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导论

　　在过去的两三个世纪里，出现了两种相互关联的使世界得以改变的进展。第一，生产和生产率所达到的水平在以前似乎既不可能也不可思议，工业及许多商品生产的整体性质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前几代人怎么能够设想从月球上实况传送的彩色电视画面、直达千家万户的广播节目，以及大量的飞机每年把北欧人送到地中海的度假胜地呢？

　　第二，世界不同地区间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也已经同样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人和欧洲人住在舒适的房子里，看着有关非洲饥荒的电视报道。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我们都习以为常，并且忽视了它们已经到了决定现代世界整体特征的程度。这些事实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伴随着历史过程持续了数个世纪，也只有考察历史过程我们才能理解和分析它们。

　　第三种进展也是这一时期的标志，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升至统治地位，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生产是由众多不同的私有企业来承担的，它们在市场上出售其产品和雇用工资劳动者，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几乎完全取代了以前的组织形式（农民经营的农业、封建庄园、奴隶种植园）。在不发达国家，农民经营的农业依然维持着大多数居民的生活，但这些地区已经被纳入世界市场和全球专业化体系，这种体系已经完全摧毁了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欧洲列强开辟了多个殖民帝国，形成了欧洲和美国对世界进行军事和政治统治的完整体系，这一切在20世纪早期达到高潮，对此，也只有在这种不平衡发展过程的背景下才能加以理解。军事霸权的基础是经济。先进的技术意味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把武装人员输送到世界各个角落的能力。而优越的经济体制有可能为日常的军费开支提供财政支出，并且运用这些军事力量达到威慑性的效果。帝国扩张的动机主要也是经济上的。现在，有些历史学家试图否认这一点，但是，东印度雇员、西班牙征服者^[1] ，南非矿山的投资者，以及从事奴隶贸易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他们要发财。作为廉价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来源，作为垄断化的市场，殖民帝国遭到了野蛮的剥削。浪漫的帝国景象（诸如旗帜高高飘扬在遥远的边寨上空等等）也许是吸引人的，但是，严肃的研究必须关注更为基本的经济问题。

　　我并不认为殖民帝国历史上的每一事件都能够用直接的经济方法得到解释。经济利益渗透在政治过程中，各种政策是由复杂的国家机器加以贯彻执行的，整个系统产生了其自身的动量。例如，大英帝国的许多历史都围绕着保护通往印度的航线的安全的需要而转移，也就是说，英国的地中海政策不应该仅从在该地区获得经济收益这方面来解释，而且要从维护整个帝国的角度来解释。帝国扩张的动因必须被看做是资本主义发展整个过程中的一个因素。

　　同样，正式帝国的建立（在单一的旗帜和单一的政治权利之下）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正式的政治独立（有一面国旗、一条航线和一个联合国席位）并不能保证真正的平等，尽管对真正的独立和发展而言，它也许是一种必要条件。有些国家从未被正式吞并，而且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已经正式独立了一个半世纪，但是，它们已经被深深拖入到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和控制的体系之中，就像它们曾经遭受到直接的殖民统治一样。不发达国家仍然以非常不平等的地位来参与世界贸易和投资体系。

　　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考察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已经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各种论述。我不讨论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除非它们与主题相关）、前资本主义帝国或苏联扩张主义。这并不是否认这些问题（尤其是最后一个问题）的重要性，主要是想围绕明确相关的主题梳理一条线索。我并不想眼下就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定义；而且，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提出一个最终的定义。不同的作者对这一概念的用法不一样，讨论中我根据的是坐着的用法。本书所讨论的有些作者根本就没用“帝国主义”一词。前文提出的一系列主题——资本主义的出现，它在全世界的传播，不同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控制——都纠缠在一起，不管我们所选择的那些部分是否带有“帝国主义”的标签。

　　我一直认为，必须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背景下考察帝国主义（按照这个词的几个不同含义的任何一种）。与此相适应，只有从总体上看，任何帝国主义理论才有意义。这就决定了本书的结构。每一位主要作者的著作都必须从总体上考察，因为整个系统的“视界”决定了如何处理它的特殊方面。本书的主要部分因此将（大致）按年代顺序考察重要理论家们的一系列著作。

一历史轮廓

　　作为背景，我开始对历史过程作一个非常简略的、有选择性的，并且难免不充分的概述。15世纪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起点。当时，与印度或中国相比，欧洲并不是特别的富裕或具有技术的先进性，阿拉伯城市在长途贸易上占优势地位，控制着欧洲和亚洲间的贸易联系和印度洋的主要航线。然而，欧洲某些地区却在武器和造船方面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并且具有运用这些优势的能力和动力。这就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和葡萄牙海上帝国急剧扩张的基础。

