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国际旅、共产国际和共和国的终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国革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路线》（1981年 6月）

第八章国际旅、共产国际和共和国的终结

　　“渔船的船舱十分肮脏，充斥着油、盐水和鱼鳞的臭味混合物，它摇晃着十五个用身体紧紧贴住船底板的男人，直到这些男人确信他们很快会成为这些混合物的一部分，但是法国海岸巡逻队并没有被愚弄，他们的船紧紧地靠上了渔船，手电筒直接朝船底探去……‘美国佬。又是他们……’手电筒关掉了。这下从法国边境到达目的地——西班牙阿尔巴塞特国际旅训练基地甚至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当警察把他们从码头带到佩皮尼昂的省级监狱时，村民们围了过来。他们和去往西班牙的志愿者们一起把游街变成了示威游行。‘共和国万岁’，他们互相呼喊,挥舞着握紧的拳头，‘人民阵线万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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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开始，西班牙内战就在世界各地的群众中引起了轰动，在无数的国家里，许多人被这场斗争所吸引，一些人只身加入了革命民兵的行列。早在有国际旅这类事物之前，就有很多人来到巴塞罗那参加斯巴达克式的奥运会（与当时在柏林举行的纳粹奥运会相反），自愿参加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的民兵战斗。来自法西斯国家的革命流亡者组成他们自己的百人营，或者以个人身份加入民兵组织。
　　在1936年夏天，共产国际领导层总结出了这一点。这个想法似乎产生于法国党的多列士和英国党的温特林厄姆，他们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了这一建议，提议由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一支国际志愿者队伍。该部队被认为主要具有政治上的“宣传价值”，而且并不是用来替代苏联的直接军事援助的（这一点也被提出）。当然，这些旅在巩固缺乏经验的西班牙军队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军事价值。
　　就此，一场深入的、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开始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大约有 45000名志愿者来到西班牙为共和国一方而战。^[61]他们中许多的志愿者将为此而牺牲——例如，在来自美国的3200名志愿者中，只有1500人活着返回，而且这些存活者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有至少一个伤口。尽管共产国际的路线在缔造这些旅时并非革命的，也不是国际主义的，但各旅及随之而起的运动却触及了国际主义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深层积淀。美国约有30万人向西班牙大使馆提交了进入西班牙的申请，尽管这之中大多数人被美国政府阻止。
　　看一看那些曾在国际旅中战斗的人们，就能意识到这一运动的范围：坎宁安，英国萨克拉特瓦拉营（以一名印度革命者的名字命名）的一名指挥官，因1920年在牙买加组织英国军队的兵变而被判入狱；贝特尔，同一营的政委，阿尔及利亚党的领导人;查皮耶夫，1919年匈牙利公社的领导人，在那里被捕，后来从监狱逃到捷克斯洛伐克,从那里被引渡；塔巴科夫，季米特洛夫营的一名军官，参加过1924年保加利亚革命,之后转入地下直到在马德里城外的哈拉玛山谷（Jarama Valley）作为一名国际旅的战士再次出现；克勒贝尔，国际旅的指挥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奥地利军官，被沙皇的军队俘虏，在监狱中转变成为了一名布尔什维克，后来被指派为中国的军事顾问。
　　总共有来自53个国家的战士。有些人，像东布罗夫斯基营的波兰矿工，他们在法国作为移民工作时被招募，实际上是没有国籍的。他们曾在法国工作，以替代在前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被消灭的整整一代法国本土矿工。虽然来自附近欧洲国家的新兵人数最多，但也有来自南美、中美洲、中国、日本和摩洛哥的志愿者。
　　在早期的一些战斗中，国际主义者处于最佳状态（尽管他们在战争中的每一次重大战斗中都扮演着突击部队的重要角色）。他们很快就成为一切政治倾向的军事单位的典范。例如，1937年3月，法西斯企图包围并夺取马德里的众多初步尝试之一，从东北部沿着萨拉戈萨-马德里公路朝瓜达拉哈拉发起。这次突袭动员了 60000名意大利军队，由250辆坦克和180门机动火炮充当先锋。
　　3月8日，意大利人发动了突然袭击，在共和国防御体系的几个点上完成了突破，第二天，他们便攻占了阿尔马德罗内斯。从这里到瓜达拉哈拉不到25英里，这是马德里之前最后一个可防守位置。第十一和第十二国际旅和加里波第（意大利国际）营以及农民游击队（El Campesino’s guerrilleros）一起被紧急送往战场。看到这一点,意大利法西斯向这场战斗中投入了他们的全部力量，重点进攻布里韦加镇。
　　3月13日，革命的意大利加里波第营的一支巡逻队在朝着布里赫加方向行进时,听到了一些用他们母语说话的声音。革命者们接近这些意大利士兵，向这些士兵询问布里韦加的方向，然后继续前进，直到后来两队人马才发现他们互相为敌。几个小时后，两支敌对的意大利军队发生了战斗，这场战斗在古老的伊瓦拉（Ibarra）要塞前后激烈地进行着。与此同时，加里波第军需处的领导者们正在制定一场宣传攻势的计划。从飞机上扔下绑有石块的传单，将扩音器架起在坦克车旁，鼓动声和炮火声交替着：“兄弟们，你们为什么来到异国他乡谋杀工人？”
　　现在，恶劣的天气减缓了法西斯意大利装甲部队的速度，并阻止了空中支援抵达法西斯部队。法西斯部队的叛变者登上了国际主义者的扬声器，鼓动他们的前战友投降。堡垒被包围了；四辆俄国坦克和一些爆破手投入了进攻，扩音器播放着意大利共产党歌曲《Bandiera Rosa》（《红旗》）。刹那间，堡垒被攻克了，意大利法西斯开始全面溃败。战斗结束后，数以千计的法西斯军队溃逃，在的撤退路线上成堆丢弃了大量装备。
　　这些国际主义者的战斗以鲜明的方式汇聚了在西班牙起主要作用的世界力量。有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愿意在西班牙牺牲生命。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西班牙内战为世界革命的推进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尽管，毫无疑问地，有相当一部分战士更认为自己是“为民主而战”，而不是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世界局势确实把西班牙发生的事与每个国家无数人的生活、思想和行动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共产国际的领导层浪费了这种国际主义的潜力。共产国际把各旅的志愿者们描述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战士楷模，并越来越多地招募他们。始终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来自美国具有革命思想的工人、青年和其他人都被招募到一支叫做“亚伯拉罕·林肯营”（以及另一个不太出名的营，以那个伟大的奴隶主乔治华盛顿的名字命名）的部队，其领导者提出了与这个名字相称的路线。
　　西班牙内战时期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rs）讲述了在一次事件中，第一批来自美国的志愿者是如何在美国驻巴塞罗那领事馆的窗口下进行示威的——这次示威对美帝国主义者来说具有一种挑衅的意味——但在游行的最后,这些示威者唱起了“星条旗永不落”。（鲍尔斯在他的描述中用一段荒诞的文字指出,当（这个）旅唱完国歌的全部三段后，他知道这个旅一定是共产党人领导的！）^[62]
　　这是共产国际在对西班牙内战进行宣传时的典型案例。例如，法国共产主义日报《人道报》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口号：“为了法国的安全，与西班牙肩并肩！”与此同时，像往常一样，美国共产党依然是右倾的急先锋，厄尔·白劳德在一个“纪念列宁”（！），实际上针对西班牙的演讲中这样说到：“在美国，仍然存在使我们的国家诞生并在诸多考验中得以幸存的，对自由的强烈渴望与对暴君的仇恨，革命的传统是美国主义的核心，即使我们的政府背叛了美国主义。

