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第一章 文学理论与“第三世界文学”：一些语境
将“第三世界文学”汇集成一个崭新而专门的文学领域，首先出现在英国和北美的大学，他们通过使用一些特定的文学文本，并在文学这一大范畴中设计出一套新概念，来应对某些压力。那么，我们可以从总结这些文学、文化和政治的压力，及其一般的意识形态关联开始。正是这种关联驱动着他们（也包括我们），首先提出第三世界文学这一完整概念，继而在更大范围内，在对此概念的思考和言说中再造这一意识形态[1]。关于第三世界理论在成为文学批评术语之初的直接政治语境，本书将在第八章，即末尾部分讨论。本章以及后一章则从文学制度和文学教学方面探讨这种压力及其矛盾之处。通过这种方式，我追踪特定的知识界的谱系，并将知识界的实践与它们在全球未得到揭示的确定位置联系起来，以求提供考察其广泛主张的理论背景。这种主张认为，民族主义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的文化生产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至于对这种主张的直接考察则出现在第三章。
我要指出的是，一开始我并不想把它们放在印度问题的语境中讨论，因为“第三世界文学”的问题本来就与西方大学的环境以及这种环境里的文学教育相关，而我们这里是因为一些显见的原因被卷入到这些问题的讨论中。印度的大学基本上，甚至从根源上是与英美大学相关联的，实际上是依赖于后者的，彼地的知识生产直接作用于此地，成为一种宗主国式的主导，乃至于塑造着我们的自我理解。所以，在考察驱动西方大学设计出一套新范畴来诠释（conceptualizing）我们这一方的文化产品的压力时，我也会论及西方大学施加给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印度大学的压力。正是在英语教育中，到处体现出印度大学对西方大学的寄生性知识依赖。而且层次越高，精英化越强，这种依赖性就越大：越有优势的大学，越是集中了少量精英学院，教师中充斥着一批手持高学历、有国外经验、发表过大量著作、有学术宏愿的人士。在此，我最为关心的是我们体制中学术精英们的方向迷失。
通过宣布民族主义成为我们时代必然的政治选择，“第三世界文学”和“殖民话语分析”的理论立场倾向于颠覆——不管公开与否——那些反抗和激进文化的丰富历史，这些文化多半出自共产主义的政治实践，内部已深深打上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的烙印。我们需要做的是在这一传统基础上大力扩展我们的知识。从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殖民地和帝国的批判退回到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空谈中，这是政治和理论的倒退。在现行教学体系里把那些“第三世界”的作家囊括进来，这自然是个收获，但如果仅是以一种折中的方式，并且不曾触动这一事实：来自“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比如非洲、阿拉伯或加勒比的“文学”并非直接或自主地来到我们当中，而是通过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文学积累、阐释和重新定位的固定系统，那么这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当拉丁美洲的小说传播到德里，它事先已经经过了选择、翻译、出版、评论、阐释，并通过一套复杂的西方媒体系统在“第三世界文学”的急剧增加的档案库里被安排了位置。也就是说，它是伴随着一个在肌体上刻写着其传播和分类方式的过程来到这里的。帝国主义既通过全球化的流通渠道整合世界，又将它分派进一个强制和统治性的全球化结构中，关于帝国主义的这一矛盾角色，我的讨论会贯穿整部书。这里要说的是，即使我们最大程度地开放自己以容纳全球文化，最好能牢记这种让我们接触那些文化的渠道的强制性力量。换句话说，国际主义是一种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左派传统，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资本的传播也会自发地产生某些国际主义，而且必须尽可能严格划出左派国际主义和资本主义传播中的全球主义之间的界线。
不管怎样，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某种文学文本先是被指定为第三世界文本，并被无差别地与其他文本放入了文学档案库，然后携带着其光环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这就有助于将“第三世界文学”这一概念祛魅。它如今作为一种反经典的文学出现在西方大学，并且像任何居于主导的、新兴的经典一样，不经加工就不曾存在。我们应该追问这种被称作“第三世界文学”的文学新分支的形成条件是什么？在此我总结出一个由四个相互支持的要素组成的特殊框架：1. 文学理论自身的一般背景和当代处境；2. 大量非西方作家的文学文本在西方发达国家涌现，且影响日趋增强；3. 非西方国家专业阶层的移民不断增加，由此不断扩大其社会性要求；4. 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即第三世界理论出现，它能以各种变体传播，其中之一尤为一些巴黎先锋人士所推崇，在成为不折不扣的右翼之前的某个具有革新意识的阶段，他们从中发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方便替代品。这种方便之处在于他们可以保留，甚至强化自己的激进身份。本章只讨论第一种成分——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当代语境，其他几项则放在第二章。这种对西方国家文学的第三世界主义语境的纲要式解释，有助于充实那些对具有这一意识形态倾向的作家和文本、三个世界理论本身、民族主义理论的建设性角色，以及某些可供选择的出发点的讨论。
一
讨论文学理论的当代处境，有必要回顾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语研究，其前沿主要有四种主导倾向，在某些重要方面它们又是互相重叠的：瑞恰兹的实用批评[2]；艾略特的保守的、信奉君权制的、泛天主教的批评；现代主义先锋派的一些成分，虽然它带给英语国家的理论影响要比欧陆国家少得多；还有新崛起的美国的兰瑟姆（Ransom）、退特（Tate）等人开创的“新批评”[3]。
对这些常常表现出技术主义的独断思潮的拒斥冲动在英国尤为强烈，这里的文学研究有很久远的社会意识传统。由F. R. 利维斯领导的 “细读派”（The Scrutiny Group）吸收了实用批评的一些方法论，又做了有益的转变，通过界定一些文学分析的客观标准，来摈弃那种贵族气的文学“趣味”观念，同时坚持在表现英国社会生活的大框架中定位英国文学。利维斯式的批评在后来更显示出这一流派与托利党式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更为密切的合谋，而利维斯也常常表现出近乎救世主的姿态，把自己的英语研究视为拯救英国文化的决定性方式[4]。但他们的立场中也有一种民粹式的激进主义倾向[5]。这种边缘化的民粹主义倾向被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吸收，并与其自身的威尔士工人阶级背景，以及某种激进主义相结合。在战后开始写作《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这部具有权威性和总揽性的著作时，正是这种激进主义让他加入了共产党。在此后大约20年时间里，他著述甚丰，写出了《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这部或许是英语文学批评中最激动人心的著作，走过一条最早由利维斯开辟的，但经他以高度原创性、激进性和说服力的方式重新丈量过的领域。到他1988年去世时，威廉斯更新了英语研究中许多关于文学、文化、社会、历史之关系的术语。我无意说威廉斯掌控了某种程度上被艾略特掌控过，并且继续在某些圈子里、特别是在我们的高校院系以及上流文人中掌控着的权力，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利维斯的托利党式民粹主义和威廉斯不断增长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及他们各自代表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之间，英国高校文学专业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们仍然持续与文学生产的社会结构相互纠缠着，甚至在冷战正酣时期也如此。
