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雷蒙·威廉斯Cities and Countries多样的城市与多样的乡村 （1973） 说明：选自《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第25章即最后一章。中译本于2013年由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韩子满、刘戈 、徐珊珊。
（1）乡村和城市自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此外，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中，它们代表的仅仅是两种居住方式。我们的真实生活经历不仅仅是对乡村和城市的最独特形式的经历，而且还包括对二者之间的许多中间形式以及对新的社会、自然组织的经历。 然而有关乡村和城市的观点和意象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力量。这些观点和意象的经久不衰具有重大的意义，而能与这种重要性相匹敌的就只有这些观点本身实际具有的千差万别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变体了。我们通过某些主要形式了解了自身经历的中心部分、了解了我们社会中的危机；很明显，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对比就是这些主要形式之一。但尽管事实如此，我们还是会倾向于简化历史上各种不同的阐释形式，笼统地称作象征或是原型：甚至把那些最明显的社会形式抽象化，赋予它们一个基本上是心理学的或形而上的地位。当我们发现某些主要形式、意象和观点在经历了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之后仍然保存了下来时，常常会对它们做出这样的简化。但是，这些形式、意象和观点能够持续下来的原因恰恰在于它们的不断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常常很微妙，而且发生在内部，有时还不为人察觉。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就也能发现这种持续性暗示着某种永恒的或实际是永恒的需求，而不断变化的阐释正证明了这一点。我相信的确存在这样的一种需求，而且它是由特定历史的诸多进程创造出来的。但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历史进程，或者只是偶然看到它们，我们就会退回到以前的思考模式——那些模式似乎能够抛开历史创造永恒。我们可能在此中得到感情上或理性上的满足，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只处理了问题的一半，因为在所有这样的主要阐释当中，持续性和变化性的共存才是真正显著的、有趣的现象，也是我们所要说明的，而不能把一者的事实缩减为另一者的形式。或者，以理论性更强的语言来说，我们必须能够用相关术语来解释概念的持续性和历史性。 有关于城市和乡村的观点就是这一问题所适用的主要情况之一。比如，很明显，我们不能单纯为了一种名义上的连续性，就把从一个中世纪城市的经历中得出的观点当作是关于一个20世纪大都市的观点，同理也不能拿描述皮奧夏乡村的田园式观点当作对现代诺福克的相关闸释。但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有关乡村纯真的观点，或城市为传播文明的中介的观点——这些观点都曾在如此多的历史时期，以如此多的形式出现过——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幻觉，只需人们来揭露和反对。揭露和反对常常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我们只是局限于这些观点的话，我们其实在讨论有关乡村愚蠢或城市作为腐败之地的观点所具有的相对持续性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然后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更深层的问题：这些观点的出现是为了阐释怎样的经历？为什么在某个时期会产生或再次产生某些特定的形式？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这些观点的不同形式进行历史性的和批判性的追溯。不过，如果我们在某些点上停下，截取一个特定的横切面的话，这也是非常有用处的：不仅仅要问在一个时期当中关于乡村和城市的观点有了什么样的发展，也要问这些观点在一个更广泛的结构当中同哪些其他的观点有联系。例如，我们必须注意到，16世纪和17世纪时有关城市的观点同金钱和法律稳定地联系在一起；18世纪时同财富和奢侈联系在一起；自始至终有关城市的观点还同暴徒和群众联系在一起，而该联系到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达到了顶峰；19世纪和20世纪则是同流动性和孤立性联系在一起。这些观点当中每一个都有一定的持续性，但以孤立性为例，它只在城市发展到大都市阶段的时候才作为一个主要的主题出现；而同样是将城市等同于金钱的反应也有所区别，有的观点较为孤立，将城市同腐败和阴谋相联系，有的观点则将城市视为一个商业和政治体系。类似地，在同乡村观点相关的其他观点当中，彼此之间也迥然不同：例如，在乡村居住的观点就不同于在乡村退隐的观点——后者暗含着流动性。每一种观点都能在不同的时期中找到，而且似乎是依赖于阶级变化的，但还有另外一种明显的对比——这种对比发生在两种观点之间，一种观点认为乡村是经过耕耘的，这种耕耘就是朴实的成长；另—种观点则认为乡村是未经开垦、未遭破坏的，没有开垦耕种，而是孤立的大自然。这种对比有着更为清晰的历史视角，因为后者很明显包含着对整个一种生活方式的反映，而这种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取决于别处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观察劳动中的乡村时，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劳作事实被包含其中，这个问题同样是有历史前提的。但是，即使是在一段时期之内，我们也能看到，在类似黄金年代这样的观点当中一种明显的相似性是如何经过分析被证明掩盖着不同的真实观点的，例如这一观点曾被贵族、小地主和无地者所分别使用过。在这些有关联系和内部变化的例子中，更为重要的常常不是关于乡村人们正在说什么，而是除了乡村之外人们还在说些什么；正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更为重要的常常不是关于城市人们正在以传统的方式说什么，而是除了城市之外人们还在说些什么。 这种复杂性非常深奥。