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阶级与社区的资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雷蒙·威廉斯 -> 《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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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士文化
· 1926年的社会意义
· 社区的重要性
· 咬文嚼字：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几个关键词

威尔士文化

1975

　　有些人听见“文化”这个词，就伸手去拿自己的舞会服装。真实的生活涉及家、家庭和工作，涉及工资和物价，还涉及政治和危机。于是，文化就成为节日和假日的东西：不是普通档，而是高速档。所以你在说“威尔士文化”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想到了水果面包和赛歌大会？想到了唱诗班和加的夫的阿穆公园^[1]?抑或是想到了爱匙^[2]和四行短诗？想到了民族服装和威尔士旗帜上腾跃的红龙？所有这些东西都存在着，即使存在的层次和方式有所不同。但是超越这些东西的还有另一种文化。不是外来的撒克逊文化，其实撒克逊文化中也有舞会服饰，甚至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外来文化，至少不是有所不同的英格兰文化。如果从完整意义上来看文化，你就会谈到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由国家煤炭局、英国钢铁公司、乳品销售局、合作社和玛莎百货公司、英国广播公司、英国工党、欧洲经济共同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决定的文化。但这不是威尔士文化，也许是，也许不是。它涉及的是大多数威尔士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地点以及在实践中发现的与之相关的意义和价值观念。人口不断减少、失业、剥削、贫困：如果这些不是威尔士文化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否认了自己很大一部分社会体验。如果这些是我们和其他人共享的东西，这就使得问题尖锐化了。这样的威尔士现在何处？其真正的特点、真正的文化在哪里？
　　带着这样的问题漫步于圣法甘民族博物馆是很有意思的，那里是个好去处。沿着那些小路，在那些大树下，是重新修建的威尔士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农舍和村舍。那些房子里有老式的家具、老式的家庭用具和老式的生产工具。你可以用手去摸一摸铁锹的把子，闭上眼睛感受一下和你有关的生活：那些男人和女人的生活，我们身上现在仍然携带着他们的基因。那个由高田、涵洞和乡间小路构成的自然景观是他们劳动的结晶。再往前就是制革作坊和纺织厂小教堂、收费站和小亭子。你会说，一个真实的威尔士全部展现在那儿了。接着你抬头看着建在小山坡上的一座大宅，就在那个庄园的旧址上，但却是依照原样复建的。它并没有影响农场和农舍的体面和尊严，它一直存在着，作为文化的另一部分而存在着。
　　威尔士的城堡大多数都是曾经入侵或者占领它的政治体制的象征：难道它们也是威尔士文化的一部分，可以随意写进介紹旅游的文字？又是一个也许吧。有时候任何古老一点的东西似乎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连已经停用的蒸汽机也成了一种文化景观。要想保持这方面的平衡谈何容易。对过去的情感远远不只是一种遐想，但是在一种文化中，重要的是过去与现在的相互关系。你走出这个博物馆之后，留在你脑子里的是这些农舍内部的平静——当然这是一种不真实的平静；工具上或者地板上一尘不染；为使我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服务人员把一切收拾得干干净净——突然你进入了停放着福特科迪那和奥斯汀阿莱格罗小轿车的停车场，接着就是交通信号灯和道路标识。
　　威尔士民族博物馆：一个迷人的地方。但是，当一个民族，哪怕是暂时，把自己称为民族的时候，他们会变得怎么样呢？这个词生硬的德语发音在英语中被软化并优化了，而且在这个软化和优化的过程中你选择了自己的记忆。这个民族博物馆的截止年代很重要，对不对？在工业革命之前吧，正好在这之前，如果你看了这些地方和这些劳动工具，你就会记得，沿着道路再往前就是工业发达的南威尔士：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及其衍生行业、人口稠密的河谷地区以及一排排的房屋和一堆堆的矿渣，这里是威尔士的大多数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从那些最古老的农舍放眼望去，我曾经产生过遐想，如果让现在这一代工业官员们放手去干，不要和他们作斗争，那么这个民族博物馆的规模就可能大大地扩展，在制革厂那边就可以树起令人怀旧的矿笼式升降机，一座老式炼铁厂就将和纺织厂共享小河的水源。一个萧条破败的乡村地区就会很快摆脱边缘地区状态，在这个保存完好的露天博物馆的历史遗存中找到自己文化的重生。
　　细想起来，还不仅仅是工业。我记得有一个刚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年轻官员，在谈到英国城市外面的地形地貌时，把威尔士中部的乡村地区称之为“荒野地区'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为什么会生气，不给他面子。在北美大陆确实还有真正的荒野地区：人迹罕至，有些地方则难以涉足。可是到了这里，他脑子里还是从飞机上带下来的概念，从地图上来看威尔士的乡村地区，看着那一片片浸透劳动汗水的田野和山丘，看着那些庄户人家的居住场所，甚至看都没看见，只看见了他所说的那片荒野。他有一位朋友，是个经济学家，每个星期都要对我说，从本质上来看，羊不是一种不经济的动物，还说所有这些边缘农耕必须废止，因为那样的投资回报会立即使巴比肯艺术中心有人自杀。“是那些养羊的人？ ”我大胆地问道。“当然是有那种身份的人，”他毫不迟疑地回答。
　　如果暂且忘记过去，先思考一下未来，你就可以看出整个模式：不能贏利的采煤业、不合时宜的重工业，还有边缘农业。只有塔尔伯特港、米德福特黑文等几个亮点，那里的条件符合规划标准，那你能得到什么呢？贫穷如故的威尔士。那么威尔士人，至少是那些没有沿着父辈的脚印从不莱克罗克进入英格兰的人，他们将怎样生活呢？他们说：“这一地区具有明显的旅游和休闲潜力，”我认为，这就再次涉及文化问题：休闲度假和民族风情，这两点具有淋漓尽致的威尔士特点。
　　但问题是真正的文化特点在哪里的问题。我希望能看见它以下面任意一种非常普及的形式出现：突出对抗外来入侵文化的威尔士；继而突出传统文化及文化传统的保留。我能轻而易举地感受到这种观点的分量。这里有自公元6世纪以来就一直在使用的口头和书面语言，至今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语言。想保存这种语言，而且坚持要保存它，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伴随这种语言的是一种文学，伴随这种文学的是历史，而伴随这种历史的就是文化。
　　就典型事例而言，这是再现实不过的了。威尔士语不仅受到工业革命及由它而产生的人口流动的冲击，而且还受到有意识的压制、惩罚和鄙视，后来在学校里又受到人为政策的打压。你至今依然可以看到“禁止威尔士语”的小木牌^[3]，它们就像那些古老的工具一样被保存了下来。当年如果发现有的孩子说母语，就会把这样的小木牌挂在他们脖子上以示羞辱。忘记或者原谅这一点都是错误的，尽管这种语言历经了各种磨难，使用并且讲授这种现在仍然在使用的语言无疑都是正确的。
