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意志的胜利

　　戴高乐将军在什么时候决定反击的？他是独自一个作出这决定的——也许是在5月28至29即星期二至星期三的夜间。是什么原因促使77高龄的他，这样惊人地振作起他的才智？他的政府在星期二晚上完全陷于混乱，到处都是敌人。他的命运从来没有这样低沉。他考虑退休，而他的国务总理显然并没有怎样劝阻他。然则为什么他在星期三破晓的时候秘密召来直升机和座驾机把他载去德国呢？我们相信，他去巴登—巴登的时候，已经决心战斗了，不用等那些将领们鼓起他的勇气。他去那里，主要为的是布置一个必要时进军巴黎的计划。他身为军人政治家，决不会忘记，坦克车说的话比国会议员更有力量。

　　法国的极右派，误解戴高乐反对美国和拉拢俄国的政策，时常指责他过份纵容共产主义。其实恰好相反：他一方面追求法国的崇高和独立地位，同时是比任何人都无逊色的共产党的凶猛反对者。一切证据都表明：他是在星期二夜间共产党摊牌的时候决心反攻的。共产党明说他们决意取得应有的一部份政权；他们再不肯被拒于政府门外，而显然无论米特朗或孟戴斯—弗朗斯都不能压制他们。因此法国有落到共产党手中的危险。这就是迫令戴高乐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的形势。退休是不能考虑的。他必须留任来挽救法国，像他过去屡次所做的那样。他的分析无疑就是这样。他一定也想到：洛歇放胆说出他们的立场，正好供给了他所需要的武器，就是在法国仍然很普遍的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根据这样的解释，是因为米特朗拉拢孟戴斯而对共产党冷淡，才刺激共产党说出它的野心，因而引起戴高乐的反应，结果整个左派都受害。戴高乐的巴登—巴登之行，固然是他反攻计划里必要的一步，同时可能也恰好满足他的戏剧趣味：他想到全世界紧张地等着看他的行动，可能不无快乐之感。

　　戴高乐星期三晚回到科隆比，在书房里独自起草简短的演说词，预备次日发表后便恢复办公。他还打了几个电话，没人知道打给谁，只知有些主要的戴高乐派人物最近本来陷于绝望之境的，一夜之间就变得大为不同了。星期四上午有一个暗示，当时仍在自我陶醉中的左派简直完全没有注意，就是戴高乐党秘书长罗伯尔·普雅德（Robert Poujade）发表的声明，其语调之充满自信，在当时情势中显得很奇怪。他说：“政府不会向颠覆行动屈服，篡位的梦想行将破灭。”普雅德是一个年轻学者出身的政客（和五十年代初期那个小店主运动的领袖普雅德没有关系），在四十岁的年纪就成为现政权一个主要人物。靠蓬比杜的势力，他在党机关里充当了专任的头子。

　　蓬比杜也知道戴高乐要在星期四上午带着战斗精神回到巴黎来，不过他无法知道戴高乐有什么秘密的战术计划。巴登—巴登之行，事先没有通知他；他也不知道戴高乐是否已经明白全民表决的计划不可行，只有宣布举行大选才能平息舆论的不满；尤其是，他没有气氛觉得自己的职业是稳定的。

　　除了一二忠实的戴高乐派之外，谁都完全不知道将有什么事情发生。连戴斯田（Vaslery Giscard d’ Estaing）这样接近政权中心的人物，他是独立共和党领袖，该党在政府中有两个部长，星期四那天上午都一无所知。他在一个公开声明中说，他拥护戴高乐继续担任国家元首，但要求蓬比杜解职，并重新选举。那天上午在法国政界中流传的话是：“两个乔治都失败了”——一个乔治是乔治·塞古伊，被下层迫使转向的总工会领袖，另一个乔治是乔治·蓬比杜，他非常艰苦的努力并未能把脱缰的局势控制住。

