
[6]此材料取自：Mittenzwei: Brecht, Band II, S.500.
[7]Meyers Grosses Taschenlexikon in 24 Banden,Band 20,S.156. 1981.
[8]以上材料取自Mittenzwei:Brecht,Band II 502-503.
[9]Brecht: Gresammelte Werke in 20 Banden, Band 10, S.1003. Suhrkamp Verlag, 1967.
[10]Neues Deutschland. 20. Juni 1953. Kuba: wie ich mich schame!
[11]Brecht: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Band 23, S. 250.
[12]brecht: Gedichte 10 Bande, Band 7, S. 9, Berlin und Weimar 1969.
[13]Helmuth Karasek: Brecht, vom Borgerschrek zum Klassiker, S.153. Campe paperbach Verlag.1995.
[14]Brecht: Briefe,1913-1956. Hrag. Und Kommentiert von Gunter Glaeser.
[15]Brecht: Briefe,S.657.
[16]同上，S.658.
[17]同上，S.658.
[18]Brecht: Aebeitsjournal, Band II, S. 597,Suhrkamp Verlag, 1967.
[19]Bertolt Brecht-Archiv, Mappe 559, Blatt 01-02. 转引自Mittenzwei: Brecht: Band II, S. 541-542.
[20]Brecht：Arbeitsjournal 1942 bis 1955, S.597. Suhrkemp Verlag, 1974.
[21]Brecht: Gedichte,Band 7, S. 18. Berlin und Weimar 1967.
[22]转引自Mittenzwei: Brecht: Band II,S.504.
[23]Entschliessn der 15. Tagnng der ZK der SED vom 24-26 Juli 1953. Berlin 1953,S.122.
[24] Brecht: Gdichte,(10 Bdande), Band 7, S.108. Weimar und Berlin,1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