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七、巴黎和法国——公社思想的起因和必然性
回到巴黎时，我发现形势已经急剧恶化。
普军的占领已经结束，媾和已经投票通过。为了尽快地、更从容地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共和国和人民，那帮家伙们把两个省份拱手交给了德国，还答应赔款五十亿法郎。此时已没有任何东西能转移人们对国内政策的注意力了，内政已变成唯一的战场，从此人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同那帮家伙斗了。
大炮问题成了最大的问题。普军撤走后，警察的报纸一再要求国家收缴大炮，认为国民自卫军再也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掌管大炮了。
报纸故作惊慌地谈论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停炮场，说什么炮口已经对准市区，和平的居民受到威胁，有可能挑起一场内战等等。
国民自卫军本身也为这种不正常的局势感到为难，局势的危险性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了。
事实上，正如我认为已经明白地指出过的那样，夺炮这一行动起初完全没有政治色彩。这是巨大的爱国热情激发下的自发行动，是在大部分营队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下完成的，是得到广大群众普遍赞助的。
当时只是考虑不让大炮落到法兰西的敌人手里。
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问题变成为要不要把大炮交给共和国的敌人。
要想充分理解局势，有必要对激荡在巴黎人民心中的各种感情作一番了解，至于产生这些感情的种种原因，我在前面几章已经谈到。
在过去的五个月中，巴黎人与法国的其它地方相互隔绝，自成一体，几乎是孤军奋战；他们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不少东西，思考了许多问题。
摆脱了以王朝的私利为宗旨、一味戏弄祖国命运的帝国之后，巴黎又落入了左派手中。这些左派继续并完成了帝国的未竟事业，交出了首都，缔结了我们民族历史上自查理六世发疯和依萨博·德·巴维埃尔宣淫那个可悲的年代[1]以来最可耻的和平。
不仅如此，国防政府对人民的偏见和憎恨丝毫不亚于拿破仑三世的政府。人民、民主派和社会主义分子也认识到，与12月和色当的英雄们[2]的马刀相比，资产阶级徒有其名的共和派这根棍子也不见得好一些。
在这种最痛苦的环境中，在这种度日如年的悲惨时刻，巴黎人发觉，军国主义的专制王朝固然把法国引到了色当之败，而打着共和旗号的资产阶级专政也把法国引到了波尔多的和平。
巴黎人还看到，与任何一个王朝——无论是1851年靠疯狂起家的王朝，还是1830年依仗勾结剥削者、享乐者和暴发户而登上宝座的王朝——相比，茹尔·法夫尔的共和国既不会对人民有更多的善心，也不会在社会改革中表现出更多的才干。
从这两条经验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把人民的利益和权利托付给某个野心家专权的专制政权，或托付给一小撮寡头当政的专制政体，都同样是一种愚蠢的举动，都具有同样的危险，都意味着未来将遭受同样的失望和痛苦。
因此，巴黎人懂得了必须绝对蔑视我国历史上所见的两类政府：专制政权和寡头共和国或资产阶级共和国。
对这两类政府，不能抱任何希望。只不过，后者还略有可取之处，因为只要通过正常的机构改动，不必采用暴烈行动，就可对它进行改造，人民就可以和平地获得应有的地位。
至少人民是这样想的。
因此，巴黎人尽管仇视被称之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这种骗局，并对它投以应得的蔑视，却仍然重视共和国这个字眼和共和国的形式，因为在他们看来，共和国这种形式具有一种天然的可塑性，只要持续努力，就可使它不断有所进步。
可是，刚刚过去的整整五个月中，巴黎人与法国各地完全处于隔绝状态。在跟普鲁士人和国防政府斗争的这五个月中，巴黎人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和巨大的活力，也显示出他们在精神上胜过他们为自己挑选的主人。
为了表明他们正当地行使了权力，这些主人做了些什么呢？
