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阶级、民族与文学》（1992）

致谢

　　本书第三章“詹姆逊的他者性修辞与‘民族寓言’”，最初发表在《社会文本》（Social Text，第17期，纽约1987年秋季号），重刊于此只是稍作修改。第四章“萨尔曼·拉什迪的《羞耻》”曾经用另一标题作为“历史与社会论文丛刊”之一（第二系列，第34种）由尼赫鲁纪念博物馆与图书馆之当代研究中心和新德里Teen Murti书屋出版，又曾在《经济与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第16卷第24号，孟买，1991年6月15日）重刊。第五章“《东方学》及其后作”首先发表在当代研究中心的两次会议成员研讨会上，后又在德里大学历史系的两届方法论研讨会、尼赫鲁大学历史研究中心的一届研讨会、耶鲁英语系以及萨拉·劳伦斯的讲座上发表。它随后又作为当代研究中心的论文出版。本书第一、二、七、八章中的内容最初曾于1988年夏在德里大学历史系和尼赫鲁大学英语系的研讨会上发表。一篇初步构思的总结曾以“‘第三世界文学’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题在《艺术与观念杂志》（Journal of Arts and Ideas）上刊出（1989年6月，新德里，第17—18卷）。更为详细的版本随后则以“学科的英语：第三世界主义与文学理论”为题，作为当代研究中心的论文发表，并收入Svati Joshi所编的《重审英语：文化、文学与教学法》（Re-thinking English: Culture, Literature, Pedagogy）（新德里: Trianka, 1991）。换句话说，本书的所有内容酝酿了大约三年，尽管在本书中阐述得更为系统和详尽。我要感谢这些刊物和机构对拙作早期版本的善待，也感谢那些帮助我更准确思考的读者。如果要列出一份这一过程中给过我帮助、值得我感谢者的名单，那可就太长了。在此只好有所限制，以具体的方式对那些在成书过程中参与更多的人表达谢忱。
　　迈克尔·斯普林克尔（Michael Sprinker）通读了全部文稿，对每一个细节都充满热情，保持敏锐，始终毫不吝啬地以其细读给予我教益，尽管我们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分歧。卡姆卡姆·桑加里（Kum-kum Sangari）也通读了全部文稿，很多地方还读过好几稿，如果没有他的批评、建议与支持，本书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苏米特·萨卡尔（Sumit Sarkar）和坦尼卡·萨卡尔（Tanika Sarkar）也阅读了多篇文稿，并且在很多地方给予我宝贵的意见。同样，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和哈班斯·穆克西亚（Harbans Mukhia）阅读了对我来说是最难写一章的倒数第二稿。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甚至比我本人还要早地认定我可以写这样一本书；他热心参与了本书的构思，并鼎力促成本书第三章的发表，尽管他对随后的一些章节时有异议。易卜拉欣·努尔·沙立夫（Ibrahim Noor Shariff）和约翰·鲁斯（John Loose）也为本书付出了很多我本人都难以胜任的辛劳和才智。在许多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的朋友和学者当中，我还必须提及拉凡德·库马尔（Ravinder Kumar），他是我写作本书大部分内容时供职的中心与图书馆的主任。我从他那里汲取了关于印度历史的极好知识，他作为一名年长同事的支持以及作为一位私人朋友的善意，其坦诚与广博之处令我难以尽述。
　　一个人直接的生活状况往往会凸显在工作中，而现在它只出现在拙作的边缘。由于我常年外出，我的孩子们只能独自快乐成长，他们的宽容对我来说不仅是奇妙的大欢乐之源，也是赋予我心智与自信的最大源泉。我在德里的朋友圈——他们的名字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出现在这篇致谢里——对我保持着充满活力的信任，这对我而言意义非凡。一个孤立无援的人要想表达某种与当代潮流相抗的意见，不会而且也很难赢得这种信任。这种从一个集体内部发言的机会能以某些方式与孩子们分享，又能以另一些方式与成人分享，总是弥足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