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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改中学马列主义

陈体强



  一贯道等粗陋原始宗教一度是个大麻烦,似乎在蒋帮策动下,也有过武装叛乱的计划。好在革命力量惊人,在不大规模伤及教徒、不伤及温和宗教的前提下仍然瓦解其组织并逮捕其壇主。然而,仅靠铁拳砸来砸去,能砸烂被剥削群众的情感需求吗?当然不能,真正使一贯道、五斗米道无处藏身的秘密在于群众世俗生活的满足,以及其阶级身份的变化——就像我们曾在欧洲见过的那样,新教徒与旧式天主教徒基本是全然不同的阶级,直到天主教打不过就加入,承认自己与新教在世俗中只有平等地位而没有从属关系为止。它们一直有着极为不同的阶级基础,前者是资产者,后者是旧贵族和农奴。随着旧贵族被法国大革命击垮,残党被迫资产阶级化,教宗与教会的绝对权威也在事实上消失了:天主教也新教化了,它被迫适应了资产阶级的需要。
  一贯道则完全是属于中式资产阶级化地主的宗教,新社会的新人当然不需要它。可当我们重返旧社会,重拾旧生产关系之时,又怎能不重拾起一贯道的同类呢?要资本主义,就要得到资本主义的一切。徒劳地试图只求取资本主义“好”的一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又或者把一个明明是扎根在资本主义上的东西硬说成是“封建的”,都不会对解决问题有任何帮助。

(录入者 江风 按)


  本文作者陈体强,曾留学牛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在清华大学教授法学,1950年随师生参与京郊土改。当时他还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在本文中,作者记录了许多见闻与感受,忠实地传递了一场社会革命带给人们,从农民、“老干部”到清华师生的思想震动。
  他指出,阶级斗争迫使人们做出选择:
  “土改是一个最剧烈的斗争形式,在这斗争中无时无刻不在考验我们的立场观点同方法,不容许有含糊模棱的地方”
  他发现阶级立场是一个真实可见的实际存在:
  “地主是我们的死敌,不是我们击败他们,便是被他们击败。立场如没有把握稳,农民就会怀疑我们究竟是站在谁一边,我们就不会有群众,就不会有朋友”
  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超阶级偏见:
  “我们潜意识中仿佛认为地主扫雪是可怜的,假如扫雪的是一个长工,我们就会视为当然,再也不去理会它了。我们只知道地主没有骡子就活不下去,但是忘了多少农民从来没有过一亩地。”
  他也看到了许多被剥削的乡下人,跟他这个牛津毕业生一样,日常是充满偏见的,被麻痹、被玩弄:
  “地主对我们好,没有地主谁给我们地种?”“贫富是前生修得的,不应当看人家有钱眼红”。……
  乡村中这一套伦理思想基本上就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毒品,并不是什么“做人的大道理”,而是单纯服务于一个阶级利益的。”
  他也真实的记录了有经验的群众运动骨干,所谓“老干部”,是如何实际工作的。他看到,群众运动并非是一架预先编好程序的精密机器,而往往是散乱的,甚至节奏迟缓的,不紧凑的,无计划的,但这就是群众斗争的特点。
  最后,陈博士让人信服地说:
  “这次土改中我深刻了解了“解放”两字的真谛。“解放”必须是自求解放,靠别人来解放的人永远是不会获得解放的。”
  陈体强后来一直在清华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他的思想,也许随着历史风雨,也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在1950年,那个参加京郊土改的年轻人,毕竟是兴奋的看到了新世界的曙光。

(李星 按)