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乡村抱怨（这种抱怨很明显诉诸一个更快乐的过去）的三个主要阶段，这是很有用处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显而易见的是，每一个阶段都对应着乡村经济中发生特殊变化的一个时期，而我们发现这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了直接的反映。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些反映中每一个都包含了其他社会性的和形而上的观点，而且在于乡村作为一种安定的生活方式被不受欢迎的外来变化搅乱这种传统观念在我们这个世纪被有关城镇和城市的类似观点复杂化了。对乡村变化的抱怨或许来自受到威胁的小地主，或者来自平民，在20世纪甚至来自地主阶级，但有趣的是，在无数有关经济再发展、城市规划以及机场和高速公路体系带来的影响——对如此多的20世纪城镇造成的影响，甚至对伦敦的一些地区也有非常强烈的影响——的抗议运动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同样的词语——摧毁当地社群，驱逐小人物，对既定和约定俗成的方式漠不关心。我曾听到有人为保存考文特花园辩护，反对发展计划，而这种辩护几乎是在重复议会圈地运动时期为平民进行的辩护的每一个细节。很明显，关于乡村和城市的观点都有特定的内容和历史，但同样明显的是，有时它们只是一些更广泛的过程的孤立和识别形式。当人们说到“城市”时，他们往往是想说资本主义或官僚主义或集中的权力，而“乡村”这个词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不时会意味着从独立到剥夺、从活跃想象的力量到意识释放的形式之间的任何东西。在每一个点上我们都需要把这些观点放在历史现实当中：有时它们会得到肯定，有时则会被否定。但当我们审视这整个过程时，我们也需要把历史现实同这些观点联系起来，因为有时这些观点表达了——不仅会以伪装和置换的方式进行表达，也会以有效的调解或所提供的，有时是非常有效的超越进行表达——人类的兴趣和目的，而除了这些观点之外再无现成可用的词汇对其进行表达。这不仅仅是由于缺少更为具体的术语和概念；而是因为在确确实实存在着的乡村和城市中，经历能够找到可以赋予思想以形体的材料。 我曾在一个单一的文学和社会当中追溯了这些主要进程的主要变化：文学是英国文学，它或许比其他任何一种文学都拥有着更为丰富的乡村和城市主题；而这个社会很早就十分彻底地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先是乡村经济和社群，然后变成了工业和城市经济和社群；这仍是一段特别的历史，但从某些重要方面来看，它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这段历史的每个阶段都可以单独进行审视，不过也还有其他方式来描述这些阶段的顺序、相互作用以及发展。很明显我们需要比较性更强的研究——在以下各国的文学当中已经有非常丰富的材料了：在法国和俄罗斯的文学当中，乡村和城市有着既相关又独特的重要意义；德国的思想和文学当中，将城市作为文化中心的观点沿着一个积极的方向发展；在美国文学和文化中，这个过程的速度和规模创造了非常深刻的，有时还是普适性的观点和形象；在意大利文化中，研究材料不仅是一种资料来源，同时也具有意大利文化当代转变的戏剧性特点；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些丰富的材料还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学中，而在发展中国家里，审视相关过程的其他方式正在逐渐获得力量。人们希望也期待着所有这些都能得到详细的和比较性的研究。 （2）但这并不仅仅是研究的问题——现在不是，过去也不是。从这个历史进程的某些主要特点来看，它实际上已经国际化了；这个事实意味着我们掌握的不仅仅是用来做有趣对比的材料。我们正触摸着一场全面危机，而且对此心知肚明。举例来说，回顾一下英国历史——尤其是英国处于帝国主义顶峰的时期，我可以从乡村和城市关系不断变化的这一过程中看到一种生产方式的推动力——而这种生产方式确确实实已经改变了世界。因此我非常愿意跟现在的许多人一样，把城市看作是资本主义，条件是如果我也可以说这个生产方式具体来讲始于英国乡村经济，并在那里产生了很多典型后果——增加生产量，为一个完全触手可及的世界重新制定秩序，改变传统的定居方式，将残存下来的人力变成无产阶级等，所有这些都一直以许多扩展的形式出现在城市、殖民地和整个国际体系当中。那么，我就完全不会因有关考文特花园的抱怨是对圈地运动时期平民抱怨的重复而感到惊讶，因为以这些特定形式出现的改良和发展的力量——金融和政治力量混合的产物，它追求的目标与任何地方社群的目标都不相同，却又有着自己独特的内部原理——作为资本主义事业的发展阶段，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相似的。 石油公司做的事情，采矿公司做的事情，就是地主过去做的事情，就是种植园主过去和现在都在做的事情。许多人都同他们一样，认为土地和土地上的财产都能拿来进行可获利的开发：可得的利润是非常明显的，这使得当地社群的不同需求遭到了践踏，而且这种践踏常常十分残忍。这个过程既困难又复杂，因为生产的增加以及新工作形式和财富的增加是确切无疑的，但尽管如此，比起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更为传统的对比——乡村被视为同自然的合作，城市和工业被视为是对自然的凌驾和改变——通常更有必要看到定居形式和开发形式之间的对比。耕作的结果和采矿的结果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质的不同，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对比，我们就只能看到所有结果中的一部分。人类定居生活所受的影响，与传统或地区性的自主决定的生活方式所受的影响常常是十分相似的。不论是由于土地的丰饶还是埋藏的矿脉，土地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被人用抽象的眼光看待。它被用于一种暂时凌驾于其他所有考虑之上的事业当中。自从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变化，我们就发现我们很容易忘记农业曾非常深刻地改变了土地，这种改变如今仍然很明显。在环境所受到的最早、最显著的影响中——不论这些影响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有些是由农业活动导致的：使土地变得更肥沃，但在许多地方也会因过度放牧而使土地变成沙漠；清理耕地，但在许多地方也会因砍伐树木而毁坏土地或导致水土流失。土地的这些使用方法中有一些比任何资本主义秩序出现得都要早，但在世界历史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然是所有这些物质和社会转变最有效、最强大的媒介。