　　将近中午的时候，戴高乐回到首都了。全国都在屏营彷徨中等待他的决定。国民议会一片焦急。在餐厅里，议员们一边吃午餐一边耳朵贴着半导体收音机。两点半，戴高乐单独接见蓬比杜。（谣传蓬比杜因戴高乐不让他知道他的打算而愤怒欲狂，对戴高乐说：“这真不能忍受！我要辞职！”总统心平气和地回答：“得了吧，好朋友！咱们谈正经的。像你一向要求那样……举行选举好吗？”）半小时之后，他们两辆黑色鲸鱼一般的雪铁龙汽车慢慢开进艾丽榭宫的庭院，戴高乐政府的27名部长都来开内阁会议，其中有些是最后一次了。当他们还在前来集会的时候，已经有一队队响着号角的汽车，插满三色旗，开过艾丽榭宫前面的圣东诺雷区，向两旁撒传单，号召民众当天下午在孔阔德广场举行拥护戴高乐的示威。普雅德的工作干得不错。

　　然后，下午4点31分，戴高乐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在短短的四分半钟之内，他凶残地粉碎了左派政党立即获得政权的梦想。他要战斗。他把话吼叫出来，仿佛是在阅兵场上。他在过去24小时内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过了，现在已经下定决心。“在目前形势中，我不会退让。我负有全国人民委托的责任。我要履行它。”他不撤换国务总理，但内阁要改组。国民议会立即解散，举行大选。以前提出的全民表决要延期。国家受到共产党独裁的威胁——他这样说。这个“极权的企业”，希望法国听任一个利用国民绝望情绪来夺位的政权支配。“哦！不行！”法兰西共和国不会让位。要“立即在各地”发动公民卫国行动，协助巴黎的中央政府和各省的省长——就在此刻把省长改为名为“共和国专员”，使人想起在“解放”初期所使用的名称，当时这些官员有很广泛的权力。如果实力的较量继续下去，他准备采用“其他手段”。这话暗示到军队，是武力的威胁，是马絮将军的影子。

　　戴高乐的秘密武器，即善于说话的本领，这次仍旧保持着，这是他的拥护者大感欣慰的。他们觉得脱离了深渊。但演说中没有一个字提到罢工工人的正当要求，或是青年人的愿望；纯粹表现出他的对全国同胞咄咄逼人的轻视态度，以及只有冷战初期才有的那种死硬的反共立场。不过，这是多么惊人的复辟行动啊！“经过24小时的神秘莫测和无比紧张之后，那悲剧的英雄人物突然带着满口挑战的话从地板门跳出来，那些企图夺位者还以为他一掉下去就永远不能再上来了呢。”^[1]

　　他高呼“法兰西万岁！”的声音刚响完，戴高乐派群众就涌到街上向孔阔德广场集合。戴高乐定出了音调，“恐惧党”（纠合起来的保守派群众）跟着唱起来。政府在寻求支持的时候，取消了一切限制。在危急的时刻，它不管动员到街上来的是老贝当派，是萨朗将军的拥护者，是莫拉派的民族主义者^[2]，或是维琪政府和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后继者。对共产主义的一致恐惧，使戴高乐主义里面从极右到左派的一切意见都互相接近起来。在这大恐慌的时刻，政府改变了性质，或者至少改变了形象。一车车拥护者从外省火速载来巴黎，扩充游行队伍，长途汽车摆在横街里一直等到游行完毕。

　　人流经过孔阔德广场的漏斗口入香榭丽舍大街，然后走去艾特瓦尔的不熄火焰，那个象征不配的民族主义的地方。示威人数比前一天共产党所发动的多出一倍，压倒了总工会的大牌。多数示威者的衣领都是洁白的，有的挂着勋章，许多妇女戴着手套，年龄大得可以记得“解放”时戴高乐本人在这条漂亮大街上的凯旋游行。他们喊着“不许共产党通过！”也喊着“康边迪到大浩去！”^[3]和“法国属于法国人！”这类攻击性的口号。长期沉默的右派，终于走出街头，借用了左派的做法。他们不是举起拳头，而是竖起手指作V字胜利象征。他们不唱国际歌，而不停地唱马赛进行曲。三色旗战胜了红旗和黑旗。整个兴奋的场面都渲染上红白蓝三色。