　　“重商”时期（大约从1500年至1800年）第一阶段，西班牙和葡萄牙处于支配地位。西班牙帝国建立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稀有金属的开采基础之上，并通过巴拿马源源不断地输入到西班牙，沿途在拉丁美洲大陆^[2] 一带受到海盗夹击。采矿业和为它们提供食物的农业都是由强制的劳工来从事的。在香料，后来在非洲奴隶运输方面，葡萄牙帝国更是控制着一连串的贸易商埠，但是没有相应地触及社会制度和生产体系。同时，西欧正在扩张的贸易城市开始依赖普鲁士和波兰种植园农奴劳动生产的、从波罗的海各港口运输的谷物。

　　在17世纪，重点转向了加勒比海地区和巴西的努力种植园的蔗糖生产，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却日益失去了对海洋及其帝国关键部分的控制，先是让位于荷兰人，后来又让位于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食糖产区劳动力缺乏，于是“大西洋三角”（Atalantic triangle）应运而生：各种制成品（尤其是枪械）运往非洲，奴隶运往美洲，而食糖则运回欧洲。18世纪以来，英国、法国和荷兰在亚洲的贸易口岸被扩大为领地，在欧洲出现了一些更深刻变化的征兆，并在下一个世纪得到了发展。

　　于是，在重商时期，欧洲的商业开始控制了世界的许多地区，尽管洲际贸易的商品交换仍然主要是奢侈品（食糖、香料和烟草），以及奴隶和稀有金属。在中南美洲，随着全部土著人口的被灭绝和被取代，社会和生产的组织被完全彻底和强制性地改变了，而在非洲和亚洲，欧洲的影响总的说来要么是表面的，要么完全是破坏性的（奴隶贸易，对印度的掠夺）。应该如何叙述这种贸易和生产模式是有争论的。弗兰克和沃勒斯坦（见下面第八章）坚持认为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而其他人，如巴纳吉、布伦纳和雷伊（见第十章）则把它描述为一种主要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体系，是一种通过交换而与欧洲正在形成的资本主义中心相连接的体系。这种分歧是更大范围内有关资本主义定义争论的一部分。

　　到18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其特征是，在为满足市场要求而生产的私有企业中使用自由的雇佣工资劳动力——在英格兰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而在西北欧的其他地方则是程度较差地建立了起来。生产率正在相当迅速地提高（尽管不像后来那么迅速），并且已经大大超过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水平。在这种普遍的技术进步中，有一种因素就是“科学革命”，它与军事和贸易的需要密切相关。天文学和时间测量对航海而言至关重要，它们是牛顿物理学的核心，因此也是一种全新的自然观的核心。

　　1800年前后的数十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此使重商时期与古典的资本主义发展时代区别开来。在政治领域，美国和法国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观念。英国取代法国而成为一个主要的殖民强国并有效地控制了印度，这对大英帝国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以英国为中心的工业革命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始。这是一件持久的事件，但是从总体上看，它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大多数人的短期影响也许是负面的，但却有可能设想通过机械化生产来消除贫困和苦工劳作。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正是建立在工业化所创造的潜力基础之上的。

　　工业革命发生的地点和时间是因为各种外在和内在因素（何种因素更重要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英国，生产组织这时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它建立在公司（firms）的基础之上，这些公司比较大（按以前的标准），但数量较多、较为灵活、被残酷的相互竞争所驱动。它们能够从大量的城市无产阶段中招募具有必要技术的工人，当市场条件变化或节省劳力的革新使他们变得过剩时，它们又能够同样迅速地解雇他们。英国控制着世界市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优势，因为最重要的原材料——棉花——必须进口，而产品的大部分又必须出口。帝国的利润提供了准备用来投资的资金。这时一种新型的社会，世界的其他部分惊诧地注视着它。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工业革命在19世纪的多数时间内继续发展着，在各主要的资本主义中心，这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各种新的工业生产方法被引入到一个接一个产业中，并且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地区和北美。这就是马克思写作时的时代背景。到19世纪末，德国和美国已经作为英国的主要工业竞争者出现了，而日本也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

　　日本的案例是重要的，因为它仍然几乎是欧洲以及欧洲殖民区域之外完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例子。那些认为被欧洲支配造成了其他地方发展失败的人可能认为。日本是为数不多的维持在欧洲控制之外的区域之一：而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或失败主要依赖于内部社会结构的人能够指出，日本的发展开始于一种在许多方面与欧洲封建制度相同的社会结构。