城市只是审视这种变化的一种（现在可能已经变成了传统的）方式；而正如我们现在几乎全都知道的那样，乡村毫无疑问是另外一种审视变化的方式。原本人们喜爱的是经过开垦的乡村，后来却对“未经破坏的”地方投以强烈的感情，这种变化确实精准地记录了这个始终持续的过程及其在最活跃的时期产生的影响。 但我们也就必须将这些生产技术和生产的方式区分开来——后者是前者特定的社会形式。我们把技术上的变化称作是改良和进步，对它们带来的一部分影响表示欢迎，对另外一部分影响表示痛惜，要么感到十分麻木，要么意见分歧；在这种思想状态中，有关自然的乡村生活方式最抽象、最虚幻的观点不断引诱着我们——至少也让我们感到迷醉。或者我们可以后退一步说，这就是人类所处的状况：在必要的物质主义和必要的人性之间难以抉择。通常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区分工作和休闲，或是区分社会和个人，或是区分城市和乡村。这种划分不仅在我们的头脑中进行，还在郊区和花园城市之间，城镇房屋和乡村茅舍之间，工作日和周末之间进行。但我们常常会发现，这些改善的指引者，这些改变的领导者，比我们料想的来得更早、扎根更深；他们实际上已经进行了更为成功的自我区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乡村宅邸就是这种暂时性解决方法最初的形式之一，在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创造出的新贵族建起的乡村宅邸同存留下来或是改建的旧宅邸一样多——后者的建造者是农业变革时代的旧贵族，有些甚至还是新贵族们的祖先。这种居住方式一直为后人所大力模仿，其至包括半独立别墅和休闲及度周末的方式这样的细节，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种无限多产的资本主义在其各个阶段都在扩展着资源和模式，这些资源和模式提供并包含——不论多么不均衡——了对资本主义所产生影响的各种反应形式。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着，我们生命中的大部分都被包含其中；那么，在经过这个过程后，要想恰当地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特点往往就很困难——这个特点并非是对机器或改良技术的使用，而是拥有这些机器和技术的是少数人。确实，当持续集中的所有权——开始是对土地的所有权，然后是对所有主要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在多种政治和文化调解方式的作用下成为一个体系和一个国家的组成部分时，这种感知很容易会减弱，尽管事实却在增加。许多提倡过农村生活和提倡保护自然资源的现代人将“国家”和“规划者”视为他们的主要敌人，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国家正在管理、规划者正在为之服务的是一种经济体系，它的主要目的、程序和标准都体现出它的资本主义本质。高速公路体系、房屋拆迁、取代建有住宅和小商店的街道的办公大楼和超市，这一切可能以社会规划的形式得到实现，但没有任何一种情况不是自—开始就被嵌进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各种优先权的。这可能是简单的工业发展或釆矿：最初做出决定并最终拍板的都是精打细算的所有者。道路体系的修建需要考虑他们对分配和交通模式的需求和偏好；不论是在用卡车还是用铁路的选择上，还是在把土地抽象地视为一个交通体系还是生产机遇（在其他地方土地就是被视为生产机遇的）的选择上，他们的需求和偏好都享有优先权。房屋拆迁和房屋短缺一样，都与人类住所分配的变化有关，而导致这种改变的是由少数人基于利润标准和内部的便利做出的一整套决定，他们决定人们在哪里能够找到工作。所谓的地区政策只是包含在这些优先权内部的补偿性措施，而不是决定性的对抗物。工业和农业之间平衡表现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不论如何调节这个平衡，它都是有关资本主义投资的一套决定的产物。这些决定由少数派做出，他们控制着资本，并通过利润计算决定这些资本的使用。 我们在这样一个体系中生活得久了，就很容易把它错当成一种必要的、实际的现实，不论我们可能在这个体系中发现何种令人不快的因素。但是，资本主义在英国所决定的不仅仅是乡村和城市以及二者之间直接关系的具体历史。它同样决定了我们心目中现代社会的总体特点。城市中的竞争性冷漠或孤立感可被视为同某些社会竞争和异化有着深远的关系，而这些竞争和异化正是这种体系所促成的。这些经历并非是唯一的，因为在压力和局限之下的人们会做出别的安排，发展出别的情感联系，并试着按照别的价值观生活。但中心驱动力仍然存在。 现在，我们当中有太多人在城市里生活了太长的时间，以致使得新的交流方式的出现成为必需，而这些新交流方式反过来又展现了城市和工业进程的扩展和流动性，以及为了资本主义目的而对这些媒介进行的占据和利用。我所指的并不仅仅是广告，尽管它是资本主义城市一种特定的变形。我所指的也并不仅仅是媒体被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为少数人服务。我所指的是将一种必要的社会模式转变成各种特定形式。作为对城市以及一个相互联系更加深刻的社会和世界做出的反应，我们养成了对信息——一种改变了的意义上的信息——的习惯性反应，这是非常惊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早报、晨间广播节目、晚间电视节目都是某种倾向的各种表现形式，而在这种倾向当中我们在寻找自己的中心社会意识，同时这种中心社会意识又通过特定、受局限的方式得到肯定。 华兹华斯发现，当我们在一个满是能够影响我们的陌生人的世界中变得不安，当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力量以明显外在的、无法辨认的形式在我们周围流转时，我们为求安全会退回到一种深深的主观性当中，或者我们会在自己周围寻找一些社会图景、社会符号和社会讯息，对于这些东西，我们试图以个体的身份与之发生联系，但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发现某种形式的共同体。现代传播技术的要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进行这种替代——替代人们与世界之间的那些能够被直接发现的过渡性的关系。这可以同现代社会的规模和复杂性联系起来，而城市又是这种规模和复杂性的最明显的例证。但是这种替代已经变得十分广泛，它延伸到了最偏远的乡村地区。它是一种共有的意识形式，而不仅仅是一套技术。而且作为一种意识形式，它无法用“地球村”这样的修辞类比来解释。它同有关任何种类的村庄或稳定的活跃社群的经历都毫不相干。因为就其主要用途来说，它是只针对于外部事件的一种多人共有的意识形式，且这种共有并不均衡。