正当广大人民群众准备付出最大的牺牲以避免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他们削弱了防务，浪费了首都的大量物资，而且把首都交给了德国人，最后终于把遍体鳞伤、一败涂地的法兰西掷到了得胜的反动派脚下。
巴黎人民终于意识到自己坠入了什么样的陷阱，清醒而又痛苦地看清了他们落入了什么样的罗网。
人群中没有一个人为茹尔·法夫尔和特罗胥辩护，大家异口同声对他们进行谴责。
一天当中，你会十次百次地听到公民们大声喊着：“啊，要是我们在10月31日那天就知道……”以此来表达他们痛苦而有益的追悔，为10月31日那天的群众运动未能取得胜利而惋惜。
蒙在眼睛上的布条已经撕掉。巴黎人看得清清楚楚了，他们知道，当初他们是有力量拯救自己，从而拯救法兰西和共和国的，可惜他们并没有及时使用自己的力量。
巴黎人看到，当时如果不是按照资产阶级专制政权的陈规接受了这个把人民撇在一边、骑在人民头上的政府，而是把舵交给人民天然的代表——那些生活在人民中间，遇事同人民商量，深知人民的愿望，顺应舆论潮流的人，他们肯定已经绕过了一切暗礁，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让一个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思想惨遭灭顶之灾。
巴黎人民看到，凡是他们曾经要求过的，凡是能够使国家免遭沦亡的，一概遭到了拒绝。
他们曾要求实行定量分配，人家却硬要在区公所门前放赈。
他们曾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人家却不计代价硬要和平。
他们曾要求选举市政委员会，以便参预围城期间的军务领导并分担责任，人家却让他们选举了二十个区长和四十个副区长。这些人既无行动，又无权威，根本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愿，一个个都成了——他们也只能如此——唯当权者之命是从的人。
无论是9月4日之后，还是2月24日之后，或1830年之后，总而言之，八十年来，历次人民起义之后建立的政府，都立即背叛了人民，把人民踢在一边，躲进高不可攀的云端，发布政令，摆布国家的命运，就像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谁也不能控制他，谁也不能监督他，而他却凭借万能的智慧，高高在上，不必向任何人负责。
时代不同，人物各异，但在相似的情况下却一样行事，这就说明人是无罪的，问题在于世事中有一种劣根性，加上方法拙劣，手段不正，而所走的道路与追求的目标又南辕北辙。
这就是巴黎人开始清清楚楚地懂得的道理。
对于那些所谓的革命，他们十分反感，极度不信任，因为革命的结局不过是更换人马而已，政府和社会机器却构造依旧，运转如常。
如果这架机器继续压我、轧我，那么更换一个操作手于我何益？
如果航船终将撞上同一个暗礁，我仍将在以为到达港口时葬身大海，那么更换一名领航员于我何益？
另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谈到，尽管政府用心不良，软弱无能，无耻叛卖，一贯阴险，巴黎人民在围城期间和政府投降之后事实上却享有巨大的自由。
尽管10月31日和1月22日以后许多人被捕，报社和俱乐部被查封，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却充分享有新闻自由和集会结社的权利，虽然不曾修改或废止任何一项限制性的法律，但现实的力量却使这些法律不起作用。
1月22日以后，公共集会场所被查封，但这未能阻止公民们聚在一起，直率地议论政局。
国民自卫军的每一个连队不就是一个长期俱乐部吗？
每一个哨所，每一个哨位不都是政府无法渗透的集会场所吗？
面对着拥有三四十万武装人员——其中至少有二十万人是郊区的工人和各阶级的民主派——的城市，政府不但没有对抗这支强大武装的力量，而且在普鲁士人炮击巴黎的情况下，甚至也没有组织连贯的、协同一致的对抗的时间。
自从政府投降并逃往波尔多后，情况变得更为有利，巴黎完全由自己支配，自己管理。
9月4日之后，街上就看不到警察了；公民的热情、诚实和自愿的监督取代了警察的作用。在这五个月中，巴黎空前安定，人身安全，财产无虞。
街上从来没有这样安全，昼夜都可以放心地在最僻静、平时名声最坏的街区行走；即使是单身妇女，在最不宜外出的时刻走在巴黎街上，也不会有任何不测。
然而，此时却正是巴黎处于极端匮乏的时期！到处是饥饿，大批居民衣食无着。
