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24年5月28日 同志们！关于争论我将更多地谈谈托洛茨基同志没有涉及到的那些经济问题。我不打算多谈政治问题。 谁的过错？首先我要向大家提出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党一般在什么条件下会面临1923年11一12月所遭遇的前景呢？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下面一种回答：如果在经济中和党内有某种新的东西在成熟起来，如果这种新东西要求改变经济政策和党的政策，如果不及时作出这种新的改变，如果中央行动过于迟缓，那末一个感到对工人阶级负有责任的富有生命的党就应当做为一个集体去寻求摆脱现状的出路。党应当或者将历史向党提出的问题予以彻底解决，或者徒具形式地提出：等待半年后的下届代表大会，那时再提出和解决这个或那个问题。关于新方针的问题我们不是虚有形式，而是从实质上加以解决的。也许这个问题的解决耗费了过多的精力，但如果我们也像某些同志在这里所作的那样提出过失问题，我就要问：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是那些根据党章规定的一切办法来为党寻找决策的人们呢，还是迟迟不做出必要的决议的党中央呢？既然提出这个问题，那就要深入一步，就要从这个方面深入探讨。 方针的改变是否必要？现在来谈一下这个问题：当时必须改变党的方针吗？我们大家都认为：必须改变。这种改变是否按正当手续进行的？它既是由中央委员会推行和宣布，又经党代表会议认可的……历史排除了许多私人意气和多余之物，所以我们能更加心平气和地看待这个问题。多余之物消失了，而主要和基本之点依然存在。问题是：或者中央按当时党的舆论所要求而通过的那个决议是做得对，或者是作了不应有的让步，因而犯了一个有待纠正的错误。但我还没有听到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说，关于工人民主的决议是一个错误。既然如此，就决不应对争取工人民主原则的人有所指责。 为纪念列宁而应征入党旳党员与我们的政策下一个问题。在这次争论中我们被指责有小资产阶级倾向。这种指责对于每一个党员，尤其对于老党员的严重意义，你们是了解的。尤有甚者，这种指责已由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正式批准。每一个党员都非常深刻地察觉到代表会议这项决议的严重意义。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虽然不足以作出全部的结论，但却足以看出，指责反对派为小资产阶级倾向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在党内方面由于党员成份的改变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同志们谈论说：你们向党的制度进攻，声言党内生活萎靡不振，在党的机构中滋长着官僚主义等等，可是请看，工人阶级却加入我们的党，向我们表示充分的信任。当然，工人阶级对我们表示信任，由于二十万工人入党而获得的信任是我们难以估价的大批财富。 然而，我们必须了解，这一切所以能够发生是有原因的。如果说工人入党就等于赞同和拥护我们党内政策方面的一切，甚致（至）包括中央也曾通过决议加以反对的官僚主义病态，那便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乐观主义。工人阶级是对我们政策的实质表示信任。我们的政策总的说来曾是正确的，我们的国际政策，我们的对内政策，对待国内其他阶级的政策曾是正确的…… 列宁的逝世向工人阶级提出了下列问题：从前当我们党内还有列宁的时候，不仅我们党、我党的中央和工人阶级有着联系，而且非党工人群众和列宁同志本人有着一种特殊的、血肉的联系，而列宁同志则是做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一切优良品质的体现。在失去了领袖之后每一个普通工人都从这一角度提出问题：党能否克服在领袖逝世后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我们应否参加党，参与整个工人阶级的事业？由此看来，当同志们单单指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完全不够的。要知道，在列宁同志逝世前工人也就倾向于党，但出乎意料之外的大规模自发的参加党，正是在列宁逝世后和在这个损失的影响下发生的。这个事实决非是偶然的。 由此应当得出怎样的结论呢？结论应当是，党内政策有关工人民主的部分既由党代表会议确定并发出指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就应当全部批准。如果我们在工人党内实现工人民主制度，那我们就不会放过这批新生力量，使每个人都能在我们未来的事业中找到应做的工作…… 计划问题我们把加强我国经济中的计划原则提到首位。在主席团中的查鲁茨基同志提醒我，在四十六人的文件中写着这一点。在经济方面这是中心要点。我们在危机时期取得的教训，由于无计划性而受到的损失，在这些影响之下，我们当时特别坚持地提出了这一点。我们曾大声疾呼（也许你们要说：过于大声疾呼了）必须走向计划性。值得髙兴的是，党内已普遍承认计划的必要了。