这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发生——通过那些强大的传媒方式——的事情，我们同这个世界中没有其他任何可以感知的联系，但我们感觉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生命来说既是处于中心地位又是处于边缘地位的。这一整套矛盾的单向关系本身决定着我们心目中何为有用的信息和新闻，因此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这种意识形式是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模式所同有的；而在此生产模式中，我们的技能、我们的能量、我们对自己生活的日常安排、我们对人生形态的感知，这些都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为一种对必要现实做出的外部阐释所定义和决定：那是一个外部的、被操控的现实——说它是外部的，因为它被掌控在少数人手里——在我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只能从这个现实当中获取信息，别无选择。 潜在的社会关系经常以这些习惯性和常规性的方式呈现。传播系统并不仅仅是信息网络，它也是交通网络。很明显，城市一直是同交通的集中联系在一起的。众所周知，在现代交通体系当中事实仍然如此，这个问题往往看上去是无法解决的。但交通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它是一种意识形式和一种社会关系形式。如此之多的交通问题明显是由一系列有关工作地点和政治权力集中化的决定造成的；这些决定从来不是任何真实意义上的社会性决定，但却是由一种生产模式的优先特权所强加的。我所指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而是还包括现代交通的各种形式。在早期人们对大城市街道的描写中，人们就像孤立的原子，从这里飘荡到那里；毫不相干的个体从不同的方向汇成人流。现在我们在读到这样的描写时，透过这些人，绝不可能忽视由现代汽车所体现出的那种关系模式：私密，封闭，一股紧迫的、仅仅是汇聚在一起的车流当中的一辆单独的车子；存在着遵循某些潜在惯例的外部控制，但在内部，当我们以一种相同的模式走着我们最终不同的路时，还会传递着各种快速讯号：警告、躲避、让步、愤怒。这已经不再是只有城市才有的一个特征了，尽管这个特征在城市当中最为明显。从某个层次上来说，这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一整个网络中互相联系起来的方式；这的确是一种定居形式，它与我们对旧的定居模式——城市，小镇，乡村——的看法相交叉并常常深刻地对之产生影响。 在所有这些实际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式中，关于乡村和城市的观点（往往是较为旧式的观点）继续扮演着偏袒的阐释者的角色。但我们并非总能看到，从它们最主要的意义来说，它们是对整体的社会体系的各种反应的形式。自从工业革命后——但在我看来自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产生初期开始——我们心目中乡村和城市最深刻的意象一直非常明显地充当着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反应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最终我们决不能将自己局限于城市和乡村形象之间的对比，而是要进一步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这些相互关系看到潜在危机的真实形态。 举例来说，现在乡村的一般意象是一个有关过去的意象，而城市的一般意象是有关一个未来的形象，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将这些形象孤立来看，就会发现一个未被定义的现在。关于乡村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以往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关于城市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进步、现代化和发展。“现在”被体验为一种张力，在此张力中，我们用乡村和城市的对比来证实本能冲动之间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分裂和冲突，我们或许最好按照这种分裂和冲突的实际情况来面对它。 这样一来，关于城乡各种观点的历史的各个方面就可以帮上我们的忙。我们已经看到，一种关于乡村的观点往往是一种关于童年的观点：不仅仅是关于当地的回忆，或是理想化的共有的回忆，还有对童年的感觉：对全心全意沉浸于自己世界中那种快乐的感觉——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最终疏远了自己的这个世界并与之分离，结果这种感觉和那个童年世界一起变成了我们观察的对象。在华兹华斯和克莱尔以及很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中，这种情感结构得到了有力表达；我们也已经看到，这种情感结构常常被转化成关于乡村往昔的幻觉：“我童年时代的快乐的英格兰”这样的观点，接连不断、不停地往回追溯，但现在有趣的是，我们现在有着足够关于城市童年的故事和回忆，能够好好地感知同样的模式。旧式的城市工人阶级社区；街角小店、煤气灯、出租马车、有轨电车、馅饼摊子带来的快乐：这一切似乎都随着一代代的人消失了。在文学作品中，这些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事物同乡村场景中的小溪、公地、树篱、茅屋和节日一样，具有同样真实的感情意义。这样说的意义并不是为了驳斥或贬低两种感情中的任何一种，而是为了让我们通过辨析人们所描写的真正变化产生的一般过程，来看清楚这一变化的面貌。 这是因为在所有这些情况当中，悬而未决的是一种意识上的成长和改变：这是一种在许多人身上、在许多地方都出现过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观念和关系的改变。曾经亲密的、有趣的、接受了的、熟悉的、内心体验到的一切都变成了分开的、可辨明的、吹毛求疵的、不断变化的、从外部进行观察的东西。不论是在公地还是后街小巷，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地区，这个过程都在发生着。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过程；我们可以说这种成人意识的成长极其必要——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看清楚这些为人所珍惜的世界是由人所创造，而且现在仍然被人所创造的话。