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第三条路》 绪论 壹、走向第三条路第三条路使我们得以免于历史的包袱，它超越了象征传统左派与传统右派的旧有两极，意图提出一条能够撷取两派传统长处的另类道路。然而，也有人主张，此种跨越了昔日错误的辩证，同时也造就了另一种形式的左派──或者更确切地说，促使中间偏左派（the center-left）的再度复活，因为第三条路拥护者往往只是乐于赋予社会民主主义新的活力。 第三条路不只是一个想法。明显地，第三条路曾被由柯林顿（Bill Clinton）带领而入主白宫的新民主党人士（New Democrats）所采用，它也提供了布莱尔（Tony Blair）领导新工党（New Labour）一个意识型态的标志。另一个较为谨慎的词汇是新中间(die neue Mitte，亦即the new centre)，该词汇是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在一九九八年秋天带领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时所使用的口号[1]。尽管欧洲其它的社会民主人士对于第三条路多所怀疑，尤其是乔斯班（Lionel Jospin）所领导的法国社会党，但第三条路仍然主导了欧洲温和左派的政治议题，在全球层次上亦不例外。例如南韩总统金大中（Kim Dae-jung）及巴西总统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等第三世界的重要人物，也迅速加入了第三条路的阵营。 第三条路的支持者热衷于强调这种国际的串连。举例而言，柯林顿在叙述其社会安全政策时，就援引布莱尔的政策，提出一条介于「认为政府是敌人」以及「认为政府是良方」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2]。一九九九年四月，这位美国总统从南斯拉夫的战事中抽出来主持一场关于第三条路的研讨会，与会人士包括德国总理以及英国、意大利与荷兰等国的总理。虽然柯林顿现在已离开白宫的总统职位，但第三条路的概念并未随着其总统任期的结束而消失。甚至，根据部分幕僚的说法，柯林顿现在的角色是担任「第三条路的世界总统」（尽管他离开华府时的低劣举止可能会使这个角色化为乌有）。 由于第三条路的倡议者是如此赫赫有名，因此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探讨。但是，第三条路到底代表什么呢？第三条路这个隐喻的内涵源自于：有两条不被采用（或是被放弃）的道路，而这个第三条路可能会是一条较好的道路。根据提倡第三条路最为著名的学者纪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一方是「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它过份地信任国家；而另一方的新自由主义则是对解除市场管制赋予厚望。因此，第三条路是一条超越老左派与新右派的道路[3]。 吊诡的是，这项概念在英国获得了最为强大的制度面上的支持，然而这个欧洲国家的政治文化却一向最反对抽象观念，对于专门阐述这类观念的知识分子也最为排斥。新工党的政治人物试图替其政策提出意识型态证成，其所作的努力已普遍地遭到揶揄，而窘于分办政治阴谋之细微差异的媒体，也已迅速地证明了外界对于第三条路的负面观感，这些负面观感甚至是来自于某些布莱尔政府之要角的看法。 这些嘲讽响应绝非毫无道理的。一九九七年大选之后，新工党的新任外相库克（Robin Cook）竭力规划了「道德」外交政策，但后来却屈从于政府中势力强大的集团，其成员主要来自国防部（Ministry of Defence）与贸工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并具有出售武器予第三世界专制政权的长久利益。其道德外交政策的全面挫败，对于那些轻信具有良善意图、却模糊不清之政策声明的人来说，不啻为一个有益的鉴戒。无论如何，这个例子所提出的这类通货紧缩策畧，在我看来是行不通的。 第三条路不仅和某些最为强势的西方政府有所牵连，更获得一些杰出知识分子的拥护。其中又以纪登斯最为著名，他是一位著述宏富并且（具备充分理由）享誉国际的社会理论家。其作品《第三条路》（The Third Way）不仅被认为是构成新工党政策之意识型态的权威陈述，还被翻译成超过二十五种以上的语言版本[4]。纪登斯在其较近斯的一本书中，试图重述支持第三条路的论据，并且反驳左派阵营最常提出的批评──左派认为第三条路只是藉由其它手段来继续进行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纪登斯坚决主张「第三条路政治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延续，而是另一套政治哲学」[5]。其它的社会学大师，如贝克（Ulrich Beck）、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大致不离这个方向，只是他们通常都比纪登斯要谨慎小心得多。