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安德鲁·克莱曼《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2012）
第一章 导论
针对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大恐慌以及由它们导致的大衰退，已有大量研究著作问世。在许多地方可以找到关于这些事件及其诱因的大量具有说服力和洞察力的分析。我们真的还需要再多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吗？或许不用。因此，本书更多地关注为危机和衰退搭建舞台的根本条件，而不是这些事件的直接原因。
现在，那些关于危机和衰退的根本条件的解释常常毫无启发性。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最近这场金融危机常常被归罪于贪婪[1]。然而正如一种流行的观点所说，将这场危机归罪于贪婪就如同将一次飞机失事归罪于重力。重力总是存在，但飞机并不总是坠毁。我们想要知道的根本条件不是像重力那样的永久性条件，而是那些特有的、具体的条件，是它们导致了这次坠毁而不是其他事故或往常发生的事故。
因此，关于贪婪，无论在其一般意义上，还是在它由资本主义所塑造的意义上，我都不想多说什么。我也不想在此意义上就资本主义多说什么。我不相信资本主义在这场危机中的作用就像重力的作用一样。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因此将危机归罪于此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一场严重的危机发生于几年前而不是1960年代。将最近这场危机归罪于资本主义的本性并没有错，这就如同将危机归罪于贪婪一样没有错。问题仅仅在于，这些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它们没有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东西。
因此，本书题目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失败”不是指资本主义的一般形式，而是针对19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价值生产体系中特有的未解决的问题。我将指出，经济一直没有从1970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初期的衰退中全面复苏。我将提出一个解释来说明为什么没有复苏。我将证明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持续脆弱的状况。最重要的是，我将论证它为大衰退和“新常态”——即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完全衰退的状态——搭建了舞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脆弱性，衰退及其引发的后果随时都可能发生。
就像大衰退隐含的问题多于股市崩溃及之前的股市泡沫一样，大衰退和“新常态”隐含的问题也多于2000年代的金融危机及之前的房价泡沫。在官方宣告美国的衰退已经结束了15个月之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罗宾·威尔斯（Robin Wells）在一篇评论（2010）中说道：
……没有什么复苏。如果根本的问题在于银行体系的信任危机，为什么银行信任的恢复没有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呢？可能的答案是，银行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同样有理由怀疑，在缺乏较长期的良好条件因而降低了经济抗冲击能力的情况下，金融危机本身就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经济衰退。现实中所发生的生产、就业和收入的下降，即已经发生的那种下降规模，并不是衡量美国经济无力承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真正尺度。真正的衡量尺度是，如果美国财政部没有疯狂借贷以支撑经济，那么经济有可能出现的下降规模。在雷曼兄弟破产后的两年中，美国财政部额外增加了3.9万亿美元借款，导致其债务总额上升超过40％，新增债务相当于这两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8.6万亿美元——的13.5％。然而，即使考虑到巨额增长的债务为增加支出和减税提供了资金，两年后的实际GDP仍然低于衰退前的峰值。相反，在1929年中期至1931年中期的两年里，美国国债是在减少的，直到1932年中期，美国国债仍然只比1929年中期高出15％。如果在最近这场衰退中政府没有增发公债，那么这场衰退很可能和大萧条时一样糟糕，甚至更加糟糕。
本书聚焦于美国，部分原因在于书中的许多内容由详细的数据分析构成。其他国家经济的可用数据没有美国数据那么完整，并且往往也没有美国数据那么可靠。我专注于美国的另一个理由在于它是最近这场危机的震中。不能机械地认为对美国情况的分析也可以应用于其他国家，但是，既然美国是震中——换言之，即危机在其他地方爆发是因为它首先爆发于美国然后才扩散开来，因此，对其他经济体讨论的较少并不会削弱本书对危机和衰退背后存在的长期经济困难所作分析的充分性。
主要论点