　　但是其他的也能这样解释吗：历史、文化？实际上，只有一部分。说一个民族是自豪、独立的民族是很容易的，这种说法暖人心田，即使没有独立，你也可以感到自豪；有时候你不得不这样。在古代被征服时期，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时期，都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自尊、抱负永远是真实的，也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在他人的强权之下，经过几个世纪，你不可能还依然故我。承认这一点是很难的，因为这可能被说成是背叛。于是就人为制造出一种真正的特点，真正的传统，一种自然的自尊，好像历史上其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我认识到这一点比较晚，学校里没教过英国史。起先教的是威尔士历史，讲的是一些积聚了大量黄金和牲畜的王公和英雄，英格兰人或者撒克逊人（这两个词可以互换）通常进行残杀（“残杀”是教孩子的词；“杀死”留待以后再学）；大量残杀，不过我记得总是有些年轻美女留了下来，与贵族联姻。那是在小学，学的东西也是非常初级的。就这样，我按学校教学大纲设置的课程一直学下去，学了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历史；更多的残杀和财富积聚，不过却改称为文明的扩散了。这不仅给我在关于如何识别敌人的问题上留下一些可以理解的混乱，更不要说如何识别我们自己这一方了。它也没教会我多少办法去识别那个开始引起我注意的学校外的陌生世界。有一段空缺，也就是说，在《联合法案》之后的四个世纪中，威尔士历史有一段空缺，英国历史有一段空缺，或者说它也是威尔士历史，英格兰人修建的矿山铁路和火车铁路穿过了我们的河谷地区，他们在布莱纳文清除高炉炉灰时，天空都映红了，这是每天晚上在布林纳上空看见的景象，所有的复杂问题、所有的困难都在这些空缺中，正是这样的复杂性和困难，使得我以及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力图理解威尔士文化的时候感到难以把握，难以解释，难以联系。
　　在有实际空缺的地方，不仅存在着许多需要探究的问题，还存在着制造神话的问题。我们力图在压力之下界定自己的身份，不仅创造了而且容忍了许多虚幻的想象。例如，说我们在身体上有特点：我们是一个特定的种族；是依然生活在西部的最后的布立吞人。但是威尔士的实际人种比例基本上与整个英伦三岛的人种比例一样，虽然在不同地区，包括威尔士的不同地区，这个比例会有所不同。这种想象的另一个形式就是：我们是凯尔特人^[4],不管这指的是谁。这是一些头发浅黄色的武士，他们除了身上佩戴的黄金饰品，总是赤身裸体地向罗马军团发起攻击。这一点和他们高大的体形不大符合,更不用说在文化上还有什么相符的地方了。这也不符合关于凯尔特人气质的说法：天生的激进分子，持异见者，非国教信奉者，叛乱者？这取决于你说的是嘟一个时期。考虑一下内战时期的天主教保皇派的威尔士。这些人和激进的非国教会信奉者、后来的社会主义者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的激进好斗的人一样吗？变化的不是人种，而是历史。
　　其他的典型特征：善于冥思苦想与奇思妙想：孕育了诗人和学者的民族；或者用简洁的英语来说：具有滔滔不绝空谈能力的民族，这些也都是历史：威尔士文学具有非常明显、非常典型的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倾向，表现出它截然不同的特质：威尔士人的讲话从流利、生机勃勃的到盛气凌人、拐弯抹角的都有。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对这些可能性了如指掌。总之，它的确表现得与众不同，很有特色，但是它所包含的元素非常复杂，涵盖甚广，是无法用简单的传统形象来界定的，例如，谁没有听过流畅多变的凯尔特语？它使英语显得缓慢而愚钝。威尔士语的活力确实毋庸置疑，但是我们必须仔细地听才知道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它常常显得活泼但华而不实，而且往往语流不简捷，妨碍了对其他东西的表达。我们经常听到的其他东西是哪些呢：特别的悲伤，这其实并不奇怪，而最近它常常表露出难以抚慰的痛苦，甚至是辛酸的愤世嫉俗，它会像奇妙犀利的喜剧言词一样随时爆发——这也是它很难听懂的原因，或者把疯狂的自贬作为一种骄傲的形式：反正是一堵文字的墙，这样我们就根本不需要去冷静清醒地观察我们自己究竞发生了些什么变化。
　　究竞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从总体上来说都是些尽人皆知的变化。作为一个民族而言，我们已经被打败，被殖民，被渗透，被兼并。当然永远不可能是彻底的。那充满活力的弹性表现为许多形式，而且一直存在着。那些形式也非常明晰。例如，没有爱尔兰人那咬牙切齿的仇恨。有的是一种非常娴熟的包容，于是我们就找出一些让别人承认这种不同形式的方法，然后积极加以培养，并没有注意到除了这些形式外，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顺从。这些都是后殖民文化的表现，对其自身真正的力量和潜力有自知之明，只希望作为自己而存在，有自己的小天地，但是却背负着很多包袱，多得无法始终如一地面对它真正的未来。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
　　真正的独立应当立足于现在，立足于积极创造：人们深知要丢掉自己的包袱；知道过去是过去，是一段正在形成的历史，但是对现在和未来却具有新的信心，因为决定性的意义和价值将在这段时间形成。但在初期阶段，在希望得到却没能得到的时候，还有一种精神：要正视部分真实、部分被神化了的过去，因为不管哪种形式的过去，都是别人不能从我们这里拿走的东西，甚至可能使他们产生兴趣、使他们对它加以认可。
　　现在这些倾向在威尔士比较活跃。复杂的是，很难把它们分离开来，因为它们往往存在于同样的躯体、同样的头脑中。过去的时代、古老的文化都以自豪和尊严的姿态退缩到威尔士堡垒之中；这一方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依然有生命力。但是也有一些东西从中走了出来：新的工作、新的教学、一种现代威尔士文化感以及某些现代威尔士文化的现实。但是它也有各种形式的包容性。有作为旅游景观的穿着民族服饰的过去：那些没有威尔士特点的东西，那些为表现当地人虔诚、戴着高烟囱帽、穿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还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多少学识的人捣鼓出来的，或者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货色——吟游诗人的诗作和德鲁伊特教的仪式。
　　有一种明显的趋势比上述两种情况更有害，那就是为了商业性娱乐而表现我们的弱项，如果像英格兰人有时候说的那样，威尔士人是愚昧、狡诈、喋喋不休、贪得无厌的清教徒，那就找一个场景，找一个人物，拿到英国电视上去演出；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指出之前，就承认并夸大自己的弱点。或者上演一出超越真实的离乡背井生活，那么随着离帕丁顿车站越来越近，或者越过赛文桥、沿四号公路越走越远，你们的本地特色就会越来越浓郁，做他们希望你们做的那种人吧，要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要抢在他们之前拿自己开涮，就像在反犹太人时期的犹太人的幽默那样。他们早就把你们的特点零零星星地铸造好丁，你们就淋漓尽致地把它表现出来吧。这比完全按照自己的方法去生活要容易，而且更成功。这不是真实的我，也不是真实的你，老天作证，这就是威尔士人，老天作证，这样就会杀死英格兰人。
　　关于那些英格兰人，最后再说一点。他们的种类比神话传说的还多。我们生活中的任何真实的东西，在他们那里都能找到类似的，此外还有明显的厌恶与赞赏。最近一个来自英格兰北方的朋友对我说，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都很幸运，能够有这些触手可及的民族自我定义，可以用来帮助自己找到一条途径，摆脱英格兰统治阶级的少数人文化，他说，在北方我们作为英格兰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世人所熟知的英国文化并不是我们的生活和情感；我们和威尔士人、苏格兰人不一样，我们没有这种简单的、与之对立的东西，这种民族的差异。我说，这样你就可以比较快地找到真正的差异，真正的矛盾冲突。他说不行，要拿出精力这样去做，就需要有样本，我还是不能完全苟同，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去看问题。
　　人们最终还是要指导自己的生活，控制自己的地方，根据自己的情感去生活。如果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不管限制程度如何，歪曲、补偿、神话、奇装异服就会扩散并且流行。但是如果想明确不准他们做什么，以便能看清并改变它：这就不同了，而且很困难；你需要得到各种可能的帮助，问题是这样的帮助值得怀疑。由于威尔士文化的变化，由于它总体上不断强大，我们必须逐步认识，也许正在逐步认识、处理这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复杂现实，并与之共处。