某种意义上，当代文学理论在英国的发展与在美国形成了尖锐对立，这在下文将会谈到，而且如果我们将目光稍微延伸，来观察威廉斯的工作，也能大致了解。随着《文化与社会》1958年问世，威廉斯开始在英国产生广泛影响，几乎与此同时，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出版了他的巨著《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而诸如保罗·德曼（Paul de Man）和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也开始了各自的研究工作。换句话说，当美国的反“新批评”思潮转入一种具有鲜明保守性的文类研究，或转向解构及其相关立场时，对瑞恰兹和利维斯的批评则导致了英国学界的向左转。威廉斯并不是在单打独斗，尽管他后来对自己当时的孤独体验的回顾令人尊敬[6]。因为正是在那段时间，美国知识界的氛围凝固成一种至为糟糕的反共产主义冷战思维，而英国的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则团结成一个集体，开始改变英国知识界的景观[7]。其中的两位，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和克里斯多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此前已经出版了各自的重要著作[8]，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团体的宣言，以及各自最好的作品则出现在战后——可以说，随着多布的《资本主义发展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在1946年的出版，这一时代形成了。这种研究自然会对诸如威廉斯的工作形成支持，虽然他关注的只是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但应该看到，这比来自同类学科的单纯支持，其影响要大得多。虽然战后威廉斯断绝了与英国共产党的联系，但有证据表明个人联系似乎并没有完全中断。事实上，英国共产党内的几位历史学家对文化研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本身就是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希尔是研究弥尔顿和17世纪“文化”的杰出学者[9]，更不用说E. P. 汤普森，他最先是做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0]研究，而且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堪称全球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部基础性著作。这一整体的知识生产状况成为威廉斯自身知识结构的一部分背景，当然是一种塑造性的背景，虽然他此时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距离。在其他问题上，比如成人教育工作，他也与知识界建立起合作关系，例如与霍加特 (Hoggart)[11]，而且他也通过参与一些直接的政治行动如核裁军运动（CND）组织来获得支持，这对他而言也是一座桥梁，既通向 “新左派”（作为一个鲜明的潮流崛起于60年代），又走入集体事业的生活压力之中。这种集体事业帮助他在那段岁月里确认一种比年轻时所理解的更好的马克思主义。
威廉斯是一个独特的探索者，年轻人中的另类，因为年轻人的信仰和激情经常会让位于职业身份和不断增长的资产阶级化。他的智力总是保持着警惕，防止自己因受压力而远离信念原点，而又不断向左转。他从未放弃早期著作里的观念，但他在《唯物主义与文化的若干问题》（Problems of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1980）中表现出的文化观无疑更宽广更左倾，更有理论基础。如果人们去读他的两部身后出版的论文集《现代主义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1989）和《希望的来源》（Resources of Hope, 1989），会震惊于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思想显示出更大的激情。《文化与社会》无疑对英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尽管其影响在美国要小得多。即便如此，1973年出版《乡村与城市》时，以及其后，威廉斯被仅仅视为一位风格独异的文学/文化批评家，而且他整个这一时期与左派的主动接触——这可以从《五一宣言》（Mayday Manifesto, 1968）之类的材料中看到——又被看成他批评事业中无关紧要的部分，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威廉斯维持着与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模棱两可的联系。
实际上，真正的转变出现在1970年代中期之后。当然，威廉斯在此关口转向理论化的马克思主义，部分原因与《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将许多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葛兰西到柯列提，从阿尔都塞到戈德曼）介绍到英伦三岛有关，但又带有重新思考个人所关注领域的特征。他重审了那些曾经作为《文化与社会》背景的概念性工具，并编为《关键词》（Keywords）一书（1976年出版，又在1984年进行了扩充和修订），而且这种重审更为明确地体现在写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这—阶段。在我看来，这一工作表现出—种症候式休止（symptomatic caesura）的特征，将他早期和后来的研究联系起来，但也成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这种重审工作后来又成就了一本在我看来非常有感染力的著作《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 1979）。在该书中，威廉斯谦恭而又顽强地致力于思考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的问题，以一种令人惊异的诚实和纯粹的主动性来反思自己的工作，并作出回应。他的工作在最后十年变得越来越强韧，尽管他思考的范围没有完全容纳进该书。在这一过程中，威廉斯建立起批评话语的一个高度，使之难以被在部分英国左派、甚至在美国的文学研究中占主流的新时尚和新正统所推翻。
美国知识界走的是一条极为不同的成长道路，不曾像英国那样至少在宪章运动时期就产生出工人阶级文化。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特征在于：1. 它是由一部分移民定居者为反抗自一开始就统治着他们的殖民制度而爆发的革命；2. 资产阶级的霸权在产业资本主义全面巩固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革命受先进的意识形态如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但又遭受混杂的阶级状况，尤其是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削弱，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处于一种从属地位。这种状况导致美国革命产生一种矛盾的结果，在某些基本方面，它甚至比法国革命更为先进，但同时又保留了落后的一面，达一个世纪之久，直到1864年废除了种植园经济，并将奴隶制先是变为佃农耕种，后来又成为雇佣劳动者的组成部分。
英国浪漫主义的起源与布莱克的反资本主义激情是密切相关的，其前身又包含着弥尔顿的克伦威尔式激进主义，而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在转变成托利党人之前，还曾是法国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支持者。相反，美国的浪漫主义潮流则呈现出神谕的和超验主义的色彩，充满乐观与自信，这一点很容易从诸如布莱克与爱默生各自对“超验”一词的论述中看出。在19世纪的美国先贤中，只有在像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2]以及在奴隶的音乐与叙事文学、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13]、约翰·布朗（John Brown）[14]等激进的废奴主义者那里，才能看到克伦威尔主义的成分，但美国文学权威的激进主义在于，即使把道格拉斯作为先贤包括进去，也是近来的事，而且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其他则被视为身份不明的“少数族群文学”（minority literature）。这一阶段的美国著名诗人当中，惠特曼当然是最“激进的”，但是这正是美国浪漫主义神性传统的症候，每当惠特曼出了什么岔子，那都是因为他沉溺于“甜蜜与雾霭”（sugariness and mist）之中。浪漫主义体验——尤其是作为主流的爱默生传统——不是像英国那样对工业资本主义的体验，而是一种对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社会的体验，一直到19世纪中期，这都是东部沿海地区中产阶级的主要生存方式。
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例子最有代表性。她是19世纪美国最有感染力的诗人，而且是出生于美国本土的最精细入微的文学知识分子。在美国内战期间，她写下了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诗中表达的痛苦类似于布莱克，但是除了一些转义和隐喻之外，她那一代人的体验完全与她的写作无关。由于缺乏别样的传统和交流，似乎使得狄金森在私人生活中陷入最深的痛苦体验，而这种痛苦必须与公共生活和政治完全分开，才能被理解。我并不是说爱默生或狄金森被动地成为保守者，像英国的托利党人那样，也不是说这一阶段在主流传统里没有别的潮流，19世纪后半段马克·吐温就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如果跳出这一主流传统来观察，自然可以看到大量女作家的作品，表达在一个性别化社会里，资产阶级化过程中的压抑，更不用说黑人文学，以直接的方式记录下美国的辉煌是如何建筑在痛苦与野蛮之上。