但我们也不得不说，一个孩子的村庄或后街小巷不是，也不可能是当代工作的成年人的村庄或者后街小巷。如果童年的真实回忆被投射成了历史——实际上它是没有资格成为历史的——就会引发非常大的混乱。但我们最后要说的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和社会关系模式通过教导、加深印象以及主动给予的方式，使那些分开的、孤立的、外部的感觉和行为模式显得正常甚至是牢不可破：这些观察和行为模式是利用和消费的模式，而不是接受和享受事物和人际关系的模式。那么，这些回忆录的情感结构就变得非常重要、不可缺少，因为它是对这种特定的社会畸变的反应。然而，它的重要性要得到承认，必定需要我们先做出一个历史性判断：这一切都是童年时的观点，当代成年人的经历要么驳斥它们，要么验证它们；还有，在这类消耗性的、把一切都抽象化的世界里，人类成长的过程本身已经被扭曲，扭曲它的就是对成人意识应当为何这一问题在内部深层做出的那些指引。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旧时的村庄或旧时的后街小巷。重要的是对一个特定世界的感知和肯定，在这个世界中一个人不必一定是一个陌生人或一个媒介，他可以是共有的生活资源中的一名成员或一个发现者。当然，单独来看这从来都是不够的。事实上，如果这种感知和肯定置换成有关旧时村庄和后街小巷的幻想，那么就连它最直接的重要性都会遭到削弱。要塑造一个成人，这类劳动世界必须要有锐利的批评意识和长期、活跃的媒介。不过，当未经疏远的经历是乡村过去，而现实主义的经历是城市未来时，我们从一个中心例子中就可以看到乡村和城市一些强大意象存在的真正原因。如果我们只看这些意象，我们可以从一个意象转到另外一个，却得不到任何启示。因为我们真的必须正视——城市和乡村都一样——那个导致异化、分隔、外部化和抽象化的实际的社会过程。我们必须在乡村和城市资本主义历史中去观看，不仅要以一种批评的方式，还要以一种充分的方式，也即对在无数人的生活中被发现和重新发现的那些往往处于压力之下的经历进行肯定：那是有关坦率、联系、亲密和分享的经历，最终仅靠它们就能说明真正的畸变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3）20也纪40年代末期，我明白我终于同我小时生活过的村庄隔离开了。我开始写下我对这段经历的看法，共写了7个版本，最终变成了《边境乡村》这部小说。通过这几个版本的记述，我发现自己正在把这段经历同更为广泛的有关人身和社会流动性的历史联系起来，并且超越于斯，还同教育和阶级的危机联系起来，而当完成这种联系后，我又回过头来认真地阅读乔治·艾略特、哈代和劳伦斯作品，就好像第一次读一样。除此之外，我还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村庄，不得不在我的童年记忆和我父亲那一代成年人的劳动经历之间建立起某种张力。但即便如此也远远不够。很多人都认为拥有很多花园的信号员哈利·普莱斯是以我父亲为原型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发现要描写出实际发生的事情，我必须要把我从父亲身上看到的那些相互冲突的推动力和模式进行划分和对比。我必须想象出另外一个角色——政客兼商人摩根·罗瑟，他同哈利·普莱斯的关系使得他可以表达出我相信我所见到过的那种内部冲突。如果要充分表现乡村生活那种复杂的发展，就必须要在某种关系中表达思想的模式和行动的模式，专注的工作模式和流动性的、关键的变化模式。超脱于此之外的就是作品中的儿子，一个更为疏远的观察者；他同这两种模式、这两种父亲的形象捆绑在一起，并把那永不停息的行动带到他在城市的工作中去。 在《第二代》这部描写城市的小说中，我使用了同一种方法来表现这种内部的危机，即先划分再联系。《第二代》描写的是同样的事情，只不过环境不同。那是一个有关交通的意象，是一个用交通来表现各种关系的意象，是一个不停试图寻找其他关系的意象，这同在《边境乡村》里的一样清晰，只是在《第二代》中使用的是一个更为简单的形式，也即乡村的铁路及其变化。这就是我从《边境乡村》后如何看待整个问题的，我的方式变得更为广泛。被写进小说中的经历变成了我对传统提出的疑问。 但当我在写《边境乡村》的时候，我曾经感到过一阵突然的悲伤，很明显它同我的主题是不相关的。我感到——因为我想有人这么告诉过我——农村经历，也即那个劳作的乡村已经消失了；它在英国已经变得边缘化了，而且随着时间流逝在所有地方都会如此。当我终于发现一切都是假的，我明白我必须去寻找它的根源。它的根源并不仅仅像人们可能猜想的那样是些多愁善感的田园主义者，这个根源同时也是那些生气勃勃的城市进步主义者，他们当中许多人据称还是国际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对乡村社会的蔑视同他们对城市的工业化未来的信心一样强烈，而他们会用各种方式——包括现代化、白热化的技术发展或是革命——将这个未来转变成社会主义。这两种类型的人当中都包含了很多作家和思想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花很长时间、很大力气才能做一番考察，然后才能说他们共同持有的有关消逝的乡村经济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那么，这种观点难道不是错误的吗？劳作农业在英国是被边缘化的，这难道不明显吗？这是我学会感知的第一个错误模式：在旧帝国主义国家里，一种抽象的沙文主义一直顽固存在而不为人所注意：在这些国家里发生过的，现在正在或将要发生在每个人身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然是农业国家，但在由帝国主义进行划分的世界里它们其实并不重要，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甚至那些看到自己在由帝国主义划分的世界遭到剥削的国家，也不一定会更进一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劳作农业，一种以任何可能形式出现的乡村经济不得不存活下去：在这些遭受剥削的国家中存活下去，以及在那些被抽象地看作发达的大都市国家中存活下去——如果一些剥削元素被减弱的话。或许现在我们当中知道这一点的人已经比以前多了。有关食物和人口危机的事实都以一种恰当的方式被广泛公开。如果我们想要生存下来，我们必须发展并扩展我们的劳作农业。那么，人们对于一个消逝的乡村世界的共同观点就不仅仅是对一段连续历史这个或那个阶段（令我们高兴的是，许多阶段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一种抽象观念。它同我们未来任何一个有效形态都发生直接的冲突，而在这样一个未来当中，土地上的工作只会变得更加重要、更加中心化而不是相反。我们最中心、最迫切、最必要的活动之一竟然错位得如此严重——时间上的错位、空间上的错位或是时空上的错位——以致它只可能与过去或遥远的地方联系起来；这就是工业资本主义造成的最惊人的畸变之一。 