　　实际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区域在整个19世纪得以扩展。拉丁美洲的大部分获得了正式的独立，但处于英国的非正式控制之下。亚洲，这一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大陆，向资本主义敞开了大门。英国确立了对整个印度次大陆的有效控制，并在武力威胁下迫使中国容许输入鸦片。法国得到了印度支那，而荷兰已经控制了东印度群岛。俄国正稳步地向后推进其在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边界。非洲的有些部分已经被殖民化了，这为世纪末对世界剩余部分的争夺确立了场景。北美和澳大利西亚^[3] 的门户被打开了。正是在这个时期，世界杯明确地划分为各种“发达的”和“不发达的”区域，形成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一种新的贸易模式出现了，取代了重商时期的奢侈品交易；各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出口制成品并进口食物和原材料。货物贸易的数量巨大膨胀，而运输也已经伴随其他产业而有所改变，能够应付运量膨胀问题。

　　19世纪末标志着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就是列宁所称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开始。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效仿列宁用“帝国主义”一词来描述20世纪，而其他概念描述更早时期的扩张主义。我将沿用以下所讨论的各位作者的用法。这时，各种公司的规模有了迅速的增长，以卡特尔、托拉斯等为形式的垄断也得以扩展。20世纪常被说成是“垄断资本”的时期。资本输出在初期的确增长了，但只是增长并没有取代货物贸易，开始是以向政府和公用事业贷款的形式，但逐渐采用向生产企业“直接”投资的形式。20世纪早期，投资主要用于以资源为基本的产业及其相关基础设施上。全球的自然资源得以开发利用。

　　同时，为控制那些为数不多的尚未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区域，尤其在非洲，出现了一场混战。拉丁美洲渐渐地从英国落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一旦世界被瓜分完毕，任何进一步的领土扩张必然以损害相互竞争的殖民帝国为代价。主要列强间紧张状态急剧增长，尤其在德国（正在上升的强国）和英国（拥有最大的帝国）之间，这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垄断的兴起、资本输出和帝国主义者之间对抗的爆发，这些都是相互联系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地认同这一点，尽管这种联系的确切本质有待更多的探讨。这就是霍布森、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当时所提出的各种帝国主义理论的主题（见第四至第六章）。

　　20世纪已经出现了许多进展。第一，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控制的区域已经缩小，先是在俄国消失，接着在中国、古巴以及东南亚等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毫无例外地都是通过战争或国内暴力斗争而得以解脱的。关于这些国家中所建立的各种制度的性质，这里将不作讨论，但是，它们事实上的存在已经对世界力量的平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国际贸易比生产总量有了更为迅速的增长，同时，大公司的国际投资甚至增长得更快，使它们转变成世界范围基础上的“多国”运作。流动货币资本市场已经国际化了。尽管大多数不发达国家取得了正式的独立，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比以前更加紧密得多地整合在一起。因此，孤立地考察那些特殊的民族国家是不能理解这一体系的。第三，资本主义世界十分明显的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其区别不仅在于收入水平，而且在于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其他几乎所有的方面。像在以前所有的时代一样，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所涉及的世界人口的比例实在是太小了。对几乎所有的国家而言，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国家归到这个或那个集团。这种分裂显然是20世纪世界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结构特征，尽管当世界末临近时它也许被打破了。

　　发达国家（欧洲、北美、日本和澳大利西亚）在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中遭受了挫折，但却经历了50年代和60年代的“长期繁荣”。总的说来，生产率水平已经在整个世纪中得以极大的提高，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已经几乎完全替代了其他形式。发达的“中心”之内的贸易和投资流量已经非常迅速地增长，因此，与不发达“外围”的贸易限制是总量的一个相对小的部分。就一个典型的发达国家的经济而言，它具有一个相对庞大的工业部门和一个甚至更大的按现代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服务部门。农业雇用一小部分劳动力，采用现代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在有些情况下，农民靠补贴生存。）人口的大多数都是挣工资的劳动者，各种工会组织，即使它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至少已经保证工人阶级分享到增长的生产率所带来的利益。具有自由选举和保障个人自由的民主制度已完全建立起来。发达国家拥有主要跨国公司的总部，并且是技术发展的主要中心。它们生产和出口种类繁多的制成品和触及成品。它们从不发达地区进口一些初级产品和数量不断增加的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

　　再来看看不发达国家，“三大洲”（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在拉丁美洲，本土社会数世纪前就几乎被完全摧毁了，具有欧洲文化的白人或克里奥耳人^[4] 统治阶级已经产生，几乎与欧洲同时确立了现代国家制度。较大的拉丁美洲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非洲和亚洲的那些大国，但同样远远低于那些欧洲国家。同时，它们具有不发达的一切结构特征。在亚洲，各种主要的前资本主义文明更加缓慢地，并且更晚地被纳入资本主义轨道。较大的亚洲国家具有完全确定的本地统治阶级、客观的技术能力和绝对量十分庞大的工业部门，尽管相对于人口而言还比较少。然而，平均收入却非常低，拥有众多的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和工人。另一方面，一些更小的、较为工业化的亚洲国家已经经历了非常迅速的经济发展，而日本当然完全另当别论。非洲在数个世纪中遭受到奴隶贸易的毁灭性的影响，但是，直到“帝国主义”阶段，欧洲人才实际侵入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比对亚洲或拉丁美洲的侵入要晚得多。总体上讲，这是一片最不发达的大陆，只有极少的工业部分和低的收入水平，而且，仍然遭受饥荒和疾病的蹂躏。