但我要说的是，美国现代主义文学从过去精英那里继承的传统，很少受工人阶级力量的影响，更多是被新英格兰的小商品生产者无拘无束的、某种意义上世俗的乐观主义所主宰，与社会上的种族主义和重商主义和平相处。即使到19世纪后半段，新英格兰的重商主义和小商品生产，以及南方的奴隶制让位给大规模的工业资本，对于美国那些小说大师（如亨利·詹姆斯）来说，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新工业社会里的统治阶级是学会欧洲贵族悠闲的生活方式，还是堕落到纯粹的商品拜物教当中。当然，在詹姆斯的作品里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张力。对欧洲文化精英的贵族式自负，以及对美国比在欧洲更强悍、更显而易见的自我吹嘘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既迷恋而又厌恶。至于那些新移民、黑人和中西部的贫苦农民为美国这种前所未有的增长付出了什么代价，詹姆斯却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关心。
在此语境下，美国现代主义产生出深刻的保守主义和精英主义，且常常夹杂着种族主义的弦外之音，便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在通常被视为美国现代主义大师的四位诗人庞德、艾略特、斯蒂文斯和威廉斯当中，只有威廉斯曾经有过民粹主义的倾向[15]。诚然，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文学和文化激进主义思潮，但有关这一激进主义有两个重要的问题：1. 这场运动后来并没有留下任何激进的批评思想，即使像英国的克里斯多夫·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ldwell）那样的人物也没有；2. 尽管它在社会领域内留下了许多潜流，并以一种无声的方式为60年代兴起的新左派提供思想资源，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却迅速消失了，对战后文学并没产生什么影响。二战后，随着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资本主义的领导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右翼共识，弥漫着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态度，导致像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这样继续严肃地从事激进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的孤独人物，便完全边缘化了。
这种文化结构逐渐累积成一个庞然大物，而此时“新批评”带着将文学作品视为完全独立的拜物狂般的观念、以及将“文学”当作一种产生特殊知识的特殊语言的后浪漫主义观念崭露头角，这种具体的阅读实践统治美国文学研究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甚至更久的时间，也成为美国课堂教学中一种非常有用的教学工具，因为它不需要学生拥有一切与“文学”无关的知识，不需要有与主流文学史无关的历史知识，不需要社会科学,也不需要哲学——除了一些文学形式主义的程序和教条。在客观主义规范下，上述知识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它首先要做的就是将特定的意识形态内容逐出文学文本。“新批评”最青睐的文本是抒情小诗，因为抒情诗能轻而易举地从庞大的文学文本、也从整个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细节分析的材料；这种教学法的优势还在于分析一首抒情诗能在一小时内完成，非常适于进入本科课堂。教学上的优势，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危机和斗争的分离，有助于掩盖“新批评”主要人物的意识形态，他们被冠以“农业民本论者”（Agrarian Populist）的文雅头衔，实际上是新南方（the New South）的资产阶级绅士、逝去的奴隶主阶级的文化继承人。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美国在40年代后期开始了冷战政策，进入麦卡锡主义时代，新批评也达到鼎盛，而随着50年代后期麦卡锡主义的衰落，严格意义上说，随着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开始让位于更矛盾的潮流——主要孕育于肯尼迪时代，也是带给我们越南战争的自由主义黄金时代，新批评也开始失去它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一边是形式主义的超然和对各种散文叙事形式的疏离，另一边是社会生活中无法摆脱的位置，两者独特地混合为一种固化的抒情短诗阅读法，成为被某个更大文化所驱使的别样的疏离与固化的客观关联物。
在此一过渡时期，首先出来反对新批评的是像诺思洛普·弗莱这样的批评家，他承认文学是一种产生特殊知识的特殊语言，但又坚持认为讨论单个的文学文本不能脱离大的文学叙事。当然，弗莱希望将诗歌和小说放在一个能容纳所有文学类型和模式的形式化的叙事结构当中。他最为关心的文本不再是抒情小诗，而是大的叙事诗，尤其是罗曼司和喜剧这些通常更少被社会变动的压力所污损的类型。在他看来，文学真正的位置还是在于形而上学的、或者更是宗教的崇高之中：我们被告知，诗是假诗人之手的自我展示，而文类封闭的、自我再生产的历史是文明的深层结构的真实历史，在此结构中，个体诗人只是执行某种交流的、附属的功能，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语言加工的场所。这种文学批评的训练为后来结构主义以及广为人知的话语理论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语言通过人类而表达，人的主体性是通过话语而实现，每种文类要么被看做一种不同的话语，要么是文学话语规则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批评工作的目的在于获得这些几乎具有无限阐释力的规则的权力。这种训练也助长了各种浪漫的、反人道的非理性主义，既强调超理性的灵感，诗人由此被浪漫化为先知和圣哲，又强调写作既非出自历史和社会的压力，也非作家自己的选择，而是文学本身的力量借助作家这一媒介在表达自己。弗莱形成自己理论的重要阶段，从《可怕的对称》（Fearful Symmetry, 1947）到《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成书时，正处于麦卡锡主义的鼎盛时期，在后一著作面世后，他的影响在一段时期里也举足轻重。
从60年代起，占据美国文学界统治地位的人物是保罗·德曼和哈罗德·布鲁姆，他们崛起于从杜勒斯式的病态反共产主义向肯尼迪式强悍的“自由”帝国主义的转变阶段——或许可以称这一时期为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的转变阶段。德曼文学理念的政治渊源容易和他的纳粹经历联系起来，尽管有很大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而他本人对此从未在公开场合下承认和面对，但还是可以看到某种粗略的重点。首先，布鲁姆早期的研究把浪漫主义运动作为唯一一种现代运动，由此发展了弗莱和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的观念，但使之更为尼采化了；其次，在他看来，任何文本总是在面对之前的文本所产生的焦虑中表现差异，使得文本生产是一片充满冲突和争论的场域，这种生产和挑战的历史本身严格地保持着文本性。尽管布鲁姆后来很大程度上被解构的强势所吸引，他还是难有大的理论建树，因为他本质上更倾向于非理论化的、文学批评的工作，而且他早期同时还热衷浪漫主义、宗教文学、先知和神谕式的爱默生主义，也参与尼采和圣经研究。德曼早年也热心研究浪漫主义，虽然个人偏好海德格尔的哲学路径也影响到他对浪漫派的研究。至少可以认为，海德格尔式的反理性主义促成了他后来转向德里达的立场。无论如何，美国解构主义的全面展开是高度技术化的，失去了其法国源头曾经有过的政治激进主义，唯一的影响就是使文本变得晦涩难懂。如果说“新批评”钟情于封闭的文本，是为了咀嚼其中的美感并贯彻一致性的原则，那么解构主义对文本的封闭则是为了瓦解文本的内在一致性，封闭文本、拉开理解距离使之变得晦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解构式解读的前提。弗莱、布鲁姆和德曼各自从非理性、宗教和浪漫派的角度受到追捧，培育了美国文学批评的感知结构，当源自巴黎的时尚来到之时，它早已潜滋暗长着对理性主义的敌意，并且接受了反启蒙的口号。
如果说“新批评”的细读开创出一种方法，将文学文本从绅士们无所事事的闲聊中摆脱出来，像一剂药物一样能在每一个五十分钟内填塞给本科生，那么解构主义的细读则使之成为一项五脏俱全的技术，需要那些本科或研究生们花上十年时间来进行专门训练。吊诡的是，它在科学性的名义下以不屑一顾地摈弃理性的方式登堂入室。正是在这项全科技术兴起时，英语国家的文学批评让位于所谓的文学理论。哺育它产生的政治空气和解构主义致力的文本性的技术神秘主义（technological hermeticism）已在美国文学理论的构架上钤上了自己的徽标，其结果是那些在卡特和里根时代想建立起美国文学权力集团之左翼的年轻批评家，发现自己只能痛苦地摇摆于德曼和越战的教训之间。伴随着文学理论的一道成长，左派专业神秘主义成为这种自我分离的表现。如果说越南战争的教训是让人走入政治，那么这种理论的技术主义就是让人在精通专业的路途中越陷越深。如同任何专业领域一样，激进的文学理论也开发出一整套语言和方法，对那些在此疆界之外的人来说，无法理解这套语言和方法[16]。