更甚者，如西方左派的哲学大师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还提倡一种其称之为「第三条路的攻势版本」[6]。 以上这些知识分子对于第三条路的认证显示出：第三条路之倡议者的论据内容，以及其论点是否站得往脚而能被加以验证，乃是值得我们一试的工作。无论如何，这就是这本小书的目标。 贰、起源正如评论者经常控诉的，第三条路最大的障碍就在于其方案是如此地含糊不清且难以捉摸。举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说，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把工党首相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称为「无骨的奇才」（boneless wonder）。如今，对麦克唐纳最新后继者用来为其政策辩护的意识型态，我们的评价大致也和前者相同。正如我已指出的，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是在于：第三条路这个词汇竟是由两个其所拒斥的选项中，撷取出明确的内容。接着，毫不令人意外地，这个词汇过去的政治立场也和当代的中间偏左派大不相同。 波比欧（Norberto Bobbio）指出，法国的法西斯运动曾使用「非左也非右」（Neither right nor left）的方案： 〔法国的法西斯运动〕早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并且对其产生影响：它主要是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混合──或是换言之，它乃介于典型左翼意识型态与典型右翼意识型态之间。它同样也可以自称为「是左也是右」（Both right and left），乃是两种对立意识型态的综合体，而不是它们的排除物。意大利极右派则经常使用一种方案，来避免任何对于在排除与综合之间可能的二元选择所怀有的疑虑，此即「超越左与右」（beyond left and right）。这三种方案都代表第三条路，也都可以被诠释为包容性与排斥性[7]。 对于纪登斯〔他也是另一本书《超越左派与右派》（Beyond Left and Right）的作者〕这类普世民主主义者（cosmopolitan democrat）而言，第三条路拥有这样的前身自然是令人不悦的。如果纪登斯知道，早在一九一二年，麦克唐纳就把工党的政策（Labourism）描述为介于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与工团主义（Syndicalism）之间的「第三条路」，那他心里可能会好过些[8]。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相似且更加接近左派的词汇，即美国的托洛斯基主义者（Trotskyist）薛特曼（Max Shachtman）所言，处在由两大敌对帝国主义势力集团所主宰的世界中，最能够获得民主与社会进步的力量就是「第三阵营」（third camp）；第一组相对立的势力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与纳粹德国，后来则有冷战时期的两大超强集团[9]。薛特曼最后倒向了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但对于在一九五六年之后开始崛起的新左派来说，将自身定义为与左派两大主要传统的决裂，而不是明白地界定为第三条路，其实是稀松平常之事。沙居维克（Peter Sedgewick）在一九六０年代末期写道： 寇尔（G.. D. H. Cole）于一九五九年过世之前，在其《社会主义思想史》（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最后一册的结尾，加上了一小段个人的信条：「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我认为两者都是中央集权与官僚体制的教条」。这样的陈述在当时以及过去的数十年里，顶多就是个人信念的独白而已……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却不赞同共产党或社会民主政党所提出的意识型态，乃是一种需要特别解释的特殊立场。若是在今日，寇尔的声明可能会被铭刻为一面旗帜，令英国、法国、德国及美国等地数以万计的社会主义青年都愿意团结在其原则之下[10]。 一九六０年代在政治上的意义，恰好正逢斯大林主义与正统社会民主主义，对于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基进实质少数，暂时失去了影响力。对当时那些参与运动的人们而言，两种左派的主要替选方案──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渐进式改革，或诉诸由苏联及其附庸之「实存社会主义」（existing socialism）所提供的另类模式，事实上，都是替代现状的选择[11]。