　　尽管有这些差异，人们仍然可以说，在20世纪中叶，一个“典型的”不发达国家是：现代工业雇佣了一小部分人，大部分人被低生产率的农业和服务业所雇用。工资和收入是低的（一小部分精英除外）。除了为出口而生产的种植园外，农业主要由小农经济所组成。这些农民的农场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维持生存”的经济形式，而是被整合进了市场体系。对外贸易通常占国民总收入的一个相当大的比例，通过出口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来偿还资本货物^[5] 、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出口的收益还必须用来支持红利、利息和专利权税。不发达国家通常是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而不是不发达国家彼此之间进行贸易。这种模式显然十分不同于“未受影响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是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结果。到世纪的最后25年，一些不打法国家迅速地工业化，并且向典型的发达国家的结构迈进，而另一些国家则停滞不前。

　　20世纪中期，不发达国家的阶级结构明显地既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发达国家，尽管在某些方面，它正非常迅速地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改变。小规模的工业及其被具有节省劳动的生产方法的外国公司控制，意味着工业无产阶级和地方工业资本——先进国家中的重要力量——是弱小的。由于他们的缺位，整个体系被跨国公司的地方代表和分支机构所控制，被商界和地主控制。人数最多的阶级是农民阶级和失业或半就业工人的城市“流氓无产阶级”。

　　然而，先进的国家和不发达的国家都是同一个非常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的相互补充的两个部分，是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在其形成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地区，它采取了各种十分不同的形式。一种完整的帝国主义理论必须对这一切加以说明。

二历史唯物主义

　　本书所考察的各位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设想。他们都认为经济制度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都同意必须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解释帝国主义。当然，这种研究方法起源于马克思。在本节中，我将简要地概述一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一些原理。

　　马克思注意到，生产总是社会的：鲁滨逊的故事是一种神话。从技术的、自然的观点（生产力）看，或从实际的工作活动（劳动过程）方面看，生产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然而，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它还包括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即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支配着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产品的使用。这些关系并不是有意识地选择的结果，也就是说，欧洲今天的生产组织不是有意识地作出决断的结果：即断定资本主义工厂的雇佣劳动是一种比中世纪的农奴制或古代奴隶制更好的制度。它是长期的历史演变的产物。马克思认为，对历史的分析必须从社会关系的结构开始，而不是开始于个人的选择或动机。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建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1976:3^[6] ）

　　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最终决定“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一论断是其著作中最引起争议的部分之一。在我看来，在一般的层次上来讨论它似乎无关紧要，关键是它能否被对特例的详细分析所证明。我打算把它当作一种为例证而采纳的工作假设（a working hypothesis）来对待。

　　马克思坚决主张需要抽象法。因为社会是太复杂了，以至于不能一下子作为总体，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来把握。相反，我们必须分理出最简单和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然而逐步建立起关于它们如何发挥作用并且如何相互适应的描述。用这种方法产生的概念才能够用来构建对现实的（或“具体的”）世界的分析。然而，故意的一套抽象概念并不能分析一切社会。（18世纪后期、19世纪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斯密和李嘉图）因为认识到需要抽象法而受到马克思的称赞，但他也批评了他们把适用于分析他们时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概念运用到一切历史时期，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发展的不同阶段以特殊的、不同的结构为特征，独立的抽象过程对每一阶段都是需要的。抽象地说，一种生产方式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简要的和基本的结构，社会关系是分析特定历史阶段的出发点。对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而言，唯有这些有限的基本形式是必不可少的。

　　每一种生产方式（除最简单的、原始的公社方式和最高级的未来共产主义方式之外）都明确划分了一对对立的阶级，即生产者阶级和剥削他们的非生产者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确定生产方式的特征中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抽象的层次上，首先不应该把阶级理解为人们的各种集团，而应该理解为在一种社会关系结构之内的相互对应的地位。尤其是，不能孤立地来设想一个阶级，因为它的形成正是由于它与另一个阶级的关系；没有受雇者就没有雇佣者，没有奴隶就没有奴隶主，如此等等。

　　马克思原来的观念是简单明了的。不同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历史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其自身的结构并且能自我“再生产”，也就是说，它既能够维护生产力（通过取代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料，等等），又能够维护生产关系（通过使一个阶级永久地屈服于另一个阶级）。当然，再生产的极致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是不同的。而且，每一种方式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每一种都引起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在进程中，带来其自身功能的改变，最终导致现存结构的崩溃并且被顺序中的下一种生产方式所取代。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1976:3-4^[7] ）