1926年的社会意义

1977

　　今天早晨我从阿伯加文尼北边的一个小村庄出发，经过短暂的行程后来到这个矿区的中心，我的脑子里在回忆过去那个乡村和现在这个乡村之间的联系和距离。1926年，在那个小村子里，我父亲是当时大西北铁路车站的三个信号工之一。在那次大罢工中，他是个坚定的参与者；另外两名信号工中有一个也是，不过车站的站长后来成了牺牲品；两名养路工也成了受害者。另一名信号工没受影响。在那些关键的日子里，在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进行的几次讨论和争论中，关于1926年大罢工的总体社会意义的几个最重要主题浮现出来。在后来的岁月，这些主题经常回到人们的记忆中。我在童年时期经常听到这样的话题，我准备在《边界乡村》中写有关这次大罢工的系列文章时，有意识地与我父亲一起回顾了这些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里重新回顾这些主题似乎有些离题，因为这次罢工的直接起因、主要行动以及长远影响都近在眼前，一目了然，但是在参与对这个主要行动进行历史探访的时候，我发现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复杂的社会行动，还有那些关于觉悟的复杂问题，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相对的过去和相对复杂的情况之下。在我看来，这些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它们在随后的英国工业史以及工人阶级发展史上，是至关重要，而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首先考虑一下当时那种特定的形势。在那个乡村小站里，那几个人都是产业工人、工会会员，在那个以乡村和农业经济为主的环境下,他们只不过是一个小群体，他们的情况和我父亲一样，都和那里的农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有一个人除了在铁路上工作外，还是个小自耕农。他们大多数人都有亲戚在务农。他们都有自己的园子，都在养猪、养蜂或者养马，而且这些都是他们工作和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他们又是现代产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为有了铁路，就有来自城市、工厂港口、矿山的火车从这里通过，而有了电话和电报（这对信号员来说尤为重要），他们在广阔的社会网络上就有了一个社区，能与其他信号员交谈除工作之外的事，他们大概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通过声音、见解和传闻的交流，彼此间都很熟悉。当然这是一个特例，但在这次大罢工中却是个十分重要的例子，这次罢工至今仍然被用来和某些不同类型的罢工进行比较，当然它和它们不是没有联系，但它在许多重要方面是那些罢工的延伸——它提出了一些与觉悟有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先想一想团结，这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团结是从局部，甚至是以物质方式开始的——我们还能指望它以其他什么方式开始吗？团结是一个群体的伦理道德，是早就被确立的，实际上是别人有行动在先——资本家雇主提供了工作，把人们吸引过来，吸引到矿区来干这种工作——可是接下来，在共同的直接工作经历中，在本地社区的发展经历中，在家庭和亲缘纽带不断形成的过程中，一个具有潜在团结因素的群体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了。这种说法并不是要低估当时必然会发生的长期斗争:组织工作、提高觉悟、从失望和被出卖的感觉中恢复过来的痛苦体验、对集体纪律的同样艰难的学习过程，比如有时候与工贼斗争就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针对的是一个已知群体的成员。此外还有地区之间、工种之间明显的差异，这在工会的历史中随处可见：组织工作以及持续组织的工作，有的相对容易，有的则相对困难。劳工运动就是在这些不可避免的不平衡性以及多样的情况下不新地自我完善。对于整个行业的工会联合来说，诸多决定性的发展之一就是跨越广阔的地理区域。无论是相对集中的煤矿工人，还是相对分散的铁路工人，都完成了这样的联合，这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也出现了另一个发展问题：从工作地点，从产业，到一个阶级。
　　当然，从理论上来说，这一点现在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验证。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产业工联主义的历史（虽然总是与之有关）截然不同。但是只要贴近这段历史的人，无论在哪一点上，都不会不承认，在组织工作和提高觉悟那个特定发展阶段的困难：这种发展一旦完成——现在还没有完成——肯定会改变整个社会秩序，并允许现有的社会关系继续存在。如果组织和觉悟以直接的、局部的物质利益为中心，要维持下去是很困难的：例如在具有体制性的剥削或者公然进行剥削的工作场所，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的斗争，或者像1926年那样，进行反对实际日益恶化的状况的斗争，而不是要求改善甚至维持那种状况。那么想一想这是要干什么呢：在另一种情况下，有一些人也许刚刚进行了某种斗争，现在受到了伤害，经济上非常困难，或者有一些人暂时偃旗息鼓，现在却要求或者敦促他们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因为现在的意义不同：不是根据地点、工作或者实际接触，而从本质上说是根据某种思想——虽然这种思想也许与他们的直接和局部物质利益相冲突。这是阶级的思想，阶级团结的思想，这样的思想往往——就像1926年那样，非常明显——与一个更大的忠诚思想相矛盾，我们都受到过这种忠诚的教育：忠于所谓的民族、民族利益，而表达这种思想的重要形式就是契约和法律。
　　1926年那些事件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它造就了那样的觉悟。这话至今说起来仍然很复杂：我只能给你们提供一些直接、局部的体验，说说它在更大范畴内的意义。关于大罢工的理论在某些社会主义的倾向中一直非常重要。它在不同国家的实际应用，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在英国，就有各主要工会之间试图自觉联合的艰难历史，其中最突出的是煤矿工人工会和铁路工人工会，但是，这种行动与某些官僚式或代表式的行动相去甚远，在这类行动中，到了这样的时刻，一些个人和一些群体都必须跨越头脑中的一道界线。也许整个历史和整个理论都在那里，可是对处于困难中的真实的人来说，就必须力争做出有效的选择。