当然，这与现今之第三条路成形时的时局，有着根本的差异。 如今，「实存社会主义」已不复存在，苏联也已解体。纪登斯明确地将「社会主义的结束」与第三条路的兴起连结在一起。但他对于其所意指之社会主义的说明，却是非常地含糊不清。例如他写道：「透过社会主义式的经济管理，可以让资本主义变得人性化，这种想法让社会主义有了基进的一面」[12]。尽管左翼的社会民主人士、追求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斯大林主义者，对于该如何取代资本主义以及用何者来取代，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是他们都同意，资本主义是不可能被人性化的。究竟纪登斯的「社会主义式的经济管理」所指为何，他自己也无法详细说明。但对他而言，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斯大林主义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都同样认为，建立一个由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乃是克服资本主义之不公不义与机能障碍的必要条件，无论是藉由中央计划或是凯因斯式需求管理的手段。 所以，在第三条路想要超越的两种替选方案中，第一种（译者按：指左派）的核心乃是人们所称的「经济的国家统制主义」（economic statism）。许多类型的社会主义思想都不会寻求藉由增加国家权力来超越资本主义的方法，正因为此种解决方案只会扩大寇尔所说的「中央集权与官僚体制」，但纪登斯完全忽略这个事实。举例来说，马克思就不会考虑「国家社会主义」这种措辞，他认为这是个矛盾的修辞，然而纪登斯在其早期的理论著作中，却经常使用这个词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中写道：「把国家从强加于社会之上的有机体，转变为完全从属于社会的有机体，才是自由」[13]。 斯大林主义在东方的垮台，再加上凯因斯式福利国家自一九七０年代遭逢的危机，损害了在经济国家统制主义之意义下的社会主义。纪登斯有如下说明： 靠着后见之明，我们很清楚苏联为什么不仅没能胜过美国，还远远落于美国之后，也明白为何社会民主面临自身的危机。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一直都是不适当的，它低估了资本主义在创新、适应以及持续提高生产力等方面的能力。社会主义也未能理解市场做为一种信息机制的重要性，市场能提供买卖双方所必需的数据。自一九七０年代初期以降，随着全球化与技术变迁的过程不断加深，这些缺点才完全暴露出来[14]。 根据上述的说明，全球化揭露了经济国家统制主义本身的缺点。至此，我们发觉在第三条路所反对的两种替代方案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关系。社会主义（就纪登斯赋予此字的那种局限意义而言）已经逝去了。但是，第二种选项，也就是新自由主义依旧非常活跃。美国财政部（US Treasury）与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在国际上强制施行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政策包括私有化、解除管制，以及维持财政与货币的稳定等等，都是里根（Ronald Reagan）与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在一九八０年代所率先推动的。尽管新右派随后在主要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失去了政权，但是它的影响力仍旧相当可观，此种情况表现在下列的例子中：共和党在二０００年十二月重掌白宫，其内部有许多右翼思潮的势力；撒切尔派的欧洲怀疑主义（Thatcherite Euroscepticism），过去在撒切尔所主持的内阁中一直都居于少数，现在却有效地接管了英国保守党。虽然纪登斯会说：「新自由主义陷入困境」，但是只有傻瓜才会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不行了[15]。 确实如此，许多人都主张，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恰恰表露在以下事实：虽然开展新自由主义的政党在选举时遭逢挫败，但其政策却延续下来。安德森（Perry Anderson）十分尖锐地指出这一点： 选票市场稳操胜算的胜利方程式，并不是去攻击慈悲的执政当局所供应的安慰剂，相反地，是要保留安慰剂，并且大力颂扬自由竞争与社会团结两者是可以并存的。政府施政的主轴仍然是追求里根与撒切尔所留下来的政策，有时甚至还要采取前人所不敢颁行的措施，如美国的福利改革、英国的学费政策。差别只不过是，现在小心翼翼地辅以一些不重要的让步与相对软调的辞令。