在这种忧国忧民的情绪中，在种种苦难的折磨中，巴黎人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完全的、普遍的自由；与此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这种自由只是一时的放松，随时随刻都可能被重新夺走。
为什么如此？凭什么这样？
巴黎人民的行动表明，他们有资格享受这种自由。机遇使他们得以进行广泛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尝试，巴黎人民在这次尝试中取得了胜利，连他们自己也觉得面目焕然一新了。
不可能再有任何怀疑！巴黎人民已经成熟，他们可以享受一切自由，可以进行一切改革，事实已经对此作出证明，这是有目共睹的，无论对于整个世界或他们自己来说，都是这样。
人们发现，巴黎人民未经任何过渡阶段，就突然乐于接受据说与他们的性格不合而只适用于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的美国人的那种政治制度。唯一的原因就是巴黎人民道德高尚，素有教养。
假如当时领导法国的是一些政治家和正直的人，那末对于这些人来说，巴黎人民的表现该有多么巨大的意义啊！
巴黎人民挣脱了十八个世纪以来束缚他们手脚的羁绊，坚定地勇往直前；当他们第一次踏上这块社会革命福地时，行动十分自如，完全跟在自己家里一样，就好像他们是在这里出生，一直在这里长大的。
因此，巴黎人民不仅学会了鄙视政府的旧意识，而且看清了常备军究竟是什么货色；这是一支平时用巨大的军费维持、紧要关头不能拯救国家、被一切专制政权用来进行野蛮镇压的工具。
他们还看到，只有市民自己组织的警察才能有益于人民，而把市民们排除在外组织起来的警察，只是一种对公民们施行暴政的工具，每当当权者需要时，这支警察便会策划阴谋，以提高当权者的威望或消灭当权者的对手，这支警察每时每刻都威胁着正直的人们的自由，损害个人的尊严，人们随时都可能遭到警察随心所欲的凌辱和出于私利而预谋的暴行。
除此之外，巴黎人还看到，天不会塌下来，世界上任何一条自然规律也未曾被动摇，因为五个月来，巴黎人民过着一种独特的生活，一种从政治、社会和道德观念上来看与法国的其它地方截然不同的生活。
除了社会问题之外，这不就是公社的一整套纲领吗？
所以，巴黎人民过去朦朦胧胧地向往的东西，现在已变得非常明晰，而且他们事实上已经得到了。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因而隐约地看到，如果他们能够支配自己，他们的未来将是个什么样子。
他们尚未能依照自己的气质来改造各种机构，却已使习俗发生了变化，并根据自己的想法组织生活，造成了一个适合于他们的道德和智力发展的环境。
突然之间，他们得知这种相对的幸福将要终止，幻象即将消失，通向未来的一线路径即将堵塞。
突然之间，他们得知，将要禁止他们从思想的胜利中，从政治和社会进步的道义胜利中去寻找安慰，以抵消战场上的失败和祖国蒙受的耻辱；禁止他们通过将要实行的种种改革去重新争得由于帝国实行愚蠢和罪恶的专制主义而失去的一切物质上的东西。
突然之间，他们得知，巴黎这个十九世纪的骄子，将要重新忍受麇集在波尔多的中世纪余孽们的统治。
突然之间，他们得知，他们这些善于思考的人将要被迫退回到文明的荒漠中去。在教会的愚弄下，没有文化的乡下人，因为无知和受到手段高明的暴政的控制，至今仍被禁锢在这个文明的荒漠之中；他们跪倒在乡村巡视员的脚下，乡村巡视员代表着镇长，镇长代表着省长，省长代表着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则代表着专制原则，代表着过去，也就是说，代表着法律的主宰力量，政治、社会和精神的奴役，暴力、贫困和特权。
有人指控巴黎统治法国，责备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法国；但实际上，巴黎从来就是、至今仍然是法国的农奴的农奴。
巴黎人几次进行了革命，外省人却组织了几届政府；革命长不过三月，短只有三天，而政府则转眼就是二十年。
巴黎人举行的1830年7月起义只持续了几天，外省人却投奔奥尔良派，拥戴路易·菲力浦当政十八年。
巴黎人举行了1848年的2月24日和6月起义，时间也只有几天，外省人却把法鲁[3]之流、别动队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送到了巴黎。
巴黎人宣布成立共和国，外省人却报以卡芬雅克的水上监狱[4]和帝国。
二十年来，巴黎人一直投票反对帝国，而外省人却在这二十年中指定正式候选人，在两次全民表决中以压倒多数表示支持和赞助帝国。
在这二十年当中，共和、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巴黎不得不忍受个人专权、独裁专制、反动而丑恶的政治的统治，而这个政府正是外省人认为应该强加给巴黎人的。
