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戴高乐的复辟胜利留下两个问题尚待解答：五月革命是否可能再次发生？这种热病是否有传染性？只有明了法国事件的真象之后，我们才能着手解答这两个难题。我们所企图描写的现象是很复杂的，我们不敢自信已经把隐藏在诗歌、性问题、以及胡闹行为的杂乱外表下的种种元素，那怕只是最重要的元素，辨认清楚。也许一个初步和最简单的说法是：这次革命不是古典意义上的政治危机。一直到最后阶段——而且简直是偶然地——才有夺取政权的企图。

　　令人迷惑的是，这次革命由许多成份交织而成，每一成份有它独特的性质，但又很难与其他成份分离。例如，革共青和康边迪的三二二运动（引发这次爆炸的两个主要信管）都是公开承认的革命团体，代表法国政治上崇拜超议会直接行动的潮流的复活。他们以及同类的“小集团”，都从暴力哲学家那里得到精神启发，尤其有重大影响的是托洛茨基，他死了二十几年后，现在重新出现为一个活着的势力。他的信徒相信，西欧的产业工人阶级，经过在消费者社会里被物欲长期催眠之后，现在已重新准备负起革命任务了。因此托派非常愤恨共产党领导的总工会，责备他们阻碍工人履行这个使命。

　　但这些革命派的目标和心理，与千千万万热烈参加抗议运动的法国知识分子根本不同。那些知识分子的心理，是痛苦地感觉到有组织的社会迫使人们要放弃许多东西。他们起来反对法国文化生活中的欺骗，反对官僚主义的浮夸，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压迫。他们要丢弃一切，完全从头想过一套。他们渴望解脱那种种无意义的拘束，这思想由那些崇高的宣言表达出来，又实际表现在那众多的行动委员会身上，这些委员会唯一共通的哲学就是：现存社会不可忍受，必须加以改造。风潮蔓延到专门职业阶级，于此再一次改变性质，因为它变成反对大多数曾受高等教育者的工作环境中那些僵硬、过时、和过份集权的制度了。以这种形态表现出来，革命就是反对官僚统治，反对行政机关和反对专业机构的造反运动。这表现为一种自治的坚决要求——要反对办公室和实验室里、医院和大学里那些小皇帝的统治，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风潮的这一方面是特别带有法国色彩的——因为法国的专门职业生活比多数其他国家都更多清规戒律——但也正是这一方面令人觉得：五月事件是西方国家里对现代工业生活那种反人性的讲究效率风气的初次大规模反对。这可与当初反对早期产业革命的那种空想的叛乱行为相比。

　　这次革命最为人熟悉的面貌（因为合乎传统），是罢工。但，尽管有引人注目的占领工厂，和禁闭经理的行动；尽管民主总工会提议董事会应该像市议会一样由全厂人员投票选举和罢免；尽管那些难驾驭的年轻工人渴望摆脱工会的谨慎领导——这次大罢工到底还是一次为了争取较多工资和较短工时的老式罢工。那些守在厂内梦想着暑假的罢工工人，和革共青的革命理论家没有丝毫共通的地方，除了彼此都是一串骚乱事件的环节以外。

　　在青年革命派、无纪律的学生、造反的专业人员、以及愠怒的罢工工人等群起攻击之下，政府动摇起来了。那时正式的左翼反对党才登台举行那身为反对党应该举行的仪式。靠着已经在开的门，自然难免跌进去。这就是危机转入“政治性”阶段，几乎推翻戴高乐的情形。但这个惊人转变不过是五月革命偶然的副产品而已，决不是某种阴谋的结果。如果还需要证据的话，只须指出：社会党对这次危机是不幸地毫无准备，而共产党眼见有使人跃跃欲动的夺取政权机会，竟掉头不顾。而且，即使戴高乐下了台，让米特朗根据宪法程序继任，这也不过是重演那一套老政治把戏，又一次的政权易手而已，这决不是革命——至少不是真正的造反者肯承认的那种革命。