利润率——即利润占投资货币量的百分比——存在着一个持续下降的趋势。然而，约翰·富拉顿（John Fullarton）、卡尔·马克思以及其他人所说的“资本消灭”——即金融和实物资产价值下降或实物资产本身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扭转了这一趋势。矛盾的是，就像大萧条和二战之后出现了繁荣那样，这些过程同时也恢复了盈利能力，从而为新一轮繁荣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1970年代中期和1980年代初期的全球经济衰退中被消灭的资本价值，与大萧条和随后的世界大战中被消灭的资本价值相比要少得多。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经济政策导致的结果。大萧条消灭的资本价值的数量远远超出了自由放任政策的鼓吹者们所预期的数量，同时严重萧条环境的持续存在使劳动人民明显变得更加激进。政策制定者们不希望这种现象再次发生，因此他们现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以防止资本价值被全面消灭。这解释了为什么后来的经济低迷没有像大萧条时那样严重。但是，由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被消灭的资本价值比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要少得多，因而利润率的下降过程没有得到扭转。正因其没有得到扭转，从而盈利能力停留在一个低水平上，不足以支持新一轮的繁荣。
这一因果链是容易理解的。利润的产生使得为利润而投资成为可能。所以，毫不奇怪，利润的相对缺乏导致了资本积累率（即在生产性资产上的新投资与现有资本数量之间的百分比）的持续下降。停滞的投资反过来导致产出和收入增长缓慢。
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收入增长的迟缓使得人们更加难以偿还他们的债务。利润率的下降，再加上支撑公司税后利润率的所得税率的降低，导致了税收的大幅下降，增加了政府预算赤字和债务。为了应对经济的相对停滞，政府一再采取刺激债务过度扩张的政策。这些政策以不可持续的方式人为拔高了盈利能力和经济增长，从而多次导致泡沫破裂和债务危机。最近这场危机则是其中最为严重和最为剧烈的。
※ ※ ※
尽管金融危机已经结束，经济衰退也已在两年前被官方宣告结束，但是，由于大量失业和房价剧烈下跌，债务问题仍在持续——目前，欧盟的债务问题十分严重。这些问题似乎是衰退结束以来妨碍美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长期以来，由于美国人相信他们的住房和股票的价格的增长足以代替真实现金储蓄，因此他们一直乐于增加借贷减少储蓄。然而这些增长已经消失，许多人开始担心他们是否还能保住自己的工作和住房，于是他们已经开始减少借贷增加储蓄。由于在债务、失业和房产行业等方面的问题仍持续存在——可能还有他们担忧自己的现有资产遭受额外损失，最终不得不报告他们现在还未“认识到”的损失——因此放贷者更加不愿放贷。低水平的借款/贷款导致了支出和经济增长变得迟缓。
我当然不是在鼓吹资本价值的全面消灭——也不是在鼓吹其他任何意图使资本主义运行得更好的政策；我并不赞成资本主义制度。然而，资本价值的消灭似乎的确是我所概括的系统性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它没有导致革命或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话。企业和个人破产、银行倒闭和资产减值损失的大规模浪潮将解决高悬的债务问题。新业主能够在不接手其债务的情况下以大甩卖的价格接管企业。这将提高潜在的利润率，从而为新一轮繁荣创造条件。如果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我相信经济将继续相对停滞，并易于发生危机。
传统左派观点
本书不是我原计划要写的。2009年初，我开始进行经验研究，它最终成为本书的核心内容，但那时我头脑中有另外一个十分有限的目标。然而不久我发现了一些东西，促使我深入挖掘并扩展了我的研究范围。
要理解我逐渐认识到的这些东西的重要性，需要通晓在美国近期经济史以及它同最近这场危机与衰退的关系这一问题上左派的传统见解。下面是传统观点的一个简要概括。（在本书后面，我会引用多位作者并提供引文）
根据传统见解，利润率的下降始自“二战”后经济繁荣的早期，并经历了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的经济低迷。但到那时，经济政策已经转向“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这导致工人所受剥削的提高。因此，美国工人的（经通胀调整的）实际工资与几十年前相比没有提高，因而他们的收入份额出现了下降。剥削的提高导致了利润率的大幅回升。通常情况下这也会引起积累率的上升，但这一次却没有。
传统观点把积累率没有回升归咎于经济的“金融化”。这种观点认为，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组成部分，金融化诱使企业把较大份额的利润投资于金融工具，而投资于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生产性资本资产（工厂、机器等）的利润份额较少。其结果是，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比“二战”后前几十年弱。这一因素，再加上新增的借款——它使劳动人民能够在其收入份额下滑的情况下维持其原有生活水准，已经带来了长期债务问题。这些债务问题与其他同样源自金融化的现象，被认为是最近这场经济危机和衰退的根本原因。
我认为关于近期经济史的这种解释没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并且我确信传统见解的支持者们错误衡量了利润率。但那时我还没有理由确认他们的测量高估而不是低估了盈利能力的提高。那时我也不怀疑他们的其他经验断言是基于事实的。然而，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
● 1980年代初期以后，美国公司的利润率没有出现持续恢复。自1980年代初以来，美国公司的税前利润率一直趋势不明，基于更加广义的利润概念——它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更为近似——的利润率则持续下降。