这种结合目前已散布全欧洲，结果压抑了基进右派之先驱政权的冲突潜能，并且更加彻底地扼杀了反对新右派霸权的力量。我们可以这么说，按其定义来看，「别无选择」（TINA，撒切尔夫人的口号：‘There is no alternative’）只有在替代的政权也证明确实没有可供选择的政策时，才会具有影响力。无论是对欧洲社会民主的最后一击，或是要实现新政（New Deal）的回忆，都不能没有中间左派的政府。就此而言，让我们引用列宁（Lenin）的名言：「民主共和国是资本主义的理想政治外壳」，而第三条路是新自由主义最佳的意识型态外壳[16]。 三、对准新工党安德森的分析，影响了所有针对第三条路的批评。第三条路是否不只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型态外壳」？纪登斯坚称第三条路绝非仅是如此而已，然而，他的某些看法却让人不以为然。例如，他曾有这样的评论： 左派的本质是它对于市场危险性的关注，国家需要不时地抑制市场过剩的情况。然而，这种想法在今日已经过时了。左派必须去适应市场，并且熟悉商业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所扮演之角色，还要接受这样的事实：私人资本对社会投资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部份[17]。 英国的财政大臣布朗（Gordon Brown）前不久才说过类似的话，他宣称：「新工党：企业的政党」[18]。不过，资本主义若是像这样让众人皆额手称庆，那么左派该如何自处呢？新工党的标准答案是，它藉由本身的价值来定义自己。这些社会主义价值承继自过往，并且仍然保持不变，尽管经济与政治背景已有所改变，并因此使得实现这些价值的政策必须有所调整。例如，布莱尔与施若德在一份重要的政策报告里谈到： 公平与社会正义、自由与机会平等、团结与对他人的责任──这些都是永久不变的价值。社会主义永远不会牺性这些价值。要让这些价值在当今世上仍有所作为，就必须要有实际、前瞻性而能够应付廿一世纪之挑战的政策。现代化的意义在于，适应在客观上已有改变的外在条件，而非只是投选民所好而已[19]。 社会主义在国家主导经济体系这方面的意涵上，可能已宣告死亡，但是社会主义仍然以作为一组价值的形式而存活下来。这样的表达方式至少有一项优点，那就是提供了我们得以评判第三条路施政的基准，尽管（容后详述）这些价值究竟包含了哪些规范性的概念与原则，仍须特别谨慎地予以厘清[20]。「第三条路」这个用语本身的模棱两可，更加重了问题的困难，在这个用语下包含了许多明显不同的政治路线。比方说，纪登斯引用了一份德国研究： 在欧洲可区分出四种不同的「第三条路」。第一种是新工党所采取的「市场导向」（market-oriented）取径。而荷兰则是「市场与共识导向」（market and consensus-oriented）路线。瑞典走的是「改革的福利国家」（reformed welfare state），与过往路线保有相当大的连续性。而延续过去发展的特性在法国也同样显著，其坚持「国家主导的道路」（state-led way）[21]。 如此一来，似乎不断延伸了第三条路的意义，直到这个词语已丧失了任何的具体内容。以法国为例，乔斯班不仅没有放弃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理念，还强调「国家应当具备新的管制手段，以应付当今资本主义的现实环境」[22]。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他对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说：「我们应该要……重新去发现马克思主义方法中有用的部分：对社会现实与资本主义作批判性的分析。为了挑战、控制并且改革资本主义，我们要继续思考资本主义」[23]。但这看起来就像是，纪登斯所贬斥的那种「过时的」思考。相较于乔斯班的「多元左派」政府在辞令上所表示的意涵，其实际作为其实和英国与德国政府的作为十分相近。不过，以下两者仍有着显著的不同：一是遵循管理资本主义之古老模式的社会民主政府，偶尔对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另一个则是以其能够「接受资本主义」而自豪的社会主义政府。 因此，本书论证的主轴将会放在英国新工党的理论与实践上头。这么做有两个特殊的理由。第一，布莱尔与其伙伴（例如纪登斯）有强烈的企图，要以他们所认为的第三条路，在意识型态上重新定义欧洲的社会民主。其它版本则是英国论调的一种较为谨慎翻版。比方说，如施若德的前任政治化妆师洪巴赫（Bodo Hombach）在其《新中间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New Centre）一书中所铺陈的，就是第三条路的翻版。第二，一九九七年五月之后，布莱尔在下议院掌握多数，使得英国比起其它主要的自由民主国家，更能落实其政策。 对于所谓的社会民主更新路线，新工党这个案例，让我们能够排除其它混合对象而进行研究。布莱尔与布朗的演说，加上纪登斯与其它新工党知识分子〔如李德彼特（Charles Leadbeater）〕的著作，是我讨论第三条路教条的主要资料来源。