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 （1960年11月） 说明：这是一九六○年十一月，我所专程到北京访问李立三同志的一篇谈话记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注。
一九二四年我到上海时，上海只有几十个党员，只有两个工人党员，还不是纱厂工人。一九二五年初二月罢工前，上海只五、六十个党员。我那时是上海地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始去时没有办法，就是运用毛主席在安源的经验办平民夜校，共办了七个：沪西、沪东、浦东、吴淞、南市、闸北、虹口。在一九二四年六、七月间每个区有一个平民夜校，先是工人子弟来，后有工人来上夜校，然后再发展工友俱乐部（也有叫工人进德会的），吴淞也叫工友俱乐部。我每星期到每个地区去上课一次。 俱乐部开始参加的人不多，几百人，没有搞斗争，都是宣传教育工作。俱乐部下面以工厂分小组，这是成立工会的核心组织。当时俱乐部负责人，沪西是项英、沪东是蔡之华[1]，吴淞没有人，我就当主任，还有闸北、浦东、南市、虹口共七个。 我们在潭子湾时租一幢两层楼房子，很坏，旁边有家茶馆，我们有时在茶馆谈工作。二月罢工时邓中夏同志被捕经过是这样的（不是打厂被捕的）：那是二月罢工后很久了，有十几天了，工作没有办法，我们就开大会鼓励工人坚持斗争。我在讲话，警察来了，有很多，大约一、二百人，邓中夏同志叫我下来，我刚下来，警察一围起来就抓人，抓了不少人，但我与邓中夏均未被抓。警察走后，我们又召集工人开会，当时工人也没经验，吵着要请愿。我与中夏不同意。工人说：你们过去老叫大家要抱义气，现在工人被捕了，你们又不抱义气了。我们觉得不去不行，不去群众就会散掉了，我就与中夏同志商议，我说由我去，中夏同志说由他去，认识他的人少，因为他当时是党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结果他带了七、八个工人代表去就被捕了。被捕后工人更愤慨，我们就加紧宣传，罢工就坚持下来了。后来中国纱厂资本家出来调解，罢工基本胜利。肯同工人订条约就是胜利。 谈判是有的，但我没有去。情况记不得了。 纠察队是二月罢工开大会时成立的，我还发过旗帜。 刘华[2]是二月罢工后过好几天才去潭子湾的，刘华是上海大学学生，邓中夏是上大教务长。中夏说让刘华去潭子湾工作，我记得我与中夏还同刘华同志一起谈过一次话，那时项英好象已走。也许项英与刘华在一起到过工人中。 二月罢工我记得很清楚是从内外棉五厂开始的。二月罢工中工会成立后，俱乐部在实际上还起作用。工会还只有一块牌子，因为这个过程发展太快了。 上海工人工作最大问题是青帮问题。第一次搞工人工作时不理青帮，结果资本家利用青帮使浦东日华纱厂的斗争失败了。第二次李启汉[3]就加入了青帮，但过于相信青帮，结果被青帮头子出卖，也失败了。我去后研究了上海工运的历史情况，觉得不理不行，加入也不行，就采取另外办法，研究青帮中徒弟是被压迫的，因此联合下层，反对老头子，把阶级斗争在帮会中搞起来。那些老头子都被帝国主义收买，弟子是被压迫的。五卅时保护我的都是青帮的徒弟。 工会成立后，青帮就不起作用了。他们与虞洽卿搞在一起，成立“工团联合会”。 上海总工会是五月二十四日左右成立的（不是五月三十日成立的），地点在宝山路。党中央二十八日会上我们斗争口号就变了，把经济斗争转为民族斗争（这个内容我写过）。我们当时联合资产阶级反对四提案，传单中都有反对四提案的口号。五卅指挥部（秘密的）设在二马路一个旅馆里。三十日工部局一抓人，我们就号召跟上去，一下子把老闸捕房围起来了，要求释放被捕者，巡捕房用自来水冲也冲不散，就开枪，这样就造成了五卅惨案。 五月三十日晚上决定第二天继续上街。五月三十日上街只有学生没有工人，你们去查死者名单，其中没有工人的。工人是六月一日才上街的。我们的口号是罢工罢市罢课，反对工部局开枪杀人。在上午还罢不下来，我们到那里叫罢工，罢下来了，等我们一走又开了。我们觉得只有罢市后，工人罢工才罢得下来。下午二时南京路还罢不下来，忽然听说总商会要开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也参加，我们与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联系也不多的，但听说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同情罢工，而总商会反对，因此一下子几千人拥到总商会。那天林钧讲了话，话讲得很激昂慷慨，我没有出面，大多数人都赞成罢，虞洽卿不在，方椒伯溜走了，我们派代表到他家请他来，方在大家愤慨下签了字。总商会通知一下，就罢市，罢工就很快了。纱厂都罢。当时我们的工作据点是纱厂，二日是都罢了，人数有三十——四十万[4]。总工会会员不到五十万人。总工会当时热闹得很。那时才组织罢工委员会，后来这名义用得很少，都用总工会名义。总工会由宝山路搬到共和新路，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总工会隔壁就是戒严司令部。 坚持罢工中，斗争最尖锐是码头工会，因为码头工会有两个工会，我们一个，青帮一个。这时虞洽卿回来了，工商学联合会已成立了，总工会也出面了。虞洽卿想把十七条改为十三条，想利用青帮破坏罢工斗争。青帮中好一些的有一个王汉良。上海总商会不参加工商学联合会，但捐款它要管，把捐款给青帮码头工会，我们就斗争，结果两个工会合并成一个，两边人都参加。青帮这时与总商会、工部局联合破坏罢工。在开市后就有工团联合会了，负责人姓包（名字记不起来）。