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有所改变，甚至是在帝国主义旧欧洲内部。但是，在这里以及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农业的未来仍然主要被看作以资本主义形式出现，而且还仍要包含大规模的社会迁移。这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以同资本主义决裂的方式进行改变的迫切性，同这场危机中成互补关系的另外一个方面相关，即城市和工业的境况和未来。一些乡村作家真正的优点之一——这一优点常常因为其他因素的存在而被人忽视——就是他们坚持认为自然居住环境具有复杂性。既然这个环境面临的危险已经前所未有地清晰，我们的观点则不得不再一次做出改变。城市的一些最为黑暗的意象将会坚持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未来现实。对大都市工业主义专门化力量的过分信心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而这过分的信心把我们带到了这样一种境地：不论我们如何精确地评估，人类生存所面临的风险都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够幸存——我想我们可以——我们也很可能无法再按如今的方式继续下去。 即便我们知道这种说法很容易就会被转变成另一首唱给乡村的挽歌或是一种愤世嫉俗的宿命论，这种说法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我们处在这场不断加深的现代大都市和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危机中，处在世界其他地区难以抵御的持续贫困造成的更严重的危机中。我们应当记住资本主义模式的农业发展曾经并正在给环境造成多大破坏，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仅是一场制造工业的危机。类似地，我们需要认识到，承认这场危机的存在，以及几乎所有可能解决这场危机的方法，都是意识的功能，也即灵活的、具有高度机动性的观察和干预能力的功能：它发生在技术以及规划和保持的模式中，但更关键的是在真正决定我们未来的领域——也即决定领域本身——中。在我们感知一个整体的环境时，在我们记录如此多的被抽象化和分离开的活动造成的各种后果时，我们开始看到所有真正的决定都是关于社会利益和控制模式的决定。实际上，我们开始看到各种形式的少数派资本所具有的活跃力量是我们最为活跃的敌人，我们必须要做的不仅仅是要说服它们，还要打倒它们、取代它们。必要决定的规模和联系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致需要动用资本主义——不论是何形式的资本主义——都拒绝、反对并疏远的那些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一无所有的劳工和城市工人在抗议和绝望之中产生的那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必须通过新的方式变成一个集体负责任的社会。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两者内部一直存在的斗争将会变成一场普遍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一直是一场普遍的斗争。 我们要处理的事情比我们通常承认的要多。人们说乡村英格兰是属于过去的，当然变化也非常明显。但如果我们摆脱这个观点并回头看看乡村，我们就会看到乡村中如此多的事物仍然存在——即便是在这个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我们国土面积的五分之四是耕地和荒地。耕地中的大部分得到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的保护，而通过一个施加压力和提高公开性的复杂过程，人们对荒地的利用更为方便了。对自然和劳动的体验曾经在我们的乡村文学中享受极大的赞美，现在这些体验对人们来说仍然唾手可得。在很多地方，乡村仍然是个美丽之处，我们中的许多人也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努力保持并发扬它的美丽。我曾有幸拥有一片树林，我砍掉了一些树木，看着九轮草、风信子和毛地黄一点点长回来；我修补并重建老旧的干砌墙；在长期疏于管理后重又围起树篱，挖深沟渠，并从熟练工人那里观察这些活儿应该怎么干。如果我们摆脱有关城市的观点，我们会在异常压力下发现许多充满爱心的、高明的工作，它们可以让城市变得更干净、更优美，让城市显露出其最好的资质并构筑这些资质。要想直接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也近距离地了解蓄意和冷漠的破坏带来的持续威胁。但每一个过程都是事实，最好的也是最糟糕的情况是，并不存在一项输掉的或是赢得的事业；这是一场活跃的、直接的、持续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一场非常复杂的斗争，它触及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 （4）我一直在论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模式是乡村和城市的大部分历史的一个基本过程。它的被抽象化了的经济驱动力、它在社会关系中的基本优先权利、它衡量增长、利益和损失的标准，几个世纪以来改变了我们的乡村，创造了我们这种类型的城市。当它发展到终极形式——帝国主义时，它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如果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历史，那么我当然确信，抵抗资本主义是人类进行必要防卫的决定性形式。许多具体的防卫行动都在没有看清这个决定性过程之前就终止了，而要想正确贯彻有关的观点和情感，这些行动必须要先受到质疑。但也有许多其他行动完成了防卫，变成了针对所谓的现代社会的反对形式——在这个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或科学技术或许可以被包含其中，但却没有进行任何具体的说明；这种本能反应从根本上讲的确具有防卫性，它对其他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缺乏信心，或者它们曾有过这样的信心，却被乌托邦式的或启示性的观点取代，而这两者与任何直接的社会实践或运动都毫无关系。人们问道，还能有什么样的严肃的运动呢？看看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吧：在历史上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敌人，但就乡村和城市的问题而言，它们在细节上，而且往往在原则上却在继续，甚至是加剧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同样的基本进程。 