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瞿秋白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三号。这里收录的是其中的第一、二节。文内小标题是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所加。
一、五四至五卅中国革命思潮之趋势及分化中国民众革命运动的开始，可以说是从五四时代[1]起的。帝国主义的发展，欧洲各国的向外侵略征服殖民地，是资本主义进程中不可免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国家，如英，如法，如德，如俄、日等，内部生产力的增加和阶级斗争的剧烈，渐渐的动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私有财产制度。于是资产阶级便不得不力求扩大自己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就是掠夺殖民地，以维持自己阶级的统治地位。他们侵略弱小民族——资本主义文化还没有发展的国家，他们可以独占那地的市场，垄断那地的原料，因为这些地方自己既然没有工业，当然不能和帝国主义竞争。因此，他们可以得到超越的非常的利润——比本国市场内多至百倍的利润。可是，这种殖民地政策的施行：一、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互相的冲突；二、不能不使被侵略的国家逐渐的资本化。这两种结果，原是帝国主义自己所造成的，便足以致帝国主义的死命。社会革命的爆发便在这帝国主义内部崩溃的过程里发现；帝国主义的欧战是列强冲突的表现，是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可是战争的延长和破坏，使全社会中大多数群众不能再忍受资本主义的统治，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等都倾向于无产阶级而造成革命的形势。俄国的十月革命便是因此发动，又加以内部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类种种矛盾冲突的汇集而成功的。便是英、美、法、日各国在欧战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也都经过一个可怕的革命危机。至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化，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致命伤，他们的种种殖民政策、经济政策，无一不是遏制弱小民族的工业发展；可是弱小民族内部假使商业经济极不发达，大多数人民安于农业的自足经济，那时，资本主义国家便无从畅销他们的商品，无从多量吸收原料；所以弱小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触，便自然而然，至少在商业方面，逐渐的资本主义化，商业资本的积累（所谓“资本之最初积累”）必然发生工业资本，这时候，帝国主义的侵略便和殖民地弱小民族间的资产阶级发生冲突了。何况，帝国主义列强为夺殖民地而互相战争时，正给殖民地以发展自己工业的机会，宗主国的生产完全集中于军事，殖民地的生产和原料，当然只能自己经营、自己应用；那商业里（买办、洋货商）积累的资本，久受宗主国资产阶级政策的束缚和遏抑，到此便不能不急速的投入工业生产。这便是国民革命的经济基础。于是社会革命开始的时代，便是殖民地弱小民族里国民革命开始的时代。帝国主义之前的一时代里，后进的资本国与先进的资本国相竞争（如俄国彼得大帝变法，日本维新）的过程，和现时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向帝国主义革命的过程是断不能相混的。即前一过程，即使有革命，也只是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后一过程，便含着多量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在内——在国际范围内，这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正在于五四时代，这里原因看上述的经济分析便可以明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他在政治上的成绩，影响于多数民众最大的，只是“国货”两字，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五四前后中国资产阶级，确有一期的大发展的事实，便已经完全证明了。可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反对宗法封建军阀的革命，内部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种子，各国革命史都是实例，中国何尝又能除外？其中的理由非常明显。资本主义发展之中，资产阶级的经济力固然集中而强大，无产阶级的增多与团结也必然相伴而行，天下那里有没有工人的工厂呢？况且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运动，在殖民地上，如中国的五四运动[2]，事实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3]的世界化等等的影响呢？那时的青年和学生，差不多个个人都注意报上世界革命运动的消息，个个人都想谈几句劳动问题、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当然是很笼统模糊的，然而就在这一源流里生长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共产主义。《新青年》[4]杂志的左倾与其共产主义化的过程，便是明证。当初五四运动时的新文化思想——反对孔孟、反对旧礼教、白话运动、妇女问题等等，都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所需要的。同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劳动社会问题的研究热与上述各种运动混流并进。这是很明显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封建社会。这种联合战线，第一、当然不是自觉的；第二、当然增加中国革命运动的新力军，以救辛亥革命后垂危的国民党。实际上这些思想上的新潮，只是资产阶级民族自觉的先驱和后盾，所以主要的政治力量，仅仅只产生“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可是在当时的环境里，这种社会力的伸张，确是一大进步，可以使国民党、孙中山先生等“俯就”新潮，甚至于俯就马克思主义，《建设》杂志[5]、《星期评论》[6]、《孙文学说》[7]等等，都是在这时候出世的。 五四到五卅，这六、七年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义。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从北京、上海到广东，从北京大学教授、戴季陶[8]（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到所谓“中兴名将”的曾、左、李国家主义派[9]。这是什么缘故？原来，中国社会在欧战之后，一方面资产阶级发展，别方面无产阶级发展；社会上新力量产生的初期，共同联合战线反抗宗法军阀社会，涌起国民革命的巨潮。随后的发展，便是两阶级互争革命的指导权和国际上联盟军的争择之过程。