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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
瞿秋白
（1929年11月6日）
〔说明〕本文选自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党史资料》1952年第4辑，署名：秋白。录入自《瞿秋白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中国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表面上的“统一”中国[1]，使中国共产党里的机会主义者，重新暴露更加厉害的动摇和犹豫，“传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到无产阶级身上来而阻滞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机会主义者之中，有些简直进到公开的取消主义[2]。反对这些取消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外交式的暗藏的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内非常主要的任务。现在，中国的反革命已经成为国际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直接工具（中东路事变）；中国反革命营垒之中，重新爆发延绵的军阀混战；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改组派等类的政客，企图推延革命的爆发，阻滞革命的爆发，宣布他们的“参加军阀混战是为着民族民权主义而斗争”……以救济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于灭亡；而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却在继续开展的农民战争的背景上，日益生长起来。总之，现在正是中国共产党“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积极的展开并且日益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战争等等）”。正在现在这种时候，机会主义者的领袖陈独秀[3]，却公开的宣布他的政治主张，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完全走到取消主义的地步；中国的托洛茨基派[4]也积极活动起来，阴谋破坏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双方并进和联合行动，都是企图加强党内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以阻滞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的进行，帮助资产阶级来扰乱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和革命斗争。如果不打碎右倾的和托洛茨基的取消派，如果不克服调和主义，那么，就没有可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没有可能反对战争的危险，拥护苏联，反对国民党改组派，没有可能准备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斗争，去锻炼出工人阶级的真正革命领袖——真正能够勇敢的绝不动摇的引导无产阶级，去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而实现苏维埃的中国领袖——布尔塞维克的共产党[5]。
一
陈独秀的政治主张，是今年七月底发表出来的。他写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三封信[6]，同时送到地方党部，并且还发现在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机关报上。他的政见，开始是说“拥护苏联”的口号不适宜于中国的群众程度，应当改做“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可是，随后，他自己公开的说出来：他认为党的总路线，完全是错误的。事实上，他的三封信里面，的确完全发表整个的取消主义的路线，绝对和党的路线相反的路线。
他的取消主义总路线，分做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政权性质问题。
他说：“中国共产党过去机会主义政策发生的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和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和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广州暴动之前后，我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致有错误的政策。当时我就认为应当采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护阶级的战斗力：就是我们从战场上退出来，整理我们的队伍。……然而党的中央，在六次大会[7]以前，始终不认识革命的失败和资产阶级的胜利。……使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阶级力量打得粉碎；党中最积极的分子亦因之丧失殆尽，党和群众也断了联系，至今尚不易恢复”。
陈独秀的意思是说：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在共产国际和中央委员会身上，共产国际不应当帮助中国资产阶级的胜利，而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委员会[8]，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更不应当不采取“退守政策”。所以他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党中央的政策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完全消灭，而纯粹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却得着了完全的胜利。陈独秀自己，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间，向来坚决的反对“共产党人包办国民党”，认为国民党应当由国民党员自己去领导，认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应当归之于资产阶级。现在，他仿佛“忏悔”起来了，说：一切机会主义都在于没有看清中国资产阶级对于革命的危险，没有看见“国民党向来就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决不能变成几个革命阶级联盟的政党”。这是真正的忏悔么？不是的。这实在是他想辩护自己以前的反对“包办”政策，辩护自己以前的机会主义策略——把中国革命和当时的国民党送给资产阶级去领导的策略。直到现在，他还是认为中国的一切都由资产阶级来决定：资产阶级得胜了，无产阶级的力量都消灭了，党的总路线早就应当是“退守政策”了。
反革命固然是暂时胜利了，但是，反革命的胜利，是“因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暂时比革命的力量还要大些”。这个反革命的胜利之中，中国资产阶级当然有许多“很大的功绩”；可是中国现在反革命的胜利，决不就等于资产阶级的胜利。陈独秀的见解，恰好是相反。他说：“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就被商业资产阶级所推翻。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实际上已久不存在。……中国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是一个极大的转变时期，这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得到了优越地位，得到了帝国主义的让步和帮助，增加了他们的阶级力量的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个极大的转变之中，受了最后的打击，丧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丧失了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之中，已经成为残余势力的残余。他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的资本主义化，就是说，封建势力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他们在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他们所以现在尚能生存，乃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受了工农革命势力的威吓，不但不愿意消灭封建势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势力妥协，来形成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权，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
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伟大的中国革命之中，独秀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大变动”，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取得政权，封建势力已经只剩得残余的残余。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把资产阶级放到了政权上去，他说：“从张学良到汪精卫，都是资产阶级占有中心势力的政权。”既然这样，那么，封建势力在中国已经消灭，农民群众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已经没有？——是的，他简直公开的说：“中国向来没有封建的特权阶级”。独秀的这种观点，根本是否认中国的土地革命。他根本是没有看见：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革命之中的大变动，正是农民群众脱离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起来反抗地主豪绅的特权阶级的统治，形成伟大的革命力量，真正能够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照独秀意见看来，却是：资产阶级的叛变已经结束这一革命，已经形成“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中国。所以他自然夸大反革命的胜利，说帝国主义给中国资产阶级多大的让步，说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有了最优越的政治立场，说中国国民党的政权已经完全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
