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前两篇,这篇其实水了一些……汪先生看到的,前两篇的作者也有目睹,而汪先生与他们相比却少了些东西——他未能以群众的眼睛去看社会(全篇大半都是我、我、我),因此也未能展示出农村的阶级斗争的图式来(地主的阴谋,贫雇农的反击,他完全没写到,土改在它的笔下如同某种参与者干劲非常足的普通行政工作一样)。他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尽力为斗争一方服务的第三者,群众的心声对他来说还暂不存在。他以后的思想改造如何,我不清楚,只希望新一代投入这一事业的青年人,能克服这一弱点。
(录入者 江风 按)
本文作者汪瑄,很可能是当时北大的一个法学老师,后来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成为最早的一批博导,不知现在是否还健在了。
录入者的遗憾,我也能感受到。作者的套话较多,一看就是从各种学习材料上复制粘贴的。但这不等于说作者内心一定另有一套想法,他只是觉得重复“党的指示”,就是态度认真的表现。
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是汪老师的思路,与21世纪中国当代左派的思路,是相通的,即:群众是党落实工作的工具,党要善于发挥群众的力量;身为党的一份子,“我”也要善于使用群众的力量。就是说,党和“我”都是劳动阶级外面的某种存在。这当然是阶级社会分工意识的体现,也是主流共产主义实践最终烟消云散的原因之一。
但能否说今天的左派,就是当年那个“党”的继承者?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客观的说,它早已膝下无人。就以本文来说,汪老师得出结论,不能以为“读经典”就能让自己提高觉悟,一定要参与斗争实践。事实上,这个问题上,汪老师很可能也是复制粘贴了学习材料上的结论。
但今天的左派,要做到“参与实践”,那可是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原因就在于,当年的“党”,以及那个下乡参与土改的年青法学家汪老师,是宏大群众斗争的一分子。他们的内在动力,言行的逻辑,都与阶级之间的战争直接相关。而今天的左派,远离任何社会斗争。他们与20世纪的共产主义实践毫无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全胜时代的孝子贤孙。
(李星 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