　　当然，在那个乡村铁路站，各种实际联系——邻里之间、亲戚之间、行业之间——都与那个矿区有关。这不是一场无缘无故的斗争，当然另一种社会现实——小庄户人家、杂居的乡村——离得更近一些。从一开始，大多数有觉悟的人身上都有这样的实际动力：“支持煤矿工人”、“和矿工站在一起”。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他们忠于自己的工会，忠于整个工会运动：给他们的指令是要他们参加——参加什么？全国大罢工。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口号：有意识地加以限制并且采用了负面的表达，当然，即使这样，这个挑战也足以引起国家和统治阶级的震怒，惹得他们大动干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结果他们的准备比我们更充分，从爱国主义思想到规定每人每班产量，他们都做了准备。而且，他们与现代社会传媒的联系更密切。我们这一方所依靠的是印刷，即便如此，在全国范围内散发印刷品也极为困难；各地的罢工小报更加重要。统治阶级有自己的无线电，这在当时确实是个罕见的事物。现在我们都很清楚了，导致最终失败的就是这些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
　　不过胜利的因素也值得一提：不是什么可以理想化的东西，重要的是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但是这样的纪念是很严肃的，它也使我们想到一些有利的因素，一些事实的澄清，它们仍然在我们的意识中引起共鸣。在国家历史、重大政治事件的层次上，对这次大罢工的评说从“灾难”到“错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还说随后一些温和与改良的思想的根源也在于此。但是这段历史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在罢工行动中不断成长的觉悟，实际上这一点在当时那种形势下，在全国数千个地方都非常明显。它起初还是在代表制度的范围内，是相对正规的，后来在自身的经验中变成了信心、活力、实用的自立能力，这方面的局部证据比比皆是；这不只是一种战斗精神：这是一个阶级在自身充足的社会关系及潜在的、积极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方面稳健的、令人惊叹的自我实现能力关于铁路的问题，关于它是优先交通还是特别交通的问题，所展开的详细讨论是一种很新的决策体验：这不是在强制体制中的工具，而是自下而上的决定方法：在社会中什么该优先，什么比较重要，我们要按照或者想按照什么样的需要和价值观生活。当然在那个小站，在那些日子里，积极的自信在慢慢地增强，不过在一个小小的车站，他们还有自己在农村的工作要做，他们能做的工作有限，也没有多少选择余地，这与他们的充满自信的独立性有很大关系，在那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大罢工被叫停的时候，所产生的反应先是惊讶，接着是痛苦，对于罢工的支持有增无减。情绪是积极的，接着就是铁路运输公司异乎寻常的卑鄙的反击行动，提出在一份不可能被接受的文件上签字的要求，进行有选择的迫害，这就使得工会总部发出导向错误、令人无所适从的电报：所有这些促使了罢工行动的升级。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在全国，在罢工被叫停的第二天，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罢工的行列中。这确实是一个高潮，这是全国性失败的开始：这也是我们通常被告知要接受的教训。
　　但是还有其他一些教训。自1926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英国工人阶级的地理位置、社区类型和社会分布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26年的时候，那些采矿小村就是当时的现代社区；我们那个有铁路从中穿过的小村却还是那种古老的样子。如今我们必须面对的社会和地理分布状况，不是以某个单一工业为主，而是更具特色的综合社区。为提高阶级觉悟而进行的特殊斗争，现在必须在这种更加公开、更加中性的社会基础上进行。每当我来到这些矿山地区，我发现首先无法理解的还是：虽然在这些艰苦而又充满自豪的地方，经常看到这种必要性和精神，但是为什么英国还没有社会主义。但是接着我就想到了其他所有地方，从这个比较独特的体验中很难理解，虽然在这半个世纪内，以工业为主的威尔士南部的实际发展一直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可是却与老式社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现在已经扩大了对1926年的局部研究，这很有用处，我们需要找出不同类型社区的不同点：在罢工行动中的不同以及对罢工支持的不同，这些都非常明显，但也不能夸大。1926年的大罢工的意义仍然在于，在当年的情况下，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觉悟提高和延伸到全国和整个阶级的层面：也有其他方面的不同，如招募人员来对抗罢工，规定每人每班产量以及其他方面，不过这些东西研究起来没有什么英雄主义的感觉，反而多了一些不快。统治阶级宣扬的1926年的传奇人物有那个开火车的大学本科生，还有那个运送物资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虽然这些都是确有其人其事，但是——在全国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社区也有所不同——有一些工人、靠工资养家的人、阶级身份不确定的人是受雇于统治阶级的；当然这只是一种表述方法，因为也有一些人是志愿去干的。在我们村里，那个反对罢工的信号员有自己的地方可以去：他的小农场，在城市和小镇之间是有区别的，当时如此，现在依然如此。我们逐步了解到：钱终究还是钱。但还不仅于此。在那场大罢工中以及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当矿工们继续坚持的时候，在我们那个村子，钱就很起作用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有形的、社区的联系：有距离，这不假，但是这种距离并没有消除邻里、同乡或同一国家的感觉。把食品从能买得到的地方收集起来运送到需要它的地方，而且是沿着与某些社会联系相同的路径送到罢工地区的。当然也不是到处如此。当时也像现在一样，在有效的社会距离上，饥饿的人能被人们认出，但同时也被人们忽视。
　　这些区别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以新旧两种方式把1926年与1976年联系起来了。当时我还是个五岁的孩子，但是我父亲直接经历了那次复杂的提高觉悟的斗争，我可以从他那里获取一种精神和观点——这种精神和观点往往处于压力之下，但却在我后来生活和工作过的、差别很大的地方延续下来，有一部分观点说的是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不同的社会、工业、社区历史和地理环境中，这在当时是，现在也是，而且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我写的这篇简短、未必适当的历史周年纪念文章只是想提醒一下，与那些主要的、集中的英勇行动并行的，还有小规模、边缘性的、混合、分散的行动，其中也不乏为了新的觉悟而进行的有效斗争。