　　在这种解释中，社会从（相当模糊不清的）原始公社阶段进化而来，经过古代和封建时期，进入马克思（和我们）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它依次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古代的生产方式是由奴隶与占有奴隶的自由民之间的对立来界定的，而封建的方式，就其典型形式而言，涉及到由不自由的农民或农奴从事的为了当地使用而进行的生产，他们支配着他们自己的维持生存的小块土地，由于超-经济的强制，而被迫供养着封建地主阶级。

　　最为经常研究的生产方式，也是马克思唯一具体分析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的方式，其特征是：（1）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即由许多互不协调的生产单位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与此相关，（2）贫富分化，一个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与一个自由但物产的工人阶级相对立。除非遵守所有人认可的条款，否则，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就会把非所有者（工人）排除在生产之外。工人不得不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的工作能力）来换取工资，他们以此来支付生活必需品的费用。第二章将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作更详尽的讨论。

　　马克思认识到，非—欧洲的历史不能够符合这种带有“欧洲中心”色彩的阶级次序，他引入亚细亚方式（第二章作进一步讨论）来处理这个问题。亚细亚方式的要点是：它不会以通往更高阶段的方式发展，但会趋于持续地存在下去，除非从外部被打断。他还承认，各阶段的次序能够被外部的影响，尤其被征服所中断。

　　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马克思，1976:27^[8] ）

　　无论如何，一个现实的社会不能简化为一种单一的、抽象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论证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1976:39^[9] ）具有几中生产方式特征的生产关系可以在一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结合在一种“社会形态”中。这种观念近来再次流行起来（参见第十章）。这种观念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是，它为“小商品”生产方式（由拥有其自身生产资料的独立生产者为市场所进行的生产）谋得了一席之地。“小商品”的生产方式从未占据支配地位，因此没能出现在各阶段的序列表中。

　　一旦我们把生产方式看做是基本的组织形式，它们能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以不同的方法加以结合和合成，那么，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将几乎是无限的。有限的方式能够（从概念上）分别加以仔细地分析，这样，才能够在分析丰富多样的现实形势中构建复杂的事物。这是科学的方法，是用简单观念阐释复杂问题的探索。

　　总之，马克思留下的不是对历史的一种完满的解释，而是对欧洲历史的一种不连续的框架，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也是如何扩展其分析的一些引人入胜的简要指示。把马克思的著作奉若神明将是愚蠢的。在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中，中心问题是分析起源各不相同的、具有不同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各社会间的相互作用。马克思为数不多的关于印度和爱尔兰的论著（下面第二章讨论）并不是特别的有用，但正如我想表明的那样，他的方法已被证明是非常卓有成效的。

　　在分析帝国主义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家担负着保卫统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利益的职能，这差不多是马克思理论的一条原理。虽然马克思没提出多少详细的分析来为此提供证据，但其著作中有许多大意相同的陈述。国家是他想研究和写作的（许多）主题之一，但却没有完成。

　　至于国家为什么应当担负起保护现有社会制度主体构架的职能，这是显而易见的。统治阶级通常是充分地组织起来保护其利益，国家的高层人员（政治家、官僚和军官，等等）在保护现有的国家机构方面有着明显一致的利害关系，这些国家机构几乎不能够指望在社会秩序的全面变革中幸免残存。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不能满足占统治地位生产方式的根本需要又没有可取的选择来替代，就只能导致混乱和经济倒退。支持现存秩序并不意味着就是毫无主见的保守主义。相反，这需要不断地适应正在变化的环境，并且也许意味着反对统治阶级的特殊阶层的利益。下面两种情况不会一齐发生，或者国家将完成这一任务；或者环境可以使其垫付。在此，愚昧和错误的历史作用不应该被低估。

　　还有许多可以选择的、与维护这个系统相一致的政策。国家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尽职，这一论断不是不证自明的，也许甚至没有意义。实际上，在资本主义阶级内部，总是存在着利益的分裂，因此，阶级整体的利益不是非常明确的。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似乎相信天佑，它确保国家的政策总是与“扩大再生产的客观要求”，或诸如类似的事物相一致。这是荒谬的。在一种特定的政治和思想结构中，政策是阶级之内和阶级之间局部利益相冲突的结果。人们常说，国家具有某种“相对的自主性”。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理论的总体构建还处于相当初试的阶段，在帝国主义理论中留下了一些空白。在下面所讨论的大部分理论中，主题集中在经济分析上，这是通过揭示政策是为资本主义阶级的（主要阶层的）利益服务的来“解释”政策。我将按照文献的大体顺序，集中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学。至少，经济问题是历史的重要部分。