从土改中学马列主义

陈体强



  北京解放已经一年,这一年当中,我随着大家卷入了学习的热潮。在北京这人民首都的革命氛围中,任何人或多或少地总要有了若干进步,于是什么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也同许多人一样,能说出一套。毛主席尝说,所谓知识份子没有斗争的知识,只能算个“半知识份子”。有时我心里想,这句话对我已经不适用了吧?这次参加了京郊土改,才恍然觉悟到我们这种知识份子不但斗争知识谈不到,连那一半的生产知识也都很成问题。例如,水地同旱地的区别,白菜要进窖子,韭菜要进暖房,这一类的乡间常识在我都是闻所未闻。至于斗争的知识,更不用讲,一直是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好像学了物理从来没有经过考试或做过实验,说起来头头是道,遇到了实际问题就要手慌脚乱,连那些书本知识也觉得有点模糊了。
  过去学社会科学的人常常抱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各种理论不能用表演实验的方法加以证明。这种看法并不十分正确,在土改的大实验室中,社会科学的牛顿定律——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一条条都可以搬上去应用,而秋毫不爽地得到证明。在这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但对于理论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并且学会了怎样把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这当然不是说经过了一个短时期的土改便可以克服了所有知识分子的毛病,但是毫无疑问的,在土改当中这些毛病很尖锐地暴露出来,使我们更充分地了解自己的缺点。从同老干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克服这些毛病的初步方法,可以作为日后自求进步的基础。
  为什么在土改过程中许多毛病就会暴露出来?原因是土改是一个最剧烈的斗争形式,在这斗争中无时无刻不在考验我们的立场观点同方法,不容许有含糊模棱的地方。
  首先讲一讲立场问题。在土改中地主是我们的死敌,不是我们击败他们,便是被他们击败。立场如没有把握稳,农民就会怀疑我们究竟是站在谁一边,我们就不会有群众,就不会有朋友,我们的工作一定会失败。
  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说得容易,做起来并不太容易。知识分子受了“中庸之道”哲学的影响,往往怀着“君子不为己甚”的想法,认为应当同情弱者,不打落水狗。地主既已成了被统治的阶级,已经俯首贴耳接受土改,岂非是一个“弱者”,而应当获得我们的同情呢?我们在郑常庄(丰台府附近)住在一个大地主的房子。工作组同志把地主赶到后院破屋里,前面正院由我们占用。有一天半夜下大雪,天还未大亮的时候地主就起来到前院扫雪。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平生从来不作粗活,这样早起来扫雪,岂不是很可怜吗?郑常庄分果实的时候,地主刘文甫的骡子决定要没收,只留给他一个驴子。于是他就发动家里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同其他女人小孩到工作组去跪求,哭闹了半天,结果反被工作组同志训了一顿,连驴子也没收了。工作组同志怎会这样硬心肠,对于老弱妇孺的哭声,竟然无动于衷呢?这种想法在许多同学的头脑中一定盘旋了很久。我们曾看见老干部对地主说话总是色厉词严,态度非常严厉,一部分同志觉得有点过火,心里很不舒服,后来在检讨会中曾因此提出激烈的辩论。这种情形给了每一个人的立场一个严格的考验。一个立场不坚定的人很容易落入圈套而同情地主。他不会想到三千年来地主怎样欺压农民;他不会想到假如地主有能力反抗,或者有机会反抗,他会用什么手段对待清算他们的农民。我们只看到今天这个服服贴贴的老头子,但是农民看到的却是当年作威作福的土皇帝。我们如果是当年被地主霸占土地强奸妻女的农民,我们还会对他有一丝一毫的怜悯吗?那是不会有的。我们潜意识中仿佛认为地主扫雪是可怜的,假如扫雪的是一个长工,我们就会视为当然,再也不去理会它了。我们只知道地主没有骡子就活不下去,但是忘了多少农民从来没有过一亩地。这种糊涂的超阶级思想,甚至于反无产阶级思想,只有在这种尖锐斗争当中暴露出来,必须经过严格的反省才会把它克服下去。