不但如此，他更加进一步，解释这种“新的资产阶级的中国”形成的过程，说中国的军阀混战，仿佛是这种过程的表演。他说：“中国资产阶级还正在复杂的变化的过程中，和欧洲已经能够和平发展而且已经有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不同。他们的阶级来源太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之操纵，他们内部各派之间的政权和地盘的明争暗斗，以至爆发战争，这是必然的现象，而且是较长时期的现象，蒋桂的战争[9]，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的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10]有不同的性质。”这样，现在国民党军阀的混战，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复杂的发展过程。
独秀的这种见解，很明显的表示：他是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叛变，已经完全足够取消中国的革命。他只看见国民党将军之间的混战，认为可以表现“复杂的非和平的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他却没有看见两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发展，不看见无产阶级领导着农民实行反对军阀混战的斗争。照他的意思：“资产阶级帮助中国的革命，革命方才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11]），这是独秀在一九二三年的意见。他后来就认为：“农民的原始暴动和游击战争，只是反动的无政府的行动，太平天国[12]前后中国早已有过这种骚扰，现在也还是这样，这决不是什么革命力量”——这是独秀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之后的意见。现在，他更认为国民党的军阀混战，竟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复杂而非和平的特殊过程”了！本来是不错！现在革命已经“丧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资产阶级已经能够组织“新的政权”，革命自然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了。至于农民群众的战争，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反抗运动，那是违背着资产阶级进化的自然过程的，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固然，陈独秀现在说：中国民权革命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所不能解决的，现在还是“工农的民权革命”。在这一问题上（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他还没有抄袭托洛茨基主义取消派的口号，他没有说，中国革命已经只会是社会主义革命。可是，他的结论，同样是中国革命已经结束，现在是长期的反动时期。这是比托洛茨基更公开的取消主义。因此，虽然他亦说：“要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每次冲突，扩大我们的运动。每次大小战争之中，不但要消极的反对，并且要积极的反对，以致于变这种战争为阶级战争”；然而实际上，他和托洛茨基派是同样不看见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不看见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战争的作用，所以他的所谓阶级战争，只是冠冕堂皇的空话。
陈独秀已经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贫农（雇农、小佃农、小自耕农）是革命的柱石，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富农是反革命者”。据他说：“中国富农，完全都是乡村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乡村中发展的初步形式，他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资产阶级取一致的态度”。他的主要意思，并不在于他会指出中国富农的反革命性，而在于他认为中国已经没有“两种社会战争”（解释见后），而只有简单的城乡无产阶级反对城乡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完全否认中国有农民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因此，他就认为中农群众，已经都是不革命的了。为什么？因为他以为资产阶级已经胜利，不但得到了政权，并且得到了领导中农群众的领导权；不但在国民党政权之中占着领袖地位，而且还会经过战争去发展资本主义，乡村资本主义正在发达起来——所以中农群众已经不要革命。他的观念，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取消农民战争的可能性。他表面上说“赞成”中国共产党的苏维埃的口号；事实上，他是用自己的这种解释方法来“赞成”的——他说：如果“反动的封建阶级还有这样的强固基础”，那末，一定要推论到阶级联盟的老政策……所以，“谭平山说共产党的政策是超时代的政策，亦许是对的了”。请看：他是怎样的“反对”谭平山呢？据他的意思：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提出苏维埃的口号，一方面承认封建残余还是统治着的力量，这是自相矛盾的。他以为：凡是封建阶级统治着的地方，那么，无产阶级一定应当和资产阶级合作妥协。这正是暴露他彻底的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他只看见资产阶级的叛变和富农的反革命，就立刻认为中农群众已经不会再革命了；他却不愿意看见“农民的阶级分化，警醒其中许多政治上睡着的成分，并且使乡村的无产阶级更加接近城市的无产阶级，而‘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对抗却在加强、生长剧烈起来”。所以他的总路线，根本是不要领导农民，根本是藉口“中农动摇”，而来掩盖他不愿意推动农民起来革命，掩盖他的所谓“阶级战争”，本是骗人的空话。
陈独秀固然会利用中国党内政治观察上的错误，例如有些同志把蒋介石广西派的战争，解释成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战争，主张联合富农的政策等等，他利用这些错误来攻击党的指导机关，而自己假装着非常之清高的，非常之“纯粹无产阶级的”政治家。他说：“从张学良到汪精卫都是资产阶级……此时不需要代他们去分哪个是纯粹资产阶级，哪个是封建性质的，或者哪个比较进步些较左些，哪个反动些，哪个还有些改良主义政策的企图或欺骗，哪个连这些都没有。这决不是我们的任务”。据他的意思，如果指出汪精卫陈公博等重新“企图形成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中间”，那么，就一定应当采取和汪陈派联合的政策。因为他是“反对”“联合”的，所以他反对分别谁有改良主义谁没有改良主义。他自己以为这算是“纯粹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其实，模糊含混的否认反革命联盟之内的阶级分别和最近反革命营垒政治上的分裂，因此对于群众不去指出汪陈派的特别危险，这在客观上正是帮助资产阶级，使他更加容易迷惑群众，这是忽视争取群众的任务，引导到极有害的机会主义的消极，投降资产阶级。
总之，对于中国革命失败之后，政权的阶级性质问题，陈独秀的答案里，包含着整个的取消主义的观点，他对于现在的中国阶级力量的相对关系，有一种绝对和中国共产党不相同的观点。他的总意思是：封建阶级已经是只有残余的残余，资产阶级已经握得全部的政权，富农固然因为是资产阶级里的原始发展形式，已经是反革命的成分，就是中农也已经动摇而不革命了。无产阶级呢？因为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错误政策，帮助了资产阶级胜利，所以无产阶级的势力全部消灭。革命是完结了，革命的前途是已经取消了！而资产阶级的前途，却会经过“复杂的和非和平的过程”，经过战争而发展资本主义。这种十足的取消主义的理论，表面上可以带着些清高的空谈，实际上是完完全全投降资产阶级。
二
第二个问题是革命的新高潮和策略的问题。
陈独秀对于革命高潮的观点，很明显的可以从他的根本的观念里推想出来。他的根本观念，可以说是：（一）“国民政府是代表城市资产阶级和乡村富农，而与买办地主妥协的政府”。（二）“军阀混战和农业恐慌不能成为革命的主动力，却会引起资本主义的发展”。（三）“中国资本主义的统治已有相当的稳定，且在最近将来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自然他的结论也同样是：“现在不要高叫什么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要到来，现在是没什么高潮的象征”。他自己的话也正是这样说法：“现在决不能把时断时续的工人经济斗争，认为是新的革命的高潮；现在只有工人部分的抗议，这是对于资本进攻自御性质的斗争，这正是革命高潮的反面。……我们固然不能宣传革命低落；然而如果宣传革命高潮的不可免，那就是使群众认为自己斗争之外，另外有一个什么革命高潮，会从天上掉下来。高潮现在是不会快来的，因为没有充分的群众斗争。现在是两革命高潮之间的情形。中国共产党中央却专门夸大革命高潮的象征，以致于帮助一般同志走上盲动主义[13]的道路”。
陈独秀完全否认革命高潮的生长，他就严厉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央，说中央的政策是一贯的盲动主义的总路线。他说：一九二九年上海五卅纪念的示威，是盲动主义的指导；他说中央为着反对国民党掠夺中东路而指出世界革命最近的高潮，也是盲动主义；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盲动政策，使上海的邮政工会、恒丰[14]及老怡和纱厂[15]工会的工作和组织，完全破坏。（这些工会里因为共产党员的积极，国民党政府把这些工会的组织解散而改组，黄色工会的领袖重新被指派来组织工会——陈独秀就说是共产党盲动的结果。）陈独秀自己的策略是怎样的呢，当然亦应当说：“不可以幻想把每种斗争都变成政治斗争，以致于吓退群众”。他自己的话是：（一）“示威运动是一个严重问题，现在党的中央命令几个群众去强迫群众示威，来证明（！）革命的高潮到来——这是盲动主义”。（二）“应当实行可能的政策，切合于群众的要求，而不能有夸大的估量”。（三）“一般的合法运动，固然是抛弃革命的企图，然而在一定条件之下，有为着发展我们力量的必要时，不能抛弃一切合法运动”。