　　当天下午戴高乐亲笔写信通知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两位议长，沙邦·迭尔马（Jacques Chaban-Delmas）和蒙奈维，说两院已经解散了。这引起激动的场面，反对党起立高唱马赛进行曲。首先起来评论戴高乐演说的是米特朗。他说：“这是独裁。这等于号召内战。”但戴高乐派的部长和议员戴起国会议员肩带，举着三色旗，排队走去参加孔阔德广场的示威。政府在忠贞的暖潮包围之中觉得安全了。

　　戴高乐的意志像燃料一样注入整个政府机构，使它开动起来。国家实行反攻，以夺回过去三周间丧失掉的权威。内政部长富歇亲自打电话给每一省区的长官，勉励他们坚持立场。这是他次日被免职之前所做的最后几件工作之一。反革命一开始，全国的心理转变得闪电般快。戴高乐派的游行群众大骂米特朗为社会公敌。那天晚上，有一队戴高乐派的暴徒在圣日尔曼大街上追逐他，他逃入一个门道，得到一批学生同情者搭救，护送他回家。

　　巴黎四周都有军队调动的消息，乡村道路上可以看见坦克车。政府宣布要征集有技术的后备军人入伍，用来维持主要的公用事业。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半军事性的公民行动委员会，有一两处地方，他们为了庆祝他们的暴徒行为合法化而向工会或共产党机关开几枪。5月31日星期五破晓前，武装警察占领了卢昂的邮政总局，把工人纠察队赶出去。这是头一个破坏罢工的行动，从邮政工人这个较弱的部门开始。

　　政府所赞助的秘密投票，使零星的复工变成一个逐渐扩大的运动。消息传来，一厂接着一厂的罢工工人开始和雇主谈判。经过一个时期的自由之后，国家广播电台的论调这时仿佛很巧妙地改变了，评论员顺风转舵。但要作出最痛苦的转变的，还是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庞大的总工会。在这场巨大的扑克牌赌博中，戴高乐提高了赌注。共产党如果要抗辩他的行动的合法性，就不免要采取他们一向极力避免的起义路线。于是他们不声不响地把星期三所提出的“人民政府”政治口号收起来了。到星期五，全国各工会都说愿意和政府谈判他们的经济要求，无须任何先决条件。一夜之间，罢工的政治性就剥掉了。

　　左派，社会党和共产党都一样，被戴高乐的猛烈攻势冲击得立脚不稳。他们因被他不公平地攻击为阴谋革命而无法动弹。其实革命正是共产党所极力避免的。至于米特朗，他也许太莽撞，却从来没有存心作乱。戴高乐为了挽救自己，不惜污蔑他们阴谋作乱，把他们摒诸共和国之外，号召普通公民武装起来把他们打倒。他这样的做法，把自己的拥护者团结起来了，却把全国分裂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左派从露骨的实力较量退缩下来，致力于戴高乐被迫接受的竞选运动。但他们从头起就是吃亏的，因为他们要向那因上月的暴力行为而在心理上受到创伤并且感觉迷惑的社会人士辩白戴高乐对他们的攻击。新阶段开始了，但左派一直居于下风。“我们没有改变，世事改变了。”共产党在实行一百八十度转变的时候对党内战士这样说。

^[1] 1968年6月1日世界报上Sirius（即编者Hubert Beuve-Mery）的话。

^[2] 莫拉派的民族主义者——由其领袖莫拉（Charles Maurras）得名，是一个极右的派别。该派主张恢复王政和天主教的国教地位，反对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维琪傀儡政府合作。——译注

^[3] 大浩（Dacjai）是德国南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市镇，纳粹党一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所在地，营中主要拘禁政治犯和犹太人，约有24万死难者在营中焚尸炉焚化。——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