社区的重要性

1977

　　夜深了，房间角上那台电视机开的声音很低，播出的是关于去年威尔士音乐诗歌比赛大会的节目，但主持人不是威尔士人。我边听边打瞌睡，其间听到一个短语，开始我还以为是他读稿子读错了。在对音乐诗歌比赛大会的介绍接近尾声时，他突然——充满同情、忧伤并有所选择地——说：“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国家（nation）想成为一个民族（people）. ”我想词语解析训练是我当年接受文学教育的必修课。我当时心想：“唔，他大概是把词说颠倒了，情有可原的错误。”他毕竟没有按自动提示板照本宣科，而是拿着稿子说的。不是一个国家想成为一个民族！肯定应该是一个民族想成为一个国家。但是我转念一想，如果把这两个词对照一下，就会发现每个词都有些问题。这不是我们现在进行政治思维时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但是，先说一说“国家”和“民族”这两个词所折射的问题——历史问题、观点问题——这两个都是最紧迫的政治问题辩论中的必要词汇。
　　以前“nation”（民族）这个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与它密切相关的是两个事实：出生，由共同拥有一片土地的群体所组成。这个含义遭到过单一民族国家发展的蹂躏，但从来没有被消灭，因为在民族国家中，真正重要的不是共同的出生或者共享一片土地，而是一个具体的独立政治组织。而“people”（人民）这个词多多少少总有些问题：这是一个中性词，指的是一个群体，它在某个时期经历了非常重大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人民，而在同一地区的其他人，他们不是人民，或者不是这个意义上的人民。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激进政治中，这个词在使用中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含义，他们把“人民”这个词与什么对立起来呢？——与当时的制度、当时的统治阶级以及“他们”对立起来。我认为，由于进入了选举政治的时代，各个政党都在使用“人民”这个词，以前那个非常具体、非常统一的用法消失了，或者变得更加困难了。原先那种特定的社会含义已经消失。
　　在正统的现代政治思想中，“社会”（society）这个简单抽象的术语往往取代了早先使用的“民族”和“人民”。这种用法人们并不陌生，但它也不像乍看起来那么简单。例如，如果你看一看18世纪的某个作家，看他如何运用“society”这个词，你就会发现，在其中某一段，他表达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交际”或者“与其他人一起”——这个“society”就是我们与其他人的积极交往关系，“交际”有别于“独处”或者“索居”。可是我认为，在接下来的段落中，他可能用“society”来表达我们现在通常所指的意思——特定人群所赖以生活的一套系统的政治和总体安排：这里“society”指的是社会体制。这种在同一篇文章中使用同—个词来表达不同涵义的做法有其历史原因，这也许跟我们这一代人在思考民族主义政治的问题密切相关。“社会”这个词刚开始使用的时候着重强调与其他人的直接交往，特别是有具体的接触、交涉与联系等，用这个词是为了有意识地区别于“国家”——“国家”这个词包含了权力结构、决策和权威展示中心的意思。“社会”这个词是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贡献：他们要找到或者企图找到一个可以替代“国家”的术语，它所表达的不应当是某个人的见解，而是整个公众的见解。试图把“社会”与“国家”这两个词进行对照，认为有一个完整的、有别于权力与展示中心的实际关系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后来，“社会”这个词又向着它开始时反对过的那个定义靠拢了。不仅在19世纪，而且在今天，我们都试图找到一些有别于权力和展示中心的术语，用以强调某些直接的或直接相关的关系。
　　现在来看看那个触及敏感神经的词——这个词就是“社区”。它必须表达直接、可靠的关系这个非常困难的词义中的大部分含义。我想谈谈“社区”这个词的一些含义，因为我认为在有些地方这些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大，而且这个术语范畴内的问题也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重要。
　　我认为在现行的政治词汇表中，“社区”这个术语与众不同，它的使用从来没有负面的含义。无论从哪个政治立场出发，人们都不愿意说自己是反社区的或者是反对社区的。对于“社会”一词所指的适当范畴，你可以有非常精到的个人观点，但是相对而言，“社区”这个词却总是正确的，我认为我们一方面应当为这种情况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则应当表示怀疑。
　　这个术语得到了如此众多的人的认同，为大家所喜欢，是大家都青睐的概念——如果这反映的是现实，那么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之中。那么这个词语的内涵究竞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人们会对它做出积极的反应，但又用它来表达如此不同的含义呢？这里我必须回顾一下我自己对这个词理解的几个阶段，并尽量把它与一些直接社会体验联系起来。
　　我出生在威尔士与英格兰交界处一个很小的乡村社区，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在那个特定情况下吸收并在后来所表达的许多思想，都是非常广阔的威尔士社会思想领域中的共同财产，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边界地区，你就很难知道在一个更大的群体中自己是什么人，这当然也是我在第一阶段看不清这与威尔士社会思想有关的原因。有些威尔士人在评论时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更加经常、更不客气地指出这一点的却是一些英格兰的评论人士。他们对我早期给社区的定义进行评论，所使用的术语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他们知道自己的根基在哪里。其中有一个人说这是“小教堂用语”，而小教堂恰恰是威尔士的形象。最近有人称之为“激进的威尔士赛歌赛诗会用语”。这种说法实际上真有点奇思妙想：这是一个既有强烈文化色彩又有明显职业竞争的节日。不过对这一点我不想多说。
　　最初的那种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说非常特别，但从其他方面来说又非常边缘。在我看来，它首先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区的体验，这个社区获得了相对于某些外部力量而言的具体特征，主要在土地问题上，然后在那个比较分散的农村社会，它又形成了某些习惯，一些肯定不能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习惯——我认为这_点非常重要，但这是我离开那里之后才逐渐意识到的。举个例子来说吧。我到了剑桥大学之后，听了L. C.奈茨教授的一堂课，讲的是莎士比亚戏剧中“邻里”这个词的含义。他说在莎士比亚戏剧中，“邻里”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是20世纪的人无法理解的，因为它指的是一系列义务和承诺，远远超出了仅在距离上邻近的事实。F. R.利维斯靠在墙上不断地点点头（这是当时剑桥大学表示赞同一种做法），大家都说：是的，在20世纪谁也不理解“邻里”这个词在当时的含义。这时候我，可以说这个刚从潘迪来的我，站起来说，我了解在这个意义上“邻里”的含义。顿时嘘声一片——这句话说得有悖常理，这是文学上的东西，现在社会上已经没有了：这是承认某些相互反应能力的说法。这不是为了把我的处境理想化。我并不是说人们——尤其是对这些听众来说，也许我不需要解释——我并不是说人们都相互喜欢。我也不是说有时候人们相互之间不搞鬼。我没有说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争论。我是说有一种社会责任，这似乎是由于住在同一个地方而形成的，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有了无法估量的仁爱行为，有了相互识别的种种形式，虽然他们对外部世界有着各式各样的错误解读。我获得去剑桥大学的奖学金之后，我父亲就有责任到当地的酒吧去，让他们不要再为我捐款。他必须向他们解释，说我已经获得奖学金，去上学的钱已经够了。他们原来以为到那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去剑桥大学要很多钱，所以他们就发起捐款来帮助我。
　　这完全是邻里、社区意义上的行为，不过这仍然是个临界的例子——这一点我离开之后很快就意识到了，像我后来去的那个地方确实很少有，所以我不得不作进一步的了解，然后才看清其他可能的种种含义。后来我逐步意识到，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社区离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很近，但是我对它并不很了解。那是一个根本不靠这种相对稳定感、相对风情感的社区，一个在激烈的斗争中锤炼出来的社区，是由南威尔士工业化过程的斗争最终积极创造出来的社区，这些差别很大的社区——乡村社区和工业社区——之间的种种联系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探讨和研究：在初期阶段，在老传统和新传统之间，一种社区对另一种社区的渗透有多少，在这些斗争中有着怎样复杂的相互关联，它们内部有着怎样复杂的矛盾冲突。我想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许还处于初期阶段。
　　当然还存在一种相互承担义务的习惯，这很容易成为进行剥削的基础。如果你觉得自己对其他人有这种自然的义务，那么在一个有意识剥削劳工的体制中，你就可能受到很大的伤害。这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都具有很强的诱惑力，在政治领域仍然在反复使用，因为你对“社区”有一种几乎绝对的义务，表达任何与之相反的利益都是自私的。虽然发生在南威尔士的事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差不多，但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这种另类的强烈社区感是在最艰苦、最残酷的斗争中产生的：这是我以前不熟悉的、更注重集体的社区概念，它以集体的形式铸造了它的制度，提出要大刀阔斧地改变社会，但要朝着特定的方向；在关于社区以及兄弟情谊的传统概念和新概念基础上，可能建立起一个似乎已为期不远（如果你了解先前的一些争论）的总体社会。有时候好像只要你真正到伦敦去宣传一下，这样的事情就会发生。