  其次,土改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了阶级观点。我们刚下乡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农民这样说:“地主对我们好,没有地主谁给我们地种?”“贫富是前生修得的,不应当看人家有钱眼红”。他们认为分人家的地是不道德的。有些农民同地主是本家或亲戚,他们往往用各种办法对地主加以庇护,甚至替地主“搭防空洞”,当狗腿。蒋家坟(属郑常庄)的地主姓林,村中姓林的居大半。这些姓林的结成一个集团,对地主颇多袒护,其他农民也就不肯多说话。乡村中这一套伦理思想基本上就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毒品,并不是什么“做人的大道理”,而是单纯服务于一个阶级利益的。平常时候我们不大注意它的阶级性,以为是自古有之的“圣贤遗训”,可是在土改当中这种思想构成我们工作的有力阻碍,它的阶级意义才显露出来。
  宗教的阶级性在土改中也获得了确实的证明。京郊流行着一种“一贯道”,在我们工作的西靛厂成了严重的问题。村中居民十之八九入了道门。他们是一种秘密结社,内幕情形不大容易了解。道徒叩过头以后一切听从“壇主”指挥。“壇主”便是地主的化身,地主而兼壇主,便同时兼为精神与世俗两方面的主宰,农民便在他们愚弄之下听其摆布了。壇主不但对农民享受最高的控制力,并且还可以获到若干种物质的实惠。农民入教要交费,进香要交费,聚餐要交费,这些都成为地主的额外收入。入教以后必须吃素,因此地主如能劝诱雇农入道,在伙食费方面的计算也是很有利的。这样,地主很聪明地便可以达到一石击二鸟的目的。
  经济上的剥削阶级必然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郑常庄的保长副保长,联保主任,区民代表都是由最大的地主们包办下来。经济上的优越地位给了他们勾结反动政权的可能性,而政治上的势力,又能助长他们进一步作经济的及超经济的剥削。地主利用权势霸占财产妻女是很平常的事情。雇用工人不发工资,征工扣饷,征兵扣安家费,索免役费,吞没公款,侵吞救济物资……这一类事情在开会中经农民揭发者不胜枚举。岳家楼(属郑常庄)地主岳成山霸种公地四十年从不交租,后来干脆串通国民党地政局伪造了一张地契,算是由一个早已死去十多年的孙某“卖”给他的。国民党政权是官僚买办地主的结合物,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封建剥削上,在这次土改中很清楚可以看出来。
  在土改中大家对于劳动观点有了更好的认识。过去虽然理智上已经否定了非劳动观点,但是在感情上多少还存留着一些残迹。这次土改中我们必须向群众说明为什么地主应该打倒,那是因为他们不劳动。可是看看自己双手,这话怎能说出口?幸亏工作组张组长在群众大会上替我做了解释。他说:“别看这些同学们家里以前也许是地主,现在他们已经背叛了本阶级,而投降到无产阶级一边来了。学校先生们虽然不拔麦子不种地,他们是脑力劳动者,和我们一样有劳动力,所以是一家人。”这一段话使我们深深感到作劳动者的光荣。在土改中大家都在争取“劳动者”的头衔。“改口”、拾粪、捡柴、赶车、刈草只是“附带劳动”,不算“劳动”。有些人虽然有“附带劳动”,但是没“主要劳动”,被认为不劳动,而划为地主。在乡下有劳动的扬眉吐气,无劳动的垂头丧气,扼要地说明这是劳动者的世界了。
  在土改中最容易领会到的无疑是群众观点。整个土改工作基本上就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一句话,土改工作就是群众路线最典型的应用。
  要发动群众首先要和群众接近。这一关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就很难打破。刚一开始工作,大家分头去农家访问。到了一家上去敲门就是一个难题。万一人家不欢迎,面子上不是很难看吗?有的同学要去敲门,手伸出去又缩回来,好几次之后,还是决定“先去别家看看”。这充分显示我们内心中有一点惧怕群众,就是在很小的地方都需要作坚强的自我斗争。