但即使是在这个非常狭隘的团体中，却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一点将在后续章节清楚说明。举例而言，在金融市场政策上，纪登斯就比布莱尔与布朗基进许多，但纪登斯与李德彼特在对新工党意识型态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面向上，态度都明显有所保留。 由现实政治的观点来看，布莱尔与布朗及其各自的追随者之间的内部冲突，显然就重要得多[24]。不过，这些冲突并非起因于对原则的意见不合，而是在于雄心抱负以及对彼此的敌意〔至少在这方面，新工党仍是彻彻底底的旧工党；贝铭（Ernest Bevin）是战后艾德礼（Attlee）政府的强人之一，有人告诉他，另一位强人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是其最主要的敌人，贝铭低声抱怨道：「只要我还活着，他就是最大的敌人」。尽管布朗用心开拓他与工党传统主义者的关系，也较少提到第三条路，但他是布莱尔政府在经济与社会政策方面的主要设计师，因此第二章将会专门讨论他的方案。 然而，若只是专注于讨论英国，未免落于偏狭。美国柯林顿政府的经验也格外地重要。它不仅提供新工党一个重要的榜样，还提供第三条路意识型态在外交政策上的重要面向，最特别的是「国际社群的信条」（the doctrin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赋予西方强权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人道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的权限，正如布莱尔在一九九九年四月所揭示的。当然，若要将此种贝克称之为「军事人道主义」（military humanism）的声明运用到现实上，实际上必须由白宫来发号施令。另外，我也会触及在德国所发展的辩论：先前我已引述过、由布莱尔与施若德所发表的共同声明〔实际的作者是洪巴赫及英国的曼德森（Peter Mandelson）〕，乃是一份第三条路的重要陈述[25]。 不过，必须再三强调的一点是，从一个重要面向来看，布莱尔推动其政策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比起施若德、乔斯班或是任何其它欧洲社会民主领导人所遭遇的条件，在性质上要来得更加有利。撒切尔主义对商业阶级的功绩，使得布莱尔能够从中受益，而前者的成就与其说是重整了英国的经济，还不如说是减低英国工人运动的重要性。毕竟，一九八四到八五年间的矿工罢工失败，使得对于大多数的上一代人来说在经济与社会实力上都有稳定成长的工会运动，被大幅地削弱[26]。 工人组织的这个历史性挫败，首先让布莱尔成为工党的领导人，接着也大大增加了其施政的空间。相较之下，施若德就必须对付不一样的工人运动──撒切尔于八０年代所发动的该种震撼攻击，可是德国工人运动在二战之后就未曾经历过的。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到十二月公部门的大罢工，增强了法国工人阶级的信心与好战程度，乔斯班之所以使用比较基进的言论，部分的原因在于，他必须迎合工人阶级。新工党扮演了示范性的角色，试图重新定义社会民主的本质，其基础在于后撒切尔时代英国的阶级力量分布乃是相当地特殊，而这也有助于解释新工党的境遇。 以下我要大概谈谈本书论证的主要路线。前面已经谈过第三条路的典型主题：变迁世界中的传统价值。就像布莱尔所说的：「要消解这个冲突（亦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就必须让传统价值适用于现代世界、要放下过时的态度、要重新发现传统价值的精华，以引导我们处理变迁」[27]。伦理－政治价值与社会－经济变迁两者相互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框架，提倡第三条路的人就是透过这个框架来看世界。 就这方面的关系（变迁的关系）而言，可以见于全球化的概念，而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涵盖了世界在经济上、政治上与文化上更大程度的整合。但是我们将会看到，在第三条路的文本中，实际上对于全球化的描绘是矛盾的。第三条路有时是破坏性的，有时却又具解放性；之所以会有不同的评价，某个程度上，与其指涉的全球化面向有关：因此，一般认为，经济整合的规模愈来愈大，比起政治全球化更具威胁性。在本书第一章，我将讨论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一些争议。同时也会检视一些关于「资讯资本主义」、「知识经济」等五花八门名称的主张。 在第二章，我会开始论及另一个词汇：永恒价值（timeless values）。