● 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化并没有导致美国公司降低投资于生产的利润份额。与1947—1980年期间相比，在1981年至2001年期间，他们把较大份额的利润投入到生产性投资（2001年以后的份额下降是一个统计上的偶然）。相反，利润率的下降解释了积累率的下降。
● 美国工人得到的实际报酬并没有比几十年前减少。他们的实际报酬是上升的。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并没有下降。目前这一份额高于它在1960年的水平，并且自1970年以来它一直是稳定的。
这些发现没有损害这样的断言，即债务的长期积累是最近这场危机及其后续问题的根本原因。然而，传统左派观点的所有其他因果断言都失败了。
传统见解暗示最近这场经济危机是一场不可还原的金融的危机。当然，金融危机引发衰退，而且金融业的具体现象（如过度杠杆、高风险抵押贷款等等）都是其重要原因。但我所说的“不可还原的金融的”，意指左派传统见解所持有的那种观点，即最近这场危机和衰退最终根源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和由金融化带来的宏观经济困境。资本主义生产的持续脆弱性被认为与这些宏观经济困境无关。事实上，按照这种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根本不具有脆弱性，这是因为作为衡量其表现的关键标志的利润率在1980年代初期之后得到了大幅恢复。
这一争论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如果危机与衰退的长期原因是不可还原的金融的危机，我们就能够通过废除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金融化”来防止这种危机的再次发生，而没有必要废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即由“价值”或抽象财富无休止的扩张这一目标所驱动的生产体系。这样，被危机提上日程的就不是社会经济体系的根本特征的转变，而是需要这样一些政策，即诸如金融监管、积极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或许还有金融部门的国有化等等政策。[2]
另一方面，如果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就如本书所论证的那样是危机与衰退的一个重要的（尽管是间接的）原因，那么这些政策建议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了。它们充其量只会推迟下一场危机。人为的政府刺激将带来不可持续的增长，这将使下一场危机爆发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除非最终盈利能力得到恢复，或者社会经济体系的根本特征出现变革，否则经济将持续低迷。
本书有何不同
关于最近这场危机和衰退，已有相当多的著作提出了各不相同的左派见解。同绝大多数这些主题的其他著作一样，它们中有许多致力于讨论这些事件的直接原因。如我前面所说，本书与这些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本书关注长期的根本条件，这些条件使金融危机能够引发一场尤为深重长久并具有持续后遗症的衰退。
然而有相当数量的其他左派著作也关注于根本原因。它们中的一些——例如福斯特和马格多夫（Foster and Magdoff，2009）、哈维（Harvey，2010）、迪梅尼和莱维（Duménil and Lévy，2011）以及麦克纳利（McNally，2011）——提出了前面所讨论的某种版本的传统左派观点。有些著作，例如福斯特—马格多夫和哈维的著作，同样强调了这样一些虚假的事实，即工人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下降，由它导致的需求匮乏被不断增长的债务所弥补。按照这种观点来看，危机似乎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这种特殊类型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我不认为这些观点与事实相符合，我相信没有偏见的读者将会发现，本书的经验分析至少对这些观点提出了质疑。
另一方面，来自左派的其他一些著作似乎把危机看做是资本主义的危机，它们反对或部分反对传统观点——包括哈曼（Har-man，2009）、罗伯茨（Roberts，2009）、卡尔谢迪（Carchedi，2011）和马蒂克（Mattick，2011）。在这个书单上还可以加上诸如德赛和弗里曼（Desai and Freeman，2011）、大西（Onishi，2011）和波茨（Potts，2011）等人的文章。我不同意所有这些研究的所有方面，但我为本书现在能与它们同列而骄傲。
在上面所提到的所有著作中，同样在关于这一主题的绝大多数其他著作中，除了迪梅尼和莱维的著作，本书的数据分析是最深入和最广泛的。在对传统左派观点持有异议的著作中，本书对大衰退根本原因的处理可以说是最全面的。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与传统观点的不同之处反映了方法论和理论上的不同。与前面所提到的关于传统观点的大多数批评者一样，我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单一分期体系解释（Temporal single-system interpretation，TSSI）的支持者。长久以来，价值理论和以之为基础的最重要的规律——即作为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核心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LTFRP）——两者之间一直被认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因而它们必须加以修正或拒绝。然而，TSSI研究已经证明，这些矛盾在原初文本中并不存在，它们是特定解释的结果。当按照TSSI诠释马克思的方式去解释其理论时，这些矛盾就消失了（例如，见Kliman，2007）。