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和政治难题。托洛茨基说，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城镇战胜乡村的历史。在俄国革命伊始关键的几年中，他接着为这样一种胜利勾画出了一个极大规模的计划并将其作为战胜资本主义、维护社会主义的一种方式。斯大林基本完全执行了这一计划，其规模和残酷程度使得对农民的“胜利”变成了整个乡村历史上最恐怖的词语。地方需求和优先配给变得令人绝望：经济崩溃，食品严重匮乏；乡村资本主义无疑正在以新的形式扩张开去。但这种扩张的方式以及其背后的精神就不仅仅是残酷了：它们利用了马克思主义中意味不明的一处元素，而这一点又对整体社会的特点产生了极大影响。［注：参见《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伊萨克·多伊彻著。——译者注］ 正如我们所见，恩格斯是最早将现代城市看作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物质结果的人之一，现代城市在资本主义模式中被建造出来并生活于其中。后来他又补充了一个决定性的观点：正是骚乱和苦难的过程创造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将终结资本主义并创造出不同的社会关系和不同的人类生活方式。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说“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注：《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3，42页。——译者注］：这是为人熟知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历史。他们认为这些集中和依赖的关系为革命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观点是正确的。 但在这个观点的核心当中有一个意味不明的地方。他们谴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痛苦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他们坚持认为人们必须依靠斗争来推翻这一切，并且他们向我们展示了进行斗争的一些方式。但暗含在这一谴责中的是另一套价值判断：资产阶级“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处在从属地位的国家都是“未开化和半开化的”，而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则是“文明的”［注：同上。］。因此，正是在这种对现代化和文明的单一价值观的信心之上，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歪曲产生了。忍受痛苦的乡村无产阶级要学习并创造新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如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切，事态发展会非常不同。但如果资产阶级的发展形式包含了——不论会有什么样的矛盾之处——比“农村愚昧状态”或者“不开化”更高级的价值观，那么几乎所有打着城市无产阶级旗号的计划都会具有正当性并会得到强制执行。最可怕的讽刺在于，赋予城市和工业以绝对优先权，以及赋予发达和文明国家相应优先权的真正过程的实行不仅会伤害“愚昧的农村人”和“未开化和半开化的”殖民地人民，还会最终伤害城市无产阶级自身以及发达和文明的社会。在这些社会当中，这些优先权会发生一种奇怪的辩证性扭转，反过来向社会发挥它们的支配权力。看到苦难引发革命，这是一回事；而看到更多相同的事物产生更多不同的产物则充其量是一种启示性的希望。 这个难题在我们这个世纪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得到了解决。革命不是发生在“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不发达的”国家。中国革命在城市中遭到了失败，它转移到了乡村并最终发展壮大。古巴革命从城市来到了乡村，在那里它的力量逐渐成形。在国家和社会解放斗争风起云涌的整个时代中，受剥削的乡村和殖民地人民成为了持续的反抗斗争的主要源泉。中国有一句描述世界革命的名言：“乡村”正在包围“城市”。这就是说，在过去的40年中，“愚昧的农村人”和“未开化和半开化的人”成了世界上的主要革命力量。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段真实的历史经历开始，回顾革命这个概念的基本形式中的一种。社会主义传统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基本思想，都含有一种公式化的内容，它在对革命的整个论证当中最让人激动、同主题关系最为密切，但同时也发展得最不完全。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称社会主义“废除了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发挥到了极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如果继续维持“现代大城市”，住房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我们才能恢复“工业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密切联系”。关于新式的稳定社区和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给出了很多提议；正如我们所见，威廉·莫里斯仍然在以这种方式思考。但在20世纪，在各种压力之下，无论是发展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纯粹物质驱动力，还是大城市中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思想所包含的阶级习惯，这一特殊强调实际上都已经不复存在。人们仍然记得记述它的文字，不过也只是把它看作一个老旧的、不现实的、幼稚的梦罢了。但是现在人们又开始重新强调它了。它被宣布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者当中，作为对工业化文明和所谓超级城市所经历的危机的一种反应，这个观点也已经复苏。