60年代是个争议激烈的时代，并朝着三个方向分裂。绝大多数英国和北美的教师与批评家还是保持固有的模式，似乎自艾略特和“新批评”以来并没有出现多大的变化。但在大西洋两岸已经出现一类崭新的文学先锋，他们的特征不在于批评而在于致力于理论，而且与保守的多数派形成了对立。这种标志性的变化对这些先锋人士来说，显示出既保持立场观点的连续性，又有方法上的根本改变：文学特殊性（体现为特殊的语言、特殊的知识，并且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只应对自身以往的实践和写作的规则，而不是文本之外的世界）的观念继续保持，并变得愈加复杂，但分析方法针对的不是封闭的“文学批评”世界，而是大批的“超文学”的理论立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语言学到哲学（当然，心理学早就被瑞恰兹等人引入，但通过拉康的阐释，弗洛伊德在新的文学理论中展示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与此相伴的是，“文学”同时处于收缩与扩张的状态：在某种阅读方式中，它只是诸种话语中的一种，其特性仅仅是因为语言方式的差异性；但在更为激进、并且如今越发具有凌驾性地位的观念中，又声称语言、文本性以及表意性之外一无所有，——在此意义上，一切“有”都成了“文学”。
这种先锋观念本质上是技术主义的，甚至远远大过“新批评”当年的可怜梦想，但在这一庞大观念的同时，其内部还有一个小思潮，有时候与主流思潮重叠，有时候也会反对这种技术主义的喧嚣，但总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在回应，尤其在80年代更是如此。这种小思潮试图使得充满政治性的阅读变得时尚起来，而且多多少少取得了成功。但是对于这股激进思潮来说，什么构成了政治性阅读又是一个太过复杂的问题，这缘于这批人自身知识结构的特性：在此阶段，他们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巩固了自己的理论方向和偏好，开始加入到职业研究之中。兰特里夏（Lentricchia）曾以如此优雅的笔触描述这一阶段（1957—1977）的决定性影响：
诺思洛普·弗莱、华莱士·史蒂文斯、弗兰克·克默德、保罗·萨特、乔治·布莱、海德格尔、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德里达，以及福柯，这些人物很大程度上划定了美国当前的理论课题和主题，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卢卡契、葛兰西、阿尔都塞、吕西安·戈德曼，以及其他这一线上的人物在美国批评界也是举足轻重，但是在我选择从事研究的时候，他们还不曾形成影响
[17]。
这里需要对把萨特列入这份名单做两点说明。如果他也算作是为这一阶段美国批评界“划界”（set the terms）的人物的话，那也绝非是因为他对政治参与的热情，或者他后期转向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他的存在主义，尤其是他早期的著作《想象心理学》（ThePsychology of Imagination）。进一步说，这一时代的年轻批评家并不是直接，而是通过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等人的讽刺性批评来阅读晚期萨特的。总的来说，兰特里夏这两份相对立的名单——那些“划界”人物和缺席的人物——极为清晰地显示出后来被称作“西方马克思主义”[18]并不是那一代美国批评家知识结构里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就是在此时期，他们中更为激进者开始阅读后一批理论家的作品，他们基本的批评立场已被解构主义等夯实。当这种持续的阅读以葛兰西开始时，他的名字被后来的理论大大滥用了，其作品成为一道规则进入被德里达、保罗·德曼、福柯以及利奥塔等人框定的理论立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葛兰西吸收进业已存在的结构当中。而这决定了后继的“政治”阅读的性质。
70年代后期，美国的激进思潮遭遇再一次冷却，而当代文学理论中的激进主义少数派则更为热衷于他们早期的事业，更为职业化地专注于学术，并且在经历了60年代运动的学生和教师当中扎下根来。他们质询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力求从大的世界历史，而不是从文类和形式的历史中来理解文学。马克思主义早已提出这样一种理解文学的方法，而美国的文学势力集团却自负地将之等同于所谓的“社会学”而嗤之以鼻。如今，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各方面的人士——其中只有少部分人在某个方面或某种程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得不打开文学这个沉埋的大陆，细察蕴藏其间的历史与政治。这样一种局面是如何出现的，还有待考察，现在也不能妄下结论。但值得重视的是，从根源上说，这种潮流的出现与阿尔及利亚革命，以及随后的越南战争在西方学界所引发的危机相关，尽管它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复杂性和碎片化，而且后来走了弯路，并被后结构主义成功地收编。正是经历了这种战争的煎熬，至少让一部分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并质询以往那种基于自己的认识论而对文本采取的霸权性封闭。这种全面危机的一个副作用是文学不得不用来揭示传统上借以表达种族以及性别和帝国问题的策略化的合谋关系。
最先的突破意料之中地出现在法国。原因之一在于法国大学古老而深刻的“雅各宾”传统。由于大革命的遗产，即使最受尊敬的机构长期以来也没有像英国那样被贵族精英把持，而是掌控在小资产阶级手里，并且与美国变动不居的现代主义形成尖锐对立的是，巴黎作为现代主义崛起的一大中心（另外两个是柏林和维也纳，尽管还存在争议），在本世纪前几十年已经成为现代主义内部激进的、反资产阶级的大本营，比如立体主义运动，以及像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样更有政治动机的潮流。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也第一次产生了力量较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尽管晚于德国、俄国甚至意大利，但是早于盎格鲁-萨克逊国家）；还出现了劳工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阵线政府，还有西班牙内战带来的广泛的激进影响。接踵而来的纳粹占领，让无数法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实际参加地下抵抗运动知识分子极大地理解了遭受殖民征服的痛苦，以及解放斗争的正义性。最后，正是在法国的殖民地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爆发了伟大的反殖民族解放战争。对整整一代法国作家，从梅洛-庞蒂到安德烈·马尔罗，支持反殖斗争是他们在自己国家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以及早期参加巩固西班牙共和国运动的自然延伸；对其他人而言，殖民和帝国问题也有助于打开一些不曾揭示的问题，从本体论到性别问题。比如萨特，40年代晚期之后，他的哲学与文学激进主义，以及50年代以来现代女性主义领域的重要人物西蒙娜·波伏娃，都与他们通过在阿尔及利亚革命期间参与反战运动而重塑自己的生活与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由列维-斯特劳斯发动的对萨特的攻击，准确地说，是以前现代人类学的名义，这成为现代法国思想根本性转变的一个征兆，也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末期发生的[19]。
法国思想中激进主义最强烈的二十年是大致从1945到1965年，也是法国社会殖民问题成为论战焦点的二十年，正如随后的十年里美国经历激进主义的兴衰，是越战的直接后果一样。但在法国内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是与得益于接受马歇尔计划而形成的资本积累的福特主义制度这一崭新模式同时产生。50年代，随着劳工运动的逐渐平息，以及法国共产党在殖民地问题上倒向资产阶级，印度支那战争的失败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发生的流血冲突，使得大部分法国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的中坚层都投入了右翼的怀抱。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解决为戴高乐主义的全面巩固铺平了道路。结构主义以及随后的符号学就崛起于这一情形之下——先是经历了激烈的变动和时间的磨练，然后又不断沿着驯服的形式主义方向发展。比如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起先都接近过马克思主义，在他们学术生涯的早期，并没有将语言学放在本体论的首要地位，而是视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在很长时间里，这股潮流显得晦暗不清，以至于当1968年事件在法国爆发时，它被广泛视为新一代激进的甚至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好战分子的登场式，它既不被看成一种推动反动的反共运动占据巴黎先锋派之霸权立场的过程，也不是作为一种即将被更有效率、更为消费主义的社会取代的过时的资本主义告别式[20]。在1968事件之后的十年里，巴黎可谓是彻底正常化了，许多在“68一代”中喧嚣一时的成员，从克里斯蒂娃（Kristeva）到格鲁克斯曼（Glucksmann），由此转入极端右翼的“新哲学家”（New Philosophers）阵营，而法国主流知识分子德里达和福柯、利奥塔和鲍德里亚、德勒兹和瓜塔里则在平静地发出“主体之死”、“社会的终结”之类的声音[21]。