第六章将更为详细地讨论，对于那种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存在着内在不一致的错误观点，TSSI有能力重新主张马克思的理论，它以如下方式影响着关于大衰退的根本原因的争论。在批评者们关于LTFRP存在内在不一致性的错误论证中，他们把马克思的理论中指称的随时间决定的利润率替换成了一个非时间的“利润率”（现期成本或重置成本率），经过这一替换他们发现马克思的规律不再成立。接受了这些论证的人也接受了这些论证以错误方式衡量的利润率。这样，当他们发现在1980年代早期非时间的“利润率”具有上升趋势时，他们把这一现象当做是资本主义生产仍然具有合理性的决定性证据，因此大衰退的真正的根本原因就是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和提高了的剥削。对现实利润率的分析将带来极为不同的结论。
然而，我不想夸大方法论和理论上的不同所造成的影响。在对数据进行分析之前，我并没有一个先验的信念，认为1980年代早期以来实际利润率没有回升。我甚至写到，“由于绝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盈利能力得到了支撑”（Kliman，2009：51），当时我相信这是一个明确的事实。方法论和理论极大地影响着一个人所提出的问题的类型和他认为是重要数据的类型，但是它们对数据本身并没有影响。
换言之，本书是一个经验分析，而不是一个理论研究。甚至我主张的这一观点——即在利润率这个术语的任何常规意义上非时间的“利润率”都不是一个利润率，仍是一个经验命题。如果这一观点和本书其他的主张和结论，对认为这些结论具有吸引力的那些人是“真的”，那么对那些认为它们不具有吸引力的人来说这些结论仍然是“真的”。并非所有的表述都是观点。如果我现在能说美国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是大衰退的一个显著的根本原因，并且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为什么倾向于下降的解释是明显符合现实的，那是因为我已经对数字进行了处理和分析。几年以前我就不会这么说。
布伦纳（Brenner，1998）的分析和我的分析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尽管我认为他的“长期低迷”这一术语具有误导性，并用“相对停滞”这个概念来代替它，但我们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资本主义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的经济低迷中的恢复远远谈不上稳固。我们同样都认为盈利能力问题是这种经济乏力的一个来源。然而，布伦纳得出这一结论的方式部分是通过分析非时间现期成本“利润率”的运动，而我则不同。由于传统左派观点的支持者们考察的是完全同一的利润率，他们把这一利润率的上升趋势当做关键证据，认为新自由主义将资本主义重新拉回到了不断扩张的道路上来，因此布伦纳的观点实际上只是用论证杯子是半空的来反对那种认为杯子是半满的观点。（我则认为从这一术语的任何常规意义上来讲它都不是一个杯子。）
在理论层面上，布伦纳将盈利能力的下降植根于技术变革，但从其他角度来说，他的利润率下降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他接受了那种虚假的证明，即认为马克思得出的降低成本型的技术变革能够引起利润率下降这一结论是错误的（见Brenner 1998：11—12，n1和Kliman 2007：6—7，82—83，113）。为了解释盈利能力的下降，布伦纳（1998：24—25）诉诸于额外的因素：“在成本不能向下变动的条件下价格降低”，需求不足以及由不完全信息导致的过度生产。他认为这些因素与降低成本型技术变革的相互结合能够引起利润率的下降。
布伦纳诉诸于成本不变的原因在于他的理论是非时间的，因而它无法解释使成本和价格降低的技术变革在成本可变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引起利润率的下降。（在一个非时间的理论中，如果成本下降的百分比与价格下降的百分比相等，那么利润率将保持不变。）但是马克思的LTFRP不需要这种假设，也不需要布伦纳所引入的其他额外因素。即使成本是可变的，发生于过去的成本也不会随着现在价格的下降而下降。因为马克思的规律承认这一时间的差别，因此它能够解释为什么技术变革本身——在没有其他特殊因素的条件下——能够引起利润率的下降。[3]
最后，让我说明一下本书与其他一些关于此主题的著作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本书详细讨论并引用了其他人的论据，尤其是那些持反对观点的论据。之所以这么做，部分是因为我所接受的辩证思维的传统极为强调争论和批评，这一传统认为辩论和批评是知识发展的主要手段。我把驳斥错误的主张和论据看做是本书的基本任务之一。我并不是试图要对读者讲清楚什么是错误的，如果读者认为我所说的有吸引力就接受它，没有吸引力就拒绝它。我力图要做的是把什么没错和什么错了区分开来。我详细讨论和引用了其他人的论据，还因为我认为无视对立的观点或概括这些观点却不提供支持这一概括的证据和理由，这种做法在思维上是不负责任的，而我的著作总是遵循着这种惯例。
马克思是我频繁引用的一位作者。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支持我的论点，而是为了帮助确立他真正的思想，帮助阐明这些思想，避免剽窃，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表达一些我无法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同样恰当表达的内容。