在这二十年中，一直同这个与民心相背的政府作斗争的巴黎，其遭遇就像一个被征服的城市。这个政府完全不是巴黎人自己的政府，它践踏人民的良心，亵渎人民的信仰。人民遭受着市警和波拿巴的暗探们的无情摧残。当帝国需要制造一个假的骚乱，或当拉格朗热先生需要增加薪俸时，皮埃·特里之流就对人民橫加宰割，他们为了逮捕正直的人而策划阴谋，又为了策划阴谋而逮捕正直的人，让科西嘉人像鹰犬那样扑向人群，用棍棒和刀剑乱打、乱刺行人。
巴黎人举行了9月4日革命，第二次宣布成立共和国。
外省人组织了波尔多议会，拒不承认共和国，高傲地声称要重建专制政体。
巴黎人决心进行战争，他们忍饥挨饿，抛头颅、洒热血，以拯救法兰西的荣誉和国家的领土完整，而外省人却投票赞成媾和，同意向普鲁士人赔款五十亿法郎，并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
事情并非到此为止。
外省人组织的政府还到巴黎城里来挑衅，他们把巴黎人最憎恶的那些人派来，向巴黎人施加威胁，公然侮辱巴黎人。
派到巴黎来当总督的是维努亚，此人是12月政变的同谋者，1月28日和平协定的签字人。
当巴黎人除了由平民组成的管理城市的警察之外不希望再有别的警察时，帝国的老宪兵瓦伦顿被派到巴黎来充任警察局长。
当国民自卫军以完全正当的理由对将军们和正规军投以鄙视的目光，要求得到自行任命最高长官这种不容剥夺的权利时，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却是曾被甘必大撤职、而且被所有的人不信任的波拿巴的将军奥雷尔德·帕拉丹。
他们嘲弄和夺走的正是巴黎人民喜欢和想要的东西。
他们在巴黎人民面前掷入泥泞之中并且准备恣意践踏的，正是巴黎人民在充满忧虑和痛苦的五个月围城期间用最纯洁的鲜血保卫的东西。
巴黎这个大城市的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十八分之一，和一些独立国家的人口几乎相等，谁也无法否认，这个城市是法国思想最开明，文化教养最高的部分，但是人们竟然丝毫也不考虑巴黎人的愿望。人们不仅认为这些愿望不值一提，而且在拒绝满足这些愿望时，甚至不考虑采用一种比较委婉的方式，以便让人在遭到拒绝的时候不致感到受侮。
恰恰相反，人们故意刺激巴黎人的痛处，使他们遭受凌辱而无处申诉，对他们恣意进行挑衅、滥施暴力，不仅要打他们的脸，还要伤他们的心。
这段历史也就是巴黎八十年来的历史！
请看看巴黎是怎样统治法兰西的吧！看看人们用辛辣的口吻指责巴黎对法兰西实行的是什么样的专政吧！
巴黎是坎佩尔—科朗丹和布里拉夫盖亚尔[5]的物件、玩具和牺牲品，是最落后省份中最落后的一个村落。巴黎受宗教的愚弄最深，最无知。
在统一的制度和集权政体的统治下，巴黎只能如此，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集权政体这个痈疽吞噬着法兰西的肌体，将置法兰西于死地。
法兰西现在就像一个得了贫血症又失血过多、已经半身瘫痪了的人，全部生命的活力都集中在大脑里了。四肢已经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被四肢钉在原地，失去了活动习惯的四肢，行动不灵了，任大脑思想活跃，四肢兀自僵化不动。
一个思考着的头脑竟然长在一具尸体上！
可是，人们未曾想到的是，外省没有罪，也是不幸的，也像巴黎一样遭到了厄运，一旦否极泰来，外省也将像巴黎一样阔步前进。
事实上，巴黎人并不是有异于其它法国人的另一种人。即使在巴黎城，也只有少数人是巴黎本地人，许多巴黎人来：自外省。为巴黎公社英勇奋斗直至献出生命的人中，有很多出生在法国的各个角落。
就像磁石吸铁那样，巴黎把这些人吸引了过来，他们被巴黎的气氛所感染，在这个奇妙的大熔炉里得到了改造，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扎了根，与它融为一体，吮吸着它的液汁，得到了它的温暖，打上了它的印记。
在他们的故乡，他们本来也可以像他们在巴黎那样变成另一种人，但是他们故乡的空气令人窒息，这里没有巴黎那种肥沃的土地，也没有巴黎那种气氛和环境。
使整个民族在文化上处于无知、在政治上处于窒息状态，这是靠雾月政变[6]上台的那个波拿巴的罪恶。这项罪恶事业由更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接了过去。