陈独秀的这种可能主义和合法主义，完全暴露他的假清高的“纯粹无产阶级”政策的假面具。他对中东路问题的主张，就是根据于这种可能主义和合法主义的。他曾经假清高的批评“联合富农”的口号；攻击分别汪陈派是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派别。但是他所要联合的是谁呢？他要求党降低自己的口号，去适应所谓“广大的落后的无产阶级之外的群众”。这所谓的“群众”是谁呢？他说：“中国的群众都还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成见之中；广大的群众还不知道苏联是中国的朋友。所以“拥护苏联”的口号，只能引起最觉悟的无产者，而不能引起无产阶级之外的广大的落后的群众……。”只有“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站在民族主义的观点上，方才能够引起群众的热忱；而“拥护苏联”却只是无产阶级一阶级的口号。他显然仍旧是坚持着中国机会主义的传统，以所谓民族和阶级对立起来。第一，“拥护苏联”的口号，决不是他所称谓“一阶级的口号”，中国的广大的工农群众了解而且深切的感觉这个口号是与中国的解放密切相关的，他们是能够赞助无产阶级的阶级口号的。八一以来的中国各地群众运动，明明白白的证明这一点。第二，他一面诅咒着“反动的”“无政府的”“盲动的”农民战争，一面却说要联合“无产阶级之外的民族主义的落后群众”。这实际上是要联合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中央回答他，说他的立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立场——这是十二万分的正确。他是宁可抛弃土地革命的农民群众，而投降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
总之，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策略，就是认为革命早已完结，应当适应资产阶级胜利后的新环境，抛弃日益分化的农民——反正已经没有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而投降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可能的范围之内，进行合法的运动，不要妄想革命高潮的到来，不要去独立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不要去实行转变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不要去组织群众的政治示威，不要去领导农民战争。
第三个问题是党内统治问题。
陈独秀说：党有了这种盲动主义的总路线，自然要引起党内的同志的不满意，于是党的中央便用“戴高帽子”的办法，说某某同志是机会主义者，是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等，这样破坏党内和平，引起个人纠纷，没有民权集中制，却“变成了官僚主义集中制”，他说：“我听见说，布哈林同志有一次告诉特立[16]同志：你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小孩子，为什么你当初有了反对盲动主义的不同意见，你不说出来呢？”他这句话是要表示中国党内这样的没有民权主义，吓得大家连话都不敢说了。他指出来说：有几个同志在最近告诉他，他们的确有对于中央政策及工作方法的不同意见，但是怕说话，因为“中央用警察式的手段（！）对付同志，如果我们说一个字，我们就要失掉工作，或者派到不能存身的地方去”。这种造谣中伤，攻击党部的手段，本来是各国党内右派及一切反对派用惯的。陈独秀这种宣传煽动，简直是要准备一个“取消派的党内暴动”！他口口声声说：党强迫命令同志去盲动，去牺牲性命，不负责任的去欺骗群众，欺骗党员。这真正是历史上的重复表演：俄国当初的取消派[17]，也是这种论调，譬如说：“这些地底下的个人……无论对于谁都不负责任的，却要命令群众发动”（一九〇三年初俄国取消派报纸《光线》第一〇一号）。
陈独秀因此要求党内现在要实行完满的民权主义，要求“从支部直到区委，如果可能还要直到省委，都完全要用选举方法”；要求党员都要有“批评讨论的自由”。他并且要求重新广泛的讨论中国党第六次大会的决议，讨论整个的党的路线问题。
原来一九二七年秋冬之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北方局[18]，曾经有过这种极端民权主义的要求，他并且实行起来，随后的结果简直是使党大大的削弱，弄得糟不堪言。陈独秀现在的要求自由讨论和自由批评，要求党内民权主义的广泛，自然，更加是孟雪维克主义的充分表现。他现在“为着党内民权主义而斗争”，他是为什么？他是要党去服从他的取消主义，要党和无产阶级相信：（一）中国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形成，正在稳固发展；（二）军阀战争不过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特殊过程；（三）凡是反对封建的革命里，必须和资产阶级妥协；（四）现在既然是资产阶级已经战胜封建阶级的局面，那末，无产阶级只有投降，而接受民族主义的口号，帮助中国资产阶级，劝他不要“误国”；（五）因此，不要准备什么暴动，而要取消革命的高潮的前途，实行合法运动。他是为着要使无产阶级的政党服从资产阶级而斗争呵！
三
陈独秀的反党斗争，现在已经是公开的树起取消主义的旗帜。但是中国革命问题上，还有许多分子，他们也许表面上也反对独秀，可是用更巧妙的更隐藏的方法，传布他们的机会主义到中国共产党里去，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内是现时的主要危险。事实上，他们是陈独秀主义的奸细。
中国革命问题里，往往有许多企图，想要用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对立起来。共产国际曾经屡次的说：“中国的统一以及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都是和土地革命及一切封建余孽的肃清，不可分割的联结在一起。然而能解决这些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主要任务，却只有在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工农革命强大的新高潮的基础之上，方才能够实现。这个高潮的条件，无疑的是在成熟起来，他不能不引导到建立苏维埃，用来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权独裁的机关”。陈独秀的见解，刚刚相反，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等于中国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他事实上承认土地革命的问题，已经不再存在，而只剩得民族解放的问题。这一问题上帝国主义也已经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有了好些让步，所以，无产阶级不要希望中农群众还要土地革命，却要帮助资产阶级，使他不要‘误国’，以完成民族的解放”。这样，所以他认为“必须除阶级口号之外，再提出民族的口号”，“方才能够争取无产阶级之外的群众”。照他的意思：（一）土地革命的口号是不能号召中农群众的，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是没有关系的；（二）无产阶级的口号是和所谓民族口号相冲突的，不能并存的，无产阶级是不能领导民族解放的。
因此，他认为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他却能够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从此之后，中国革命就告了一个段落。当初共产国际的发展土地革命而争取武汉政府，以反对蒋介石叛变后的南京政府[19]的政策，是不对的。照他的意思，这是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可惜！不但取消主义的陈独秀是这样说法。新近莫斯科共产学院出版了一本魏金斯基[20]的书，题目叫做《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魏金斯基同志在这本书里说：“中国资产阶级，就是左派国民党……。从去年（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汉的中央，已经和南京互相竞争着右倾，……南京中央对于武汉的胜利，实际上在去年四月就已经完成了。”（《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第九页）照这样说来，左派国民党在武汉政府时已经是叛变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一九二七年四月间，南京政府刚刚成立，就已经克服了武汉。那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一九二七年五月）对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案[21]，真正是帮助资产阶级得到政权的路线了！魏金斯基同志，根本不是提起土地革命的问题，没有看见武汉时代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是当时武汉的中心势力。他只看见武汉国民党领袖的动摇和妥协，就立刻得到一个结论：说武汉已经失败——一九二七年四月的蒋介石叛变[22]就是资产阶级完成自己的胜利！
魏金斯基比较陈独秀进步些，他说资产阶级怎样的投降帝国主义；但是照他的意思，亦是中国资产阶级能够决定一切命运。他说：“现在甚至于对外国资产阶级都已经明白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但不代表中国人民，并且和正在斗争的群众离开，资产阶级和群众之间的空隙一天天的正在加深。因此（？）日英法美帝国主义有新的反对中国的进攻行动”（同上，第七页）。第一，只说资产阶级和群众之间的空隙一天天的正在加深，是不对的，资产阶级已经实行屠杀群众了！第二，照他的意思说来，仿佛如果资产阶级还能代表中国人民，那么，帝国主义就不敢进攻中国了！陈独秀劝共产党现在要警告国民党不要误国，魏金斯基劝资产阶级再来代表中国人民。他向中国资产阶级说：“现在（一九二八年）帝国主义固然不再反对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而只反对工农运动（！）然而将来你的“政策的逻辑”一定要使帝国主义又要一天天的进攻你（中国资产阶级）的，你还是来代表中国人民罢！”（同上，第十页）