后续章节概要
第二章构建了为后面的经验分析提供基础的理论框架。它讨论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关键要素——利润率下降趋势，信用市场的运作以及危机中资本价值的消灭。这一章还讨论了这些要素怎样有助于解释最近这场危机和大衰退。
第三章简要讨论了美国房价泡沫的形成和破裂以及由它导致的2008年恐慌。然后，我讨论了美联储的政策如何促成了泡沫的形成。我认为，美联储想要防止美国走上日本的道路。在1990年代初期的不动产和股市泡沫破裂之后，日本遭受了一个“失去的十年”，而美联储想要确保美国1990年代的股市泡沫破裂之后不出现与日本相似的结果。因此，最近这场危机就不仅仅是由金融和房产行业的问题所引起的。早在2001年，基础环节的薄弱就已经使美国经济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即股市的崩溃足以导致经济长期停滞。
第四章分析了全球和美国经济数据，并指出这些数据表明自1970年代衰退以后经济从来没有完全恢复。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市场不景气、借贷相对于收入的增加以及其他问题都始于1970年代或更早的时期，先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因此这些问题不能被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
接下来的三章讨论利润率变动以及相关的问题。第五章表明美国公司的利润率在1980年代早期以后没有回升。这一章还表明，积累率的持续下降应当由利润率的持续下降来解释，而不应通过生产性投资向证券投资的转变来解释。
第六章讨论了为什么许多激进经济学家拒绝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而坚持认为利润率是上升的。他们计算“利润率”时所使用的资本价值是以其现期成本（重置成本）来计算的；几乎所有其他人在使用“利润率”这一概念时指的都是利润在过去投资的实际货币数量（扣除折旧之后的净额）中所占的比例。现期成本“利润率”自1980年代早期以后事实上确实回升了，但我认为它显然不是一个具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利润率概念。尤其是，尽管现期成本利润率的支持者们最近为它辩护称，使用这一概念的理由是它经过了通货膨胀的调整，但我仍认为它错误地衡量了通货膨胀的效应，而这种错误衡量是得出利润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
第七章探讨了利润率为什么会下降。这一章表明了公司产出在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之间的分配只有微小的改变，这一章还分解了利润率的变动——这一利润率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文献中的标准方法得到的利润率。然后我表明，另一种分解分析揭示了利润率下降主要是由就业相对于资本积累增长过慢所导致的。这一结果意味着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极好地符合了客观事实。这一章结尾讨论了由陈旧过时所导致的折旧（无形损耗）。我表明，信息技术革命已经使得这种折旧大幅增加，而这对利润率的衡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我采用马克思所使用的折旧概念而不是美国官方使用的概念，那么第五章和第七章前几节所讨论的利润率甚至会出现更大程度的下降。
第八章考察了消费不足理论，这一理论自最近这场危机以来变得越来越流行。这一章表明，与持消费不足论的作者所主张的相反，当前美国工人经通胀调整的实际工资，比他们在几十年之前的工资更高，他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并没有降低。这一章余下的部分批评了消费不足的危机理论。尤其是我证明了，巴兰（Baran）和斯威齐（Sweezy）极具影响力的《垄断资本》一书中提出的消费不足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逻辑错误之上的。
第九章是本书的结语，这一章讨论了还有哪些问题尚未解决。我认为美国政府对危机的反应体现着一种新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我批判性地考察了基于如下信念的政策建议，即更多的国家监管、控制或国家所有能够让资本主义走上一条稳定的发展道路。接下来我讨论了消费不足理论的政治含义，并批评了它关于收入再分配能够使资本主义变得稳定的观点。最后，我讨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否可能这个难题。尽管我不认为我已经有了“一个答案”，但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相信，苏联的崩溃和最近这场危机已经为我们最重要任务的答案作出了探索。
[1] 例如，见“The Economic Crisis：Greed is the Cause”（Socialist Voice，2008）和“Greed's the Sole Cause of Every Fi-nancial Crisis”（Nakajima，2010）。
[2] 我要感谢已故的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他强调这是一个传统观点的含义。见哈曼（2009：299）
[3] 关于对布伦纳的一个全面的单一分期体系解释的分析的批评，见弗里曼（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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