我们之所以会有今天的不幸，是因为第一次大革命半途受挫，被诡谲的始祖、尔后一切反动派的血腥样板——热月反动派[7]扼杀了。它虽然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政治环境，却未曾来得及让普通百姓接近。
这个新的政治环境一开创，就为资产阶级所盘踞，野蛮地禁止人民接近。
大革命庄严地宣告了思想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要使这些伟大的原则不致成为空话，人民必须学会思考，懂得享受法典中载明的平等。可是由于无知和受到劳动——毫无保留交付给万能的资本的劳动——的奴役，他们竟和这一切无缘。
热月以来历届政府的政绩，就是保持这种经济上的和文化水平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使人们如此大吹大擂地宣传的政治平等，对广大群众来说，变成了一句空话。
书本和宪法中载明的理论上的权利的确令人神往，但当人们实际上既无能力也不可能去行使这种权利时，权利也就成了子虚乌有。
对于一个教育程度很低，为了挣钱糊口而受着贫困的奴役，以致既无物质手段，又无精神力量去改善自己处境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自由，也没有什么平等。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当家作主便是一句谎言，普选便是一种欺骗。昔日的法律不加掩饰地否认人民的权利，但是欺骗也许比这种厚颜无耻的粗暴更加危险可怕。
由于政治革命没有继之以经济和社会革命，由于领导权只是从世袭贵族手中转到了财富拥有者之手，因而新上台的主子们千方百计地致力于保持这种文化水平上的差异。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文化水平上的不平等取代了过去的等级划分。
过去国家里有三个等级：贵族、僧侣和第三等级，现在则划分为两大类：有知识的人和愚昧无知的人，富人和穷人。
幸好这种划分不会绝对固定不变，所以，尽管大资产阶级百般努力，光明仍然慢慢地透到了巴黎的一些地区，透到了其它一些大城市。
在这些地方，尽管大资产阶级百般努力——我再一次指出这一点——尽管学校不足，尽管初等教育故意被压低水平，而且部分地重归教会掌管，但因有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人民还是通过耳濡目染受到了教育。
甚至可以说，思想潮流存在于空气之中，是可以为人们吸入的，在氧气进入肺部的同时，它也进入了人的头脑。
但是，当这些为数不多的地区按照自然的规律逐渐发展，当精神生活向这些地区汇集时，全国其它地区的广大群众却仍然停滞不前，甚至后退，因为他们受到了双重的阻力：一是可怕的集权制，一是特权阶级无休止地反对精神解放——物质解放的前提——的阴谋活动。
集中，统一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事实上是专制主义的工具，是专制主义赖以生存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一个波拿巴想要建立专权的原则，他果然做到了这一点。他集大权于一身，搞了个一统天下，他的行政机构像一台沉重的压路机，碾平了一切坑洼，推倒了一切突出物，压平了整个国家，消灭了一切创造性。
生活在神秘而舒心的远方的公民，远离龟缩在巴黎的政权，超然于被压平的国家之上，失去了一切接受政治教育的机会，不可能再在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中发展和培养自己。他们的活动既已离开了最高贵、最崇高的目标，就必然限制在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上，限制在为了几片面包和改善物质享受而进行的个人的、利己的斗争上。
面对着大一统的政权，整个民族已压成齑粉，化为灰尘。变成了沙粒的个人在几个大人物集权的控制下，毫无作为。
一两个地位特别优越的城市以巨人的步伐飞速发展，而橫贯在这些城市和全民族的广大群众之间的鸿沟却日益加深、加宽，就这点而言，人们的无知状态不仅未能改变，反而更加严重。
只有修女和修士，还有一些可怜的教师能受到教育。而这些教师，薪金微薄，食不果腹，充当着教会的仆役，终日战战兢兢，惟恐得罪乡警、村长、校长、主教和部长。他们胆子越来越小，品格越来越低，由这些不仁不义或才能低下的人所施行的教育，当然远远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反而由于把人的智慧搞得混混沌沌而成为政权的最好的支持者。