我会特别关切平等与社群的概念在第三条路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使我能够更具体地讨论新工党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特别是关于这些政策可以（如它们的拥护者所主张）被视为平等主义（egalitarian）的程度，以及（如它们的批评者所经常声称）被视为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的程度。在第三章里，我则会处理第三条路伦理的国际面向。此时就不能落入政客与意识型态那些表面的主张，而是要检视背后支持这些主张的分析：亦即，全球的政治秩序正在成长，且日益超越民族国家的对抗，以及世界强权的战略。 本书基本论点的正确性，将会在这一章变得格外地清晰透澈──若第三条路的拥护者所提出之论点有任何合理之处，那么其倚靠的便是知识分子扎实严谨的研究，这些学者鲜少和布莱尔或柯林顿及其官员有直接的关联，甚至还会严厉批评新工党以及其它各国类似的政党。我认为任何严肃的批评，其基本要件在于考虑对手最有力的论证（即使是利用他人的意见来支持这些论证），我在这里所做的就是如此。 最后，第四章从讨论较为基进的第三条路开始，进而考虑左派的替代选项。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概述反资本主义立场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必须合于目前所生活的世界。这样应该更能突显出本书标题想表明的东西，亦即，我对于第三条路所写的批评，出发点在于反资本主义的观点。熟悉我其它著作的读者，对于这一点应该不会讶异。我本身长期信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自然会使我反对第三条路，然而，我希望这个事实不会让这本书变成仅是偏见的叫嚣（但是我确信在有意无意间，仍会表露出许多偏见）。 不像其它批评者，他们只是把第三条路的意识型态，贬为肤浅、瞎说而已；相反地，我试图针对第三条路原来的陈述进行严肃的讨论。即便其拥护者的论点经常极为薄弱，然而它们也会触及真正重要的议题，尤其是关于经济与政治全球化之本质的议题。这些问题当然值得我们去厘清，虽然我相信正确的答案，是不会让新工党及其同路人好受的。在这层意义上，本书应该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就算是那些死忠支持或坚决反对第三条路的人也会如此。 某些人会认为，我写这些批评的立场，是一个不可能的立场。历史一直都是拥护资本主义。艾萨克（Jeffrey Isaac）支持纪登斯而如此写道：「考虑到我们所继承的历史以及人类所创造的世界，没有其它可行的、完整的选项可以替代资本主义[28]」。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我们赋予「可行的」（credible）与「完整的」（wholesale）这两个形容词的重要性而定。在社会世界里，何谓可能的（possible），这个观念是不确定的，摆荡在「实际上是可能的」，以及「人们认为应该是可能的」两者之间。前者的意义通常远比后者广。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丢弃了许多悖论，其中一个就是在一九八０年代末期，斯大林政权被推翻了（这显示比起先前大多数专家确信的看法，集体政治行动的范围实际上大得多了），这件事导致我们限缩了社会的可能（the socially possible）范围。许多人也因而开始接受这样的说法：「除了资本主义之外，没有其它完整可行的选项」。 然而，事情开始有了改变。过去二十年来，资本主义逐渐不受限制、日益全球化的发展，这个经验已经导致强而有力的新反抗，反抗这个由企业所统治的商品化世界。这个反抗会引发人们重新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道路。本书是对这个新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一项贡献。 注译： [1] 然而，拉方田（Oskar Lafontaine）指出：这个口号是由更为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人布兰特（Willy Brandt）在一九七二年所创造的，参见The Heart Beats on the Left （Cambridge, 2000），p.42. [2]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Social Security’, 9 February 1998, www.whitehouse.gov, p.2. [3] A.Giddens, The Third Way（Cambridge, 1998）, ch. 1. [4] A.Davidson, ‘The Natty Professor’, The Business（Financial Times Business Magazine），11 March 2000. [5] A. Giddens, 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Cambridge, 2000), pp. 32-3. [6] J. Habermas, ‘The European Nation-State and the Pressures of Globalization’, New Left Review, I（235）, 1999, p.54. [7] N. Bobbio, Left and Right （Cambridge, 1996）, p. 107 n. 6. [8] J. R. MacDonald, Syndicalism（London, 1912），pp. 68-9.