　　戴高乐渡过了这道难关，是因为在最后一刻以前，一直没有人真正认为他会倒台。既然没有人相信做得到，所以没有人下决心动手去推翻他。在这问题上，共产党比多数其他人都头脑清醒。要推翻高度组织化、彻底中央集权的国家的主人，不是易事。那些主人手中握有大大而且集中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戴高乐遭遇罢工工人公然反抗，就飞去德国，仿佛提醒大家，最后的军事力量仍在他手中；于是他的敌手就退让了。因此这次危机使人们更了解戴高乐思想中的蛮横元素，也更了解他所属的那种现实主义的政治传统。他的凯撒主义^[1]、他对群众极端的轻视、他对权力的英雄式但也是悲剧式的崇拜，再没有像在5月30日演说中表现得那么鲜明了。法国议会民主制的虚伪性，也由蓬比杜在选举胜利次日被撤职这件事得到鲜明不过的证明。因此这次选举泄露出真正的性质，这等于是全民表决承认国家元首的无限权力。

　　这次危机同样鲜明地显出反对党的性质。共产党没有企图夺取政权，因为革命已经不合它的本性了。它装腔作势地呼喊阶级斗争口号，其实已经不想念这一套。时移势转，它已经变成一个稳重的工人政党，受汽车和电视机催眠，性质相当于英国工党了。1968年5月在众目睽睽之下揭露出来：法共的解脱斯大林主义化，虽然因为领导人物继续在位而且中央委员会传统地保守秘密而隐晦不显，其实已经发生^[2]。不过，这个党仍然是强大的：它掌握着许多报纸、市政府、商行，还有许多文化、体育和青年的团体。成千成万的人靠党生活。但它已经不是战斗性的党。为了适应于现代化、日渐消除阶级分野而且富裕起来的社会，它的革命历史对它是害多利少的。

　　至于人们指责共产党通过它的工会分支，即总工会，扼制着法国经济的命脉，这种指责也为这次危机证明错误。真象是：一经考验，就证明那工会的组织是太弱，而非太强。5月27日星期一，尽管格朗涅尔协议已经总工会领袖接受，却被下层拒绝，因而把共产党拖入一次短暂的政治冒险行动，这种行动本来是它极力避免的，而其结果恰似它所担心的那样，造成它在竞选中的大败。

　　那些革命派又怎样呢？在整个危机过程中，许多小宗派都想要在一个新成立的革命阵线组织之内联合起来，所根据的理由是：五月事件证明到处都有引火物，应该把它搜集起来将来使用。但所提议的阵线组织，经不起个人对立和主义对立的压迫而崩溃了。这是许多错误的发动之一。也许是因为他们敲出来的火花所引起的一声爆炸太响亮了，所以他们误认大好时机已经来临。但那些感觉呼吸不自由的知识分子，心怀不满的专业人士，在学校里过度拥挤的学生，以及罢工的工人，大多数都怀抱着另外一种、完全属于改良主义的野心。正因为如此，革命派指责共产党出卖“革命”，就好像聋子彼此说话一样。现代国家并不是那么容易让世上的康边迪之辈攻陷的，街垒之夜的戏剧化性质也许令人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事实上，街道上每一个火头，等于是在随后的选举中投给右派一票。

　　戴高乐主义的国家也许是坚强的，但它也和任何其他社会一样，并不真正了解它的前途，也不了解明日的人九将如何组织起来。法国人已有十年或者更长久得多的时间，没有去考虑关于社会的性质的种种基本问题了。他们任由那为了促进现代化和工业化，为了提高竞争能力而进行的混乱斗争来塑造他们的社会，这个过程时常是很不人道的。戴高乐在危机当中说了几句关于要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找寻一条中间路线的陈言滥调，立刻就被人当作是深刻而发人深省的——这恰好表明以前大家太少想到这个问题。

　　不过五月革命仍有较有希望的一面。这次革命引起一股批评精神的激流，一时之间迫令官僚作风畏缩起来，同时揭露每一个皇帝的丑态。这里面含有希望的萌芽：如果让这种智慧、这种精神、和这种想像力自由发挥起来，就真正能够改变世界。

^[1] 凯撒主义——由古罗马独裁者凯撒（）得名。凯撒政权的特征是个人独裁，直接以军队而非议会为权力基础，表面上超乎贵族与平民两个等级之上。调节两者之间的冲突，藉此维持既存社会制度。凯撒主义的近代变种，普通称为拿破仑主义。——译注

^[2] 本书作者认为法共在采取斯大林主义路线的时代是革命的，解脱斯大林主义之后就丧失革命性了。但法国多数的革命派，如革共青和康边迪等，有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斯大林主义根本就是反革命的，而赫鲁晓夫、多列士、洛歇之辈虽然在某方面批评斯大林，其实并未根本与斯大林主义绝缘。因此康边迪在5月13日大示威的时候骂法共领袖为“斯大林主义的脏东西”。——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