因此，大革命八十年后的法国，形同一片广袤的沙漠，只有两三个大城市像绿洲那样点缀其间。
文化素养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越往前走，困难越大。
集权主义的政权把一切个人的特点压得粉碎，把民族的美德消灭殆尽，在被粉碎的个人创造力的残迹上建立起一种表面的虚假统一局面；与此同时，精神和道德的统一已经破裂为千百个大小不等、相互毫无联系的碎片。
确实，今天的下布列塔尼的一个村落和巴黎的一个郊区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共同之处就在于，在波拿巴、梯也尔、麦克马洪或某一个政府首脑的统治下，它们一样被压得粉碎，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共同点了。
另一方面，大革命期间，部分土地曾归还农民。
农民由农奴变成了土地的主人。不错，他们仍受着赋税的重压，债务的折磨，在土地上累断筋骨也难得温饱；但是，他们毕竟有了土地，而且除了国家、收税官和高利贷者是他们的主人外，他们自己总算也可以当自己的家了。
所以，农民从大革命中得到了好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以为从大革命中得到了好处；而城市工人却未从新的局势中获得任何实惠，因为他们没有成为自己劳动工具的主人，仍然是资本的奴隶，就像昔日的农民被束缚在领主的采邑上那样。
表面上看，把土地归还给了农民。但这件事是在恶劣的条件下，在对真正的经济规律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孤立地进行的，而且未曾继之以对社会环境进行划一的改组，因此，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重获土地不仅没有使农民获得真正的解放，反而使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使他们停下前进的脚步，变得无法活动；但这些往日的农奴梦寐以求的愿望却得到了满足，他们以为有了土地就有了自由和尊严，而不曾想过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
他们变成了土地的主人，尽管他们拥有的财富少得可怜，还不足以使他们从耗费其全部力气和全部能力的过度劳动中解放出来；他们在财产是一种极不公正的特权、是个人利己主义的恶习这样一种环境里，变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在变成土地的主人之前，未能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未能在现代思想的巨大潮流中使自己的思想得到锻炼，因此，他们获得的土地似乎使他们在物质上得到了解放，其实却使他们在精神上沦入了被奴役的状态。
当他们还是农奴的时候，他们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懑，感到和所有受苦的人都利害相关，和所有被压迫者都命运一致。
今天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就和一切剥削者沆瀣一气，成了狂热的保守分子，变得好坏不分，没有了理性，没有了分寸，只怕人家把他那一小块地夺走，这一小块地就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命根子，他们的幸福之所在啊！
他们不懂得，他们恰恰是土地的第一个受害者，他们不懂得，土地只不过是勉强能满足他们的物质生活的一种诱饵，而这种诱饵却使他们在一切政权、暴政和不公正前面乖乖地放弃了斗争。
他们不懂得，害人的政府和害人的法律规定了沉重的赋税，使他们倾家荡产，使他们在贵族和大地主面前显得低人一等。
他们不懂得，他们的土地和劳动事实上属于税务部门了，他们受苦的直接原因就是那些可恨的特权，而当人家告诉他们，在特权享有者的宴会上也有他们的席位时，他们也就成了特权的卫道者。
从前他们攻打城堡。
今天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城堡守卫大门，因为他们以为自己的那块麦地或葡萄园同贵族老爷的牧场存亡与共，他们的茅屋和城堡命运相连。
从前他们在拆毁巴士底狱的巴黎人民的召唤下毅然奋起。
今天他们穿起了上兵的衣服，凶残地屠戮城市中起来造反的工人，因为他们以为工人想夺走他们的土地，抢走他们的财产。