魏金斯基同志还没有承认这个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在“每一县都取得了政权”。但是他说：“最近两年来（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国民党进化到变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在总的反革命的营垒之中，在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的指导之下，争取自己的领导权。”（同上，第十九页）“蒋介石占领北京而得到形式上的统一中国……引起反革命营垒的一切力量，对于南京表示极大的反抗。这些力量，以前是同着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同上，第二十一页）不但魏金斯基，还有一位同志，署名S·B·的，在沃林同志主笔的中国劳动共产大学[23]中国问题科学研究院的机关杂志《中国问题汇刊》第一号上，做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反对营垒之中》。他在这篇文章里也说：广西派[24]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25]上公布的政纲，“是中国反革命的封建买办派的最终形成的纲领。这个中国的反革命，是直接和（反动营垒内部的）资产阶级派（蒋介石等）相对抗的”。（《中国问题汇刊》第一号，第三百十四页）他并且说，广西派的政纲“是中国公开的封建军阀复辟的政纲”（同上，第三百十八页）。魏金斯基的文章，是论述一九二九年三月间中国国民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26]的，S·B·同志的文章，是论述一九二八年七月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国民党这二次会议之间，有许多重要的事变，可是，这些事变的力量“太少”了，没有能够使魏金斯基和S·B·分家。他们两人的意见，有些相同的地方：（一）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胜利，封建买办和军阀对于资产阶级正在“极大的反抗”；正在“直接的反抗”；（二）封建势力固然还存在，但是中央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所领导，中国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占着优势，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封建军阀能不能够复辟的问题；（三）沃林（疑为S·B·——编者）同志把“反革命”和“反动”分开，仿佛中国资产阶级只是反动，而不反革命，中国的封建买办方才是反革命的。这个反革命是和资产阶级对抗着的；（四）魏金斯基同志更进一步的说，帝国主义在那里指导着中国资产阶级去和中国封建买办争领导权呢。
这种观点，显然是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根据这种观点，所以会发生中国资产阶级能够统一中国的理论。
照魏金斯基同志的说法，中国资产阶级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指导之下，能够统一中国。他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现在的国民党，的确有理由可以去做资产阶级中国的领袖”（魏金斯基的《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第二十四页）。至于广西派、阎锡山和冯玉祥，“客观上是不是一方面代表封建地主的利益，另方面，代表手工商业资本的一切阶层，而反对大资本主义的发展呢？我们想起来，的确是这样。”（同上，第二十三页）因此，他的结论是：“所以南京和广西派的战争，以及正在成熟起来的反对冯玉祥的战争，都是中国资产阶级争取中央集权的斗争过程的表示，亦是美国帝国主义排挤英日势力范围的表示。”（同上，第二十二页）照沃林的意见，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个样，亦能够真正的统一中国，而且不一定要帝国主义的帮助。他居然还承认：帝国主义是依据在中国的半封建的社会关系之上，依据在割据分裂中国的军阀制度之上。这总算是他比陈独秀、魏金斯基高明的地方。但是正因为如此，他简直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是主要的矛盾。他说中国资产阶级反对军阀制度，所以，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中国问题汇刊》第一号第三百三十三页）。不但如此，他还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能够实行拿破仑主义。他说：“很明显的，能够真正统一中国的，或者是资产阶级，或者是无产阶级。……这样，在这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之下，只有一种军事力量能够统一中国。这种军事力量不但要反映资本主义倾向集权的历史趋势，而且要实际上和资产阶级（正是和大资产阶级）联结起来。”……张作霖等等以前也曾经企图统一中国，可是“这些企图的破产正可以证明：没有大资产阶级来赞助这种企图，统一是一定要失败的。”（同上，第三百三十七页）这两种“理论”虽然和陈独秀的“战争的资产阶级发展过程论”有些不同，但是，同样是只看见中国的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有很大的对抗。因此，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或者在帝国主义指导之下努力去消灭封建残余（魏金斯基），或者在中国的“拿破仑”的中央集权之下，坚决地去取消军阀的割据（沃林）。中国同志之中，也有这种“大理论”，不过比较起来，没有这么样“类似马克思主义”罢了。有的夸大美国帝国主义的“统一作用”，甚至于引导到非殖民化的理论；有的夸大资产阶级的“反对封建性”，甚至于说他根本仇视军阀制度。再者，有同志甚至于说蒋介石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他们要中央集权；汪精卫的“社会力量”之中却包含张学良、阎锡山、广西派，又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代表旧式的小资产阶级（钱庄资本等等）和新式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他仍要地方分权。总之，这种夸大蒋介石的作用，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趋向”——都是显然投降陈独秀主义，显然的机会主义。
中国无产阶级现在已经是解放中国、统一中国、肃清封建的民族革命的唯一领导者。中国革命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阶级，是不能胜利的。而没有农民来赞助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他们。机会主义者现在却往往假清高的说中国已经只要“阶级革命”，不要“民族革命”。其实这是要无产阶级抛弃对农民的领导。这些机会主义者，为着这个目的，努力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已经在乡村之中有了富农做他的社会基础，同时，却说资产阶级已经是国民政府的领导阶级，能够实行统一中国。机会主义通常忘记了一件“小事”：〔在〕中国封建残余是仍旧占着统治地位的情形之下，还有极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在剧烈的斗争，他们是现在革命阶段之中中国无产阶级的同盟者——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并没有能够解决土地革命的问题，甚至于极端不彻底的改良方法，也不能实行。据机会主义者的见解，却是“现在富农已经因为分化的结果，同着地主反对农民，这样便成了国民党在乡村之中的柱石……所以国民党第三次大会上，中国资产阶级能够答应富农的唯一办法——就是乡村自治，这可以使富农有得到相当政权的可能。”（魏金斯基的《中东铁路和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第三十二页）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已经能够开始“改良”农村政权，实行民权主义，而且已经有了“乡村中之社会基础”——中国并不用解决什么土地问题。照魏金斯基说来，土地问题本来用不着说（他一个字也没有提起）；资产阶级所不能够实行的，只不过是：“大规模灌溉工程，农业技术上和建筑工程上对于农业的帮助。”（同上，第三十一页）这种观点，事实上也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即使口头上还说中国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解决，实际上的一切论断，都是说：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已经开始，虽然有许多困难，譬如没有经费实行大规模的灌溉工程等等，可是，已经开辟了一条特别的改良道路，逐渐向前进化——全国范围内实现统一的战争，工业方面借美国资本的帮助开始保护政策，乡村方面扶起富农来掌握政策……这是多么“乐观”的前途啊！
可是，机会主义者之中，也有人不满意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认为他太妥协，说：还有“更革命的”资产阶级，起来催促蒋介石的统一集权改良政策的实行呢！譬如：“国民党左派同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那些阶层，这种阶层不能不‘悲观’，不能不‘拼命’，不能不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国内的完成胜利。”（《中国问题汇刊》，第三百三十三页）所以，国民党改组派发动起来反对蒋介石的时候，这些机会主义都高兴的不得了，说：这是“不得不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起来了，这是“中国拿破仑的思想代表”行动起来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春天”开始了。
就是再进一步的同志，他们看见了：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统一，肃清封建的任务，是没有解决，是资产阶级所决不能解决的；他们看见了：因此全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又爆发了，中国工人运动及农民游击战争的新高潮又开始了（他们的估量固然不够）；他们还能够批评沃林同志“资产阶级的统一中国论”的机会主义；但是譬如莫斯科《红星报》一九二九年十月八日的社论，就是这样：他指出沃林的右倾之后，自己又说：统治联盟内部的糟糕状态的第一个表示者就是小资产阶级……他（小资产阶级）在一九二九年——就造成功整整三个新政党：所谓“第三党”、国民党改组派和急进党（冯玉祥部下的郭春涛[27]等——秋白注）。这样，《红星报》认为冯玉祥、改组派，都代表了小资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也到了统治联盟里去了！而且他所看见的革命危机的表示，不是工人运动和农民战争，却是小资产阶级。这仍旧是一塌糊涂的观点。至于机会主义的魏金斯基，他简直的说：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他高叫民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公民的自由，所以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一定要反对他们；所以蒋介石“中国的资产阶级又反对封建军阀，又反对小资产阶级，而要使他们都服从自己。”（魏金斯基的《中东铁路及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第二十六页）然而更可笑的是，他说“冯玉祥是模范的富农代表和手工商业资本代表，……国民军直到最近还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军队：在不打仗的时候是做和平劳动的——修筑乡间的道路和做手艺。冯玉祥自己和军官的生活是很朴素的，和兵士差不多……这个军队有特别的性质，好像是一个高级低级兵士的大团结。”（同上，二十三页）这里冯玉祥的理想化，简直到了神奇古怪的地步。亲爱的魏金斯基同志！你被冯玉祥的宣传和作伪完全骗住了，我很佩服你的本领，竟会把军事式的农奴制度，当做天下第一等的民权主义的军队，当做富农的武装统治力量！