　　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起一个半世纪之前罗伯特·欧文所宣称的合作社就出现在威尔士，欧文也有这样的感觉：一旦公开宣布，人们就会认为它显然是合理的，显然是一种高级生活方式，他甚至于把这项计划提交给了首相，可是当他们跟他说“这个嘛，我认为现在还不能那么做”之后，他感到很惊讶。我们都感到震惊，觉得这不会是当时就得到的答复。但是联想到根据邻里义务延伸（与一个地方密切相关）对社区的具体理解，继而联想到一个受到压力、受到攻击、处于冲突中的社区的感觉，找到它的社区及其集体制度，并由此发展为一场政治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建立这种更高级的关系，而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总体关系：这样的联想虽然非常困难，但却是威尔士历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其中的困难在于，它总是不能充分意识到所面临的那些比较系统的障碍，因为这些障碍最初只是局部的，也是积极的，认为它无疑可以由自身局部的、社区的体验发展为一场更为普遍的运动，这也曾经是早期社会术语中的困难。比方说，如果回顾一下“社会”这个词的词义变化，它可能看起来有损失。从一定意义上说，确实是很大的损失，“社会”失去了“与其他人的直接关系”的意思，成了表示整个社会政治体制的普通抽象术语。这无疑是个损失，不过这样的抽象化是理解一个全新历史阶段的性质的重要方法，但是，如果能确定有一个相当系统和遥远的东西存在，而且无法以任何直接的局部方式接近它，那么这个历史阶段出现的问题则是无法解决的，更不用说去理解了。我认为，这种体验是我们在把“社区”的新含义延伸到整个一场运动的时候反复遇到的，这是一个与我们非常具体的断言纠缠在一起的很特别的问题，是一个全国的社区问题。因为“社会”这个词抽象化后尽管有所损失，却代表了这样的看法：现在发生了根本性的、系统性的历史变化，主要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但同时也发生了其他实际的制度性变化。所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无法直接地体验和简单地肯定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元素，而在肯定之后又加以延伸。这就必然会出现否定的政治、分化的政治、抽象分析的政治。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即使要理解正在发生些什么，这些也是很重要的。
　　在我看来，有一样东西十分重要，那就是几乎与“社会”这个词新的抽象含义同时出现的统计学，它是我们理解实际社会环境的非常必要的发明。统计学有其局限性，这是尽人皆知的，也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在那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有一段时间，如果没有统计学，那我们只会处于愚昧无知状态，就像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人一样。如果对我们共同的真实生活缺乏必要的了解手段，无法通过直接观察和体验来了解，那我们确实还会如此，有些事情现在是极其系统的，是在很大范围内发生的，其发生方式也很复杂，我们必须与从通过社区得到的体验到新社会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简单肯定进行对比，采用看上去是、实际也是冷漠的、去人性化的方式去理解：这显然是与社区相对立的，例如，现代经济中的所有制是观察不到的，必须用心才能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要发现具有新特点的社会关系，不仅要通过实际调查，而且要通过非常复杂的解读，以发现各种新的体制和模式，这些都是现代史上起决定作用的趋势，不能把它们置于与其他那些肯定概念相对立的地步，无论那些概念是出自老式的乡村社区，还是来自具有战斗精神的工人阶级社区，它们都与经验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社区的概念依然是以它们为中心的，但是现在是与什么相对的呢？这样的争论在继续，我发现它往往是与“实际政治”或“实用政治”相对的。也就是说，人们会指出，想根据非常简单的社区价值观念建立一个现代社会，那简直是理想主义的胡说八道。现代社区——有时候他们依然认为这是个合适的词，因为他们知道它具有怎样正面的含义——是不可能按照这些比较简单、比较早期的生活模式来建立的，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还是有人说社区思想的肯定性与虔诚性一直在弱化，因为它认知敌人、识别真正敌对力量的能力不如以前了，它含有沾沾自喜的成分，而实际上缺乏在这样一个广阔而艰难的现代世界中的政治实践。这些就是在重新恢复社区和民族主义思想的阶段，人们提出的一些反对意见。我认为应当充分听取并重视这些意见。我们不要简单地把这些说成是对手的观点，然后就把它们搁置一边，我们应当设法取而代之，肯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在一个新民族的独立这种较小的范围内，简单社区的规划也不是膨胀式的，而是简约式的，是简单化的规划，而不是像民族解放那样进行真正的社区和新民族政治的复杂规划。
　　同时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新政治面临的反对或对立因素非常强大，很容易识别，而且不只是某个遥远的权力中心才有。使我最难受的是：我发现自己身上存在着——当然，那时我已经离开，而且有了截然不同的经历——在我身上竟然出现了严重的帝国主义形式的东西。也就是说，你的部分思想已经被从权力中心辐射出来的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情感体系所占领。在你的思想深处，在被压迫和被剥夺的社区内，存在着那个主宰中心产生的思想和情感。在曾经看似简单的积极情绪中，这些东西变得具有破坏性和复杂性。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反驳说，社区价值观是强大而积极的，它优于权力中心的价值观，优于权力中心的识别，优于破坏性实际关系、所有制的实际形式、压迫我们实际思想和情感的识别。在我看来，在郡级都市中心的变革政治中，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就是我们非常艰难、非常痛苦地了解了最近这一阶段的事实真相：这是个消极的阶段，是明白必须超越简单社区、超越快速识别敌人的阶段，也是个非常自觉、持久的政治抽象化阶段。如果我们仅仅把它与一种比较简单的政治形式相对照，我怀疑我们是不是要参加这个中心斗争，另一方面，如果那种消极的政治就是唯一的政治，那么我认为，一种思想方式的最终胜利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终极产品。真正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或者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的，是一种思想模式，不管这种模式贴着什么政治标签。然而，要使政治的概念重新回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要重新建立社区政治的思想，就意味着要取代、要超越那样的政治，而不仅仅是对它加以否定。
　　这是当前政治形势中我很感兴趣的问题，我相信，一旦到了这种政治的尽头，我们也就到了激进政治的尽头，我们发现一些可能超越这种政治的迹象，通过这些协商，把社区那些积极的东西带进另一种政治之中。眼下，这些迹象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色。在剑桥大学，我生活在激进的青年学生中间，他们不愿意承认许多关于英国国内一个处于从属、被剥夺地位的民族或者欧洲那些处于被剥夺地位的民族和地区的现状分析。不过他们的情感出发点是十分雷同、毫不妥协的：社会距离感、异化感、政治上的挫折感和政治上的无权感。但是他们发现，他们能采取的步骤是极其困难的。在我看来，正在发生的事情——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好像自己正在重走一段路程，而且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来这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已经发生变化——是民族主义政治中的一种可能性，要通过与各种形式的消极意见进行必要的交锋，创造新的积极因素，不要简单地把这些消极意见看成是敌对的，要把它们看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力量，尽管这些力量是我们最初所反对的，但它们却是整个人类历史某个阶段中产生的，而我们自己其实也生活在其中。
　　当我们从一种仅仅是怀旧的民族主义政治向真正有前途的政治转变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那种积极的思想，而这无疑是欧洲其他一些政治中心最开化、最聪明的左翼政治中丢掉的东西。因为无论那样的政治有多么复杂，多么激进，它的核心部分却失去了被其内部人士反复确认的某些观念：这样的解放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样的斗争能够得到什么，这样的人类生活将会是什么，不要乌托邦式的描述，因为那是各种先入为主的冲突、斗争和争论的对象。在如此众多的地区，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历史的纷繁复杂的变化中，这种观念真的丢失了，而现在所提出的思想，我认为仍然是很不完整的，但是现在所提出的思想几乎是新民族主义运动独家提出的，是这场斗争中包括消极意见在内的各种思想的重新联系，具有目的感，具有那种积极思想的可能性。如果我对我的同时代人的思想判读准确，我意识到，在经历了过去三十年极其混乱并令人沮丧的政治之后，这些人的思想是多么疲惫。我认为，新的积极运动是非常关键的要素，目前这种要素来自外围。这是一个关键要素的复活，没有这个要素，政治就只能是资本主义各种利益的相互作用，那将成为政治的终结，不管怎么说，即使我是第一次观察政治生活，这对我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
　　奇怪的是，这个运动最初是十分幼稚的，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对它是不理解的——而且我现在有时候仍然不理解——人们怎么会不愿意生活在真正的杜区之中。我的意思是说，难道这不是一种明显更好的生活方式吗？究竟是什么在阻碍我们？一年前，我还是回到庞特普里斯，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全国煤矿工人工会纪念那次大罢工五十周年的大会。人们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于五十年来英国居然没有出现社会主义感到不可思议。究竟是什么在阻碍我们？我发现了：我们都发现了。然而在发现的过程中，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是负面的，要在这些都市中心重整旗鼓不仅是一种才智或者组织方面的能力，而且是一种刚毅的力量，一种情感的力量。这就是我认为恢复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威尔士。几乎只有它在单枪匹马地进行尝试，在这种新的积极自由的政治边缘进行着摸索，如果说它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那只是荒唐的奉承。