这种情形可以用来解释1789年以来历次法国革命及其流产的原因。
集权政体毁灭了外省的生活，全国的思想分崩离析，这种思想仅在巴黎、里昂和马赛还富有活力。
在其它地方，这种思想已经泯灭。
群众的感望不再一致了，不再统一了。农民认为自己的利益和城市里的工人不同。
物质摧毁了精神，此处充血，彼处贫血。
结果，先进的城市受制于落后的群众，雅典人被比奥细亚人统治，[8]大脑听从四肢的指挥，最激动人心的跃进遭到了最可怕的失败。如果我们再不摆脱君主制的独裁的和资产阶级的陈腐观念，仍然认为国家是建立在统一和集权之上的，那么，在为世界播下关于社会解放的一切伟大思想的种子之后，法兰西和革命仍将毁灭。
为了医治这个致我们于死地的病症，为了重新建立被打破的平衡，为了恢复感情一致、愿望一致这种精神力量，即唯一可取的力量和统一，必须断然跳出陈腐的政治，跨上3月18日已为之打下基础的崭新的道路。
必须坚决地把写在社会革命旗帜上的原则贯彻到底：
劳动者自己解放自己——集团自治。
也就是说，要把行动和独立归还给每一个民族的活跃力量，用这些力量的自由联合来取代国家，这种自由联合的天然场所便是公社。
几年以来，国际的宣传工作已使这些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发芽。围城及其后果证明了这些思想是真理；聚集在波尔多的乡下人的残暴，使人们预感到法兰西将会有一个令人多么厌恶的政权，从而使巴黎人看清了，在梯也尔先生的共和国里，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命运将是什么。
这种形势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是少见的，它决定着未来的前途。
巴黎人的面前摆着三条道路，他们有三种出路可供选择。
他们可以交出大炮和一切武器，重新谦卑而顺从地套上枷锁。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不会不知道这将会使法兰西共和国淹没在反动派的污泥浊水之中，因为在我们不幸的祖国，种种政治风暴把这些污泥浊水从恐惧和愚昧的底层搅到了表面。
他们可以依照旧的模式发动一场新的革命；把子弹推上枪膛，宣布2月8日的选举无效，奋起反对波尔多议会，把它从窗户扔出去。
第一种选择就是放弃斗争，这无异于自杀，这是怯懦。
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在它受到威胁时，不能背弃自己的使命，掉头而去；在它遭到打击时，不能闭上眼睛；在想要夺走它的荣誉、捆住它的手脚、亵渎它的良心的敌人面前，不能跪倒在泥泞之中。
第二种选择一则行不通，再则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经过多次流产的革命之后，巴黎人对大规模的人民起义的有效性失去了信心。这种起义使人民掌权八天，却使反动派蹂躏人民二十年。
假定这种革命不仅有条件进行，而且取得了成功，此后也需进行新的选举；而如果不放弃旧的体制，这种选举只能是过去的那一套，而且永远是那一套。[9]
而且，只要共和的形式未被废除，有什么藉口进行这种革命呢？其结果又会是什么呢？[10]
难道像前几次那样，第四次宣布成立徒有虚名、毫无用处的共和国吗？
宣布成立共和国，这并不费力，要紧的是建立共和国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只能是社会改革和所有现存机构的彻底改造。
然而，根据国家的集权和专政原则产生的议会代表们，恐怕永远也不会讨论通过这样的改造。这些代表们将会讨论并颁布一部宪法，就像过去已经有过两三打的那种宪法；代表们由于得到任命已经变成政府成员，他们将仍然是政府成员，也就是说，他们也跟所有的政府一样抱有偏见，实际上也是换汤不换药，此外，至多也只是在旧车辙旁边压出一条新车辙，民主的前程仍将在那里翻车。
巴黎人不会接受第一种选择，这有损于他们的英雄气概；在他们看来，第二种选择是不可行的、徒劳的、无效的，他们也不愿意进行尝试。
巴黎人民决定采用第三种办法。
他们决定，只要不改变政体，也就是说，不取消共和国，他们就听任由法国其它地方选出的这个政府自由行事，他们自己则坚持个人的绝对权利。他们决定掀起大规模的市镇自治运动，给人民应有的参政权，把合法的活动权归还给各种自然形成的团体。惟有这样，才能解决当代的各种问题。这将是一场深人人心的革命，完成这场革命可以不借助暴力，不实行专政，而且几乎不会造成动乱。
一句话，巴黎人决定在一切挑衅面前保持镇静，准备着一旦共和国受到威胁或被推翻时，就在政治上捍卫她。但他们首先只要求两件绝对合理、完全合法的事：一是保存手中的武器，二是任命一个市政委员会，负责巴黎的行政管理和内部治安问题。