这六、七年中国国民革命的实际进程，却是从模糊笼统的联合战线进而至于明显的自觉的，从资产阶级“爱国主义”进而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从资产阶级联美制日的希望进而至于联世界无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这种过程，到五卅运动而得了极高的发展。国际关系上，在这六、七年中，资产阶级所希望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10]的，着着落空；而无产阶级的新国家苏联，不但事实上废除领事裁判权[11]等，并且进而切切实实赞助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国内斗争里，在这六、七年中，中国无产阶级运动长足的进步：四、五年来的罢工运动已经使无产阶级的三分之一（至少数）组织在工会里，每次在民族斗争里，表现他的力量；国民党改组一年，在党内刷除买办官僚的分子，在广东给买办和土豪阶级（商团、民团）以极大的继续的打击；并且军阀之中亦起分化。无产阶级在这国民革命过程中，确已占得多份的优势，到五卅时候，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领袖五卅运动，尤其是无产阶级指导下之联合战线发展的最高点。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国民革命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消灭革命。同时，帝国主义者尤其害怕这种运动的彻底发展，正在努力“工作”，做反对所谓赤化苏联的宣传，离间挑拨资产阶级。于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也发现自己的“阶级觉悟”而努力于反对阶级斗争和国家主义的宣传，国民党右派的形成，实际上是与帝国主义者联合战线。这里阶级分化的现象是非常之明显的，半年来思想界里的反动潮流，从主义上、策略上、革命领袖问题上以及道德文化上所发生的争执，都是这一现象的表演。可是，同时中国革命运动的进展，使无产阶级政党和国民党的主张，如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的运动等，都因而渗入普遍的群众里去；中国社会一般的革命化的过程，当然影响到政党界与思想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及知识阶级也就逐渐显现他们的左倾。最近半年来，北京方面有《猛进》杂志[12]、《莽原》杂志[13]，上海方面有《洪水》杂志[14]等等，至于国民党内如柳亚子[15]、朱季恂[16]、甘乃光[17]、陈公博[18]等，居然形成强有力的左倾，汪精卫[19]、蒋介石[20]等革命倾向之确定更不用说。思想界与政党界左右分化的过程，显而易见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进展而日益激厉的，或者以为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兴起是中国社会反动的表征。其实不然，这种反动正足以证明中国革命进展急速，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工具；使资产阶级不得不急起直追的攫取革命思想的指导权。 二、共产主义及无产阶级领袖革命之问题中国革命是国民革命，然而国民革命的进行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由资产阶级来指导，对于帝国主义做局部的抵御，利用所谓列强之间的冲突而苟延残喘，想镇压劳动民众的阶级斗争，处处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而希望以反对赤化取媚外人，求得些须的恩惠；一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对于帝国主义整个儿推翻，利用帝国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冲突而进行革命斗争，发展国民革命中之阶级斗争成分，集中最大多数民众的革命力，以求肃清国内一切买办、军阀、土豪等帝国主义的工具和劳动平民的压迫者。现时左右派斗争的具体问题是如此，并非如表面上看来是共产与反共产的争执。然而右派——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派，故意装着不知道，自己造作一个共产做对象，其实是帝国主义的谣言，他们却偏偏当真的来攻击。 如果要反对共产主义，便应当明了共产主义的意义。如今思想界的右派却都是信口胡说。譬如邹鲁[21]、孙镜亚[22]等类的国民党员，曾琦等类的国家主义派便都是如此。他们或者说广东政府立刻就在实行共产，或者说共产党是要中国社会回到原始共产制度（《醒狮》[23]第六十八期）。广东政府是否共产，现在不值一驳。中国共产党要实行的是原始共产制度吗？这不过是曾琦等自暴其不学与荒谬，不值得去说他。至于比较有研究的戴季陶先生和《独立青年》杂志的灵光先生[24]，也是同样的不了解共产主义四字是何所指。戴季陶说中国共产党的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灵光说中国共产党要抄俄国的老文章。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否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主义究竟是什么？我想，他们一定知道的，他们一定知道中国共产党并不曾主张明日便使中国社会里实现共产制度；可是他们因为要反对中国共产党，故意一口咬定的这样说。这里我们可以找着丝毫的客观态度吗？当然不能够！ 我们应当分清楚共产制度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共产制度是说全人类社会之中阶级已经消灭，一切生产分配由社会经营，个人只须依照社会的计划去参加工作，便能得到社会的一切供给——衣、食、住、娱乐、科学等等。共产主义是说从现在社会——帝国主义的列强，商业资本宗法社会的弱小民族殖民地，以至于非洲、西伯利亚等处的原人社会，怎样过渡到共产制度的种种式式政治、经济、教育等的方法：政党的策略，革命中的阶级关系，经济、文化等的政策，革命后的国家制度等等。他们右派说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即不能实现于现时的中国。如果是指共产制度而言，那么，不用说在中国，便是在已革命的俄国，将来革命后的美国，也不能立刻涌现。如果指的是共产主义，那么共产国际对于各国都有相当适应于当地经济状况并与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相联络的政策。他们应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政策加以详细的虚心的研究，才有开口批评的资格。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经济状况有周密的研究，以前《新青年》、《前锋》杂志曾经登过不少这类的文章。因此中国共产党确定进行革命以达共产制度的第一步政策：（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适值世界帝国主义猖獗侵略中国的时代，亦就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至于资产阶级，都处于帝国主义、军阀双重的压迫之下，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努力实行国民革命，引导一切平民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的国民革命当然就是世界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便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二）这种国民革命的斗争里，无产阶级和农民应当以自己地位的改善和政治自由的取得为目标；因为解放大多数中国民众才能算得民族的解放。