咬文嚼字：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几个关键词

1985

　　采煤过程中有噪音、粉尘和矸石。同样，煤矿大罢工涉及对整个社会来说非常重要的中心问题，但是围绕这些问题、往往使问题变得模糊不清的噪音、粉尘和矸石就是那些混乱、短视或激进观点。大多数矿工都对自己的工会尽了责任，他们以集体坚持的方式表现出非凡的品质，现在社会主义者的责任不仅是在各种情况下继续支持他们，而且要阐明并宣传这些中心问题，因为在未来几十年内，社会的未来都将取决于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用罢工中的四个关键词来界定：“管理”、“经济的”、“社区”、“法律和秩序"。我将对此逐一探讨，并切入主题。

“管理权”

　　这次罢工是由“管理方”单方面决定关闭某些矿井所引起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它不是比较直接的关于先前协议和程序问题的争论，也不是关于政治内容和形式的重要问题，它应当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问题。那就是工人们不仅要求掌控自己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而且要掌控自己工作的性质。这个要求的人本宗旨是绝对的。否认它，哪怕是限制它，就等于把整个阶级的男男女女都置于其他人的意愿掌控之下。资本家会否定它，这是意料之中的，他们的世界是建立在资本力量基础上的，目的是把实际上的大多数工人置于受管理的雇用条件之下。对这个力量的每一次挑战，他们都感到愤怒和鄙视，而几代人以来，社会主义者尽管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困难，却一直在努力实现这样一个社会，以使这个人本宗旨能在这个社会中得到承认或最终能得以实现，我们在自己的劳工运动主流中，选择了一条特别的道路。主要的工业和服务业将被国有化，这样，它们就能体现民族的或者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以私人利益的形式代表资本家的利益。这样的道路似乎是合理的，不同于过去那种不负责任的资本主义道路。
　　但是，与任何其他单一事件相比，这次煤矿大罢工更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这条道路能通向哪里，它与原先的人本宗旨还有多远。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就是“管理方”这个狡猾的词。因为它是整个现代工业发展的一个事实，而在“管理方”与过去使用的“主人”和“雇主”之间有严重的混淆，有时甚至是故意的混淆。
　　在国有化道路上，这个新结构的两个理想要素是代表公众利益的委员会和管理生产及分配的技术管理机构。在所谓优先考虑更大范围的国家利益和尽可能进行有效生产的前提下，工人们提出的控制自己生产的要求被搁置在一边。这些所谓优先考虎是很重要，但关键要看它们否定或限制了人本宗旨的要求后发生了什么。首先，煤炭局代表的不是最大多数公众的利益，它实际上成了一个法人雇主，只与国家保持政治和金融关系。其次，一个公用事业局和技术管理部门之间的区别被混淆了，以至，“管理”——被认为是职业性运作——简直成了掩盖实际雇主的意愿和考虑的幌子。
　　这是非常严重的混淆，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需要真正的管理，这是很自然的。在任何复杂的运作过程中，研究、组织和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给“管理”附加的意义是错误的，因为这些必要的过程被压缩成某个雇主的公司计划，而这个雇主只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寻求自己有利可图的运作方式。“管理方”所说的被当成一套不可挑战的技术性决策，而实际管理方——现在已看得很清楚，就是过去的主人或雇主——在出于短期的政治与商业考虑的决定性环境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这样的决策。
　　于是，当煤矿工人挑战那个单方面的“管理权”的时候，大量的舆论被调动起来，目的是挫败他们胆大妄为的行动，整个现代工作组织中一个关键问题就变得很清楚了。在直接决策过程中，根本就没有人来跟他们商量，不过如果跟他们商量了，后来必然发生的那些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他们一直在争取的要求，是每个工人的要求，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想把握自己将终生为之服务的这个行业的长期方向。真正的管理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复杂的沟通和谈判过程，直到达成某种总体的、可以重新谈判的协议为止。
　　忽视、终止或者践踏这个困难过程的所谓“管理权”是根本错误的，它实际上是在粉饰雇主的绝对权力与专制权力。矿工们在对这种傲慢和混淆提出挑战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提出这种要求的初期阶段，一直在为一个原则而斗争，而这个原则对于从医院到大学、从机关到工厂的每个受雇用的工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了总体利益所在：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工作的人们不应当受到在“管理权”掩饰下的资本和国家专制运作的威胁，在非常强大的跨国资本以方便为借口让数以百万计的资本进行流动的时期，在各种金融财团迅速而且往往很专横地进行兼并和合并的时期，实际上每一个人都面临或将要面临煤矿工人已经面临的境况。
　　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我们的工会保护我们，我们一直希望有一个由政府资助的企业来保护我们，在这次罢工中，在一个关键点上，各种保护都受到了攻击。我们的劳动是我们的，不能让其他人任意处置，这是民主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不能培养并提高自己的觉悟，发起并扩大一场运动来捍卫和推进这个民主条件，那么无论这种直接行动的命运如何，我们都将是不可饶恕的。

什么是“经济的”？

　　另一种权威的声音说：面对现实吧。如果你们的劳动是不经济的，你们还有什么权利靠劳动生活呢？当然，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但不能用反对这场罢工的语汇来表述：那种语汇是真正的噪音和粉尘。因此，很显然，在第一个层面上，像“管理”一样，是否“经济的”并不是什么必要的睿智、专业、中立的判断。在哪些矿井是“经济的”这一问题上，对矿井直接交易账目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甚至另类的定义。对煤炭局的普通会计程序的研究使人们从专业角度对它们的准确性和实用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可以对这里的任何一项研究进行挑战，就像对官方的计算方法进行裁定那样，从理性上来说，这不是某些笼统的“管理权”所能保护的。

　　不过，无论这样的争论怎样进行，都存在着必须把“经济的”作为关键词来进行研究的层次，因为这一点才是真正的管理和谈判的实际内容。把具体的商业运作与总体的经济割裂开来，是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特点，甚至也是某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特点，因为他们也卷入了当地在这些术语上的争论。作为技术性的步骤，这是可以理解的。需要对具体的运作和投资情况进行具体的研究，但是任何一项研究结果都必须回归到整个经济中，因为它们是整个经济的一部分，此外还要回归到社会中，因为支持社会是经济的目标。
　　在这方面，煤炭就是一个非常有力、非常特殊的例子。煤炭是这个岛国重要的经济资源，对采煤的任何合理计算不仅必须包括对当前交易的计算，而且必须包括对总体能源政策的长期预测与相关计算。因此，不把长期储备的影响包括在内的经济计算，把生产集中到目前最能赢利的矿井，关闭根据某种计算方法无利可图的所有矿井的做法，即使作为孤立的经济过程也是有问题的。
　　但是整个情况所涉及的范畴比这个要大得多。实际情况是，孤立的算法篡改了普通经济学的许多功能。事实上，正如煤矿工会所指出的，为了挫败罢工，为了向冗余人员提供资助的花费已经超过了维持现有煤矿业所需要的花费。而且，更普遍的情况是，在老矿区有大量的社会资本和持续的社会投资，然而在“管理权”控制下，有人竟然提出要淘汰这些资本。在这些地区的房屋、学校、医院、道路是一笔巨大的经济投资，其总量使任何一个特定行业的交易计算相形见绌。正是在这个最基本的层次上，矿工们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议题和问题进行了界定，并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摧毁性的特点进行了揭露。重新崛起的劳工运动的方针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且是在更广阔的领域中。