事实上不难理解，面对着武装起来并能有效地、自如地管理自己的巴黎人，反动派恐怕不能不有所收敛。
这样首先就保住了共和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样就不必再去反对或推翻一个专制政权了。
其次，借助法国人民已经习惯了的共和政体，可以期望不久就可举行新的、更体面、更自由的选举，由于某些令人难堪的束缚得以放松，就可能通过这种选举踏上社会主义轨道，并得到某些让步。这些让步起初可能很小，但会慢慢扩大。
最后，从最坏处着想，巴黎人只要保住手中的武器，总会有一天，他们能使自己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所接受，对重要的决议发挥自己的影响，并在任何情况下确保自己的独立性，让他们的思想在内部得到贯彻。
他们将不会受到那四五百个疯狂的僵尸的迫害。法兰西真是倒霉，竟把这些僵尸从野外的古坟中挖了出来。
总之，不必说得太远，也不必从太高太笼统的角度来考虑，巴黎，这个被波尔多议会怀疑、非难的巴黎，这个尽了自己的职责却受人侮辱、诋毁或威胁的巴黎，根据公理，它有不容否定的权利保卫自己，因为公理承认每个物质或精神实体都有权捍卫自己的生存。
这个权利不只是一个原则，这是大自然赋予一切生物的本能，这种本能就叫做保存自身的本能。
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巴黎人在3月份远未考虑举行起义和进行革命。
他们不愿灭亡，此外没有别的原因。
他们决心以武力击退武力。但是，只要法兰西强加给他们的政府尊重巴黎的生存、完整和尊严，他们决心尊重这个合法的政府。
[1] 查理六世，法国国王，是个精神病患者，他在位期间（1380-1422）内乱不已。依萨博·德·巴维埃尔是查理六世的王后，英法百年战争期间，在她的策划下，签订了1420年的特鲁瓦条约，使法国蒙受奇耻大辱。——译者
[2] 指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三世的政变和1870年9月1日的色当溃败。——译者
[3] 法鲁，法国政治家（1811-1886），1846年当选为议员，1848年因鼓动天主教徒在选举中支持路易·拿破仑，被任命为国民教育部长。——译者
[4] 卡芬雅克曾将1848年6月革命的起义者囚禁在废弃的船上。——译者
[5] 坎佩尔—科朗丹是菲尼斯泰尔省的首府，位于布列塔尼半岛端部，是个落后的农业区。布里夫拉盖亚尔是科雷兹省的首府，位于中央高地的山区，也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区。——译者
[6] 法国共和8年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搞的政变。——译者
[7] 法国共和2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政变推翻了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党人的专政。——译者
[8] 比奥细亚，古希腊的一个小国，该地居民以愚蠢著称。——译者
[9] 在这方面不能抱有任何幻想，因为法国报纸对外省的共和选举大吹大擂。
除了某几个例外，这些选举只不过把具有梯也尔色彩和甘必大色彩的人推上台。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者、集权主义者、统一主义者、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的旧纲领与巴黎及各大城市人民的愿望毫无共同之处，与未来社会的新需求也毫无共同之处。
这些选举只是证明了，外省人已经听惯了共和国这个字眼，不再对此怀有恐惧心理，这是一个进步，我绝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尽管选举结果使某些政治形式或多或少自由了一些，但也不过如此而已。
[10] 在一个共和国里——不管是什么样的共和国——再也没有政治革命了，而只可能有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方法、步骤和发展都全然不同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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