　　“以美国主义的名义提出对西班牙的封锁，真是愚蠢至极！”^[63]

　　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西班牙各地的每一个事件中受到共产国际的这种“训练”。这就使得一些二战期间被占领区的某些遭遇与西班牙内战的惊人的相似之处变得不足为奇——革命家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自然而然”地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及他们斗争的意识形态所吸引了，并且脱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奋斗目标。战争期间，美国亚伯拉罕·林肯营的老兵们为获准参加美国军队而发动了一场斗争。
　　国际旅似乎最终成了共产国际“英国战略”的受害者。1938年初，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在整个欧洲营造出紧张的气氛。世界大战被认为迫在眉睫。很明显，如果轴心国和帝国主义同盟国就捷克斯洛伐克爆发战争，同盟国必然会和苏联凑到一起并被赶去援助共和国。在这些不确定的情况下，苏联增加了对西班牙的援助；法国开放了边境,让这些物资通过。
　　7月，共和国发动了一次突袭，在夜间乘船横渡埃布罗河，并将震惊中的佛朗哥军队吓得向后退缩。这次袭击发生在佛朗哥一系列看似势不可当的突击之后，此次进攻带有其政治目的：向西方列强展示人民军的精神和决心，以及足以持续一段时间的组织力。这次进攻也确实取得了对法西斯军队的暂时胜利。
　　但到 9月底，很明显，英国和法国并没有改变他们对共和国的政策，也没有改变他们的总体世界战略，仅仅只是保留了他们做出选择的余地。慕尼黑协议的签署，表明西方列强已经开始为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对抗进行谋划。在慕尼黑签订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际旅退出了共和国在埃布罗河攻势中占领的各个区域的激烈战斗，也彻底退出了战争。10月28日，国际旅的告别游行在巴塞罗那举行。
　　慕尼黑协议之后的世界形势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此时的苏联似乎完完全全地采取了与德国结盟的策略，以挫败英法将苏联置于德国威胁之下的行动。以国际旅和围绕着西班牙内战进行的整场运动作为如此重要的一部分的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现在被认定为是与苏联外交政策的暂时需要相矛盾的。
　　从这一切和共产国际在宣传中对这场战争的刻意贬低来看，似乎苏联已经决定“摆脱”来自西班牙内战和西共的束缚。然而，西共并没有被要求在军事上放弃抵抗，而是继续自己的抵抗政策。（一种解释是，西班牙是苏联与英法结盟的最后希望。）
　　西共领导的军事抵抗确实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一点是公开置于世界大战的前途之上的。党认为这必将迫使英国和法国最终援助共和国。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合作陷入了最低谷。1938年5月1日，西班牙总理胡安·内格林与西共合作,制定了一项（包含）十三点的政策，呼吁所有地区的“所有爱国的西班牙人”团结起来。这十三点规定了联合的方式，这一方式是西方帝国主义者不会错过的投降主义的观点。《纽约邮报》很好地理解了这一点：