捍卫真正的社区

　　现在有人把煤矿工人的罢工描述为对旧秩序的最后一次冲击。正确的理解是，它是走向新秩序的最初几步中的一步。从他们把重点放在保护自己的社区这一点来看，就更应当这样来理解。“社区”是另一个必须理解的关键词。
　　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煤矿工人所说的社区，就是他们一直生活并希望继续生活的地方，在那里不仅有几代人在经济、社会和人文关怀方面的投入，而且这些也是新生代的人将要继承的。没有这样强有力的完整的联系，就不可能有任何有意义的社区。
　　然而，“社区”这个词还有另外一种用法，所指的不是那些实际的地方和人民，而是任意总体利益的抽象集合，任何一个广义的社区——民族或者国家——只要它是真实存在的，就必须包括实际的、多样化的社区。以“社区”或者“公众”的名义来摧毁实际社区的做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邪恶的。
　　然而这是一条无情的社会秩序逻辑，而且现在的表现非常强烈：这是一种新的游牧式资本主义的逻辑，它先利用那些地方和那里的人，然后（由于这很适合它）再换一个地方。确实，这种新游牧式资本主义的发言人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像实际的人类，他们的形象和言语都越来越像适应性很强的游牧者：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就能凭借自己的头衔，从任何固定的工作和生产活动中支取现金，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无论受到什么方便的照顾，都希望听别人告诉他们，说他们会干得很漂亮。而那些真正的男人和女人们，那些从城市的贫民窟和被遗弃的矿区村庄回到自己的工作阴影中的人们，知道自己正面临着陌生的、看似非常强大的报纸和金钱的世界。正是为了持久的荣誉，煤矿工人以及那些充满反抗精神的社区中的女人、老人和所有其他人才奋起反对这样的秩序，并且挑战它的权力。
　　但是，必须要更加广泛参与的挑战才能真正击败这个秩序。煤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典型的例子，因为它的重要性普遍而深远，但是要进行更广泛的运动就必须进入更困难的领域。必须彻底重新厘清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在那个陌生的秩序中，我们面临的将是一系列的裁员决定，越来越多的行业将宣布越来越多的冗余人员，这些陌生力量私下的谈话——其中有一些被媒体一字不落地转载——是一连串的统计数字，吹嘘减少冗余工人后生产和利润都实现了增长。沿着他们那条道路走到尽头，被宣布为不经济的和冗余的对象将不仅是一些特定的社区，而且是整个社会——曾经的不列颠，现在被称为联合王国，就是一个初期候选对象。
　　我们无需为那些名义上与我们有同样国籍的、有适应性的游牧者担心。他们还会继续换地方，或者从其他地方获取受到严密保护的利润。
　　我们其他人现在就在这里，而且有必要留在这里，如果我们要想继续有一个真正的社会，就必须找到另一种经济秩序；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社会，就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
　　只从名义上坚持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应付这种挑战的。这样的实践是极其困难的，所以我们应当进行认真研究，社会主义者历来认为，阶级社会中存在着内在的不平等。但是我们往往也忽视了地球自身的不平等，还有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的不平等。这场罢工再次告诉我们，要把煤炭看成一个本地资源，正是这样的思想——这是对我们在资源和技能方面的生计手段的实用而且具体的审计——将使我们能够挑战对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财富和利润的定义。
　　因为实际上，在所有其他分类中，财富只存在于人民之中，存在于他们的土地上和海洋里。在使用这些财富时抛弃和放弃人民，从根本上来说是矛盾的，这就成了一场社会灾难，不亚于对土地和海洋不计后果的使用所造成的灾难，真正以一个地方的人民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为维持他们今后的生活而制定经济政策，需要我们从思想上来一个大的变化，而煤矿工人关于矿井和社区的论点已经表现出这样的变化——他们拒绝把经济和人民以及经济和社会割裂开来。

“秩序”思想

　　我们应当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考察最后一个关键词：“法律和秩序”。我把“法律和秩序”看成一个词，因为它现在就是作为一个词来用的，是与“警戒线”相对的。这是一种随意组合，它本来应当是两个不同的词，有两个不同的概念，这样的组合是解释当前意识形态影响的关键。所有社会都需要法律，所有复杂社会都在制定和修订法律。真正的问题是秩序。听一听某些大臣们的话，就不难发现秩序的真正意义，那就是命令：服从合法的当局；在和“管理权"相结合之后，确实应当服从所有的当局，从情形上来看，这显然是矿工们的大逆不道。然而秩序的思想却比这个重要得多。法律必然是一个特定社会秩序的工具。没有法律，任何社会秩序都无法存在。但是，在任何关于具体法律的争议中，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对理想的社会秩序的根本定义。于是现在就有了专门制定的法律来限制工会权力，限制工人代表大会的权力，干涉一个必然会受资本控制、本来应当是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抗战这个秩序就是挑战这些法律。
　　社会主义者常常被扣上支持混乱的罪名，所以，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用简单否定的办法来回答问题。在涉及管理权、其他经济政策、社区情况的争论中，所涉及的都是带根本性的秩序问题：不是指挥问题或者权威问题，而是由占公民大多数的人所选择的生活方式问题。社会主义者并不是要维护混乱无序，而是应当利用各种机会来说明现在实际发生的情况：我们所习惯的社会秩序正陷入混乱，在政治和经济的联合攻势中，一些特定的社区正走向毁灭。
　　对于那些受威胁最大的矿区里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来说，这一点早就非常清楚了。他们直接捍卫的确实是一种生活方式，是某种特定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从其他地方的发展来看，这种秩序现在正受到残酷的对待。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就有要进一步汲取的教训。从不同煤矿的分化和区别来看，从根据地区决策而不是全国投票的方式决定罢工的实际情况来看，很显然，不同地区在物质上的差别对于广义的、被认可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具有深刻的影响。
　　对于那些最赢利的煤田和最易开采的矿井来说，它们的直接社区就具有全然不同的前途。这些实际环境的差异极大地限制了一个全国性工会、全国性运动或者政党从理论上把这些差异融入一个政策、一个可供选择的秩序方面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政策从一开始就不能建立在资本主义政策和对它进行小修小补的基础上。

　　资本主义的政策现在依然是从最廉价的市场买进、在最昂贵的市场卖出的政策，在最近几十年内，它已经从根本上颠覆了依然是我们的人民以最自由的方式选择的社会秩序：即作为一个独立、自我维系的民族而存在。诉求“法律”或“秩序”的持续合法性主要就体现在这个特点上。这样，当钢铁、电力、现在的煤炭等一·些所谓公有企业，把真正的国有企业的利益公开置于它们自身的直接市场估算中——例如把煤炭销往海外，以便破坏、缩小或关闭某个所谓国有企业——于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也就开始了。
　　这场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的”或“不经济的”，实际上它随时都会无视其他所有的社会考虑。但是如果它继续这样做下去，那么我们的所谓社会秩序及其法律方面的诉求还能剩下什么呢？真正剩下来的经济又是什么呢？只剩下少数在任何劳动条件下，在任何生产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和服务行业？但是，根据这些国际资本主义的标准，任何可行的社会秩序都要强制裁员，否则就无法得以长期维系。
　　现政府的政策——如果它还无愧于这个严肃的名称——就是要希望发生这样的经济衰退，甚至加快它的发生，认为这样才能继续从政治上把所有冗余人员及被抛弃的社区边缘化，或者，如果他们自愿接受集中化媒体的控制（这次罢工中的政治观点不是源于国会，而是来自广播和电视）以及新的管理形式的控制。
　　煤矿工人在两个主要方面把我们带到了决策点上，无论这个岛国未来政策标准如何,它的煤炭和它的技能都是重要的资源。它们不是什么可有可无的市场部门，而是我们可持续经济生活的关键，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这种观点与我们所有社区的生存问题联系起来，它们就超越了自身无可置疑的总体经济地位，成为决定这个社会的未来、决定其劳工运动的未来以及社会主义事业未来的社会问题。在这些充满危机的社区中，存在着正在复苏的社会主义的生长点：这不是个别案例，而是带普遍性的案例。由于这里存在着多样性和对多样性的尊重，所以新的大众力量正在形成，并在寻找有效的政治表达方式。从细节上看，这将是一个长期、困难的过程，但是煤矿工人在寻求保护自身利益，他们概述了总体利益的新形式，向“管理”、“经济的”和“法律和秩序”这几个具有摧毁力的关键词发起了挑战，因为它们掩盖了资本主义在一个不计后果的新阶段的真实运作。
　　随着罢工的结束，还有许多要讨论和辩论的东西：策略问题、时机问题，无疑还有人格问题，但是，快速、急剧地超越这些问题，转向那些现已非常清楚、具有决定意义的总体上的问题，可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1] 位于加的夫市中心的著名橄榄球场。——译注

^[2] 爱匙（love spoon）是威尔士男子送给未婚妻的礼物。——译注

^[3] 这种小木牌上刻着WN两个字母，代表Welsh Not。——译注

^[4] 凯尔特人（亦译克尔特人、盖尔特人）是西欧的一个种族，包括古代的高卢人、布立吞人和现代法国的布列塔尼人、英国的康沃尔人、该尔人、爱尔兰人、马恩岛人和威尔士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