美国的发展则有所不同。这里的“1968”并非左派失败或混乱的年份，相反，从美国的角度来看，1968年是越南发动新年攻势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也是国内黑人抗议活动达到高潮的一年，又经历了林登·约翰逊放弃竞选连任和反战运动的高潮之夏。美国反战运动的历史基础无疑是矛盾和模糊的。一方面，美国的政治运动向来不发达，反战运动根本不能成为正确的反帝运动，更不用说成为革命运动，就大多数参与者来说，这仅仅是直接反对美军干预越南的运动，一旦尼克松宣布撤军，这一运动立刻就停止了。另一方面，数百万的民众被动员起来——男人和女人、黑人与白人——以至于他们能在超过十年的时间里不断提出大量长期以来被压抑的社会问题。
在文学教学方面产生了四个结果，为了说明清楚，这里可以单独列出来，虽然实际上产生这些结果的力量和人为因素很多是重合的。首先，反战激进主义与前述的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后来所谓的黑人文化民族主义相关联，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重合的；大学开始向黑人开放学习和教席，这是前所未有的；从前学院里的文学教育从不涉及黑人文学，如今它已成为一个正式的学科，虽然还是很边缘化。其次，居主导地位的白人反战运动和多种方式的黑人政治抗议的融合（至少呈现出一种同步性）开启了广阔的政治空间，这其中，其他大量的社会活动分子（他们本身并不属于这些运动）也开始以多样化的新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西班牙裔美国人和在美墨西哥农业工人运动就是很好的例子。值得注意的是，在60年代晚期开始积聚力量的第一波当代妇女运动中，一些更有影响的人物各具特色，正如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与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罗宾·摩根（Robin Morgan）与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之间各有不同一样，她们已经在其他的运动中变得激进了，而这之后她们开始一以贯之地思考自己作为女性的立场，思考这些立场更大的历史背景，思考过去和现在妇女抵抗的多种方式。一种充满力量、已经完全成熟的妇女运动不是集中，而是分散在很多场域，产生于遍布着各种地方性压力的一般历史当中。这种影响也开始在学院中感受到，而且妇女研究已遍及美国，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很多人会认为妇女运动正是在学院中才得到大的发展。再次，“新左派”尽管基本上产生于校园，作为一种同样充满差异的“新左派”的结果，马克思主义首次在美国的学院内展现出自己的理论立场[22]。1930年代共产主义的短暂兴起无疑涌现出许多左翼作家、知识分子和教师，他们有的同情共产主义，有的本身就成了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们更多是活动家，而非理论家，实际上，他们把理论研究与政治实践看成是极端对立的，而且随着他们在麦卡锡时代开始被清除出大学，除了著名的现实反映论的左翼版本，在文学教育管理的主张方面几乎没留下什么思想遗产。60年代的学生一代在70年代执教于高校，他们当中只有一部分成了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分散于包括文学在内的不同学科。由于在高校外缺乏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通常只是一种非常学术化的理论。而且也因为缺乏前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这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常常以各种混杂甚至是隐晦的方式与其他学说时尚地结合在一起。事实上，这类干扰甚至比美国学术界所知道的更多，不同于欧洲学术界，那里的马克思主义久已存在。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问题，它们如今以一种系统化的时尚方式第一次出现在美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中。
显然，最后一个问题即殖民地、帝国，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关系是我讨论的中心，但在讨论之前，需要对其背景做进一步的观察。就是说，欧美文化话语中殖民地与帝国的表现，这一问题从一开始进入美国学术界，就不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是对民族主义压力的一种反应，这使得随后的理论研究也是从现存的民族主义前提和倾向出发的，即使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人们只要对开启这一问题的动因稍作了解，就能清楚看到。
例如，这一问题开始进入美国大学，就不是运用文学来建立和表现亚洲和非洲的帝国，而是与美国内部的黑人经验相关，这成为一个征兆。至于非洲裔美国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相应的历史或文化背景来思考古希腊和罗马、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大教堂、但丁和莎士比亚这些欧美文化经典，因为他们的文化经历——至少不是以一种排他的方式——的核心部分，大多标志性地从马丁·德兰尼（Martin Delaney）[23]和杜波依斯（DuBois）[24]开始，并且常常视非洲为其文化渊源。在不断增强的黑人民族主义压力下，非洲文学开始出现在美国文学的教学大纲里，但与其说非洲文学成为研究的对象，不如说是一种成功的例证，它赢得了讲授桑戈尔（Senghor）[25]和迪奥普（Diop）[26]、索因卡（Soyinka）或恩古吉（Ngu-gi）[27]的权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性的，以至于人们无法审视这种反经典现象的兴起，也无暇省思现行的有关经典的规范[28]。其次，反越战运动在文学研究内部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西方文学是如何表现殖民地和帝国的，这至少导致了对一部分经典的重读。渐渐地，一些以往不可能从构建殖民经验角度进行阅读的英法文学也出现了：诸如莎士比亚和简·奥斯汀、萨缪尔·约翰逊和乔治·艾略特、雪莱和丁尼生、安德烈·纪德和圣-琼·佩斯（St John Perse）都被包括进来，而且即便从那些表面上与殖民主义毫无关系的文本中，也读出了殖民种族主义的词汇，例如《呼啸山庄》。随着非洲文学在黑人民族主义推动下进入美国文学教学大纲，反殖的民族主义成为重新思考西方殖民化的主流文化文本的理论标志。但是随着“殖民话语分析”这一理论范畴的兴起，这种对西方文学进行全盘重审的要求进而延伸出一种可疑的主张，认为整个西方文学都是不可信的，是“东方主义”的变形。第三，也是从理论角度看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对欧洲和北美经验的片面强调，从整个世界来看，这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一点上，凸显出一个更大的、非西方的世界——包括亚洲、非洲和拉美——的文化生产问题。也正是在此前提下，可以把这种产生于别样文化中的文学，称作“第三世界文学”，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基本的、源生性差异的话语内部，来重新确认一种双重的对立，这既是在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对立，更是在部分被描述成殖民主义的后果，部分被视做不同文明原初性冲突之间的对立。如果西方文学的全部历史，从荷马到奥利维亚·曼宁（Olivia Manning）[29]，本质上是一种东方主义，那么第三世界文学俨然（prima fa-cie）就成了解放主义的实践场所。这两个理论范畴，“殖民话语”（或曰萨义德意义上的“东方主义”）和“第三世界文学”由此便关联起来，尽管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分属不同领域。于是，各式各样的文化民族主义便不可避免地继续充当产生这些问题的理论立场的建构性意识形态。
二
我简略地陈述了这段复杂的历史，是出于三个目的。首先，我想强调英美文学中保守立场的强大。其次，我也想强调60年代以来取得的成绩，尽管经历了后结构主义无所顾忌的破坏。西方大学历史上第一次不得不以从未有过的方式全方位面对种族、性别和帝国问题。人们只需将今天讨论的性质和广度与50年代，甚至30年代这类讨论的缺席相比，就能了解这种变化的程度。但是第三，我还是要强调，美国许多激进文学知识分子的政治动摇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难以——事实上也不可能——建设一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或文学文化。不管是黑人还是女性主义者或第三世界主义者，对于各种激进主义来说，始终存在的主要危险在于资产阶级化。今天，这种激进运动最终被同化进资产阶级文化主流的三重迹象在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本质主义，以及目前时兴的主体分裂或主体之死的理论，一方面是政治上分离排外和地方主义，另一方面是所谓社会的终结、稳定的主体立场的不可能，由此导致所谓政治的终结。当然，在最近几年，我们也看到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正在努力互相调和。