总之，这些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都是根本不明了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都是间接直接的在某种程度之内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之中，一方面战胜了工农群众，别方面战胜了封建势力——中国革命告了一个段落了！
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的关系自然是在发展，封建宗法式的经济是在崩溃。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同时，维持着封建关系，仅仅加以形式上的变更，以适应财政资本的剥削，中国资产阶级经常的回转他的资本，到高利贷和封建式的土地私有制度里去，而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之后，更加和封建势力结合联盟而向他投降，并且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已经和各国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密切的混合生长；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能够造成什么新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国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连俄国当初那样的斯托柳宾的政策[28]，也不能实行（参看我的《论国民党改组派》）。俄国在斯托柳宾政策之后，列宁尚且屡次坚决的主张：“新的俄国还没有”，“新的俄国还没有造成”（《列宁集》第十二卷上册，二八九页《谈谈反对立宪民主党主义》）。
中国革命虽然暂时失败，然而革命的任务仍旧是“旧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性的民权革命——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列宁论到俄国的民权革命[29]（一九〇五年）失败之后的情形，曾经说过：政权的百分之九十九，还是保存在专制制度和地主的手里。他反对当时孟塞维克的意见。孟塞维克当时说：大资本的代表早就在俄国占着了完完全全的统治阶级的地位。列宁反驳他们说道：“这完全是诳骗。这里忘记了君主专制，又忘记了政权和收入仍旧在地主农奴主手里。叶尔芒斯基枉然以为只到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我们的君主专制方才不是纯粹的农奴制度性质。其实，同尼古拉一世[30]时代比较起来，亚力山大二世[31]时代，就已经不是纯粹的了。然而，如果把农奴制度的统治，把丧失纯粹农奴制度的农奴制度统治，把向着资产阶级性的君主政体方面移动几步的农奴制度统治——把这种统治和‘大资本代表的完全统治’混淆起来，这是绝对不可宽恕的。”（《列宁集》第十二卷上册，一三八页）中国现在的情形也是这样，封建军阀地主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仍旧掌握着极大的政权，仅仅土著的大资产阶级得到相当的参加（而且这里的大资产阶级之中，虽然不是纯粹只有买办和银行界，可是极大多数还是买办资产阶级和银行资产阶级），蒋介石派[32]、西山派、广西派、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安福系、陈调元、唐生智等等，都是这种性质的联盟。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现在时代（一九二九年）每一次的危机里，必须有农民的“总的民权主义运动”发动起来，如果不顾到这一点，那就是根本的错误，事实上一定引导到孟塞维克主义。至于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现在的时候，他不但不会参加这种“总的民权主义运动”，亦就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并且是这种运动的敌人。中国现在的富农，也是如此（参看我的《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共产杂志》第一期）。现在代表中等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改组派，甚至于上海大资本的代表，都只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面前，跪着哀求一些“狗吃的肉骨头”；——中国革命的初期参加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早已完全背叛革命。这种背叛的原因，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33]已经明确的指出，此地不再赘述。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比一九〇五年后的俄国资产阶级还要不如，还要卑怯，还要下流，列宁说当时俄国资产阶级的话，是：“资本家不敢谈到总的政治问题。他们恳求的‘勇气’，有一个限度，就是——在某种中央或地方机关里面，‘准许工商业的代表参加’。至于说一般的这种机关应当怎样组织，那末，他们连想都不敢想。他们只敢把按照别人的命令所形成的现成机关做根底，而哀求几个位置。他们像奴隶一样，站在不是他们阶级所造成的国家基础之上、而去为着自己这一等级，自己这一集团，自己这一阶层的利益恳求，甚至于在这里也不敢谈到广义的全阶级的利益。”（《列宁集》第十二卷上册一三一页）汪精卫的“训政时期”和“以党治国”的实际意义，就只不过是这样，他们的所谓废除治外法权，所谓国际平等，也是这样。就是上海商会请求派代表加入胡汉民的立法院，又何尝不是这样！胡汉民尚且申斥不准呢。
机会主义者却只看见中国资产阶级参加，甚至于“领导”国民党的政权，而且企图假装着“纯粹无产阶级的政治家”，高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现在不要联合小资产阶级，现在只要革命深入，不要革命扩大”。因为什么？原来是“因为南京政府至少已经是纯粹大资产阶级的政权，汪精卫派亦是负责参加政权，决不会是在野党，就是新旧小资产阶级亦已经整个儿的反动。现在只有阶级反对阶级，无所谓平民反对地主；只有城乡无产阶级反对城乡资产阶级的斗争，无所谓联合全体农民”了。
其实，“说民权革命，而又只限于简单的，单纯的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着，这是完全不适当的，因为这个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时期里面，当时社会里的群众，恰好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而形成极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阶层。”（《列宁集》第六卷，一二五页）而且“农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有一个中等农民的阶层，他的地位之中，有那两个‘矛盾东西’的双方的特点。这些一切阶层的地位之中，全体农民的地位之中的共同特点，就无疑使农民的全部运动，都成为民权主义的运动，不论其中的不觉悟性，或者反动性的表现多么样大。”（《列宁集》第六卷，一一四页）中国的特殊情形，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问题，这使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真正扫除帝国主义对华统治的根底的革命，尤其增加他的重要意义。
列宁说：“在现代的俄国，充实革命的内容的，不只是两个互相斗争的力量，而是两种种类不同的社会战争：一种战争，是在现代专制农奴制度的内心；别种战争，是在将来的，现在已经在跟前生出来的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内心。一种是全体平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争取资产阶级式社会的自由），争取民权主义，亦就是争取平民专制；别种是：无产阶级为着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列宁集》第六卷，第四八七页）“没有完全消灭一切中世纪式的土地私有财产，没有完全的‘肃清’，就是，没有土地国有，那么，这样的革命是不可想象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的事，正是要传布这个最彻底最激烈的资产阶级性的土地革命口号。等到我们实行了这个，我们再看一看：以后的前途是怎样。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革命是否只成为资本主义之下生产力可以有美国式的速度去发展的基础，还是，这个革命成为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第二版的《列宁集》第十二卷，第二九四页）对于中国，这个土地革命，已经不是“是否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问题，而是是否巩固的成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继续，以及欧美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的问题。中国土地问题里的所谓“美国式发展”的问题，必定不可避免的要在中国革命自己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里，变成所谓“苏维埃式发展”的问题。可是，暂时，中国的土地革命，正表示着中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反抗帝国主义的独占资本及中国的豪绅地主的束缚和剥削，而要求“美国式的发展”，这才是真正“代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而能够反对封建残余及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就是农民群众（参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国的机会主义者，却偏要到资产阶级里找这样的力量！“马克思主义里的俄国机会主义，就是孟塞维克主义的特点，现在正在于他（孟塞维克主义）玩弄着一种学究式的手段，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庸俗化，曲解他的字面而背叛他的精神……。孟塞维克派，反对着民粹派的不正确的社会主义学理，自己却学究式的忽视了、放过了民粹主义里面在历史上有真实的意义的、有进步意义的内容，就是一种群众的小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这种斗争是民权主义的资本主义反对自由派地主的资本主义的斗争，是‘美国式’资本主义反对普鲁士式资本主义的斗争。因此，他们说农民运动是反动的，立宪民主党[34]比劳动派[35]要进步些……这是神奇古怪的发疯的叛徒的见解。”（《列宁致史铁邦诺夫的信》，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见《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一九二四年五月号的第一七八页）中国的机会主义者，更不用说取消主义的叛徒，亦有这种“特点”：他们也是否认农民战争的作用，反而把军阀混战解释成为“统一”和“割据”的战争；他们亦是否认农民群众的民权革命力量，反而把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当做“中国的拿破仑”，而说中农已经不稳固了，游击战争不过是反动的无政府的盲动罢了；或者呢，说革命不能再“扩大”了，现在只好限于无产阶级一阶级的运动的“深入”了。