成立时来个通知在总商会开会，我知道是破坏，就去找虞洽卿，说他破坏。他说他不知道。我说你为什么借会场给他们。结果还是开了。我就自己去参加开会，我找了王汉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一起去。王汉良很紧张，把手枪放在身上。我到那里，工人一见我，溜的溜，跑的跑，剩下只有二、三十个人。我与包说我来参加会。包说总工会贪污了工人的钱，要算账。我说好，明天总工会开个代表会。他说不行，要我缴总工会的图章。我说明天开会我才交。当时其他人都不说话，王汉良就说今天的会也不要开了，明天的会也不要开了，一切事我负责。过几天，王汉良叫我送给包××一个红帖子，在名义上算他的徒弟，我说不行。王又说他请次客，让包××坐第一位，我坐第二位，我说行。请了一次客，包××坐第一位，来了很多徒弟。工团联合会破坏没有搞成。但问题也没有解决，就想搞暗杀。那时少奇同志已来，他是五卅罢工罢下来后，来上海的。中央把他从安源调来搞上海工作的。搞暗杀的时间大概是六、七月。我和少奇同志都在共和新路总工会，那里有两幢房子，一前一后，我和少奇同志在后一幢楼办公。那天可能是下午（记不清），一个人来找我，是个已被开除会籍的工贼，他向我表示悔过，我说很好，那你就回工人中去，说完后我要走。他说还有个问题要谈，谈了一个又要谈一个。我一看情况不对，就推有事进去一下，跑去告诉少奇同志，一面赶快调纠察队，两个办事处调二百人，一面叫他先走。我和少奇出后一幢屋前门到前一幢屋后门时，想起要通知会计科把钱锁在保险箱里，我就叫少奇先走。当时大家不认识少奇，少奇出去时茶馆店里坐满了人，有个汽车也装满了人，少奇赶快去中央报告。我交待了工作后，出后一幢屋前门，想从前一幢屋的后门进去。里面已打得不得了，保护我的两个人把我拉进后一幢屋，想从后门跑，但后门开不开，其实开了就不得了，后门都是流氓打手。两个保护我的人就守在楼下，我上楼从屋顶上出去，走了两家人家，第三家有个老奶奶招呼我到她家，把我锁在阁楼上。我叫她赶快找几个总工会的人来，他因儿子、媳妇都是工人，对工人很熟，就找来了四、五个人。我赶快通知他们几件事：第一、通知各办事处来二百个纠察队保护总工会；第二、纠察队全部集中保护办事处，晚上各办事处开代表会，第二天进行示威，反对打总工会。 那时我知道纠察队已到总工会，戒严司令部不准工人进去。我就去戒严司令部找邢士廉的参谋长（姓李），我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们组织了多少工贼打总工会？”他说：“没有啊，都是工人自己打的。”那时刚好抓了两个人，我叫不准放，叫他审问一下，他说好。第二件事要他令工贼撤出总工会，让纠察队进去，后来他们一商量同意撤退。我就与他一起到总工会，工人已打伤了七、八个，有没有死的我记不得，保护我的两个人都伤了，我把伤员送进医院后就到中央。中央当时很急，都不知道我在那里，陈独秀是消极主义，认为恐怖来了撤退吧，蔡和森反对。我就告诉他们我通知办事处的几条，蔡和森同志、少奇同志都赞成，就又大示威，开大会，罢工就又一次高涨起来。 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但到底有多少，我们都不知道。 过不久罢工不能坚持了，中央要我离开，大约八月份我离开到北京，组织学生支援斗争。 我原叫李隆那，这名字工人不容易认识。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左右，我与中夏同志去吴淞，在火车上，中夏又说我的名字不好写，改一个吧！改什么呢？刚好看见三个人立在火车门口，中夏就说叫立三吧。所以自此以后我的名字就改为立三。 我到上海后是用的安源办法，安源是在毛主席思想指导下工作的。主席有个很著名的话“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口号，二月罢工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也是从这个指导思想来的。办夜校是主席在安源的办法。我在上海对付青帮的办法，就是运用安源对付红帮的办法。利用合法，统一战线思想都是毛主席的思想。 上海情况与安源不同，在上海我每星期到俱乐部只有去一次，因此影响比较间接。再有上海的工作是我受了毛主席思想的影响在干工作，毛主席不在上海，中央是陈独秀，所以主席思想不能起大作用，当然蔡和森的思想与主席思想也是一致的。 （原稿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 蔡之华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杨树浦工人进德会的领导人。 [2] 刘华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沪西工友俱乐部负责人之一，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被敌人杀害。 [3] 李启汉同志，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四年十月出狱去广州，一九二五年五月以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组织部长，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广州牺牲。 [4] 根据已有史料看，此数字嫌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