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对其进行重述。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在现代有了新的形式，它们是劳动分工和专门化发展的顶点。劳动分工和专门化的存在先于资本主义，但却在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并开始引发改变。这一基本分裂的其他形式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裂、管理和操作的分裂、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分裂。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种分裂的各种症状：在社会各阶级的思想和做法中；在对工作和教育的传统定义中；在对居住场所的分配中；在有关日、星期、年、一生这样的时间安排中。我们时代的创造性思考中的大部分都是在试图重新审视这些概念和做法。这种做法的基础在于人们确信，产生这些概念和做法并由之组成的那个体系已经让人们难以忍受，注定无法继续生存了。这种思考的许多领域中不仅含有分析性反应，也含有计划性反应：这些反应针对的是新的决策形式，新的教育种类，新的工作定义和工作方法，新的居住方式和土地使用方式。 现在，我回溯一代人的时间，回望二战刚结束时的那些年，我还能记得自己的感觉：除了某些简单类型的理想化的追忆之外，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主流思想不是被包含进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的基本形式中的。正统的共产主义和正统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的传统对手——的确以最有力的形式展示了这个体系的许多特征，这更加危险，因为这些与人们对社会解放和发展的持续渴望融合在了一起。但要想感知这一点，就要被迫返回到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统治我们思想的那种极端主观主义和宿命论观点上去。对我们当前面临危机的许多描述曾经并且现在仍然是在这些主观主义和宿命论的形式中完成的。 但现在一个更深层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了。所有传统的优先权又一次遭到质疑。其他类型的社会反应和社会分析都坚持保存了下来，直到它们采取某种积极行动，而这些行动常常是以混乱且仍不完善的形式进行的。捍卫这个体系的人心中那种信心——如果不是实际的信心，至少是理论上的——已经消失了。各种观点的地位又一次变得不再确定，而讽刺的是此时正是实际压力几乎要压倒一切的时候。 就我而言，基本观点和问题发生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和革命运动中的变化，一直是我长久以来不断寻找的联系：我通过某种具体的个人危机的各种地方形式来寻找这种联系，还通过广泛的探究——这种探究有着多种形式，但最终它仍然是关于乡村和城市的探究——来寻找这种联系。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曾经飞速变化的问题：它实际是一种个人经历——原因我已经说过了；但如今它还是一种社会经历，将我同越来越多的其他人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为之努力的立场，那种形态感。然而，即使是在现在，它也仍然处于成形期。它是人们正在做、将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已经完成的事情。 因为现在最紧要的事情莫过于用严格的分析、严格的提案和严格的实践来检验最基本的观点，也即克服劳动分工的问题。只有新形式的合作能够完成这件事情。一场运动已然清晰的主要原则要想通过得到必要的理解和力量来获取成功的话，我们就必须详细说明我们实际可以做的是什么，这可以包含很多事情——从区域和投资计划到有关劳动、教育和社群的许许多多程序。各种消极影响会继续显露，带来强大的、明显无法抗拒的压力：对环境的实际影响；过于拥挤的城市和人口流失的乡村中同时发生的危机，这一危机不仅限于一个国家，而是发生在国家彼此之间；某些典型工作和典型职业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的压力；人口和资源危机背景下的世界贫富差距的扩大；担忧和决策之间也有着类似贫富差距一样逐渐扩大的鸿沟，在它发生的这个世界中一切附带结果——不论军事的、科技的还是社会的——最终都无法摆脱。看到这些消极影响——不论带着怎样的急迫性都会让意志瘫痪。劳动分工最后的喘息之处就在我们自身内部，在那里我们想要的和我们认为自己能做的似乎都毫无希望地分裂开来了。 只有拒绝被划分，我们才能够克服这种分裂。这是一种个人决定，但也是一种社会行为。我只能记录下我自己所了解的。其他人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进行了解。但正如我说的，我在一片土地上、在一个家庭中成长，在那里分裂是非常明显的。我从乡村搬到城市，现在我既在乡村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我通过多种形式，从社会和文学——它们最早、最完整地经历了一个变化，该变化将要具有普遍性，或者至少是为普遍性的发展提供的一个模式——中学习了这段历史的形态、它的观点和意象。这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错综复杂的谜团，我必须在我的头脑中，在我的记录中慢慢地回顾这段经历，对令人着迷、具有塑造性的过去获得不同的理解，以这种方式获取现在和未来。 这一直是种具有局限性的探究：探究在一种单一传统中的乡村和城市。但这种探究让我能够提出它的意义、它的内涵和它同其他事物的联系：为了能够进行讨论和修正；为了能够进行各种可能的合作；但最重要的是为了能够突显我们生活着的许多乡村和城市——突显对一种经历的感觉以及对改变该经历的各种方式的感觉。 「雷蒙·威廉斯」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被誉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文化行动主义者”。 出生于威尔士乡间的工人阶级家庭，毕业于剑桥的三一学院。战后至1961年，曾任教于牛津大学的成人教育班；1974年起，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担任戏剧讲座教授，直至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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