这种存在于激进话语内部的腐蚀的可能性会因此被外来的、盘踞西方都市文化已久的撒切尔—里根主义共识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急剧放大。在当今帝国主义已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刻，这种共识充满着进攻性，它毫不认可反对者有自己存在的空间，甚至于把仅仅为了体面而提出的要求，比如在基本的文学教学大纲里加入非西方的文本，妇女有堕胎、同工同酬或书写自身历史的权利，要求承认个体选择权正常化的压力，都被视为对西方文本和所谓“家庭价值”的疯狂攻击，并且是对需要自我捍卫的所谓“美国精神”——如阿伦·布鲁姆（Alan Bloom）的溢美之词——的公然破坏。在此我不能分析这种压力的构成，但它把激进主义学者推入一个饱受诟病的空间，以至于难以对那种限制人们建构自己知识与政治立场的行为进行论辩。相反，站在右翼立场上进行攻击倒可以使自己扬名立万。这种不仅在学术界，而且更是在整个文化界支配着学术活动的右翼权力，当然不是以大学为基础的左派造成的，相反，它是右翼权力的体现，而且客观上对左派形成了限制。这种压力施加在左派进行对话和学术活动的公共空间，也进一步扰乱了本已有限的理论发展空间。
英国和北美的这些年轻的文学理论家，他们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学生运动中脱颖而出，并且在尼克松第二次总统任期时美国开始平息的形势中，以及英国从威尔逊的变动不居的劳工主义转向撒切尔彻底的保守政策后开始他们的学术生涯，发现了自己的激进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构建文学理论家们的激进主义的国际形势是激烈地朝向革命的：越南战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葡萄牙殖民地的解放战争、诸如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这些人物的巨大影响、智利民众联合党（Unidad Popular）的胜利、从墨西哥城到巴黎到拉合尔的学生暴动。与此同时，他们的学术训练主要是在“新批评”和弗莱、布鲁姆、保罗·德曼等人之间做出选择。这一时期很少有人受到过卢卡契的影响，葛兰西在英语世界几乎是闻所未闻，雷蒙德·威廉斯最好的作品还远未到来。在推动他们的政治力量与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之间还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但又有一个已经让他们极不稳定地置身其中的“运动”。一旦动员的力量达到极致，大多数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很少能找到前后一贯的有组织的中心；而那些找到了这样一个中心的人则不管好坏地在直接的政治工作中销声匿迹；他们中完成博士学业的人不多，只有那些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学术精明的人会成为理论家。他们成为理论家之后，通常只是边缘性地参与政治运动，大部分人是通过这场“运动”所突出的其他社会领域来了解它，其中自然有莱恩（Laing）[30]和马尔库塞的替代性读物，当然，它们只是偶尔揭示这场运动，但他们始终面临着要拿出优秀的期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压力。换句话说，正是那些“运动”的幸存者后来成功地把它变成一种专业。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激进主义成了从知识上认同激荡世界的革命浪潮而形成的一种思维状态，而此时他们还只是毛头小子，也根本不了解（并且以后也未必会了解）革命意味着日复一日的政党和工会的苦差事。
等到他们教职稳定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在西方国家，民权运动获得一部分黑人小资产阶级的接纳，反战运动的政治内容在美军撤出越南后也逐渐衰竭，学生暴动后的巴黎也很快恢复了常态。7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经济衰退进一步使得社会公正运动失去了往日的进取性。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世界，智利的失败已成定局，古巴则得到了承认，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国际社会，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浪潮在70年代中期基本结束了。前一阶段涌现的革命国家由于帝国主义通过扶持代理人的方式发动侵略和颠覆，也在经济上被纳入了世界经济圈，偏离了原有的轨道。从安哥拉到越南，它们都不曾开创出一条得到认可的后殖民国家发展模式。之后例如发生于埃塞俄比亚或阿富汗的革命风暴常常一开始就存在问题，革命充其量发生在激进的军事部门。其结果也不会好于亚洲和非洲那些以所谓“进步的”政变为基础建立的政权。换句话说，对革命运动和后殖民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倒退甚至明显出现混乱的时期。
在这一运动之外，许多后殖民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这一阶段不断巩固。国际热点由此从革命战争（“要产生两个、三个……乃至更多的越南”）转到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有利于合作的战略，例如不结盟运动、南北对话、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新经济秩序、联合国框架下的77国集团，或者是建立贸易卡特尔组织，比如欧佩克（OPEC）。如果说1968年似乎是属于革命的时代，那么随着1980年代的到来，时代转向了民族资产阶级。大学里的激进思想通过将焦点从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性地转向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来表达对这些新型的巩固的后殖民民族资产阶级的敬意——它首先出现在政治领域，然后则是文学的反应。
正是在这一社会主义运动衰退、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复苏的时刻，“第三世界文学”的理论范畴伴随着“殖民话语”分析的新重点一道产生了，它将思想的焦点放到过去，而不是将来。正因为那些饱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批评家认定民族主义是这一阶段中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能量的决定性资源，于是19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所谓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国家的幻灭，使得那些先锋理论家宣称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是民族主义批评的根本性的理论立场。爱德华·萨义德就是这样机敏地描述拉纳吉特·古哈的，并将庶民研究整体上扩展为一种“后结构主义”的研究[31]。在一大批近期涌现的文学理论家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倾向，霍米·巴巴就是他们中的例子。他在论文集《民族与叙事》（Nation and Narration）里界定这方面的研究时，清晰地展露出以后结构主义替代民族主义的立场：
我们应该在一种良好的合作状态下发展一套融入了后结构主义理论视野的叙事知识的阅读方法……边缘群体或“少数族群”并非一个值得欢呼的、让人们乌托邦地自我边缘化的空间。它更是切切实实地伸越进那些所谓现代的正义领域——进步、同质性（homogeneity）、文化有机主义、深度民族（deep nation）、漫长历史——这是一种在文化内部以民族利益的名义将专制合理化、"常态化"的倾向……(第4页)
当然，巴巴生活在后现代性的物质条件中，这种后现代性将现代性的恩惠作为判断这一“后”（post-）之过去的基础。换句话说，它以一种非常时髦、无根的、建立在富庶生活基础上的知识视角来颠覆有关“进步”和“漫长历史”意识的观念，将“现代性”仅仅视作“文化内部专制”的“合理化”。这是一种理论的拼贴（melange），它随机地抓取列维-斯特劳斯、福柯或拉康之类的理论家来自我捍卫。那些不论好坏只能生活在“漫长历史”后果的内部，生活在大多数人无法在享用“现代性”医疗保障甚至基本教育的地方的人们，是受用不了这种思想“成果”的。出于阶级和地域的亲和力，巴巴对萨尔曼·拉什迪做了如下无以复加的热烈吹捧，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后现代的拼贴方式：
美洲引导着非洲，欧亚民族在澳大利亚相遇，边缘的民族替代了中心，周边人群回归中心来撰写西方都市的历史和文学。有关岛屿的故事是从成为“将公共和私人领域都悬置起来的装饰物”的飞机上投下的目光来讲述的。英语这一坚固的堡垒在移民和产业工人的视野里被碾得粉碎。惠特曼式的美国感觉置换为沃霍尔式的放大镜头、克鲁格式的装置，或马普尔索普式的裸体，在拉美爆炸之后，“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崛起的后殖民世界的文学语言。(第6页)
当然，让人生疑的是“魔幻现实主义”成了“崛起的后殖民世界的文学语言”这种说法，它远远大过詹姆逊所说的“民族寓言”是所有第三世界叙事唯一的文体形式。如此这般的宣言如今盛行于西方理论的堂皇表达中。在该书结尾的一篇文章中，巴巴运用人们并不陌生、但又晦涩难懂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方式，尽力来挑战民族主义批评，尽管并非所有他的同道都与他的主张一致。