四
因此，照机会主义的观察，资产阶级的叛变已经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全部命运；革命高潮从此就“渺渺无期的推延”了；甚至于跟着帝国主义者说：中国革命完全消灭了。帝国主义的机关报，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写道：“中国革命，好像浪波在海洋上面刮过去，刮过之后，已经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中国革命一点痕迹都没有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居然称赞这种估量是“很正确的估量”。（见《中国问题汇刊》第一号，第三四四页）
广州暴动之前就兴起的农民游击战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虽然时胜时败，可是一直继续存在到今，最近而且有很大的发展。“红枪会”、“大刀会”、“神兵”、“光蛋会”等等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当然大半还是在反动分子领导之下，可是，的确有广大的群众参加和发展，而且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一直继续到如今。从一九二八年以来，继续着广东暴动中兵士的参加，而屡次有军阀军队的崩溃，兵士群众转到中国的工农红军方面来。尤其重要的，是经过广州暴动的严重失败，到最近，从今年五一起直到现在，受着极大的摧残的城市工人运动，显然的又进到新的高潮，而逐渐走向能够领导起一般的农民战争的状态。五卅、八一、九一（上海）以及十月革命纪念（广州）工人的示威运动和政治罢工，明显表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是在日益增长起来。而且新的青年的学生运动又开始活动，在上述的工人示威之中，往往有青年学生参加。学生之中的分裂，显然表现“老辈”的“三民主义忠实青年”和学院派的灰心失望的青年，是反动，是依附汪陈派或者谭平山的第三党，而青年的新的“后辈”，无产阶级化的贫民学生，生长出一种新鲜的力量、新的阶层。尤其是工人运动之中青年的工人，初从乡下上城的工人带着新的青年力量，灌输到革命斗争里来。机会主义者说：这是“新由乡村来的分子代替了旧的有斗争经验的分子”。其实，只有“自由派，以及受自由派影响的人，真正要认为这是运动初期时候的弱点。事实上，这却是运动的强点的象征。新鲜的青年力量的增加，正是运动的巩固、活泼和革命性的保证。就算新鲜的力量，是没有受过战斗里的锻炼，……然而他们也没有像许多‘过去的人’一样，受过苦的失败而麻木起来。新的工人越是积极，越是声浪放得高，那么，‘老辈’的工人领袖，越是快的回到‘队伍’里来，他们开始医好过去受着摧残的伤痕。我们老辈工人中，有许多是不顾一切的留在社会民主党[36]之内的，他们现在也越加觉得勇气的增高。”（《列宁集》第十一卷下册，一七五页）
革命的新高潮是在生长——不管取消主义派或者机会主义派，以及托洛茨基派，怎样的“预言”，怎样的归罪到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说是盲动主义断送了党，游击战争削弱了党，说是没有党，革命高潮就无论如何也不会来等等。事实上完全是相反。第一，并非游击行动破坏我们的运动，而是党的薄弱不会把这些行动拿到自己手里来。……自然总有极多的经济政治原因，所以引起这些斗争（正在十二月暴动[37]之后，游击战争普遍起来，可见这种斗争，和经济的以至于政治的危机，是有密切的联系——这是无疑义的）。并非游击战争使党恶化，而是游击战争的无组织性。一切新的斗争方式，都带着新的危险和新的牺牲，不免要破坏或者削弱对于这种斗争没有来得及准备的组织（党部）。一切军事行动，在无论什么战争之中，总要引起参战的队伍的相当破坏。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应当去打仗。只应当说，要在战斗里去学会打仗。第二，现在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明显的把全国客观上的经济政治的危机，对于革命的高潮的影响和关系，指示出来。固然，必须主观上有这样能力的阶级，能够去转变全国的危机，使他引导到革命。但是，如果认为这个阶级的党没有组织好以前，革命的高潮就一定不会到来，那才算正是弄得事实上来不及准备到新的斗争，以至于受着更大的破坏。现在中国军阀混战又有全国爆发的事实。封建式的割据和巨大的经济危机，以及帝国主义列强（英、日、美）把中国当做斗争的舞台和目标，所有这些，都引起中国豪绅地主大资产阶级联盟的各省地方政府（南京政府是其中之一），各系各派军阀之间的不断的战争。工农群众已经不但用示威，并且用刀枪“投票”反对军阀混战，而赞成把军阀混战变成阶级的国内战争，把国民党替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挑战，变成武装拥护苏联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谁看不见现在中国的军阀混战，足以引起革命的民众的反抗，谁就根本不知道革命党人的责任！当欧战的时候，俄国布尔塞维克的党，亦是“破坏”得很（参看《列宁集》新版第十三卷第五页以下）。但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爆发了。所以认为革命完全只靠我们的党，而我们的党已经被盲动主义“断送了”，于是乎说：“战争是固然在中国开始了，可是革命高潮始终也推迟了些，直接革命的形势却未必见得一定会来”。这种论调，除出说他是机会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名称呢？“变现在的军阀混战为阶级的国内战争，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的口号，亦就是唯一正确的民族解放的口号。无论这种转变是有多大的困难，既然战争已经成了事实，共产主义者就不管怎样，都应当有系统的不动摇的坚决的去准备这种转变的工作。
至于还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和倾向，例如：（一）认为反革命营垒之中的冲突本来只是军阀的各派，大小地主、大小资产阶级的各系之间一塌糊涂的混斗，无所谓政治上的分裂成为两个政治集团，无所谓中等民族资产阶级形成民族改良主义的“中间”的新的企图，不看见改组派想来阻滞革命而掩盖军阀混战是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反对工农群众的战争之实质，因此说，只要利用这种冲突发展些我们的组织和力量藉此争些自由；或者（二）认为国民党改组派是代表进步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甚至于说是代表一般的小资产阶级，说他们拿着武器而实行反封建的战争，因此简直有人提议和改组派联合共同争些“公民的权利”，提议和谭平山的第三党联合，以准备将来和他共同组织工农民权独裁的可能；（三）或者认为农民战争往往都是“脱离群众的”盲动，没有什么多大用处，只要专做工农的日常经济斗争和所谓组织工作；而且仿佛是为着争取工人群众，必须在经济斗争里处处得着黄色工会官僚的许可然后行动，或者要去“推动黄色工会懦弱的领袖来革命”，甚至于有人根本认为黄色工会没有前途，简直要取消赤色工会，专做合法的黄色工会里的运动；乡村之中也只要去“和平发展”，专反对所谓“一切种种的农民资产阶级”（事实上大半是地主半地主）的经济斗争，成为乡村和平的“经济主义”；（四）或者认为无产阶级太孤独，既然中国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那就应当找着“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富农来联合，或者找着资产阶级民权派的“整个”学生阶级来联合。凡是这些观点——机会主义的见解和倾向，都是忽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忽视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作用，忽视争取群众的总任务，削弱反对改组派的斗争，削弱解放群众于资产阶级豪绅富农工会官僚等反动影响之下的斗争，这亦都是对于群众的自动力量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对于反革命势力的估量过分。结果，都是要抛弃领导工农去争取政权的总任务，而走上可能主义的合法运动。
现在，工农革命高潮的生长，对于地主资产阶级都已经成为显然的危险。他们觉得生死关头日益的接近，上海的商会和商民联合会是在撒娇的不肯再出公债，汪精卫陈公博等是在装腔做势的玩耍在野党的把戏，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再立平定工农的“大功”。然而真正的政权是在帝国主义手里，是在帝国主义的“使臣”蒋介石、张学良、冯玉祥、张发奎等类等等的手里。他们的统治平民，用的是枪炮，所以现在中国平民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向蒋介石等等争得些什么自由权，而是要夺取他们的枪炮，他们的政权。为着这个目的，必须要独立领导、赞助、扩大群众的斗争。首先就要组织和组织——秘密的布尔塞维克党的政治上的巩固和加强。当然，要会适当的去联结公开的工作方式。然而主要的是：没有秘密的党，布尔塞维克一致的党，便不能实行群众运动的一切工作。赞助并且扩大群众运动和游击战斗的时候，应极端注意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经验，解释武装暴动的必要和不可避免——预防已经大致纠正过来的盲动主义。群众罢工的生长，其他阶级的引到斗争之中来，组织的情形，群众的情绪——所有这些，都自然会指出适当的时机，可以把所有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对于国民党的军阀统治，实行坚决进攻的决定胜负的总袭击，没有工农的武装暴动，去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中国是不会有胜利的革命的。
坚决的战斗日益接近了。取消主义派已经公开的抗议，反对“把他们送到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去”了。取消主义冒充着列宁马克思的论调，帮助资产阶级来阻滞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革命斗争了。机会主义的趋势，其实也是如此。
