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译后记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是印度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政治评论家阿吉兹·阿罕默德的著作。阿罕默德出生于独立前的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印巴分治后，他随父母移居到巴基斯坦，后在西方完成学业，曾执教于美国和加拿大的多所大学，目前担任位于新德里的尼赫鲁博物馆暨图书馆当代研究中心教授、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政治科学访问教授。
　　阿罕默德是一位专业学者，又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关注现实，关注国际共运，为多家杂志写稿，写实事观察和政治评论，还担任印度《前线》（Frontline）杂志的编辑顾问和专栏作家，以及印度Newsclick网站的高级新闻分析家。阿罕默德是一位双语作者，他最早不是用英语，而是乌尔都语写作；内容不是关于政治或社会科学，也不是文学批评，而是文学创作，更多是诗歌、小说；即使是政治写作，乌尔都语也先于英语。
　　《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是一本介于理论专著和论文集之间的著作，甫一出版，就受到左翼知识界的热烈关注，也招致诸如帕萨·查特尔、塔拉尔·阿萨德等来自“第三世界”学者的批评。本书给我印象最深之处，在于作者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某种教条式运用，也不像当今盛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他所批评的詹姆逊）那样，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优先关注文化、解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批判哲学，当然更不像某些后现代“左派”那样，把马克思主义降格为可以随意截取、挪用的文本阅读方法（如他批评的萨义德那样），而是一种始终着眼于世界格局与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阶级、民族、性别等复杂关系来考量诸如后殖民问题的唯物辩证法。全书包括一个长篇导论，和八个讨论不同主题的章节。八个章节可以说是围绕导论的观点具体展开，彼此间构成有机的整体。如书名所示，该书讨论二战以来兴盛的理论话题，以及理论家、作家的主要角色，但它并非就理论而理论，而是始终把理论问题与当今全球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实关联在一起，并以反殖运动、民族主义中兴起的所谓“第三世界文学”现状这一脉络贯穿起来，鲜明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路。作者认为，二战以后，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发生了急速而巨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文学理论同样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先是转向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然后又转向后结构主义式的解构路径，曾经致力于质疑殖民地与帝国问题的文学理论如今是在遮蔽文学、文学理论与赋予其意义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在开头两章分析了“第三世界文学”以及后殖民批评兴盛的全球背景（主要是欧陆和北美的理论背景）之后，全书转入了具体的案例研究。成文最早、影响也最大的是第三章，这是作者与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论战之作。詹姆逊的名文《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介绍到中国，并在国内知识界产生强烈反响，批评者多指责他以“民族寓言”的单一视角来概括鲁迅等第三世界作家，显示出一种高高在上的简单粗暴。而阿罕默德则将批评的焦点放在“第三世界”这一理论范畴上，追问所谓的“第三世界”作家和“第三世界”文本是在何种意义上被界定？“第三世界”文学的“民族寓言”属性与“三个世界理论”又存在什么关系？“第三世界”的概念和“三个世界理论”能否准确阐释现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权力关系？他批评詹姆逊仅仅是从殖民主义经历入手来运用“第三世界”这一概念，在理论逻辑上很难站住脚，更难以从经验归纳的层面概括出第三世界文学必然是民族寓言这一普遍规律。在本书最后一章，阿罕默德进而细致地、历史地分析了所谓的“第三世界”，以及作为基础的“三个世界”理论，其实存在着基于各自使命和立场、互相差异甚至冲突的不同版本，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和意识形态特性使之无法成为一个严谨的理论范畴来充当理论研究的基础。
　　正如阿罕默德本人所说，他与詹姆逊的争论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有着共同的理论出发点，而他对拉什迪和萨义德的批评，则缘于与批评对象之间完全不同的理论立场和历史意识。在阿罕默德看来，拉什迪之所以被解读为“第三世界”文学反经典的经典，在于他极为典型地以后现代主义方式来表达“第三世界”民族经验，迎合了当今西方主流理论将“第三世界”文本与后现代主义捆绑在一起的批评路径。在表现“第三世界”民族国家问题上，便是突显现代性的殖民主义决定性、后殖民状况及其腐败、第三世界的政治独裁、民族国家的独立神话、西方国家的第三世界移民；而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问题，诸如民族经济发展、阶级关系（下层人民的状况）、性别矛盾（妇女地位）、民族问题（少数族群的处境）等等弃之一旁。在讨论拉什迪小说《羞耻》的移民知识分子身份及其主体意识时，阿罕默德区分了两类移民身份，一种是基于迫害的流亡者（exile），另一种是基于个体生活选择的移民（emigrant），），而这种在拉什迪小说和生活中均处于核心位置的“移民性“（migrancy）问题，是以两种互相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方面，“移民性”——一种无归属状态——是人类本体论处境的一种隐喻或象征（“从历史中漂移出来”）；另一方面，这种无归属性又被一种过度归属性所取代：处于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状态下的移民知识分子，他们无须归属什么，只需毫不费力地在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超市里漂移，轻松地消费。这种世界上的所有文化都可作为个体意识下的消费品的观念源自一种古老的欧洲观念，又与殖民主义历史、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合谋中发展起来。
　　在分析萨义德《东方学》以及之后的相关著述时，作者揭示出萨义德在致力于颠覆这一“东方学”传统的同时，又与其背后的西方人文知识体系保持着暧昧关系；一方面合理指责“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本质化，但他本身对“西方”对本质化同样引人注目。这源自萨义德对西方人文主义比较文学学术传统的训练和移植，他像后者一样也预设了一条从埃斯库罗斯到现代欧洲的连续脉络，而不曾质疑这种连续性是后文艺复兴的欧洲构造。因此，《东方学》在考察这一关于东方的西方文本历史的时候，却将这些文本是如何被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接收、接受、修改、挑战、颠覆或再造的问题排除在外。即使是在这一脉络的内部，也存在着缘于立场的武断、视角的单一和知识学上的欠缺而造成的偏见与疏漏，这典型地体现在第六章萨义德对马克思论述印度问题的分析上：他极为主观而简慢地处理这一问题，无视马克思思想和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只是把某一段话从语境中剥离出来，把它放进东方主义的档案中，并将之导向不同的、乃至矛盾的方向。与此相反，阿罕默德则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出发，将这一问题还原到马克思关于印度社会发展、殖民主义状况的认识过程当中，还原到马克思写作相关文章的具体处境和心态当中，并与印度思想家和学者的论著进行具体比照，对这一问题做了令人信服的“澄清”。
　　阿罕默德是一位风格多样的多栖学者、批评家。一方面，他为许多发行量大的报刊杂志写下了大量文风简洁、犀利，充满热情和使命感的时评、政治评论；他的理论著述则严谨而缜密，如他本人在一篇访谈中所说，不惮用诘聱曲折的句式揭示事物的复杂性，这种风格也体现在本书的写作中，从而给本书的翻译带来了难度。而译者也深知本人学识与英语水平的有限，之所以不揣浅陋接下这一翻译任务，完全是出于对该书的喜爱。好在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吕黎博士不辞辛劳为该书的翻译做了细致的校读，舍妹易晔女士（现居澳大利亚）也对翻译多有襄助，使得译者终于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同时，我也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和该书责编吴敏接受此译稿并给予诸多教益。当然，书中也不免会有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