对于这些近期“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那些设定条件来讨论帝国、殖民地和民族问题的文学理论来说，总的来说效果非常混乱。政治遭遇到极大的压制，任何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认识，或认为这个世界是可以被理性理解，更不用说可以被改变的努力，都被当做是要建立一种“堂皇叙事”和“集权性知识”而被弃之如敝屣。理论家喋喋不休地谈论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常常看似把它们置于对立位置，但不过是同一个虚假认识的两副面孔，而激进主义的主要问题在于对理性本身（即所谓启蒙工程）的拒绝[32]。在他们看来，唯有权力是普遍存在的，不可撼动；抵抗只能是局部性的；知识，乃至权力都不会是客观公正的。盟友关系都是不断变化和多层面的，有关稳定的主体立场的言说都是在追逐“起源的神话”这一镜花水月般的幻象。在这一历史主体消失和碎片化的理论的某些美国扩展版本里，意在发现某种真相的可能性的“探究”（inquiry）观念已被并非表达某种结论的“对话”（conversation）观念所取代。这种“对话”理论看似像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但实际上它必然会落入以下两种可能方向中的一种。
最常见的无疑是美国版的多元主义，它表现出一种没有丝毫迁就和君子风度的赤裸裸的坦白，尽管它在先锋批评家圈子里呈现出巴特所说的诸如“文本的欣悦”（pleasure of the text）、“能指的自由游戏”（free play of the Signifier）的色彩。另一种方向则不那么美妙，它来自福柯甚为极端的表述：1. 任何对事实的认定，不过是话语策略所产生的一种真理效果；2. 任何对权力的抵制也是在建构权力，因此对理论来说，除了借助真理效果无目的地徘徊——清点、消费、制造——并屈从于既是起源，又是归宿的话语（Discourse）没完没了的絮语，另无所为。这种对话理论（theory-as-conversation）如今影响日盛，人们可以自由引用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反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或者其他任何理论来捍卫自己的论辩立场，只要他能恰到好处地引用一大串的资料和文献。理论成了一个观念的卖场，各种资源像商品一样堆积着，确保消费者便捷取用和及时淘汰。如果有人胆敢拒绝这种晚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以论断取代对话，或倡导理论的政治性中的某种党派特征，那他就要承担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以及其他由启蒙主义——例如，相信历史主体或认知主体的观念——所犯下的罪名。本身就非等闲之辈的利奥塔曾将这种在大师理论中漂移的独特现象直截了当地概况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享受商品和服务的时代”已经到来！换句话说，这是个资产阶级的世界。
今天，许多先锋文学理论来自这样一些出发点：带有明显消费主义倾向的知识和政治。除了接受政治是个人职业领域中的激进实践这一引人注目的主张之外，由于对那些不可调和的压力都保持认同，理论家政治参与中的折中主义与技术主义、保守主义在一道增长。这并非是什么不同寻常的发现，为了支持同一个理论立场，可以同时引用葛兰西或马修·阿诺德，仿佛两人之间南辕北辙的政治倾向对文学批评这一活计来说无关紧要。在此激进观点下，理论界也同样呈现出这种市场经济的模式。
[1] 本章最初产生于我为Jawaharlal Nehru大学语言学院的一个研讨会所做的笔记，后又为在德里其他地方的会议做了修改。为了适应出版，我删掉了听众反馈部分。
[2] 关于瑞恰兹等人在剑桥以及其后所作的关键性贡献——当然也是关键性的错误——的睿智总结，参见Raymond Williams的‘Cambridge English, Past and Present’, in Writing in Society.
[3] “新批评”从瑞恰兹、艾略特、利维斯那里获益良多，逐渐在美国占据了统治性地位，远远超过了英国的“实用批评”。但美国左派从没有像英国左派（如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马尔赫恩等人）那样，通过界定与利维斯的“实用批评”和技术化的“细读”方式的关系来界定与它的斗争关系（只有肯尼思·伯克例外），相反，对“新批评”的最实质性的挑战来自像Krieger (The New Apologists for Poetry, 1956)，弗莱 (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Kermode (The Romantic Image, also 1957) 以及Graff (Poetic Statement and Critical Dogma, 1970) 等个别人，或者来自一种持久的解构活动，这部分地解释了美国左派与这些立场（尤其是解构主义）的共生关系。
[4] 弗兰西斯·马尔赫恩对利维斯倾向展开了最为持久的批评，虽然必须说他的优秀论文“English Reading” (in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London: Routledge, 1990]) 比先前的权威著作The Moment of ‘Scrutiny’ (London: Verso, 1979) ，质量上要强。
[5] 马尔赫恩尤其擅长解构民粹主义中的男权主义，这种男权主义是由F. R. Leavis和Q. D. Leavis在其私人生活和公共角色中塑造起来的体格强壮的男性与好主妇的意识形态。毋庸赘述，这种男权主义的特殊方式成为利维斯解读劳伦斯及其《恋爱中的女人》的基础。
[6] 关于威廉斯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文学研究中所面临的孤独，可参见他在Marxism and Literature中的介绍性评论。
[7] Monthly Review也在HUAC听证会和冷战开始期间出版（1949年在纽约）。这份杂志对政治经济的关心要强过对历史的关心，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任何共产党都更为尖锐而宽泛。它与自己的出版社一起形成影响，而这绝非是无意义的。但是相比同一时期在英国的发展，它在美国仍然局限于较为狭窄的知识分子阶层，很难成为大的标志性文化——而且它是受影响最少的文学左派。
[8] 参见Dobbs’s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1973) and Hill’s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1940)。
[9] 其中当然有他最出色的著作Milton and English Revolution（1977）以及知名度稍逊的Some Intellectual Consequenc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1980）。问题是希尔全部的作品都在用一个严谨优秀的历史学家的工具从事一个特定的课题研究，即文化如何在一个合流点上成为历史。
[10] 参见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originally published 1955, revised 1977)，这个文本的比较阅读对汤普森在大致1/4世纪里从共产主义到左翼劳工主义的知识路径勾画了一条基本线索。
[11] 理査德·霍加特随后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在他的作品中，The Uses of Literary(1957)是一部当之无愧经典。
[12] 弗里徳里克·道格拉斯（1818?—1895），19世纪美国黑人运动的政治领导人，母亲是一名黑奴，而父亲是一位他永远不知道的白人。道格拉斯一生致力于废奴和为黑人权利而斗争，后来成为第一位在美国政府担任高职的黑人公民（曾任美国外交使节及美国驻海地公使兼总领事）。 ——译者注
[13] 索杰纳·特鲁斯（1797-1883）是一名美国福音派教徒、废奴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她未受过正规教育，但在支持废奴主义、自由人及女权时其意见卓越，因而广为人知。——译者注
[14] 约翰·布朗（1800—1859），出生于康涅狄格州一个白人农民家庭。其父为废奴主义者，布朗从小受反奴隶制思想的熏陶。成年后积极投身于美国废奴运动。1856年布朗参加了堪萨斯州争取自由州地位的武装斗争（即堪萨斯内战），从此闻名遐迩。1859年，他领导了弗吉尼亚州的奴隶起义，失败后英勇就义。——译者注
[15] 艾略特对君主专制和殖民主义的维护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荒原》对穷人和劳动妇女的性意识的轻蔑以最令人不快的方式，在结构上与诗中“伊丽莎白女王和莱斯特/打着桨”所具有的平静的辉煌构成对照。具体参见该诗第三节，标题为“火诫”。而庞德对墨索里尼的高调支持只是其冰山一角，其《诗章》的全部结构与其对法西斯主义、反犹主义和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亲近密不可分，也与他对所有时代和文明的专制、贵族统治的青睐密不可分。
[16] Frank Lentricchia’s After the New Critici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著作，而且非常出色地总结了1957-1977年这二十年间发生在美国文学批评和理论中间的巨大变化，除了在文学—理论史之外，该书没有涉及这一学科在任何历史中的发展轨迹。这成为美国左派文学批评整体变化的一个症候。只有抓住自己的记忆，并将这种记忆固着在各种离题的评论中，人们在阅读该书的时候才会回忆起，同样是这二十年有着关于其他各种发展的叙述，例如阿尔及利亚、古巴、印度支那和南部非洲的革命。
[17] After the New Criticism, p. xii.