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却有一个“优点”：他们要躲避布尔塞维克的攻击，求得机会主义的“和平发展”，所以常常是含混模糊着一切为着党的纪律和一致的斗争。他们唯恐怕自己的机会主义暴露，所以反对提起“机会主义”及一切关于“倾向”的“骂人的话”。他们常常是从“党内和平”的口号开始。
布哈林在国际第六次大会时，就特别着重“和平团结，亲密合作”，而不提党的纪律。这是要求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去和一切离开总路线的倾向无原则的“和平亲密的合作”！布哈林对于中国党内的情形，曾经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国际第六次大会前几天）说过这样的话：“党中上层智识分子，若发生了这样的无原则（？）的斗争，则我们定要号召动员，劝使工人去反对他们。工人是没有智识分子那样好斗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永久不需要斗争，有时亦非斗争不可；但是，在现在条件之下（为什么？），所有的党内斗争都不是因为原则的政治观点不同，乃是因为各种派别不同而斗争，如果你们中间仍旧有像统治阶级（国民党）中间那样的斗争，那么，劝使工人来反对智识分子的领导，是必要的。……要的是党，而不是什么英雄的集合。英雄或者能够英勇的死，……但他不能整理党的生活，使他不发生破裂。……没有这一点便不能发展党也不能发展革命。这就是要尽量打击地方主义，打击排除异己的心理（惩罚与自己意见不相同的人的心理）。”……“我想起：汪精卫宣言，说胡汉民错误了。胡汉民宣言，说汪精卫错误了。都要做错误，都要因为别人的错误而杀人的头。同志，这种国民党式的办法，不要搬到我们党里来罢！”（这里所引的是中文出版的译文，我手边没有俄文的原文）这样说来，共产党内存在好些不同意见是应该的，不必辩明哪些意见是党的意见，哪种意见离开党的路线有多么远——一切都应当容忍，凡是党内发生破裂，就是党没有好的指导。而且，据他的描写，仿佛中国共产党自从八七会议之后，只有无原则的“互相残杀”，像国民党内一样。再则，他还“恭维”工人同志，说工人同志是不“好斗”的，能够容忍一切，直到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所以他劝工人起来反对智识分子的领导。
布哈林的这种论调，当然对于中国共产党有相当的影响。大约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中国党的中央里，有一个同志，特别提出“党内和平”的口号，正是指出“布哈林的精神”发挥起来的，他郑重说明这种“布哈林精神”有保持的必要。这种党内调和主义和容忍主义，当然是和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固然，地方主义、个人纠纷等，对于无产阶级的党是极端有害，必须消灭的。可是，这决不是“和气容忍”的口号所能够纠正的，正必须有明确的政治路线，坚决的求得布尔塞维克的一致，而扫除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意气之争；同时，这就要有铁的纪律，而不能用“互相赦罪”的办法，掩盖一切错误。
这种党内的和平主义，到现在还可以看得见他的影响。当共产国际执委最近决定“党应当肃清自己队伍，去掉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及其取消派”（陈独秀类的人）之后，还有同志很滑头的申明：他“很赞成对于陈独秀问题，做详细的思想上的解释运动”，而不答复：他是否赞成共产国际决议案里的这一句话。这种对取消主义的调和态度，正是暴露自己机会主义的观点，将要完全和取消主义合并起来。照布哈林意思，对于陈独秀及其调和派的斗争，亦算是个人纠纷的斗争，亦算是“排除异己”的心理，亦算是“好斗的”心理——亦必要号召“党内工人阶级”起来反对“党内智识阶级”吗？
列宁主义和机会主义绝对不同的地方，正在于列宁主张严格的民权集中制和铁的纪律。谁要用“调和容忍”的原则，去“号召工人阶级反对智识阶级”，谁就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
列宁说：这是“武断的企图，要想使‘群众’和‘领袖’对立起来，在‘群众’之中煽动起恶意的虚荣的本能，破坏群众对于‘十几个聪明人’的信仰，而使运动丧失他的稳定性和巩固性”。……其实“没有‘十几个’有才干的（有才干的人不是几百几百的生出来的）、受过锻炼的、革命职业上有准备的、受着长期训练的领袖，互相之间能够合得来的——那么，在现在社会之中，无论哪一个阶级，亦不能进行坚决的斗争。”（《列宁全集》第五卷，二一七页）“这样的组织里（指职业革命家的组织、秘密党而说的——秋白注）既然同是党员，就应取消工人和智识分子间的一切分别……”（同上，二一〇页）
五
总而言之，中国的取消主义（陈独秀），现在认为封建已经只是剩余的剩余，根本无所谓土地革命，只剩得民族主义的任务，还要等无产阶级去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所以认为应当取消阶级的口号，提出民族的口号，而去联合所谓“民族主义的无产阶级之外的，不能无条件接受无产阶级的阶级口号的广大群众”。——事实上，是投降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以至于地主和帝国主义。
机会主义呢？或者认为蒋介石是集权的统一的反对封建割据的进步的资产阶级，这在逻辑上的结论，应当是赞助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统一战争”。或者认为汪精卫派是中国拿破仑的思想代表，“不能不实行反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因此，要推论到赞助“国民党的改组战争”，至少可以得到些自由权。或者，认为汪精卫等的改组派，甚至于冯玉祥所谓“激进党”代表整个的中国小资产阶级，能够反对豪绅地主和“寄生资本”的，所以，居然有公开主张联合改组派的提议。或者认为资产阶级固然完全反革命的了，可是既然中国还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那就一定要找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权派”来联合：有人猜着——这民权派是学生的智识阶级罢；有人猜着——这是黄色工会的“懦弱领袖”罢；又有人猜着——这是资本主义的富农罢。
恰好偏偏没有猜到农民群众！
还有假清高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说，现在什么都不可以联合，否则，又要像加入国民党时期一样，“使无产阶级溶化在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里面”。
对于这些取消主义及一切种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可以用列宁的话来回答。列宁对于孟塞维克派来说布尔塞维克不知道“无产阶级有溶化在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里面的危险”的话，回答道：
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既然站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之上行动，那么如果不在某种各个的场合里，同着资产阶级民权派同路走，那就简直不能参加政治。（列宁认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是彻底推翻封建农奴关系的革命，然而不是资本家的革命，却是农民对地主的农民革命”——秋白注）我们（布尔塞维克）和你们的（孟塞维克）的分别，在于我们同着革命的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同走，而不和他们混合；你们却同着自由派君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同走，亦不和他们混合……如果，附加些条件，我们亦可以说：农民群众就等于革命共和主义的民权派……我们有意“去提高这些革命民权派成分的程度，使他们和我们自己一样，能够去斗争而不是只会叛卖”……你们却“无意之中自己降落到地主群众的程度。”（第二版的《列宁集》第八卷，第五四——五五页）
中国的机会主义听听罢：你们亦是拒绝领导农民群众——彻底推翻封建地主及买办帝国主义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派”，却想尽方法，去寻找反革命的帝国主义奸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青天白日主义的富农和工会官僚等等来联合，甚至于自己落到“地主群众”的程度（魏金斯基认为冯玉祥的军队是民权主义的军队！）。
中国现时正因为封建势力还占着统治地位，乡村之中资产阶级式的土地制度决没有发达到已经不能从所谓“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上，突然转变到“美国式”的，以至于“苏维埃式”的道路方面的程度——还差的很远呢！所以中国革命的现代口号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的民权独裁”。如果真正像陈独秀或者托洛茨基的说法：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得到完全的胜利，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发展程度，已经使农民分化到如此的地步，甚至中农群众已经动摇，那么：第一，帝国主义真正能够使中国工业化，甚至于非殖民地化（！），第二，共产党应当准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领导“农民”实行民权主义的革命，“工农民权独裁”的口号，根本就应当抛弃。
事实上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完结，农民的总的民权主义袭击，不但必定要发动，而且已经开始，不过他的形式，是继续那“长期的游击战争，夹杂着逐渐增多的兵士暴动的爆发”。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团结自己的力量，坚强自己的党，发动群众的斗争，……以领导这个农民战争；工农的联合现在有更高的阶级的意义；“资产阶级民权派内部的分别，就是用暴动问题做标准。谁赞成暴动，无产阶级就同着他一块儿去打，虽然还是‘各自分路走’。”（《列宁集》第七卷上册，七十九页）
取消派和机会主义的见解，当然和这个不同。他们所要联合的标准：是谁能给些自由，谁能给些“合法群众”——因为他们自己，很久就很想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的路线，解释成为纯粹退守的政策，解释成为取消准备武装暴动的总方针。
取消派说：中国的政权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所以工人应当组织，只要组织，组织起来不是“等待”革命，本来也不是为着革命而组织，而是去做合法运动，去参加“反对误国”运动——同时也是去参加反对苏联的强硬政策。这种政策也是要引起国际战争，把中国当做战场和炮灰，弄成“亚洲的塞尔维亚”的（看独秀的第一第二封信）！