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在这方面已有很大的实际进展。为实现我国经济中业已成熟了的客观需求，还须克复（服）巨大的困难。但无论如何，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试图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提出计划性，就是在经济建设中提倡无产阶级的路线。这与小资产阶级倾向有何相干呢？我要证明恰恰相反的道理，如果我们在原地踏步不前，拘守我国经济中的无计划性，这才是不自觉地向小资产阶级自发性让步。任何一种趋向计划性都意味着加强经济方面的无产阶级路线。如果人们斥责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什么真理呢？这里唯一的真理便是在政治上有时是不需说出真理的（笑声）…… 必须加强斗争反对新经济政策时期中的积累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必须加强向新经济政策时期中的积累作斗争。这里在座的有加米涅夫同志，当时我同他就这个问题在莫斯科的党员大会上，区代表会议上进行过争论。我列举了有关新经济政策时期中积累的数字。人们责备我们惊慌失措，说我们夸大了这种积累，说我们提出的办法有一股战时共产主义的气味。而季诺维也夫同志在作报告时却又把加强向新经济政策时期中的积累作斗争列为当前政策的优点之一。可见，这里关于更有系统地向新经济政策的资本作斗争，关于更有计划地进行斗争，关于借开展国家生产而进行斗争，关于加强合作社，这一切都被认为有一定的道理，无论如何，我们所建议的总路线被认为是正确的。这里那有什么倾向，尤其是，那有什么小资产阶级倾向呢？…… 什么是商品调整？……同志们，什么是商品调整？商品调整就是从国外输入商品，以调整国内市场因生产不足而脱销的那些商品的交换。我们始终反对那种想法和倾向（我国贫困的说法丝毫也未证实这种想法和倾向的正确性），即当我国最起码的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当我国预算存在巨大赤字时，认为我们只要把外汇放进国家银行的库存中，便可以积累外汇（出超——就是在我国积累外汇）；我们曾经说从经济上看来这样制定商业政策是不对的，而且是不适当的。事实很快就证实了我们的顾虑。我们说，我们必须尽量使进口与出口平衡起来，进口的当然首先是机器与装备，但是在某种日用品脱销时也不应拒绝商品调整。我们已决定输入外国的肉类。大概我们很快也会决定从国外输入食糖，因为本年度食糖产量不足。我请问，同志们：为什么商品调整算是小资产阶级倾向，而输入外国的肉类、猪肉和食糖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呢？这里必须提醒大家，用外汇去增加进口的问题已由劳动国防委员会通过。能否说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这个决议是违背经济问题上的无产阶级政策，是富农对我党的影响的产物呢？我不善于开玩笑，但是怎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呢？ 在争论的热潮中，不切实际的夸大和赘言激发了全党，蒙蔽了党的视线，使它看不清事物的真相，那时我们被指责在这一问题上犯有小资产阶级倾向。该是取消这种指责的时候了。拉林同志此时又在这里出面，略为涉及到这一点，他说了些什么呢？这些人在政治同经济的关系上有些模糊不清。对不起，您不如直接了当：您在坚持您在“真理报”上刊登的文章，而且当劳动国防委员会已作出决定输入商品的时候还坚持己见？既然这样，那就指责劳动国防委员会有小资产阶级倾向吧。这种争论既不能辨明是非，反而使党的队伍丧失朝气，我们表示坚决抗议（座中喊声：“谁——是你吗？”）。所有受了这种指责的人。受这种指责最多的人是我和在圆柱大厅对中央的经济提纲提出修正案的那三位同志。总之，同志们，已是彻底澄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对我们的指责原是亳无根据的。 合作社与私人商业在莫斯科多次党员大会上我的发言中曾强调说，既然我们要提出并且应当提出向新经济政策时期中的积累与私人资本作斗争的问题，我们就应该根本改进现有的合作社，因为现有的合作社不受下面的监督，因而也就算不得一个社会机构，它也不受上面的监督，因而在经营方面也就不如国营商业企业。我们应当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我说过在列宁同志的文章中曾全面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过我们党应该重新全面考虑这个问题。 同志们，我很高兴季诺维也夫同志也指出了列宁同志提到的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对于列宁同志在最后几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体会得不够。 试问：在我们开始向私人资本作斗争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竟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吗？ …… （摘译自1924年5月28日“真理报”） |