[18] 在此我图方便地釆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其内涵在最为通行和自明的意义上来自一批与NLR相联系的作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佩里·安德森。他编辑了一本选集来构建这一概念，见Western Marxism—A Critical Reader(London: New Left Books; Verso 1983)。对这一概念界定和总结，参见安德森本人的Consideration on Western Marxism(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Verso 1979)。当然，这一术语的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我们在此不提。
[19] 参见The Savage Mind（法语版1962年出版，英译本1966年出版），特别是结语一章，在该章中，列维-斯特劳斯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对历史主义，尤其是对萨特建构的历史主义进行了激烈攻击。当然，萨特在此前几年也进行过论争，最著名的是和加缪与梅洛-庞蒂的论争，但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攻击是决定性的，它开启了在最有影响力的巴黎知识分子阶层中知识霸权转向结构主义的变化，在英美的先锋人士中也产生了同样的后果。
[20] 关于1968年的最后这一点，参见Regis Debray’s ‘A Modest Contribution…’, New Left Review, no. 115, May—June 1979。在他关于法国知识分子兴衰变迁的论战性著作，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Intellectuals in Modern France(French publication 1979; English translation 1981) 中，De-bray为法国知识分子建立了从1880年至今的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880-1930）由学校和大学控制；第二阶段（从1930年到1960年代）由出版业控制；第三阶段（始于1968事件，至今仍在延续）由媒体控制。最后一个阶段由于出现在银幕上的恶行被看作是个黑暗时代。
[21] 我知道上述论述里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立场，但没有展开。在众多关于这一主题的写作中，我的观点至少和两个人保持相当的一致。佩里·安德森1982年在Wellek图书馆的演讲 （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很合我的意思，只有关于哈贝马斯的那部分介绍除外。Peter Dew’s Logics of Distintegration(London: Verso, 1988)有意将焦点窄化，其行文缺少一些活力，但基本上判断准确，尤其是对利奥塔的阐释部分。
[22] “新左派”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但它是这一阶段众多激进主义内部一个有明确政治倾向的潮流，我相信这一术语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但这种接纳或这种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构想性的。当然，在英国，其根源至少要追溯到1956年的一些事件后果（苏伊士运河事件、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报告）。在美国，古巴革命也许是决定性的，即便《每月评论》此前已经开始了界定一种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替代品。无论如何，可能有人会认为，即便“新左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老左派”，但正是在1967-1968年，它才第一次开始进入大多数西方社会，尤其是在大学里。
[23] 马丁·德兰尼（1812—1885），非洲裔美国废奴主义者，记者、医生和作家，是首批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三名黑人学生之一，并且在美国内战期间成为第一个加入联邦军队的黑人军官。——译者注
[24] 杜波依斯（1868—1963），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黑人知识分子，是第一个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著有《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参与创建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并长期担任协会会刊《危机》主编。——译者注
[25] 桑戈尔（Leopold Sedar Senghor, 1906—2001)，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塞尔加尔社会党总书记和非洲社会党国际主席，著名社会活动家，“非洲社会主义”倡导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民族与非洲社会主义道路》及文学作品《幽灵之歌》《夜游者》等。——译者注
[26] 大卫·迪奥普（1927—1960），塞内加尔诗人，曾被誉为“年轻的非洲诗歌的希望”。他生于法国波尔多城，曾在喀麦隆、塞内加尔、法国等地求学。1957至1958年，作为文学教师在达喀尔的中学执教，后在几内亚从事教育工作。1960年因飞机失事丧生。狄奥普的诗充满了战斗豪情，风格犀利，对后来的塞内加尔青年诗人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27] 詹姆斯·恩古吉，现名恩古吉·瓦·西安戈，肯尼亚小说家和剧作家。1938年出生，曾是虔诚的基督徒，并获英语学士学位。1962年他的家庭在一场部族冲突中家破人亡，他以此为背景写出了《孩子，你别哭》（1964）和《大河两岸》（1965）。《一粒麦种》的出版标志了他的转向，他认为要用非洲母语写真正的非洲文学，而不是“在非洲的欧洲文学”，于是放弃英语，改掉英语名字，改名为恩古吉·瓦·西安戈。他曾因抗议当局对英语的强制性教育而被政府逮捕，1982年后流亡至伦敦，并在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任教。其作品还有《回归颂》、《血花瓣》、《母亲，为我歌唱》等。中文译本：《孩子，你别哭》（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大河两岸》（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一粒麦种》（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译者注
[28] 对于在英国的移民知识分子，“英联邦文学”这一概念对确认身份困境起了作用——而且在整个时代都起作用。正是在“非洲文学”、“英联邦文学”的基础上，“第三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开始出现，而且常常复制前者的教学模式和意识形态锚点。
[29] 奥利维亚·曼宁（1911-1980），英国女新闻记者、小说家，因其力图以小说形式描绘当代历史全景的宏伟构想而闻名。主要著作是《巴尔干三部曲》。——译者注
[30] 莱恩（R. D. Laing），生于英国格拉斯哥。著名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一直致力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代表作《分裂的自我》 (1960)。——译者注
[31] 参见Edward Said的，‘Metropolitan Intellectuals and Third World Culture’，本书第五章会以一定篇幅予以讨论。
[32] 近期，一批印度的“后结构主义”先锋人士——从霍米·巴巴到帕莎·查特吉——将这些熟悉的法国理论命题应用到有关殖民地和帝国的问题上，既包括文学也包括社会学理论，它本质上采用一种依附性的方式。查特吉对“启蒙”和“发展神话”等的高度派生性的颠覆，可参见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Press;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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