三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分为两种：一些人关注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中的进步作用；另一些人则把资本主义当做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剥削系统，因此，一些地方的发展是以世界大多数地方“不发达的发展”为代价的。根据第一种研究，资本主义既为更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无知前提，还创造了使这个社会的一产生的阶级力量；第二种研究研究则提出，正式因为资本主义不能引发经济发展，所以才必须革命。历史记载告诉我们，这两种对立的立场都有正确的地方，资本主义已经产生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也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地域差异。

　　大体说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到列宁及其同时代的人——持有第一种观点。近年来它又得以强劲地复兴。根据这种理论，每个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起内部的结构，尤其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性质。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中，自由的雇佣工人受雇于相互竞争的企业，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其他的方式却不能（至少在同样的规模上）。外部的力量主要是通过改变生产组织来发挥其作用的。竞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的中心议题。具有最新资本设备的、最大的和最有效率的企业是最有利可图的，并能够增强其领先地位，而较弱的企业则落后，最弱的企业则由于破产或被接管而灭亡。失败的威胁迫使每个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把利润重新投资于扩展，并且寻求新的生产方法、新的市场和新的供应来源。相比之下，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剥削阶级首先必须维护他们对生产者施加的超经济强制的基础。结果，前资本主义的体系是相对稳定的，受习惯的支配，（潜在的可供投资的）盈余转向非生产的渠道。

　　资本主义的扩张不断扩大着对自然资源（矿物、土地等）的需求，这是资本主义领土扩张背后的一种动机。与稳定的需要相适应，运输的发展和对更廉价货源的追求将有助于把新的地区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寻求廉价劳动也是领土扩张的另一个动机。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在是过于简单化了的叙述中，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一些中心地区，带来了那里的资本积累和发展，并且开创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先地位，而且没必要从那里取得任何东西（虽然资本总是会获得它能够得到的东西）。资本主义传播开来，在其他地区开始了同样的过程。世界不同的部分成为同一场竞赛的赛跑者，在这场比赛中，有些地区开始就领先于其他地区。任何损害他人而获得的优势都是偶然的。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针对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明显失败，一种替代的观念已经发展起来了，值得注意的是弗兰克和沃勒斯坦。这种观念认为，分析的单元必须是整个世界体系，不同的地域或民族国家仅仅是组成部分。资本主义不是用阶级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来界定，而是通过在一个世界交换体系中为获取利润的生产，通过某些地区被其他地区的剥削来界定。“宗主国”或“核心国”是通过直接榨取利益或贡赋（tribute），通过不平等的交换，通过对贸易的垄断控制来剥削“卫星国”或“外围”的。在外围，统治阶级把他们的地位归功于他们在剥削系统中所起的中间人的作用，因此，他们愿意保护它并且保护相应的生产模式。不发达并不是一种原本就有的落后状态，而是强迫外围接受一种特殊的专业化和剥削模式的结果。在世界体系之内，可以采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强制性劳动，雇佣劳动，奴隶制等等。不同国家的阶级结构以及生产中特殊的剥削方式，仅仅是各有关地区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结果，并不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像它们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那样）。

　　在这种研究中，也是过于简单化了，资本积累不是被看作生产水平和方法的真正的、质的进步的一个前提，而是被看做确定量的一种再分配，即由受剥削的外围向中心的一种资源转移。一些地区的发展和另一些地区“不发达的发展”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这两种观点涉及到对历史的十分不同的解读。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中，资本主义从少数几个地方开始，从那时起，在资本国际化的过程中已经在地理上扩散开来，伴随着工业革命中几个关键资本（而不是商品）输出。相比之下，弗兰克和沃勒斯坦则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是从16世纪开始的，而且从那时起本质上没有发生改变。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动态的方法来看待资本主义，而他们的反对者则把它看做是一种基本上是静态的剥削体系。

　　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种种矛盾不应被过分强调，尽管它们的确存在。世界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正体，其中，生产和剥削的各种关系既存在于国家之内，也存在于国家之间。也许问题并不在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否把不发达说成是外部影响（它们也决定着特定的阶级结构和生产组织）的产物，或是把不发达说成是由特定的阶级结构和生产组织（它们或多或少也是外部影响的结果）所造成。当我们作进一步详细的分析时，可以发现有许多理论贯穿于这种简单分类之中。然而，这却是整理材料的一种有用的初始方法。

　　“不发达”一词的定义依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而有所不同。在经典的观念中，不发达与落后同义，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一个意思。另一方面，弗兰克及其追随者认为，孤立的国家不能够被称为是不发达的，因为不发达是通过以从属地位融入世界体系来界定的，无论采纳哪一个定义，对这个范畴适用于任何一个特殊的国家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这样，很可能不存在太多的混乱。我将描述性地使用这一概念，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即是这样一个国家，它表现出上述第一章、第一节中所描述的不发达的一般的结构特征。