机会主义派说：取消派讲的不大对，政权还不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正在为着自己的政权而企图实行拿破仑主义呢。或者说，资产阶级就等于地主，地主也差不多等于资产阶级，他们没有分别，所以地主有了政权，资产阶级自然也可以算有了政权，只是有许多军阀政客的各派各系，正在冲突。工人只要利用封建军阀和民权资产阶级的矛盾，或者“地主式资产阶级”内部各派各系的冲突，自己扩大些组织，做些运动，得到自由权，就足够了。
他们两派，都只看着“上层”，而不看见“下层”。其实，一方面几十个蒋介石冯玉祥正是撕打，几百个汪精卫陈公博尽在唉声叹气，或者摇旗呐喊；别方面就有几万万小资产阶级（农民）群众和一切所谓“小百姓”正在不可形容的受着极严重的压迫，而无产阶级更是首先当着恐怖政策的锋头，可是亦就首先有能力领导这几万万人起来。这几百万和几万万的人，“也是”政权的一个来源吧！——这就是工农民权独裁呵。
机会主义派不敢公开的说：中国民权革命已经完结，让我们开始合法主义的斗争罢。他们却不肯相信第六次大会说：“革命新高潮的来到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充满着怀疑和犹豫。他们就设法用各方面的各种论调来证明资产阶级力量的伟大——或者说“稳定”，或者说“经济不稳定”而“政治稳定”，或者说“不会有战争”，或者说“有了战争未必有革命高潮”，并且设法估量革命力量的薄弱，说“党的干部已经完全丧失”，或者“新的干部都没有经验”，或者“旧的干部理论上实际上都已经破产”，或者“工农团体完全没有群众”，所以革命高潮一定要“迟延”。固然广州暴动失败之后，革命势力受着极大的摧残——革命的前一高潮是中断了。须要克服盲动主义，须要做极艰巨的组织工作，须要有系统的去争取群众而准备武装暴动，方能够赶得上必然快要到来的新高潮。但是机会主义者不懂得，游击战争里盲动主义的病根，对于现在中国并不是游击暴动本身不好，而正是因为没有规划去准备暴动不好。因此，机会主义者所要求的“有计划的行动”、“有计划的组织”只是要去进行合法主义的职工运动和经济主义的乡村运动的“和平发展”。所以他们往往批评政治示威和农民战争说：这只是“自然暴动的野蛮政策”。
可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的路线——争取群众，却是为着“准备自己，准备群众去实现更有计划的更有联系的更加进攻的总暴动”（列宁）——正是为着这个，而有一省数省苏维埃政权的可能前途的指出，这种前途现时是日益接近于实现了。
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世界革命的先锋队伍里面，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而进攻苏联，使我们先锋队的任务更加加重了。同时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崩溃混战和工农革命运动的生长，明显的把中国无产阶级当前任务指示出来：坚强自己的布尔塞维克的党，组织团结自己的力量，领导正在兴起的农民战争，反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民族改良主义——准备群众去实行有计划的进攻的总暴动，“变军阀混战为阶级的国内战争，为武装拥护苏联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和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统治，而建立工农民权独裁的苏维埃，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无产阶级政党是这个艰巨斗争的唯一领导者。凡是妨碍这种斗争的，例如右倾的取消派和托洛茨基的取消派都应当完全立刻肃清。党内民权主义集中制的铁的纪律，应当坚决的执行，这都是应当强固布尔塞维克的党，加强他的战斗力的，这不是为着取消派的“自由讨论”而设的。取消派要自由，最好是到党外去自由，或者到自由派的资产阶级那里去，那才是适当的地方呢。一切主张党内无原则的容忍调和的论调，无非是替取消派和机会主义派实行缓兵之计。所以党内机会主义的怀疑派，悲观、失望、颓废以及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和倾向，摇摆于取消派与共产党之间，实在形成现在最主要的危险，中国的共产党必须坚决实行反对这些右倾的斗争，绝无调和的余地。
编者注：
[1] 指1929年6月，国民政府军攻入北京，完成北伐，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
[2] 取消主义，这里指托陈取消派的取消主义，见本卷第403页注20。
[3] 陈独秀，见本卷第650页注⑥。
[4] 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即托陈取消派。
[5] 指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
[6] 陈独秀的三封信，即1929年7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及1929年8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7] 六次大会，指192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8] 指以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所代表的中央委员会。向忠发、瞿秋白、苏兆征等9人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等7人为候补委员。这届政治局至“六大”召开时为止。
[9] 指蒋介石和桂系李宗仁等于1929年间发生的战争。见本卷第276页注⑦。
[10] 指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
[11] 《向导》，中国共产党中央创办的第一个公开的机关刊物，周刊。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办，第6期起迁往北京。后又迁回上海、武汉等地出版发行。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发行201期。
[12] 太平天国，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领拜上帝会会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行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南京，改称天京。1864年天京被清军攻破，太平天国结束。
[13] 盲动主义，见本卷第108页注11。
[14] 恒丰，全称恒丰纺织新局。1891年由唐松岩在上海创办华新纺织新局，后由聂缉椝接办，改名恒丰纺织新局。
[15] 怡和纱厂，1895年由英商怡和洋行在上海开设的纺织厂。
[16] 特立，即张国焘，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17] 俄国当初的取消派，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的孟什维克右派机会主义派别。
[18] 北方局，中共中央驻北方地区的代表机构。1927年9月首次建立，王荷波任书记，主要领导顺直（今河北）、山东、满洲（东北三省）、山西及内蒙古党的组织和工作，12月撤销。1930年春再次建立，贺昌任书记，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撤销；1935年第三次建立，孔原、高文华、刘少奇、杨尚昆等先后任书记。1945年8月撤销。
[19] 南京政府，即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成立。1928年12月该政府名义上统一了中国。
[20] 魏金斯基（Grigor Naumovich Voitinsky，1893—1953），在中国工作时化名吴廷康。出生于俄国，1913年移居美国，1918年回国。1920年在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被派来中国，协助组织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会晤，1921年1月回国，1923年11月再次来华。此后多次往返于苏联和中国。1926年任共产国际远东殖民地委员会书记。
[21] 指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所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22] 即指四·一二政变，见本卷第62页注38。
[23] 中国劳动共产大学，其前身为莫斯科中山大学，见本卷第367注⑦。
[24] 广西派，指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一派军阀，又称桂系。
[25] 即1928年8月8日至15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
[26]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本卷第611页注14。
[27] 郭春涛（1895—1950），湖南酃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法国留学。早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国民党二届候补监察委员。1927年6月被指定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28] 斯托柳宾的政策，见本卷第97页注⑨。
[29] 指1905年俄国革命。见本卷第59页注④。
[30] 尼古拉一世（1769—1855），俄国皇帝，帕维尔大公之子，1825—1855年在位。
[31] 亚力山大二世（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年在位，尼古拉一世之子。继位后，进行了一系列改草。1881年被民意党人炸死。
[32] 蒋介石派，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权派。
[33] 指1928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及1928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34] 立宪民主党，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905年10月，其首领为米留可夫。它以成立立宪国家为幌子，力图保持沙皇制度。二月革命后，它领导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外依附于帝国主义，对内镇压工农群众。十月革命后，多次组织武装暴动，反对苏维埃政权。
[35] 劳动派，俄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他们要求废除一切等级制度和民族限制，实行地方和城市自治机关的民主化，并根据民粹主义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则制定土地纲领。
[36] 社会民主党（俄），见本卷第161页注③。
[37] 十二月暴动，即广州暴动。见本卷第21页注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