（三）凡是遏制劳动民众的斗争自由，剥削劳动民众的利益之一切势力，都应当和他奋斗，都应当推翻；那么，中国资产阶级如果压迫剥削民众，阶级斗争便是国民革命中不可免的，如果他们因为要压迫剥削民众而与帝国主义者、军阀妥协或联合，那么，劳动平民的阶级斗争不但拥护自己阶级利益，而且就是拥护民族利益，更加必要。（四）这种革命的进行和胜利，必须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中国的力量才能排斥帝国主义的势力，而中国、印度、安南、朝鲜、南美等排斥帝国主义势力，同时，英、日、美、法、意等国内无产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这种革命的胜利自然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那时便当然根本推翻。（五）帝国主义国家内资本主义推翻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资本主义，便根本无继续发展之必要与可能，亦可以由劳动平民组织的国家执行有规划的发展经济实业计划，以渐进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制度。这种政策，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用不着理论上来回答。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劳动运动之后，这四、五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革命运动的进行，直到五卅的大开展，全国工人、农民、小商人的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呼声普及穷乡僻壤，便是切切实实的证据。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农工阶级因得着多量的自由而赞助革命政府，还在继续不断的和地主买办阶级奋斗，以巩固革命政府的基础，广东一般人民现在能免除苛税杂捐的重负和反动军阀的压迫，便是这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国民革命的结果。苏联、土耳其、蒙古、印度、埃及、叙利亚、英、法工人等革命势力对于广州政府的赞助和同情，便是革命政权确定而不受英国帝国主义摧残的保障之一。这种政策是否抄俄国的老文章，更不用详细的解释了。醒狮派和邹鲁派当然每况愈下，已经和买办阶级的冯自由[25]派不能互相区别，他们除反对苏联、反对赤化而外，本无别种任务，只是信口造谣，说广东是俄人统治，是实行共产，说共产党是否认国家等等。广州的事实，最近国民党代表的第二次大会[26]，甚至于得到华侨及香港华商的赞助，已经为一般人所公认。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诚意的和国民党左派、革命派的孙中山主义合作。这第一阶段的中国共产党政策当然和国民党的革命主义相符合。何以能说共产党否认国家！可见醒狮派的态度，还不仅是曾琦等无知荒谬不学的结果，并且是有意混朦事实，出于造谣中伤的用心。至于戴季陶、灵光等也是无的放矢，还有些人，或者接受共产党政策而故意反对共产党，适足以表现他们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 [1] 指一九一九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前后，当时广大群众进行了彻底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 [2] 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这一天，北京爱国学生在天安门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抗议由英、美、法、日操纵的巴黎和会将德国侵占的我国山东青岛的特权让给日本的无理决定，要求取消“二十一条”，高呼“外抗强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这个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地。六月三日、四日，北京军阀政府大肆逮捕学生，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天津、南京、唐山、长辛店等地工人大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六月十日，军阀政府被迫释放学生，二十八日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 [3] 指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美等国都曾发生过工人大罢工，劳动问题成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问题。 [4] 《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杂志》，一九一五年创办于上海，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七年初迁北京出版，一九二○年迁回上海。早期由陈独秀主编，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自一九二○年第八卷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党中央理论刊物。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次年六月改出季刊，由瞿秋白主编，至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四期后休刊，一九二五年四月起为不定期刊，共出五期，次年七月停刊。 [5] 《建设》杂志，国民党的机关刊物。由孙中山直接领导，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等参加编辑和撰稿，主要宣传三民主义。一九一九年八月创刊，一九二○年八月停刊，共出二卷十二号。 [6] 《星期评论》，戴季陶、沈玄庐主编。一九一九年六月创刊，一九二○年六月六日休刊，共出五十三期。 [7]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所著《建国方略》内容之一，又称《心理建设》，写于一九一八年。主要阐述了孙中山的知、行观等的哲学思想。 [8] 戴季陶（一八九○——一九四九），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后，曾进行一系列活动，歪曲孙中山学说，反对三大政策，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以后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极力散布阶级调和论，宣传所谓“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在反帝斗争问题上，他还提出所谓“缩小范围”，“法律解决”，“单独对英”，“劝日本回东方来”的错误主张。 [9]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勾结洋人，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维持了清政府的统治，因此被称为“中兴名将”。