　　“如果共和国的忠诚拥护者就像它曾被敌人称呼的那样是‘红色’的，那么将矿山和工厂归还给它原来的所有者的伟大工作无疑表明，这一称呼并不公正。我们采访的〔一位共和国〕官员声称，与阿拉贡攻势前的政府相比，内格林政府变得更加保守和倾向于资本主义……这位官员没有明说的是，政府的去集体化是有政治动机的。由此证明，为了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利益，现在政府中忠诚拥护者并非一个‘红色’政府。”^[64]

　　但西方列强充耳不闻。1939年2月27日（战争仍在继续），英国和法国承认弗朗哥政权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阿萨尼亚在同日辞职，并流亡法国。
　　同时，其他共和党人和他们的盟友也有他们自己的打算。一段时间以来，共和国的后方群众陷入了懈怠和失败主义。这一点在加泰罗尼亚战线的崩溃中得到了戏剧性的体现，尽管之前提到的巴塞罗那事件仍然使他们士气低落，但即使是在马德里，党在动员群众方面最为成功的地区，也是如此。即使在这样一个党的支持率最高的大后方，民众支持的瓦解也无疑是导致总部位于马德里的《工人世界》的职员叛变的原因。1938年底，该报发表了一篇直接反对党的路线的社论，说它不相信“我们战争的唯一解决办法是：西班牙既不应该是法西斯，也不应该是共产主义，因为这是法国人想要的。”
　　第二天，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党总书记何塞·迪亚斯尖锐地批评了这篇社论，说它“既不符合形势，也不符合我们党的政策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我们希望（民主的）国家来帮助我们……”^[65]
　　到1939年3月，共和派已经成功地聚集了一群心有不满而又泄了气的的领导人,他们由塞希斯孟多·卡萨多上校领导，其中包括米亚哈将军和无政府主义者梅拉将军。6日，这个团体在马德里发动了一次政变，旨在打击西共在政府中的影响，尤其是内格林本人的影响。西共领导的部队在马德里进行了反击，占领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与1936年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并未参与其中）。就在那时，佛朗哥的军队发起了进攻。西共部队无法两线作战，政变成功了。
　　然而，为卡萨多和共和派最终求得“妥协”创造机会的条件也同样意味着佛朗哥没有必要接受这样一种妥协。佛朗哥和卡萨多集团的谈判最终破裂，这些领导人逃到了法国，加入了已经流亡到法国的所有政党的其他人的行列。教皇庇护十二世就“西班牙天主教的胜利”向佛朗哥致以祝贺。^[66]

注释

^[60] 史蒂夫·纳尔逊，《志愿者》，群众与主流出版社（Masses & Mainstream,美共主办，译注），纽约，1953年。

^[61] 在1961年版《西班牙内战》（第 637页）中，托马斯也说到，在任何时候,国际纵队在西班牙的人数都在18,000以下。其他来源给出了不同的数据。真正数据有些争议。我们使用托马斯的数字只是为了表示大概范围。根据托马斯的数据，80％的志愿者是工人阶级。

^[62] 克劳德·鲍尔斯，《我对西班牙的使命》（My Mission to Spain），西蒙与舒斯特公司(Simon & Schuster），纽约，1954年，第23页。

^[63] 厄尔·白劳德，《列宁和西班牙》，工人图书馆出版社（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纽约，1937年，第 4页。

^[64] 《纽约邮报》，1938年 6月15日。

^[65] 罗纳德·弗雷泽，如前引用，第 460页。

^[66] 休·托马斯，1961年版，第 6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