我很感激史塔克（David Stack）提供这则参考数据。 [9] P. Drucker, Max Shachtman and His Left（Atlantic Highlands, NJ,1994）. [10] P. Sedgewick, ‘Varieties of Socialist Thought’, in B. Crick and W.A. Robson, eds, Protest and Discontent（Harmondsworth, 1970），p.37. [11] 参见C.Harman, The Fire Last Time（London, 1988）. [12] Giddens, Third Way, pp. 2-3. [13] K. Marx and F. Engels, Collected Works, XXIV（London, 1989）, p. 94. [14] Giddens, Third Way, pp. 4-5. [15] Ibid., p. 15. [16] P.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 II（1）, 2000, p. 11. [17] Giddens,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p.34. [18] G. Brown, ‘Labour Party Conference Speech, Brighton’, 25 September 2000, www.labour.org.uk, p.6. [19] ‘Europe: The Third Way/Die Neue Mitte - Tony Blair and Gerhard Schröder’, 8 June 1999, www.labour.org.uk, p.1. [20] 另请参见A. Carling, ‘New Labour’s Polity’, Imprints, 3, 1999, and A. Callinicos, Equality（Cambridge, 2000）, esp. chs 3 and 4. [21] Giddens,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 p.31. [22] Intervention du Premier ministre aux Journées parlementaires du Groupe socialiste’, 27 September 1999, www.premier-ministre.gouv.fr, p.8. [23] ‘Discours de M. Lionel Jospin, Premier ministre, devant le Congrès de I’Internationale socialiste’, 8 November 1999, www.premier-ministre.gouv.fr, p.6. [24] 特别参见A. Rawnsley, Servants of the People（London, 2000）以及D. Macintyre, Mandelson and the Making of New Labour（rev. edn, London. 2000）. [25] 后来作为洪巴赫《新中间政治》一书的附录出版，B. Hombach, The Politics of the New Centre（Cambridge, 2000）. [26] 参见A. Callinicos and M. Simons, The Great Strike（London, 1985）. [27] T. Blair, ‘Values and the Power of Community’, 对全球伦理基金会（Global Ethic Foundation）的演说，Tübingen University, 30 June 2000, www.number-10.gov.uk, p.4. [28] J.C.Issac, ‘Intellectuals, Marxism and Politics, New Left Review, II（2）, 2000, p. 11.另请参见A. Callinicos, ‘Impossible Anti-Capitalism？’,ib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