　　马克思（第二章）在其主要理论著作中全神贯注于封闭的和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他以一种多少有点不正规的方式，分析了单一民族国家内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扩张。他对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他建立了一种其他作者以此为基础的基本分析框架。他关于印度那些文章清楚地表明，他把英国的统治——无论多么的残酷——最终视为是一种进步，因为它为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卢森堡（第三章）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扩张的描写扩展到其周围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她为这种扩展提出了两种解释：第一种是说，资本主义经济遭受着长期的“实现”问题，即，它是出卖为销售而生产的产品，因此必须寻找国外市场。这种观念在帝国主义历史中一再以各种形式出现，我将它作为“消费不足论”（under-consumpitonism）提出来（尽管卢森堡思想的各种变体与这一概念并不是完全相符的）。我将证明，消费不足论是错误的。第二种是说，竞争的压力导致了扩张，以便寻求原材料和廉价劳动，这一点我认为她是对的。这两种情况中无论发生哪一种情况，前资本主义的“自然”（非市场）经济都不可能被简单的市场竞争所触动，因为缺少参与竞争的市场，因此，必须由武力打开。

　　霍布森（第四章）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值得一提，因为他的著作以及影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作者。（在卢森堡之前）他就提出了一种对帝国主义最有条理的说明。他的有关消费不足的看法是众多版本的原型，他是最早把对非洲的掠夺和19世纪末加剧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垄断的发展联系起来的第一批人之一，这成为马克思主义有关帝国主义论述的重要主题。

　　希法亭、布哈林和列宁（第五章和第六章），我将称他们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作家（因为马克思本身没有像他们那样讨论过帝国主义），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就直接地从事写作。在经济生活中，自马克思时代以来的主要转变就是垄断的发展，这就应验了马克思的预言：竞争的过程，随着其不断地消除更弱小的企业，将产生垄断的趋势。然而，这种发展的结果却有待分析。同时，存在着对殖民地的掠夺，并且在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列强间出现了激烈的对抗。所有这三位作家都强调基于民族基础上的垄断的形成，以及世界范围内民族资本集团之间竞争的增强。同时，他们预言了世界落后地区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加速。

　　希法亭的主要贡献（第五章）是提出了“金融资本”概念，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成巨大的连锁集团。这些集团彼此间并不是通过削价来竞争：它们谋取国家的支持，利用金融的和政治的方法得到对整个工业的控制。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理论的大多数原理都是由希法亭提出的，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上面。

　　布哈林（第六章）通过把希法亭的分析置于世界经济的背景中而改造了它，其中有两种趋势在起作用。垄断的和金融的资本集团的形成是一种趋势，另一种趋势是资本主义在地域上的加速蔓延及其整合为单一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它们与民族国家的联系，金融资本集团是在国家的基础上产生的。竞争因此就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在竞争的斗争中采取吞并和战争等手段。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也在第六章讨论）在大多数方面追随布哈林，而回避了主要的理论的问题，并且增加了取自霍布森的原理。列宁坚持认为，应该把帝国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即垄断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政策或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一个方面。这一术语能够造成某些混乱，因为其他作家（按照日常用法）用这一语词专指国际的统治和剥削关系。资本输出的原因能够用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的理论，或各种消费不足论的理论来解释，而列宁对此所作的相当含混的论述也造成了混乱。总而言之，列宁的小册子徒有其名。

　　在关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上，巴兰的工作（第七章）代表了一个转折点。从马克思到列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都曾经预料资本主义（到一定的时候）在整个世界的全面发展。巴兰争辩道，不发达国家的命运明显不同于那些在更早的年代已经发展的地区的命运。他认为，垄断限制了产量和投入，并且因而导致低增长（在世界的所有地方）。在先进国家，产量是高的，而高的垄断利润抑制了工人的消费，因此存在着长期的需求短缺（这与霍布森的论证几乎完全相同）。在不发达国家，“剩余”部分地被统治阶级奢侈品花费所吸收，而大量的剩余却被转移到先进国家（作为利润），它有助于那里解决吸收不断增长的剩余问题。因此，无论是在先进国家还是在不发达国家，垄断把资本主义从一种发展的力量改变为一种停滞的原因。然而，在不发达国家，由于没有竞争阶段，因此，生产和收入“冻结”在一个低水平上。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被这样一种观念支配着：即，资本主义阻碍了第三世界的发展，因为“外围”国依赖于“中心”国，这就是以依附论（第八章）未名的论证路线。弗兰克是随之产生的争论中的中心人物。我将指出，他的理论具有种种致命的缺点。我们已经描述过弗兰克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垄断的交换和剥削系统这一观点。对这种研究的主要批评是，它忽视了生产关系在决定系统的动力和阶级结构中的作用。阿明把对国际交换的形式分析结合到对世界范围积累的论述之中。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对欠发达的（less developed）或前资本主义的地区的影响强加了一种限制未来发展的专业化模式。通过详细地论述“不平等的专业化”，他的依附论观点比前辈作了更好的改进。但还存在着种种重大的错误。不同地区生产率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不甚明了，和其他人一样，他的依附论观念具有消费不足论的成份，而这在我看来是错误的。