这里所说的国家主义派曾、左、李，指曾琦、左舜生、李璜。他们都是中国青年党创始人，也是力图维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反动统治的国家主义派的头目。 [10] 华盛领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九国参加，次年二月缔结了《九国公约》。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反映了美、英与日本争夺中国殖民地的矛盾。 [11] 领事裁判权，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取得的一项特权，即外国在华侨民犯罪或成为诉讼被告时，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由各该国领事依照本国法律“裁决”。 [12] 《猛进》杂志，政论性周刊，一九二五年三月六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出至第五十三期停刊。 [13] 《莽原》杂志，文艺刊物，鲁迅编辑。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创刊于北京。初为周刊，附《京报》发行，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至第三十二期休刊。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离开北京后，由韦素园编辑，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至第四十八期停刊。 [14] 《洪水》杂志，创造社刊物之一，一九二四年八月创刊于上海。初为周刊，仅出一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复刊，改为半月刊，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出至第三十六期停刊。 [15] 柳亚子（一八八七——一九五八），江苏吴江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一年谴责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6] 朱季恂，江苏松江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病逝。 [17] 甘乃光（一八九七——一九五六），广西岑溪人。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六年任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18] 陈公博（一八九二——一九四六），广东南海人。中共“一大”代表，一九二三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五年加入国民党。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二七年“七一五”随汪精卫叛变。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同汪精卫、顾孟余等人于一九二八年底在上海成立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为改组派首领之一。一九三一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精卫投敌。 [19] 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名兆铭。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一○年因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被捕。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收买，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袁世凯失败后，又投奔孙中山。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一九三一年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九三八年底投敌叛国，一九四○年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任主席。 [20] 蒋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名中正。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出身。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上海起事。一九二三年到苏俄考察。一九二四年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旋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一九二六年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主席、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等要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公开破坏国共合作。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总裁。一九四八年任伪总统。一九四九年大陆解放，率部退至台湾省。 [21] 张继、谢持、邹鲁，均为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他们参与组织“西山会议”，联合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 [22] 孙镜亚（一八八七——一九五四），江西永丰人，国民党右派分子。 [23] 《醒狮》，国家主义派的机关刊物，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由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创办于上海。曾琦任总编辑，左舜生任总经理。这伙人也被称为醒狮派。 [24] 《独立青年》杂志，一九二六年一月创刊。它的前身是陶希圣、萨孟武等人主办的《孤军》杂志。它与《醒狮》周报互相配合，共同鼓吹国家主义。灵光是国家主义分子，经常在《醒狮》周报、《孤军》上发表文章。一九二五年五月，灵光在《孤军》上发表《评共产主义者的谬误并论中国的经济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大肆诬蔑，因而受到瞿秋白等的批判。 [25] 冯自由（一八八二——一九五八），广东南海人。早年加入兴中会、同盟会。一九二四年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有名的国民党右派。 [26]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会议通过决议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并分别给予纪律制裁。但会议对右派也作了妥协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