  进了门,困难并没有解决,而是刚刚开始。谈什么?怎么谈?起初的时候,一进门便问:你们家里几口人?有几亩地?有没有劳动力?这一类法官问案式的问答,谈了几句便无话可说,只好兴辞而退了。后来向老干部学会了一套,进门先问:“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今年白菜收成怎样”?这样谈起来就亲切得多,一块冰很快就溶化了。进行圆满的谈话不但要学会老乡们的辞汇,而且必须掌握着许多农村的资料,特别是本村的资料。谈话不仅是内容问题,更要紧的是感情问题。只有我们有了无产阶级感情,从心坎里感觉到同他们一致,他们才肯推心置腹地向我们倾吐心中的块垒。不是这样是不可能同他们打成一片的。
  发动群众最困难之点是发动妇女。妇女是否解放是一个社会是否真正解放的最可靠标志。我们工作组女同志少,妇女工作作得不够。当我们提出妇女应该参加开会的时候,村中就流传着八路要把妇女带走的谣言。因此每次开会总是六七十岁老太太来应卯。我们越强调要青年妇女来,他们越恐慌。对于组织青年他们也很怀疑,怕要拉去当兵。这些疑虑费了很大气力也还不能十分彻底说服。
  群众一经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事情就好办了。农民通过自己的代表可以自觉自动地进行划阶级分果实的工作。只要发动得彻底,群众中最好的成分一定会出来,那是最靠得住不过。我们可以完全依靠他们,只需从旁协助,把握政策,纠正偏向,而行所无事了。这样才是农民自己翻身,政治觉悟才会提高,否则仅仅干部包办代替,农民不会认识自己的统治者的新地位。这次土改中我深刻了解了“解放”两字的真谛。“解放”必须是自求解放,靠别人来解放的人永远是不会获得解放的。
  最后谈一谈方法问题。在工作中我们发现在两点上和老干部的看法有了距离。在下乡之前我们想象中的工作是紧张万分,口不停说,笔不停挥的。可是实际上工作却是相当迟缓的,有时感觉到缺乏计划性,不够紧凑,没有效率。老干部同志们总是说情况了解得不够,群众发动得不够,片会还要开,还要进行访问。我们有点不耐烦了,紧催着选农民代表。但是,一选出来,果然有了问题。有些代表成分没有调查清楚,有些同地富勾结,妇女没有起来,政策不够了解。农村的工作就是需要时间的,需要耐心的,急忙不得。我们带着城市的习惯同方法硬要在农村中实施,结果必然坏事。这暴露了我们的主观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还有我们时常喜欢讲原则讲法律条文,例如要占有多少土地才算地主的问题,我们总觉得应该定一个原则或标准。老干部同志们总说:“我们灵活运用吧”。我们喜欢提出许多假想的情况来分析,他们总说:“等遇到具体问题发生再说吧”。起初我们不很了解,认为他们头脑不够深刻,缺乏分析力。但是从经验中慢慢领会了。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总是很复杂的,任何先定的原则总不能够不多不少地恰好适用。只有掌握着大原则,其他原则必须就个别情形加以解决。
  同老干部在一起生活工作对他们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工作是认真的,而且愉快的,在工作本身中仿佛就可以找到无限的乐趣。他们彼此间那样坦白,那样诚挚,而我们同学间有时还闹些小意见争些小问题,相形之下显得多么猥琐,令人感到十分惭愧。有些同学在工作中有了显著的进步,这无疑要归功于老干部们给他们的影响。有一位同学过去不喜欢团体生活,这次回来后表现得非常积极,充当了班代表、班干事。有一天这位同学特地来找我,兴奋地告诉我:“方才收到工作组同志一封信,指出我许多缺点,现在我决心好好改造自己,力求进步”。在这位同学发生这样的事决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正是土改对于每一个参加的人所发生的影响的指数。土改归来后,清华同学做了一次思想总结,由这总结中显然可以看出土改在每一个人思想进步过程中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在思想教育中土改没有问题是收效最宏的一课。

一九五〇,三,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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