　　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第九章）已经开辟了一条它所独有的新思路。他也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经由交换而形成的世界剥削体系，但在他的模式中，盈余能够在没有垄断的情况下通过竞争性的市场加以转移。马克思关于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建立单一的平均利润率以及一套相应的“生产价格”。直到伊曼纽尔提出世界经济中的生产价格决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理论才在生产分析和交换分析之间建立了相应的联系。其主要观点是，资本是在国际上流动的，而劳动则不然。对他的分析的主要批评是，某些关键性的变量（专业化模式、生产率、工资）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他对世界经济理论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所要求的也太多了。

　　还有许多争论是关于种种更具体的问题的，通常是围绕弗兰克-沃勒斯坦立场与新近复兴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区别。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涉及生产方式的概念，以及它对当代不发达国家的适用性（第十章）。这里，中心问题是：不发达国家的内部结构是否能够根据存留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以概念化，如果如此，这是它们落后的原因还是结果？争论的第二个方面集中在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地位的趋势（第十一章）。在战后的时代中，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假定，美国将维持或增强其作为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的统治地位，而不发达国家，只要它们仍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不是绝对贫困的话，将不可避免地变得更加的相对贫困和更彻底地处于从属地位。资本主义被看做是一种稳定的、自我增强的全球不平等体系。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经验所推翻：美国的霸权已经瓦解，在不发达国家的有些地方已经出现快速的资本主义发展。

　　在我看来，把这些作者集合在一起，本书所考察的著作提供了一种连贯的、有关世界范围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大多数素材，尽量这样一种理论还必须详细地加以研究。下面是我推测这一理论也许采取的形式。这只是一个尝试性的框架，进一步的研究将超出本书范围之外。

　　“重商”时代的特征是非常松散的世界经济整体，因此，世界不同部分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各个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时，运输费用很高，长距离贸易主要是奢侈品，资本和技术是相对稳定的。欧洲的进步是因为欧洲正在成长为资本主义。在别的地方，欧洲军事力量主要通过转变生产方式——或者从外部设置（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如在拉丁美洲），或者为未来资本主义发展开辟基础（如在北美）——而发挥了作用。

　　19世纪是一个过渡时期。正在兴盛的世界经济仍然是相当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内部条件成熟的地方，仍然有可能出现新的中心，并且坚定的国家支持正在到来。同时，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发展正在打破贸易垄断，降低了运输费用，并且开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整合起来，发达的工业中心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因为生产率水平提高了，而工资却仍然相对较低。结果，它们在所有主要的工业生产行业中具有决定性的成本优势，而相对落后的地区被限制在与自然资源相关的活动中。更发达地区的优势不能轻易被改变，因为技术主要在工人手中，而资本趋于流向技术集中的地方。对专门的服务和供给网络的需要也有同样的效应。这些“外向经济”（external economies）在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尤其重要，今天依然如此。

　　然而，垄断资本却通过接管国外供应商，通过使技术规范化和程式化，而倾向于使外向经济“内向化”。现代跨国公司能够用比较低的追加成本而把技术转移到新的场所。同时，先进国家的工资水平已经提高了。现有的工业中心的成本优势在这两方面都被削弱。现在有一个明显的趋势，生产被转移到不发达国家的低工资地区，尽管这一趋势遍及整个工业部门还将有一段相当长的过程。

　　由此并不能推论，整个第三世界能够期待完全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因为新的发展地区的出现将使竞争加剧，并且淘汰较弱的竞争者。同样，新的工业化国家的众多人口也许长时间得不到什么。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法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由此造成的失业压低了工资。前景之一就是不同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伴随着工人阶级的贫困——许多方面正如马克思一个世纪以前所语言的那样。

注释：

^[1] Conquistador，尤指16世纪侵占墨西哥、秘鲁等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译注

^[2] the spanish Main，拉丁美洲大陆，尤指南美的北海岸一带；有时指加勒比海或其南部。——译注

^[3] Australasia，一个不明确的地里名次，有时指马来群岛和大洋洲，有时专制马来群岛和澳大利亚，一般仅指马来群岛。——译注

^[4] creole，克里奥耳人，常指下面几种人：生于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后裔；美国墨西哥湾沿岸各州早期法国或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上述两种人与黑人或印第安人所生的黑人后裔。——译注

^[5] capital goods，资本货物、生产工业品所需的生产资料。——译注

^[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文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7]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文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83页。

^[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文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0页。

^[9]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文译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

一 历史轮廓

二 历史唯物主义

三 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理论

一历史轮廓

二历史唯物主义

三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